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1932年霍乱流行的时空分布、影响因素及社会应对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ocial response of cholera epidemic in Hubei Province in 1932

摘要

1932年全国霍乱大流行，湖北省是重灾区之一.本文基于历史医学地理学视角和方法，从时空分布、影响因素和社会应对三个方面，对湖北省1932年霍乱疫情进行综合研究.研究发现：时空分布方面，湖北省1932年霍乱主要集中于夏季暴发，其中7、8月最为严重，至少有19个县发生霍乱疫情，汉口和武昌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霍乱疫情以汉口为起点向各地蔓延，大致沿长江、汉江、襄花公路、汉小公路和粤汉铁路五条路径传播.霍乱疫情的传播遵循扩展扩散、迁移扩散和等级扩散三种模式.影响因素方面，大致可以归纳为生态因素、诱发因素、驱动因素和抑制因素四类.气候、地形、河流是霍乱流行的生态因素，洪涝灾害是霍乱流行的诱发因素，人口流动是霍乱流行的驱动因素，防控措施是霍乱流行的抑制因素.从影响强度上看，几种可定量因素的影响强度由高至低依次为路网密度、河网密度、人口密度、年均降水和洪涝灾害.应对措施方面，湖北省政府的措施主要包括加强防疫宣传、注射霍乱疫苗、设立隔离医院、开展卫生运动，社会团体的措施包括协助政府行动和自主开展救济，民众个人的措施包括开展科学自救和求助鬼神巫术.疫情应对经验，一是治疗手段有效施行，二是政府、社团、民众共同防疫.疫情应对不足主要体现在医疗资源不足、卫生运动不彻底和防疫意识不强三个方面.本研究可为未来疫情防控提供理论基础和历史依据，提高社会公共卫生意识和防疫减灾能力.

Abstract

In 1932， during the nationwide cholera pandemic， Hubei Province was one of the hardest hit area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and methods of historical medical geography，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the 1932 cholera epidemic in Hubei Provinc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ocial responses.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erms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the cholera epidemic in Hubei Province in 1932 was primarily concentrated in the summer， with peak severity in July and August. At least 19 counties experienced cholera outbreaks， with Hankou and Wuchang being the hardest hit areas. The cholera epidemic originated in Hankou and spread to various regions， primarily along five routes： the Yangtze River， the Han River， the Xianghua Highway， the Hanxiao Highway， and the Yuehan Railway. The spread of the cholera epidemic followed three patterns： expansion diffusion， migratory diffusion， and hierarchical diffusi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can be broadly categorized into four categories： ecological factors， inducing factors， driving factors， and inhibiting factors. Climate， topography， and rivers were ecologic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cholera epidemic； floods were inducing factors； population mobility was a driving factor；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were inhibiting factors. In terms of impact intensity， the order of influence of several quantifiable factors， from highest to lowest， is road network density， river network density， population density，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flooding. Regarding response measures， the Hubei Provincial Government’s measures primarily included strengthening epidemic prevention publicity， cholera vaccination， establishing isolation hospitals， and conducting health campaigns. Social groups’ measures included assisting government actions and independently carrying out relief efforts. Individual citizens’ measures included practicing self-help and resorting to spiritual practices. Experience in epidemic response included， first，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reatment methods and， second，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social groups， and the public to prevent the epidemic. Shortcomings in the epidemic response primarily reflected insufficient medical resources， incomplete health campaigns， and weak epidemic prevention awareness.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basis for futur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fforts， enhancing public health awareness and capacity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duction.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1932年霍乱 / 时空分布 / 影响因素 / 社会应对 / 湖北省

Key words

cholera 1932 /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 influencing factors / social response / Hubei Province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所致的烈性肠道传染病^［1］，具有发病急、传播快、波及面广的特点，是我国法定的两种甲类传染病之一.多集中在夏秋季暴发^［2-4］，呈现沿海分布的特点^［5］.成因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为因素^［6］.自然因素中，气温、气压与霍乱发病皆具有关系^［7］，地形地貌、河流水文亦对疫灾流行产生影响^［8］.传染媒介物之生长，必须在适当气象中，尤以温度湿度及雨量等为最重要^［9］.人为因素中，疫点多呈现沿主要交通路线分布的特征^［10］，人口格局对疫灾格局也有一定制约作用^［11］，与全球化、人类战争、气候变化、经济状况等也密切相关^［12-15］.疫情应对方面，主要体现在政府、社会公共力量和普通民众三种力量，初步构建了现代卫生防疫体系^［16-19］.1932年全国霍乱大流行，是民国时期传播范围最广的疫情^［20］.时任卫生署署长刘瑞恒称：“本年各地霍乱，先后发现，北自平津，南至福州、广州，东自上海，西迄潼关.而长江流域，江浙、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重要交通地方，流行尤为剧烈.”^［21］从全国疫情发生的先后来看，本次霍乱基本上是自东向西、自南向北发展，并明显表现出沿着铁路、公路、水路、海路等交通线传播的特点，成因包括1931年长江流域大规模的洪涝灾害引起霍乱细菌滋生、政府当局在霍乱出现初期防控不力、铁路交通对霍乱的快速传播等^［22］.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地带，受洪涝灾害影响严重，也是最先发现霍乱病例的省份之一^［23］.湖北省1850—1949年共有49年发生霍乱流行，其中1932年霍乱疫情最为严重^［24］.关于湖北省1932年霍乱疫情尚缺少专门研究，本文基于历史医学地理学视角和方法，从时空分布、影响因素和社会应对三个方面对湖北省1932年霍乱疫情进行综合研究，以期为霍乱疫情防控提供历史参考.

