随着医学模式转变和人民健康需求的提升，现代医学教育不仅要求医学生掌握扎实的临床技能，还需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人文关怀精神以及伦理决策能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强化医学生职业素养教育，加强医学伦理、科研诚信教育”
［1］。医学伦理教育是以培养医学生职业道德素养为核心的系统性教育过程，主要围绕医学伦理基本原则、临床实践中的伦理困境及新兴技术伦理问题展开，普遍采用讲授法、案例教学、讨论教学与情景教学等教学方法，核心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医学生的伦理决策能力和人文关怀精神。医学伦理教育是医学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需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深化内涵发展。
红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医疗卫生事业实践中形成的先进精神文化，其内涵集中体现为“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艰苦奋斗、勇于开创”的有机统一
［2］。这一精神既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新时代医学人才培养的价值引领。当前，在健康中国战略深入实施和医学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红医精神所蕴含的崇高职业理想、人民至上理念和伦理实践智慧，与医学伦理教育的目标高度契合，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教育体系提供了深厚的本土思想文化资源。通过系统探究红医精神融入医学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契合性与实践路径，不仅能够进一步挖掘红色资源的育人价值，更能为塑造政治坚定、医术精湛、德才兼备型卓越医学人才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撑体系与实践参照标准。
1 价值之维：探寻红医精神的医学伦理教育价值，抓住融入“着力点”
红医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精神结晶，承载着革命战争年代医疗工作者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彰显了中国医者的职业品格和崇高境界，蕴含着独特的医学伦理教育智慧。在医学教育中，根植于红色基因、彰显主流价值、凝聚着文化精华的红医精神已成为医学伦理教育的重要资源，将红医精神融入高校医学伦理教育，是新时代培养医学生政治伦理自觉、构建中国特色医学伦理话语体系和筑牢职业价值根基的关键所在，能够有效推动医学伦理教育实现价值引领与文化浸润的有机统一。
1.1 有助于塑造医学生的政治伦理自觉
在我国，政治伦理要求医务工作者在职业实践中不仅关注医疗技术提升，更注重社会责任与政治站位，确保其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医疗服务全过程。与西方医学伦理相比，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更强调集体主义优于个人主义、国家主导公共卫生治理、医疗资源的社会主义分配正义。在新时代，政治伦理有助于医务工作者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健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保障。培养医学生的政治伦理自觉，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是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传承红色血脉的重要性，提出“我们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
［3］。2024年，《关于印发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的通知》进一步提出，要“挖掘人民卫生健康事业传承发展的红色基因，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和抗击非典精神，讲好新时代传承白求恩精神等感人故事”
［4］。因此，医学院校肩负着在卫生健康领域传承红色基因、培育医学生政治伦理自觉的重要责任。
红医精神是红色血脉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具象化表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百年奋斗的精神密码。与一般医学伦理思想相比，红医精神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红”的色彩，其思想根基主要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
［5］。红医精神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是社会主义医德原则的基础和来源，有助于塑造医学生的政治伦理自觉。一方面，红医精神有助于强化政治认同。它以“政治坚定”为核心，通过唐义贞、傅连暲等老一辈医务工作者“听党指挥、服务革命”的典型事迹，帮助医学生理解医疗卫生工作的政治属性，明确“为谁行医”这一根本问题，从思想根源上树立“人民至上”的职业立场。另一方面，红医精神所蕴含的“无私奉献”特质，通过战地救护、舍己为公等历史实践，有助于破除“技术至上”的狭隘观念，引导学生将个人价值融入健康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自觉践行“把生命献给党和人民”的崇高信念。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卫生健康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从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挖掘人民卫生健康事业传承发展的红色基因，讲好新时代传承白求恩精神、红医精神等感人故事”
