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引领乡镇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

The role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leading to common prosperity of townships： QCA study based on multiple cases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摘要

乡村旅游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镇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空间单元，应当发挥联动城乡、带动区域共同富裕的重要功能，因此，有必要系统探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引领乡镇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11省（直辖市）的37个乡村旅游重点镇（乡）作为案例，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揭示不同发展条件及其相互组合所形成的组态特征与乡镇共同富裕实现之间的关系机制. 结果表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条件组合对乡镇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因果非对称性，正向案例显示共同富裕的实现并不存在单一路径，而是呈现多种条件组合并行的“多径趋同”特征. 根据核心影响因素，可将有效路径概括为“都市区文化产业协同主导型”“文化价值链驱动型”和“发展治理共生驱动型”等多种构型；从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看，高经济水平区位对乡镇共同富裕具有显著带动作用，而政策服务与系统治理可为资源禀赋一般地区提供有效替代路径，社区组织能力与主体关系则构成发展成果共享的调节枢纽. 本文研究结论可为乡镇层级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提供启示.

Abstract

Rural tourism represents a vital pathway towar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With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 townships function as critical intermediary units linking urban and rural systems， thereby playing an essential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ly shared prosperity. Accordingly， 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how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facilitates common prosperity at the township level. This study selects 37 key rural tourism towns （townships） across 9 provinces and 2 municipalities with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case studies. Using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the study explores how different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their configurations influenc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ownship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ombinations of high-quality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conditions exert asymmetric causal effects on common prosperity. Positive cases reveal that common prosperity is achieved through multiple alternative pathways rather than a single optimal route， demonstrating a clear pattern of equifinality. Based on core driving factors， effective pathway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several configurations， including urban agglomeration cultural industry collaborative-driven type， cultural value chain-driven type， and development-governance symbiosis-driven ty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s， township-level common prosperity i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locations with high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policy services and systemic governance provide effective substitute pathways in areas with weaker resource endowments. Moreover， community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and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s function as key regulatory hubs for the equitable sharing of development outcomes. These finding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townships to leverage local strengths， mitigate structural weaknesses， and pursue place-based pathways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乡村旅游重点镇（乡） / 共同富裕 / 定性比较分析（QCA） / 旅游高质量发展

Key words

key rural tourism towns （townships） / common prosperity /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能够协调城乡内生结构、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并为共同富裕提供重要支撑^［1］. 在这一过程中，乡镇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单元. 与村域和县域相比，乡镇在整合旅游资源，推动规范经营和规模化发展、连接城乡体系及联动多产业协同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作为承上启下的治理层级，乡镇可成为带动乡村、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和核心治理单元^［2］. 作为多种资源、环境与政策优势叠加的综合体，乡镇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否也成为检验产业振兴与市场驱动共同富裕成效的观察指标^［3-4］.

在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正朝着目的地资源与居民“共生—共创—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3，5］. 2021年8月和2022年12月公布的两批“乡村旅游重点镇（乡）”（以下简称“重点镇”），旨在通过区域协同、城乡融合、体制完善和治理机制优化，推动以点带面的共同富裕. 在旅游促进居民增收、拓宽就业渠道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已形成共识的背景下^［6-7］，重点镇整合区域资源禀赋、市场条件和制度保障，有望显著影响可持续发展水平、城乡差距与收入分布. 然而，由于生产力结构、市场治理与开发程度存在差异，不同重点镇在迈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面临各自的发展瓶颈，亟需探讨更针对性的差异化路径.

