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南、闽西等地区的中央苏区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生存挑战。除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外，落后的卫生条件以及频繁爆发的疫病（如疟疾、痢疾、天花等），严重威胁着红军的战斗力和根据地民众的生命健康。
中央苏区“瘟疫流行，病患众多，医药匮乏”，因病减员的情况甚至一度超过了战斗减员。在此背景下，苏维埃政府将卫生防疫工作提升到关乎革命存亡的战略高度，发出了“预防疾病、减少疾病、与疾病抗争”的号召。然而，面对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军民群体，传统的说教式卫生宣传收效甚微。于是，植根于民间、深受群众喜爱的歌谣形式，被创造性地运用于卫生知识普及和防疫运动之中。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歌谣并非单纯的文艺创作，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权力、医疗知识与民间文化形态紧密融合的产物。这些歌谣借助墙报、宣传册、识字课本及军民口耳相传广泛传播，构成了中央苏区卫生建设史上生动而独特的篇章。重新审视这些歌谣，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如何运用文化手段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更能从中汲取跨越时代的智慧。
1 中央苏区卫生防疫歌谣的生成与传播背景
中央苏区卫生防疫歌谣并非凭空产生的文艺创作，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应对极端严峻的生存与战争压力而催生的一种战略性文化应对措施。其生成与传播，深深植根于恶劣的卫生现实、薄弱的文化基础以及紧迫的政治军事需求这三大背景之中。
1.1 恶劣的卫生现状与疫病威胁
中央苏区所面临的，不仅是健康水平的持续衰退，更是深重的生存危机。疫病的大规模流行，不仅严重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更动摇了政权的根基，使卫生问题不再局限于医疗领域，而演变成最为紧迫的战略性威胁。
1.1.1 卫生危机驱动中央苏区歌谣保政权稳军力
疫情肆虐，导致非战斗减员现象严重。当时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地带，疟疾、痢疾、疥疮和下肢溃疡被合称为中央苏区“四大疾病”。1932年2月10日，《红色中华》报道：“现下天气时疫流行，预防之法，十分不注意，这里（福建四都十二军后方总医院）痘疮，痢疾，麻疹，虎列拉……发生者亦颇为惊人，死亡律［率］中传染病者占十〈六〉分之六、七，一沾此疫，服药亦甚困难，惟预防方法，是为上策”
［1］。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明确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
［2］。这种严峻形势表明，疾病的威胁已不亚于敌人的枪炮。正是在这样的生死关头，“防疫即是打仗”的观念深入人心，一场全民性的卫生防疫运动被提升至与军事斗争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为了向文化水平不高的军民普及防疫知识，一种生动活泼、朗朗上口的宣传形式——中央苏区卫生防疫歌谣应运而生。“青年群众也分明，疾病就是大敌人……”
［3］423歌声在中央苏区响起，它不像一道冰冷的命令，而像一位亲切的同志在发问。紧接着，歌谣便给出了具体答案和行动指南：“要同疾病作斗争，大家就要讲卫生，……”
［3］423这些歌词将复杂的卫生知识，转化为具体可行、人人能懂的生活指令。《好花一朵满园香》还唱出了更宏大的声势：“要求争取大胜利，就要大家极健全，卫生运动莫迟延。”
［3］423它将卫生运动与军事胜利直接挂钩，极大地激发了军民参与的热情。
1.1.2 观念落后与医疗资源匮乏并存
中央苏区民众长期受封建思想束缚，普遍缺乏科学卫生知识，生病时“信巫不信医”的现象尤为普遍。同时，中央苏区医疗资源极度短缺，专业医生、药品及医疗设备奇缺。这种主观上的陈旧观念与客观上的资源匮乏相互交织，导致被动的医疗救治难以持续。因此，最经济、最有效的策略是将工作重心前移，大力推行“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中央苏区红色卫生防疫歌谣正是在这种“治未病”的战略需求下，找到了蓬勃发展的土壤。例如，一首歌谣唱道：“阶级弟兄哎，我们要留心，生病不要求菩萨，快请医生来诊治。”
［4］421这直接批判了“信巫”的旧俗，倡导了“信医”的科学态度。
1.2 特定受众与文化环境
中央苏区卫生歌谣的传播效能，源于其对特定受众的精准定位以及对独特文化环境的深刻适应，从而实现了宣传内容与受众认知结构之间的无缝对接。
1.2.1 服务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兵群体
