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三湾改编”后在井冈山茅坪建立红军第一所医院起，红军医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历次反“围剿”战争的反复锤炼，形成了类型多样、功能齐全的卫勤保障机构。红军医院的发展壮大，为救治红军伤病员、恢复部队战斗力和解决苏区群众“生疮害病问题”提供了有力保障。红军医院遍布于赣南、闽西的崇山峻岭与乡间村落。十多年来，笔者先后实地考察了中央苏区一百多处红军医院旧址或遗址，发现除战时的临时救护所（包扎所）外，在那些相对稳定且有一定规模的红军医院的选址问题上，党和红军领导人会兼顾医院安全与物资供应等诸多因素，谨慎选择场地。
近些年来，红色旧址遗迹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加快修葺力度。但笔者发现，在红军医院旧址遗址修葺、维护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地方为了红旅之便，把本是在山高路遥的旧址硬生生与其他旧址复制在一起；有的随意将某些场所命名为某红军医院旧址；有的红军医院旧址未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缮等，常使红色旧址遭到不应有的损坏。笔者通过综合分析红军医院设置背景、选址和运行情况及设置规律，认为甄别红军医院旧址或遗址应依据以下六个要素。
1 要有可靠的人民群众
毛泽东曾经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1］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人民军队自创建以来，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军民关系。苏区时期，红军医院遵循“要为老百姓免费看病”的原则，每驻扎一地，便使身处穷乡僻壤的百姓有了寻医问药的去处，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同样，红军医院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安全守卫和物资供应。所以，红军医院的进驻，必须以良好的群众基础为前提。如宁都小布红军医院，从第一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均驻扎在小布的高田大屋，先后设置过野战医院、后方医院、总后方医院和兵站医院，在历次反“围剿”中救治了大量的红军伤病员，是反“围剿”作战的重要卫勤保障机构。小布红军医院之所以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根本原因是小布地区的人民群众对红军及红军医院的拥护和支持。当然，医院也积极为当地群众治病，有许多具体的事例，显现浓烈的民拥军、军爱民的氛围。红军很注重群众关系，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所以，医院驻扎期间，军民关系都非常融洽。
笔者在小布采访中还了解到，红军医院在高田大屋驻扎期间，得到当地群众的无私援助。当地群众纷纷把自家的门板拆下给医院作病床，为医院提供粮食、蔬菜、禾草等，乡苏维埃政府组织担架队、洗衣队、慰劳队到医院服务。宁都县博物馆副馆长曾晨英介绍说，第二次反“围剿”时，驻扎在新木坑高田大屋的红军医院突然接收到前方送来的大量伤员，而且都是重伤员，有的手脚被炸伤，有的身上、头上中弹。村中族长见这个情形，便让一些胆大的男子去帮忙抬伤员，妇女都去帮着洗血衣、绑带，去做一些照顾伤员的工作。伤员做手术时，因缺少麻醉药品，痛苦不堪，附近村民听见伤员疼痛的叫喊声后总想为伤员们做点事减轻其痛苦。有的就从自家的池塘里捞些鱼，熬成鲜鱼粥送去重伤室里喂给那些刚做过手术的红军吃；有的则杀鸡杀鸭，炖一锅汤给伤员增加营养；还有一个村民陈芳澡杀了一头猪给医院改善伙食，医院要付钱，陈芳澡不肯收，双方争执不下，最终鉴于红军严明的纪律，她不得不收下了钱。随着伤员的大量增加，药品供给越来越困难，特别是敷药严重不足，很多伤员的伤口发炎化脓引起高烧，酒精严重缺乏只能勉强用盐水清洗，一些伤员休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医护人员心如刀绞却无能为力。这时，医院得知郎中陈晓山老人有祛炎消肿的祖传秘方，立即请他来帮助医治红军伤员。陈晓山老人见状，把从不外传的秘方无偿献给了医院，并亲自上山采集草药——“过地蜈蚣”，和着米酒捣烂成糊状后，敷在伤员的伤口上，十分见效，这个神奇的偏方让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兴奋不已。