［6］。因此，在健康中国战略指引下，将红医精神融入高校医学伦理教育，有助于培养兼具政治素养与伦理担当的医学人才，服务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大局。
1.2 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医学伦理话语体系的范式
在当今医学领域，西方医学伦理长期主导全球话语体系。但其基于个人主义、契约精神的“四原则”难以解释中国医疗实践中的集体主义逻辑。我国医伦话语对西方四原则“所指向的行为主体、所彰显的伦理理念有着微妙甚至天壤之别”
［7］。“四原则”理论有着深刻的西方文化根基，主要基于个人主义、契约精神，更强调个体的自主权利与契约般明确的责任划分。而中国有着独特的国情与文化传统，具有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医学伦理话语体系。这一体系根植于儒家仁爱思想，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集体主义导向，平衡个体权利与社会责任；紧密对接国家卫生政策，回应老龄化、中医药发展等本土议题；在基因编辑等新兴领域探索创新与监管的平衡。这一体系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导向存在差异，长期主导全球话语体系的西方医学伦理，难以充分诠释中国医疗实践中的实践逻辑。
红医精神深植于中华传统医德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卫生工作实践，蕴含着中国本土医学伦理价值及话语体系。首先，红医精神实现了“医乃仁术”的现代化转型，将中国古代医家悬壶济世的个人道德追求，升华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制度化伦理实践。其次，红医精神生动诠释了“大医精诚”伦理精髓。“赤脚医生”“分级诊疗”等制度创新，抗疫斗争中数百万医务工作者“白衣为甲”的集体奉献，均使“医者父母心”的传统伦理获得社会主义“人民性”的现代表达，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范式。再次，红医精神创新发展了“天下大同”的卫生治理哲学。通过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将传统“兼济天下”的伦理理想转化为公共卫生具体实践，使“仁者爱人”的医德境界拓展至国际人道主义新高度。可见，红医精神是既扎根于中华悠久医德传统，又闪耀着社会主义伦理光辉的伦理话语。将红医精神融入高校医学伦理教育，有助于突破西方“伦理殖民”的困境，为中国特色医学伦理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思路与范式，使其更加适应中国的医疗场景与社会发展需求。
1.3 有助于筑牢医学生职业价值根基
新时代医学教育应该是“全人教育”
［8］，要培养有灵魂的卓越医者，这是对医学人才的高标准、高要求。然而，当前医学教育正面临挑战：技术主义盛行与后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医学教育过度聚焦于精湛医术的打磨，却忽略了医学本质是关乎人的学科。这就导致部分医学生受资本逻辑的冲击而职业信仰弱化，易受物质利益诱惑，将医学职业视为谋生工具而非神圣使命，淡化了救死扶伤的担当，存在“重术轻德”“精致利己”倾向
［9］，医学生的职业价值根基动摇。
红医精神是和党领导的近代中国革命与生俱来的、基于人性和社会发展规律而得以确定的、与医学根本目的高度一致的、由中国优秀传统医学文化传承下来的、生成于革命“基因”并由此成熟起来的医学职业精神
［10］。面对当前医学生职业价值教育中的各种挑战，红医精神恰似破局利刃，以其内蕴的人民性、人文温度及革命文化认同重塑医学生职业精神。其一，红医精神的人民性本质可对抗资本逻辑异化。诞生于缺医少药艰苦环境的红医精神，其基因中天然蕴含着对功利主义的排斥，具有厚重的人民性精神内核。当资本逻辑试图将医疗行为简化为市场交易时，红医精神通过唐义贞舍生取义、傅连暲捐赠医院等历史叙事，重构医学生的职业意义。其二，红医精神的人文温度可中和技术主义冰冷。红医“炕头诊病”“马背医院”的传统，构建了“技术-人文”二元统一的范式。让医学生在模拟“煤油灯下做手术”“握着患者的手问诊”的实践中体会技术与人文的同频共振，提升医学伦理素养从而改善医患关系。其三，红医精神的革命文化认同可抵御多元价值迷失。面对多元文化冲击，通过回顾红军卫生学校校史、重走红医路等方式，重塑革命文化认同，以革命文化中的确定性价值，对冲后现代社会多元思潮导致的意义漂浮。可见，将红医精神融入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教育，有助于在资本逻辑、技术异化与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代医疗生态中，为塑造兼具政治觉悟、医德修养与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医学人才注入精神锚点，筑牢医学生职业价值根基。
2 关系之维：深挖红医精神与医学伦理的耦合性，锚定融入“契合点”
红医精神根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卫生健康事业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发展的伟大征程中，是医疗卫生工作者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的精神丰碑。其薪火相传的政治品格与职业操守，与当代医学伦理教育追求的价值目标形成深层呼应。这种深层次的价值共振、精神互鉴的耦合关系，为红医精神融入医学伦理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1 “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与利他主义伦理共振
