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卒中失能患者自我同情的应用研究

Applied research on self-compassion in disabled stroke patients

摘要

随着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兴起，自我同情被证实可显著改善脑卒中失能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及健康状况，有效促进其心理康复。本研究综述了该群体自我同情的概念内涵、评估工具、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研究表明，目前自我同情概念以Neff K理论为主，评估多依赖普适性的自我同情量表，缺乏脑卒中失能群体特异性工具，且无明确的评分分级标准。脑卒中失能群体自我同情水平普遍不理想，其影响因素涵盖生物因素（如性别、年龄、病程等）、心理因素（如恐惧疾病进展、疾病不确定感）及社会因素（如人口社会学、社会支持、婚姻状况）等。干预措施多采用正念认知疗法、正念减压及同情聚焦疗法等，但普遍存在样本量有限、缺乏长期随访及在脑卒中失能人群中的针对性不足等问题。未来应完善本土化特异性评估工具，建立评分分级标准，加强多中心大样本调查，丰富纵向研究与干预性研究，构建阶段性个性化干预方案并验证长期效果，以期为临床医务人员制定精准心理干预策略、改善患者康复疗效提供更科学的参考。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research， self-compassion has been shown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anxiety，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health status in disabled stroke patients，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ir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This systematic review examin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assessment tools， current stat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self-compassion in this population.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prevaili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self-compassion is Neff K's theory， with assessments primarily relying on the universal self-compassion scale. There is a lack of stroke-specific tools tailored to this population， and no established scoring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exist. Self-compassion levels among stroke-disabled individuals are generally suboptimal， influenced by biological factors （e.g.， gender， age， disease duration）， psychological factors （e.g.， fear of disease progression， uncertainty about illness）， and social factors （e.g.， demographics， social support， marital status）. Interventions predominantly employ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and compassion-focused therapy. However， these approaches commonly suffer from limited sample sizes， lack of long-term follow-up， and insufficient specificity for stroke-disabled populations. Fu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localized， specific assessment tools， establishing scoring and grading standards， conducting large-scale， multicenter surveys， expanding longitudinal and interventional studies， and constructing phased and personalized intervention protocols with long-term efficacy validation. These steps aim to provide clinicians with more scientifically grounded references for formulating precis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nd enhancing patient rehabilitation outcomes.

关键词

脑卒中 / 失能 / 自我同情 / 评价工具 / 影响因素

Key words

Stroke / Disability / Self-compassion / Assessment tools / Influencing factors

脑卒中是由急性脑循环障碍引起的局部或全脑神经功能缺损综合征，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及并发症多“四高一多”的特征^［1-2］。尽管近几年我国脑卒中疾病防控工作有所成效，但其仍是成人残疾及失能的首位原因。我国脑卒中后失能发生率为38.2%～62.8%，失能患者不仅面临当下的自理困境，且机体功能随疾病进展而进行性衰退，极易引发心理脆弱与消极治疗等问题，严重损害其身心健康及康复进程^［3-4］。自我同情被认为是一种能够缓解负面情绪并促进自我调节的保护因素和应对方式^［5］。研究表明，自我同情对脑卒中失能患者的身心健康有积极促进作用，提高该群体的自我同情水平不仅可以使患者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疾病，缓解负面情绪，还能够增强其对疾病治疗的信心，从而提升治疗依从性^［6］。因此，提升自我同情水平对我国脑卒中失能患者的心理健康及长期预后具有重要临床价值。基于此，本文聚焦脑卒中失能患者自我同情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医护人员开展干预性研究提供参考。

1 自我同情的概念内涵

Neff K^［7］于2003年提出自我同情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个体在感知自身失败、不足或痛苦时，能够以友好和积极的态度接纳理解自己，将自身经历视为人类共同经历的一部分，从而减轻痛苦、接纳自身缺点，并完成心理调适^［8］。在中国，自我同情虽受文化背景等因素影响，但它汲取了慈悲观中向内怜悯或同情的成分，且能与中华传统哲学“理解共同痛苦、追求内心宁静”的理念相契合，故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自我同情同样能够良好适应^［9-10］。

尽管自我同情的发展历史仅二十余年，但已成为国外积极心理学的新热点，国内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虽然研究人员对其见解不同，但以Neff K的自我同情理论为主^［11-12］。该理论将自我同情分为3个相对独立部分：共同人性感与孤立感、自我友善与自我批判、正念与过度认同。其中，共同人性感是核心，鼓励个体与他人建立联结而非疏离，将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视为普遍的共性问题；自我友善指以包容与理解的态度面对自我而非自我批判；正念是一种平衡的意识，指客观地感知内外环境，既不回避亦不夸大痛苦。此外，压力与应对理论为深入认识并观察自我同情提供了一个视角：当个体面对应激源（脑卒中失能）时，会在认知评价阶段，对自身的应对方式与应对能力（自我同情）进行评价，进而通过处理问题或改善情绪降低应激感受^［13］。

