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s in Ningxia’s Countie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摘要

基于2013—2022年宁夏22个区县的面板数据，通过熵权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核密度估计法、Dagum基尼系数分析法和面板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及其格局、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3—2022年，宁夏共同富裕低水平及中低水平县域的占比从72.72%降至36.36%，中高水平县域的占比增长50%，高水平县域实现了零突破，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特征明显，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全局Moran’s指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2013年的0.413 2增长至2022年的0.775 1；宁夏共同富裕的核密度分布曲线的中心均向右移动，共同富裕呈现协调发展态势；总基尼系数呈“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下降18.17%；地区间、地区内差异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82.72%，10.14%，区域间的差距是共同富裕整体差距的重要根源；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教育水平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对各县域的共同富裕水平有重要推动作用.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2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Ningxia from 2013 to 2022，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s in Ningxia’s counties by employing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Dagum Gini coefficient decomposition， and a panel grey correlation model.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2013—2022， the proportion of counties with low and medium-low levels of common prosperity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72.72% to 36.36%， while that of medium-high level counties increased by 50 percentage points， and high level counties emerged for the first time. A distinct north-high-south-low spatial pattern was observed. Spatial clustering intensified， with the global Moran’s index rising from 0.413 2 in 2013 to 0.775 1 in 2022. Kernel density curves shifted rightward， indica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total Gini coefficient exhibited a “rise-decline” trend， decreasing by 18.17%. Inter-regional disparities （82.72% average contribution） dominated over intra-regional gaps （10.14%）， highlighting regional inequality as the primary source of overall disparity. County-level variations in common prosperity we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educ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共同富裕 / 时空分异 / 空间集聚 / 发展地理学 / 宁夏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 spatial agglomeration / development geography / Ningxia

无论是先秦荀子的富国论^［1］，还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2］，都对后来的富国裕民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始终致力于减贫与发展，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及世界体系理论等世界发展理论并没有解决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发展话语^［3-5］，即不平等的南北关系^［6］，实现包括“零饥饿”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不确定性风险在加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减贫与致富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推进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必须实施创新驱动、产业振兴、生态优先、依法治区和共同富裕“五大战略”，将共同富裕提高到战略层面^［7］.宁夏是西部欠发达省区，也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受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等因素的制约，宁夏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仍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在评价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基础上，探索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探索宁夏县域共同富裕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历史上，荀子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通过“强本”和“节用”的手段富国裕民^［8］.亚当·斯密指出，无论是裕民还是富国，都依赖于国民财富的增加^［9］.目前，学术界关于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和评价的研究很多，大多数学者都采用复合指标论的方法.因为单一指标无法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全貌，需要构建包含多个维度的指标体系来全面衡量共同富裕水平，以从总体富裕程度、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个维度综合评价共同富裕水平^［10］.这个多维度指标体系通常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个层面^［11］.孙豪等^［12］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阐释共同富裕的内涵，构建县域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测度和评价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指数.谭燕芝等^［13］从富裕度、共同度、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0—2020年中国农民的共同富裕水平.马铭利等^［14］基于高品质生活视角，从经济、社会、政治、生态和精神5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和实证分析.学者采用多种分析方法，探讨中国农民的共同富裕水平、原连片特困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等，并基于洛伦兹曲线和核密度曲线研究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规律^［15］，从相对贫困角度探讨共同富裕.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在城乡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农村资源与城市资源的双向流动机制，采用以点带面的发展模式^［16］，坚持基本分配制度，健全基本民生服务保障体系，重点开展相对贫困治理^［17-18］，探索阻断机制、衔接机制、要素驱动机制和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从而构建推进共同富裕的共建机制与共享机制^［1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实施 “向东倾斜，梯度推进”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东西部扶贫协作等重大举措，并稳步推进，以使资源更快更好地由东部先发地区向中、西部后发地区良性流动.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推动建立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 因此，探讨欠发达地区（如宁夏）的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县级行政区域是中国扶贫脱贫，从乡村振兴到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单元.以宁夏为例，剖析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及其时空演化特征，揭示共同富裕的空间差异特征及演化趋势，探讨共同富裕的分异影响因素，为推进宁夏县域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宁夏地处中国西北腹地（λ_N=35°14′~39°23′，φ_E=104°17′~107°39′），辖5个地级市，东与陕西省相邻，西与内蒙古交界，南连甘肃省.2013—2022年，宁夏GDP由2 565.06亿元增加到5 069.57亿元，增加了97.64%；人均GDP从36 166元增长至69 781元，增加了92.95%；城镇化率由51.15%增长至66.34%.

