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特征及影响机制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symbiotic evolution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common wealth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摘要

本文基于共生理论，采用共生协调度、空间自相关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9省份2013—2022年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 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相互依赖、共生演进，二者在2013—2022年的共生模式为互利模式中的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2） 二者共生水平指数持续增长，但呈现空间不均衡发展特征.山东、河南和四川共生水平指数较高，山西、陕西和甘肃次之，内蒙古、青海和宁夏共生水平指数较低.3） 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受到社会经济和旅游发展因素的影响.其中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旅游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水平和适度的政府调控对二者共生演进均能够起到持续正向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促进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视角，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

Abstract

Based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the article adopts the methods of symbiosis coordination degre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spatio-temporal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symbiotic evolution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common wealth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nine provinc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2013-2022.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re interdependent and symbiotic. During 2013-2022， their symbiotic relationship evolved as asymmetric mutualism， a subtype of mutualistic symbiosis as defined by symbiotic theory. 2） The index of the symbiosis level of the two continues to grow， but demonst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imbalance development. Shandong， Henan and Sichuan have higher symbiosis level indexes， followed by Shanxi， Shaanxi and Gansu， and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Qinghai and Ningxia have lower symbiosis level indexes.3） The symbiotic evolution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the common wealth of rural residents is influenced by socioeconomic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factors. Among them，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the advanced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scale of tourism market， the level of infrastructure and moderate government regulation have played a sustained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symbiotic evolution of the two.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well a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practice of related policie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 农村居民共同富裕 / 共生演进 / 特征 / 影响机制 / GTWR模型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 common wealth of rural residents / symbiotic evolution / characteristics / influence mechanism / GTWR model

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缩小南北方发展差距、促进民生改善的战略需要，能够为该流域的欠发达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重要支撑^［1］.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2］.黄河流域涵盖中国的西北、华北和华东地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打破区域间的经济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3］.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新战略、新目标与新任务^［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5］.由此可见，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改善民生以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稳步增进民生福祉；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要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好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2］.这为黄河流域发展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契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可以优化产业结构^［6］、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居民收入^［7］，进而助推农村居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层次的提升可以增强农村居民的旅游购买力和消费意愿，进而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8］，二者从理论上来看可以相互促进、共生演进.但实践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由此，本文拟深入分析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特征和影响机制，以期推动黄河流域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学术界关于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研究集中于以下方面.1） 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的理论架构.学者认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效应，其空间溢出效应大于本地效应，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能够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实现共同富裕^［9］.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存在互动响应关系^［10］、耦合协调关系^［11］，二者相互促进，共生演进.2） 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的定量测度.学者基于投入产出^［12］、四生空间^［13］、乡土文化-活力-韧性^［14］、系统动力学^［15］、乡愁^［16］等视角，从乡村旅游投入和产出^［12］、生产、生活、生态和生命空间^［13］、乡土文化、经济活力和民生保障^［14］、产业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文化^［15］、承载乡愁的环境、经济和民生要素^［16］等维度，构建旅游高质量发展测度理论体系.从“共同”和“富裕”^［17］、国民总体富裕和全体人民共享富裕^［18］、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程度^［19］、总体富裕、均衡水平、弱势保障^［20］等维度构建了共同富裕测度理论体系.采用熵值法、变异系数法、线性加权法、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中国30个省级区域、长江流域以及对张家界等个别地区的旅游高质量发展及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了测度，认为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较低，呈现东强西弱的发展格局.3）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也有个别学者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王兆峰等学者采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探讨了张家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相互关系及耦合机制^［17］，认为两者综合指数在不断上升，且呈现中度、高度和极度的耦合协调，但两系统发展演化速率的差异呈扩大的趋势.

