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总医院”称谓考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itle of "General Hospital"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摘要

中央苏区时期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部队遵循“不准丢下一个伤病兵”的原则，为了救治红军伤病员，先后建立了类型众多、功能齐全的红军医院。其中有关总医院的设置及其称谓，相关史料众说纷纭，学界对此亦是各执一词。针对“总医院”的设置问题，本文根据文献史料，整理概括为井冈山时期设立的总医院、为战役而设置的总医院、红军总医院、红三军团总医院和各省军区总医院。

Abstract

During the counter-"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campaigns in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he Red Army units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not leaving a single wounded or sick soldier behind". To treat the wounded and sick soldiers of the Red Army， a variety of Red Army hospitals with complete functions were established one after another. Among them，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names of the General Hospital， there are divergent records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inconsistent views in academic circles. Aiming at the issu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Hospitals"， this paper， based on document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summarizes them into the General Hospital established during the Jinggangshan Period， the General Hospitals established for campaigns， the Red Army General Hospital，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the 3rd Army Group of the Red Army， and the General Hospitals of the military regions of various provinces.

关键词

中央苏区 / 红军部队 / 总医院

Key words

Central Soviet Area / The Red Army troops / General Hospital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部队的医疗卫生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简到全的发展过程，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随着红军医院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大批伤病指战员得到及时救治，长期缺医少药的偏远乡村百姓也因此有了就医之处，从而为苏区军民构建起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医院类型、功能逐步健全，设置有总医院、后方医院、野战医院、兵站医院、预备医院和残疾医院等，构成了系统的战伤救护体系。由于史料缺乏，对红军医院的研究尚不完整，尤其是学术界对总医院的设置问题存在争议，尚未达成共识。为此，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将红军部队的总医院设立及其发展进行整理归纳。

1 井冈山时期设立的总医院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四军在中井村设立了后方总医院，后方总医院隶属于后方留守处。1927年10月，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宁冈茅坪，在当时的攀龙书院设立了临时后方医院，将随军行动的伤病员安置于此，使伤病员有了治病疗伤的休养场所。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后，成立了红四军。1928年夏，龙源口战斗后，红军伤病员增至800多人，鉴于茅坪医院容量有限，红四军决定以原大井医务所为基础，在中井村成立红军后方总医院。院部设在中井大树窝，下设4个管理所，一、二所设在大井村，三所设在中井村，四所设在小井村。曾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的曾志回忆：“在中井总医院住院的有30多人，多数是身患疟疾、肠胃炎、肺炎等一类的红军病员。”^［1］因受伤在大井红军医院治疗的杨至成回忆：“当时井冈山的医疗单位大小共有四个，一个是设在大井村的医疗所，规模不大，附有一个中药房，没有专门的房舍，病员和工作人员都住在老百姓家。二是设在中井村的后方总医院，有一二十间房子，可住30多人，也是以老百姓的房舍为基础，院长是曹荣，副院长为肖光球，党总支书记是曾志同志。”^［2］综上，基于上述史料分析可以认为中井后方总医院是红军建立的首个后方总医院。

该总医院病房不多，只有一二十间，条件比后方留守处稍好，伤病员睡木板床或竹子床；总医院药品很少，西药基本没有，主要是中草药；没有正规的医生，只有几个护理员，伤病员到医院既是治疗，又是休养。当时由于军医处尚未成立，总医院主要负责协调各医疗所（组）伤病员的分治和医疗技术的调配工作，承担了军医处的管理职能。每当发生战斗时，总医院便协调其他医疗场所就近派出医务人员跟随部队行动，以便及时在火线救治伤员，为部队机动作战创造有利条件。1929年1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一部分医务人员如王云霖、段治中、刘荣辉等随军行动；一部分留守井冈山，后随红五军转移。井冈山后方总医院自此解散。