1.2 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 “共同富裕”的评估指标要符合3个基本要求：全面体现“共同”与“富裕”的特征与功能；符合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层面的内容^［19］；体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两大根本需求.因此，文中基于“共同性”和“富裕性”，同时兼顾指标的科学性与数据的可得性，构建符合宁夏区域特征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其中，二级指标6项、三级指标16项.该体系的构建逻辑：

“共同”是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可评价富裕实现的范围，体现了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共同”属性蕴含公正、平等和共享等意义，既要求贫富差距缩小、区域差距缩小及全体人民都富裕的结果公平，又要求制度公正、为人民提供平等的致富机会及人民平等享有发展成果的过程公平^［20-21］.基于此，文中从人群差异、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3个层次衡量“共同性”.其中，人群差异方面，分别测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以了解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异.城乡差异方面，从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和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之比两个层面进行测度，不仅能衡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了解他们之间的消费差距，还能提供更全面的城乡差异信息.地域差异方面，通过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往往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程度.

“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可衡量每个人的生活水准是否达到了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20］.“富裕”不仅仅指物质生活方面的充裕，还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足和生活环境的宜居.物质生活富裕，指收入、财富方面的充裕；而精神生活富足，则指人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比如文化娱乐、教育学习；生活环境宜居，指生活环境舒适、安全及健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体系.具体指标及其属性见表1.

1.3 数据来源

基于已有数据，以2013—2022年宁夏22个区县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以《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宁夏统计年鉴》和各市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为主，并对缺失的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补充.基础地理数据来源于标准地图服务系统.

1.4 研究方法

1.4.1 熵权法

熵权法能较好地反映各个指标对总体绩效的贡献度，并能较好地反映各个指标的离散性^［30］.使用 Stata软件，用客观熵权法代替主观赋权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熵值法分析和差值系数计算，最终得到宁夏共同富裕的综合指标.

第一步，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以消除维度变化和指标单位的影响.其计算式为

m_{ij}(\mathrm{正向}\mathrm{指标})=\frac{n_{ij}-\mathrm{m}\mathrm{i}\mathrm{n}(n_{ij})}{\mathrm{m}\mathrm{a}\mathrm{x}(n_{ij})-\mathrm{m}\mathrm{i}\mathrm{n}(n_{ij})}，

m_{ij}(\mathrm{负向}\mathrm{指标})=\frac{\mathrm{m}\mathrm{a}\mathrm{x}(n_{ij})-n_{ij}}{\mathrm{m}\mathrm{a}\mathrm{x}(n_{ij})-\mathrm{m}\mathrm{i}\mathrm{n}(n_{ij})}，

式中：m_ij 为标准化后数据；n_ij 为指标数据；max（n_ij ），min（n_ij ）分别为数据中的最高值和最低值.

第二步，衡量每个指标的相对权重，其计算式为

\begin{array}{c}{z}_{ij}=\frac{m_{ij}}{{\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x}{m}_{ij}},\\ o_j=\left[-\frac{\mathrm{1}}{\mathrm{l}\mathrm{n}x}\right]{\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x}{z}_{ij}\mathrm{l}\mathrm{n}{z}_{ij}\end{array}，

式中：z_ij 为第j个指标下第i个指标的权重；o_j 为指标的信息熵；x为样本数.

