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宁都小布红军医院在反“围剿”斗争中救治了大量红军伤病员，为恢复与保持红军战斗力提供了有力保障。由于史料匮乏，小布红军医院的知晓度并不高，这与当年小布所处的战略地位及其实际发挥的作用很不相称。本文依据现有史料并结合实地调研，对这所在中央苏区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红军医院进行了全面考察与介绍。
小布位于宁都县西北部的山区地带，丘陵起伏、丛林茂密，南接黄陂、东达洛口、西通赣西重要革命根据地吉安东固地区，是反“围剿”期间前后方交通联络要道上的一个村落。苏区时期，小布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诞生地，也是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红军集结地和指挥中心。在苏区反“围剿”时期，根据战场和战线的变化以及医疗保障工作的需要，中央红军先后在小布设置过野战医院、后方医院、总后方医院和兵站医院等。
1 第一次反“围剿”时设野战医院
1930年10月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的军阀混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敌情，决定将各部从赣西、赣北等处迅速收拢集结，往赣南苏区腹地撤退，以诱敌深入苏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退却的终点最终选择在宁都北部的黄陂、小布、洛口一线。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也于11月主动撤离吉安，来到黄陂，12月24日又移驻小布。
第一次反“围剿”初期，红一方面军作战计划是先在小布设伏歼灭敌谭道源第五十师。因此，预先规划的战场卫勤部署是在富田、东固设后方医院，在杨砾和赖家坪设野战医院。1930年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布了《伏击进犯小布之敌的命令》，要求“各军应自行指定绷带所位置，临时野战医院在赖家坪。”12月26日又发布《继续准备歼灭进犯小布之敌的命令》，指示红三军的“伤兵运送至杨砾一般医院，其余各军之伤兵一律转送至赖家坪之一般医院。”但是，由于敌谭道源部在进犯到小布北部源头时，获悉红军已在小布设伏，随即停止不前，而此时敌张辉瓒第十八师却在永丰潭头孤军向龙冈冒进，红一方面军总部及时改变部署抓住战机，歼灭了张辉瓒部，首获龙冈大捷。敌谭道源部得知张辉瓒部被歼后急令部队后撤。根据敌情变化，方面军总部又不失时机指令红军各部乘胜追歼逃敌，1931年1月2日，总部在小布发布《追击谭道源部的命令》中指示“各军绷带所位置自择，医院位置在阳矶”。1931年1月3日，红军追歼已逃往小布以北的敌谭道源部，取得东韶大捷。
上述三道《命令》中所提到的医院驻扎地（杨砾、赖家坪、阳矶）问题，有必要在此进行厘清：
“杨砾”与“阳矶”，实为同一地点，即为今距小布西南的暘霁，又名暘斋，是宁都县大沽乡下辖的一个古村。张汝光将军在所著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略》中所述“左路一军团的伤员，转送到阳城的野战医院”
［1］；高恩显将军在所著《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中写道：“在龙岗战斗中……左路三军、十二军的伤员送往阳城医院”
［2］20。经笔者考证，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区域内并无“阳城”这一地名，但在与永丰君埠毗邻之宁都大沽的大山深处却有一座古村——暘霁。在暘霁村，至今保存着第一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旧址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旧居，还有红军医院的旧址。由于龙冈战斗红军伤员不多（170名），故暘霁红军医院的规模也不算大。此外，第三次反“围剿”的黄陂战斗结束当天，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再次来到暘霁一带隐蔽休整，并在此召开了总前委会议，会议还决定将各军所属的医院集中驻扎于暘霁村，令红十二军政治部率第三十六师和宁都怀德区独立营负责伤兵及医院的安全
