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场域文旅融合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Eval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field：a case study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llages in Wuhan

摘要

基于产业融合、复合生态系统和文化场域理论，本文构建了文化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加权TOPSIS模型和模糊定性分析法（fs/QCA），研究武汉市12个历史文化名村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历史文化名村的文旅融合整体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呈现梯度分异、层次分明的特征；2） 不同维度之间呈现维度分化、发展不平衡的特征.经济和文化的直接效应差异较大，社会和生态的间接效应差异较小；3） 社会支持与文化传承是文化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经济规模是决定因素.本文建立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多维评估的理论框架和效率与效应并重的指标体系，为文化场域的文旅融合发展评估提供了新视角.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composite ecosystem and cultural field，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within the cultural field， and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tegrated culture and tourism in 12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llages in Wuhan by us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weighted TOPSIS model and fuzzy qualitative analysis （FS/QCA）.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ws.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integrated culture and tourismin in th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llages，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dient differences and uneven development. 2）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are characterised by dimens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rect effects of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small differences in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society and ecology. 3） Social support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the cultural field， and economic scale is the decisive factor.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of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and ecology and an index system with equal emphasis on efficiency and effect，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within the cultural field.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文化场域 / 文旅融合 / 影响因素 / 效率 / 效应

Key words

cultural field /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 influencing factors / efficiency / effect

文化是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旅游是文化的重要驱动力，文化与旅游相互促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阐释了文化赋能与旅游驱动对乡村产业升级的协同效应^［1］.当前，文旅融合已成为优化城乡要素配置的核心路径^［2-3］.历史文化名村（以下简称“名村”）等文化场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在文旅融合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文化场域面临传统文化衰落、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制约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4］.因此，开展文化场域的文旅融合评估研究对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文旅融合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有侧重点.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旅资源开发^［5］、文旅体验^［6］、文旅市场^［7］等方面，但多从文化^［8-9］、旅游^［10-11］单一维度展开，较少将二者纳入同一框架探讨，限制了对文旅融合综合效益的全面理解.而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但进展较快.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没有“融合”的概念而是采用“结合”“联合”等相关观念^［12］.从最初的文化与旅游的关系^［13］发展到文化遗产^［14］、文化产业^［15］、需求体验^［16］、影响路径^［17］等.随着“产业耦合”概念的引入，文旅融合的发展水平测度开始兴起，此后研究从定性分析转向定量评价.当前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产业经济的融合效率视角，主要以要素^［18］、投入产出关系^［19］、效率^［20］为视角，以经济发展为导向，评价指标多倾向旅游产业的经济维度.另一类是系统协同的融合效应视角，主要基于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维效益^［21-22］评估融合发展水平，体现了全面发展的要求.这两类研究对文旅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但是对文化维度的重视不足，缺乏对文化资源丰富度、优质度等的全面解析.且研究尺度上多以宏观尺度如全国^［23］、城市群^［24］、省域^［25］为主，部分考虑中观尺度，如红色旅游县域^［22］.除传统村落外^［21］，微观尺度的其他类型乡村的文旅融合评估研究较少，缺乏对特定场域多元性的解析.因此，微观尺度的文化场域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如何？文旅融合发展评估如何体现“文”“旅”融合的经济效益，兼顾社会和生态效应，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同类型的微观文化场域的文旅融合发展如何评估？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文化场域理论指出，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已被运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6］、乡村旅游发展^［27］、历史文化特色小镇^［28］等领域.文化场域是社会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29］，每个文化场域都有资本和惯习^［30］.文旅融合是特定文化场域围绕文化资源的旅游行为，因此有必要根据文化场域理论加强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研究.本研究基于文化场域情境，引入文化资本和惯习作为文化维度向量，将产业融合、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纳入分析，构建涵盖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四个维度的理论框架，以武汉市12个历史文化名村作为文化场域的典型案例，从效率和效应双重视角回应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确立文旅融合的层次结构指标模型，通过加权TOPSIS模型实现文旅融合水平的量化评估.并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系统解析影响要素和发展路径.本研究建立文化和旅游发展效率并重，兼顾社会和生态效应的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并开展实证研究，希望为微观文化场域的文旅融合发展提供新视角.

1 理论基础

1.1 相关理论

文旅融合首先是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产业融合于1963年由美国学者Rosenberg在《机床产业的技术变革（1810-1910）》中提出^［31］，指技术创新、产业边界融合导致产业界限模糊甚至消失的现象，核心是技术、产品和市场的融合^［32］.文旅融合是产业融合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实践，产业融合揭示了文旅融合的发展机制.但文旅产业是一种特殊产业，相比一般产业的物质生产的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率导向，其核心是文化传承带动社会发展.在社会、生态维度上，产业融合理论解释失效.因此本研究用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来解释文旅融合的综合效应.

文旅融合需要突破产业增长局限实现高质量复合发展.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于1984年由中国生态学家马世骏提出，核心是将社会视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33］，有社会效益、经济利润和生态合理三个指标^［34］，要求系统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35］.文旅融合在文化不失真和生态不失衡的前提下促进旅游产业增长，提供就业岗位.这与复合生态系统的内涵相符.复合生态系统包括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36］，其中文化子系统被包含在社会系统内部，边界清晰、功能稳定.该理论考虑文化符号的功能化，但无法解释文化动态发展.因此为解释文旅融合的产业发展和资本转化，本研究引入了文化场域理论.

