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列腺癌患者负性情绪影响因素及心理干预研究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摘要

前列腺癌是全球男性泌尿生殖系统高发恶性肿瘤。随着患者生存期延长，由疾病长期困扰及治疗不良反应引发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已成为影响其生活质量的关键问题。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存在评估工具混杂、干预形式单一等不足。基于近年来国内外文献，本文梳理了前列腺癌患者负性情绪人口学、家庭社会支持及疾病诊疗等多维度的影响因素，归纳了通用与特异性情绪量表的应用特征，并评估了认知行为疗法、正念减压疗法、心理社会支持疗法及配偶参与干预模式等主流方法的实践效果及其局限性。结果表明，患者负性情绪受多因素交互作用影响，但目前评估工具特异性不足，且干预方法本土化研究较为薄弱。未来需加强特异性评估工具的研发，探索影响因素交互机制，推动干预方案标准化，为临床精准干预提供参考。

Abstract

Prostate cancer is a highly prevalent malignant tumor in the male urinary and reproductive system worldwide. As patients' survival periods increase，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aused by long-term disease burden and adverse treatment reactions have become a key issue affect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Domestic research on this topic started relatively late， with limitations such as mixed assessment tools and single intervention forms. Based on rece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his review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multidimension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gative emotions in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including demographics， family and social support， and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l and specific emotional scales； and evaluates the practical effects and limitations of mainstream intervention methods such as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psychosocial support therapy， and spouse-involved intervention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tients' negative emotions are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but currently the specificity of assessment tools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localization research on intervention methods is relatively weak. In the futu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fic assessment tools，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intervention plan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precise intervention.

关键词

前列腺癌 / 负性情绪 / 影响因素 / 评估 / 心理干预

Key words

Prostate cancer / Negative emotions / Influencing factors / Assessment /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PCa）已成为全球男性泌尿生殖系统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病理类型多样，以腺泡腺癌最为常见^［1］。根据美国癌症学会报告^［2］，PCa是美国男性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不包括皮肤癌），2026年预计新发病例约333 830例。在我国，PCa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已超过膀胱癌，位列男性泌尿系统恶性肿瘤首位，在全部男性恶性肿瘤中排名第6位，死亡率居第10位，并呈现持续上升趋势^［3］。

随着前列腺癌筛查的推广及临床治疗手段的不断提升，患者预后已得到显著改善，其生活质量问题日益成为临床关注的核心问题。PCa作为男性特有恶性肿瘤，其特殊诊疗方案直接影响泌尿生殖系统，易引发勃起功能障碍、尿失禁等并发症，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生理功能，更直接冲击男性性别认同与自尊，导致患者比其他癌症患者表现出更严重的心理困扰^［4］。有研究^［5-6］表明，前列腺癌患者在诊断、治疗及康复的不同阶段常经历焦虑、恐惧、悲伤、失落、后悔、低自尊、抑郁等负性情绪，其中焦虑和抑郁最常见，已成为PCa患者生存期间最突出的问题之一^［7］。朱晓丹等^［8］研究发现，有23.1%PCa患者出现焦虑情绪，20.9%PCa患者出现抑郁情绪。张静燕^［9］发现，腹腔镜前列腺根治性切除术后患者焦虑发生率为32.63%，抑郁发生率为33.67%，提示术后阶段心理问题更为凸显。这些负性情绪会加重躯体不适，增加治疗相关不良反应，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引发社交障碍。

由此可见，负性情绪的识别与干预至关重要。但国内针对PCa患者负性情绪的研究起步较晚，存在评估工具混杂、干预性研究数量少且形式单一等问题。本文就前列腺癌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评估工具及干预方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医务人员开展早期识别、精准评估与干预提供参考。

