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trinsic mechanisms and empirical testing

摘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迈向更高层次的重要驱动力.运用2011—2021年我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推动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在南方地区的城乡融合进程中起到了显著作用，而在北方的作用不显著；数字经济显著推动了数字经济百强城市的城乡融合水平，但对非百强城市则呈现出显著抑制作用.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数字经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不但可以推动本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而且对邻近区域也能够产生正面影响.因此，通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质量与速度、实施差异化城乡融合驱动策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提升、强化区域间数字经济的互联与协同等途径，可进一步推动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propelling China's economy towards higher level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70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spanning from 2011 to 2021， this study employs empirical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how the digital economy impact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plays a significantly facilita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southern regions， whereas its effect is insignificant in northern regions. Furthermore， it exerts a substantial promotional effect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top 100 cities ranked by digital economy performance， but suppresses such integration in non-top 100 cities. Through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human capital enhancement play crucial roles in facilita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riven by the digital economy. Spatial effect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not only boost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ithin its own region but also positively influences adjacent areas. Therefore， to further advance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strategies could include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pace of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to driv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dvanc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levating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and reinforcing inter-regional connectivity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关键词

数字经济 / 城乡融合发展 / 中介效应 / 空间杜宾模型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 urban-rural integration / mediating effect / spatial durbin model

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取得积极进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效显著，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进一步加快，城乡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明显增强.但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城乡之间的要素交换还不平等，农业农村发展的步伐尚需加快，城乡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差距仍然较大，一些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依然存在.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破除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从现在到203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如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厘清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具有很强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蓬勃生机.2023年，我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创新能力位于世界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4 000家；5G应用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71个，5G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86万亿元，比2022年增长29%^［1］.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要素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一环，为实现城乡融合提供了很强支撑作用.近年来，在“宽带中国”战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快递下乡”工程、“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等政策驱动下，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农村电子商务水平迅速提高，农村各类要素的投入和产出效能得到很大提升.伴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数字化正在成为促进城乡之间资源优化配置以及改善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数字经济是破除城乡发展不平衡最有效的实现方式之一^［2］.

关于城乡融合的研究，Lewis^［3］提出“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指出发展中国家并存传统农业部门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其向非农产业转移是消解二元结构的关键.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城乡融合的概念，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决定了城乡关系最终将从城乡割裂走向城乡融合^［4］.Bulderberga^［5］认为城乡流动、城乡联结和城乡合作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三个阶段.范斯义等^［6］认为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是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刘社建^［7］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发展中，经历了工农并举、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的演进过程.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城乡融合的内涵已不再限于简单的城乡结合，亦不仅是将农村按照城市的方式进行改造，它涵盖了经济、土地、人口、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广泛涉及各个领域^［8］，城乡融合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发展过程，其融合水平、融合方式呈现出区域异质性以及空间溢出效应^［9］.城乡融合评价是实现城乡关系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研究的基础，评价的方法主要包括综合指数法、社会网络分析、主成分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研究尺度主要包括国家、省域和经济区等.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则主要包括资本赋能^［10］、劳动力流动^［11］、土地制度改革^［12］、经济发展水平^［13］等多个方面.此外，学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包括深化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14］、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5］、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保证^［16］等.