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东邻安徽，南接江西、湖南，西连重庆，北靠陕西、河南，承东启西、连南接北.东西北三面环山，中间低平，地势起伏大，山地丘陵占比高.除高山地区外，大部分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冬冷夏热，春秋季温度多变.长江、汉江在湖北省内交汇，河网密布、湖泊众多，洪涝灾害频繁，霍乱、天花、疟疾等疫灾频发.基于研究时段，本文以1935年行政区划为标准制图，该年湖北省共分71个县市（图1）.

1.2 数据来源

1.2.1 霍乱史料数据

霍乱流行史料主要来自《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25］和《中国近代报刊疫情史料汇编》^［26］，并补充查阅《武汉日报》《汉口中西报》等地方报刊，整理得到湖北省1932年霍乱疫情简表，包含时间、地点、疫情、资料来源等信息（表1）.

1.2.2 影响因素数据

现有研究表明，霍乱的流行受自然与社会环境因素的双重影响，适宜的温度有利于霍乱弧菌存活繁殖，水是霍乱最主要的传播媒介，洪涝灾害之后经常暴发霍乱，地形通过影响气候、交通、人口分布等间接影响霍乱流行，基于交通网的人口分布和流动影响霍乱疫情的扩散，因此选择年均温度、年均降水、河网密度、水灾致死人数、海拔、人口密度、路网密度等指标作为霍乱流行的影响因素.其中年均温度和年均降水量数据来自《湖北省气象志（1979—2000）》^［27］，海拔、河网数据来自湖北省DEM数据和全国五级河道数据，人口密度数据来自《湖北人口统计》^［28］，路网密度来自1935年《湖北明细地图》路网矢量化及计算，1931年水灾致死人数来自《湖北省二十四年水灾统计》^［29］.

1.3 研究方法

霍乱史料收集整理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霍乱流行的时空分布，主要采用统计分析和地图分析法.霍乱流行的影响因素分析，主要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霍乱流行与影响因素的回归关系以及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对各影响因素的类型进行归纳.

2 湖北省1932年霍乱流行的时空分布

2.1 季节分布

按季节统计霍乱流行的县数，春季（3—5月）有4个县（14.81%），夏季（6—8月）有15个县（55.56%），秋季（9—11月）有3个县（11.11%），季节不详的有5个县（18.52%），冬季（12—2月）无霍乱流行，可知本次霍乱疫情主要集中在夏季.

2.2 月份分布

按月份统计霍乱流行县数并绘制分布图（图2），3月汉口首发疫情，并一直持续到9月；4月蔓延至沔阳，由于疫情防控及时，4月之后沔阳未再流行；5月武昌和枣阳出现霍乱，武昌一直持续到9月，枣阳持续到7月；6月汉阳和麻城开始流行，汉阳一直持续到9月，麻城6月后未见疫情；7月霍乱疫情全面暴发，除持续流行的汉口、武昌、汉阳、枣阳等4县外，咸宁、崇阳、江陵、宜昌、钟祥、襄阳等6县首次出现疫情，其中钟祥和咸宁疫情一直持续到8月；8月疫情开始消退，襄阳、枣阳、宜昌、江陵、崇阳等5县疫情停止，但仍有天门、潜江、京山、广济等4县新出现疫情；9月疫情基本消失，只有汉口、武昌、汉阳3县仍有疫情；10月霍乱疫情结束.综合来看，湖北省1932年霍乱疫情最为严重的月份为7月和8月，是本次霍乱疫情的高峰期.包括疫情月份不详的随县、通城、安陆在内，至少有19个县发生霍乱疫情，占全部71个县的26.8%，其中汉口和武昌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分别持续7个月和5个月，其次是汉阳和枣阳，分别持续4个月和3个月.

2.3 传播路径

基于1932年湖北各县霍乱首发月份的先后顺序，结合水陆交通干线，对本次霍乱的传播路径进行大致复原（图3）.霍乱疫情最早3月中旬开始流行于汉口，随后以汉口为起点向各地蔓延，主要有五条传播路径.一是沿长江传播，向上游4月传至沔阳，7月传至江陵和宜昌，向下游7月传至广济；二是沿汉江传播，6月传至汉阳，7月传至钟祥和襄阳，8月传至天门、京山和潜江，这三县很可能在8月之前已有霍乱疫情；三是沿襄花公路（襄阳至孝感花园镇）传播，5月跳跃式传至枣阳，月份不详的安陆和随县也在这条路径上；四是沿汉小公路（汉口至麻城小界岭）传播，6月传至麻城；五是沿粤汉铁路，5月传至武昌，6月传至咸宁和崇阳，月份不详的通城也在这条路径上.