红医精神中的“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内涵与医学伦理中的“利他主义”“有利原则”呈现出深层次的价值同构。一方面，红医精神强调的“政治坚定”并非单纯的政治立场宣誓，更要求医务工作者在价值取向层面建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职业认同，这种政治自觉与医学伦理强调的“效用原则”“公益原则”在本质逻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两者共同指向医学实践的社会责任伦理内核，要求医务工作者突破个体诊疗的局限，将职业行为置于社会健康治理的大系统中进行价值考量。可见，“政治坚定”为医学伦理责任注入了鲜明的价值导向，将抽象的公益原则具象化为“人民至上”的行动准则。这有助于引导医务工作者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医疗资源宏观分配等复杂情境中，能够平衡个体救治与群体健康、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矛盾，作出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判断。
另一方面，红医精神倡导的“技术优良”揭示了医疗实践中技术精进与伦理自觉的内在统一性。技术优良不仅是实现精准诊疗的专业保障，更是履行“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的物质基础。医务工作者唯有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与知识更新，才能最大限度降低医疗差错对患者造成的伦理风险。同时，红医精神将技术追求升华为道德使命，要求医务工作者以伦理敏感性驾驭技术进步。当前，面对AI辅助诊断、基因编辑等新兴技术，精湛的专业能力成为践行伦理原则的先决条件。只有深度掌握技术机理，才能准确评估其风险收益比，在技术创新与伦理底线之间建立动态平衡。可见，红医精神将技术追求转化为当前可操作的伦理能力。
红医精神中的“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内涵与利他主义伦理形成了共同价值坐标，两者的价值共振不仅强化了医学职业的公共属性，更引导医务工作者建立技术发展的人本导向，使技术创新始终服务于生命尊严维护的终极伦理目标。
2.2 “无私奉献、救死扶伤”与人道主义伦理贯通
医学人道主义是医学伦理的核心原则之一，其源于西方希波克拉底誓言和基督教博爱传统，内涵包括生命神圣原则、尊重患者自主权、公平正义原则等，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对患者尊严的维护。红医精神作为中国革命医疗实践的精神凝练，其核心内涵“救死扶伤”，由毛泽东主席在1941年7月为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而得以经典概括。红医精神一经提出，就赋予了人道主义伦理要求。在革命战争时期，医务工作者始终践行革命人道主义的要求，将个体生命救治纳入阶级解放的政治目标，在消灭剥削制度中实现普遍人权保障。可见，红医精神的“无私奉献、救死扶伤”内涵与医学人道主义原则高度契合，两者体现了生命至上的共同内核。
第一，两者共同强调医疗的利他性。医学人道主义要求医务工作者以患者为中心，红医精神则进一步要求医务工作者具备自我牺牲精神。医学人道主义的利他性，体现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为患者利益而行医”和《日内瓦宣言》“患者的健康是我的首要考虑”等规范中，要求医务工作者超越个人利益，以专业精神服务患者。然而，这种利他性通常限于职业伦理框架内，强调在常规医疗环境中履行职责。红医精神则将这种利他性推向更高维度——自我牺牲精神。在长征途中，红军医务工作者用最后一点药品救治重伤员，自己却因感染牺牲；抗战时期，白求恩放弃优渥生活奔赴前线，最终因手术感染殉职。这些实践表明，红医精神的利他性不仅是“职业要求”，更是信仰驱动的自愿奉献。这种精神弥补了现代医学伦理中“契约式利他”的局限性，为医者树立了“超越职责”的伦理标杆。在当代，这种精神可引导医务工作者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挺身而出，在医疗资源匮乏的艰苦地区主动扎根奉献，在医学科研的未知领域勇于探索创新，实现从“合规”到“崇高”的伦理跃升。
第二，两者均强化生命至上原则。红医精神提倡在战争、贫困的极端环境下仍坚持救治，是对医学人道主义“生命神圣”的极端实践。医学人道主义的“生命神圣”原则在《赫尔辛基宣言》等文件中被反复强调，但其应用往往依赖稳定的医疗环境。红医精神则通过极端条件下的医疗实践，验证了这一原则的绝对性。在抗战时期，八路军医院用竹片代替夹板、煮沸的食盐水替代消毒液，仍坚持“不放弃任何一个伤员”；新中国成立初期，赤脚医生在缺医少药的农村用针灸、草药降低婴儿死亡率。这些实践表明，当技术、资源匮乏时，对生命的敬畏成为红医精神的唯一准则。红医精神将“生命至上”从理论宣言转化为无条件的行为铁律。
第三，红医精神是医学人道主义公正原则的延伸。红医精神所蕴含的人民中心的本质与医学人道主义的“公正原则”相通，均反对医疗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医学人道主义所倡导的公正原则，以“不歧视”和“按需分配”为核心价值理念，但在现实操作层面往往受到社会制度框架的制约。在西方社会语境下，医疗公正的实践深受自由主义正义观的影响，当这种理念与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医疗体系相结合时，其实际运行结果往往偏离了人道主义的初衷，异化为一种实质上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制度安排。而红医精神为人民服务与奉献的内涵，则从阶级立场重构了公平内涵。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建立“普惠式”医疗合作社，农民以粮食抵扣诊费；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和“赤脚医生”制度，让医疗资源覆盖广大农村。这种公平不是“技术性调整”，而是革命性的资源再分配。可见，红医精神真正实现了医学人道主义的公正原则，是对全球医学人道主义的批判性补充，为全球医疗公平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2.3 “艰苦奋斗、勇于开创”与医学科技伦理共生