1 前列腺癌（PCa）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

1.1　人口学因素

张志强等^［10］研究发现，抑郁评分与PCa患者年龄呈负相关，这与张茵等^［11］的研究结论一致：患病年龄越小（尤其是50岁以下PCa患者）焦虑抑郁得分越高。从“社会时钟”理论来看，年轻患者对职业发展、家庭组建等人生关键节点有明确预期，而PCa的确诊与治疗打破了这一既定轨迹，患者因人生进程的失控感而陷入强烈心理应激。一项系统评价指出，年轻PCa患者面临更高的心理风险，这主要与职业生涯中断、家庭责任压力、性功能丧失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相关；同时，该研究还发现，针对年轻PCa患者实施的心理干预，其效果显著优于老年患者^［12］。研究认为，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尤其是中学及以上教育程度）是抑郁与焦虑的保护因素^［13］。这可能归因于：高学历患者获取疾病知识的途径更广，对治疗及预后的理解更为准确，从而降低了对未知的恐惧；此外，其良好的沟通能力也促进了医患配合，进一步缓解了心理压力。但需注意的是，高学历患者信息检索渠道更广泛，若缺乏专业人员的指导来有效甄别和科学解读信息，反而易因信息过载陷入治疗决策的矛盾中，进而加剧内心焦虑。临床上应针对不同学历群体制定个体化心理干预策略。

1.2　家庭社会支持

相较于未婚或离异PCa患者，已婚PCa患者抑郁风险更低，核心在于婚姻提供的结构性支持有助于减少患者的孤独感并弥补自我效能缺失^［13-14］。但结构性支持并非关键：已婚但伴侣支持质量低者，心理风险可能高于离异却拥有高质量社会支持的群体。未婚或离异患者因缺乏稳定结构性支持，若再无有效功能性支持，独自应对治疗相关生理变化与躯体疼痛时，更易陷入负面情绪循环。家庭支持与社会支持是功能性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支持可帮助患者应对诊断冲击，研究表明，若家属未陪同获取活检结果，患者确诊后发生情绪崩溃甚至发展为重度情绪障碍的风险显著升高^［15］。社会支持作为影响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不仅能为个体提供情感慰藉与实际帮助，还能降低抑郁与焦虑水平^［10］。支持不足者在术后恢复时易产生无助感，导致希望水平下降、焦虑与抑郁水平升高^［16］。

1.3　社会经济地位

研究显示，沉重的医疗负担与较低的家庭收入是PCa患者经济压力与心理负担的两大主要来源^［17］。具体而言，患者既忧虑治疗费用，又因担心拖累家庭而背负强烈的负罪感。此外，经济困难也是导致治疗依从性下降的重要危险因素。Caram M E V等^［18］研究发现，医保补贴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低收入患者的经济压力，但其治疗依从性仍显著低于高收入群体；经济压力常导致患者中断或放弃最优治疗方案，进而加剧其对病情进展的担忧，最终使负性情绪进一步加重。

1.4　人格特质与心理因素

人格特质与心理调节能力是核心关联变量，多位学者的研究从不同维度印证这一观点。张静燕^［9］使用《行为医学量表手册》中的C型性格评分量表进行评估，发现C型性格是发生抑郁焦虑症状的危险因素。其作用路径可能通过“情绪压抑—神经内分泌—免疫”通路实现：长期情绪压抑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引发神经内分泌与免疫功能紊乱，进而影响患者疾病认知与应对选择，最终加剧负性情绪^［19］。王瑞英等^［20］也指出，心理因素可通过神经内分泌反射引起机体内环境紊乱及免疫功能下降，进而诱发焦虑、抑郁及躯体化症状。除心理特质外，心理弹性同样是关键影响因素，朱涵菁等^［17］使用了心理弹性量表对146例PCa患者进行评估，结果显示低心理弹性者易因疾病冲击产生负面认知与负性情绪，而高心理弹性者不仅能减少负性情绪，还可在抗癌过程中实现创伤后成长与积极心理转变。

1.5　与疾病诊疗相关的因素

1.5.1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PSA）监测

PSA监测是通过检测血清中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水平，辅助评估前列腺健康状态的血液检查项目，可用于诊断、筛查及监测PCa^［21］。与之相关的“PSA-anxiety”指患者在监测全流程中因担忧指标异常、疾病进展或复发产生的焦虑反应。研究显示，PCa患者抑郁评分与血PSA值呈正相关，PSA水平越高，患者焦虑抑郁程度就越高^［10］，这一关联已得到普遍认可。在此基础上，一项质性研究进一步揭示了PSA监测过程中的情绪动态变化规律，在检测日期临近时焦虑情绪加重，等待检测结果阶段焦虑达到高峰；若结果为正常则焦虑明显缓解，但若出现指标异常，焦虑情绪会显著加剧，且常伴随对疾病进展和复发的恐惧，形成“监测—等待—结果反馈”的情绪闭环反应^［22］。