信息熵可衡量数据的离散程度，熵值越小，数据离散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

y_j=(\mathrm{1}-o_j)/{\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x}(\mathrm{1}-o{}_j{}^{})，

式中：y_j 为熵值；1-o_j 为第i个指标的差异系数.差异系数越大，指标的重要性越高.

最后，计算共同富裕水平指数（I_CP），其计算式为

\begin{array}{c}{I}_{\mathrm{C}\mathrm{P}}={\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x}{y}_j·m_{ij};\\ {\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x}{m}_{ij}=\mathrm{1}\end{array} .

1.4.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ESDA主要被用于探索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空间关联情况^［31］.通过GeoDa软件、 Moran’s 指数，对宁夏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并根据空间联系的局部指标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对宁夏各县市之间的联系进行实证研究.

1.4.3 核密度估计分析法

核密度估计分析法，通过连续的概率密度曲线衡量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特征^［32］.使用高斯核函数，对宁夏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进行估计.

1.4.4 Dagum基尼系数

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解决了传统基尼系数不能解释非均衡的问题，既能度量总体基尼系数，又能将其分解为地区内与地区间差异贡献率、地区间样本重叠引起的不平衡贡献率（超变密度），且可以动态考察上述3类差异贡献率的变化情况^［33］.采用Matlab软件测度Dagum基尼系数，以揭示宁夏共同富裕水平空间差异的来源.

1.4.5 面板灰色关联度模型

面板灰色关联度模型是一种基于指数函数的灰色关联度模型，把“离差的差”与“增量差的绝对值”转换为衡量曲线间的相似性，并依据方向的不同来判定变量的影响程度^［34］.采用面板灰色关联模型分析宁夏共同富裕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

2 实验结果及分析

2.1 分布特征

2.1.1 时间分布特征

2013—2022年，宁夏共同富裕指数（I_CP）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图1），I_CP由0.265 8增加至0.770 0，增幅达189.70%，年均增长率为17.24%.从不同时期看，2013—2014年， I_CP呈下降趋势，由0.265 8下降至0.223 5；2014—2018年， I_CP呈快速增加趋势，增幅约为51.81%；2018—2019年， I_CP出现短暂下降，降幅约为13.99%；2019—2022年， I_CP呈增加态势，增幅约为47.17%.从宁夏各市共同富裕演化趋势看，2013—2022年，各市的I_CP均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

从各县域I_CP的变化看（图2），2013—2022年，宁夏各县域的I_CP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各县区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2013年，兴庆区的I_CP最高（0.436），随后依次是贺兰县（0.387）、金凤区（0.386）、永宁县（0.368）、红寺堡区（0.225）、海原县（0.213）、泾源县（0.169）.2022年，灵武市的I_CP最高（0.624），随后依次是兴庆区（0.526）、金凤区（0.469）.较低的依次是红寺堡区（0.316）、海原县（0.306）、泾源县（0.284）.研究结果表明，自精准扶贫以来，宁夏政府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重要的位置，通过实施全面脱贫攻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战略，县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区域间的共同富裕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共同富裕建设取得良好开端.

2.1.2 空间分布特征

参考I_CP等级的划分方法^［35-38］，以宁夏县域I_CP的平均值（0.391 8）为阈值划分共同富裕水平的等级：低水平（I_CP=0~0.195 9）、中低水平（I_CP=0.196 0~0.391 8）、中高水平（I_CP=0.391 9~0.587 7）、高水平（I_CP=0.587 7~1.000 0）.