“场域”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于其著作《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提出^［30］.场域、惯习和资本构成其理论体系的三大支柱^［36］，三者关系为： 资本+惯习+场域=实践^［30］.文化场域是由包括文化资本在内的行动者根据“惯习”作用形成的文化空间，包括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36］.文化场域的文旅融合是行动者（如游客等）围绕文化资本（如遗迹等）和惯习（如非遗等）开展行动（旅游），形成动态网络（文化场域）.基于这一逻辑，本研究以文化场域理论为基础，结合产业融合和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多维度的理论框架.

1.2 理论框架构建

上述三个理论均关注系统内资源的创新协同，强调要素的动态演化.同时又各有侧重点，其中文化场域通过“权力、资本、惯习”解析文化积累；产业融合以“技术、产品、市场”实现经济增值；复合生态系统通过“社会、经济、自然”系统提供生态底线和社会保障.另外，三个理论互为补充.文化场域为产业融合提供资源要素，延展复合生态系统的文化符号功能为文化性情惯习.产业融合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弥补了文化场域中惯习对文化创新的解释不足，并遵循复合生态系统的生态承载力约束.复合生态系统为产业融合提供生态约束，弥补场域资本竞争引发的社会公平.因此三个理论分别从文化场域的内核要素支撑、产业融合的融合发展机制和复合生态系统的边界约束保障形成互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经济和生态的平衡.

本研究构建了文化场域、产业融合与复合生态系统三理论支撑，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四维度的文旅融合理论框架（图1）.通过空间、数量、结构等方面的指标体系，促进多维效益转化.具体从以下角度剖析.

1） 经济维度上，文化资本经技术创新和生产消费转化为经济资本，获得经济产值和旅游发展.该维度用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等指标形式反映经济发展的效率，驱动经济增长.

2） 文化维度上，文化资源经确权成为文化资本，与惯习在文化场域内通过旅游实践，推动文化传承.该维度用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等指标性质表征文化传承的效果，推动文化发展.

3） 社会维度上，社会主体优化多维度配套服务设施支撑体系，拓展旅游目的地文化影响力.该维度用通达度和知名度等显性和隐性指标等指标属性反映社会保障的效能，带动社会进步.

4） 生态维度上，生态设施嵌入场域平衡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约束生态承载力，提高居民、游客等主体的生态满意度.该维度用环境指标和设施指标等指标类型反映生态保育的效益，促进生态持续.

2 指标体系与分析方法

2.1 研究对象

武汉市是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一座承载了楚汉文明、具有江湖水系特色与厚重人文底蕴的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截至2023年武汉市已入选国家级、省级、市级历史文化名村共12个（图2）.这些名村孕育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表1），并有较大的文旅消费市场.本研究选取武汉市12个历史文化名村作为研究对象，评估文化场域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

2.2 指标体系

2.2.1 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框架，并参考现有文献^{［20-23，25，37-39］}、政策文件^［1］，并通过多次实地考察，建立文旅融合发展指标体系（表2）.本研究不仅选取经济和文化的直接关联效应的主流指标^［20］，还考虑社会和生态的间接协同效应的关联指标^［40］.研究采用学界普遍使用的收入、人次等经济效益和规模指标，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和质量指标，社会效应考虑通达性和知名度等显性和隐性指标，生态效应考虑环境指标和设施指标等指标类型.本研究通过构建多维评估框架，系统考察指标体系的逻辑完备性、方法科学性及实施可行性，对现有指标进行可量化性检验，通过专家评估与数据验证结合的方式，辨识并剔除理论层面难以操作的评价指标.最终从经济、社会、生态、文化4个层面选取8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构建了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2.2 文旅融合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

提升文旅融合发展水平需要通过整合多变量联动效应，揭示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路径.基于名村发展现状，本研究在进行fs/QCA分析时将评价指标中的评价得分作为结果变量，将变量A1、A2、A3、A4作为条件变量对影响因素展开分析.通过梳理各类前因变量，深入探究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对文旅融合发展的共同影响，从而揭示多元组态路径，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持^［41］.

2.3 分析方法

2.3.1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本研究选择层次分析法作为主观赋权工具确定指标权重.研究分为四个阶段：首先建立包含准则层与要素层的层次结构模型；其次采用专家咨询法构建指标两两比较判断矩阵，组织24位建筑学、城乡规划与旅游等领域专家，依据表2指标体系对各指标进行重要性评分；随后运用Yaahp 12.3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通过一致性检验确保所有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率（CR值）均控制在0.1阈值内；最终通过算术平均法整合专家意见，计算得出名村文旅融合评估指标体系的权重集W_j .

2.3.2 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TOPSIS法适用于多层次的评价，可综合多因素评估，避免单一因素的片面性.本研究引入优化的加权TOPSIS模型，构建文旅融合发展测度体系.TOPSIS法是通过计算评价对象到最优解和最劣解的距离，得出其与理想化目标的相对接近程度并排序，进行结果评价的方法，评价结果最优解必须是最靠近最优解同时最远离最劣解的方案.计算步骤如下.