中央苏区卫生歌谣的核心受众为广大的贫苦民众和红军战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习惯于通过口头相传和形象直观的方式接收信息。针对这一特点，歌谣摒弃了深奥的理论和书面语的抽象说教，而是采用生动活泼的口语、形象的比喻和直白的叙事手法。例如，在解释卫生与人的健康关系时，歌谣将“卫生”这一抽象概念与人的“身体”相联系，将“强壮身体”与在战场“打仗”相关联。正如《卫生歌》唱道：“卫生运动越紧张，革命精神越健强。健强身体铁一样，大家一致上战场，哪怕敌人不缴枪。”
［4］422这种方式直接将军事胜利的语境嫁接到卫生运动中，赋予了日常清洁以崇高的战斗意义。
1.2.2 紧扣革命斗争与生存危机的时代主题
这些歌谣的创作与传播并非孤立于真空之中，而是深植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及根据地医疗资源匮乏、瘟疫肆虐的双重生存压力之下。这一严峻的文化背景，促使“讲卫生”超越了个人生活习惯的范畴，升华为一种事关红军战斗力、中央苏区社会秩序及革命事业成败的政治使命。歌谣巧妙地将个人健康与集体生存、革命忠诚紧密结合，从而承载了超越单纯卫生层面的政治动员功能。如《卫生歌》中唱道：“疾病就是大敌人，有病红军难打仗。……要同疾病作斗争，大家就要讲卫生。”
［4］421这句简洁的歌词，清晰地构建了一条“个人卫生→身体健康→红军强大→革命胜利”的逻辑链条，将日常的清洁行为提升至为革命事业做贡献的战略高度。又如，《好花一朵满园香》则从反面论证，以更为强烈的呼告语气强调：“工农同志要分详，忽视卫生不是好主张，享受革命的利益，正要自己保安康，自由解放乐洋洋。”
［3］423这首歌谣直接将“不讲卫生”与“懈怠革命任务”相联系，赋予了卫生纪律以革命忠诚的深刻内涵。
1.3 政治动员与社会改造的迫切需求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目标，不仅在于军事上的胜利，更在于推动一场深远的社会革命。而卫生工作，正是这场革命的关键切入点。
1.3.1 卫生工作是“重大的政治任务”
军民的健康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一个疫病横行、体质孱弱的中央苏区，是无法支撑长期革命战争的。因此，讲卫生被赋予了高度的政治意义，它与“粉碎敌人围剿”“巩固苏维埃政权”紧密相连。卫生歌谣中频繁出现的“革命”“胜利”“敌人”等政治词汇，正是为了将个人健康行为升华为一种集体性的政治义务和革命行动。如《好花一朵满园香》则从敌我角度进行比喻：“革命精神越健强，健强身体铁一样，大家一致上战场，哪怕敌人不缴枪。”
［3］424它巧妙地将病菌视为阶级敌人，将防疫工作等同于对敌斗争，从而实现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使日常卫生工作具备了对敌斗争的紧迫感和崇高感。
1.3.2 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社会革命
中央苏区的卫生运动绝非单纯的清洁防病工作，而是一场以“移风易俗”为目标的深度社会革命，其目的在于全面革新根植于旧社会的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通过诸如“生病不要求菩萨”这类直白且具有说服力的宣传，揭示巫医神权的荒诞性，同时确立“快请医生”的科学权威性，进而在思想层面达成从蒙昧到理性的启蒙。在实践层面，该运动将扫地、灭蝇、饮用开水等具体卫生规范融入日常生活，并利用歌谣、竞赛等群众性活动加以推广，成功地把抽象的革命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生活实践，重塑了社会行为规范。这场运动不仅有效遏制了疫情，保障了军民健康与部队战斗力，更在构建新型社会认同与文化秩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培育出具备科学思维、集体意识与公共责任感的新型民众，为苏维埃政权的稳固及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坚实根基，充分彰显了公共卫生工作在开展社会总动员和实现文化领导权方面的重要价值。
2 中央苏区卫生防疫歌谣的重要功能
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歌谣，采用简明易懂的语言形式，以科学知识为内核，以政治动员为终极目标，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下，产生了超越文本本身的深远影响。通过对这些歌谣内容的细致剖析，可以清晰地归纳出其三大核心历史功能：⑴知识普及与思想启迪；⑵政治动员与集体建构；⑶移风易俗与社会变革。
2.1 知识普及与思想启迪
在文盲众多、迷信盛行的环境中，中央苏区卫生歌谣的首要任务是以最浅显易懂的方式，实现医学科学知识的“祛魅”与普及。
2.1.1 将专业知识转化为生活常识
面对群众难以理解的微生物学和传染病学原理，歌谣创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喻和归因策略。例如，中央苏区民众传唱“蚊子像飞机，嗡嗡到处飞”“疾病是大敌人”，这里用“飞机”比喻蚊子，既形象生动，又暗指其作为“敌人载体”的威胁性，精准地将“疟疾由蚊子传播”这一复杂的病因学知识，转化为易于理解的视觉形象和战斗指令。又如，关于疾病防治的歌谣则采用了直接的归因策略：“公共卫生要实行，扫除污秽莫留停；吐痰便溺莫随便，消灭蚊子并苍蝇。”