1.5.2　前列腺穿刺活检（Prostate biopsy，PB）

前列腺穿刺活检是临床诊断PCa的核心微创病理检查技术，也是目前最可靠的确诊手段。多项研究显示，接受前列腺穿刺活检的患者负性情绪呈现规律性波动^［23-25］。Sefik E等^［23］开展了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PCa患者焦虑在活检后早期消失，但在1个月内获取病理结果、确诊PCa时，焦虑与抑郁水平显著升高；相较于前列腺活检操作本身，PCa的诊断对患者焦虑、抑郁及压力等心理影响更大。与张志强等^［24］及Wade J等^［25］研究结果一致。这种情绪变化可通过Mishel的“疾病不确定性”理论得到合理阐释：该理论指出，当患者缺乏对疾病的认知、无法准确解读医疗信息时，会难以预测病情发展与治疗结局，进而产生不确定感并引发负性情绪^［23］。

1.5.3　雄激素剥夺治疗（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ADT）

ADT包括手术去势和药物去势，其核心原理是通过降低体内雄激素水平或阻断雄激素对PCa细胞的作用，常作为转移性PCa的基础治疗方案^［26］。研究表明，2种去势方式均对患者心理健康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但其作用路径有所不同。手术去势后，患者的心理问题随时间推移持续加重。这不仅源于双侧睾丸切除导致的性功能永久丧失与躯体完整性破坏，更核心的是手术的不可逆性彻底剥夺了患者对治疗的控制感。这种无法自主终止或调整治疗的被动状态，进一步加剧了患者的自我认同危机与对未来的无力感^［27］。而药物去势保留睾丸减少了躯体形象相关的心理创伤，但仍对患者造成影响。Dinh K T等^［28］对78 552例局部PCa患者进行了为期3年的随访，发现药物去势会显著增加老年患者抑郁及精神科住院治疗的风险，且该风险随治疗时长增加而升高，这与Zhang Z Q等^［29］研究的结果一致。因此，临床需要权衡ADT的疗效与精神心理风险，启动治疗前应充分告知患者，并加强对高危人群的关注。若采用间歇性药物去势，患者的心理问题在停药6个月后显著缓解，多数维度接近治疗前水平，这与停药后性功能部分恢复、躯体不适缓解，以及患者重获治疗掌控感的心理暗示密切相关^［27］。

1.6　术后并发症

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Radical prostatectomy，RP）是局限性PCa及局部进展期PCa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30］，但术后问题严重影响患者情绪与生活质量。

疼痛是术后焦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5分时，患者的焦虑抑郁水平会显著升高。躯体疼痛的影响机制包括：⑴直接干扰睡眠、进食等日常活动，降低生活质量；⑵通过持续生理应激影响心理状态，诱发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14］。

尿失禁是RP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且发生率较高，术后1年内，仍有15.9%的患者被中、重度的尿失禁所困扰^［31］。高雪等^［32］研究发现，术后尿失禁患者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情绪，部分患者还会通过将尿失禁归因于年龄增长进行自我心理保护，但长期压抑会导致焦虑情绪慢性累积和潜伏。

性功能障碍问题同样突出，Haglind E等^［33］研究显示，接受机器人辅助腹腔镜PCa和开放性PCa的患者，术后12个月，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分别为70.4%和74.7%，整体偏高，且对患者的身心状态与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其中，超过60%的患者对此感到苦恼，10%的患者需要通过西地那非等药物或注射治疗改善症状。尤其对于50岁以下的年轻患者，他们普遍担忧勃起功能异常会影响夫妻感情及生活质量；而对7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心理影响较小，这可能与老年患者对性生活需求降低有关^［11］。