2.4 传播模式

湖北省1932年霍乱疫情的传播遵循扩展扩散、迁移扩散和等级扩散三种模式.扩展扩散是指疫情从一个源生点向外渐进地、连续地在空间进行扩散的过程，传播途径主要依赖于外部环境的污染（特别是水质污染）或是病患和带菌者在疫情区域附近的活动，从而导致疫情区域的快速扩张，新疫区通常与老疫区相连，本次霍乱疫情从汉口向毗邻的武昌、汉阳的传播是典型的扩展扩散.迁移扩散是指疫病随人口流动沿交通线快速地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通常会出现跳跃式的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导致的新疫区，在早期通常不会与老疫区相连，两地的距离较远，本次霍乱疫情从汉口到沔阳、枣阳、麻城、广济等地的跳跃式传播是典型的迁移扩散.等级扩散是指疫病往往先在同等级的城市或地区发生，然后再渐次向低等级区域发展，不一定具有空间上的连续性，本次霍乱疫情先在省会武汉三镇发生，再向周边低等级的县市传播，是典型的等级扩散.

3 湖北省1932年霍乱流行的影响因素

3.1 霍乱流行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经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工具进行回归分析后，得表2.该表中，系数［a］表示每个解释变量（各县环境因素）与因变量（各县霍乱死亡人数）之间的关系强度和类型，概率［b］和带有星号（*）的Robust_Pr ［b］表示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p<0.05），VIF［c］表示方差膨胀因子，当该值大于7.5时表明解释变量存在冗余，可用于消除多重共线性问题.由表2可知，海拔和年均温度这两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大于7.5，可移除，剩余5个变量，这5个变量初步判定为相关性较高、共线性低的变量，可进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各因素对霍乱流行的影响均呈现一定的空间分异特征，以自然断裂点法将其回归系数结果空间可视化后可知，总体上，年均降水和洪涝灾害对湖北省1932年霍乱流行具有微弱的负向影响，年均降水呈现相对经向递变，影响强度由西向东递减（图4a），这可能与鄂西南山区降水量丰富而鄂东南地区降水相对较少有关；洪涝灾害呈现相对纬向递变，影响强度由北向南递减（图4e），这可能与湖北省政府为预防水灾过后大疫出现，而提前进行的霍乱疫苗注射等工作有关.河网密度、人口密度和路网密度对于湖北省1932年霍乱流行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河网密度和人口密度相对呈现经向递变，影响强度均由西向东递减（图4b、4c），这表明在基线暴露水平较低、卫生设施尚未达到阈值的山区，每增加单位河流长度或人口密度，对霍乱死亡风险的边际推动作用更强；路网密度呈现相对纬向递变，影响强度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图4d），这可能与东南地区平原路网密集更易于传播疫情有关.因此，从各地区来看，路网密度对东部地区霍乱流行的影响较大；中部地区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河网密度、1931年水灾和人口密度对西部地区霍乱流行的影响较大.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文环境对霍乱流行起到重要作用；中部地区地处过渡区域地带，各种因素综合影响霍乱流行；西部地区霍乱流行则主要受到自然环境因素影响.从影响强度上看，各因素影响强度由高至低依次为路网密度、河网密度、人口密度、年均降水和洪涝灾害.

3.2 霍乱流行影响因素的类型归纳

湖北省1932年霍乱流行影响因素，大致可归纳为生态因素、诱发因素、驱动因素和抑制因素四类.

3.2.1 气候、地形、河流是霍乱流行的生态因素

一定范围内温度的提高会促进霍乱病菌的繁衍和蔓延，从而促进霍乱疫情的传播，因此温度较高的夏秋季往往成为疫情暴发与蔓延的主要季节.关于气象因素与霍乱发病关系的相关研究较为普遍，民国时期程翰章在《公民卫生》中就提出了气温与传染病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消化器传染病在热带和夏天多呢？”^［30］.本次霍乱疫情的在温度较高的7月和8月最严重，这印证了温度是霍乱流行的影响因素.此外，平原丘陵地区经济相对发达，自然资源丰富，城镇和人口众多，河床较宽，河流流速慢，污染源多，加之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霍乱的传播；受地形因素制约，湖北西部山区海拔升高，温度降低，降水丰富，不利于霍乱弧菌生长，故霍乱疫势较轻；同时，海拔较高的山区人口稀少，不利于霍乱的传播.因此地形起伏通过影响水热条件、人口密度等因素而对霍乱流行产生影响.水源是霍乱传播与蔓延的重要媒介之一，河网密度是导致霍乱传播的主要因素.河流一方面通过作为传播媒介直接影响霍乱的蔓延，另一方面受到地形、降水的影响，改变河网密度、河流流速，间接影响霍乱暴发强度.湖北省鄂东南地区河流流程不长，河床宽度平缓，易于霍乱病菌在当地传播；鄂西北地区地势高、河谷深切、落差大、河流流速快，不利于霍乱流行，且鄂西南地区石灰岩广布，河流发育受限，河网密度低，亦不利于霍乱传播，这些因素导致了霍乱疫情呈现明显的沿江沿河分布特征.这些生态因素为霍乱的流行提供了环境基础.