纵观现有文献，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 现有研究主要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城乡共同富裕的关系，较少关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2） 现有研究主要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剪刀差模型等方法测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较为局限，采用共生协调度、空间自相关及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其他方法，对二者的共生模式及共生演进机制等深层次问题进行探讨，揭示二者动态演化过程及长期演化规律的相关研究尚不充分.3）现有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张家界等地区，对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研究甚少涉及.基于此，文章参考前人研究成果构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测评指标体系，选取2013—2022年间的面板数据，采用共生度、共生协调度、空间自相关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多元集成模型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特征及影响机制.本文对现有文献可能的补充和贡献可归结如下：在理论方面，首次引入共生理论，系统地分析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共生模式及共生演进机制，丰富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相关理论研究体系.在实证方面，首先，首次运用共生度揭示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共生模式，即当前处于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验证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其次，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TWR）识别了二者共生演进的影响机制，为促进二者共生演进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对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1 理论分析框架

共生理念首次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21］提出，后经范明特（Famintsim）等^［22］完善形成共生理论.该理论最初运用在生物学领域中，用以解释生态系统中不同种群间存在的相互合作、相互受益、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群居现象^［23］.共生系统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组成，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系统的基本单位，单元外部资源与环境构成共生环境.共生单元和共生环境相互作用形成共生模式，同时共生模式可以反映共生单元之间以及共生单元与共生环境之间的关系.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共生模式可归纳为互利、偏利、偏害、寄生和互害5种^［24］.

基于共生理论，本研究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理论模型.模型中的共生单元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即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单元是共生关系形成的主体.共生环境是外部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政府调控、旅游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共生模式为互利、偏利、偏害、寄生和互害；共生水平包括高、较高、一般、较低、低五种.共生单元和共生环境的相互作用，会形成不同的共生结果，即不同的共生模式和共生水平.当共生单元形成互利的共生模式时，共生水平越高，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化程度越优.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通过整合农业资源与服务产业优势，成功构建了跨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型模式，不仅实现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有机融合，更推动了传统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于消除农村贫困、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全面提升，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的综合性目标.当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提高之后，有助于增强其旅游购买力，从而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的共同富裕可以相互促进，形成正向循环^［17］，从而实现共生发展.共生单元和共生环境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产生共生界面，即增加就业岗位、促进产业融合，实现收入再分配等，最终实现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的共同富裕.

此外，共生环境也会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共生关系产生较大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发生恶化，会制约二者的发展，从而可能形成偏害、寄生和互害的共生模式；反之，则会促进其发展，形成互利和偏利的共生模式.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地在追求过高的经济利益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政府调控、旅游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等资源的不均衡配置可能导致不同的共生水平和共生模式，如过度的资源倾斜可能导致乡村旅游地区过度商业化和同质化、“文化整合”过度、“动能转化”迟滞和“政策消化”不良等问题^［25］，对本土文化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限制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减缓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从而形成偏害、寄生和互害的共生模式.由此，探讨了解二者当前的共生演进特征，分析这些共生环境中的影响因素对二者共生结果的影响，有助于明晰二者互利共生的实现路径，实现最优共生.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通过构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测度指标体系探讨二者的共生演进关系.根据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结合乡村旅游特点，参考李江敏等^［26］、张雪晶等^［27］及于法稳等^［6］学者的观点，构建了如表1所示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其中森林覆盖率和乡村绿化覆盖率反映乡村地区绿化状况；农药使用量和化肥施用量（折纯量）反映乡村居民生活环境的污染情况；农村用电量反映农村用电节约程度；基础设施指标反映了乡村社会的医疗、供水、产业、交通基础设施便捷度；旅游供需反映了旅游文化资源以及旅游发展水平；产业效益反映了乡村旅游的消费潜力；旅游业总产值指标参考左冰等^［28］的研究，选择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其他服务业四者产值之和代替；旅游业从业人员比例参考孙静等^［15］学者的研究，选择旅行社就业人员、星级饭店就业人员、A级景区就业人员之和与当地就业总人数的比值代替.

根据共同富裕的内涵，参考潘凯等^［29］和卜凡等^［30］学者的观点，从富裕度、共同度、共享度、可持续度等4个维度测度共同富裕.并参考《中国共同富裕研究报告（2022）》、张思檬等^［31］及王兆峰等^［32］学者的观点，依据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原则，从“富裕”和“共享”两个方面，确定了二、三级指标，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

2.2 研究方法

2.2.1 共生单元水平测度

对各指标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并通过熵值法^［9］计算得到权重后，采用线性加权法分别计算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指数.