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整体不断提升且趋于稳定（图3），低及中低共同富裕水平转向中高共同富裕水平，高共同富裕水平县域实现了零突破，尤其是2021年以来，低共同富裕水平县域实现升级转换，I_CP降至0.县域共同富裕水平从中低到中高的转变，离不开“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政策的推动，但是，宁夏高共同富裕水平县域依然很少，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向高水平转型还将面临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整体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图3）.其中，中高和中低共同富裕水平县域，在空间上呈“块状”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隆德县和彭阳县等宁夏南部山区多为中低共同富裕水平聚集地.这是因为该类地区地形起伏较大，自然环境以及资源禀赋条件较差，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进而造成人才流失，加大了与宁夏川区的差距.中高共同富裕水平区域是以银川市为中心的北部川区，包括永宁县、利通区、青铜峡市和贺兰县等，该类地区具有良好的地理与区位发展优势，并形成了特色优势产业，吸引了大量的高尖端人才集聚，这为促进该类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1.3 空间集聚特征

2013—2022年，宁夏县域I_CP的全局Moran’s 指数均为正，表明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存在空间集聚特征（表2）.2013—2022年，全局Moran’s 指数不断增加，2022年达到最高值（0.775 1）.这表明，在该时期，各县域的共同富裕水平都表现出较为密集的分布模式，其中，中心城市的吸引力较大.全局Moran’s指数在2013年最低（0.413 2），表明2013年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在空间上是最低的.

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呈现较稳定的空间发展格局，集聚特征明显（图4）.高-高集聚类型区，逐步形成以银川市（金凤区和兴庆区）为核心的“环状”空间，城市之间联系紧密，辐射作用明显，渗透能力强.但随着城市之间距离的增大，该类型地区的辐射作用逐渐减弱，而且该类型地区的人均GDP高、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交通便捷，这些促进了该类型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低-低聚集类型区，主要分布在宁夏南部山区，如海原县、同心县、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和彭阳县等区域.该类型地区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空间分布与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中宁夏片区相吻合.该类型地区多为山区，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薄弱，人才流失严重，对宁夏北部经济辐射不足，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高-低聚集类型区较少，主要以中宁县为主，并且在2017年以后，逐渐转变为低-低聚集区的一部分.

2.1.4 时空演变特征

为明晰宁夏不同县域、不同时段下共同富裕水平的总体分布和变化趋势，运用Matlab软件，绘制2013—2022年宁夏及各市共同富裕水平的核密度估计图（图5）.由图5可知，宁夏共同富裕水平的核密度分布曲线中心均向右移动，宁夏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升.总体看，2013—2022年，宁夏共同富裕水平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核密度估计曲线呈现“多峰向单峰转变”的发展趋势，表明宁夏共同富裕水平的极化程度下降，共同富裕呈现出协调发展态势.在分布位置上，核密度估计曲线波形整体由左向右偏移，表明2013—2022年宁夏共同富裕水平逐渐提升，共同富裕在宁夏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驱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其中，银川市共同富裕水平的核密度曲线波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在2020年后出现“双峰”，即由一个“高峰”和一个“矮峰”组成，说明银川市共同富裕水平向着高水平迈进.吴忠市、石嘴山市及固原市共同富裕水平的核密度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曲线中心向右移动，且带宽变窄，表明这3市之间的共同富裕水平差异逐渐缩小.中卫市共同富裕水平的核密度曲线呈现出“多峰且向右偏移”趋势，说明中卫市共同富裕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是各区县间的共同富裕水平差异较大.

2.2 区域差异特征

根据Dagum基尼系数测算2013—2022年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差异（图6）.从演变过程看，总基尼系数（T_G）呈现“先升后降”的发展态势.研究结果显示，总基尼系数从2013年的0.125 5下降至2022年的0.102 7，降幅达18.17%.说明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成功实施以及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倾斜，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均衡程度逐步提高.由于原贫困县的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地区间的共同富裕水平不断缩小.地区间、地区内差异贡献率和超变密度的平均值（r_gx）分别为82.72%，10.14%，7.14%，因此地区间差异是构成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地理位置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不同县域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差异较大.其次，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也制约了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的差异也是造成地区间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宁夏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煤炭、矿产等，但这些资源的分布不均匀.由于资源匮乏，一些县域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而资源丰富的县域则相对富裕.最后，地区政策也对共同富裕水平产生重要影响.不同县域在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及产业发展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各县域在经济发展速度和富裕程度上出现分化.因此，在制定政策和推动经济发展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努力缩小地区间差异，以推动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全面提升.

