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术语翻译原则的译本实践与传播效度关联研究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extual practice of TCM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principles and transmission efficac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Huang Di Nei Jing

摘要

同一性、回译性、简洁性和民族性是四项相对能体现译者主体性及译者行为差异性的中医术语翻译原则，而针对上述原则在中医典籍翻译中的实证研究及其与海外译介效果的关联论证较少。研究基于《黄帝内经》李照国、文树德、吴连胜和吴奇父子三部英译本，从海外专业书评和海外大众读者评价两个方面调查分析了三部译本的海外传播状况，检验了不同译本中术语对四项翻译原则的遵守程度，探讨了翻译原则与译本接受度的关系。研究发现，文树德译本在海外学术界颇具影响力，总体传播效果与另外两部译本相比具有显著优势；文译本对四项翻译原则的恪守程度极高，而吴译本和李译本并未以四项翻译原则为一贯指引，导致两部译本术语呈现的语言形式与风格多变，翻译质量不稳定；三部译本的海外译介效果与译本对四项翻译原则的应用程度成正比。研究对当前中医术语翻译基本原则应用的必要性、适用性等语言战略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Abstract

Consistency， back translatability， simplicity and ethnicity are the fou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principles that can relatively reflect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behaviors. However， there are few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principl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TCM classics and on their correlation with the effects of overseas transmission. Based on the 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Huang Di Nei Jing translated by Zhaoguo Li， Paul U. Unschuld， and Liansheng Wu and his son Qi Wu，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overseas transmission of the three translations from two aspects： professional book reviews and the comments of overseas public readers， examines the degree of compliance with four translation principles by the terminology translations in different versions，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principles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translations. It is found that Unschuld's translation is quite influential in overseas academic circles and has a great transmission advantage over the other two translations； Unschuld's translation has extremely high degree of adherence to the four translation principles， while the other two versions have failed to follow the four translation principles as a consistent guide， resulting in varied language forms and styles and unstable translation quality； the transmiss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three translations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 apply the four translation principles. The study means signific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strategies such as the necess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CM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关键词

中医术语翻译 / 翻译原则 / 海外传播 / 黄帝内经 / 翻译实证

Key words

TCM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 Translation principles / Overseas transmission / Huang Di Nei Jing / Empirical study on translation

翻译原则是译者翻译一部作品时所确立的总体指导思想，是面对翻译难点时帮助译者落笔抉择的最终依据。上至翻译目的、行为与风格，下至翻译策略、方法与技巧，翻译原则可贯穿运用于理论与实践的各个环节，对翻译活动起到总体调控的作用，可保证译本质量的稳定性。中医翻译原则结合了中医各类文本的体裁特点，一直以来都是中医翻译类研究主题的热点和重点。众多中医翻译家基于自身丰富的翻译经历总结了相关翻译心得，并凝练成了具体翻译原则，如魏迺杰等^［1］以仿造（直译）为主的通俗自然化翻译原则，欧明等^［2］在编撰汉英中医药词典时采用的释义性翻译原则，满晰博等^［3］以拉丁语为基础的中医术语翻译原则，文树德在翻译中医典籍时制定的注重考据、译词严谨、以“异化”策略凸显中医文化内涵和渊源的翻译原则^［4］，等等。国内较早探讨中医翻译原则且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当属中医翻译家李照国，他是兼顾中医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杰出代表^［5］；自1991年起就陆续在核心翻译刊物上发表多篇有关中医翻译原则的论文，并著有《中医翻译导论》《中医英语翻译技巧训练》及《中医翻译研究教程》等系列书籍，多次全面详尽论述了中医翻译的基本原则，在中医翻译界引起了重大反响，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为后来从事中医翻译研究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本文以李照国所归纳的中医翻译基本原则为框架，以《黄帝内经》三部不同类型译者的主流英译本为语料，即国内中医翻译家李照国译本（以下简称“李译本”）、德国汉学家和中医史学家文树德译本（以下简称“文译本”）、华侨中医师父子吴连胜和吴奇译本（以下简称“吴译本”），验证中医术语翻译原则在中医典籍英译本中的实际运用情况，并结合以上三部英译本的海外译介效果，为当前中医翻译基本原则制定的必要性、适用性及具体应用策略提供反思和启发。