Albaugh J A等^［34］指出，伴侣的性态度与反应是PCa术后患者心理状态及亲密关系适应的关键调节变量，其通过影响患者自我认知、亲密互动频率及心理安全感，直接关联术后心理困扰程度，积极态度可减轻患者的自卑与焦虑、加深情感联系，而消极态度会显著加剧其心理痛苦与自我否定。因此，临床干预需要将伴侣纳入，引导其规避消极态度、树立积极态度，助力双方构建术后新的亲密关系模式。

1.7　基础疾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前列腺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35］明确指出，PCa高发年龄为65～80岁，该年龄段人群生理机能与免疫功能均逐渐衰退，常合并多种基础疾病。有研究^{［10，13］}显示，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的PCa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显著更高。这些患者常伴有身体机能进一步衰退，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经济负担与躯体不适叠加，加剧心理压力，诱发负性情绪。

2 前列腺癌（PCa）患者常用负性情绪评估工具

2.1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

HADS最早由Zigmond A S等^［36］于1983年制定，主要用于筛查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该量表因与生活质量及康复进程密切相关，且适用人群较广，已被广泛用于临床实践与研究。该量表于1993年被汉化，汉化后的量表条目和评分情况与原量表一致，包含焦虑与抑郁2个分量表，共14个条目，采用0～3分4级评分，每个分量表总分范围均为0～21分，其中0～7分为正常，8～10分为轻度，11～14分为中度，15～21分为重度^［37］。该量表在多种癌症中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国内外PCa人群中均有广泛应用，但在国外研究中使用率更高，目前研究显示对亚综合征抑郁的敏感性较低，可能漏检轻度抑郁^［38］。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受主观影响可能失真，临床需要结合医师判断及其他工具综合评估和干预焦虑与抑郁症状^［39］。

2.2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HAMA及HAMD均为Hamilton M^［40］编制的经典临床评估工具，是精神医学及躯体疾病患者情绪评估的常用标准化量表。HAMA包含14个项目，采用0～4分5级评分。根据总分划分焦虑程度：>21分为肯定存在明显焦虑，14～21分为肯定存在焦虑，7~13分为可能存在焦虑，<7分为无焦虑症状。HAMD有多个版本，其中24项版本最为全面且常用。其抑郁程度判断标准为：总分<8分无抑郁，8～17分轻度抑郁，18～24分中度抑郁，>24分重度抑郁。该量表是专业人员评定PCa患者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的金标准，尤其适用于重度抑郁的评估^［12］。目前，HAMA和HAMD是国内评估PCa患者负性情绪最常用的工具之一。

2.3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SAS和SDS均为Zung W W^［41］编制的自我报告式情绪评估工具。两者均包含20个条目，聚焦对应情绪的核心症状与躯体关联症状，主要用于焦虑、抑郁症状的初步筛查与严重程度评估；两者操作简便、耗时短，在普通人群中均具备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与结构效度。SAS和SDS均由王征宇等^［42-43］最先引进汉化，SAS中国常模以50分为分界值：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及以上为重度焦虑^［42］；SDS总分范围20～80分，其中国常模标准为：20～49分正常，50～59分轻度抑郁，60～69分中度抑郁，70分及以上重度抑郁^［43］。SAS和SDS在国外PCa研究中的应用相对较少，但在国内与HAMA、HAMD共同成为目前PCa患者群体中最常用的心理评估工具。

2.4　前列腺癌（PCa）特异性焦虑评分量表（MAX-PC）

MAX-PC是评估PCa患者特异性焦虑的专用工具^［44］。该量表共包含18个条目，采用0～3分4级评分，总分范围0～54分。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表明其内部一致性较高，测量结果稳定。该量表在2015年和2017年由刘宇嘉^［45］和Huang Q M等^［46］分别进行汉化，汉化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PCa疾病本身或PSA升高所引发的焦虑多为PCa特异性焦虑，而非一般性焦虑，因此，采用MAX-PC进行评估更具针对性和准确性^［47］。