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红军医院设立的必备条件。红军部队即使在白区作战，伤员也必须翻山越岭送回苏区的后方医院救治，正是由于在白区不具备设置后方医院的基本条件。如1932年7月的广东南雄水口战役，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
［2］由于当时南雄水口属于国民党粤军管辖，中革军委总军医处在信丰设置了临时医院，又在于都县境内设置了后方医院，重伤员全部送到于都各后方医院和兴国茶岭红军总医院救治。
2 要有隐蔽的自然环境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往往敌我双方犬牙交错，为了免遭敌军侵扰，处在区域内的红军医院随时需要转移，但红军医院又不可能紧随作战部队行动，因为伤病员治病疗伤不仅需要场所，还需要一定时间，这就决定了红军医院的设置选址必须是相对安全、隐蔽的。如1932年4月红三军团挺进粤北、转战湘南时，先后有1 000余名负伤。为了使伤病员得以治疗，并使军需物资及战利品得到储存，1932年4月23日，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等来到崇义县思顺乡，经实地考察，决定在大王洞建立红军后方医院和后方总部
［3］。大王洞位于思顺圩以东约5公里处，地处思顺与金坑交界的深山之中。之所以选择大王洞，一方面是因为其距离红三军团总部仅三四十里，离湘赣前线不过七八十里，无论是去总部参加会议、接受任务指示，还是前往湘赣前线支援、接收伤病员都有较大优势。另一方面是该地位置相对隐蔽，周围都是崇山峻岭，离圩场比较近，采买生活物资较方便，是开设红军医院的理想之地。在当地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的支持下，仅用半个月时间，大王洞山窝里就搭起了50多幢茅草房，建起3所伤病员收容所，以及银行、粮食、供销等机关用房，有医官近70名，护士100多名。饶正锡、王云霖、戴正华、彭方复、潘世征等红医将领都曾在此工作过。
据饶正锡回忆，1932年10月，留在大王洞后方医院的伤员遭敌袭击，数百名重伤员被活活烧死在草盖的病房内，400名轻伤员被敌捕去赣州，其中200余名在途中被敌折磨而死，幸存的100多名轻伤员，经红独十二师在赣州东河营救出来，送去兴国红军医院。医院工作人员，除少数幸免于难外，大多壮烈牺牲
［3］。大王洞医院如此隐蔽，之所以仍遭到敌军袭击，主要原因在于伤病员和后方工作人员过于集中，大量物资采购供应的过程中容易暴露，且大王洞临近粤军管辖区，我方防卫力量薄弱。类似的事件在井冈山时期的小井红光医院也发生过，彭德怀对“小井之难”痛心疾首，认为红军医院要建立在巩固的“敌军打不进来的后方”，在环境不巩固的情况下，集中医治伤兵是不适当的，“只能依靠群众掩护，分散医治”，才能保障伤病员的安全，“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
［4］。后来红军吸取教训，一是将后方医院尽量设置于大后方，通过增设兵站医院的形式，将重伤病员运送到苏区腹地，保证治疗休养安全；再是通过增设诊疗所的方式，将规模较大的医院化整为零，保证医院转移的机动性。
可见，隐蔽的环境是相对而言的，并非是绝对的，只有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才是红军医院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根本的安全保障。
3 要有充足的救护场所
红军医院是集中收容红军伤病员的医疗救治机构，也是伤病员康复休养的场所，医院规模小则数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如第五次反“围剿”时设于宁都小布的第六后方医院，伤病员最多时达2 000多人。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组建医院一定意义上只是为伤病员提供一处能遮风避雨、御寒的场所。因此，红军时期的医院，一般都是征用祠堂、庙宇或地主的房屋，极少征用群众的住房。如小布的高田大屋，原本是清末年间当地陈姓财主建造的宅院，含周边围房，占地面积达4 800平方米，上下两层共有百余间，能容纳数百名伤病员，是天然的医院用房。正因其具备“规模庞大”的特征，所以从第一次到第五次的反“围剿”期间，先后设置过野战医院、后方医院、总后方医院和兵站医院，救治了无数红军伤病员。作为一座民宅，能够集各种类型的医院于一身，且存续时间如此之长，在中央苏区红军医院发展史上实属罕见。
1934年10月9日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时，中革军委命令：“所有重病员一月难治好的，概送第四后方医院（九堡之下宋），务于十日午前十时前送完。”
