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cial isolation among rural elderly people in Jiangxi Province

摘要

目的 调查江西省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现状，并探索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法，选取江西省农村地区643名老年人，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Lubben社会网络量表-6、日常生活能力量表、简版老年抑郁量表进行调查，采用χ²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 结果 接受调查的643名农村老年人中，有240名发生社会隔离，占总人数的37.33%。性格内向、出行台阶数少、子女数量少、存款数少、偶尔或从不运动是江西省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危险因素。 结论 江西省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发生率较高，应推动老年人活动与红色文化资源深度融合，深入挖掘宗族文化在村庄中的凝聚作用，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风险分层管理机制，以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social isolation among rural elderly people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explor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Stratified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643 elderly people in rural areas of Jiangxi Province.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6，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 and the Short Form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were used for the investigation. The χ² test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adopt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cial isolation. Results Among 643 rural elderly people， 240 （37.33%） were found to have experienced social isolation. The risk factors for social isolation included introversion， fewer travel steps， fewer children， fewer savings， and occasional or no exercise.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social isolation among rural elderly people in Jiangxi Province is high.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lderly activities and red culture resources， explore the cohesion of clan culture in village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establish a stratified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social isolation risk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关键词

农村 / 老年人 / 社会隔离 / 影响因素分析

Key words

Rural area / The elderly / Social isolation /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3.10亿，占全国人口的22.0%^［1］。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老年人的成功老龄化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农村地区，随着城镇化和人口流动加剧，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熟人社会网络逐渐被削弱，导致农村老年人发生社会隔离的风险增大^［2］。社会隔离是指个体由于主动或被动原因减少与他人的联系和互动，社会网络缩小甚至消失，进而引发心理或生理的消极结果^［3］。研究发现社会隔离与老年人认知功能减退、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睡眠质量下降、生活质量下降有关，是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4-8］。江西省是典型的中部地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其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省人口的17.02%，农村常住人口占比为38.54%^［9］，但当前有关本地区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实证研究较少。本研究选取江西省农村地区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在明确社会隔离发生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相关影响因素，为制定适应地方特征的干预策略提供数据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4年10月~12月抽取江西省5个区/县，每个区/县抽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2个自然村，在共20个自然村中纳入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⑴年龄≥60岁；⑵江西省农村常住居民（居住时间≥1年）；⑶自愿参加本研究；⑷意识清晰，能理解和配合本研究。排除标准：⑴偏瘫；⑵意识障碍；⑶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无法配合本研究。

1.2　方法

根据Kendall提出的样本量估算原则，建议样本量为自变量条目数的5～10倍^［10］，本研究包含13个自变量，考虑到可能出现无效问卷，在此基础上再增加20%，所需的样本量为78~165例。本研究共发放问卷665份，收回有效问卷64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69%。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根据社会护航模型，经过小组讨论，最终纳入可能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因素。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性格、慢性病数量、日常活动能力、抑郁情况、听力、婚姻状况、出行台阶数、子女数量、运动习惯、存款数。

1.2.1.2　Lubben社会网络量表-6（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6， LSNS-6）

该量表是Lubben J等^［11］在原社会网络量表基础上编制的精简版。LSNS-6包括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2个维度，每个维度各3条目，共6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计分，“没有”计0分，“1位”计1分，“2位”计2分，“3位或4位”计3分，“5~8位”计4分，“≥9位”计5分，总分30分，得分越低表明社会隔离程度越高，总分<12分表明存在社会隔离。家庭维度或朋友维度总分<6分表明存在家庭隔离或者朋友隔离。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1.2.1.3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 ADLs）

采用何燕玲等^［12］翻译修订形成的中文版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该量表共14项，包括躯体日常生活能力6项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8项。ADLs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计分，1～4分表示“完全能做～完全不能做”，14分为功能正常，15～21分表示有部分功能障碍，≥22分为明显功能障碍。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1.2.1.4　简版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GDS-15）

该量表专门用于评估老年人抑郁状况^［13］，共15个条目，以“是”或“否”作答，总分0～15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倾向越明显，≥8分表明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以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情况

江西省农村老年人LSN-6得分为（13.27±6.206）分，存在社会隔离的老年人占37.33%（240/643），存在家庭隔离的老年人占29.39%（189/643），存在朋友隔离的老年人占42.15%（271/643）。

2.2　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格、日常活动能力、抑郁情况、听力情况、出行台阶数、子女数量、运动习惯、存款数是江西省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1。

2.3　江西省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性格、日常活动能力、抑郁情况、听力情况、出行台阶数、子女数量、运动习惯、存款数）作为自变量，以老年人社会隔离情况为因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见表2。结果发现，性格、出行台阶数、子女数量、运动习惯和存款数均会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发生。见表3。Hosmer-Lemeshow检验，χ² =16.409，P=0.037，模型系数的Omnibus综合检验结果显示，χ² =85.759，P<0.001，拟合度较好。

3 讨论

3.1　江西省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发生率较高

本研究发现，江西省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发生率为37.33%，明显高于徐霓影等^［14］调查的全国农村中老年人社会隔离发生率（28.84%）和李少杰等^［15］调查的济南市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发生率（30.9%）。这可能与江西省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水平较低有关。与马来西亚^［16］和加拿大^［17］老年人社会隔离发生率相比，国内的研究结果普遍偏高，提示我国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问题较严重，且存在地区间差异，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3.2　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分析