共同富裕指数的地区内基尼系数（I_G）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平均值为0.011 9，说明地区内的共同富裕水平差距逐渐缩小（图7a）.其中，共同富裕水平差异最大的区域为中卫市与吴忠市，I_G的平均值分别为0.074 8，0.070 7，并呈现出“上升-下降”的发展态势.银川市、石嘴山市和固原市的共同富裕水平差异较小，I_G平均值分别为0.049 9，0.033 1，0.050 8，表明这3市之间共同富裕水平差距不断缩小，且呈协调发展态势（图7b）.共同富裕区域间的I_G在2013—2018年呈现“上升-下降”的态势，2019—2020年呈快速下降趋势，2021—2022年呈上升趋势.地区间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由大到小排序依次：银川市-固原市、银川市-中卫市、银川市-吴忠市、石嘴山市-固原市、石嘴山市-中卫市、吴忠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吴忠市-中卫市、固原市-中卫市、银川市-石嘴山市.地区间I_G的年平均值分别为0.221 1，0.190 2，0.165 2，0.161 6，0.129 7，0.105 9，0.084 2，0.081 6，0.079 0，0.069 9.从变化趋势看，地区间的空间分异程度呈现持续收敛趋势，I_G降幅由大到小依次：银川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吴忠市-石嘴山市、石嘴山市-固原市、银川市-固原市、吴忠市-中卫市、吴忠市-固原市、银川市-石嘴山市、银川市-中卫市和石嘴山市-中卫市，I_G降幅分别为83.36%，81.51%，79.83%，78.62%，70.92%，58.60%，52.34%，49.26%，46.98%，39.60%.

2.3 影响因素

面板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显示（表3—表4），宁夏共同富裕水平与城镇化率（X5）、人均GDP（X6）、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7）、居民恩格尔系数（X8）、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X12）有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均超过0.750，5项指标对宁夏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程度依次为X7，X6，X5，X12，X8.整体上，5个维度的灰色关联度均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特征.参考相关研究，影响因素的关联度在0.750以下，不纳入分析，故仅探讨X5，X6，X7，X8，X12对宁夏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程度.

由表4可知，X7对共同富裕水平影响程度最大，X7与共同富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为0.823.总体而言，在2013—2022年，X7与共同富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呈现“上升-下降”的特点，X7由12 925.36元上升至26 173.75元，增长102.50%.X6与共同富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为0.807，仅次于X7.2013—2022年，X6由36 166元增长至69 781元，经济发展成效显著，这也为宁夏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X5是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宁夏紧跟政策要求，着力提高全区城镇化水平，使X5由2013年的51.15%上升至2022年的66.34%.X5与共同富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为0.777，表明X5对宁夏共同富裕水平影响显著.随着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消费范围越来越广，居民的消费结构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如在交通出行、子女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消费支出都在迅速增加，且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比例也逐渐增加.X12是衡量人精神生活是否富足的重要标志，其与共同富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为0.772，仅次于X5.2013—2022年，X12的人均年支出由1 344.12元增长至1 833.73元.X8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2013—2022年，宁夏居民的X8由15.90%增加至30.79%，与共同富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为0.764，表明宁夏居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由宁夏县域影响因素与共同富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表5）可知：X7是兴庆区、西夏区、金凤区、大武口区、惠农区、利通区、原州区、泾源县及沙坡头区共同富裕水平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与各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相对较高，平均值为0.881.X7对灵武市、平罗县的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程度较低，X7与各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低于0.700.X6对金凤区、永宁县、贺兰县、平罗县、利通区、青铜峡市、沙坡头区和中宁县等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较大，X6与各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均在0.800以上，而X6对西夏区、灵武市、惠农区、西吉县等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较小.X5是导致兴庆区、金凤区、惠农区、利通区、盐池县、同心县、青铜峡市、原州区、泾源县和沙坡头区等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不高的主要因素，其与共同富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为［0.804，0.965］，总体关联度相对较高.而X12是影响金凤区、大武口区、原州区、利通区和隆德县等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关键因素，其与共同富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均在0.800以上，而对于青铜峡市、盐池县、平罗县、惠农区和贺兰县等地区，X12与共同富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均低于0.700，说明X12对该类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程度较小.X8与金凤区、灵武市共同富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均在0.900以上，X8是影响该类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主要因素，对其他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不大，与其他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均低于0.800，总体灰色关联度较低.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2013—2022年，宁夏整体共同富裕指数为0.265 8~0.770 0，并表现出波动式增长态势.宁夏各市共同富裕指数的走势基本相同，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共同富裕指数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银川市、吴忠市、固原市、石嘴山市、中卫市，而县域共同富裕指数的差异较大.