需要明确的是，自我同情与积极心理学领域中常提及的“自我效能”虽对个体心理健康均具有保护作用，但自我同情是对自身痛苦的友善接纳，无成败评价，能够帮助脑卒中失能患者缓解负性情绪，而自我效能是对自身能力的信念，依据任务结果确定，可促进患者积极康复，两者可协同，前者为后者提供心理基础，需加以区分。

2 自我同情的主要评估工具

2.1　自我同情量表（Self-compassion scale，SCS）

SCS由Neff K D^［14］于2003年编制，陈健等^［15］于2011年对SCS进行汉化，包含6个分量表，分为积极自我同情（共同人性感、自我友善、正念）和消极自我同情（孤立感、自我批判、过度认同）2个对立维度，共26个条目。各条目采用Likert5级评分法，由“从不”到“总是”依次赋1～5分，总分26～130分，整体量表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自我同情水平越高。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重测信度为0.89，是目前脑卒中失能患者自我同情相关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测评工具，已被多项研究证实在脑卒中失能患者中适用性良好^{［6，16-17］}。虽然SCS被广泛用于测量个体的自我同情水平，但其并未对个体的自我同情水平进行清晰分级，使得相似研究之间的可比性较低。因此，完善自我同情评估工具的分数界定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后续干预研究的开展提供依据。

2.2　简短自我同情量表（Short form of the self-compassion scale，SCS-SF）

SCS-SF是Raes F等^［18］于2011年在SCS的基础上改编而成，从SCS的6个分量表中分别选取2个条目，总共12个条目，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7，在保留SCS核心维度的同时，SCS-SF量表条目更为精简且完成时间大幅缩短，目前在脑卒中^［19］与获得性脑损伤^［20］患者中都进行了应用。Meng R等^［21］于2019年将SCS-SF进行汉化，汉化后的量表共3个维度10个条目，采用Likert5级评分法，从“几乎从不”到“几乎总是”依次赋1～5分。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86，重测信度为0.617。但目前国内尚无研究SCS-SF在脑卒中失能患者中的应用，因此，是否适用于我国脑卒中失能患者乃至其他慢性病群体有待进一步探究。

另外，Tanenbaum M L等^［22］已于2018年在SCS的基础上构建出针对1型糖尿病患者的特异性量表SCS-Dp，并验证了信效度。但目前关于脑卒中失能患者的特异性量表未见报道，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以针对数量庞大的脑卒中失能群体，开发出反映脑卒中疾病特色的自我同情评估工具。

3 脑卒中失能患者自我同情现状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自我同情的概念愈发受到重视，国外研究起步早，非医疗群体聚焦学生^［23］、老年群体^［24］，慢性病群体则关注癌症^［25］、慢性疼痛^［26］、糖尿病患者^［27］，涵盖变量关系与干预性研究，而针对脑卒中失能患者的研究较少。Crowe C等^［28］的质性研究指出，脑卒中后心理痛苦的核心问题在于低自我同情，脑卒中失能患者在治疗和康复过程中常面临身心双重压力，长期心理应激不仅延缓康复进程，还会降低生存质量。Thomas O^［19］对脑卒中患者的调查显示，其自我同情得分处于中等水平，自我同情会削弱患者因卒中后残疾对生活产生的不满。

国内自我同情研究领域的发展同国外相似，均是由学生^［29］、护士^［30］等非医疗群体逐渐扩展至慢性病群体。临床医学领域同样较多关注癌症患者^［31］，近年延伸到脑卒中^［32］、糖尿病^［33］及肝硬化^［34］等患者。并有多项研究用SCS调查脑卒中失能患者自我同情现状：王洋等^［16］对368例老年脑卒中半失能患者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其自我同情总得分为（70.60±4.82）分，显著低于国内住院失能老人（90.39±12.40）分。方丹等^［35］发现，脑出血恢复期患者自我同情总得分为（64.49±9.93）分，处于较低水平，而自我同情水平越低越容易出现恐惧、回避心理，甚至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影响患者心理健康。另外，何丽君等^［17］对247例脑卒中半失能老年患者连续追踪6个月发现，该群体自我同情呈动态变化：48%患者自我同情中度升高，23%呈低水平延迟下降，提示基线低水平者有改善可能也存在下降风险。