［3］。
在1930年12月25、26日的两道《命令》中提及的在赖家坪设野战医院，原计划为在小布伏击敌谭道源部而预设，因战事变化，战场转移至东韶，东韶战斗中的125名红军伤员被运送至距离较近且为红军控制区的小布医院。故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赖家坪并未实际设立过红军野战医院。理由：⑴从1931年1月2日发布的《追击谭道源部的命令》来看，未再提及在赖家坪设立野战医院一事；⑵笔者在黄陂镇坪溪村（旧称赖家坪）调研赖家坪设立红军医院的具体情况时，当地群众竟无人知晓本村曾设立过红军医院，此现象在笔者对红军医院旧址的调查中从未出现，当时确实感到困惑。仔细分析当年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应是在第一次反“围剿”的东韶战斗时，方面军将临时野战医院改设在了小布；⑶据宁都县党史专家曾庆圭采访亲历者陈诗林老红军后整理而成的《春风扑面送暖来——记毛委员、朱总司令看望红军伤病员》一文中写道：1931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曾到小布红军医院看望伤病员
［4］；⑷20世纪70年代，曾庆圭在小布做调查时，当地群众多次提到小布红军医院，因回忆的误差，均不能准确回忆小布医院的设立时间，但出现了“打张辉瓒”“红军医院”“高田大屋”几个关键词，可以让人清晰地分辨出：在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小布开始设立或驻扎过临时野战医院；而赖家坪临时野战医院是红军主力集结于黄陂、小布一带时预设的救护场所，实际上因战场变化并未真正设置过。
2 第二次反“围剿”时设后方医院
国民党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调集20万兵力，于1931年3月开始部署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围剿”。为了粉碎敌军“围剿”，在战场救护工作的准备中，红一方面军在吉安富田设立红色总医院。5月3日，《红一方面军对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有关后方工作的训令》中决定，在原有富田第一分院和东固第二分院的基础上，增设了南垄第三分院（今为吉安市青原区南龙村）和石印第四分院（今兴国县枫边乡石印村）。自1931年4月苏维埃中央军委成立军医处后，红色总医院及所属的4所分院均作为后方医院划归军委军医处指挥。
1931年5月16日，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第一仗——富田战斗的胜利后，在半个月内横扫700里，势如破竹，直击福建建宁。随着战线自西向东延伸，伤病员向后方运送的距离越来越远，救护困难日益加大。5月26日，红一方面军攻克广昌城前夕在苦竹召开总前委第二次会议，决定“后方医院设小布，洛口设伤兵转运站”
［5］69。由此，第二次反“围剿”时小布设立后方医院，主要是收治从前方转运而来的重伤员。据统计，当时接收从广昌等地转来治疗的伤员有200多名。
3 第三次反“围剿”时设总后方医院
对于小布“红一方面军总后方医院”一说，尚未见于反“围剿”期间各个作战部署等文件中，但结合第三次反“围剿”敌我双方的战场态势与红军医疗卫生保障情况，这一阶段小布曾设置红一方面军总后方医院是无疑的。
第三次反“围剿”时，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左翼敌军从南城方向向苏区进攻，右翼敌军从永丰、吉安、乐安进攻苏区。1931年7月，敌军很快进犯至中央苏区，抵达兴国境内，并四处寻找红军踪迹，妄图洗扫赣南红军。此刻，在兴国的红色总医院陷入极大危险境地，伤病员基本以连为单位，不得不在敌人眼皮底下，于赣南的崇山峻岭间与敌军进行“捉迷藏”式的隐蔽转移。当时担任红色总医院院长的戴济民曾回忆，第三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十九路军由南向北沿兴国赣江一带进犯、焚烧，总医院和两个分院都被他们搞垮了
［6］488。红色总医院暂时失去了后方总医院的管理与组织功能。而此时的小布地理位置偏僻，相对安全，小布红军医院在此期间担负起了一方面军总后方医院的职能。下列几份史料有助于厘清这一问题。