近年来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及其在不同区域层面的效度测量已逐步形成共识. 理论上，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通过产业振兴、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协调共享等机制，并依托数字赋能与生产方式重构，能够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进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为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动力^{［3， 8-10］}. 区域层面，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通过落实空间正义^［3］，在农户、政府和资本三类主导模式下推动共同富裕^［11］；村域层面的案例与经验研究较为丰富，包括以“共生”治理模式实现共同富裕^［5］、旅游小微企业联动效应^［12］以及居民生计类型的重组与提升^［13-14］等. 同时，既有研究指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具有多元性与交互性^［12］，涉及资源禀赋、政策制度、市场营销与治理能力等多维条件，不同路径对共同富裕的实现存在显著影响^{［8，15-16］}.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县域与村域资源潜力与治理能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5，12，15］}，相对缺乏跨案例的横向对比总结. 相比省域、市域和村域，镇域层面的研究更能揭示共同富裕的区域异质性^［17］，是组织乡村旅游资源的关键空间尺度，也更符合治理实践需求. 作为乡村旅游资源集聚区，镇域通过促进城乡融合优化资源配置、扩大经济外溢效应，成为实现区域协同与增长极扩散的重要治理单元^［18］，为实现集聚与分散相结合的发展提供空间基础. 因此，从镇域视角系统探讨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以往研究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条件之间的叠加效应、共建机制以及中观尺度路径的探讨较少，其中一个原因是传统乡镇层面的定量数据难以获取. 近年来，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的发展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支持. 该方法通过对易获取的定性数据进行集合化测量，兼具定性与定量优势^［15］. 这一方法打破了传统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划分^［19-20］，将相关关系转化为集合关系，适用于小样本案例的定性判断和因果复杂性推导，在资源、地理、旅游等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15，21］}. 利用QCA方法，可对不同区域案例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进行探索性分析.

基于此，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的37个重点镇为样本，运用QCA方法实证分析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组态如何引领乡镇迈向共同富裕，并结合现实发展情况提取其可能的促进模式，以期为不同资源与市场条件下乡村旅游目的地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科学参考.

1 理论基础与变量设计

1.1 理论基础

共同富裕兼顾公平与效率，其实现依赖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高品质的文化创造与高自觉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22］. 现有共同富裕测度通常采用总体富裕程度与发展成果共享状况的双重评价原则，覆盖人群差异、区域差异与城乡差距等维度，重点考察相对贫困、收入均等与发展质量^［23］. 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必然以基层单元的共同富裕为基础，例如县域共同富裕的实现取决于乡镇层面的实践. 因此，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城乡、区域与行业之间的收入均衡及分配公平. 区域共同富裕强调高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收入平衡，并以效率、公平与分配协调性作为共同评价标准^{［12，16］}.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理论命题. 其物质基础在于资源优化配置与产业深度融合，通过市场开发、政策服务与收益最大化等目标的协调，实现资源与产业的高质量^［24］. 其社会基础体现在公平正义与治理效能，通过保障农民主体地位、提升精神文化生活、改善民生福祉与推动绿色发展，使各类群体能够公平参与并共享乡村旅游发展红利^［4］. 其文化基础在于文化传承与精神富足，通过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文化效益融入人民美好生活实现过程，并将文化发展纳入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评价指标，强调文化传承对共同富裕精神支柱的构建作用 ^［25-26］.

综上，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具有紧密的理论关联：共同富裕是目标指向，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途径^［26］， 二者共同以促进全体人民富裕为宗旨，通过提升旅游供给质量、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增强区域协调与共享机制，推动分配正义、空间重构与均衡发展. 在共同富裕导向下，有必要从自然、文化、农业等先天禀赋以及市场与治理能力等后天条件出发，进一步厘清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及其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3］.

目前，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常从区域空间正义视角加以阐释^［3］. 传统乡村旅游地的相对贫困源于地理、产业、资源、决策等多维因素构成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27］. 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逻辑在于该结构中生产要素的回流、主体性的恢复与空间秩序的重建，从而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发展^［27］. 在这种框架下，通过制度设计与禀赋治理赋能的乡村旅游产业，可引导区域从受制于城市逻辑的空间“不正义”迈向经济、社会、生活目标一致的空间正义^［3］. 在此过程中，区域经济增长、居民美好生活需求与文旅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形成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关系（如图1）.

基于对相关理论的梳理^{［1，3-4，9，14-16］}，本研究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引领乡镇共同富裕的逻辑概括为资源优化配置与产业融合（R）、社会公平与治理效能（S）、文化传承与精神富足（C）三个维度. 这三个维度相互关联、互为支撑，共同构成后续因果组态分析的理论框架.