3.2.2 洪涝灾害是霍乱流行的诱发因素

灾害改变了病原体的生境，为其滋生繁殖提供了温床，从而间接诱发瘟疫的暴发^［31］.1931年7月，安徽、湖北、湖南、江苏等十余个省份持续强降水，导致中国长江、淮河流域暴发特大规模水灾，受灾范围涉及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江苏等23个省份，受灾人数多达一亿，其中受难最烈、损失最严重的当属湖北省的武汉三镇.所谓“大灾过后必有大疫”，在此背景下，作为水生细菌的霍乱弧菌经水源传播后进一步促进了霍乱暴发，《公安县志》载：“大水，灾后瘟疫流行，死者不可数计，生者四散”^［32］.水灾过后，在水源污染、食物短缺等恶劣条件下，发霉变质食品增多，增强了肠道传染病暴发的风险.此外，大灾过后，居住条件破坏、人口集中避难、居住拥挤等问题出现，加上大水之际，蚊蚋极多，在接触传播与昆虫传播的作用下，亦易传染疾病流行.综上，在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的三重影响下，洪涝灾害发生地极易暴发瘟疫，而此次1931年的洪涝灾害不仅促进了当年瘟疫的暴发，也间接影响了1932年霍乱的流行.胡彦圣报告，邀请各机关团体会议之义，略谓：“武汉自去秋受大水之后，各种病菌，多有潜伏，近日市面此种时疫病症，业已发现”^［33］.洪涝灾害提供了病菌生存和繁衍的环境，提供了水源传播途径，并且还会对水体、食物、居住地造成污染和破坏，增加易感人群，最终间接诱发疫情.

3.2.3 人口流动是霍乱流行的驱动因素

路网的完善和交通工具的现代化促进了人口的流动，进而驱动疫情扩散.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发现：“在昔闭关时代，乡邑患疫不至及都会，此省疫作未必窜入他省.近则道路交通，凡舟车所至之地皆疫病可到之地”^［34］.《中央日报》报道：“本年（1932年）各地霍乱先后发现，北自平、津，南至福州、广州，东自上海，西迄潼关，而长江流域江、浙、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重要交通地方，流行尤为剧烈”^［21］.霍乱流行与交通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1912年至1937年是湖北交通发展较快的时期，在此期间，粤汉线铁路成功建成，并新建了汉口城区及近郊的几条支线，总里程增至343 km，公路方面达成了通车里程增至四千余千米的成就，民用航空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过程^［35］.水路方面，沪汉、汉宜、汉湘3条主干线已通轮，1932年5月民生公司“民生”轮首航沪渝成功，公司在宜昌、汉口、沙市设趸船、栈房，开始经营渝沪直达客货业务^［36］.至抗战前夕，湖北近代交通已初具规模，为湖北省1932年霍乱初期的迁移扩散奠定了基础.霍乱病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频繁接触沿着交通线不断传播、蔓延，使交通密集、通达度高的地区成为霍乱病症的重灾区，这也是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武汉三镇成为霍乱疫情高值集聚区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口密度同样促进了霍乱传播.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人分别作为易感人群，与病原体相互作用，导致霍乱病菌的不断传播.因此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人口接触较多，霍乱暴发的概率也更大，疫情也会更加严重.本次湖北省霍乱疫情中，人口稠密的鄂东地区以及江汉平原成为重灾区便是受此影响，其中，汉口市是湖北省人口密度最高的县市，据1935年湖北人口统计数据，汉口是湖北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约3 013.36人·km^-2，同时也是霍乱疫情暴发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县市.

3.2.4 防控措施是霍乱流行的抑制因素

防控措施包括政府和社会团体进行防疫宣传、注射疫苗、设立隔离医院和开展卫生运动等.其中政府发挥主要作用，社会团体全力协助起到重要作用，而民众个人依靠政府政策引导，借助医药积极开展自救，这些措施有效抑制了霍乱流行.

4 湖北省1932年霍乱流行的社会应对

湖北省河湖众多，水网密布，气候温暖湿润，利于病菌滋生繁殖，加之1931年暴发特大水灾，众多水源受到污染，市民身体素质降低，卫生防疫压力剧增.3月，武汉发现霍乱病例，但由于患病人数较少，并未引起公众注意，但即便如此，仍“有人鉴于上年洪水为灾，瘟疫可危，爰集资创设‘汉口世界制药厂’一所”^［37］.5月，汉口、武昌、汉阳、枣阳等地皆开始出现霍乱疫情，并迅速蔓延，中央防疫组、市医院、公安局等组织迅速开展防疫工作.据报道，中央防疫组转送大量霍乱疫苗，并托代市民行预防注射；普爱医院特开专室收容，并给病者注射生理食盐水，同时咨询其他医院^［38］；汉口公安局特备注射霍乱疫苗，并强制各机关员警队士定期注射^［39］. 6月，政府机关正式开始防疫工作.6月1日，“汉口市霍乱防疗委员会”成立^［40］.3日，民政厅邀各机关组防疗委员会，定名为“武汉霍乱防疗委员会”^［33］. 6日，汉口市霍乱防疗委员会开始注射，武阳霍乱防疗委员会开展第二次会议，讨论经费及其他相关事宜^［41］.可见，湖北省政府、相关社会团体以及民众个人对于霍乱预防工作皆十分积极.