红医精神蕴含的“艰苦奋斗、勇于开创”特质与医学科技伦理，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精神共生体，共同构筑了医学科技进步的伦理共生机制。
红医精神与医学科技伦理的共生机制，体现为两者在医疗实践中的相互促进与动态平衡——红医精神的开拓基因为医学科技创新注入实践动能，而医学伦理的前瞻性则为技术创新设定价值标尺。一方面，“艰苦奋斗、勇于开创”的红医精神，深刻体现了医学技术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中央苏区时期，在敌人封锁下，医务工作者用木工锯代替手术器械、自编自印医学教材、创办卫生学校、建立卫生材料厂、用土法研制疫苗……这些开创性实践不仅挽救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更孕育了艰苦奋斗、勇于开创的医学创新精神
［11］。正是这种精神特质，使得我国的医学技术能够不断突破生命认知的边界，为人类健康事业开辟新的可能。另一方面，医学伦理为医学技术创新设定了不可或缺的价值参照，其核心在于确保科技进步始终沿着“以人为本”的正确轨道发展。在追求技术突破的过程中，医学伦理始终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确保每一项创新都建立在尊重生命、维护尊严的基石之上。从革命年代红色医生在物资匮乏时仍坚持“先救命后治病”的朴素伦理，到现代医学面对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时坚守的审慎原则，伦理考量始终为技术创新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使医疗技术实践始终锚定于医学人道主义的价值内核。这种共进关系突破了技术发展与伦理规约二元对立的传统范式，构建起“创新驱动-伦理校准”的动态协同体系，使医学探索始终航行在人性化发展的轨道上。
当前，红医精神与医学科技伦理的协同共生，有助于医学科技伦理治理范式的转型，对当代医学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当代基因治疗、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红医精神倡导的开拓意识推动技术边界的突破，而医学伦理的审慎原则则通过构建“伦理嵌入式研发”模式，将尊严维护、公平正义等价值要素内化为技术标准，以实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良性互动和内在统一
［12］。这种协同共生使伦理规范不再是技术应用的事后补救措施，而是转变为贯穿研发全程的导航系统，确保技术创新始终服务于人类生命质量的提升。可见，红医精神与医学科技伦理的共生能够构建抵御技术主义异化的价值屏障，推动医疗行为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向。
3 实践之维：优化红医精神融入医学伦理教育的实践路径，夯实融入的“落脚点”
近年来，我国各医学院校普遍将医学伦理学纳入核心课程体系，逐步建立起以“患者自主权”“知情同意”“保密原则”和“不伤害”等为核心内容的教学框架，并注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现行法律法规相衔接。通过引入案例教学、情景模拟、伦理辩论等多元化教学方法，有效增强了医学生对伦理问题的敏感性、辨析力和决策力，为其未来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伦理基础。然而，当代医学教育中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结构性失衡，使得医学伦理教育仍面临多重深层困境。当前医学伦理教育存在几个突出问题：教学模式以理论说教为主，偏重西方经典案例引用，而富含伦理意蕴的本土教学案例开发不足；教学环节多停留于模拟实践，缺乏对真实医疗实践中复杂伦理情感的培育与引导，育人效果浮于表面；在话语体系上过度依赖西方伦理范式，忽视了对中国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运用，难以激发学生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医学伦理教育的实效性和感染力。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将红医精神融入医学伦理教育的实践路径。可通过嵌入红医案例模块活化理论教学，融合红医实践活动深化实践育人，涵养红医主题文化强化文化浸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教育新范式。
3.1 嵌入红医案例模块，活化理论教学
在高等院校医学伦理教育中，理论知识的传授往往由于填鸭式的“道德说教”或西方案例而陷入抽象和枯燥的困境。而红医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医疗卫生事业的核心价值资源，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和生动的实践故事。通过嵌入红医案例模块，可以将红医精神的具体实践与医学伦理理论有机结合，使抽象的理论教学更加生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理解医学伦理理论。
