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星》报看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的卫生工作：主要内容、基本原则和历史意义

Health work of the Red Army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s reflected in the "Red Star" newspaper： main contents， basic principle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摘要

《红星》报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为苏区卫生工作的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以《红星》报相关报道为考察中心，可见中央苏区卫生工作主要涵括医院建设、疾病防治、卫生知识普及、医学教育、群众性卫生运动及伤病员优抚等多个维度。在实践中，苏区卫生工作始终坚持卫生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卫生管理与群众参与相结合、治疗疾病与预防疾病相结合等原则。苏区卫生工作不仅保护了苏区军民的生命健康，提升了苏区军民的卫生素养，而且对红军队伍的稳定起到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Abstract

As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the Central Revolutionary Military Commission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the "Red Star" newspaper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motion of health work in the Soviet area. Taking the relevant reports in the "Red Star" newspaper as the analytical focus，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 health work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primarily encompassed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hospital construction，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health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medical education， mass health campaigns， and the care an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f the wounded and sick. Health work in the Soviet area always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s of combining health work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combining the participation， and combining th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diseases. The health initiatives in the Soviet area not only protected the physical well-being of the armed forces and local population， alsimproved their awarenes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hygiene and disease prevention，and it provided robust support for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Red Army forces.

关键词

《红星》报 / 苏区 / 卫生工作

Key words

"Red Star" newspaper / Soviet Area / Health work

《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发行。它对于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历史和红军历史，尤其是中央苏区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苏区卫生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星》报刊登了大量关于苏区卫生工作的报道，是研究苏区卫生工作的重要史料支撑。目前，学术界关于《红星》报中苏区卫生工作的研究成果还比较零星，其中蕴含的卫生思想和卫生工作经验未能得到充分的挖掘和总结。因此，通过对《红星》报关于苏区卫生工作有关报道的研究，探索中央苏区卫生工作的主要内容，总结苏区卫生工作经验，不仅有助于推动对《红星》报的本身研究，而且能够为新时代卫生事业发展提供经验与借鉴。

1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卫生工作的主要内容

《红星》报从创刊到最终停刊一共出版129期，共开设了20多个栏目，涉及红军部队的各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129期中刊发了与卫生工作相关的报道有100多篇，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卫生工作的状况，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史料依据。通过梳理《红星》报中关于卫生工作的宣传报道，可以了解中央苏区时期的卫生工作，主要包括医院建设、疾病防治、卫生知识普及、医学教育以及卫生运动等方面。

1.1　医院建设工作

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医院建设。1928年10月，毛泽东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作为巩固根据地的三大方法之一，从战略上确立了医院建设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部队创建了多种类型的医院。

按照不同标准，中央苏区时期的医院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一是按照主办机构划分，主要包括总卫生部直属后方医院、军区医院、军团医院、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等。第一，总卫生部直属后方医院。1933年8月19日《红星》报刊登了关于总卫生部直属医院青年模范团大比赛的文章，文中提到第一后方医院的廖桂英，在实弹射击中，连中第五环内（中心）三枪，被特别赠予一旗，评为特等射手^［2］。第二，各军区卫生部也有自己的直属医院。1933年11月19日《红星》报刊登的《闽赣军区政治部突击医院政治工作》一文，报道了军区卫生部所辖的第三所强化政治工作，转变工作作风的具体做法^［3］。第三，各军团的医院。1933年12月23日《红星》报刊登的《两个苏维埃红军的害虫送军事裁判所去》的文章，报道了七军团后方医院院长张一卿、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杰渎职事件，说明各军团都有自己的后方医院。第四，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4］。1934年1月28日《红星》报刊登的《模范菜园》一文，报道了慰劳卫生学校附属医院伤病休养战士的信息^［5］。1934年2月11日《红星》报刊登的卫生常识——《患病同志要小心》一文，报道了卫生学校附属医院住院病人乱吃难消化的食物导致死亡的事件。这说明卫生学校下设有附属医院，用来解决学校临床教学问题^［6］。