对于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途径，学者主要从生产要素和基本公共服务两方面进行研究.在生产要素方面，数字经济发挥着整合数据、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的能力，通过促进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更优配置，从而实现城乡间的良性互动.在促进城乡融合的进程中，数字化人才起到了核心作用，而数字经济的价值不仅限于增强大学生村官及农村数字人才的数字能力、网络技术和信息应用技巧，还着重于快速培育兼具农业实践知识与数字技术运用能力的人才队伍^［17］；土地资源的数字化管控构成了数字经济助力城乡融合的根基，通过数字工具应用，增强土地规划的智慧化程度，并强化农村土地权属记录的电子化管理，有效优化土地使用的实际情况^［18］；在促进城乡融合的进程中，资本要素通过数字经济发挥作用尤为关键，合理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能有效减轻城乡间资本流动的壁垒问题，同时有助于缓解金融资源与实际需求不相符的矛盾^［19］.这不但催化了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传统模式向数字化方向的变革，更为数字经济在推动城乡融合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层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加快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效果.当前，数字经济的能量正渗透到基础设施、信息惠农、数字管控、文化传播等诸多方面，不仅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也积极助力了数字化自主管理模式在乡村的普及^［20］.然而，这一进程亦遭遇不少难题，由于乡村基础设施先天不足以及专业人才短缺，导致乡村与城市在获取、分享及应用数字化信息服务和消费方面仍然存在较大鸿沟，数字乡村建设相对滞后所导致的数字治理碎片化和数字制度模糊化等问题不断浮现.

综上，已有文献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在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对数字经济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城乡融合发展并没有统一结论；在研究尺度上，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省级、城市群、典型区域方面，城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区域异质性上，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数字经济对我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不同影响，相对而言较少关注南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差距.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板块逻辑已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南北板块间的差距业已成为比东、中、西和东北板块差距更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发展问题^［21］.基于此，本研究以我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从城市空间尺度探究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并从南北差异视角来考察数字经济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不同影响.

1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本文通过构建“技术赋能—结构升级—空间联动”的系统框架，揭示数字经济通过重塑要素配置、产业形态和人力资本，动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最终实现融合发展的经济逻辑.数字经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理论框架包括：数字经济促进城乡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提升进而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中介效应；数字经济带动本区域及邻近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1.1 直接效应：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影响

城乡融合本质上是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并最终促进城乡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协调发展的过程，数字经济在不同维度上均具有广泛影响.在人口融合方面，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各行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也催生出许多新业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特别是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22］，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同时，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促使城乡居民能够更便捷获得知识，特别是数字化进程能够加速优质教育资源深入农村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了城乡间的人口融合.在经济融合方面，首先，数字经济发展加速了城乡间的要素融合^［23］.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和传播减弱了生产要素的地理限制，使其能够在城乡间自由双向流动，在更广泛的市场中流通交换，并降低搜寻和交易成本.其次，数字经济发展加速了城乡间的产业融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传统农业和制造业的智能化、绿色化转变^［24］，培育了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城乡间的生产联系注入新的动力，极大推动了农村产业的发展，加强了城乡经济联系.最后，数字经济发展加速了城乡间的消费融合^［25］.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等技术和平台的出现，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消费选择，不仅优化其消费结构^［26］，同时扩大了城市和乡村的消费需求，加速了城乡一体化的消费市场形成.在空间融合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极大拓展了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重塑了空间格局^［27］.一方面，城乡居民可以通过网路进行交流和信息共享，同时随着智慧交通的发展，生产要素和各类商品流通不断加速，流通成本和交易费用随之降低，城乡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资源共享效率更高，有助于打破城乡空间壁垒，促进城乡空间融合^［28］.另一方面，通过改变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打破城乡间信息传递的空间壁垒，尤其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城乡虚拟空间的一体化发展.在社会融合方面，数字治理和信息共享进一步推动了城乡均衡发展.数字治理是国家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手段，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政府服务水平，通过服务精准直达，在城乡建设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29］.数字医疗系统提高了城乡居民看病就医效率^［30］，为共享医疗的出现提供坚实基础；智慧教育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学习机会，各类教育平台可以满足公众对学习的需求，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强有力支撑.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农村地区共享现代化、数字化基础设施，促使公共设施更加充分平衡，从而推动城乡间社会民生方面的协调发展.在生态融合方面，利用数字技术能够精确辨识和及时跟踪新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为科学保护和系统治理城乡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支持，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重塑城乡环境治理新格局^［31］.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可以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环境监测与管理、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发展^［32］，进而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通过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各个维度推动城乡融合水平不断提升.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H1.