1） 构建评价指标标准化体系：依据评价指标标准化矩阵R和各指标熵权X_i，构建加权规范化评价矩阵.正向指标即数值越大越好的指标，标准化公式为：

R_{ij}=\frac{X_{ij}-\mathrm{m}\mathrm{i}\mathrm{n}\left(X_i\right)}{\mathrm{m}\mathrm{a}\mathrm{x}\left(X_i\right)-\mathrm{m}\mathrm{i}\mathrm{n}\left(X_i\right)}；（1）

负向指标即数值越小越好的指标，标准化公式为：

R_{ij}=\frac{\mathrm{m}\mathrm{a}\mathrm{x}\left(X_i\right)-X_{ij}}{\mathrm{m}\mathrm{a}\mathrm{x}\left(X_i\right)-\mathrm{m}\mathrm{i}\mathrm{n}\left(X_i\right)}.（2）

2） 确定正负理想解：由各指标的最优值（正向指标最大值和负向指标最小值）构成正理想解j^Z，由各指标的最差值（正向指标最小值和负向指标最大值）构成负理想解j^Z .

j_{+}^{\mathrm{Z}}=\mathrm{m}\mathrm{a}\mathrm{x}(Z_{\mathrm{i}\mathrm{j}}),（3）

j_{-}^{\mathrm{Z}}=\mathrm{m}\mathrm{i}\mathrm{n}(Z_{\mathrm{i}\mathrm{j}}).（4）

3） 计算欧氏距离：运用 TOPSIS 法计算各指标的正负理想解，此后计算各主体与理想解的欧氏距离与接近度，最终实现对各个指标的综合排序，相对接近度的取值介于0~1之间，i^S 越接近于1，评价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指数变动对系统作用方向为正.分别为：

i_{+}^S=\sqrt[]{{\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m}(i_{+}^Z-Z_{ij}{)}^{\mathrm{2}}}，（5）

和

i_{-}^S=\sqrt[]{{\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m}(i_{-}^Z-Z_{ij}{)}^{\mathrm{2}}}.（6）

4） 计算相对接近度.计算各指标的相对接近度 C：

C=\frac{i_{-}^S}{i_{+}^S+i_{-}^S}​.（7）

2.3.3 影响因素及路径分析

文旅融合受多种复杂因素共同影响，难以通过单一变量解释，且受样本数量影响.因此本研究选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来探究影响因素及组态路径.fs/QCA由美国社会学家Ragin首次提出，是一种专门针对中小样本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比少量案例，揭示多种前因条件组合下的因果关系.作为QCA的一种类型，fs/QCA赋予因果变量0至1范围内的模糊集得分，能更细致地处理变量的模糊隶属度，系统分析多因素的组合路径及影响机制.

2.4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集整合了多源信息：研究团队于2024年10—11月开展系统性田野调查，通过调取样本名村相关统计报表、文件和区政府统计资料等，结合GPS定位踏勘、深度访谈（每村≥8人次）等实证调查构建基础数据；同步实施分层抽样问卷调研，在各村按1∶1比例收集村民与游客有效样本（单点≥20组），全域累计回收有效问卷194份，并辅以参与式观察和社交媒体文本分析获取行为数据；同时组建跨学科专家评审组（n=24），采用德尔菲法进行三轮背对背评估，通过数字化档案展示、线上盲审系统及表3标准化评估矩阵，最终形成兼具行政数据实证、公众参与反馈和专家共识校验的综合性数据支撑体系.

3 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

3.1 文旅融合发展水平

3.1.1 综合发展评价

计算各名村文旅融合综合水平，并将结果进行三级划分（得分≥0.6为较高水平，得分0.2~0.6为中等水平，得分≤0.2为较低水平），如图3所示.

各名村的文旅融合水平在0.132 5~0.786 5之间，呈现显著的梯度差异，形成非均衡发展格局.大余湾（0.786 5）和泥人王村（0.631 9）为较高水平，仅占名村总数的16.67%.蔡官田村（0.416 2）、邱皮村（0.305 6）、陈田村（0.262 5）、石骨山村（0.239 0）、汪家西湾（0.238 6）和罗家岗湾（0.220 5）共6个名村为中等水平，占50%.张家湾（0.160 9）、文兹湾（0.154 6）、翁杨冲（0.149 0）和谢家院子（0.132 5）共4个名村为较低水平，占33.33%.其中大余湾（0.786 5）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最高，是所有名村平均水平的2.55倍.

较高水平的名村中，大余湾和泥人王村分别以明清徽派传统民居和黄陂泥塑为文化资源，分别创建大余湾4A级景区和并入云雾山5A级景区，发展多样业态，开展文化体验，开发文创产品.中等水平的名村中，蔡官田村和陈田村、石骨山村分别以革命文化和公社文化带动特色农业，邱皮村主导生态农业发展农旅融合.而较低水平的名村传统建筑保存度一般，以传统农业为主.

3.1.2 各子系统发展评价

计算名村文旅融合各子系统得分，结果如图4所示.

1）经济效益.文旅融合的经济效益介于0.268 5~0.912 1间.得分较高的名村中，大余湾和泥人王村分别以明清民居自创4A景区、泥塑非遗融入5A景区，并发展影视、咖啡等多元业态，发展文创产品、体验服务等向深度融合.得分中等的名村中，邱皮村、陈田村和罗家岗湾分别以亲子研学+萌宠喂养+露营摄影等田园综合体、红色文化+猕猴桃基地、美洲南瓜等特色订单农业+无人机施肥和飞防等机械化低空农业经济等发展规模化特色现代农业，但文化旅游以单一革命事件展示为主.得分偏低的名村多发展水稻、油菜等传统农业种植，文旅尚未规模化开展.以文化资源发展景区的的名村文旅融合程度较高，以特色农业带动文旅融合的名村有一定发展，而文化资源特色不足且发展传统农业的名村文旅融合有待提高.