［5］笔者到瑞金九堡下宋村考察，发现这里祠堂群集，大小祠堂、厅堂十余幢，无疑是设立红军医院的理想选择。长征前夕，驻扎于宁都小布的第六后方医院也转移到九堡的密溪村，主要是该村有联排5座罗氏大祠堂以及众多的附属用房。更为重要的是，密溪村背靠瑞金于都两县交界的铜钵山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九堡遭到敌军“清剿”，密溪第六后方医院的部分重伤病员便转移到了铜钵山的密林深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铜钵山是闽赣省委的重要游击区。
红军医院选择祠堂作院址，一是彰显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正义之师。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红军医院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不扰民、不惊民、不强占民宅。二是祠堂是同姓人共同祭祀祖先的地方，不忌讳伤残血光，可以接纳红军伤病员住宿，甚至进行治疗与手术。瑞金万田乡民刘丙生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他爷爷参加红军后，家里只有奶奶带着3个孩子。一天早晨，奶奶发现屋檐下禾草堆里躺有十多个衣衫褴褛、满身是血的“兵”。奶奶害怕不已。一个“兵”见状后起来对奶奶说：大嫂，别怕，我们是红军，受了伤，昨晚路过你这里，我们马上走！奶奶立刻放下戒备邀请红军进屋休息。他们怎么也不肯进屋，说道：我们马上离开，方便的话，用一下你的勺子，我们想喝点水。红军伤员拿着奶奶递过来的勺子，到房前的水井里舀水喝。喝完水，红军伤员相互搀扶着离去。奶奶急忙追上去把家里仅有的一包红薯干给他们带着路上吃。回到家后，奶奶望着沾满鲜血的勺把子伤心地哭了很久。属于年轻一辈的刘丙生对久远了的红军并没有过深的认识，但他奶奶讲的这件事，对他触动非常大，印象特别深刻。
4 要有残存的历史印记
红军伤病员收治在医院，在治病休养的同时非常注重文化知识的学习。许多红军战士出身贫苦家庭，入伍前普遍都是文盲，住院后都自觉利用治病疗伤机会学习文化。许多战士就是在革命的熔炉里，从目不识丁到能识字读报，乃至撰写家书，这也是红军医院的“特色”功能。由于条件所限，战士们学习文化时缺乏纸张，就会在墙壁上信手涂鸦，留下许多略显稚拙的字迹，内容大多是当时的口号标语，或与卫生、疾病有关的小标语。笔者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只要旧址尚未毁坏，当年的标语仍是依稀可见，如石城镜面排红三军团后方医院旧址内壁保存的红军标语有“勇敢冲锋带了花，不吃酸来不吃香”“吃了辣椒要反工”“医生开刀”“同志们第高政治文花水平”等字样。乐安县湖坪乡汉上村“伟佐两先生祠”内的标语则清晰地落款为“五军团野战医院宣”，可见该祠堂曾经驻扎过红五军团的野战医院。在瑞金九堡下宋村红军第四后方医院院部所在的“离明居”厅堂里，当年存放报纸报栏“红星报处”“红中报处”“健康报处”墨迹清晰可见，特别是字体略小于两大报的“健康报处”，令笔者大为惊喜，苏区时期出版发行的《健康》报，据说是一份专供医务人员使用的专业报纸。红军卫生学校第二期学员涂通今将军回忆，他在学校时没注意《健康》报，但毕业后，到部队当医生，干卫生工作，感到知识不够，经验缺乏，经常需要指导，就重视《健康》报了。它代表上级卫生领导机关，起了指导作用，经常报道我们需要的材料，如包扎、止血、固定、搬运等方面的材料，还有“四大疾病”的防治知识和部队作战、行军、宿营等卫生要求都有报道，所以它很受医务人员的欢迎。遗憾的是，《健康》报已经完全失传，如今再也无法目睹它的风采，但在旧址中尚能看到“健康报处”的报栏，确是笔者多年考察红军医院旧址时难得的发现。
红军历来重视标语宣传工作，标语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最直接的表达方式。为了规范标语书写，红军总政治部多次统一印发标语、口号，并规定了统一的书写要求。部队每到一处，驻扎时间超过3个小时，宣传干事就会提着石灰桶，在墙壁上书写醒目的标语、口号，让群众最直观地熟知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笔者考察发现，凡旧址外墙上书有“医治白军伤病兵”等字样者，大多曾为红军医院。医治白军伤兵，毛泽东认为“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人民军队开始，就秉持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对被俘的白军伤病兵同样给予积极的救治，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
［6］红军医院认真执行党的这一对敌宣传策略，切实体现了红军是文明之师，也从本质上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
5 要有集中的烈士墓地