1 中医术语翻译基本原则概述

李照国根据中医基本概念和术语的长期翻译实践并结合目前的发展趋势，把中医英译的基本原则大致概括为六条，即自然性、简洁性、民族性、回译性、同一性及规定性，并对这六大翻译原则的制定依据、意义及限定性进行了具体分析和论证^［6］。其中“自然性”原则是指在英译中医名词术语时尽量借用英语语言中比较自然对应的词语，而不是人工臆造的词语，使得语言自然、表达自然、感受自然；“简洁性”原则要求英译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应当结构简洁、含义深刻，以传承中医精神，保持中医用语的突出特色；“民族性”是指在英译中医概念和术语上保持中医的文化特色和民族精神，还原中医浓郁的哲学思想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回译性”强调英译的中医名词术语在结构上应与中文形式相近，将英译的中医概念和术语与原文关联在一起，以便东西方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同一性”强调用词同一性、词语对应性、解释一致性，以推进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规范化和标准化进程；“规定性”是指对中医名词术语的翻译在结构和内涵上加以明确的限定，以避免其他形式的翻译和解释^［6］。

在上述六大中医翻译原则中，自然性原则需要负责制定标准的学术和官方机构的正式规定加以推广，规定性原则要求国际和国内学术组织、国家标准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政府部门、中医学和中医翻译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完成。因此，自然性与规定性原则具有较强的规约性、统一性、稳定性且几乎不具备争议性的相似之处，反映了多数意志的选择。以下选取简洁性、民族性、回译性及同一性这四项相对能体现译者主体性及译者行为差异性的翻译原则进行探讨，以进一步检验不同译本对中医翻译基本原则的反映程度。

2 三部《黄帝内经》英译本的海外译介效果述评

有学者运用熵权量化方法从认知、态度和行为3个海外传播效果评价一级指标和11个二级指标对9部《黄帝内经》英译本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文译本分值位列前三，吴译本和李译本得分处于后三位，推广工作效果甚微^［7］。以下将从海外专业书评及海外读者评价两个方面进一步验证不同译本的语言翻译表现对其评价及接受程度的影响。

2.1　海外专业书评

从《黄帝内经》海内外英译本全球图书馆馆藏数量上看，文树德翻译的《黄帝内经素问译注》的全球馆藏量位居第一，为1 726本，其中电子书馆藏量为1 095本；李译本的馆藏量是28本；吴译本的馆藏量为27本^［8］。此外，从国外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海外同行学者评价来看，目前针对文译本的书评相较另两部译本而言更多，发表书评的学者均来自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每篇书评都给予了文译本高度评价。文树德《素问》及《灵枢》译本的内翻页及封底也刊有同行专家的代表性评论和推荐。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认为：“文树德《素问》译本在各个方面都堪称典范，它将激发新的研究方向，同时为更广泛的读者提供首部关于传统中医基本概念的准确指南”^［9］；对于《灵枢》，他评价道：“文树德的翻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用流畅的英文复刻了整部中文文献”^［10］。美国第一代中医师Z'ev Rosenberg（兹夫-罗森伯格）评价《灵枢》为“首部具有学术质量的中国医学开创性经典译本……这部译本填补了长期以来中国/亚洲医学基础文献存在的空白”^［10］。另有10余篇书评与文树德《黄帝内经》阐释性著作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Nature， Knowledge， Imagery in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 （《黄帝内经·素问》：中国古代医学文本中的自然、知识、意象）及译本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黄帝内经·素问》词典）相关^［8］，且都发表在海外高水平学术出版社旗下的权威期刊上，这些书评人也毫不吝啬他们对于文树德译著的肯定、赞美甚至是敬意之辞。

严格意义上来说，以上两部著作加上文树德后续出版的《素问》上下册英译本，共4部作品构成了《黄帝内经·素问》的完整译著系列。译著本身及与译本相关的衍生作品为海外专业读者开启了中医研究的广阔大门，这些丰富翔实的资料持续吸引着海外学者的关注和探索。专业人士的背书将进一步影响广大读者的选择和态度倾向，西方学术领域对文译本的普遍接受和认可为此译本在非专业圈层的持续传播和推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然而，笔者尚未发现国外学者对吴氏父子译本及李照国译本的书评推介。

2.2　海外购书平台的读者评价

为进一步了解三部译本在海外大众读者群体中的影响力，笔者从影响渠道、评分级别及有效评论三个层面广泛检索了国外常用线上购书网站的信息，包括美国亚马逊（Amazon.com），英国最大的学术和专业书店及牛津最古老的书店Blackwell's（布莱克威尔书店），英国大型连锁老牌书店Waterstones（水石书店）以及西方最大且最专业的旧书网站AbeBooks（阿贝书店）。研究发现文译本的可购买渠道和机会最多，以上四大平台均可买到《素问》和《灵枢》的文译本，而李译本和吴译本只在Amazon和AbeBooks平台有出售，且李译本在AbeBooks网站上只有《灵枢》译本在售，缺少《素问》译本。