3 负性情绪常见的干预方法

3.1　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

CBT由美国精神病学家Beck A T^［48］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是一种结构化、短程且以认知为导向的心理治疗方法。该疗法通过调整患者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帮助其修正不良认知，进而缓解负性情绪、消除不良行为。由于PCa患者多为老年男性，易存在认知误区，且治疗康复过程漫长，CBT可通过纠正认知偏差、建立规律康复行为以精准匹配需求，在国内外广泛用于该群体心理干预与康复指导。

在CBT的基础上，认知存在主义伴侣疗法（Cognitive existential couple therapy，CECT）和认知行为压力管理（Cognitive behavioral stress management， CBSM）从不同维度扩展了干预范围并在PCa患者中实践运用，CECT聚焦伴侣共同应对PCa，整合认知行为与存在主义理念，改善伴侣关系、缓解疾病相关亲密关系困扰；CBSM侧重个体压力管理，通过认知调整与压力应对技巧训练，帮助个体缓解压力引发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49-50］。研究证实，CECT与CBSM均能显著减轻PCa患者的抑郁症状，改善术后性功能，并提升伴侣关系的凝聚力与冲突解决能力，从而有效缓解癌症相关心理困扰。目前，上述衍生疗法在国内尚未开展系统性应用，相关研究与实践仍较为有限。

3.2　正念减压疗法（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

MBSR是美国心理学家Kabat-Zinn J^［51］研制推行的心理干预方法，该疗法剥离东方佛教禅修的宗教元素，融入西方医学与心理学框架，主要用于疼痛与压力管理，适用于有压力相关困扰、身心不适且具备基本认知与行动能力的人群。标准干预方案为8周的现场团体课程，每周集中训练2.5～3.5 h，核心内容包括身体扫描、正念瑜伽、静坐冥想、不悦事件察觉、呼吸感知及日常正念练习等。季蔷等^［52］将MBSR应用于前列腺穿刺活检患者，并使用SAS和SDS进行评估，发现其对焦虑、抑郁情绪有显著缓解效果。Malandrone F等^［53］研究亦表明，正念对PCa患者的焦虑、抑郁及压力具有明确缓解作用，且结合APP的线上远程干预，对不便参与线下课程的患者可行性更高。

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MBCT）是在MBSR的基础上与认知疗法相结合，相较于MBSR，增加了思维解离与认知觉察、负面思维模式识别与分析、情绪-认知关联训练，更适用于需要调节认知的患者，可用于预防患者负性情绪的复发^［54］。目前，MBSR在国内外临床与科研中应用广泛，已成为心理干预领域的成熟手段；而MBCT主要在国外开展相关研究与实践，国内尚未开展该疗法的系统性应用与专项研究。

3.3　心理社会支持疗法（Psychosocial support therapy，PST）

PST是基于心理社会理论发展而来，Cassel J^［55］在1976年首次提出社会支持的保护作用，指出社会网络中的情感、信息等资源可缓冲压力对心理健康的损害。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支持理论”与“心理干预技术”结合，逐步形成心理社会支持疗法的框架^［56］。该疗法已广泛应用于PCa患者的心理干预中，可有效提升患者疾病应对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同时，心理社会因素作为影响患者负性情绪的关键因素之一，进一步印证了该疗法应用于该群体的合理性与针对性。寇寅虎等^［57］将PST应用于PCa化疗患者，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估发现，患者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抑郁等因子得分均显著改善。但目前国内心理层面干预与社会层面干预多呈分离状态，以单纯的心理干预较为常见，两者有机结合的系统性干预模式仍较为少见。

3.4　基于配偶的心理干预（Spouse-bas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BPI）

SBPI常用于存在心理困扰如焦虑、抑郁、疾病相关痛苦的患者。而PCa患者出现严重抑郁和焦虑的倾向几乎是普通男性的2倍，且疾病本身及其治疗常导致性功能障碍，对夫妻关系造成显著冲击。作为患者最主要的照顾者与支持者，配偶在患者身心恢复中发挥着关键作用^［58-59］。该疗法的适用对象为患者的已婚配偶或长期伴侣，但若患者或配偶存在严重认知障碍或精神疾病，则暂不适用。该疗法的核心干预包括：⑴疾病认知与应对协同训练，通过专题讲座、发放手册及夫妻咨询等方式传授知识并制定共同应对方案；⑵提升夫妻沟通质量，采用角色扮演、技巧教学及互动任务改善交流；⑶心理支持与压力缓解，并兼顾个性化支持与长期衔接^{［23，60］}。目前国内干预多聚焦于患者个体，忽视了配偶的双重角色价值。而SBPI作为一种聚焦夫妻互动的干预模式，有效弥补了当前干预模式的不足，具有较强的临床实践价值与推广意义。