尽管研究方法与样本特征差异导致结论略有分歧，但脑卒中失能患者自我同情未达理想状态已成共识。临床中，医护人员不仅需重视自我同情对患者身心的促进作用，还应关注其动态变化与个体差异，尽早开展针对性心理干预，以改善患者心理状态、优化康复疗效。

4 脑卒中失能患者自我同情的影响因素

4.1　生物因素

生物因素是脑卒中失能患者自我同情水平的基础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生理特征与疾病因素，两者通过直接作用于个体生理状态或间接影响心理调适能力，进而改变自我同情水平。

4.1.1　生理特征

脑卒中失能患者的自我同情水平，在生理特征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性别、年龄方面。付得盛^［6］研究指出，男性自我同情得分低于女性，分析原因可能为男性易情绪化，面对疾病更易产生消极情绪。另外，Morrison A E等^［36］研究显示，相较于年轻者，年长者自我同情水平更高，分析原因可能为年长者生活阅历更丰富，能够同情自身的遭遇并积极面对失能的状态。

因此，医务人员在临床干预中应着重关注男性、年轻患者群体，优先提供额外的针对性心理支持与资源，帮助其缓解压力与认知偏差，为自我同情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础。

4.1.2　疾病因素

脑卒中失能患者的病程、合并症数量、卒中次数都能够影响其自我同情水平。针对脑卒中失能患者的研究表明，长期患病者因逐渐适应疾病，心理调适能力相对增强；而病程较短者因仍处于疾病应激阶段，尚未有效接纳躯体功能损伤，伴随焦虑、羞耻感等负性情绪，导致其自我同情水平显著低于长期患病者^{［16，37］}。此外，并发症数量较多者，自我同情水平更低^［19］。此结果在其他慢性病患者中也得到证实，可能是并发症数量的增加，加剧了患者身体机能衰退，进一步削弱治疗和康复效果，最终引发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38-40］。同时，高血压、房颤等基础慢性疾病作为脑卒中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其数量的增加会加重患者的疾病负担，进一步影响其自我同情水平^［41-43］。另外，卒中次数多者因累积性疾病负担导致心理弹性下降，难以对自身健康状况持积极态度，进一步抑制了自我同情的水平^［44］。

基于上述因素，对于处在急性期、并发症较多及卒中次数较多的患者，医务人员应优先制定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方案，同时配合阶段性心理疏导缓解无助感，通过改善患者对疾病的认知与控制感，减少生物因素对自我同情的负面影响。

4.2　疾病相关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是连接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的核心中介，主要通过个体的认知评价与情绪状态直接影响自我同情水平。其中，疾病相关负面心理，如恐惧疾病进展、疾病不确定是当前研究中明确的关键影响因素，其通过阻碍患者对自身疾病与自我价值的认知，抑制自我同情的核心成分。

4.2.1　恐惧疾病进展

恐惧疾病进展是脑卒中失能患者最常见的负面心理之一，鲍金雷等^［45］研究表明，85%以上的脑卒中失能患者存在高水平复发恐惧，这种恐惧并非单纯的对疾病的担忧，而是包含对再次卒中、再次失能、给家庭带来负担的多重焦虑，患者会将复发风险等同于自我价值的再次丧失，进而加剧自我批判。这种长期存在的心理负担会导致患者认知消极，即便当前状况良好，也会过度关注身体的细微不适，并将其解读为复发前兆，这种持续的心理失调会进一步加重躯体功能的主观不适感，进而使自我同情水平持续下降。

4.2.2　疾病不确定感

尽管疾病不确定感这一因素在脑卒中失能患者自我同情中的研究较少，但其不良影响已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得到验证^［46］，且与失能群体具有潜在关联性。疾病不确定感主要源于对疾病预后的未知、对治疗效果的怀疑、对康复进程的迷茫，这些不确定感可导致患者无法清晰判断自身失能状态是否可逆、康复时间需要多久，这种认知上的模糊性会削弱其对疾病的控制感。具体而言，它会从3个方面影响自我同情：⑴阻碍疾病知识的获取，导致患者无法客观看待自身状况；⑵加重心理负担，消耗其心理资源；⑶降低适应能力，导致患者难以接纳当前的失能状态。郑丽妹等^［46］研究也指出，疾病不确定感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自我同情的独立影响因素，这一结论提示脑卒中失能患者作为病情更复杂、康复周期更长的群体，其疾病不确定感或许同样强烈，因此未来可在脑卒中失能患者群体中进一步研究验证。

针对上述负面心理，未来医护人员不仅需要通过疾病知识教育帮助患者纠正认知偏差，降低不确定感；还需要通过心理支持帮助患者缓解恐惧情绪，引导其以接纳而非批判的态度看待自身困境，从而为自我同情的产生创造心理条件。