4.1 政府应对措施

4.1.1 加强防疫宣传

1911年及以后一段时期，受传统观念影响，许多人对疫病的卫生防护观念薄弱，不具备科学的防护知识，导致“市民卫生常识幼稚，致染疫者仍众”^［42］，因此，防疫宣传尤为重要.在武阳防疫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中，宣传组这一内部组织成功设立，由省党部、国立武汉大学、华中大学、省立医院、武昌汉阳两县党部担任.6月28日，在武阳防疫委员会宣传组工作已布置实施，具体内容包括：1） 修正通过检查组计划大纲；2） 通知居民使用漂白粉，将用水消毒；3） 请各善堂尽量施茶，并用完全开水^［43］.同时，政府还印刷了许多宣传品，如标语、书报等，加强宣传力度.为提高宣传趣味性，市府卫生科还准备了幻灯玻璃片，分送各影剧院公映，并印大批标语广贴通衢.此外，医院作为霍乱病人集中地，亦是重要的宣传场所，为帮助医院进行宣传工作，政府公推武汉大学代表刘自切君常到省立医院帮办宣传^［44］.

4.1.2 注射霍乱疫苗

政府组织调拨、发放药品对抑制疫情起到很大作用.沔阳县 4月26日报道：“昨陆军第三十四师驻汉办事处函善后会云，合经者查沙沔一带，日来霍乱病流行正盛，军民染病致死者，日有所闻，素养贵会痼瘝在抱，仁慈为怀，备有救济霍乱药水甚多，拟诸赐予千瓶，以便带往沙沔，而资救济，兹派敝处副官吴长春携函前来接洽，即希查照，实感德便^［45］.”5月，汉口公安局便强制要求所属机关人员按照日期地点进行霍乱疫苗注射^［39］，6月初，“汉口市霍乱防疗委员会”成立，组织注射队计十五队（计市府三队，市立医院两队，临时雇医师组织十队），于六月六日正式开始注射.7月4日，武阳霍乱防疫委员会决定改大霍乱预防注射布牌，同时增加注射五队队伍，并在民众教育馆设立第一霍乱预防注射分处，由民众诊所负责^［46］. 8月，霍乱仍未停息，为保护市民安全，汉口霍乱防疗委员会决定延长防疫注射时间，实行秋季防疫，直至八月底，各注射处才开始撤销，共计注射十三万余人^［47］.相比于陕西、山西九月底疫势还未减弱，湖北省此次霍乱疫情在九月已经得到控制，十月末已完全消退，这一成效很大归功于霍乱疫苗注射之多.在此期间，湖北水灾善后委员会、市公安局等皆协助霍乱疫苗的宣传与注射工作.

4.1.3 设立隔离医院

霍乱是一种传染很强的病症，因此，为病人预备隔离病室是重要的防疫措施.然而，据报道，湖北“霍乱病院之设，汉市方面，仅设二所，一为中央卫生防疫组驻鄂办事处所设立，一系本防疫会委托梅神父医院附设一所”^［42］，医院资源并不充足，虽已考虑酌情增设病院，但政府方面仍未有行动，直至7月30日，民政厅才充分认识霍乱流行之严重，向省政当局呈请拟筹设武阳两地霍乱隔离分院.此外，卫生署还设立了临时医院，据《汉口中西报》所记，内政部卫生署在汉口新新游戏场及新安市场皆设有临时霍乱医院，霍乱患者皆可免费前往诊治^［48］.直至九月末，在汉口黑山一带，仍有临时医院添置^［49］.

4.1.4 开展卫生运动

1911年及以后一段时期，湖北省卫生状况极差，城市“污秽满目，沟道不通，臭气熏天，不可终日”，农村“牛无栏、猪无圈，喝的泥巴水，烧饭满屋烟，蚊蝇成群飞，茅缸在露天”^［50］，为改善当地卫生条件，减少相关疾病的产生，武汉市首次清洁卫生运动于1927年7月1日开展.1932年，汉口市政府规定每年5月15日和12月15日进行卫生活动，将卫生运动分为春秋两次.在实际实施中，该年卫生清洁运动提前开展，4月7日，各县举行卫生运动大会，主要项目便是污物大扫除，虽此时霍乱疫情并未发生，但这一清洁工作仍可帮助减轻疫情蔓延.霍乱发生之际，各方亦积极进行卫生清洁，饮水消毒、灭蝇活动皆有实施.12月15日，武汉两地又一次举行了大规模的污物大扫除，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员随时前往抽查，以加强民众注意卫生清洁的意识^［51］.

4.2 社团应对措施

4.2.1 协助政府救疫

此次霍乱防控政府发挥主要作用，却也少不了民间社会团体全力协助的功劳.如武昌霍乱防疫委员会内部组织的组成：总务组由省府秘书处、民政厅、武昌慈善会、武昌商会、汉阳商会担任；医务组由中央卫生防疫组驻汉办事处、省立医院、仁济医院、同仁医院、鼓楼医院、民厅卫生股、省会公安局卫生股担任；检查组由省会公安局、武昌汉阳两县政府担任；宣传组由省党部、国立武汉大学、华中大学、省立医院、武昌汉阳两县党部担任^［38］.又如8月下旬，钟祥霍乱流行，汉口红十字、汉口佛教正信会以及其他慈善团体等奉湖北省政府民政厅的命令，组织临时治疗队，派医携药等等.此外，在政府资源不足时，各大社会组织亦协力相助.7月末，省政当局拟筹建设霍乱隔离分院，但剩余空地不足，最终，三道街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和大生、丛善两善堂皆同意借出部分用地，成为设院地点.刘瑞恒对各团体的行为举措亦有谈及：“甚望武汉商界各团体，仍照京沪办法，捐资设立临时医院，施行注射，办理饮水消毒等事，以期普及”^［21］.可见，在疫情暴发之际，他们或协助建院、或派送药品、或注射疫苗，为政府防疫措施的展开提供巨大的帮助.