4 小结

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在PCa人群中发生率高，不仅对生活质量带来显著影响，甚至可能加重治疗相关的躯体不适。目前，国内针对PCa患者负性情绪的心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评估工具多依赖通用情绪量表，而针对该疾病的特异性评估工具的开发与应用相对不足。PCa负性情绪影响因素涉及个人、疾病、诊治及家庭社会支持等多个层面，然而，当前国内尚缺乏系统梳理与综合分析上述因素的综合研究或综述性文献，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维度，对因素间交互作用及整体影响机制的整合探讨仍显不足。此外，当前针对PCa患者的心理干预类型多样且缺乏统一标准，尚未形成规范化体系。未来研究应聚焦于干预方案的标准化与本土化，以期更有效地降低患者负性情绪水平，提高其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Bray F， Ferlay J， Soerjomataram I，et al.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18：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J］.CA Cancer J Clin，2018，68（6）：394-424.

[2] Siegel R L， Kratzer T B， Wagle N S，et al.Cancer statistics，2026［J］.CA Cancer J Clin，2026，76：e70043.

[3] 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质控中心前列腺癌质控专家委员会.中国前列腺癌规范诊疗质量控制指标（2022版）［J］.中华肿瘤杂志，2022，44（10）：1011-1016.

[4] Drudge-Coates L， Oh W K， Tombal B，et al.Recognizing symptom burden in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a global patient and caregiver survey［J］.Clin Genitourin Cancer，2018，16（2）：e411-e419.

[5] Ownby K K.Use of the distress thermometer in clinical practice［J］.J Adv Pract Oncol，2019，10（2）：175-179.

[6] Tonsing K N， Vungkhanching M.Assessing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cancer patients：the use of distress thermometer in an outpatient cancer/hematology treatment center［J］.Soc Work Health Care，2018，57（2）：126-136.

[7] Groarke A， Curtis R， Skelton J，et al.Quality of life and adjustment in men with prostate cancer：interplay of stress，threat and resilience［J］.PLoS One，2020，15（9）：e0239469.

[8] 朱晓丹，陆箴琦，顾晓锋.前列腺癌患者照护需求、症状负担及心理状况分析［J］.护士进修杂志，2019，34（16）：1478-1481.

[9] 张静燕.前列腺癌腹腔镜根治术患者发生焦虑及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J］.当代护士（上旬刊），2019，26（3）：70-71.

[10] 张志强，于德新，杨琳琳，等.前列腺癌患者抑郁情绪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男科学杂志，2013，27（10）：25-29.

[11] 张茵，张红英.不同年龄段前列腺癌根治术患者的抑郁状况及原因分析［J］.中国老年保健医学，2013，11（6）：98-99.

[12] Vartolomei L， Shariat S F， Vartolomei M D.Psycho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targeting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Eur Urol Oncol，2018，1（4）：283-291.

[13] 孟凡英，张丹丹.前列腺癌患者焦虑抑郁症状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J］.中国卫生工程学，2019，18（4）：528-531.

[14] Li R X， Li X L， Wu G J，et al.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leading to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 after cast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risk prediction model［J］.World J Psychiatry，2024，14（2）：255-265.

[15] Diniz A L L.Editorial comment：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sociated with a positive prostate biopsy result：a comparative，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Int Braz J Urol，2020，46（6）：1006-1009.

[16] 吴丹，高丽华，田逸秀.前列腺癌手术患者术后希望水平与社会支持、焦虑抑郁情绪的关系分析［J］.中国性科学，2022，31（9）：28-31.