H1：数字经济通过多维度正向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1.2 中介效应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通过深刻改变生产方式、催生新动能、重塑产业组织，强力驱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合理化升级.升级后的产业结构打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模式，城市聚焦高端和创新，乡村依托数字化焕发新活力.在数据要素驱动和平台经济连接下，资本、技术等关键要素在城乡间实现更自由、高效的双向流动，推动城乡关系从“中心-外围”的依附型向基于比较优势的“功能互补、网络共生”的融合型转变，最终实现更高水平的城乡融合发展.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1） 数字经济通过激活产业内在发展动能，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重要推动作用^［33］.数字经济以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全产业体系，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各产业带来新技术和新发展模式，为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直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 数字经济通过对技术创新赋能这一途径，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促进效应^［34］.数字经济强调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网络平台和实体创新要素进行有效整合，消除创新资源获取上的地理障碍.各类创新主体可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各创新环节，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和效益，推动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更加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强大动力.3） 数字经济通过强化资源配置的效能加速产业结构升级转型^［35］.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建立不同经济主体间的信息桥梁，降低信息使用难度，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投资偏差以及产能不足或过剩问题，同时降低要素流动成本，促进产业间资源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智能化，为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和配置提供新动力，促进劳动力市场自由竞争，提高整体就业质量与效率，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必要的劳动力支持.各产业间的劳动力、资本优化配置同时带动各类要素优化调整，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带动各产业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流向生产率更高的第二、三产业，进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加速城乡互动融合.尤其是数字经济背景下，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平台建设等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升、智慧农业发展、供应链优化等多方面的赋能，促进了城乡要素融合、产业融合与消费融合.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引导生产要素更优配置的同时，促使农村传统生产模式发生深刻变革，不仅提升了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而且通过一系列连锁反应，为城乡融合发展铺设了坚实经济基础，加速了城乡融合进程.

综上，数字经济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和内需动力、赋能技术创新、提升资源配置能力等途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强城乡间经济联系，并有助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产品收益，进而缩小城乡差距.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H2.

H2：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路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1.3 中介效应Ⅱ：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于人”，通过提升乡村最核心要素——人力资本，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实现农村发展从“输血”到“造血”，推动城乡从“二元分割”到“融合共生”的长效机制.数字经济助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数字人才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存在较大缺口^［36］，因此需要更多数字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这就促进了人才队伍的壮大，推动总体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同时，数字经济有助于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农业数字化程度和农业生产率等方式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同时此过程释放出更多创业与就业机会，吸引人才流入农村.2022年底，我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到1 220万人，同比增长11%^［37］.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借助在线教育和互联网教育平台，获取教育资源变得更加广泛和平等，有效提升了不同地区劳动者的知识基础和技能水平^［38］.同时，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发展，此过程对技术要求的提高，倒逼劳动者学习能力和技术水平提升，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提升^［39］.

人力资本作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首先，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使得更多人才利用自身知识水平和技能，在生产过程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带来经济效益，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优质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从而更有力推进了农业农村发展由“被动扶”到“主动兴”的转变，以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进而缩小城乡差距.其次，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推动了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知识和技术是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的核心保障，人力资本收益递增性作用能够削弱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从而推动城乡融合摆脱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同时，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凭借其知识积累，能够激发创造力和创新意识，推进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也有助于优化城乡间各种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从而进一步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综上，人力资本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数字经济通过助力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和质量改善推动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H3.

H3：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2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计

2.1 模型设计

首先验证H1，数字经济对于城乡发展融合的影响效果，构建模型如下：

U_{i,t}={\alpha }_{\mathrm{0}}+{\beta }_{\mathrm{0}}{D}_{i,t}+{\gamma }_{\mathrm{0}}{C}_{i,t}+{\delta }_t+{\mu }_i{\epsilon }_{i,t},(\mathrm{1})

式中，i\mathrm{、}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U、D、C分别表示城乡融合、数字经济、控制变量，{\delta }_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mu }_i代表个体固定效应，{\epsilon }_{i,t}代表随机扰动项.