4.2.2 自主开展救济

霍乱开始之初，公众对此并未在意，然一慈善人员颇有远见，为提前预防瘟疫，设立了“汉口世界制药厂”，成功制成霍乱预防水和博仁救济水^［37］，为后来霍乱暴发时药物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而霍乱暴发之际，社会组织亦做了许多自主救济工作：6月18日，汉口发现霍乱，多名士兵死亡，公安局长刘德裕派员前往各处注射消毒，防止疫情加剧^［25］；8月初，钟祥霍乱严重，汉商会得到函报，立即转函湖北水灾善后会，中国红十字会武汉分会，汉口红十字会等机关团体，派员前往救济^［52］；8月中旬，武昌妇孺救济会为防止疫势加重，特设卫生股，严格检查灾民饮食，杜绝病源^［53］……此类行为不胜枚举，可见社会团体在科学防疫过程中贡献了不少力量.

4.3 民众应对措施

4.3.1 开展科学自救

在霍乱疫情来临之际，虽然民众的卫生常识较弱，但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之下，采取了许多科学自救措施，如注射霍乱疫苗、进行饮水消毒、清洁环境卫生等.此外，还积极寻求中医治疗霍乱.据《汉口中西报》报道，有一名医喻若钦，发现昔人张仲景的药方仅可救治寒霍乱，对热霍乱无用，而他有一家传秘方，可治此种霍乱病症，且已成功救下数人，方名“清木汤”^［54］.除“清木汤”外，还有一药“国宝丹”也可有效防治霍乱，据《汉口中西报》8月8日报道：“入夏以来，久旱不雨，霍乱流行，尤为猖獗，记者昨日傍午，行经中山路，见人众团聚围观其众，当即趋前，始悉有形似车夫者，陡患瘟疫，卧地呻吟，气息奄奄，复见一人由怀中取出汉口民生药房出品国宝丹一包，即令冲服，豁然立起，病已痊愈^［55］.”

4.3.2 求助鬼神巫术

新中国成立以前，湖北一带民间十分崇尚巫术^［56］.因此，在应对霍乱时，还会寄希望于鬼神巫术，以期鬼魔退散，病气消弭.《武昌县志》载：“乡村中发生时症瘟疫，还有男的马脚和女的仙姑来下马降神，代人‘治病’，他们多是编造某某帝君下界托体显灵之类的胡话，骗人相信他的法术” ^［57］.除了使得人们被骗金银，还延误了病情，被间接害命.有些巫术更是凭借治疗、减罪等名义，直接害命.《汉阳县志》便指出，众多巫术中，危害最大的是以“赐净水，施符案”治病，往往导致病人死亡^［58］.《公安县志》也记载了巫术直接害命的例子：“本县部分地区老人逝世，孝男孝女分饮洗尸浊水，以期减轻死者罪过，不少健康男女因之迅速被病菌感染，以致身死”^［32］.

4.4 应对经验与不足

4.4.1 疫情应对经验

本次霍乱疫情始于三月中旬，止于十月，历经六个多月，可见疫情之严重，而之所以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主要依赖于以下两点：1） 治疗手段有效施行，人员伤亡得到大幅降低.据《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卫生防疫组工作总报告》所记，武汉共注射疫苗287 907针，约占全人口24%，湖北其他各县也注射了23 579针，可见霍乱疫苗注射量之大.此外，湖北省霍乱病院的治愈率也较为可观，武汉区内，汉口、武昌、汉阳三霍乱病院从四月到九月共入院952个病人，死亡人数仅113人，病亡率为11.86%；其中汉口霍乱医院收容人数为402人，死亡46人，病亡率为11.4%；武汉霍乱医院收容550人，死亡67人，病亡率为12.2%^［59］.整体而言，湖北省霍乱医院的病亡率低于平均水平，医院的有效治疗手段大大降低了此次霍乱带来的人员伤亡.2） 政府、社团、民众共同防疫，霍乱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湖北出现霍乱后，政府机关逐渐成立防疫委员会，构筑出一套职能完善的卫生防疫体系.在此体系中，政府进行统筹决策，并提供相关资金；商会、民政厅负责防疫章程拟定等工作；卫生署负责防疫事物指导、监督医院等工作；公安局负责防疫措施的落实和监督检查；教育局、党部等机关负责防疫的宣传；医院、卫生股则主要负责疫病治疗工作.各行政机构团结一致，互相配合，共同抵御霍乱的侵袭.此外，在社团力量的参与下，政府资源的紧缺压力得到了缓解，民众也积极配合，此次霍乱疫情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离不开三方人员的共同努力.