3.2.1　性格

性格是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的重要影响因素，性格内向的老年人更容易遭受社会隔离。其原因主要有：第一，性格内向的人不擅长主动建立、维持社会关系网络，在进入老龄化之后，随着农业生产等主要社会功能的弱化，与他人的交流频率显著减少，社会关系剥脱更快；第二，农村老年人社会活动类型单一，农业生产活动减少后，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感急剧下降^［18］，与性格外向的老年人相比，性格内向的老年人更容易长期居家，而非主动在社会中寻求新的角色与价值认同，从而形成“减少参与—价值感下降—进一步退缩”的恶性循环。提示基层工作人员应更加留意内向的老年人，通过细致观察与家庭走访，识别其潜在的社会隔离，精准实施引导干预。在江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背景下，可依托红色教育基地，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口述革命故事”和“红色文化讲解员”志愿项目，鼓励内向老年人通过回顾历史和讲述亲历事件参与社会公共活动，赋予其历史传承的角色认同，提升其社会参与的心理安全感与价值感。同时，村委会可定期组织具有互动性和观赏性的集体活动，如广场文艺演出、书法交流赛和红歌比赛等，搭建邻里交流平台，缓解其孤立状态。

3.2.2　出行台阶数

本研究发现出行台阶数会影响农村老年人遭受社会隔离的风险，并且出行台阶数越少风险越高，与徐霓影等^［14］研究结果存在差异。一方面，在江西农村地区，健康条件和经济条件尚可的老年人可能住在较新的砖混结构住宅或多层农宅，常带有前院台阶和屋内楼梯等；反之，经济条件差、卧床或严重衰弱的老年人常住在一层的土坯屋或平地无台阶的农宅，出行台阶少可能体现了“被动静止”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老年人居住楼层高可能因为与子女同住，此居住格局通过构建持续性代际互动场景，不仅强化了家庭支持网络，更通过日常照料与情感联结的双向流动^［19］，从社会参与维度有效缓冲了老年人社会隔离的风险。

3.2.3　子女数量

本研究发现子女数量越多越不易发生社会隔离，与李少杰等^［15］研究结果一致。一方面，子女是老年人重要的社会关系和情感支持来源^［20］，家庭关怀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帮助老年人应对日常生活事件和住院等特殊事件，在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的情况较为普遍，子女少的老年人容易出现“空巢”状态，进而增加其发生社会隔离的风险；另一方面，子女承担着赡养老人的主要责任，子女数量较多通常有助于分担赡养压力，提高老年人获得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21］。因此，应为农村未婚未育及子女较少的老年人提供更多支持，国家可在出台相关政策时对此类人群进行适当倾斜。

3.2.4　存款数

本研究发现存款数少是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危险因素，与Reinke L F等^［16］结论一致。存款数少不仅会直接影响老年人出门参与社交的积极性^［22］，还可能通过增加其经济压力和思想负担，间接影响老年人的心理状态，进而抑制其社会参与意愿，最终增加社会隔离发生风险。经济水平是一项易于量化和观察的指标，可以为基层工作人员建立社会隔离风险分层管理提供依据，更及时地对高风险老年人进行干预。

3.2.5　运动习惯

经常运动是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的保护因素，与赵迪等^［23］结论一致。运动锻炼不仅能够改善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提高其参与社会交往的体力与精力水平，同时还能显著缓解孤独感^［24］。体育运动过程本身也为老年人提供了稳定的社交场景，对于社会交往渠道相对有限的农村老年人而言，其积极影响尤为突出。提示我们应积极提倡农村老年人养成运动习惯，推动《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和《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老年人体育工作的通知》在农村地区的落实，建设农村老年人运动场地及设施，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的运动指导，宣传和鼓励农村老年人参与运动锻炼。

4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江西省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发生率较高，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性格、出行台阶数、子女数量、存款数和运动习惯等。针对上述问题，国家和社会应给予农村老年人群体更多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首先，应依托江西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红色旅游+老年志愿者”项目，鼓励健康老年人参与讲解、接待等志愿服务，增强自身价值感，拓展其社会参与和情感联结空间。其次，应深入挖掘宗族文化在村庄中的凝聚作用，充分利用祠堂、村委会等集体场所，重建基于血缘和邻里关系的互助网络，激活“熟人社会”中的代际支持与情感连接。在基础设施方面，应继续推进农村住宅和道路的无障碍适老化改造，如低台阶设计、铺设缓坡通道等举措，以减少物理障碍对老年人出行和社交的限制。此外，应重视“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潜在影响，推动开展村级数字素养提升行动，例如定期组织智能手机教学、设立“助老码上通”服务岗，帮助老年人掌握基础的线上交流和信息获取技能，避免因信息脱节进一步加剧隔离状态。在社会隔离干预方面，基层工作人员应加强对高风险老年人的识别与跟进服务，构建“社会隔离风险评分表”，将老年人划分为低、中、高三级风险等级，并制定差异化干预路径：高风险个体由村医定期入户随访，纳入重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象；中风险人群定期组织集体活动增强联结；低风险人群则维持动态监测。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尚无法确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部分变量如抑郁在单因素分析中呈现显著性，但在多因素分析中作用减弱，可能提示其与其他变量之间存在更为复杂的中介或调节关系。未来研究可通过结构方程进一步验证，探索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的结构性原因与干预机制，以期为构建农村适老化社会和推动积极老龄化提供更具实践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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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SH1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