2.2.2 共生模式识别

共生模式参考张晶等学者^［36］的研究，采用共生度作为判定共生模式的方法，计算如公式（1）、（2）所示：

{\delta }_{TU}=\frac{\frac{\mathrm{d}{T}_q}{T_q}}{\frac{\mathrm{d}{U}_c}{U_c}},\left(\mathrm{1}\right)

{\delta }_{UT}=\frac{\frac{\mathrm{d}{U}_c}{U_c}}{\frac{\mathrm{d}{T}_q}{T_q}},\left(\mathrm{2}\right)

式中，{\delta }_{TU}表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数T_q 变化率引起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指数U_c的变化率，体现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delta }_{UT}表示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指数U_c变化率引起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数T_q 的变化率，体现农村共同富裕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共生模式的判定标准如表2所示.当为互利模式时，若{\delta }_{TU}={\delta }_{UT}>\mathrm{0}_{，则为对称互惠共生；若{\delta }_{TU}\ne {\delta }_{UT}>\mathrm{0}，则为非对称互惠共生.当为偏利或偏害模式时，若一个大于0，另一个等于0，则为偏利模式；若一个小于0，另一个等于0，则为偏害模式.}

2.2.3 共生水平测度

参考曹辉等 ^［37］ 学者的研究，采用共生协调度指数测度二者的共生水平.具体公式如下：

\rho =\frac{C\left(t\right)+R\left(t\right)}{\mathrm{2}}·{\mathrm{e}}^{\frac{-\left|C\left(t\right)-R\left(t\right)\right|}{K}},\left(\mathrm{3}\right)

式中，ρ为共生水平；C（t）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数；R（t）为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指数；K为C（t）和R（t）的最大值.

2.2.4 共生水平影响机制探测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可以同时考虑各个影响因素变量回归系数的时间和空间的非平稳性^［38］，本文采用GTWR模型来研究各个影响因素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二者共生水平的作用，并对其时空异质特征进行分析.具体公式如下：

Y_i={\partial }_{\mathrm{0}}\left({\mu }_i,v_i,t_i\right)+{\displaystyle \sum _{k=\mathrm{1}}^p}{\partial }_k\left({\mu }_i,v_i,t_i\right)X_{ik}+{\epsilon }_i,\left(\mathrm{4}\right)

式中，Y_i 为i省的共生水平；k表示影响因素的序号；X_{ik}为i省第k个影响因素， p表示影响因素的总个数；{\partial }_{\mathrm{0}}\left({\mu }_i,v_i,t_i\right)、{\partial }_k\left({\mu }_i,v_i,t_i\right)分别为该模型的截距项和各影响因素的估计系数；ε_i 为i省的残差.

2.3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黄河流域九省份2013—2022年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间的共生演进特征及影响机制.相关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文化和旅游厅（局）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和《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K-近邻预测模型填充.

3 结果分析

3.1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特征

3.1.1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及二者共生水平

1） 时间演进特征.首先利用熵值法计算得到2013—2022年黄河流域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数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指数，然后根据指数年平均值绘制共生单元演化趋势图（见图2a），共生水平ρ值由公式（3）计算得出，根据ρ值年平均值绘制共生水平图（见图2b）.由共生单元演化趋势图可知，2013—2019年间，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呈上升趋势，2018年前，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对其起促进作用，2018年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反超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共同富裕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由于旅游行业具有先天的经济依赖性和敏感性，2020年至2022年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对乡村旅游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使其发展速度放缓，制约了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由共生水平图（图2b）可知，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水平在2019年前逐年提升，2020年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共生水平出现波动.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二者共生均衡发展.