2 战役所设置的总医院

战役是根据战略需要，在一定区域和时间内所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的总称。因参战部队较多，需要有统一的指挥系统，包括卫勤保障工作的统一部署。为了协调参战部队的战伤救护工作，军事指挥机关一般会责成卫勤保障机构设置临时后方总医院，各军团或军设置野战医院。

2.1　湖南浏阳红一方面军后方总医院

1930年8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方面军成立后，在立三“左”倾路线指导下，发动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役。此役是红军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役，红军伤亡3 000多人。为配合长沙战役的部署，红一方面军将原设在浏阳观音堂谢家祠堂的红三军团医院，并入位于小河乡田心村范家祠堂的红军医院，合并后改称为“红一方面军后方总医院”。院部设在小河乡田心村肖家塅范家祠堂，收治长沙战役及此前各次战斗的伤病员。

何复生任小河红军后方总医院院长，刘惠农任政治委员，吴光坤任常务副院长。医院下设5个诊疗所，第一所驻田心村卜家祠堂，所长罗会松；第二所驻清泥湾王氏秀公祠堂，所长由吴光坤兼任；第三所驻盆形黄家大屋，所长黄祥林；第四所驻迪吉堂罗氏祠堂，所长田纯；第五所驻圳上李家老屋，所长李焕文。第一至第四诊疗所主要收治伤员，第五诊疗所主要收治病员。

小河红军后方总医院是红一方面军成立后设立的规模最大的一所医院。方面军攻打长沙失败后移师江西，医院部分医务人员（如何复生、刘惠农等）随军行动，而大部分重伤病员则就地安置，由当地苏维埃政府负责后续医治。该医院的历史可追溯至湘赣边秋收起义时期设立的临时机构——浏阳农民义勇军医院。自其前身创立至1933年2月停用解散，在六年的运转中累计收治伤病员七千余人次，其中超过六千名伤员经医治后重返前线^［3］。

2.2　宁都小布红一方面军总后方医院

因战役需要而设置的另一所总医院是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在江西宁都小布设立的红一方面军总后方医院。1931年5月中旬，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富田战斗后，红军势如破竹，向东横扫七百里，战线不断向东延伸，与驻扎在兴国城冈的红色总医院越来越远，给伤员转运后送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于是5月26日，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在宁都小布设立后方医院，即红一方面军总后方医院。这实际上是将兴国城冈红色总医院的技术力量转移到小布，同时在小布层坑、横照、韶坊等村庄增设了4个诊疗所，总院部驻小布的高田大屋，主要收治一个半月内难以治愈的重伤员和疑难病症患者。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至第三次反“围剿”前，兴国、宁都的北部地区即城冈、良村、黄陂、小布一线仍经常遭受敌军侵扰，医院及伤病员被迫分散转移，只能隐蔽在大山的密林深处，开展艰难的医疗救治工作。

此外，因战役需要临时设立的总医院，还包括为赣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以及乐安宜黄战役而设立的医疗机构。1932年2月开始的赣州战役，其临时总医院设置于江西于都。3月1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之敌给中央红军的训令》，指定“总医院设在雩都，归军委管理，收容重伤人员，沿雩都河应设各站疗伤所，由军委总军医处指导各级卫生机关切实执行。”^［4］遗憾的是，历时33天的赣州战役因久攻不克，最终以红军伤亡3 000多人的代价而被迫撤围。

1932年7月，又开始了由11位军事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萧劲光、罗瑞卿、罗炳辉等）共同指挥的广东南雄、水口战役。聂荣臻后来回忆道：“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5］尽管该战役红军伤亡超过2 000人，中革军委总军医处仍将后方总医院设在于都，并在信丰增设了临时医院。

以上2次战役的总医院之所以设在于都，主要因为于都不仅是大后方、全红县，而且是各次战役后方物资供应的重要基地，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卫生材料厂等当时均设在于都县境内。