2.2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U）.城乡融合发展本质是在保留城乡各自特色的前提下，以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为主线，通过促进城乡间经济、人口、空间、社会和生态等维度的融合，实现城乡之间的协同发展.参考周佳宁等^［40］的研究，建立包括经济融合、人口融合、空间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等5个二级指标，共计19个三级指标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其理论依据与指标代表性如下：经济融合用来衡量城乡经济活动的关联程度与分配公平性.其中，人均GDP反映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反映城乡收入差距；二元对比系数评估产业结构协调性；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比反映城乡支出差距.人口融合用来反映城乡居民作为发展主体的流动自由性与就业结构现代化程度.其中，人口城镇化率体现城乡人口结构转型进程；非农与农业从业比衡量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人口密度间接反映经济集聚水平与区域人口承载能力.空间融合用来体现城乡物理空间上的功能联系强度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其中，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评估空间联系的物理通达性；城乡空间流通媒介水平衡量城乡要素流动能力；城乡空间扩张水平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强度；城市空间要素流通水平反映城乡空间交互强度.社会融合用来表征城乡居民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与生活品质方面的均等化程度.其中，城乡教育、医疗、失业保险覆盖程度比：测度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均衡水平；城乡科学技术投入覆盖率反映区域创新资源在城乡间的配置状况.生态融合用来强调城乡生态环境的共治与可持续发展.其中，城乡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率衡量环境综合治理效能与人居环境质量；城乡生态绿化程度体现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单位GDP能耗评估经济发展的集约性与绿色转型水平.

将所有数据经过逆向化、正向化处理之后，再采用熵权法降维处理.有效避免主观赋权的偏差，从而确保指标合成的科学性与结果的可靠性.最终得到城乡融合发展指数，记作U.

2） 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借鉴赵涛等^［41］的研究，构建基于数字经济的核心特征与运行逻辑，从基础设施、产业规模与渗透应用3个层面，5个关键指标构成的综合评价体系，如表2所示.其选取依据与代表性阐释如下：互联网普及率衡量固定宽带网络等基础信息设施在人口中的渗透程度，反映数字经济生态的潜在规模.互联网行业从业率衡量数字技术作为独立产业部门的发展规模和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反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活力.互联网行业人均产出衡量互联网相关产业的技术密集度、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反映数字经济发展质量与核心竞争力.移动电话普及率衡量居民通过智能终端接入数字空间的可及性，体现数字经济的泛在性与便捷性.数字金融普惠发展衡量数字技术在关键领域的应用深度，反映数字经济在促进资本要素优化配置、服务实体经济与普惠民生方面的实际效能.

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运用熵权法进行降维，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记为D.

3）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引入其他可能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进行补充.政府行为（G），根据地方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支出与当地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对我国经济发展、区域协调产生重要影响.金融发展水平（F），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金融规模扩大有利于资本溢出流向农村，从而提高农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另一方面，由于城乡间不同个体对金融资本获取能力存在差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城乡间金融发展差距拉大，最终抑制城乡融合发展.对外开放程度（O），以当年的平均汇率为基础，把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换算成人民币，除以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一般而言，外资进入能够通过影响生产率作用于一国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经济密度（ln j），用单位行政面积上的生产总值数值对数表示.地区经济密度越大，表明经济活动效率越高，竞争力越强.技术水平（ln t），用每万人申请专利授权书数的对数来衡量.技术进步是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技术水平提升能够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4） 中介变量：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程度（A）与人力资本水平（H）.A借鉴干春晖等^［42］的研究，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H借鉴何小钢^［43］的研究，采用普通本专科及以上人口与全市常住人口之比来衡量.

2.3 数据来源

由于部分城市核心变量数据缺失，以全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21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3.

3 实证检验

3.1 基准回归结果

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法，得到相关结果见表4.表中第（1）列仅对数字经济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做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其系数在1%的显著性上显著，证明数字经济在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随后的第（2）至（6）列，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包括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密度、技术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分析结果可见，数字经济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进一步地，在第（6）列的回归中，当固定了时间、个体以及所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依然对城乡融合发展起着明显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初步支持了H1.