4.3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是脑卒中失能患者自我同情水平的重要外部支撑，主要包括人口社会学因素、社会支持网络及婚姻关系等方面。这些因素通过满足患者的情感需求，提供实际帮助，缓解生物因素与心理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为自我同情水平的提升提供外部保障。

4.3.1　人口社会学因素

脑卒中失能患者的人口社会学因素包括职业、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等。研究表明，职业的类型会影响自我同情的水平，个体户自我同情水平相较于干部更低，是由于个体户面临的压力与风险更大，突遭疾病时无法理性对待^［6］。此外，文化程度与平均月收入也是脑卒中失能患者自我同情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程度较低者因疾病相关认知与处理能力有限，易过度放大痛苦情绪；平均月收入低者因需同时承担疾病压力与家庭经济负担，这种双重压力削弱了其自我同情的能力^［16-17］。

4.3.2　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支持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家庭、亲戚、朋友、社会组织等对个人的心理和物质援助，可以体现个人与社会的紧密程度和品质，在失能群体的心理健康中至关重要。一项探讨脑卒中患者自我同情与社会支持关系的研究发现，自我同情与社会支持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社会支持水平影响着患者的自我同情水平^［47］。何丽君等^［17］在脑卒中失能患者的纵向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高水平社会支持能够让患者感受到“我不是独自面对困境”，从而积极地应对当下的自理困境，进而更易接纳躯体功能障碍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减少自我批判，提升自我同情水平。相反，社会支持不足的患者由于缺乏倾诉对象，负面情绪无法疏导，更易陷入孤独感，从而降低治疗依从性和自我管理积极性，进一步削弱患者的自我同情能力。

4.3.3　婚姻状况与情感支持

婚姻状况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体现，对患者的自我同情水平也有显著影响。Shaw L K等^［48］研究指出，未婚者的自我同情水平显著低于已婚者，这一结论在付得盛^［6］与宋金铭^［49］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同样验证。这可能与疾病引发的心理脆弱有关，伴侣提供的情感支持能满足患者“归属与爱的需求”，这种情感支持是患者建立自我友善、产生自我同情的重要基础。而未婚者则缺乏这种稳定的情感安全感，易在面对疾病时产生孤独感，从而加剧自我批判。

综上所述，脑卒中失能患者自我同情的影响因素涉及生物、心理和社会多个层面，各因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临床实践中，建议医护人员运用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对患者进行综合评估，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患者情况，为患者提供更有效支持，从而提升其自我同情水平，促进身心健康。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其他潜在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临床实践提供更丰富的理论依据。

5 自我同情的干预措施

5.1　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

MBCT旨在以观察性、非评判性和富有同情心的态度处理思维、情绪和身体感受，强调对注意力的自我调节，使其持续聚焦于即时体验以及对当前体验采取好奇、开放和接纳的态度^［50］。Wang X等^［51］采用随机对照试验，将134例自发性脑出血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干预组，对67例干预组患者实施为期8周、每周2 h的团体MBCT课程，干预内容为MBCT治疗师为患者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学会以适应性方式应对自身的想法、感受和经历。结果发现，干预组患者在抑郁症状、特质正念、社会幸福感、情感幸福感及生活质量总分方面均出现显著变化。这说明MBCT可以改善脑卒中患者的情感健康。但MBCT在国内外的运用人群主要为脑卒中患者，不能很好地代表脑卒中失能患者这一群体，且相关研究仅评估了干预后的即时效果，缺乏后续追踪数据，不过该研究的干预方案及方法学上的严谨性值得学习。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量并进一步细化到失能患者，针对该人群进行验证与研究，同时可将家属纳入，既能提升家属自身心理获益，又能通过家庭支持强化居家正念练习的持续性。

5.2　正念减压疗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

MBSR可以克服焦虑^［52］，并通过减少认知反刍预防抑郁复发^［53］。MBSR课程包括静坐冥想、哈达瑜伽、正念运动和日常非正式的正念练习（饮食、沟通、工作、应对等）。Baldo J V等^［54］将32例慢性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MBSR组与积极对照组，进行为期8周的干预，MBSR组的授课每周1次，每次2.5 h，在第6周有1 d静修（复习MBSR、冥想、瑜伽练习与集体午餐）。研究者在干预前2周、干预后2周及干预后3个月对参与者进行评估与访谈。结果发现，MBSR不仅能够改善参与者的生活方式，还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以及健康状况。但目前缺少MBSR应用于脑卒中失能患者的相关研究，其在该人群中的适应性有待明确。因此，未来临床研究应扩大样本量并实施随机对照研究来验证MBSR对脑卒中失能患者的益处，以便临床推广和使用。