二是按照医院性质划分，主要有野战医院、后方医院、兵站医院、预备医院、残废医院等。第一，野战医院。野战医院由军团或军设立在距离战场20至30里的隐蔽地点，随军行动，部队转移时需随即转移，主要开展弹片摘除、伤口缝合等手术。第二，后方医院。一般设置在相对安全稳定的区域，医疗设备和技术力量相对较好，主要接收由野战医院初步处理后转运来的重伤员。1934年2月25日《红星》报刊登的《军委突击队在西北线医院》一文，指出“军委突击队在西北线，首先突击了疗养院和第七后方医院”。据幸存者回忆，当时红军后方医院有10所^［7］。第三，兵站医院。主要负责伤兵转运过程中的伤情处置工作。一般设置3～4个医疗所，每所设所长、政治指导员、医生各一人，看护15人；另设有管理排和运输队，管理排负责事务工作，运输队负责抬担架、搬运伤病员。1934年2月25日该报刊登的《军委突击队在东北线医院》一文，指出“五军团兵站医院工作比较好，是前方几个医院较好的一个，主要是由于工作同志负责的积极”^［7］。第四，预备医院。主要负责接收兵站医院的伤员和留治轻伤员。1934年1月14日《红星》报刊登的《医院中的琐记》一文，指出“本来第三第四后方医院，二、五、六预备医院的工作是很坏的”^［8］，这说明当时红军就设置了预备医院。第五，残废医院。主要为收容因伤致残、无家可归的红军战士而设置的，融医疗、康复、休养于一体的医疗机构。《红星》报关于残废医院的报道有6处，涉及残废医院的建立、工作竞赛、医院卫生和给养、慰问、节省运动等，残废医院的设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1.2　卫生知识普及工作

卫生知识匮乏是苏区疫病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为改变革命根据地落后的卫生面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积极向广大军民普及卫生常识，实现卫生知识的大众化。《红星》报通过开设《卫生讲话》《卫生常识》等特定专栏普及卫生常识，是苏区卫生科普的重要途径。

一是宣传各种卫生常识。第一，宣传饮水卫生常识。因为不注意饮水卫生，喝不洁净的水是诱发各种疾病的重要原因。《红星》报于1933年9月17日刊登的《卫生讲话》^［9］、1934年4月22日刊登的《卫生常识：反对吃生水的具体办法》^［10］等报道，普及了饮水卫生常识，并对饮水卫生作出具体的要求。第二，宣传不同季节的卫生常识。秋冬季节，由于温度偏高或偏低易引发各种疾病，该报连续刊登了陈义厚宣传季节性卫生防病的文章。如1934年7月10日刊登的《热天之卫生》一文指出了热天卫生需要注意的11项要求^［11］。1934年6月20日刊登的《卫生讲话：怎样防止秋天的疾病》指出：“秋天到了，最容易生疾病，主要是赤痢，霍乱，□□症，发病的原因，多半是由于我们自己不小心。”^［12］并提出8条针对性要求。第三，宣传行军卫生常识。为了使广大指战员了解行军中的卫生常识，《红星》报刊登了不少行军卫生常识供指战员阅读和学习。如1934年1月21日刊登的《卫生常识：冬天行军常识》一文，对冬天行军卫生提出了10条要求^［13］。这些要求对红军指战员在行军过程中保证健康，防止因病减员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第四，对毒气防御的宣传。国民党使用毒瓦斯，其意图不仅在于对红军有生力量进行杀伤，更企图借此在苏区军民中制造恐慌，从而动摇其革命意志。为此，苏区卫生政治机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解释工作，说明毒瓦斯使用不仅困难而且作用有限。1933年11月26日《红星》报专门刊登了《把防空防毒工作真正建立起来》^［14］和《催泪毒瓦斯防御法》^［15］两篇文章，强调要加紧防空防毒工作，并介绍了对催泪毒瓦斯的预防方法。

二是提出常见病的防治办法。苏区常见疾病主要有疟疾、痢疾、天花、下肢溃疡、疥疮等。《红星》报对这些常见传染病的防治方法都有详细介绍。如1933年10月29日的《冻疮之预防方法》^［16］、1933年12月3日的《卫生常识：皲裂手足防止法》^［17］、1934年2月25日的《卫生常识：赶快种牛痘预防天花》^［18］等。