2）2013—2022年，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整体呈不断提升态势，高共同富裕水平县域实现了零的突破.从空间分布看，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中高、中低共同富裕水平县域在空间上集聚明显.

3）2013—2022年，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全局Moran’s 指数逐渐升高，县域共同富裕水平逐渐呈现集中分布的空间格局，主要形成高-高、高-低、低-低3种聚集类型区.高-高集聚类型区逐渐形成以银川市（金凤区、兴庆区等区县）为中心的“环状”结构.低-低聚集类型区主要分布在宁夏南部山区，如海原县、同心县、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和彭阳县等地区.

4）2013—2022年，宁夏共同富裕水平指数的基尼系数总体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总基尼系数从2013年的0.125 5下降至2022年的0.102 7，地区内、地区间共同富裕水平呈逐渐缩小的发展态势.

5）2013—2022年，宁夏和5个市级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核密度分布曲线中心均向右移动，表明共同富裕水平在不断提升.宁夏共同富裕水平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其核密度估计曲线呈现“多峰向单峰转变”的发展趋势，表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极化程度下降，共同富裕水平呈现协调发展态势.

6）宁夏共同富裕水平与城镇化率、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恩格尔系数和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紧密联系，其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是影响宁夏共同富裕水平的主要因素.整体上，5个因素对宁夏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特征.

3.2 建议

1）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作用，逐步提高南部山区共同富裕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39］.在确保北部地区共同富裕进程平稳推进的同时，在人才、技术、创新资源和财政扶持等方面，着重加大对南部地区的扶持力度，增强南部县域的内生动力，为南部山区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2）统筹制定共同富裕发展规划，实现县域间协同发展与差异化发展^［40］.在充分认识各县发展水平与空间关联现状的基础上，基于各地的禀赋优势，制定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规划，明确各县的定位、分工与阶段发展目标^［41］.此外，充分发挥核心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发挥人才、信息和创新优势，扩大辐射范围，在产业、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向其他地区的梯度转移.

3）针对宁夏县域间共同富裕水平差异显著这一情况，因地制宜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对于以银川市、吴忠市为中心形成的共同富裕高水平区，应发挥好动力引擎作用，通过引进先进生产要素、增强创新发展动力、提高资源配置和发展效率，突破共同富裕水平由中高水平向高水平转换的瓶颈；对于以中卫市和固原市为中心的县域，可通过搭建生产要素流通通道、制定人才激励政策等方法，盘活现有资源，不断夯实自身的发展基础.

4）针对区域间的差距问题，把握好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契机，促进人才、物质及资本等生产要素从共同富裕中高水平地区向共同富裕低水平地区流动，破除地区间的“虹吸效应”^［42］，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促进地区间的良性发展.

该研究尚存以下不足：①共同富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还可继续完善，未来可考虑结合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和固定观察点调研等方式，提高数据精度，并深入研究村镇等更小尺度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驱动因素和驱动机制；②该研究的时间尺度为我国开始实施精准扶贫方略至今，时间跨度较短，若能获取更长时间序列的数据，将更有助于宁夏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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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20712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76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