此外，笔者在有书评区的Waterstones和AbeBooks均未发现文译本、吴译本和李译本的阅读评价，只在美国亚马逊（Amazon.com）图书网站和Goodreads网站上查找到了上述译本的评价信息。Amazon是全球最大的网上书店，已形成较为完善的读者评论体系，Goodreads更是被网友称为“国外版豆瓣”。通过以上书评网站的评价数据分析，研究发现：⑴相较于其他两部译本，文译本的评分次数、评分级别和好评数最高，读者分布范围最为广泛；⑵三部译本的评价读者基本来自海外中医诊疗医师或本身对中医药文化已有所了解且有浓厚兴趣的自学型读者；⑶三部译本的评论体量相较于其他类型书籍及网站书评量平均水平而言甚少，说明中医药文化典籍在海外大众读者中的实际受青睐程度较低，中医药知识及文化所带来的双重壁垒阻碍了普通受众主动选择的积极性（见表1）。

中医典籍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亦不能仅仅围绕全球图书馆馆藏量、被引情况、海外畅销书排名等方面进行评论，而基于读者读后评论文本数据、负面反馈意见的追踪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拓展^［11］。通过对海外读者评论内容的文本分析可了解他们对中医典籍英译本的选择因素，对我们今后中医典籍外译的总体指导方针、翻译方法以及出版策略等的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三部译本的共同好评点集中在语言及中医文化方面原汁原味的“异化”风格传递，如文译本的读者评论“This excellent translation is the closest （version that） one will get to reading the Su Wen as it is other than reading it in classical Chinese itself”^［12］；吴译本的读者评论“English as a language is given new blood by this book...a smooth and fluent translation may just filter out too much of the cream in the original work”^［13］；李译本的读者评论：“without western indoctrination or post-r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14］。海外读者也非常重视译本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层面的启迪与感受，这点在文译本的评论中尤为显著，读者给出了“Bible of Chinese medicine”“poetic inspiration”“a sacred text”“evoke the same feeling of awe”等评价，既表达了他们对于文译本翻译质量的肯定，也体现了文译本在语言内容及版本形态上都是一部庄严神圣且具有感染力的作品，使读者在精神层面与原作和译者产生了共鸣。三部译本的负面评价体现在缺乏原著段落进行中英对照、中医术语译本晦涩难懂（文译本）；中文为现代简体而非古代繁体、译本选词不当、大量拼写及语法错误（吴译本）。读者评价所反馈的翻译体例问题及低级语言错误也影响了中医典籍英译本在海外大众读者圈层的广泛传播和接受，负面评论有助于我们对照评估当前中医典籍外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予以重点改善。

3 三部《黄帝内经》英译本的术语翻译原则应用实证

3.1　同一性

就文学艺术而言，表达方式的多样性意味着内涵的丰富和神韵的雅致；但在科学技术方面，用词的多样性则往往意味着学科发展的滞后和学术水平的有限；中医英译同一性原则的提出，是目前国内外中医界和中医翻译界的普遍共识，更是普遍期望^［6］。通过三部译本用词的对比分析，发现文译本的同一性最高，吴译本和李译本不相上下，同一性均不明显。

例1：精神内守

李译本：Jingshen （Essence Spirit） will remain inside^［15］

文译本：when essence and spirit are guarded internally^［4］

吴译本：when one concentrates his spirit internally and keeps a sound mind^［16］

例2：精气溢泻

李译本：spermatic emission^［15］

文译本：the essence qi flows away^［4］

吴译本：be able to let out sperm^［16］

例3：精神不散

李译本：spirit was never subject to exhaustion^［15］

文译本：their essence and their spirit did not dissipate^［4］

吴译本：keep their spirit from dissipating^［16］

现代汉语常把“精”“气”“神”排列组合构成一个词进行整体使用，如“精神”“精气”“神气”，但在中医典籍中任何由以上术语构成的复合词都需要进行拆分阐释，每个词都是具有独特内涵的独立语素。《类证治裁·内景综要》曰：“神生于气，气生于精，精化气，气化神”；《黄庭经》曰：“仙人道士非有神，积精累气以为真”；《素问·六节脏象大论篇》曰：“气和而生，精液相成，神乃自生”，均道出了“精”“气”“神”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精神”如果只用“spirit”对应，则其涵义比起原术语更为狭窄；“精气”如果只用“sperm”（精子）替代，那将造成中医文化术语的非必要西化，不利于整个译本的中医文化特色术语体系的构建。就翻译的同一性而言，文译本针对“精神”始终采用“essence”和“spirit”两个单词分别译出；吴译本采用了两种译法；而李译本在三个术语中选择了三种不同的表达。鉴于“精”“气”“神”的译文“essence”“qi”“spirit”已是国际上各类翻译标准中普遍认可的译法，保障此类中医核心概念术语的译本同一性也是合情合理的。