1.3　卫生运动工作

中央苏区时期，尤其是1931—1932年，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因，多种疫病在苏区流行，不仅严重威胁苏区军民的生命与健康，而且影响着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使革命和生产备受损失。1932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开展全苏区卫生防疫运动。《红星》报和其他红色报刊一样，对苏区卫生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

1933年11月19日《红星》报刊登了《把卫生运动的车轮推向前进》的通讯，报道了红一方面军直属队的卫生运动及运动方式，指出：“卫生运动的目的，在于减少疾病的痛苦，保障红军的健康。”^［19］1934年2月18日，该报刊登了李卓然的《战时政治工作报告大纲》。文章强调要“加紧卫生运动与消灭减员现象”，并提出“正确发动与领导部队中的卫生运动”，同时指出应注意不可简单地以禁止吃辣椒和喝冷水代替“一般的清洁卫生与疾病预防，以及注意给养上改善等工作。”^［20］且鼓励红军战士开展戒烟运动。1932年3月11日《红星》报刊登了《实行戒吸纸烟运动》的文章，号召红军战士和地方群众戒烟^［21］。1932年3月23日该报专门刊登了《欢戒纸烟》的诗歌，劝告红军战士戒烟以保持身体健康^［22］。

1.4　医学教育工作

中央苏区时期医务人员十分缺乏，只有通过俘虏国民党军医和动员地方医务人员参加医疗卫生工作来加以缓解，但远远不能满足苏区卫生健康工作的需求。因此，创办苏区医学教育才是解决医务人员匮乏的根本途径。1931年11月贺诚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获得中革军委的批准；1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瑞金创办，贺诚兼任校长，陈志方兼任教务主任；随后，中革军委发布招生通知，经过层层选拔和考核，第一期录取了19名正式学员和6名试读生^［23］。

1932年初学校正式开学。2月26日《红星》报以《红军军医学校已正式开课》为题予以报道，指出军医学校的办学目的是“培植无产阶级的医学人才，以改造红军的军医卫生工作”^［24］。1933年3月，该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8月，第一期、第二期学员完成学业毕业离校，被分配到红军各军团和后方医院等机构从事医疗卫生工作。1933年9月24日《红星》报刊登的《扩大后之卫生学校：十一月份有大批红色卫生人员毕业》一文，报道了卫生学校取得的办学成果^［25］。

1934年2月16日《红星》报刊登了《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第六期军医科招生简章》，提出“思想正确，政治坚定，身体强健，能作简短文章，看懂红色书报，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廿五岁以下，志愿终身于医学，不论男女，均可报考”^［26］。为扩大学校影响，推进招生工作，该招生简章在《红星》报上连续刊登了数次。鉴于苏区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红军卫生学校决定开办函授教育，提升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并在1933年11月26日《红星》报上刊登《红军卫生学校医科函授班招生简章》，指出开设函授班的目的是普及医学卫生知识、提高医学技术；招生对象是“凡在职医生、司药、医助及其他有志医学，文化程度能看懂红色报纸，不论男女皆可报名学习”^［27］。

1.5　优抚伤病员工作

红军伤病员是在保卫苏区红色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坚持“一切为了伤病员”是党的一贯政策。优待抚恤伤病兵是苏区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红星》报中就有大量的关于优待、抚恤、慰问伤病员的报道。一是优待抚恤伤病员。1932年1月15日《红星》报刊登了中革军委为执行优待红军条例而成立抚恤委员会的消息，指出“凡伤或牺牲或残废的战士与其家属定得到苏维埃政权的特别优待。”^［28］并要求组设残废医院，内设列宁室、俱乐部，组织后方群众常去慰问。二是慰问伤病员。1933年11月12日《红星》报刊登的《方面军互济会大规模慰劳伤病战士》一文，报道了互济会直属队年轻同志踊跃到病院去架床板、铺卧草，替伤病员洗衣服，并进行唱歌讲故事等精神安慰，同时动员人员采买营养品等内容，“各伤病员同志在这种狂热的阶级亲爱团结精神下，精神是极其兴奋的，笑嘻嘻地说谢谢各慰劳代表，快乐空气充满了各院所，同时战斗情绪亦发扬而提高了。”^［29］