2）社会效益.文旅融合的社会效益介于0.556 0~0.914 9间.得分较高的名村中，大余湾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名录和4A级风景区，有直达村湾的达标道路、公交线路及旅游停车场，基础设施配套较齐全；名村和景区等级较高，各类媒体宣传广泛，知名度高，但原住居民和旅游企业的利益分配矛盾引发一定关注.得分中等的名村已经基本实现行政村通村公路和公交线路全覆盖，由于名村多为自然村湾，公交线路通村（行政村）未通湾（自然湾），达标公路通湾未通组，且少有停车场；只有少数村湾如蔡官田村和邱皮村因革命文化和生态农业旅游有一定网络点击量.得分偏低的名村少有通村公交线路，无停车场；文化资源特色不足，宣传有限，知名度不高.

3）生态效益.文旅融合的生态效益介于0.496 5~0.847 0间.得分较高的名村中，蔡官田村、罗家岗湾和石骨山村分别以小桥流水竹林、七星池塘水系、水库洞穴湖泊为资源，生态满意度高；生态设施较齐备，其中蔡官田村每户生活污水经管网收集到村级污水处理站，通过臭氧加工净化处理达标排放，2019年被评为湖北省省级生态村.得分中等的名村中，汪家西湾、泥人王村等名村以龟形池塘水系、山水林泉体系等形成较好的生态格局，邱皮村沿用八大传统农法建设食农教育场域推广生态农业旅游；大余湾设置了一定数量的环保设施，但由于餐饮等企业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入河导致水质恶化.得分偏低的名村缺乏足够的垃圾桶等环保设施，生活污水未经处理.文旅对生态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作用.

4）文化效益.文旅融合的文化效益介于0.218 5~0.754 9间.得分较高的名村中，泥人王村和大余湾分别以“黄陂泥塑”和“明清民居”知名，建筑完整性较高，其中大余湾由三特公司通过置换搬迁原住民完成古民居修缮；定期举办民俗表演、体验泥塑工艺传承非物质文化，但也面临传承人老龄化，经济收益不稳定等问题.得分中等的蔡官田村和陈田村以“辛亥革命第一村”和“红色革命”知名，分别有市级和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蔡济民故居”和“肖家田红军活动旧址”等，依法由使用单位修缮；举办相关革命教育活动，传承红色文化.得分偏低的其他名村的古建筑年久失修，特别是石骨山村和邱皮村遗存公社时期的新农村民居，产权集体所有，无人居住；民俗、宗族等非物质文化日渐衰落.

综上，名村四维效益存在显著分化，其中经济和文化的直接效应差异较大，社会和生态的间接效应差异较小，文化效益差异主要源于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创新度，经济效益差异源于文旅产业业态和市场开发.文旅融合高水平名村的文化和经济的双维效益相对较高，而生态效益相对偏低，反映了文旅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一般水平的名村呈现文化或经济单维效应较高的特征.较低水平的名村四维效益均欠佳，资源开发不足.

3.2 文旅融合发展影响因素

3.2.1 单变量必要分析

研究遵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框架，将变量校准作为基础，重点对结果变量及前因条件实施隶属度转化.通过数据聚合与均值计算对4个条件变量进行处理，进而采用标准化的三分位校准程序：分别以95%、50%和5%分位值锚定完全隶属阈值、质性转变锚点及完全不隶属阈值.后续分析均基于校准后的数据进行.遵循组态分析，在对单变量必要性进行系统检验后，通过计算各变量的一致性水平与覆盖度进行必要性检测.当特定条件变量呈现≥0.8的一致性阈值且具备一定覆盖度时，方可判定其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实证检验表明，所有独立变量的一致性系数均未突破临界值，研究发现名村文旅融合发展不存在单一主导性驱动要素（表4）.这表明单一条件变量无法充分解释名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现象.因此，需要进一步开展条件变量的组合路径分析.

3.2.2 多元组态路径分析

研究基于单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为有效控制矛盾组态的产生概率，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并采用0.80的一致性标准，并系统性地进行了标准简化解、中间解和完整复杂解的三重解析.通常将简化解和中间解的共有条件组合定义为核心条件.结果表明，4个前因变量及其组合对名村文旅融合发展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共提炼出2条路径组合（表5）.

1） 智慧融合路径.该路径适用于文旅融合水平较高的名村，其路径一致性为0.897，该路径解释62.45%的案例.其中“经济规模”、“社会支持”及“文化传承”作为核心条件变量，具有关键作用.该路径以泥人王村，大余湾为代表，文旅资源丰富，旅游公司长期经营.如大余湾引入三特公司通过增减挂钩的土地政策置换新村，原村创建国家4A景区发展文旅.泥人王村融入木兰云雾山国家5A景区，将泥塑体验与自然观光融合.这些名村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生态效益有待进一步完善.此路径要深入挖掘特色资源，包括文化、土地和生态资源，发展特色农业、文化体验、研学教育等农文旅育综合融合模式，同时合理分配利益，反哺生态环境和原住民社会主体.