在条件极其简陋的红军医院里，虽曾有罗瑞卿、钟赤兵这样顽强挺过重伤的钢铁将士，但更多伤员却因缺医少药，永远无法重返战场，甚至默默牺牲在病榻之上。红军医院在创建之初，就高度重视疾病防控工作，为此通常会在医院附近的区域或山岭上，专门划设场地用于安葬牺牲的烈士。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扩大红军与健全地方武装决议案（1932年8月1日）要求：死亡战士应由当地政府帮助红军机关收殓并立纪念牌，在附近红军医院及巩固苏区设立公葬地葬埋死亡战士。过去，部分乡苏维埃政府（尤其是永新三区）对医院牺牲战士的安葬事宜不予负责，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
［7］。所以，有红军医院的地方必定有安葬烈士的地点，这是红军医院旧址与其他革命旧址的不同之处。
笔者在实地考察时也会查看安葬烈士的地点，有的当地群众自发地为红军烈士建起了“义冢”，每年清明节群众都会自觉前往祭扫，如兴国崇贤乡齐分村的村民每年坚持给“义冢”扫墓从未间断；有的地方则建起了无名烈士纪念碑，供后人凭吊。2019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
［8］红军医院附近有这样一座墓地，既可以告慰先辈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也让后来者有追思凭吊、拜谒铭志之处。但笔者也发现，不少红军医院由于设置在偏僻高山密林之中，少有人员涉足，故而未能建立纪念设施，这也成为笔者考察红军医院旧址遗址时的一大心结。我们将不遗余力呼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让英雄安息于青山绿野之中。
6 要有流传的感人故事
红军医院设置于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是孤立寂静的。有红军医院，就会留下许多治病救人的感人故事。比如，当年担任高田妇女干事的林春桃回忆说，她曾10多次前往小布红军医院，帮伤病员洗衣服、绷带和纱布。“在家吃过早饭去，衣服洗干净，晒干折叠好，分别送还给各人就回来，中午在医院吃饭，傍晚就回家”。曾任高田乡苏维埃政府干部的黄良厚，右腿跟部患疾，肿得厉害，行走不便。医院院长戴济民用马把他送到韶坊分院做手术，几天后脚疾就好了。村民黄菊秀害眼疾，快要瞎了，经医院治疗后恢复了视力。黄菊秀十分感激，专门做了一双布鞋送给医生。又如，1931年夏天，中国工农红军总医院从兴国城冈搬迁到鼎龙茶岭村。该院院部设在上茶岭的士布段曾屋，在附近的猪兜窝、新屋下等村设立了5个所。该院不仅医治红军伤病员，而且特别关心当地群众的身体健康，专门设立了10多张病床，供当地群众治病之用。兴国鼎龙下茶岭黄秀子的烂脚病，经过红军总医院两年多的免费治疗，终于痊愈了。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山村，村民们无不为之高兴，特别是黄秀子更是逢人就说红军好，千感谢万感谢徐医官，还不时撸起裤子让大家看看治好了的双脚
［9］。
再是，随着红军医院的进驻，当地群众在苏维埃政府的动员下，义无反顾地组织担架队、洗衣队、慰劳队、做饭队、招呼队给医院服务。这些事迹也必为当地村民所津津乐道，并代代相传。笔者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良村战斗所在地——兴国县良村乡厚村采访时，村支书罗序海领我们查看了良村战斗的临时包扎所遗址——沙垇上，并自豪地说道，他爷爷担任了这次战斗的担架队队长，负责把红军伤员从沙垇上的临时包扎所运送到兴国的城冈白石村，大约有20里的路程。
笔者在考察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最早的红军医院遗址时，东固镇敖上村拱桥小组村民王振兰热心带我们在密林深处找到该遗址，并给我们作了详细介绍：该遗址原为一座道观，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游击作战时在此设立医院，当地人称之为“道坛红军医院”，王振兰妻子的二大伯谢义忠曾经在道坛医院做过大约半年的护理工作，道观后山窝还埋葬了不少红军烈士。20世纪六七十年代，道坛被拆时，后山窝的烈士坟堆还依稀可见，现所能见到的是三、四米高的灌木丛林和房屋基脚。这所中央苏区最早的红军医院，过去从不为外人所知晓，但敖上拱桥的村民（包括年轻人）都知道那里曾经有过红军医院，而且医院所在的小山窝一直是当地村民砍柴伐木的“禁地”。
有关红军医院设置及旧址遗址甄别问题，除上述诸要素外，还要考虑水路交通的便利。当年，交通运输主要靠水路船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水路是红军伤病员运送的首选交通，如赣州战役时，红军伤员主要是通过贡江运送到于都后方医院救治。第五次反“围剿”的石城阻击战时的伤员也是利用水路运送到瑞金后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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