除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抚恤外，广大苏区群众也经常对红军伤病员进行慰问。1932年3月11日《红星》报刊登了《工农群众热烈慰劳攻赣带伤的红色战士》一文，报道了各地工农群众对围攻赣州负伤的红军战士的慰问，关心关怀他们在医院里的生活情形^［30］。

2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

在缺医少药的战争环境下开展医疗卫生工作，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从《红星》报有关卫生工作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中央苏区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主要坚持了卫生工作与政治工作相结合、卫生管理与群众参与相结合、预防疾病与治疗疾病相结合的原则。

2.1　坚持卫生工作与政治工作相结合

中央苏区时期的医疗卫生实践证明，卫生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得好，卫生工作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1933年9月3日，董振堂在《红星》报上撰文介绍《模范红五团》，总结红五团在卫生方面取得模范成绩的三条原因时，将“政治工作的深入”列为首位^［31］。1934年4月22日《红星》报刊登了《“人”团为什么两个月没有一个逃跑的》报道，分析了八大原因，其中“政治动员深入”和“对病兵的阶级友爱进步了”，深刻体现了政治工作在卫生工作中的重要性^［32］。

反之，一些卫生工作较差的单位和机构，政治工作不扎实、不深入是重要原因。中央苏区时期，大多数医生是俘虏成分，虽然绝大部分人员能够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作，但也存在少数作风散漫、责任心不强，不愿意为苏区军民服务的医生。要团结这些医务人员除了给予较好的生活待遇之外，还需要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旦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有的医务人员不仅不能全心全意服务于红军和革命战争，而且难以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甚至做出损害苏维埃和红军的行为。1934年2月18日，《红星》报刊登了李卓然在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大纲》，文中披露，红军医院少数医生存在贪污腐败、损公肥私，甚至毒杀红军伤病员的情况^［20］。1934年2月25日《红星》报刊登了《军委突击队在东北线医院》的报道，就严厉批评了第三预备医院“最近发生一例休养员吊颈及看护班长拿错了药，同时该院死亡数目很大，一月份有一百十几名，二月份十天内有二十多人。”而且“医院最严重的是逃亡数目很多，十二月份逃跑六十四人，一月份五十三名，但此事并未引起全院的注意”等恶劣现象^［7］。

伤病员在治疗和休养过程中，也需要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予以安抚。由于伤病员的情绪本就低落、不稳定，需要及时进行精神抚慰，否则难免背上思想包袱，影响治疗效果，甚至造成严重的“漏卮”现象，从而造成部队的非战斗减员。通过慰问、欢送欢迎仪式和文化娱乐等形式多样的思想教育活动，调动伤病员的积极情绪，帮助他们树立乐观态度，从而坚定其战胜伤病、继续革命的信心和勇气。1933年11月26日《红星》报在“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通栏标题下，刊登了《方面军直属队组织政治护送队》的报道，该报道指出，政治护送队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政治上减少伤病员的疲劳与痛苦，解释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巩固其政治情绪，使伤病员安适而愉快地到达目的地；二是切实保障伤病员途中必需的医药、饮食、休息和宿营，并利用一切可能时机，开展讲故事、说笑话、读报、报告红军胜利消息等政治工作^［33］。

2.2　坚持卫生管理和群众参与相结合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红军领导的医疗卫生工作始终坚持群众参与。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仅仅依靠红军自身，既无法建设医院、残废院与休养所，更无法使之运转，必须依靠群众力量才能顺利进行。1932年2月19日《红星》报刊登《红军残废院成立经过和现状》的报道，介绍该院成立过程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群众的拥护。“自成立日起到现在，各乡村的男女老幼不断送东西来慰劳，并经常担米的挑柴运送来院售卖，虽阴雨风雪的天气，绝无缺乏给养的困难。”^［34］