［3］424这首歌谣完全绕开了深奥的医学理论，直接点明了疾病是通过不卫生的行为，由蚊子、苍蝇作为媒介来传播的。通过这种方式，歌谣成功地将科学的卫生知识“转译”为直观的生活常识和行动指南，使广大不识字的群众也能迅速掌握疾病预防的关键，实现了知识普及效用的最大化。
2.1.2 将卫生观念转化为日常实践
中央苏区卫生歌谣的内容极少空泛说教，而是充满了具体、可执行的操作规范，直接指导军民的健康生活。例如，在个人起居与环境卫生方面，《卫生运动歌》明确教导：“当家作主工农兵，身体锻炼莫看轻；饮食居住要清洁，传染病人要隔离。”
［5］186这首歌谣将预防疾病的科学原理，转化为每个人简单易行的动作指令，将抽象的卫生观念转化为具体的“饮食居住”实践，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知识从认知到行为的最终转化。
2.2 政治动员与集体建构
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通过高效的政治动员与集体构建，成功地将个人卫生行为与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结。
2.2.1 政治动员重塑个体卫生认知
面对缺医少药和疫病流行的严峻威胁，苏维埃政权借助强大的宣传工具，为卫生工作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革命叙事。它将“不讲卫生”从个人习惯问题，重新定义为“政治落后”和“助敌”的行为；而保持清洁、预防疾病则被塑造为革命者的先进姿态和政治义务。中央苏区卫生歌谣成为这一叙事最生动的载体。例如，一首歌谣直接将卫生行为与军事职责相提并论：“打仗生产都要身体好，开展卫生运动保健康！”
［5］187这巧妙地将个人健康管理提升到与保卫苏维埃政权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通过这些歌谣的反复宣传，民众在思想认知上完成了从“为我而讲卫生”到“为革命而讲卫生”的深刻转变，日常清洁行为由此被赋予了崇高的政治意义和强大的感召力。
2.2.2 构建共同体编织集体责任网络
通过构建“身体-集体-革命”三位一体的逻辑链条，中央苏区卫生运动极大地增强了集体主义的组织意识。中央苏区卫生运动倡导“一人生病，大家受累；一处不洁，全体遭殃”的理念，将个人的健康状况与所在连队、村庄乃至整个中央苏区的安全稳定紧密相连。这种将个体嵌入荣辱与共责任网络的话语，在歌谣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苏区讲卫生歌》以鲜明的对比突显集体利益：“工农同志们！定向疾病作斗争！要向疾病作斗争，大家就要讲卫生。”
［6］这句歌词清晰地构建了从个人健康到集体（红军）胜利的逻辑链条，使维护个人健康成为对集体胜利不可推卸的责任。
2.3 移风易俗与社会变革
中央苏区的卫生运动堪称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该运动通过移风易俗和社会改造，以科学和集体主义的新文化，取代封建迷信的旧传统，进而重塑社会肌理。
2.3.1 以科学知识替代封建迷信观念
传统观念常将瘟疫的根源归于鬼神作祟或天命定数，民众应对疫情时，也多依赖祈神禳灾、占卜问卦等非科学方式。为扭转这一局面，苏维埃政府通过歌谣、漫画、宣讲等多种形式，大力普及细菌、蚊蝇传染等科学常识。中央苏区卫生歌谣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迷信思想发起正面挑战。例如，《十剪发》旗帜鲜明地唱道：“旧式礼教要打破，……剪了头发总告好。”
［3］364这首歌谣直接批判了“旧式礼教”，倡导科学的新观念。在确立新的健康准则方面，歌谣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如：“假使卫生唔讲究，灵丹妙药也闲情”
［4］421。它将“不讲卫生”这一行为与“灵丹妙药也不行”的科学因果联系起来，赋予了日常习惯以全新的科学内涵。这一过程远不止是知识的简单更替，更是一场深刻的世界观斗争。歌谣以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直接挑战并瓦解了唯心主义的迷信思想，将民众从被动无助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定胜病”的积极信念。
2.3.2 以集体主义取代宗法社会的私人习惯
在传统宗法观念下，卫生习惯被视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事。为彻底扭转这一观念，中央苏区政权通过建立卫生竞赛、检查与模范评比等制度，将卫生行为系统地纳入公共管理与评价体系。中央苏区卫生歌谣有力地配合了这一制度变革，在思想层面重塑了民众的责任认知。例如，一首歌谣以鲜明的集体视角强调：“要求争取大胜利，就要大家极健康。”
［4］422这句歌词巧妙地将个人健康与红军战斗力、革命事业这些最崇高的集体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使“讲卫生”成为一项光荣的公共责任。又如，《好花一朵满园香》渲染了集体动员的热烈氛围，唱道：“卫生纲要早都发来哩，大家彻底实行佢！大家彻底实行佢，简单几句告诉你，饮食居住要清洁，身体锻炼要适宜，一切病人要隔离。”