中央苏区卫生工作亲历者谢焕辉在回忆中多次提到“宁都小布红军总后方医院”，他说，中央苏区调戴济民同志担任过红军总后方医院院长（院址在宁都小布）；又说：“一九三二年，后方办事处调我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后方医院（院址在兴国的樟木山）当院长，当时伤病员不多，我们只负责把轻伤病兵治好出院，重伤病兵即转到总院（院址在宁都的小布）。”
［7］151-153谢焕辉的上述回忆表明，第三次反“围剿”期间，红一方面军总后方医院曾一度设于小布。
又据1932年9月8日《中共永丰县委八月份工作总报告》中有关组织慰问红军的陈述情况：“慰劳方面军套鞋一千双，布草鞋一百零二双，花边五十元，菜干、果品、粉干共二担，共送了十二担到小布圩总医院慰劳”
［8］。这表明，自第三次反“围剿”以来，当地及周边的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及人民群众依然把小布红军医院称作总医院。由此可见，小布红军医院在第三次反“围剿”及后一段时间内，在中央苏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中具有突出作用与地位。
从上述两份史料中可以看出，在第三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曾在小布设置过总后方医院，但在反“围剿”作战中，有时战场态势犬牙交错，为了免遭敌军侵扰，小布总后方医院也不得不分散转移、与敌周旋。
4 乐安、宜黄战役时设兵站医院
小布因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32年8月8日，为做好乐安、宜黄战役的卫勤保障工作，中革军委发布训令，对兵站设置及医疗救护等工作作出了详细部署，小布成为当时四个兵站中站之一。训令中强调每一中站须设一红军收容所，并责令总军医处应计划和准备设立兵站医院，要求各军野战医院为了能随军行动，须迅速将负伤人员交由兵站医院向后方回送。从《红一方面军乐安、宜黄战役医院部署示意图》
［2］24中显示，乐安、宜黄战役在小布设置的是兵站医院，负责对各野战医院转送过来的伤病员进行分检处置，对短期内能治愈的伤病员则留在兵站医院内治疗；对一个月内难以治愈的重伤病员则送往后方医院。由于战前作了缜密部署，乐安、宜黄战役的卫勤工作因此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战伤救护体系，为战役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3年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战地工作委员会，确定按兵站线设置兵站医院和组建预备医院（红军战伤救护工作中第一次出现的新型医院）。兵站医院归总兵站指挥，而预备医院归战地工作委员会指挥，职能是负责接收兵站医院的伤员和留治轻伤员。
5 第四次反“围剿”时复设后方医院
1933年1月，国民党调集40余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3月下旬的草台冈战斗时，小布再次设立了后方医院。3月14日，《红军第一方面军作战计划》中确定：“后方联络线——招携（徐庄、荫水）、中村到小布为干线”。小布此时成为前方战场与后方保障之间联络干线的终点。在作战物资供给、伤病员救治等方面都是红军在后方的集结重地。为草台冈战斗而设置的小布后方医院承担了繁重的医疗救治任务，仅红三军团就有275名伤员（缺少红一军团的统计）送到该院治疗
［2］202。
第四次反“围剿”的第一场战斗——黄陂战斗的伤员后送线路，由东陂到肖田，再经洛口、平田，最后送到宁都安福第一后方医院。由于此时在兴国茶岭村设有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直接领导的红军总医院，因此，此时小布后方医院仅仅是一所规模较大的后方医院。
6 第五次反“围剿”时设第六后方医院
自第四次反“围剿”之后，出于保密与安全需要，同时为了便于统一管理，红军各后方医院未再采用地名称呼，而是统一使用番号，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后方医院”。长征前夕，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直接指挥的后方医院共有10所，称第一至十后方医院。这10所后方医院分别于何时何地成立，目前尚未见诸史料。但可以肯定的是，10所后方医院并非在同一时间成立的。1932年4月4日，在《中革军委关于后方办事处统一指导所有后方组织的训令》中，决定成立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以统一指导和监督所有红军后方各组织工作”