对红军伤病员的休养，苏区群众做了大量的工作。1932年3月11日，《红星》报题为《工农群众热烈慰劳攻赣带伤的红色战士》的报道说：“各地工农群众对于此次围攻赣州负伤的红色战士，大家非常称赞他们的英勇，关怀他们在医院里的生活，各处派到医院帮助煮饭烧水洗衣的人正在陆续送去，最近几日来兴国县胜利县的群众，挑了他们自己弄出来的农产物和套鞋袜子手巾等到医院中去慰劳，他们很亲爱的对负伤同志慰问谈话，阶级亲爱的表示非常热烈云。”^［35］

在卫生运动方面，更与群众的参与密不可分。卫生运动从根本上讲就是通过发动和教育群众改变落后的卫生习惯，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红星》报即对红军前线的清洁运动展开了报道，如1933年10月红军占领福建泰宁后，受国民党军蹂躏的泰宁城，街道上充满了污秽恶浊，到处马粪猪屎狗屎夹杂模糊不清的人粪，腐败的垃圾物堆满了街道、阻断了沟渠，民间的传染病，在医药无力的劳苦民众中传播赤痢^［36］。为此，红军卫生部提出城市清洁运动工作的意见，随即获得总司令、总政委的赞许，总部很快召集了总直属队干部会议，通过了城市清洁运动周的计划，并宣布成立临时泰宁城清洁委员会，组织各部队打扫街道和营房。大家认为城市清洁运动“不仅是为部队的需要，而且给群众一个政治影响，一个卫生教育，一个红军生活与白军生活不同的对照”^［36］。所以打扫完街道后，又组织张贴卫生宣传标语，动员广大群众开展卫生运动，并呼吁“把前方红军的城市清洁运动，赶快的普及到全苏区去，成为经常的工作”^［36］。

2.3　坚持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相结合

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都是山区农村，交通闭塞，生产不发达，人民贫苦，疾病长年不断。由于红军常居住在群众家里，驻地疫病流行，也就必然蔓延到红军中来，加上部队连续作战的疲劳和营养不足，自然易生各种疾病。1932年初，江西吉安富田一带发生瘟疫，群众死亡60多人^［37］。当时红军医药条件十分困难，不但要救治自身伤病员，还要为当地群众看病。在这一情况下，显然单靠收容治疗是不行的。因此，治疗和预防相结合、预防为主是必然的选择。面对富田疫情，时任总军医处处长的贺诚认识到瘟疫对苏区军民的巨大威胁，立即上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提出开展卫生防疫运动。

卫生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展开，并得到苏区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讲卫生、防疾病，自觉投身到卫生运动中去。在苏维埃政府和卫生部门的带领下，成立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运动小组，积极宣传卫生运动、确定卫生运动日、开展卫生运动检查与举行卫生运动竞赛，取得了巨大成绩。1932年9月中革军委总军医处召开会议，总结开展卫生运动的经验，把卫生防病作为卫生工作的重点，突出强调预防为主的思想^［38］。

3 中央苏区卫生工作的历史意义

从《红星》报中有关苏区卫生工作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疾病防控，有效遏制了各种疫病的流行，控制了瘟疫等传染性疾病的蔓延；通过改进卫生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救治条件，巩固了红军部队的有生力量；通过普及卫生知识，提升军民卫生素养，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3.1　保障了苏区军民的生命健康

中央苏区的卫生工作，有效遏制了各类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暴发，不仅红军部队痢疾、疟疾、下腿溃疡的发病率大幅降低，而且苏区的疥疮基本消灭，其他各种疾病也随之减少。1933年11月19日《红星》报刊登的《把卫生运动的车轮推向前进》的通讯，指出“直属队在宣传工作上曾经召集了三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来专门讲演四种疾病的预防法，举行了两次卫生晚会，我们首长作了详细而悉切的卫生讲话，并表演卫生新剧，举行化装演讲，造成禁吃辣椒、吃水酒、吃冷水，及零星不卫生的杂食的浓烈空气；同时自制疥疮药水发部队卫生员，督促患疥者擦洗，普遍自制竹水筒，鼓励扑蝇驱蚊工作。因此，九十月来四种疾病的人数比去年是大大的减少，即是拿今年八月份医疗概状来比较，也是相当的降低。”^［19］1934年6月20日《红星》报刊登的《一军团三团五天行军政治工作竞赛总结》一文，报道了该团由于注意行军卫生，做到了五天行军没有一个生病的和掉队落伍的事迹^［39］。