5.3　同情聚焦疗法（Compassionate focused therapy， CFT）

CFT整合了社会心理学、依恋理论及神经生理学领域的情绪调节，可通过干预患者的病耻感与自我批判，以帮助患者培养对自身情绪状态的接纳能力，进而提升自我同情水平^［55］。刘晓云等^［56］将100例脑卒中偏瘫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干预组，对照组实施标准化认知行为疗法干预，干预组在认知行为疗法的基础上予以同情聚焦疗法，干预为期6周，每周60～120 min。干预内容为：引入同情聚焦疗法、培养同情心、正念练习、意向练习及困难情绪管理。结果表明，CFT能够改善患者的病耻感与自我批判水平。Ashworth F等^［57］对12例获得性脑损伤的患者进行为期18周的干预，采用团体与一对一相结合干预的方式，包含情绪管理小组训练及个体CFT会谈。结果显示，CFT能够显著减轻患者的自我批判、焦虑和抑郁，并且可以增强其自我安慰能力。这说明CFT可以有效调动患者的自我安慰系统，通过疏导病耻感引发的负面情绪，促进患者心理状态从防御性应对转向接纳性调节，进而提升自我同情水平^［56］。目前CFT在脑卒中失能患者群体中的研究总体较少，其适用性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验证。

5.4　团体接受与承诺疗法（Group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G-ACT）

ACT旨在通过关注心理灵活性来改善心理健康和整体功能。它将正念、接纳和认知解离相结合，鼓励个人接纳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其能够改变患者对“自我”的认知概念，引导其主动接纳身患卒中的现实，积极配合治疗和康复，从而缓解卒中后失能对自我价值的负面影响。在团体中，因患者可与处境相似的同伴交流，并通过帮助他人来增加利他主义和同理心以获得自我价值感，因此，其治疗效果更为显著^［58］。Niu Y等^［59］将104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组采用G-ACT治疗，每组4～6人，包括5个疗程，每次45～55 min，干预方案包括：接受痛苦、专注当下、承诺积极行动、每周随访。结果发现，G-ACT能够显著减轻患者的抑郁症状。这一点在付子悦等^［60］对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分析原因可能是G-ACT可以通过延长疗程、深化治疗过程来改善治疗效果，还能帮助患者在康复锻炼期间获得心理支持和陪伴，从而促进其功能恢复，进一步减轻患者抑郁症状，提高患者希望与幸福感。由此可见，G-ACT的可行性较强，但其同样并未进一步细化到脑卒中失能患者，且在国内的研究目前也只针对青年脑卒中患者，未来可以运用到其他年龄层面的失能患者进一步验证其适用性。

5.5　基于Snyder希望理论的干预

自我同情是脑卒中失能患者病耻感的保护因素^［61］。张露语^［62］立足于积极心理学视角，基于Snyder希望理论构建干预方案，方案内容包括：线下收集患者信息、确立可行目标建立监督机制、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疾病观、控制症状及识别自身优势；线上通过ABC理念帮助患者重塑认知、加强专业性社会支持及巩固非专业性社会支持、改变应对方式及积极自我对话。干预方式为一对一，鼓励家属协助参与，干预周期为5周共12次，每次30～60 min。干预后即刻评估发现患者自我同情水平与希望水平得到了提高，且病耻感相较于干预前也明显降低，这表明基于Snyder希望理论的干预方案可以促进患者以客观态度接纳自我，提高其自我同情水平。但该研究只进行了短期、小样本验证性试验，建议未来实施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进一步验证方案的长期效果。

6 总结与展望

目前，卒中后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成为研究热点，自我同情作为一种保护性心理因素，不仅可以帮助患者正确应对疾病，还能增强其治疗依从性与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对脑卒中失能患者的疾病康复具有重要意义。但国内关于脑卒中失能患者自我同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当前广泛使用的自我同情评估工具缺乏对自我同情水平的详细等级划分，且尚无适用于脑卒中失能患者的特异性评估工具。今后研究可建立我国自我同情水平的常模，实现对自我同情水平的科学划分，并在借鉴国内外现有评估工具的基础上，开发一套本土化特异性脑卒中失能患者自我同情评估工具。另外，相关研究以横断面为主，干预性研究整体较少，且干预性研究存在样本量较小和针对性不足等缺陷，未来研究应在借鉴国外自我同情相关研究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研究类型，扩大样本量，构建科学有效地提升脑卒中失能患者自我同情水平的干预体系，以促进脑卒中失能患者的心理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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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计划项目(SKJP220236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