3.2　回译性

回译性原则对于中医文化术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中西方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强调中医概念和术语英译的回译性，既有利于中医走向世界，又有利于保持中医固有的民族文化特色，更有利于提高中医翻译的质量，防止滥译现象的出现^［6］。就回译性而言，文译本的回译性最高，李译本次之，吴译本由于较多使用意译法，译本结构与原文差异较大，因此回译程度较低。

例4：内格/关格

李译本：inner conflict^［15］/Guange^［15］

文译本：inner obstruction^［4］/closure and obstruction^［4］

吴译本：mutual excluding of Yin and Yang^［16］/Guange^［16］

例5：天之常数/气数

李译本：the innate constant^［15］/Qishu （solar terms）^［15］

文译本：regular numbers of heaven^［4］/the numbers of qi （terms）^［4］

吴译本： the constant conditions of blood and energy in human body^［16］/the number of the earth-energy^［16］

例6：温病/热病

李译本：Wenbing （warm disease or seasonal febrile disease）^［15］/febrile disease^［15］

文译本：warmth disease^［4］/ heat disease^［4］

吴译本：seasonal febrile disease^［16］/heat syndrome^［16］

以上每组译例各由两个结构类似的术语构成，可进一步考查同一译者在处理同类型术语时的回译程度。比如就语素和语义层面而言，文译本对“内”“关”“格”“数”“温”“热”“病”等语素的翻译均采用朴素直译法，每个语素都有稳定的对应语，通过语素的一一还原来体现中医文化术语在概念层面的独特性，而另两部译本时而直译、时而音译、时而意译，译法略显杂乱。就语法结构而言，文译本在语法的考究上更为细致，如“内格”与“关格”看似结构相仿，但内部语法逻辑并不相同。唐代王冰注：格，拒也，谓内性格拒于天道也；清代张志聪注：若反顺为逆，是谓内格。内格者，格拒其五脏相生之气，而反逆行也。因此，“关”当与“格”同义，关格为同义复词，为脏腑内部气机不和之病^［17］，“内”为“内格”的定中修饰词，这些差异在文译本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又如“温病”和“热病”中的“温”和“热”与“风寒暑湿燥”等自然之气一样，如果对人体作用太过或不及，则成为外感病邪。《难经·五十八难》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因此“温”“热”是以名词定性的中医证候，应采用英文名词予以翻译。

3.3　简洁性

简洁性是中医基本概念和术语最为突出的特点。但在中医翻译实践中，这一特点却往往难以保持。很多中医名词术语在翻译成英语时，已不再是术语，更不是名词，而变成了句子，甚至扩展为段落^［6］。对比三部译本，文树德译本的正文最为简洁，但其副文本内容丰富，还采用了“厚译”的翻译策略，对译文中存有歧义或晦涩难懂的字词句加注，把特色词汇用现代英语和西医中大致对应的术语在注释内进行详细阐释^［18］，深度化与简洁性兼具。其次为李译本，其译本正文比文译本更为冗长，但其副文本内容又比文译本单薄，译本特点不明显；译文信息密度最大的为吴译本，吴氏父子采用的是意译及阐释性翻译法，没有另设脚注或附录等副文本，所有内容都融合呈现在了译文内。

例7：九针

李译本：the therapeutic methods of the nine needles^［15］

文译本：the nine needles^［4］

吴译本：the acupuncture therapy of nine kinds of nedele^［16］

例8：五发

李译本：the occurrence of the five kinds of diseases^［15］

文译本：five outbreaks^［4］

吴译本：five occurrences^［16］

例9：平气

李译本：Pingqi （Qi without excess and deficiency）^［15］

文译本：balanced qi^［4］

吴译本：energy in common condition^［16］

以上译例可窥见文树德在翻译中医术语时对简洁性原则的重视，其原文词的意义单位（实词数）与译文词的意义单位（实词数）相当，达到了英译中医术语最佳的信息密度状态。当然，在保证翻译简洁性的同时，也需考虑译本是否存在欠额翻译的情况，以免折损原文内涵而误导读者。如例7中的“九针”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记载，分别指镵针、员针、鍉针、锋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和大针，代表九种不同的针具。文译本“nine needles”虽简洁，但未能体现九种类型的针具这层含义，建议改为“nine kinds of needles”，以兼顾译本的简洁性与忠实度。李译本和吴译本的信息密度波动较大，吴译本的“九针”（nine kinds of nedele）也印证了前文读者书评中提及的“拼写错误”。