2） 渐进耦合路径.该路径适用于文旅融合水平较低的名村，此路径的一致性为0.817，解释了35.71%的案例.其中“社会支持”及“文化传承”作为核心条件变量，而“生态保护”和“经济规模”则未显现.该路径以谢家院子，文兹湾等为代表.这些名村因传统建筑资源被纳入历史文化名村，但沿用传统农业模式，发展缓慢，缺乏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此路径需要积极引入个人或企业等社会资本，与周边场域聚合，突破传统产业，以现代农业或特色文化为突破口，渐进积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逐渐向文旅融合发展.

3.3 文旅融合发展策略

3.3.1 创新文旅业态和技术，激活场景消费

依据产业融合理论，产品、技术和市场是核心，因此深度融合要创新业态产品的投入产出，技术的直接条件和市场的必要条件.一是丰富业态找准产业耦合点，推动第一、三产业耦合.结合乡村地域和文化场域特征，以“耕读文化”为突破口，重点发展“农耕游”和“研学游”“农耕游”发展菜、花、果、茶、渔、菌等特色农业，打造种-收-烹全流程农旅体验.“研学游”发展革命建设等红色、摄影曲艺等艺术、湿地监测等生态、建筑雕刻等学术的多类主题研学.二是创新技术提供边界突破点，重构文旅时空边界.应用移动网络等互联技术实现文旅产品供需可视化即时链接，运用人工智能等表达技术强化跨时空沉浸体验，推广无人机植保等种养技术发展低空农业经济.三是扩展市场激发情感共鸣点，促进情感体验转化.推出亲子、学子、银发等全龄游深化人伦亲情，衔接辛亥、红军、公社等革命建设变迁深度游激发爱国情怀.通过上述业态、技术和市场的创新，满足不同群体的深层消费需求.

3.3.2 完善基础和公共服务，提升社会美誉度

社会提供配套服务，实现利益协调.研究显示需解决道路、公交线路和停车场等问题，同时提升知名度.一是优化配套设施完善通达度.文旅部门协同交通部门延申公路由村入湾，扩展湾内主干道，完善文旅内外交通；协同公交部门对名村自然湾增设公交站点，优化线路；协同自然资源部门优化文旅选址和供地政策，解决停车场等文旅设施用地难题.二是加强宣传提高知名度.拓展传播渠道，加强主流媒体、新自媒体等宣传，如大余湾“跟着央视去晒秋”，邀请旅游、美食博主体验并分享；举办节事活动，打造时节、花节、美食节、自行车赛等文化节事和文体赛事，如大余湾“中国农民丰收节”；鼓励共建共创，打造创客村、画家村、摄影村等专业村，吸引科创、文创等个人和企业入驻.同时采取利益共享措施提升美誉度，如将门票收入的5%~10%返还给原住居民，原住居民经营商铺获得二次收益，预留部分公益岗位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等，实现文旅企业与原住民的和谐共赢.

3.3.3 平衡生态保护和修复，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

文旅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协同，需要平衡生态保护和建设开发.本文显示生态建设能促进旅游发展，但污水排放、垃圾处理等为主要环境问题，因此要构建生态“双重机制”.一方面，开展三大生态建设，发挥生态积极作用.加强生态人居建设，生态环境部门建设污水处理系统，包括入户污水管网和村级污水处理站，使文旅污水排放达标；鼓励生态景观建设，包括集污水处理、植物过滤的复合生态湿地景观系统，以及生态绿道等；加强生态产业建设，将梯田、山地丘陵转化为种植、采摘基地同时避免水土流失.另一方面，完善四大生态管护，防范生态潜在风险.实施生态预警，重点开展藻类等水体富营养化定期动态监测体系，对餐饮企业废水排放口等重点区域实施监测；推进生态修复，采用湿地、水生植物种植等恢复水体自净能力；开展生态认证，将餐饮废水排放达标与经营生态挂牌挂钩；推广生态教育，游客参与种植水生植物等获得环保积分兑换文创产品.通过建设和管护保障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

3.3.4 活化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焕发文化常态活力

惯习是场域的持久性行为倾向，资本需要积累再生产.本文显示传统文化需要从展演化到生活化才能活态传承.一是激活物质文化的日常利用.传统建筑产权复杂，缺乏维护而闲置.首先确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等，以利融资，明确保护主体.国有和集体传统建筑由使用人负责修缮，非国有和集体传统建筑由所有人负责修缮；其次盘活存量空间，积极引进个人或企业租赁闲置传统建筑获得使用权，打造研学、艺创、文创等文旅空间.二是活化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创新.传统建筑技艺分类渐进嵌入现代空间，黄陂“木兰干砌”等传统建筑技艺因工艺复杂、耗时价高被民居建筑遗弃，鼓励政府和企业采用传统建筑技艺建设文旅公共建筑和商业建筑；传统工艺结合现代符号创新日用产品，开发服装、玩具等文创用品，商业平台开设非遗专区，以商业反哺传承；传统艺术融入现代教育，中小学开设选修课，高校设置研究课题，推广传统文化社团等，融合传统师徒传授制与现代学校教育体系培养代际传承.

4 结论与讨论

4.1 与其他研究比较

本文构建了文化场域的文旅融合发展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通过武汉市历史文化名村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与适用性.