1.2 变量设计

1.2.1 结果变量

本文将“共同富裕实现程度”设定为结果变量. 在县域与乡镇层面的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普遍面临相对贫困治理常态化与制度化^［28］、更大尺度上资源与服务共享效率不足，普惠发展和机会公平保障有限、特殊群体关怀不足，以及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协调性与稳定性有待提升等问题^［9，16］. 既有研究中均强调，相对贫困治理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治理能力等指标与共同富裕目标及其公平价值取向紧密关联^{［23，28］}. 基于探索性研究特点，并考虑数据可得性、代表性和科学性，本研究参考毛勒堂^［22］、张圆刚^［3］、周文等^［29］的相关观点，从区域内部收入差距、区域间比较的社会治理水平、相对贫困指数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四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的定性衡量体系. 结合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的区域协同与共享特征，本文选取重点镇所在县（市）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以及排秩后的社会治理水平、相对贫困指数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进行平均加权降维后形成各案例的结果变量.

1.2.2 条件变量

基于前述理论维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乡镇整体发展的影响具有多维性与交互性，其引领共同富裕的机制可归纳为三个层次：资源优化配置与产业融合为基础层，通过识别关键资源、优化要素配置与促进产业融合，为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撑；社会公平与治理效能为保障层，通过改善“核心-边缘”结构、重塑多元主体关系与完善治理体系，确保发展过程中的权利公平与机会公平；文化传承与精神富足为升华层，通过文化资源的活化与文化需求回应，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协同增进.

在资源优化配置与产业融合方面，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通过资本投入、政策引导与技术赋能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并提升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25-26］. 本文参考张广海等^［25］关于旅游资源协同开发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生产资源-人力资本-交通资源协同”与“品牌资源驱动”两类核心模式，将资源开发与价值挖掘（R₁）、政策服务与环境优化（R₂）、产业协同与融合发展（R₃）作为关键条件变量^［30］.

在社会公平与治理效能方面，孙九霞等^［4］指出，通过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推行“村民合作社+旅游公司”等模式，可有效提升乡村旅游发展中就业增收、治理创新与权利保障^［5，30］. 相关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可通过组织发展、空间融合与文化治理促进乡村现代化，并缓解城乡关系中的“飞地化”与“层级化”问题^［2］，据此，本文将空间结构调整（S₁）、主体关系优化（S₂）和治理体系完善（S₃）纳入条件变量体系.

在文化传承与精神富足方面，以袁家村为代表的实践案例显示^［16］，通过物质文化的场景化呈现和精神文化的现代化诠释，可将物质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资本，并将宗族文化融入现代社区治理体系，形成创新型“乡约”机制，从而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推动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 同时，网络平台已成为乡村文化治理创新的重要载体^［21］. 因此，文化资源开发（C₁）、精神文化需求满足（C₂）和文化治理创新（C₃）设定为文化维度的条件变量.各条件变量及其二级指标见表1.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案例

综合考虑案例地的典型性与数据有效性，从首批重点镇名单中选取位于长江经济带11省（直辖市）的37个镇（乡、街道）作为研究案例（表2）.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重点与典型区域，跨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江苏、浙江、湖北、贵州等乡村旅游资源集聚省份均位于其中，区域内部涵盖多类型、多层级的乡村旅游形态. 首批重点镇在自然禀赋、经济基础、政策理解与治理能力等方面呈现显著差异，其共同富裕实现的外部环境亦具有多样性，这为QCA分析提供了典型且具代表性的案例条件.

传统乡村旅游城镇的发展具有田园农业、民俗风情、休闲农业等多种模式. 在中国式都市区化、深度休闲化、资本驱动“双轮”化的旅游城镇化阶段，乡村遗产依赖、景区毗邻依托、市场化投资、小城镇规划等是旅游乡镇建设的主要形式^［31］. 为结合发展现实情况，对组态进行深入解读，依据驱动因素的差异，参考马波^［31］、马勇^［36］、张树民等^［37］的观点和划分标准，将37个案例划分为需求拉动型（I型）、供给推动型（Ⅱ型）、中介影响型（Ⅲ型）、政策支持型（Ⅳ型）、混合驱动型（V型）五种类型.

2.2 数据来源

结果变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浙江大学发布的2021—2023年社会治理百强县名单、中国科学院关于区域相对贫困的研究结果（2014年，2020年），以及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的文献的计算结果.各条件变量的二级指标数据来源见表3.

2.3 研究方法

参考既有研究^{［20-21，33］}，并综合考虑研究样本量特征、样本规模、数据类型（主要为定类、定序及布尔型变量）以及QCA方法对条件细分的要求^［19］，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规模与质量介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适用范围之间. 因此，最终决定采用fsQCA与csQCA相结合的探索性研究路径，以增强结果的稳健性.