3.2　提升了苏区军民的卫生素养

中央苏区时期，由于战争、灾荒以及封建迷信、愚昧落后和不卫生的习俗，造成根据地疫病流行，广大军民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积极救治疾病是应对问题的重要途径，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从改善广大军民的卫生习俗入手，坚持预防为主。为此，需以卫生防病和卫生保健为内容，面向广大军民普及卫生常识，使卫生知识大众化，进而确立苏区军民良好的卫生观念，养成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

以《红星》报为代表的红色报刊，以广大苏区军民为核心读者群，因而成为苏区时期卫生宣传与教育的主力平台。这些报刊致力于传播当时条件下切实可行且具有科学依据的疾病防治知识，引导广大军民纠正不良生活习惯，自觉践行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规范。1933年12月，毛泽东就充分肯定了开展卫生运动取得的成绩，指出兴国长冈乡的卫生运动“四个月来大有成绩，比前清洁多了。”^［40］卫生运动使苏区军民树立了讲卫生的意识，逐步改变了封建迷信思想，改善了乡容村貌，促进了根据地的移风易俗。

3.3　保持了红军部队的稳定

红军伤病员是为了革命而负伤染病的，如果负伤染病后的红军将士精神上和物质上得不到抚慰，必然会影响其革命的热情和斗志。1933年12月31日《红星》报刊登《消灭漏卮的现象》的社论就指出工作没有做好，伤病员归队途中极有可能发生“漏卮”的现象，即逃跑，“我们的医院政治机关也只知道每日从医院出去了多少人，至于这些人到了什么地方，那是向来不大过问的。我们前方部队政治机关对于输送到后方或医院的战士之是否到达了目的地，也是从未考查过的。因此，漏来漏去，不知漏了多少。”^［41］为了解决这种因缺乏思想政治工作造成的非战斗减员，《社论》提出了六条解决办法，其中三条都特别强调要加强对伤病员的思想政治工作。1934年4月22日《红星》报刊登了《模范的经验与落后的经验》一文，在总结“人”团为什么两个月没有一个逃跑的原因时，其中“对病兵的阶级友爱进步了。病兵归队，团政治处留他们休息一天，买猪肉给他们吃，召集归队的同志开会；到了连上，又各自举行晚会欢迎”是十分重要的一条^［42］。

苏区时期，根据中革军委“用全力看护伤病兵，争取伤病兵迅速归队”的指示，总卫生部提出“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号，广大医务人员和驻地群众积极响应，对伤病员热情关怀、悉心照护，经常组织慰问，稳定了伤病员的情绪，坚定了伤病员的斗志和治愈后归队继续战斗的信心与决心，对巩固和稳定红军部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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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莫休.方面军互济会大规模慰劳伤病战士［N］.红星，1933-11-12（4）.

[30] 佚名.工农群众热烈慰劳攻赣带伤的红色战士［N］.红星，1932-03-11（3）.

[31] 董振堂.模范红五团［N］.红星，1933-09-03（2）.

[32] 佚名.“人”团为什么两个月没有一个逃跑的［N］.红星，1934-04-22（4）.

[33] 刘必荣. 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方面军直属队组织政治护送队［N］.红星，1933-11-26（2）.

[34] 佚名.红军残废院成立的经过和现状［N］.红星，1932-02-19（2）.

[35] 佚名.工农群众热烈慰劳攻赣带伤的红色战士［N］.红星，1932-03-11（3）.

[36] 彭真.红军领导泰宁城的清洁运动［N］.红星，1933-10-08（4）.

[37] 刘善玖，钟继润，李媛.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1：227.

[38] 高恩显.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187.

[39] 佚名.一军团三团五天行军政治工作竞赛总结［N］.红星，1934-06-20（3）.

[40]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0.

[41] 佚名.社论：消灭漏卮的现象［N］.红星，1934-12-31（4）.

[42] 佚名.“为”政治部：模范的经验与落后的经验［N］.红星，1934-04-22（4）.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3YJA710035)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四五”（2025年）基金一般项目(25KS38D)

赣南医科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Jgkt-202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