1932年8月水口战役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北上发动乐安、宜黄战役。该战役的后方总医院再次设置在宁都小布。小布位于宁都县西北部的山区地带，丘陵起伏，丛林茂密，是反“围剿”期间前后方交通联络要道上的一个重要村落，战略地位重要，且群众基础又好。此次战役在小布设立总医院的史料依据如下：一是1932年9月8日，中共永丰县委在《关于八月份工作总报告》中提到，县委组织慰劳队，收集慰劳品，分别送往各红军医院，其中12担慰劳物品送到小布总医院^［6］。二是据曾担任红军第一后方医院院长的谢焕辉回忆：“一九三二年，后方办事处调我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后方医院（院址在兴国的樟木山）当院长，当时伤病员不多，我们只负责把轻伤病兵治好出院，重伤病兵即转到总院（院址在宁都的小布）。”^{［7］152-153}

3 红色总医院、红军总医院

红军总医院，全称“中国工农红军总医院”，是中央苏区时期一所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型红军医院，其前身是红色总医院。

1930年10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攻克江西吉安后，吉安名医戴济民在毛泽东的亲自动员下参加红军，并奉命在吉安青原山净居寺创建吉安红色医院。第一次反“围剿”前夕，为保证医院及伤病员的安全，该院转移至吉安富田，又称富田红军医院。

第二次反“围剿”前夕，为做好战伤救护准备工作，红一方面军决定将富田医院即吉安红色医院、兴国茶岭医院和江西红二、四团开办的东固医院合编为红色总医院，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管理。医院院部驻吉安富田，下设2所分院，富田医院（即原吉安红色医院）为第一分院；东固医院为第二分院。每所分院还设置了休养所或休养连。1931年3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管理的红色总医院正式划归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仍冠名为“红色总医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红一方面军后方总医院，任命戴济民为院长，李用之为政委，此时总医院也转移至兴国的城冈山区。5月初，又在永丰南垄（今属吉安市青原区东固乡南龙村）设立第三分院，在兴国枫边石印村设立第四分院。

1931年5月中旬，第二次反“围剿”正式打响，红一方面军先后取得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等战斗的胜利，一路高歌，向东横扫。随着战线的不断延伸，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在宁都小布设立总后方医院，戴济民调任该院院长。城冈红色总医院实际上成了一空机关^［8］。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戴济民调回红色总医院，继续担任院长，并着手总医院的恢复工作。7月，红一方面军开始第三次反“围剿”战役，因作战区域主要集中在兴国县境内，红色总医院经常受到敌军的侵扰，戴济民不得不组织总医院分散转移，依靠山高林密的有利条件与敌人周旋，最终将总医院转移到了偏僻幽静的兴国鼎龙茶岭村，开始有了安全稳定的环境。其间，有几位被解放或投诚的国民党军医参加红军，医院技术力量得到加强，医疗水平不断提高。

1931年9月，贺诚兼任总医院政治委员。在贺诚、戴济民等人的努力下，总医院的工作得到较快发展，同时医院正式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医院”。1932年3月，戴济民调往福建军区工作，医院院长由王立中接任。

茶岭红军总医院除设有多个分院外，院部还设立了5个医疗所，分散在茶岭村附近的几座祠堂里，并依据伤情病种接收伤病员。第一所在猪兜窝，第二所在新屋下，第三所在老屋下，第四所在杨梅盈，第五所在观音堂岽脚下。第一、二所收治普通伤病员，第三、四所收治重伤员，第五所则收治轻伤员。

1932年8月，红军军医学校从于都迁到茶岭，军医学校校长彭龙伯（彭真）兼任红军总医院院长。1933年5月，红军军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红军总医院也同时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成为红军卫生学校的临床教学机构，承担起人才培养和医疗救护双重使命。自此，红军总医院的名称不再使用。同年8月，红军卫生学校由茶岭迁往瑞金朱坊村，附属医院主体亦一同搬迁，并与中央红色医院合并，仍冠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