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借助fsQCA软件与Tosmana程序实现变量校准与组态分析，在数据收集完成后，首先依据精度更高的fsQCA要求，将原始数据按照四值模糊集间接校准法^［20］校准至0~1区间. 校准后的单变量分析与多因素组合分析是从影响因素推导路径机制的关键环节，其解释效度主要通过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两个指标判断^［19］. 其中，一致性用于衡量条件集合是否可视为结果集合的子集，通常一致性高于0.9可判断为必要条件. 覆盖率则用于评估条件变量对因果路径的解释力度.

在二级指标收集后，依据数据特征分别采用二值化、遥感影像目视判读、基于行政区划的土地面积比例赋值、基于地图导航的时间及距离测算、GIS空间分析和缓冲区邻近分析、模糊向量评价、分类评价等方式进行标准化处理. 完成二级指标处理完成后，依据查尔斯·拉金提出的“基于经验和观察”的赋值原则^［19］，并结合既有研究的赋值经验，采用模糊集直接赋值法进行变量赋值；随后通过平均加权降维，形成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真值表^［15］.

校准是QCA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其核心在于通过隶属度测量赋予数量数据以集合意义. QCA研究要求结果变量具有足够的区分度^［19］，常见的四值校准点设置为90-50-10和75-50-25（分别对应完全隶属、交叉点与完全不隶属）. 结合已有研究^{［11，21］}与多次测试结果，本文最终将0.75、0.5、0.25的设置为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非隶属点，完成对全部10个变量的校准.

3 结果分析

3.1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用以共同富裕形成的必要条件（表4）. 经检验，本文选取的9个条件变量一致性均小于0.9，表明9个变量均不是共同富裕目标产生的必要条件，即共同富裕的实现并不是某个前因条件单独所致；反映出高质量发展条件组合对共同富裕实现与否存在“多重路径因果”，各条件变量对总体目标效果的影响具有相互依赖性，需进一步考察条件变量组合对结果的影响.

3.2 多因素组合分析

在完成数据准备后，采用fsQCA 3.0和Tosmana进行组态分析，以获得更为合理、稳健的条件变量组合. 首先使用Tosmana程序对条件组态进行逻辑余项检验，以识别所提取的组态是否涵盖共同富裕实现的全部理论构型，并判断是否存在矛盾组态. 检验结果表明，所有组态均存在逻辑余项. 随后，使用fsQCA软件对条件变量组合的中间解与简单解进行对比分析，并据此推导核心条件与辅助条件. 核心条件由在中间解与简约解中均稳定出现的因素构成，而仅在中间解中出现的因素则被视为辅助条件. 在频数阈值和一致性阈值的设定上，考虑研究的中小样本特征，将频数阈值设定为1，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 社会科学研究通常将总体一致性达到0.8视为解释效度较高的标准. 同时，为确保组态具备较强的解释力，将总体覆盖率超过50%的组态视为有效且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组态^{［10，20］}.

3.2.1 正向初步因果探究

首先，通过csQCA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条件组合及其对乡镇共同富裕实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 表5展示了fsQCA所识别的正向因果路径. 结果显示，共有 12 种具有解释力的条件组合，各组态均能够较好地解释共同富裕的形成机制，呈现出“殊途同归”的等效特征. 进一步对比各案例的核心条件，可将其归纳为5种有效构型，并按照组态理论化原则对其路径进行命名.

构型A核心条件为资源开发与价值挖掘（R₁）处于高水平，伴随文化治理创新（C₃）或主体关系优化（S₂）与治理体系完善（S₃），但其他条件多处于低水平， 代表案例包括E7、W2. 作为核心条件，R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挖掘具有吸引力的乡村旅游资源（如自然景观、农业体验等），直接带来经济效益，提升乡镇收入与就业水平，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这与“资源优化配置与产业融合是基础层面”的理论^{［24，30］}相一致. 当C₃作为伴随条件出现时，通过创新文化治理方式（如数字化文化传播、网络社区治理），强化文化资源的活化与共享，满足居民精神需求，避免文化边缘化与排斥. 当S₂或S₃协同出现时，则通过强化农民主体地位、完善治理体系，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并防止“飞地化”等治理风险^［4-5］. 基于其特征，将构型A命名为“资源开发主导型”.