［3］424它将卫生纲要与“大家彻底实行它”并列，成功地将个人清洁行为从私人领域中剥离出来，赋予了其公共价值与革命荣誉。这一系列举措，成功地将卫生从私人领域推向公共领域，通过集体主义的公共性规训，歌谣与制度共同作用，有效地消解了宗法社会的狭隘性，培养了中央苏区军民对公共空间与集体健康的社会责任感。
3 中央苏区卫生防疫歌谣的当代启示
中央苏区卫生防疫歌谣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3.1 公共卫生宣传需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通俗化、生活化导向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公共卫生知识的传播面临从“信息可及”到“认知内化”与“行为转化”的递进性障碍，“最后一公里”问题集中反映了健康传播在末端环节的机制性困境。中央苏区歌谣为我们提供了启示，有效的健康传播不能仅停留在发布专业公告层面，而要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语言。当代宣传应汲取“化繁为简”的传播智慧，综合运用短视频、漫画、顺口溜、地方戏曲等新媒体与民间文艺形式，将健康知识嵌入日常生活场景，从而提升传播的穿透力与实效性。
3.2 健康治理需切实激发群众的主体意识与内生动力
中央苏区歌谣将卫生工作从“政府的事务”转变为“大家的事务”，成功唤醒了军民的主人翁意识。当代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在强化政府责任与专业力量的同时，还要注重对社区进行赋能并提升公民的健康素养。通过创建健康家庭、健康社区等载体，设计参与式、互动式的健康促进活动，让群众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健康治理共同体。
3.3 善于构建“意义之网”，以达成价值认同与行动协同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可能会在理解与执行环节遭遇阻力。中央苏区歌谣将防疫与革命价值相联系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危机沟通和社会动员需要构建一个能引发广泛共鸣的“意义框架”（例如将抗疫定义为守护生命、保卫家园的共同战斗），从而把个体的健康行为与集体命运、社会价值紧密相连，凝聚最大共识，促成自觉且协同的集体行动。
3.4 健康文化建设是筑牢公共卫生防线的深层次基础
中央苏区歌谣着重于转变落后观念，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健康文化启蒙。当前，我国面临慢性病负担持续加重、新旧传染病威胁相互交织、不良生活方式普遍存在等多重健康挑战。在此背景下，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亟需一场深层次的、持久的文化革新。为此，应大力倡导并确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核心理念，综合运用学校教育、媒体传播、社区动员等多元路径，推进科学健康观的普及与文明生活方式的养成。通过破除有损健康的陈规陋习，从根本上增强社会整体的健康韧性，为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实施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4 结语
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歌谣，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领导民众与落后卫生状况及各类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创造性智慧结晶。其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形式，而是成为集知识传播、政治动员、文化构建与组织实施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政治社会工具。这些在战火纷飞岁月中诞生、于田间地头传唱的质朴歌谣，不仅直接保障了中央苏区军民的健康，支持了革命战争，更因其深入践行群众路线，巧妙运用文化力量，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与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征程中，重温并汲取中央苏区卫生防疫歌谣所蕴含的群众工作方法、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动员智慧，有助于更高效地凝聚社会力量、培育健康文化、筑牢公共卫生防线，从而最终实现“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战略目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7XKS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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