控制变量中，政府干预（G）与城乡融合发展明显呈负相关，显示政府干预可能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城乡融合发展.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对城乡一体化市场的不当或过度干预，导致市场上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使用效率降低，从而引发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金融发展水平（F）的系数为正且不显著，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效果尚不明确.对外开放程度（O）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外开放有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可能的原因在于，外商投资不仅可以增加资本供给，还有助于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经济密度（ln j）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集聚促进资源要素集中，进而对城乡融合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水平（ln t）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意味着技术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但由于现阶段我国技术水平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未能对产业结构升级和改善城乡关系做出明显贡献.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剔除直辖市影响

鉴于4个直辖市属于高级行政单位，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具有优越性，与一般地级市相比，直辖市可能具有更高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水平.为了消除可能由特殊样本引起的偏差，本研究借鉴陈诗一^［44］的方法，排除直辖市的数据做额外检验，有效增强了样本的可比性，提升了回归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根据表5第（1）列结果来看，在删除直辖市样本数据之后，数字经济依旧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面影响，这一发现巩固了假设H1的稳定性，证明了该结论的稳健性.

3.2.2 缩尾

为削弱所选样本中异常值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对所有指标进行1%的双边缩尾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第（2）列所示.回归结果依然显著，再次验证了假说H1的稳健性.

3.3 内生性分析

鉴于影响城乡融合的因素众多，本研究构建的模型中或存在遗漏控制变量的问题.此外，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为了解决这些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旨在更精确评估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在本研究中，采用黄群慧^［45］的研究方法，特意选择1984年作为基准年份，利用每个地级市每百人拥有的固定电话数量以及每百万人口中邮局的数量作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这样的选择旨在利用这些早期指标作为替代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并准确捕捉数字经济的演变趋势.同时参考赵涛等^［41］的做法，分别和全国上一年互联网上网人数相乘，得到面板形式的工具变量.选择此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城市早期的固定电话数量和邮局数量会从技术层面影响其后期互联网及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另一方面，早期的固定电话、邮局随着使用频率下降不太可能对现今的城乡融合造成直接影响，满足排他性.表6的第（1）列与第（2）列分别展示了采用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和每百万人中邮局数量为工具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即使考虑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尤为重要的是，LM统计量的p值都表现为0.000，这意味着拒绝原假设，表示所选工具变量能够被良好地识别.此外，Wald F统计量超过了Stock-Yogo弱识别检验的10%显著性水平门槛值，成功通过了弱识别测试，这为所选用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提供了进一步的确证.

3.4 异质性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南北方经济发展的差异逐渐扩大.鉴于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和资源基础存在显著差异，这不仅体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也反映在城乡融合发展的不均衡状态中.因此，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促进效应很可能因地域而异.基于此，从地区和城市两个维度深入探究这种地域性差异.首先，在分析地区异质性时，依据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的秦岭—淮河线，将研究样本城市分为北方城市和南方城市两个子集，以此进行分组回归，以期揭示数字经济效应对两类地区城乡融合的不同影响.相关分析结果如表7中的第（1）和（2）列所示.可以看出，在南方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城乡融合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北方地区而言，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首先，随着我国南北方城市在产业结构转型、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对外开放进程等方面的差异日益加剧，北方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增多，区域发展转型、城乡融合与农业农村发展等方面面临更多挑战，北方地区的发展逐渐落后于南方.进一步地，与北方相比，南方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起步早、成熟度高，其数字基础设施在城乡间的配置更为均衡.这缩小了农村与城市居民在使用数字技术能力上的差距，为城乡融合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方的数字经济发展更容易成为推动城乡融合进程的强大动力.此外，政策支持在南方表现得更为有力，其正面效果更加显著，增强了南方的区域吸引力和产业集聚能力.随着数字技术、资金和人才不断向南方汇聚，南北地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差距逐渐拉大，形成了一个以南方为中心的数字经济空间布局，这不仅巩固了南方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北方地区的数字经济生产要素则更多发生和应用于区域中心城市，进一步拉大了城市和周边乡村的差距，抑制了城乡融合发展.