2） 空间演进特征.本研究通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数、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指数及二者的共生水平指数来分析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关系的空间演进特征.2013年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一年，这一年各地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促进“三农”发展相关举措的落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2018年是党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实施该战略的第一年，对促进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是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消除相对贫困后，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的第一年.因此，文章利用自然断点法对黄河流域2013年、2018年和2021年这三年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数、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指数及二者的共生水平指数进行分类，运用ArcGIS软件进行可视化展示，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3各指数范围可知，总体来看，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及二者的共生水平在显著提升.各省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空间上有所差异，但在不同年份的发展差距大体相同，即三年中山东、河南和四川发展指数均较高，陕西和山西次之，内蒙古、甘肃、青海和宁夏发展指数均较低（见图3a）.由图3b可知，各省份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指数在空间上也存在差异，总体来看，山东、河南、四川和陕西发展指数较高，山西和内蒙古次之，甘肃、青海和宁夏发展指数较低.由此可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指数与地区经济整体发展态势、经济发展基础、产业结构、农业现代化等息息相关.山东、河南、四川和陕西等省经济发展较快，指数相对较高，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发展较为落后，指数相对较低.共生水平指数（见图3c）在不同年份持续提升，总体来看，山东、河南和四川共生水平指数最高，山西、陕西和甘肃次之，内蒙古、青海和宁夏共生水平指数最低，表明二者共生发展存在空间不均衡性，其原因可能是山东、河南和四川经济发展基础、政策执行效能与产业结构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如山东省为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区、河南为中原城市群核心区，同时两个省份邻近京津冀地区存在政策优势；四川省为成渝双城区域，具备完善的产业生态链经济圈，共生水平指数较高，而青、宁地区处于西部地区受限于地理条件与历史投入不足，制约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发展，共生水平指数较低，后文共生影响机制部分将进一步深入探讨该原因.各省份共生水平指数在不同年份发展存在差异，最为明显的是甘肃，甘肃省2013年、2018年和2021年的共生水平指数增速均高于其他省份，这可能与甘肃近几年强县域等四强行动和旅游强省战略的实施有关.

3.1.2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模式

1） 共生模式的判断.利用2013—2022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数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指数，计算二者的共生度，并根据共生度的数值来判断二者的共生模式.首先分析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函数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p值均小于0.05，通过显著性检验.其次，根据回归结果，得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关系式为

U_C=\mathrm{0.715}{T}_q+\mathrm{0.13}， \left(\mathrm{5}\right)

T_q=\mathrm{0.782}{U}_C+\mathrm{0.051}.\left(\mathrm{6}\right)

最后，根据公式（5）和（6）计算得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度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共生度，并以共生度的年均值判定各年份的共生模式.令T_q 对U_c 的共生度为δ_TU，U_c 对T_q 的共生度为δ_UT，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δ_TU 和δ_UT 均大于零，且不相等，说明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模式处于互利模式中的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这表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发展已相对成熟，且两个单元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但由于是非对称的共生，因此，两单元之间存在不均衡的能量交换，即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都能从共生系统中汲取资源，但由于双方汲取资源的能力有差异，导致其对共生系统所做的贡献和获取的收益不对等.

2） 共生模式的时间演进特征.为进一步分析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在汲取资源和获取收益存在的差异，根据表4绘制二者共生度的时间演进趋势图，如图4所示.从图4可以看出，2013—2019年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共生度大于共同富裕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共生度，且二者共生度不断上升，表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更大，从而使农村居民共同富裕能够从共生系统中获取更多的利益.2020—2022年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共生度小于共同富裕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共生度，且共同富裕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共生度水平在不断上升，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共生度水平不断下降，表明此阶段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更大，从而使得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能够从共生系统中汲取更多的资源，获得一定优势.旅游业具有先天的经济依赖性和敏感性，其发展极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2020—2022年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度水平下降的原因主要应该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3） 共生模式的空间演进特征.为了解黄河流域各省的共生模式，基于上述共生水平的空间演进特征分析，计算2013年、2018年和2021年黄河流域九省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共生度（δ_TU ）和共同富裕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共生度（δ_UT ）以及二者差的绝对值（|δ_TU -δ_UT |），以此判断各省份的共生模式和分析其是否有利于向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转变，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知，各省份的δ_TU 和δ_UT 的值均为正，且二者不相等，表明各省份在2013年、2018年和2021年均处于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其中2013年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共生度大于共同富裕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共生度，表明这些省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更大，从而使共同富裕能够从共生系统中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宁夏与之相反，表明宁夏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受益更多的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2018年山西、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共生度大于共同富裕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共生度，表明这些省份为共同富裕受益更多的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而宁夏和内蒙古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受益更多的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2021年各省均呈现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共生度小于共同富裕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共生度，表明此阶段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更大，从而使得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能够从共生系统中汲取更多的资源，获得一定优势.