第一，在案例选择上，应当注重构建涵盖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新时代3个历史维度的红医案例体系，这些案例既包括展现极端条件下伦理抉择的战地医疗实践，也包含体现医疗公平探索的基层医疗经验，更涵盖彰显职业精神当代传承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范例。第二，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通过VR虚拟仿真技术还原历史场景、开展基于案例的PBL教学以及设计标准化病人情景模拟等手段，实现教学方式的多元化。第三，在价值转化上，则需要着重突出医疗伦理决策的历史语境分析、价值观念的代际传承机制以及职业精神的当代践行路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解构红医事迹中的伦理决策逻辑，例如剖析资源匮乏条件下的救治优先级排序对现代医疗公正原则的启示，将抽象伦理原则转化为具象行为训练。如此，才能将红医案例深度融入医学伦理教学，将红医精神从静态历史资源转化为动态伦理资源，活化医学伦理的理论教学。
3.2 融合红医实践活动，深化实践育人
教师需要在医学伦理实践教学中，采用多种途径融入红医实践活动。一方面，可开发红医精神主题的伦理实训。基于红医精神的典型历史案例，开发“战地救护伦理决策”情景模拟系统，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还原长征途中药品短缺、伤员分类等真实困境，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理解极端条件下的伦理考量。同时创设资源匮乏情境下的医疗抉择实验，如模拟中央苏区时期医疗物资短缺的分配难题，通过情境压力激发学生的伦理判断能力。还可开发“白求恩手术室”等历史场景的角色扮演模块，让学生在还原延安时期简陋手术环境的过程中，切身感受红医“技术优良”背后的职业坚守。这种情境化实训将抽象伦理原则转化为可感知的历史现场，使学生在具身认知中完成价值内化。另一方面，可将红医精神融入医学伦理实践教学环节设计，构建“行动-反思-升华”的完整育人链条。如可设计“红医伦理工作坊”进行案例研讨；也可在社区医疗服务中嵌入结构化伦理反思环节，要求学生在志愿服务、临床实践后撰写《红医精神践行日志》，记录诊疗过程中面临的伦理困境及解决策略，实现从实践体验到价值认同的升华。
3.3 营造红医文化生态，彰显文化特色
当前我国医学伦理教育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在教学范式上过度依赖西方伦理框架，缺乏对中国本土医德传统的系统梳理，这种状况导致医学生对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体系认知模糊，难以进行伦理文化的主体性建构。红医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医疗卫生实践中形成的独特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中国医学伦理特质。其“政治坚定”“无私奉献”的核心内涵，既传承了“医乃仁术”的传统医德精髓，又赋予了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时代特征，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话语体系。高校通过培育红医文化生态，营造红医精神引领的立体化育人环境，能够为构建具有文化主体性的医学伦理教育体系提供重要支撑。
其一，物质文化层面，通过建设红医文化长廊、雕塑、数字展馆等，系统展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历程，重点展示中央苏区时期药品分配伦理、战地救护原则等历史案例；开发红医主题文创产品，将红色文化融入日常学习生活。这些物质载体形成浸润式育人环境，使抽象精神具象化，实现“处处是课堂”的教育效果。其二，制度文化层面，制定《红医精神融入医学伦理课程实施方案》，明确课程结合点；设立“红医班”“红医学生标兵”等荣誉，制定评选标准和动态管理机制；建立“红医伦理实践学分”制度，将参与红色医疗志愿服务纳入医学伦理课程考核。制度设计形成闭环管理系统，确保红医精神教育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其三，精神文化层面，开展“红医伦理大讲堂”，邀请参与抗疫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医务工作者分享伦理抉择经验；举办高端论坛研讨红医精神与医学人文；开展红医主题叙事医学写作，建立个人职业成长与红医精神的联结。文化的力量是持久而深远的，通过这些途径涵养具有中国特色的红医主题文化，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使他们在未来的医疗工作中自觉践行中华传统医德和社会主义医德原则，从而成为一名有温度、有担当的医务工作者。
4 结语
红医精神作为中国特色的医学人文精神，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医德和社会主义医德原则，其内涵与医学伦理的利他主义、人道主义及科技伦理高度契合。在新时代医学教育中，红医精神不仅为医学伦理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也为培养德才兼备的医疗卫生人才指明了实践方向。通过理论教学嵌入红医案例、实践育人融合红医活动、校园文化涵养红医主题等多维路径，能够有效促进红医精神与医学伦理教育的深度融合。这一融合不仅强化了医学生的职业使命感与伦理自觉，奠定了构建中国特色医学伦理话语体系的范式基础，更为当代医疗技术创新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导向。高等医学院校应充分重视红医精神的育人功能，将其贯穿于医学伦理教育的全过程，从而培养兼具精湛医术与崇高医德的新时代医疗卫生人才，更好地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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