[17] 朱涵菁，李梦瑶，王贝贝，等.中国前列腺癌患者的心理弹性与焦虑、抑郁的关系：一项横断面研究［J］.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2023，9（7）：102-110.

[18] Caram M E V， Oerline M K， Dusetzina S，et al.Adherence and out-of-pocket costs among Medicare beneficiaries who are prescribed oral targeted therapies for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J］.Cancer，2020，126（23）：5050-5059.

[19] Yan Q.Personality and psychoneuroimmunology：a systems biology perspective［J］.Methods Mol Biol，2025，2868：15-36.

[20] 王瑞英，张晓萍.肿瘤诊断的告知对前列腺癌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J］.解放军护理杂志，2009，26（18）：22-24.

[21] Auvinen A， Tammela T L J， Mirtti T，et al.Prostate cancer screening with PSA，kallikrein panel，and MRI：the ProScreen randomized trial［J］.JAMA，2024，331（17）：1452-1459.

[22] 程倩茹，黄青梅，吴傅蕾，等.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患者抗原检测焦虑心理调适的质性研究［J］.护理学杂志，2023，38（23）：10-13.

[23] Sefik E， Gunlusoy B， Eker A，et al.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sociated with a positive prostate biopsy result：a comparative，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Int Braz J Urol，2020，46（6）：993-1005.

[24] 张志强，杨琳琳，谢栋栋，等.前列腺穿刺活检患者疾病不确定感和焦虑抑郁症状的前瞻性研究［J］.中国男科学杂志，2019，33（2）：41-46.

[25] Wade J， Rosario D J， Macefield R C，et al.Psychological impact of prostate biopsy：physical symptoms，anxiety，and depression［J］.J Clin Oncol，2013，31（33）：4235-4241.

[26] Matta R， Chapple C R， Fisch M，et al.Pelvic complications after prostate cancer radiation therapy and their management：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narrative review［J］.Eur Urol，2019，75（3）：464-476.

[27] 周小波，叶志弘，郭丹红，等.手术去势与药物去势对前列腺癌患者心理及生活质量影响的比较［J］.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2015，13（6）：611-615.

[28] Dinh K T， Reznor G， Muralidhar V，et al.Association of 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with depression in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J］.J Clin Oncol，2016，34（16）：1905-1912.

[29] Zhang Z Q， Yang L L， Xie D D，et al.Depressive symptoms are found to be potential adverse effects of 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in older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a 15-month prospective，observational study［J］.Psychooncology，2017，26（12）：2238-2244.

[30] Kretschmer A， Buchner A， Grabbert M，et al.Perioperative patient education improves long-term satisfaction rates of low-risk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after radical prostatectomy［J］.World J Urol，2017，35（8）：1205-1212.

[31] 陈赟，赵改书，李成，等.前列腺癌主要治疗方法及不良反应的比较［J］.中国老年保健医学，2019，17（3）：99-100.

[32] 高雪，崔颖，刘志飞.前列腺癌根治术后尿失禁患者的焦虑抑郁状况及其与社会支持的关系［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24，51（2）：613-616.

[33] Haglind E， Carlsson S， Stranne J，et al.Urinary incontinence and erectile dysfunction after robotic versus open radical prostatectomy：a prospective，controlled，nonrandomised trial［J］.Eur Urol，2015，68（2）：216-225.

[34] Albaugh J A， Sufrin N， Lapin B R，et al.Life after prostate cancer treatment：a mixed methods study of the experiences of men with sexual dysfunction and their partners［J］.BMC Urol，2017，17（1）：45.

[35] 顾伟杰，朱耀.2022版 《CSCO前列腺癌诊疗指南》更新要点解读［J］.中国肿瘤外科杂志，2022，14（3）：224-232.

[36] Zigmond A S， Snaith R P.The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J］.Acta Psychiatr Scand，1983，67（6）：361-370.

[37] 谢年华，闫晗，丁洁，等.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在HIV/AIDS病人中应用信度效度分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2020，26（12）：1328-1331.

[38] Sharpley C F， Bitsika V， Christie D R，et al.Measuring depression in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does the scale used make a difference？［J］.Eur J Cancer Care，2017，26（1）.DOI：10.1111/ecc.12393 .