构型B的核心条件为政策服务与环境优化（R₂）处于高水平，并伴随空间结构调整（S₁）与主体关系优化（S₂）， 代表案例为E6. 作为核心条件，R₂通过政府制度设计、政策扶持、公共服务完善与基础设施提升，有效改善乡村旅游的发展环境，增强对资本、人才与创新资源的吸引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24，27］}. 当S₁与S₂同时出现时，通过优化镇域结构、促进城乡空间秩序重构以及调整主体关系（如“村民合作社+旅游公司”模式），能够化解“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矛盾，推动空间正义与社会公平实现，确保农民能够平等参与旅游发展并分享收益^［3-4］. 因此，将构型B命名为“政策服务主导型”.

构型C根据案例条件差异可分为C1、C2两个子构型. 构型 C1的核心条件为产业协同与融合发展（R₃）处于高水平，常伴随资源开发与价值挖掘（R₁）、精神文化需求满足（C₂）、文化治理创新（C₃）、主体关系优化（S₂）等. 典型案例包括E2、E5、E8、E9、M3、M4等. 作为核心条件，R₃通过推动旅游、农业、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现经济多元化与规模效益，从而增加就业，提升收入. 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路径可通过生产要素回流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24，27］}. 当C₂和C₃同时具备时，文化元素被有效嵌入产业体系，通过游客与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带动文化资本增值；当S₂出现时，通过组织创新（如合作经营）保障农民获得收益，避免利益外流. 此类组态强调效率与公平的平衡，通过产业驱动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裕，尤其适用于产业基础较好的乡镇. 因此将C1命名为“都市区文化产业协同主导型”. 构型C2由多个高水平条件共同组成，通常包括资源开发与价值挖掘（R₁）、产业协同与融合发展（R₃）、精神文化需求满足（C₂）、文化治理创新（C₃）、空间结构调整（S₁）、主体关系优化（S₂）、治理体系完善（S₃）等. 该组态反映了资源优化、社会治理与文化传承三者的协同推进，通过多维度条件联动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全面覆盖，是结构最为完整、理论上最为理想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 其通过系统治理有效化解“核心—边缘”空间结构问题，并在实践案例中得到验证^［16］， 据此将C2命名为“发展治理共生驱动型”.

构型D的核心条件为文化治理创新（C₃）或精神文化需求满足（C₂），并伴随空间结构调整（S₁）或主体关系优化（S₂）. 典型案例包括E1、E3、E11. 当C₃或C₂为核心条件时，通过文化资源的现代化转译（如“乡约”创新、沉浸式场景化体验）与精神需求回应，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增强社区凝聚力，实现文化与经济价值的统一^{［16，21］}. 此类组态通常通过优化社会关系基础促进集体行动，使文化治理更具群众基础. 该路径以文化为切入点，通过精神建设间接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尤其适用于文化资源禀赋突出的乡镇，可实现所谓的“弯道超车”，因此将构型D命名为“文化价值链驱动型”.

3.2.2 负向结果组态检验

正向结果的分析表明，重点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呈现出差异化的组态特征，各组态的覆盖率并未表现出绝对优势. 同时可以观察到，多种负向条件的组合却指向了正向结果，说明案例中存在明显的因果不对称性. 为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同因异果”现象，并深入剖析负向条件组合如何导致正向结果^［38］，有必要对负向案例开展补充分析，以揭示不同条件组合的深层作用机制. 相较于正向共同富裕实现路径，负向案例的组态结构更为简约. 因此，本研究采用fsQCA对条件组合与负向案例之间的关系进行求解. 为确保与 csQCA 的可比性，fsQCA的阈值设置设定采用了与前者一致的交叉点设置.