［5］138，并明确规定，归后方办事处直接指挥的医疗机构是红军总医院所辖的“直属第一医院、各军团后方医院、残废院、军医处材料科”等机构。此“直属第一医院”即是后来的第一后方医院。曾任第一后方医院看护班长的刘达在回忆中说过，1932年10月参加红军时，组织上把他编在安福第一后方医院工作
［7］195。由此即知，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成立后，为加强各后方医院的统一管理，开始逐步实行番号制，最早使用番号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后方医院”。1932年9月以后，有了第二、第三、第四后方医院的称谓，但各军团后方医院尚未纳入编号，仍称×军团后方医院。
据总后勤部科学研究所1963年编印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发展史资料》记载：“经过了四次反‘围剿’斗争，医院的数量、类型、规模都不断扩大。”至1933年8月，“属总卫生部领导的有总医院、第一至八后方医院、残废院和休养所”。另在1933年9月编印出版的《红色卫生》第三期刊登的“红军卫生学校三四期军医科及第一期保健科学生来源比较表”中，详细介绍了生源所在的医疗单位，出现了“第一后方医院”至“第五后方医院”的完整称谓。应注意的是，军医科第三期的开学时间是1933年3月。在该“比较表”开头，特别强调某些卫生机关“毫无注意，致卫生学校每期招生都不能足额”。由此可知，从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后，以番号称呼的第×后方医院常态化出现。
有关第六后方医院的史料，多见于《红色中华》报关于该院开展节省运动的专门报道，如1933年4月26日的报道：“工农红军第六医院的伤病战士，在经济动员中，于三月三日召集军人大会，讨论节省方法。”该院下设了4个诊疗所。1933年5月17日，再次报道了该院及各所开展节省运动的情况。据时任第六后方医院科长杨锡光回忆，“第六后方医院驻宁都小布，下有4个所，每所收治伤员四到五百人。……我们收治的是伤情较重的，由兵站医院从野战医院转来的。”
［6］166说明小布的红军第六后方医院规模较大，收治伤病员众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敌军的步步逼近，1934年9月，第六后方医院转移到瑞金密溪，专门接收在北边宁都境内阻击敌军“进剿”的红五军团的伤病员。长征前夕，该院奉中革军委命令，留守在中央苏区救治伤病员，杨锡光等部分医务人员抽调参加长征，1935年3月，随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突围时被冲散。
7 历经革命战争淬炼的高田大屋
从小布最初设立的野战医院到后方医院、总后方医院再到兵站医院、又复设后方医院等，都直接指向一座特别的民房——高田大屋。
小布红军医院设在高田新木坑的高田大屋。该屋是一幢清朝末年由当地陈姓财主两叔侄合建的住房。财主家衰败后，该屋曾驻扎过红军，后又设为红军医院。该屋楼上楼下两层加上周边围房，有房屋上百间，能容纳数百名伤病员，非常适宜作红军医院之用。医院伤病员多时，在邻近的层坑、横照、韶坊等村落还增设了4个诊疗所。小布人民支援红军医院不遗余力，当地群众把自家的门板拆下给医院作病床，为医院提供粮食、蔬菜、禾草等，有力保障了医院的需求。乡苏维埃政府经常组织担架队、洗衣队、慰劳队到医院服务。医院在医治红军伤病员的同时，也积极为当地群众看病治疗，军民关系非常融洽。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高田大屋作为一座曾经败落的民居，在革命战火中得到淬炼。在生死决斗的反“围剿”中，高田大屋集红军野战医院、后方医院、后方总医院和兵站医院于一身，且从第一次反“围剿”存续到第五次反“围剿”，在苏区红军医院发展过程中实属罕见。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又有过漫长时间的沉寂，似乎有意在保存着那段红军医院历经的峥嵘岁月，也似乎在向世人悄悄地诉说着红医先辈恪尽职守、救死扶伤的往事。历史赋予了它无上的荣光，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中也充分展现了它的风采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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