2013年、2018年和2021年间山东、四川和河南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共生度和共同富裕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共生度较高，且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表明与其他地区相比，山东、四川、河南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发展较好.同时，通过分析2021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共生度与共同富裕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共生度二者差的绝对值，发现2021年山东、河南、四川和甘肃的差值最小，表明这些地区共生模式较好，最有利于向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转变.综合上述共生水平的空间特征可知，山东、河南和四川共生水平指数最高，甘肃省共生水平增速最快，因此，可以推断共生水平越高、增速越快的地区，共生模式更优，更有利于向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转变.

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具备最高的物质积累水平，是最稳定最有效益的发展模式，即双方均能从共生系统中获得大致相等的利益，从而使两个共生单元达到最优状态.由上述共生演进特征分析可知，当前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水平区域发展不均衡，共生模式处于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即二者从共生系统汲取资源的能力存在差异，导致贡献和收益不对等，尚未实现最优共生状态.这种共生模式也反映出黄河流域九省整体的共生水平偏低.因此，为提高共生水平和引导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向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转变，文章进一步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方法构建回归模型探究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水平及模式的影响机制，并基于影响因素提出对策，以促进其共生水平发展和共生模式的转变.

3.2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影响机制

3.2.1 影响因素变量选取及影响机制理论模型构建

本研究参考相关文献^［39-40］，通过专家访谈，选取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政府调控等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旅游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等旅游发展因素，探讨其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的影响.城镇化水平（U_rb）选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比值表征；产业结构高级化（I_nd）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来衡量；政府调控（G_ov）选用公共财政支出表示；旅游市场规模（T_ms）选用旅游总人次表示；基础设施（I_nf）选取公路密度表示.现有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与乡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39］，产业升级能够较快促进旅游经济的增长^［41］，政府调控和旅游市场规模能够促进乡村旅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共同富裕共生发展^［39］，基础设施能够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发展^［42］.因此，研究认为这些因素均会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产生影响.

基于共生理论，结合上述影响因素，构建了如图5所示的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根据上述共生特征分析，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在其共生发展中发挥较大的影响作用，且已有研究表明乡村旅游能显著提高当地的共同富裕水平^［43］.因此，旅游发展因素是影响二者共生水平及模式的主导因素；地方政府的政策调控措施，能够直接改善乡村人居环境^［44］，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和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是影响二者共生水平和模式的直接因素；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城乡之间的资源流动和互补，能够为乡村发展提供必要的人、财、物等资源，产业结构的迭代升级，能够增生新兴业态和促进产业规范化，为乡村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提供契机^［45］.因此，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二者共生发展的内在驱动因素.基于共生理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两个共生单元之间、各影响因素之间、影响因素与共生单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最终实现共生水平的提高和对称互惠共生模式的形成.

3.2.2 计量模型检验

1） 二者共生演进的GTWR分析.研究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方法构建回归模型，并依据推断出的共生水平和共生模式呈正相关关系，以共生水平反映共生演进.通过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共生水平的回归系数，揭示二者共生关系的演进影响机制.