分析结果表明，共提取出4种负向构型，总体覆盖率为0.711，意味着这些组态解释了71.10%的非共同富裕实现案例（表6）.对比核心条件后发现，正向案例和负向案例之间未出现由两个以上核心条件组合构成的“同因异果”现象，说明正向与负向路径的构成逻辑较为清晰稳定. 与此同时，四种负向构型反映了未实现共同富裕乡镇内部的显著异质性：W构型表现为“强价值挖掘+弱治理效能”，覆盖案例最多（7个），是中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较为典型的现实；X构型与Y构型分别对应西部常见的“强资源配置+弱治理创新+弱社区基础”模式，以及中部地区典型的“弱乡村精神+强产业发展+强社区基础”模式. Z构型最为复杂，多出现于“中介影响型”（Ⅲ 型）乡镇，通常受知名景区（如宏村、仙女山、大理古镇）的强外部影响而形成.

所有负向结果表明：社会公平和治理效能的相对薄弱，是部分“重点镇”（W、X构型）未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障碍. 这一发现与当前中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状况高度契合. 同时，主体关系优化与政策服务优化的缺位揭示了许多案例地的共性问题，即在社会经济实力不足的背景下，缺乏良好的实体经济营商环境或稳健的基层组织能力，导致即使具备较好的旅游资源禀赋，也未能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此外，Y、Z构型中，“多重正向条件却产生负向结果”的现象似乎违反逻辑，但并不意味着存在“高禀赋或良好基础条件反而导致低发展”的因果关系. 其根本原因在于，共同富裕导向下的乡村旅游开发需要外部创新要素的有效注入，以及创新主体能够嵌入乡村发展体系的科学资源整合机制. 这类机制的运行强烈依赖于开发模式的统筹能力与制度安排^{［14，39］}. 因此，当创新要素引入不足、资源整合机制不完善或统筹力量缺失时，即便拥有优越禀赋，也可能难以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从而出现“基础条件良好但发展不足”的表象.

3.2.3 不同发展模式的异质性结果分析

五种组态虽核心条件各异，但均通过R-S-C维度的互动实现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引领. 构型A、B体现单维度驱动，通过效率或公平优先实现目标；构型C1与D强调双维度协同，在经济-文化或经济-社会关系间寻求平衡；构型C2则展现综合治理，实现全方位发展. 这些组态揭示了乡镇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具有多样性和等效性，为进一步分析主导要素、形成发展模式的机制及最有利于共同富裕的驱动方式提供了理论基础.

结合表2的乡村旅游类型可见，不同发展模式下“条件—结果”的组合呈现显著异质性（表7）. 其中，I型案例除M9（开慧镇）外，多依托强劲的城乡要素循环与市场驱动实现共同富裕，说明共同富裕导向下乡村旅游开发存在显著空间非正义，优越区位本身具有天然优势^［3］. V型乡镇虽数量较少，但在经济基础雄厚的区域中，强产业链结构均能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其混合型驱动力体现了较高的旅游发展阶段，多条件叠加代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协调，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并实现共享^{［15，26］}. 相比之下，Ⅱ型案例与Ⅳ型案例的条件组合相对薄弱，仅沿海或大城市近郊（E7、E10、M3）出现共同富裕结果. 最值得关注的是Ⅲ型乡镇，均呈现负向结果，反映出在共同富裕导向下，传统依托核心景区或中介服务的模式已难以支撑乡镇发展^［8］，高质量发展要求新的资源观、资源创新理念与交互渗透式开发模式，而热点景区的存在并不必然带来乡村旅游繁荣，更需依托社区增收机制与公平分配体系，使区域优质资源真正惠及当地居民.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我国乡镇层面乡村旅游发展面临多样的内生性环境，本研究以组态思维为核心，系统揭示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推动乡镇共同富裕的复杂因果机制. 核心发现表明，共同富裕的实现并不依赖任何单一必要条件，而是由“资源-治理-文化”三维度条件的多重并发与非线性耦合作用驱动，呈现显著的“多径趋同”效应. 同时，正向与负向案例的组态构型完全异质，进一步印证了旅游驱动共同富裕的典型“因果非对称性”特质. 主要结论如下： 1）都市区文化价值链驱动是当前最具效率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 对应于构型A与部分构型C1，该路径在大都市辐射范围内的I型与V型乡镇中表现尤为突出. 其内在逻辑在于，将区位优势与市场需求转化为发展动能，通过“资源开发（R₁）-文化治理（C₃）协同”或“产业融合（R₃）-精神需求满足（C₂）联动”的核心组态，将地理邻近性转化为文化经济优势，实现城乡要素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高效流动与价值增值，是“以城带乡”在文旅融合领域的典型成功路径. 2）在资源禀赋不足的地区，政策服务与系统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替代性路径. 构型B与C2清晰揭示了这一机制，构型B（如E6）展示了强政策供给（R₂）如何通过空间结构调整与主体关系重构（S₁， S₂）有效突破“核心-边缘”锁定效应；构型C2则体现了“产业-治理-文化”多维度条件的系统协同所形成的共生驱动机制. 次类路径表明，在长三角边缘区等资源相对薄弱地区，精细化制度供给与包容性治理创新能够显著弥补资源短板，激发内生动力，为“弱禀赋”乡镇的追赶型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可复制实践样本^［14］. 3）社区组织能力与主体关系是发展成果共享的关键枢纽，其缺位构成共同富裕的核心障碍. 综合所有构型可见，主体关系优化（S₂）与治理体系完善（S₃）是促进增长红利在地化与普惠性的关键机制. 二者的缺失直接导致了W、X等负向构型的形成，使得大量中西部乡镇（Ⅱ型、Ⅳ型）陷入“有增长、无共享”的结构性困境. 尤其值得警醒的是，Ⅲ型（景区依托型）乡镇的全面负向结果表明，在缺乏社区赋权和公平分配机制的条件下，即便依托高等级景区，也难以自动实现共同富裕，传统“涓滴效应”在此失灵.