研究发现历史文化名村的文旅融合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层次分明、发展不均的状态.这与唐承财^［21］、熊伟^［42］等微观研究结果一致，但发展水平差异小于唐承财^［21］的研究结果.可能原因是文化场域要素的复合嵌套性影响^［36］和本文指标体系的优化.本文指标系统注重文化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满足名村“保存历史文化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标准，也体现了丰富度和高价值的双重要求^［21］.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规模和创新发展，体现了惯习的稳定性^［21］和产业融合的创新性^［31］.

研究还发现经济效益较高的大余湾和邱皮村生态效益偏低，证实了丁华等认为文旅融合发展与生态效益存在负相关的结论^［22］.这说明文旅融合不仅要关注产业融合的单一经济向度，还要重视复合生态系统的“经济-社会-生态”多重维度.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了各名村经济与文化效益差异悬殊，生态与社会效益无显著差异，这印证了董会忠等人提出的社会保障和生态保护是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保障的观点^［43］.

研究构建了2条路径.其中渐进耦合路径由于文化资源未经确权为文化资本，导致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迟滞.这一结论得到了文化场域理论的支持，也与张祥兰等的结论^［30］相同.然而，智慧融合路径中，经济规模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与石燕等的结论^［44］一致，同时印证了周赟等的结论^［45］，即以文化积累为中心的逻辑被以由经济生产为中心的场域新逻辑替代，场域组织和资本结构的调整引发了文化场域逻辑的改变.

4.2 研究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文化场域的文旅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完善了评估指标体系.首先使用层次分析法（AHP）与加权TOPSIS模型量化评估文旅融合，再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系统解析影响要素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各名村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分布在0.132 5~0.786 5之间，整体呈现层次分明、发展不均的状态.

2）从各维度效应来看，经济和文化的直接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社会和生态的间接效应差异较小.文旅融合较高水平的名村文化和经济效益等效益相对较高，而生态效益相对偏低，体现了文旅发展与生态保护间的矛盾.一般水平的名村有各自特色与优势，呈现文化或经济单维效应较高的特征.较低水平的名村在4个维度上的效益均欠佳.

3）历史文化名村文旅融合存在智慧融合路径和渐进耦合路径两条发展路径，其中社会支持与文化传承为渐进耦合路径的重要因素，文旅产业规模为智慧融合路径的决定因素.

4.3 研究贡献与展望

本研究突破既有文献多聚焦“效率”维度^［18-20］的局限，立足“效应”视角^［21-22］，结合产业融合、复合生态系统和文化场域理论，构建文化场域文旅融合理论框架，回应文旅融合实践需求.本研究实现了以下创新：1）研究尺度上，现有文献大多为宏观和中观尺度^［23-25］，目前尚不清楚微观文化场域的文旅融合发展程度和驱动因素.本研究是通过探索历史文化名村实证填补微观尺度文化场域文旅融合重要性研究空白的首批尝试之一.2）理论建构上，除了关注经济效率的单一维度，本研究也重视文化、生态和社会多维效应.本文基于文化场域理论、产业融合理论和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理论框架，创建显隐结合、质数并重的指标体系.本研究不仅是对文化融合研究的理论响应，同时拓展了评估尺度，深化了评估内容，从微观尺度和文化场域视角丰富了既有文献.

由于资料所限，本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武汉市仅有的12个历史文化名村全部纳入研究，囿于文化场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需要后续丰富不同文化场域的实证研究.另外，乡村文旅统计资料有限，调查数据的横断面性质排除了趋势分析和成效检验.部分维度如社会子系统的有关数据缺乏导致指标选取受到一定限制.这成为微观尺度文旅融合指标体系构建的难点.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统计数据逐渐完善，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微观尺度的文化场域的文旅融合高质量动态发展的研究范式将进一步创新.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J］. 创造， 2023， 31（10）： 1-7.

[2]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pinions on key tasks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2023［J］.The Creation， 2023， 31（10）： 1-7. （Ch）.

[3] 赵磊， 吴媛. 中国旅游业与农村贫困减缓： 事实与解释［J］. 南开管理评论， 2018， 21（6）： 142-155.

[4] ZHAO L， WU Y. Tourism and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facts and interpretations［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18， 21（6）： 142-155. （Ch）.

[5] 傅才武， 程玉梅. 文旅融合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机制与政策路径： 一个宏观框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60（6）： 69-77.

[6] FU C W， CHENG Y M. Dynamic mechanism and policy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 macro framework［J］.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60（6）： 69-77. （Ch）.

[7] 陈坤秋， 龙花楼， 马历， 等.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9）： 1424-1434.

[8] CHEN K Q， LONG H L， MA L， et al. China’s rural land reform and rural vitalizatio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9）： 1424-1434. （Ch）.

[9] IDAJATI H. Cultural and tourism planning as tool for city revitalization The case study of kalimas river， surabaya-indonesia［J］.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135： 136-141.

[10] MCKERCHER B， SYHO P， CROS H.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Hong Kong［J］.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4）： 539-548.

[11] OSMAN K A， FARAHAT B I.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waterfront of Saida： a model for tourism and culture-led revitalization in valuable areas［J］. HBRC Journal， 2018， 14（3）： 321-333.

[12] DANIELZYK R， WOOD 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ome evidence from Germany and Britain［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1， 9（1）： 69-83.