4 红三军团总医院

在中央红军先后建立的六个军团中，较长时间实行总院制的仅为红三军团总医院。1930年6月，红五军和红八军组成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该军团在湖北大冶游击时，大冶普爱医院何复生（地下党员）、饶正锡、陈春甫、石恩赐和陈复汉等被动员参加红军。6月24日，彭德怀、滕代远签署成立红三军团总医院的命令，并授予其“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总医院”的番号，任命何复生为院长。作为军团最高卫生机构，总医院还行使全军医疗卫生管理工作的职责。

1933年夏，红三军团总医院改组为红三军团卫生部，师军医处改为师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营设卫生所，连设卫生员。何复生任军团卫生部部长，刘惠农任政委，戴正华、饶正锡先后任医务主任。军团卫生部直辖2个野战医疗所（战时展开为野战医院）和1所医务学校。医务学校培养了100余名医生、数百名护士和大批卫生员，充实了部队的卫生技术力量。军团卫生部部长何复生牺牲后，部长一职由医务主任饶正锡接任。

红三军团总医院成立后，跟随军团南征北战，遵循“不丢下一个伤病员”原则，冒着枪林弹雨，积极救治伤病员，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1932年4月江西崇义文英战斗后，彭德怀、滕代远亲自勘察并决定在崇义大王洞组建临时后方医院。10月，国民党粤军“围剿”大王洞，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王洞之难”。据红三军团卫生部部长饶正锡将军回忆：“一九三二年四月，红三军团进入江西赣州的上犹、崇义地区，总医院在营前圩展开，收容伤病员1 200余名，经治疗，已有一部分归队。后来部队转移湘赣边区，就将大部分伤病员集中到崇义县思顺以东的大王洞，总医院派戴正华、刘朋来、潘世征等组织临时后方医院继续治疗；另一部分轻伤员则由看护班长彭方复带领，跟随部队行动打游击，直至寒冷的冬天才到达湘赣边区。留在大王洞后方医院的伤员，听说后来（十月）遭敌袭击，数百名重伤员被活活烧死在草盖的病房内，400名轻伤员被敌捕去赣州，其中200余名在途中被敌折磨而死，幸存的100多名轻伤员，经红独十二师在赣州东河营救出来，送去兴国红军医院。医院工作人员，除少数幸免于难外，大多壮烈牺牲。敌人如此残杀伤病员，真是灭绝人性！”^［7］114

第五次反“围剿”的高虎垴战斗中，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送信给军团卫生部长何复生说，前沿阵地打死了许多敌人，尸体腐烂，臭气熏天，希望卫生部派人协助打扫战场。何复生看完信，立即率领看护和通信员等30余人，急行军半天，赶到前沿阵地，协助部队以2天半时间，掩埋尸体，打扫坑道，使阵地工事内的卫生状况大为改善。同时，亲自看望并处置尚未后送的伤病员，亲切慰问指战员。1934年8月14日凌晨，敌军一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发起猛攻。何复生带病亲临前线指挥伤员救护后送工作时，遭敌机轰炸，不幸牺牲。何复生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战场上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卫生领导干部^［9］。

5 省军区总医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壮大，军事组织体系也逐步得到发展。开始时仅有主力部队——红一方面军和各地方武装。随着地方武装的日益发展壮大，中革军委决定建立省级军区，统一指挥地方武装力量。1931年至1934年间，中央苏区先后组建了福建军区、江西军区、粤赣军区、闽赣军区、赣南军区和湘赣军区。为了保障各军区伤病员的收容工作，除闽赣军区外，其余5个均组建了军区（总）医院。

各军区医院建立后，迅速投入战时救护工作，有效提高了伤病员的救治效率。各医院不仅配备了基本医疗设备，还培养了大批医护人员，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战地医疗体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各军区医院克服重重困难，为红军战士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生命保障。

因为各省军区医院直接归省军区司令部领导，并未形成统一的编制和管理体系，所以医院规模大小各不相同，称谓也不一致，有的称总医院如福建军区总医院和湘赣军区总医院，其他的则称军区医院。相对而言，福建军区总医院和湘赣军区总医院的规模较大、体制较健全，下辖了多个分院。