2） OLS检验及共线性诊断.首先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和共线性诊断对研究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各影响因素均显著（p值均<0.05），表明各影响因素对共生演进存在影响，且其VIF最大值小于7.5，即各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 GTWR模型估计.采用静态空间坐标即省会坐标来探讨空间坐标对模型拟合结果的影响，并以高斯函数为权属函数，以AICc法则确定带宽，并基于ArcGIS10.8软件进行回归计算，GTWR模型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

GTWR模型不仅可以反映各个影响因素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二者共生演进的作用，也可以考虑各个影响因素变量回归系数的时间和空间的非平稳性.与表5所示的OLS检验比较，GTWR模型调整后R²为0.988，模型拟合度明显高于OLS回归模型，具有更高的准确性，且GTWR模型能够展示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区以及区域间的共生发展差异.因此，文章采用GTWR模型探讨二者的共生演进影响机制.

4） 共生水平指数的空间相关性检验.为进一步验证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基于2013—2022年的共生水平数据，采用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进行分析.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用于检测整个空间数据集的自相关性.空间相关性检验有助于了解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二者共生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即是否存在空间上的集聚或分散趋势.通过识别和考虑空间自相关性，可以提高GTWR模型的解释力和预测精度.如果不考虑空间自相关性，模型可能会低估或高估变量之间的关系，导致不准确地预测和决策^［46］.

全局Moran’s I指数检验见表8.由表8可知，2013—2022年间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水平的莫兰指数均为正，且至少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各省份二者的共生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即共生水平呈现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上述因素会对二者的共生水平产生影响，且共生水平较高的省份可能通过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政府调控、旅游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对相邻省份共生水平发挥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因此，可以进一步采用GTWR模型精准分析黄河流域地区二者共生演进影响机制，并根据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

3.2.3 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GTWR回归分析得出各影响因素对二者共生演进的影响系数，并利用箱线图揭示该系数在2013—2022年的时间演变趋势（见图6），以及选用自然断点法表示2022年各影响系数的空间分布（图7），以此来探讨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的影响机制.总体来看，旅游市场规模、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设施和适度的政府调控均对二者的共生演进有显著促进作用.

从时间演变趋势来看，城镇化水平对二者共生演进的作用强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见图6a）.从空间分布看，城镇化水平对山东、河南、山西和内蒙古的促进作用更强，对甘肃、青海、宁夏和四川的促进作用较低（图7a）.甘、青、宁三省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城镇化水平有限，尚难以有效发挥对二者共生演进的促进作用.四川省内部各地区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甘孜、阿坝和凉山等地的城镇化水平较低，使整体促进作用受限.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二者的共生演进作用强度呈现递增的时间演进趋势（见图6b）.从空间分布看，其对大部分省份二者的共生演进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的作用更强，而青海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图7b）.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这些省份经济较为发达，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对二者共同演进的促进作用就更显著，而青海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村产业结构升级转型较慢，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低，对二者共生演进反而起到了抑制作用.

政府调控对二者共生演进的作用强度呈现先增后减的时间演变趋势（见图6c）.从空间分布来看，政府调控对黄河流域大多数省份二者的共生演进呈现促进作用，其中四川、甘肃、宁夏和青海的促进作用较强，而山东、河南等地区发挥作用较弱甚至出现负向作用（图7c）.这与王兆峰等学者的结论一致^［47］，即政府调控对中西部地区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发展呈正向效应，而对东部地区产生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经济运行及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宏观调控的边际效用有所递减，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力较弱，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更加明显.就旅游业发展而言，过度的政府调控会影响城镇资本的进入和文旅产品的创新，进而限制乡村旅游市场的活力和创造力^［39］，相反，适度财政支出能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完善和人才引进等提供物质保障^［48］，该结论不仅符合政府规模理论，也侧面印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因此，政府适度调控能够对乡村旅游和农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呈现促进作用.

旅游市场规模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的作用强度呈现波动上升的时间演变趋势（见图6d）.从空间分布看，其对黄河流域各省级区域二者的共生演进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山东、山西、内蒙古和河南的作用更强（图7d）.山东、山西、内蒙古和河南地区的经济较为发达，基础设施完善，且靠近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所以能够显著发挥对共生演进的促进作用.