[13] RUIZ BALLESTEROS E， HERNÁNDEZ RAMÍREZ M. Identity an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ning heritage tourism in Southern Spain［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3）： 677-687.

[14] CHAI L T. Culture heritage tourism engineering at Penang： complete the puzzle of “the pearl of orient”［J］. Systems Engineering Procedia， 2011， 1： 358-364.

[15] PARGA DANS E， ALONSO GONZÁLEZ P.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social value at World Heritage Sites： towards a conservation plan for Altamira， Spai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9， 74： 68-80.

[16] 厉新建， 宋昌耀. 文化和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 逻辑框架与战略重点［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6（1）： 35-42.

[17] LI X J， SONG C 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logical framework and strategic priorities［J］.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2022， 56（1）： 35-42. （Ch）.

[18] 于光远. 旅游与文化［J］. 瞭望周刊， 1986， 6（14）： 35-36.

[19] YU G Y. Tourism and culture ［J］. Outlook Weekly， 1986， 6（14）： 35-36. （Ch）.

[20] 杭侃. 文化遗产资源旅游活化与中国文化复兴［J］. 旅游学刊， 2018， 33（9）： 5-6.

[21] HANG K. Tourism acti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and cultural renaissance in China［J］. Tourism Tribune， 2018， 33（9）： 5-6. （Ch）.

[22] 王慧敏. 以文化创意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J］. 旅游学刊， 2015， 30（1）： 1-3.

[23] WANG H M.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ourism industry with cultural creativity［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1）： 1-3. （Ch）.

[24] 袁超， 孔翔， 陈品宇. 建构主义下传统村落旅游者原真性体验研究——以呈坎村为例［J］. 旅游学刊， 2023， 38（5）： 115-126.

[25] YUAN C， KONG X， CHEN P Y. The authentic experiences of tourist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constructivism： a case study of Chengkan Village［J］. Tourism Tribune， 2023， 38（5）： 115-126. （Ch）.

[26] 崔凤军， 张英杰. 机构改革促进文旅融合效果评估及提升路径——以浙江省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1， 40（5）： 101-106.

[27] CUI F J， ZHANG Y J.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path of institutional reform’s facilitating effect on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f Zhejiang Province［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1， 40（5）： 101-106. （Ch）.

[28] 丘萍， 张鹏. 浙江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及融合评价［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5（6）： 611-617.

[29] QIU P， ZHANG P. Evalu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cultural industry in Zhejiang Province［J］. Journal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45（6）： 611-617. （Ch）.

[30] 张新成， 王琳艳， 宋晓， 等. 黄河流域文旅融合质量评价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22）： 51-55.

[31] ZHANG X C， WANG L Y， SONG X， et al. Study on quality evaluation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22， 38（22）： 51-55. （Ch）.

[32] 谢佳亮， 王兆峰. 中国文旅融合发展效率动态演化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4， 44（5）： 212-221.

[33] XIE J L， WANG Z F. Dynamic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44（5）： 212-221. （Ch）.

[34] 唐承财， 刘亚茹， 万紫微， 等.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路径［J］. 地理学报， 2023， 78（4）： 980-996.

[35] TANG C C， LIU Y R， WAN Z W， et al. Evaluation system and influencing path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78（4）： 980-996. （Ch）.

[36] 丁华， 杨超， 王鹏飞. 红色旅游重点县域文旅融合评价体系构建与成效评估［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4（7）： 159-165；223.

[37] DING H， YANG C， WANG P F.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 and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key red tourism counties［J］. Price （Theory & Practice）， 2024（7）： 159-165；223. （Ch）.

[38] 翁钢民， 李凌雁. 中国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相关分析［J］. 经济地理， 2016， 36（1）： 178-185.

[39] WENG G M， LI L Y.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n integrational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cultural industry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1）： 178-185. （Ch）.

[40] 洪学婷， 黄震方， 于逢荷， 等. 长三角城市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及补偿机制［J］. 经济地理， 2020， 40（9）： 222-232.

[41] HONG X T， HUANG Z F， YU F H， et 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cultural compens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9）： 222-232. （Ch）.

[42] 王镜， 邱爽， 张又萍， 等. 基于要素、效应、环境的区域文旅融合发展评价与类型划分——以河南省为例［J］. 经济地理， 2024， 44（4）： 201-209.

[43] WANG J， QIU S， ZHANG Y P， et 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Henan Province based on the element， effect and environment system［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44（4）： 201-209. （Ch）.

[44] 张晓萍， 李鑫. 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化生存实践［J］. 学术探索， 2010（6）： 105-109.

[45] ZHANG X P， LI X.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tourism-oriented survival based on the spatial theory of culture［J］. Academic Exploration， 2010（6）： 105-109. （Ch）.

[46] 温莹蕾. 文化空间理论视角下的乡村发展路径探索——以山东省章丘市朱家峪村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2）： 64-70.

[47] WEN Y L. The path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theory of culture space： a case study of Zhujiayu Village in Shandong Province［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6， 23（2）： 64-70. （Ch）.

[48] 关中美， 单卓然， 李春辉， 等. 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历史文化特色小镇发展研究——以云南昭通盐津县豆沙关镇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9， 34（5）： 37-42.