5.1 福建军区总医院

其前身是1929年6月红四军创办的蛟洋红军医院。1930年11月，改名为红十二军闽西后方医院，由红十二军直接领导。1932年2月，福建省军区成立，编有军医处，设有军区医院，院长罗化成，院部驻长汀四都。

1933年12月6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改组卫生机关事项的命令》，将驻扎于长汀蔡坊的福建军区医院改为红军第三预备医院，归中革军委总卫生部指挥；将原军区医院下辖的第一、第二、第三分院整合为一所医院，升格为福建军区医院，院址设在长汀四都。同时，命令还首次对军区医院的编制作了统一规定，即院部设院长（兼医生）、政委、医助、司药、供给员、管理员、管理班长、文书、通讯员、党书记、俱乐部主任、理发员、警卫排长等各1人，警卫班长3人，战斗员24人，炊事员3人；所部设所长（兼医生）、政治指导员、文书、管理班长、事务员、通讯员、医生、司药、理发员各1人，洗衣员6人，看护班长4人，看护21人，炊事员20人^［10］102。

福建军区医院在改组前，其各分院的规模较大。1933年8月16日《红色中华》第102期报道了该院一分院于“八一”节慰劳红军的情况，并指出一分院设有院本部、传染所、重伤一所、重伤二所、病兵所、材料厂和残废院等^［11］，足见其规模之大。

称福建军区医院为“总医院”的历史文献主要有：1932年2月10日，范一农在《红色中华》（第9期）发表《我们要怎样来预防瘟疫》一文中称“福建四都十二军后方总医院”^［12］；1932年9月13日，《红色中华》（第33期）报道了“闽西慰劳代表团到总医院慰劳伤病战士”^［13］。

5.2 粤赣军区总医院

粤赣军区成立于1933年4月23日，由江西军区第三和第五作战分区组成。随着中央苏区迅猛发展，其战略布局进一步拓展，粤赣地区作为重要的战略区域，军事活动频繁，作战任务繁重，红军伤病员数量持续增加。为了保障苏区南线部队的医疗救治需求，兼顾地方疾病的防治工作，粤赣军区在原军区医院的基础上设立了后方总医院，院部驻扎于江西会昌城北的半山寺。

有关这所医院的史料较缺乏。将其称之为总医院的史料依据是，1933年8月31日，粤赣军区在《关于将军区办事处改为总医院管理处的报告》中要求：“军区办事处，我们意为总医院管理处，黄一善同时调一分区任政治部主任，罗化民任院长，张地任政委，辖三个分院，即各设一二三分区附近后方医院，伤病兵共二千余。”^［14］

5.3 湘赣军区总医院

湘赣省军区成立于1932年1月。1934年初，设立于江西永新的黄岗医院改建为湘赣军区总医院，院长戴道生，下设3个分院。1934年8月，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出发西征时，从该总医院和其他医院抽调一部分医务人员充实部队医疗卫生机构，湘赣军区总医院至此结束。

关于湘赣军区总医院的史料依据主要是，1933年9月的《湘赣军区卫生部与各级分医院卫生队的十、十一、十二三个月工作计划》^{［10］149-157}。这里对湘赣军区总医院的伤病痊愈人数、伤病员生活改善、招护员的工作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

就目前史料来看，江西军区、赣南军区以及闽赣军区均未见设立总医院的文献佐证。另外，瑞金籍老红军朱位汉在其回忆录《跨世纪的红色回忆》中，多次提及“兵站总医院”，他参加红军后就在“兵站总医院”的二所开始军医生涯^［15］。但笔者目前尚未查找到“兵站总医院”的其他佐证史料，根据中央苏区时期的卫生机构设置，“兵站总医院”一机构并不存在，而在反“围剿”的战伤后送体系中确实建立了兵站医院，成为红军伤病员后送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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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DJ074)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MKS21228)

赣州市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2-015-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