基础设施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的作用强度呈现较为平稳的时间演变趋势（见图6e）.从空间分布看，其对黄河流域大部分省级区域二者的共生演进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对四川、甘肃、青海、宁夏、陕西的促进作用更强，对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的促进作用呈现倒“U型”分布态势（图7e）.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较高，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所以基础设施的提高在这些地区的边际效益相对较低，且过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对乡村的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影响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49］，因此，基础设施对乡村旅游和农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的促进作用先升后降.

综上所述， 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旅游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及政府宏观调控，均对2013—2022年间黄河流域各省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地区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旅游市场规模越高，对其共生演进的影响越显著；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对其共生演进影响呈现倒“U型”，即当基础设施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对其共生演进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基础设施建设过度反而会使其边际效用递减；适度的政府调控才会对二者共生演进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这些要素在黄河流域9省份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要素间相互协同、相互影响，使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水平和模式呈现一定的区域差异.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过程，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多个方面.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生演进既支持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又促进农村居民的共同富裕.文章运用共生协调度、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 2013—2022年间，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二者共生水平指数持续增长，共生水平不断优化，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且共生水平呈现空间不均衡发展特征.山东、河南和四川共生水平指数较高，山西、陕西和甘肃次之，内蒙古自治区、青海和宁夏共生水平指数较低.

2） 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相互依赖和共生演进，二者在2013—2022年的共生模式为互利模式中的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即二者相互促进，但存在不均衡的能量交换，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都能从共生系统中汲取资源，但双方汲取资源的能力有差异，这一结果与黄泰等学者^［39］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其中2013—2019年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更大，从而能够从共生系统中获取更多的利益；2020—2022年间，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更大，从而使得农村居民共同富裕能够从共生系统中汲取更多的资源，获得一定优势.综上，二者之间存在贡献和收益不对等，尚未实现最优共生状态.因此，应构建一体化互惠共生平台，促进资源分配均衡，完善共建共享机制，推动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向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转变.

3） 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受到社会经济和旅游发展因素的影响.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旅游市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适度的政府调控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均能够起到持续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旅游市场规模越高，对其共生演进的影响越显著；基础设施对其共生演进影响呈现倒“U型”分布态势；政府适度调控才会对共生演进起到显著促进作用.这与徐雪^［42］、周广^［50］、王兆峰^［47］、黄泰 ^［39］ 等学者的结论相似.因此，依据黄河流域地区共生水平的差异制定分区域、分阶段的差异化路径，以促使其共生水平的提高.对于共生水平较高的地区如山东、河南，应依托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和旅游市场规模优势，短期内重点完善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旅游产业开发；中期聚焦乡村旅游产业升级和品牌塑造，建设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长期持续优化其发展模式，巩固乡村旅游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深度共生关系.对于中等共生水平的地区如山西、陕西，短期内着力挖掘其历史文化资源；中期依托古都、古城、古迹等丰富人文资源，完善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和发挥适当的政府调控，加快发展乡村休闲旅游；长期建立人文生态资源保护与乡村发展的互促机制，实现良性循环.对于共生水平较低的地区如青海、宁夏，短期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不断完善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黄河流域地区之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流动，带动共生水平较低的地区发展；中期结合当地特色，发展特色农业、民俗文化等，培育乡村旅游核心竞争力；长期形成稳定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持续提高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实现共生水平的高质量发展.

4.2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黄河流域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特征及影响机制，虽然在理论研究框架上有所创新，且研究结论为促进黄河流域乡村旅游和居民共同富裕的共生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1） 参考前人研究结论，仅使用了省级统计年鉴中的农村宏观数据来分析二者的共生演进，农村居民微观调查数据的缺失可能会对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产生一定的影响，未来可以将实地调研获取的具体村庄的微观数据与之相结合，以增强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2） 参考前人研究结论，考虑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内涵，通过专家访谈等方法，最终确定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测度指标体系，虽尽可能使指标体系更为科学合理，但可能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未来应进一步优化完善指标体系，使其评价结果更为准确；3） 参考前人研究结论，探讨了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的影响，影响因素的选择可能不够全面，未来应考虑乡村旅游发展特点，增加其他变量，以便更为全面深入地分析二者共生演进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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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XMZ044)

甘肃省青年博士基金项目(2024QB-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