4.4.2 疫情应对不足

相较于上海7.4%、浙江10.2%、山东16.1%以及江苏15.4%的病亡率，湖北省整体病亡率高达43.5%^［59］.显然，湖北省的应对措施仍存在诸多不足，可概括为以下三点：1） 医疗资源不足.湖北省主要的医院有省立医院、仁济医院、同仁医院、鼓楼医院等，但设立的霍乱隔离病院仅有两所，收纳患者人数十分有限.其他非隔离病院也对入院人数进行了限制^［60］.2） 卫生运动不彻底.1932年湖北省进行全员清洁运动仅有两次，皆为污物大扫除，且都不在霍乱暴发之际.对比南京市的灭蝇运动、井水消毒行动以及餐饮业的整顿^［61］，湖北省的饮水消毒和灭蝇活动规模较小，成效不大，导致霍乱的加剧与蔓延.3） 防疫意识不强.对于1931年特大水灾，政府并未提前预防大疫，即使霍乱病例提前被发现，但防疗会仍以目下霍乱病状流行尚未非常剧烈，认为暂时无增设病院的必要^［62］，直至霍乱流行，政府才决定建立霍乱病院两所.医院方面，诸多措施并不到位，据记者所见，武昌霍乱医院“设备极不完善，卫生方面，尤多疏忽，病人卧榻鳞次栉比，如轮船中之统舱然，于传染病室之布置，缺陷甚多”^［63］.深受迷信思想影响的民众更是求助鬼神巫术.防疫意识不强是导致此次霍乱损失惨重的原因之一.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本文从时空分布、影响因素社会应对措施三个方面，对湖北省1932年的霍乱流行进行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

1） 时空分布方面：湖北省1932年霍乱主要集中于夏季暴发，其中7、8月最为严重，至少有19个县发生霍乱疫情，占全部71个县的26.7%，汉口和武昌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霍乱疫情最早3月中旬开始流行于汉口，随后以汉口为起点向各地蔓延，大致沿长江、汉江、襄花公路、汉小公路和粤汉铁路五条路径传播.霍乱疫情的传播遵循扩展扩散、迁移扩散和等级扩散三种模式.

2） 影响因素方面：湖北省1932年霍乱流行影响的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生态因素、诱发因素、驱动因素和抑制因素四类.气候、地形、河流是霍乱流行的生态因素，洪涝灾害是霍乱流行的诱发因素，人口流动是霍乱流行的驱动因素，防控措施是霍乱流行的抑制因素.从影响强度上看，几种可定量因素的影响强度由高至低依次为路网密度、河网密度、人口密度、年均降水和洪涝灾害.

3） 社会应对方面：湖北省政府的措施主要包括加强防疫宣传、注射霍乱疫苗、设立隔离医院、开展卫生运动，社会团体的措施包括协助政府行动和自主开展救济，民众个人的措施包括开展科学自救和求助鬼神巫术.疫情应对经验，一是治疗手段有效施行，二是政府、社团、民众共同防疫.疫情应对不足主要体现在医疗资源不足、卫生运动不彻底和防疫意识不强三个方面.

5.2 讨论

杨雨茜在分析1932年陕西省霍乱疫情时，对包括湖北省在内的陕西省邻省疫情进行了简单分析，认为湖北省1932年霍乱疫情严重县市分布于汉江流域的汉江平原以及主要交通路线上，其疫情发生的区域和烈度属于轻度，血吸虫病是主要困扰湖北的疾病^［64］.其对于湖北霍乱疫情的传播路线认识较为准确，但对于湖北霍乱疫情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对于中国1932年的霍乱疫情还有以下代表性结论，如刘炳涛^［16］认为陕西省1932年霍乱疫情呈现出初期远程传播与近程传播同时进行、后期主要以沿交通干线的远程传播为主的特征，霍乱疫情的发生有外地传来和本地引发两种可能，严重旱灾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为霍乱的传播、流行提供了便利.张萍^［65］认为陕西省1932年霍乱疫情是陕西自然与社会环境脆弱性的集中体现，传播方式一般以近距离传播为主，最初往往一地染疫，周边人口的流动导致形成大面积的传染.黄华平等^［22］提出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各类传染病防控过程中，铁路当局的卫生防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研究对于从不同角度认识1932年霍乱疫情提供了帮助.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霍乱数据有待完善，由于史料搜集不够全面、霍乱史料不够详细等原因，霍乱流行死亡人数统计不可避免会出现缺漏.二是环境数据有待完善，如1932年的年平均降水量、年均温度等只涵盖部分县市，本研究使用多年平均值进行分析，人口密度基于湖北省1935年分县人口数据计算所得.三是环境因素有待拓展，对湖北省霍乱流行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气候、地形、水源、洪涝灾害、人口、交通等要素，而对于经济、干旱灾害等的研究尚未涉及.今后将继续搜集霍乱史料和环境数据，对霍乱流行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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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武阳霍乱防疗委员会，昨日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内分总务医务检查宣传四组［N］. 武汉日报，1932-6-4（8）.

[65] Wuchang-Hanyang Cholera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yesterday and held its first meeting，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general affairs， medical， inspection and publicity［N］. Wuhan Daily News，1932-6-4（8）.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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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汉市将创设制药厂一所，先制霍乱预防水［N］. 武汉日报，1932-5-1（8）.

[73] Haokou City will create a pharmaceutical factory to produce cholera prevention water first［N］. Wuhan Daily News，1932-5-1（8）. Ch）.