[49] GUAN Z M， SHAN Z R， LI C H， et 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in a small town wit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pace： a case study of Doushaguan characteristic town in Yanjin County， Zhaotong City， Yunnan Province［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9， 34（5）： 37-42. （Ch）.

[50] 黄谋琛. 文化场域与文化发展的内部驱动机制［J］. 重庆社会科学， 2012（10）： 116-120.

[51] HUANG M C. Inner driving mechanism of cultural field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J］. Chongqing Social Sciences， 2012（10）： 116-120. （Ch）.

[52] 张祥兰. 班级文化场域建构： 价值选择与关系调适［J］. 中国教育学刊， 2016（8）： 51-54.

[53] ZHANG X L. Construction of class cultural field： value choice and relationship adjustment［J］.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Education， 2016（8）： 51-54. （Ch）.

[54] 冯贺霞， 王小林. 基于六次产业理论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微观数据和案例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 41（9）： 64-76.

[55] FENG H X， WANG X L.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rural industry converge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ix-sector economy： based on microdata and case analysis of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0， 41（9）： 64-76. （Ch）.

[56] 胡汉辉， 邢华. 产业融合理论以及对我国发展信息产业的启示［J］. 中国工业经济， 2003（2）： 23-29.

[57] HU H H， XING H. Theory of industry merge and implication on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of China［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2003（2）： 23-29. （Ch）.

[58] 庄志民.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文化与旅游融合实践探索——以上海为例［J］. 旅游科学， 2020， 34（4）： 31-45.

[59] ZHUANG Z M. A survey of integrated practices of culture and tourism from complex ecosystem theory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J］. Tourism Science， 2020， 34（4）： 31-45. （Ch）.

[60] 王亚力， 吴云超.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下的城市化现象透视［J］. 商业时代， 2014（5）： 34-36.

[61] WANG Y L， WU Y C. Perspective of urbanization under the theory of complex ecosystem［J］. Commercial Times， 2014（5）： 34-36. （Ch）.

[62] 李毅， 罗建平， 牛星. 复合生态系统视角下土地流转风险管理［J］. 农村经济， 2014（1）： 30-34.

[63] LI Y， LUO J P， NIU X. Risk management of land circ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ecosystem［J］. Rural Economy， 2014（1）： 30-34. （Ch）.

[64] 马勇， 童昀. 从区域到场域： 文化和旅游关系的再认识［J］. 旅游学刊， 2019， 34（4）： 7-9.

[65] MA Y， TONG Y. From region to field： re-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4）： 7-9. （Ch）.

[66] 王兆峰， 谢佳亮. 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时空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J］. 旅游学刊， 2024， 39（1）： 34-51.

[67] WANG Z F， XIE J L. Spatiotemporal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in China［J］. Tourism Tribune， 2024， 39（1）： 34-51. （Ch）.

[68] 李丽霞， 何彪， 童昀. 中国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6（1）： 51-61.

[69] LI L X， HE B， TONG Y. Research on hotspots and trend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China： knowledge mapping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J］.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2022， 56（1）： 51-61. （Ch）.

[70] 邹涵， 邱问， 胡明星. 基于旅游意象大数据的武汉旅游空间可达性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6（6）： 1064-1073.

[71] ZOU H， QIU W， HU M X. Research on Wuhan tourist space accessibility based on big data of tourism image［J］.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2022， 56（6）： 1064-1073. （Ch）.

[72] 唐亚男， 王安琦， 李琳， 等. 生态旅游的生态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57（3）： 457-468.

[73] TANG Y N， WANG A Q， LI L， et al. A study on the ecologicality of ecotourism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J］.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2023， 57（3）： 457-468. （Ch）.

[74] 王慧娴， 杨蓓. 数字赋能文旅融合能力成熟度评价与路径研究——基于山西省11个地级市的考察［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2（4）： 102-115.

[75] WANG H X， YANG B. Research on the capability maturity evaluation and path of digital empowerment on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1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J］. Journal of Hubei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4， 42（4）： 102-115. （Ch）.

[76] 熊伟， 何炳全， 张峻侨. 文旅康养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以巴中市22个A级景区为例［J］. 中国市场， 2024（33）： 31-35.

[77] XIONG W， HE B Q， ZHANG J Q.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tourism， health and maintenance： a case study of 22 A-level scenic spots in Bazhong ［J］. China Market， 2024（33）： 31-35. （Ch）.

[78] 董会忠， 韩沅刚. 复合生态系统下城市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研究——以黄河流域7大城市群为例［J］. 人文地理， 2021， 36（6）： 96-107.

[79] DONG H Z， HAN Y G.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quality development in a complex ecosystem： taking the seven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an examples［J］. Human Geography， 2021， 36（6）： 96-107. （Ch）.

[80] 石燕， 詹国辉. 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指数建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以江苏为例［J］. 南京社会科学， 2021（7）： 165-172.

[81] SHI Y， ZHAN G H. Index construc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s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J］.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1（7）： 165-172. （Ch）.

[82] 周赟， 赵晖. Cosplay文化场域变迁与青年社团的互动［J］. 当代青年研究， 2016（4）： 79-86.

[83] ZHOU Y， ZHAO H. The changes of cosplay cultural field and youth cosplay associations’ responses and interactions［J］. Contemporary Youth Research， 2016（4）： 79-86. （Ch）.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237805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2078193)

武汉市社科联研究项目(WHSKL2024024)

湖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S2022105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