[39] 王彬彬，赵志玲，朱迪.HADS量表在住院患者心理评估中的研究进展及应用［J］.心理月刊，2024，19（10）：218-220.

[40] Hamilton M.The assessment of anxiety states by rating［J］.Br J Med Psychol，1959，32（1）：50-55.

[41] Zung W W.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J］.Arch Gen Psychiatry，1965，12：63-70.

[42] 王征宇，迟玉芬.焦虑自评量表（SAS）［J］.上海精神医学，1984（2）：73-74.

[43] 王征宇，迟玉芬.抑郁自评量表（SDS）［J］.上海精神医学，1984（2）：71-72.

[44] Chou M C， Chien C H， Chung H J，et al.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aiwan residents version of the memorial anxiety scale for prostate cancer［J］.J Pain Symptom Manag，2021，61（4）：824-830.

[45] 刘宇嘉.中文版前列腺癌焦虑量表信效度研究及患者焦虑状况横断面调查研究［D］.天津：天津中医药大学，2015.

[46] Huang Q M， Jiang P， Zhang Z，et al.Assessing cancer-specific anxiety in Chinese men with prostate cancer：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emorial Anxiety Scale for Prostate Cancer （MAX-PC）［J］.Support Care Cancer，2017，25（12）：3683-3690.

[47] Chien C H， Liu K L， Chien H T，et al.The effects of psychosocial strategies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prostate cancer：a systematic review［J］.Int J Nurs Stud，2014，51（1）：28-38.

[48] Beck A T.Thinking and depression.Ⅱ.theory and therapy［J］.Arch Gen Psychiatry，1964，10：561-571.

[49] Couper J， Collins A， Bloch S，et al.Cognitive existential couple therapy （CECT） in men and partners facing localised prostate cancer：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BJU Int，2015，115（）：35-45.

[50] Penedo F J， Fox R S， Walsh E A， et al. Effects of web-ba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stress management and health promotion interventions on neuroendocrine and inflammatory markers in men with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Brain Behav Immun，2021，95：168-177.

[51] Kabat-Zinn J.An outpatient program in behavioral medicine for chronic pain patient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mindfulness meditation：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preliminary results［J］.Gen Hosp Psychiatry，1982，4（1）：33-47.

[52] 季蔷，胡隽，王晓红，等.正念减压疗法在影像融合引导前列腺穿刺活检术中的应用［J］.中华男科学杂志，2025，31（9）：812-817.

[53] Malandrone F， Urru S， Berchialla P，et al.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variety and amount of mindfulness practices on depression，anxiety，and stress symptoms：longitudinal study on a mental health-focused eHealth system for patients with breast or prostate cancer［J］.JMIR Ment Health，2024，11：e57415.

[54] Teigen A.Mindfulness for depression management in men with prostate cancer［J］.Jaapa，2023，36（3）：28-31.

[55] Cassel J.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o host resistance： the Fourth Wade Hampton Frost Lecture［J］.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976，104（2）：107-123.

[56] Maddux J E， Stoltenberg C D， Rosenwein R.Social processes in clinical and counseling psychology［M］.New York：Springer-Verlag New York，1987.

[57] 寇寅虎，苏天昊，王灏琛.阶梯式心理护理和社会支持对前列腺癌化疗患者的积极影响［J］.现代泌尿生殖肿瘤杂志，2025，17（4）：254-259.

[58] Brunckhorst O， Hashemi S， Martin A，et al.Depression，anxiety，and suicidality in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J］.Prostate Cancer Prostatic Dis，2021，24（2）：281-289.

[59] Collaço N， Wagland R， Alexis O，et al.The experiences and needs of couples affected by prostate cancer aged 65 and under：a qualitative study［J］.J Cancer Surviv，2021，15（2）：358-366.

[60] Karlsen R V， Bidstrup P E， Giraldi A，et al.Couple counseling and pelvic floor muscle training for men operated for prostate cancer and for their female partners：results from the randomized ProCan trial［J］.Sex Med，2021，9（3）：100350.

基金资助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计划项目(202510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