3.4　民族性

由于中医的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中国古典文化和传统思维方式之上，所以很多概念和术语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语言中找不到对应语，但这些带有浓郁民族文化色彩的词语作用却非常重要，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象征^［6］。通过分析文译本绪论中有关术语翻译原则和方法的阐述以及大量译文实例的佐证，研究发现民族性即为文译本在中医文化术语翻译方面的一大典型特点。而另两部译本在处理中医文化负载词时常用音译、音译加直译或直接使用西方现代医学词汇进行翻译。

例10：气口

李译本：Qikou^［15］

文译本：qi-opening^［4］

吴译本：Cun Kou^［16］

例11：淫邪乃起

李译本：leading to the onset of diseases^［15］

文译本：excess evil rises^［4］

吴译本：the evil energy will take advantage to invade^［16］

例12：八风五痹

李译本：Bafeng （eight kinds of wind） and Wubi （five kinds of Bi-syndrome）^［15］

文译本：eight winds and five blocks^［4］

吴译本：arthralgia and wind-evil^［16］

从上例可知，文树德采用的是词层翻译法，即借用英语固有词汇翻译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医概念和术语，两种方式加以组合，构成在词汇层面属于英语但结构上具有中医特色的英文表达形式。李译本存在过度音译的问题，过度的音译有时并不能体现中医术语的民族性，反而会造成无效翻译及传播困难。吴译本的翻译方法不稳定，有音译，有西化翻译，又有直译。因此，像文译本这样的仿造式译法可作为一个折中法，既能最大程度体现术语的文化特色，又便于理解和传播。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的民族性也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必须确保所选译词与西方读者的思想文化没有过多冲突，否则读者难以找到与作者交际意图相匹配的最佳关联。

4 中医术语翻译原则与译本传播效度的关联

基于大量译例实证，研究发现文树德在“同一性”“回译性”“简洁性”和“民族性”原则的保持和遵守度上更为突出，因此采用的翻译方法基本为直译与仿造法为主，以传播“原汁原味”的中医文化为首要翻译目的。吴译本和李译本并未以四项翻译原则为一贯指引，导致两部译本呈现的语言形式与风格不稳定。以中医术语翻译这一隅去观察整部译本，可进一步发现吴译本的翻译方法具有明显的意译阐释特点，其翻译更多是从中医临床实践的角度去解读文本，尽量使古奥的中医文化及基础知识通俗化，更侧重原著的医学价值。李译本虽然在译本前言明确了其“以古译古，文不加饰”的翻译理念^［15］，在多本中医翻译论著中也反复提及并强调了上述四项基本翻译原则，但从翻译行为和译本语言来看，这些理论层面的设想并未在翻译实践中予以充分实现，与理想目标存在一定差距，译本的亮点和特色不突出。

译本外的因素如出版社的出版水准及知名度、传播渠道及译本模式、译者自身的学术信誉及权威度等固然对译本的海外译介效果有重要影响，但回归语言文本的译文质量才是决定一部译本是否具有长久生命力和持续影响力的核心与关键。从同学科领域专家学者的书评推荐到更广泛的普通读者的译本评价，可进一步验证在三部《黄帝内经》译本里文译本的海外影响力，从众多专业及非专业读者的评价内容中可感受到文译本对中医翻译原则的重视及恪守，其翻译行为和风格与开篇绪论中提及的翻译原则和方法一脉相承，可谓“知行合一”。反观李译本和吴译本，由于翻译原则的不恒定，也导致了译本质量的不稳定。因此，我们有理由做出以下推论：中医术语翻译的“同一性”“回译性”“简洁性”和“民族性”原则基本符合当前海外读者对译本质量的要求和期待。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语言战略角度出发，中医药典籍的翻译应尽量保持翻译原则的统一，而不是各译各话。

5 结语

通过对《黄帝内经》李照国、文树德、吴连胜和吴奇父子三部英译本的译本对比及海外传播和评介情况的调查分析，三部译本的海外专业读者及深度兴趣读者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与译本在简洁性、民族性、回译性及同一性翻译原则的遵从度成正比，且每部译本对上述四项原则的坚守程度对维持译本内部语言风格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文树德译本的海外出版为近十年我国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四项中医基本翻译原则对制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语言层面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其为基本宗旨，可为中医术语翻译的诸多争议提供解决方法，以达成共识为目标，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翻译标准的统一，逐步提升我国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译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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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23YJC740019)

2025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5YY2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