城市异质性方面的研究采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2021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中的数据，该榜单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前100名的地级市依据其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所处等级的不同划分为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将样本中在该榜单中出现的城市划分到数字经济百强城市组，其余城市划分到数字经济非百强城市组，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城乡融合的不同作用，相关结果如表7中的第（3）和（4）列所示.可以看出，数字经济显著推动了数字经济百强城市的城乡融合水平，但对非百强城市的城乡融合水平却呈现出显著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发达的城市往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且绝大多数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市场规模效应显著，从农业部门释放出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也更容易被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所吸纳，从而使其城乡融合发展更为迅速.但数字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薄弱且在城乡间分布不均，城乡对信息的处理和加工存在差异，使得数字经济效应未能在城乡间充分发挥，进而拉大了城乡差距，抑制了城乡融合发展.

3.5 作用机制检验

理论部分阐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对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均产生了重要中介作用.因此，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上述机制进行验证.参考江艇^［46］的研究方法，采用两步法中介模型.当中介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在理论上存在因果关联时，可以构建以下模型来验证中介效应的存在：设定计量模型如式（2）和（3）：

U_{i,t}={\alpha }_{\mathrm{0}}+{\beta }_{\mathrm{0}}{D}_{i,t}+{\gamma }_{\mathrm{0}}{C}_{i,t}+{\mu }_i+{\delta }_t+{\epsilon }_{i,t}，（2）

M_{i,t}={\alpha }_{\mathrm{1}}+{\beta }_{\mathrm{1}}{D}_{i,t}+{\gamma }_{\mathrm{1}}{C}_{i,t}+{\mu }_i+{\delta }_t+{\epsilon }_{i,t}，（3）

其中，式（2）与式（1）保持一致，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回归，式（3）为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的回归.M表示中介变量，即产业结构升级（A）和人力资本水平（H），其他变量定义不变.

表8显示了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其中，第（1）（2）列验证了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可以看出，在未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引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吸收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最终减小城乡差距.因此，假说H2得到验证.

表8中的第（3）、（4）列验证了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效应.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数字经济都能显著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同时，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带动了各种生产要素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和扩散，进而对推动农村生产力水平进步、调整生产关系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假说H3得到验证.

4 进一步分析：空间效应分析

随着科技进步的持续加速和交通网络的日渐优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愈益受到地理位置因素的深刻影响.空间溢出效应愈发显著，意味着一个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不仅受其内部条件驱动，还极大受到周边区域发展动态的外溢作用.数字经济则凭借其虚拟化、数字化优势，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中的时空壁垒，促使地区间的联动性进一步增强.为避免因忽略空间因素导致的结果可靠性与真实性问题，建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讨论.

在进行空间计量回归之前，先对所选样本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进行Moran’s I指数检验.由表9的结果可见，研究期内，在空间邻接矩阵下，我国数字经济水平的Moran’sI指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代表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空间自相关性.同时，我国城乡融合水平的Moran’sI指数也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各城市的城乡融合水平也高度相关.因此，有必要在实证分析中引入空间因素.

参照Elhorst^［47］的检验思路，依次从LM检验、Hausman检验、LR检验以及SDM模型是否会退化为SAR、SEM，确定了双向固定效应的杜宾模型（SDM）为最优选择.计量模型构建为：

U_{i,t}={\alpha }_{\mathrm{4}}+\rho W{U}_{i,t}+{\beta }_{\mathrm{4}}{D}_{i,t}+\eta W{D}_{i,t}+{\gamma }_{\mathrm{4}}{C}_{i,t}+{\mu }_i+{\delta }_t+{\epsilon }_{i,t}，（4）

其中，W为空间邻接权重矩阵，使用0和1来标记地区间的空间相邻情况.以两个城市之间是否拥有共同行政边界作为矩阵赋值标准，若存在共同行政边界，那么相应的矩阵元素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alpha }_{\mathrm{4}}为截距项，\rho为空间自相关系数，其他符号含义不变.