[74] 光明. 汉市霍乱流行，经各医院证实［N］. 武汉日报，1932-5-25（8）.

[75] GUABFMING. Cholera epidemic in Hankou City was confirmed by various hospitals［N］. Wuhan Daily News，1932-5-1（8）. （Ch）.

[76] 宪政. 汉公安局预防霍乱，令员警注射疫苗［N］. 武汉日报，1932-5-31（7）.

[77] XIANZHENG. To prevent cholera， Hankou City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rdered police officers to be vaccinated［N］. Wuhan Daily News，1932-5-31（7）. （Ch）.

[78] 汉市霍乱预防会成立，委托医院注射并组注射队十五队，经费已有办法自明日起实行注射［N］. 武汉日报，1932-6-2（8）.

[79] Haokou City Cholera Prevention Society was established， entrusting the hospital to inject and organize fifteen injection teams. The funds have been available， and the injection will be implemented from tomorrow［N］. Wuhan Daily News，1932-6-2（8）. （Ch）.

[80] 汉市霍乱防疗会，昨日起开始注射，武阳方面昨开第二次会议［N］. 武汉日报，1932-6-7（7）.

[81] Haokou City Cholera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ociety started injecting yesterday， and the Wuyang side held a second meeting yesterday［N］. Wuhan Daily News，1932-6-7（7）. （Ch）.

[82] 汉市防疗会将增设病院，专门治疗霍乱［N］. 武汉日报，1932-7-15（8）.

[83] Haokou City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ssociation set up additional hospitals specializing in the treatment of cholera［N］. Wuhan Daily News，1932-7-15（8）. Ch）.

[84] 七月一日起，挨户注射，武阳霍乱防疗会决议［N］. 武汉日报，1932-6-28（8）.

[85] July Starting 1， the Wuchang-Hanyang Cholera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ssociation resolved to go door-to-door with injections［N］. Wuhan Daily News，1932-6-28（8）. （Ch）.

[86] 武阳霍乱防疗会，决在汉阳设隔离分院，布告民众饮水酌加漂白粉，会务月内结束将编总报告［N］. 武汉日报，1932-8-12（8）.

[87] Wuchang-Hanyang Cholera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ssociation decided to set up an isolation branch in Hanyang， informing the public to add bleaching powder to drinking water as appropriate， and a general report will be compiled after the meeting is completed within the month［N］. Wuhan Daily News，1932-8-12 （8）. （Ch）.

[88] 沙沔霍乱流行，三十四师函请发给药水［N］. 汉口中西报，1932-4-26（8）.

[89] Cholera outbreak in Shashi-Mianyang； the 34th Division requested the issuance of medicinal water［N］. Hankou Zhongxi News，1932-4-26（8）. （Ch）.

[90] 武阳霍乱治疗，挨户打针，增设五注射队［N］. 武汉日报，1932-7-5（8）.

[91] For cholera treatment， Wuchang-Hanyang went from house to house， adding five injection teams ［N］. Wuhan Daily News，1932-7-5（8）.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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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General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Sanitary and Epidemiological Group of the Committee on Flood Relief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J］.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1933，19（02）：237-265. （Ch）.

[118] 微丁. 仁济同仁两院，不济不仁，不收病人［N］. 汉口中西报，1932-8-9.

[119] WEI D. The two hospitals of Renji and Tongren are unkind and do not accept patients［N］. Hankou Zhongxi News，1932-8-9. （Ch）.

[120] 赵丹. 1932年南京霍乱研究［D］. 长沙：湖南大学，2023.

[121] ZHAO D. A Study on the cholera in Nanjing in 1932［D］. Changsha：Hunan University，2023. （Ch）.

[122] 宪政. 省府令财厅拨款，增设霍乱病院，收容病人百名，需洋三千余元［N］. 武汉日报，1932-7-29（8）.

[123] XIAN Z.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rdered the Finance Department to allocate funds to add a cholera hospital to accommodate 100 patients， which cost more than 3 000 yuan［N］. Wuhan Daily News，1932-7-29（8）. （Ch）.

[124] 镜. 霍乱病院死亡率甚大，院内布置缺陷何其多［N］. 汉口中西报，1932-9-3（8）.

[125] JING. The mortality rate of cholera hospital is very high， and there are many defects in the layout of the hospital［N］. Hankou Zhongxi News，1932-9-3（8）. （Ch）.

[126] 杨雨茜. 1932年陕西省霍乱研究［D］.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4.

[127] YANG Y X. The cholera Epidemic of Shaanxi Province in 1932［D］. Shanghai：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2014. （Ch）.

[128] 张萍. 脆弱环境下的瘟疫传播与环境扰动——以1932年陕西霍乱灾害为例［J］. 历史研究，2017（2）：73-87；191.

[129] ZHANG P. The spread of plague and environmental disturbance in a vlnerable environment：a case study of the Shaanxi cholera outbreak of 1932［J］. Historical Research，2017（2）：73-87；191. （Ch）.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47128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26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0114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VJXT0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4FZSB079)

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3ZD248)

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2024年度开放基金项目(ZDSYS202403)

2025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长江中游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学科交叉平台构建方向项目(CCNU25JCPT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