表10报告了空间邻接距离、空间地理距离矩阵和空间经济地理嵌套矩阵下的回归结果.第（1）列使用空间邻接矩阵进行回归，结果显示，空间邻接矩阵下空间自回归系数\rho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揭示了城乡融合进程中存在的地域辐射作用，表明一地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不仅自身受益，还能激发周边区域的同类发展.同时，数字经济在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对城乡融合发展展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且间接效应超过直接效应.这说明，本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对当地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对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发挥着更大促进作用.间接效应之所以超过直接效应，主要是因为其不仅包括了直接数字经济活动相邻区域的即时影响，还包含了通过提升本地城乡融合水平，进而间接激发和促进周边地区城乡融合深化的连锁反应.

进一步通过经济距离空间矩阵、地理与空间镶嵌空间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第（2）和（3）列检验结果与第（1）列结果基本一致，总体上证明了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的稳健可靠性.

5 结论与启示

为了更清晰地反映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产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构建城乡融合与数字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2011年至2021年间全国270个城市的样本数据，将之带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组回归模型等多个模型进行验证，得出如下结论：1） 数字经济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 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南方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而北方地区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经济百强城市的城乡融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非百强城市则具有显著抑制作用.3） 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城乡融合发展.4）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推进本区域城乡融合发展，而且对邻近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为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下述建议.

1） 持续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质量.不断建设完善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以及基础软件等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高速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良环境.在此基础上，加速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升级，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乘数效应和要素组合效应，实现数字技术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度赋能.不断加强数字经济产业链韧性，依托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政务管理领域数字化水平，丰富医疗、教育、养老、交通、通信等领域数字化场景应用，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高度重视数字人才这一提升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加强国内重点高校数字经济学科建设、探索建立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加强信息技术与传统学科融合等途径加快数字经济人才培养，鼓励出台针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领域的高端人才和技术骨干收入增长和科技成果分配，以及住房、医疗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不断提升数字人才吸引力，为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2） 注重挖掘地方比较优势，采取差异化城乡融合推动策略.对于南方城市和数字经济百强城市，应夯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基础，大量引进高精尖人才和专业人才，大力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推动本地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同时积极引导区域内优质资本、高端技术以及数字化人才等优质资源向其他地区传递，促进地区间城乡融合发展.对于北方城市和数字经济非百强城市，国家层面应在今后制定政策时，在内容和规模上对其给予更多关注，充分考虑各地区间的差异，逐渐探索培育出适宜当地的数字经济驱动产业发展的模式，增强其集聚力.同时应以城市群为依托，以产业布局为途径，以数字技术为工具，促进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均等化，实施“互联网+”行动，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城乡之间共享，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3）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等关键问题上的积极作用，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一方面，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加强各产业链的融合融通.推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畅通城乡间的要素循环提供产业支撑.农业、工业和物流业可以通过共享数据和技术，实现更高效的供应链管理，降低成本，实现全链条产业优化升级，全面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借助数字信息和网络媒介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通过创建应用程序或在线平台，为农民提供关于现代农业技术、市场策略、农产品加工和存储等方面的在线课程.邀请农科所专家骨干加入互动，分享经验，互相学习，培养农业农村数字化人才.同时出台创业补贴和市场准入便利化等相关政策鼓励更多人才返乡就业创业，以夯实农村地区的人才支撑，为加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强化区域间数字经济的互联与协同，充分挖掘并扩大数字经济的辐射与牵引效能.政府应积极履行其宏观调控职责，通过建立和完善跨界的数字经济合作框架，来打破行业界限与地域限制，营造一个有利于各地数字经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政策环境.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增长的地区间交互作用，坚持一体发展、协同共进，通过一城一地的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在更大范围带动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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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JL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