4.2 讨论

本研究否定了共同富裕存在“单一最优路径”的假设，强调因果非对称性与多径趋同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普遍性. 不同乡镇的共同富裕实现依赖差异化的核心条件组合，因此政策制定不应追求统一模式，而需基于本地禀赋构建最适契合的“条件组态”. 对于都市周边乡镇，应优先深化文化价值链（构型A/C1），通过需求升级与产业融合强化文化驱动；对于资源禀赋中等的乡镇，可借鉴“政策-治理”双轮驱动模式（构型B/C2），提升制度供给与社区组织能力；对于传统资源依赖型乡镇（Ⅱ、Ⅲ、Ⅳ型），关键在于补齐治理短板，特别是优化主体关系与利益分配体系，以破解 W/X 构型所揭示的“增长未共享”困境. 此外，各类乡镇均应积极运用数字赋能，通过线上文化治理（C₃）拓宽市场、破除区位劣势. 结合发展类型可见，“农文旅融合”是多模式乡镇实现共同富裕的共性路径. Ⅲ型乡镇若能推动农业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型，弱化对核心景区与中介平台的过度依赖，有望实现从 Ⅲ 型向 V 型的跃迁，获得更大的共同富裕实现空间.

本研究突破了资源禀赋或市场机制的单一决定论，通过揭示多重要素可形成等效路径，初步构建了一个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组态理论”. 研究显示，共同富裕源于国家（政策服务、治理体系）、市场（资源开发、产业协同）与社会（主体关系、文化治理）三类条件的同步互动，其中“治理”与“文化”与经济条件并列为可替代或增强的核心驱动力. 这一发现既回应了相关文献关注的旅游赋能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黑箱”问题^{［10，40］}，也从乡镇尺度补充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替代性与非线性规律^{［5，12，39］}，深化了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旅游创新路径的理论讨论^［5，8］.更重要的是，本研究显示传统乡村旅游过度强调经济与区位优势的路径在共同富裕时代已难以为继. 随着空间不正义在镇域尺度进一步凸显^［9］，治理效能与文化资本成为纠偏与均衡的关键变量^［11］. 传统乡村旅游发展以区域旅游规划与开发理论为指导，往往强调资源的匹配性以及政策支持、市场调节对旅游开发的保障作用^{［26，41］}，共同富裕语境下的旅游发展条件具有“动态性”，需要在数字转型带来的新机遇中实现合理分配与要素优化^{［28，39］}，避免优势区域因集中性条件集聚而造成的公平退化，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研究也对经典的“核心—边缘”结构进行了中国情境下的再解释，不仅揭示了该结构可通过制度与治理创新被主动破解（构型B），更重指出了多条绕过传统“核心依赖”的主体性发展路径（构型A、C2、D）. 这提示政策应由“追随核心”转向“构建自我生态位”，在更广阔的城乡网络中通过构建自身优势组合实现从“依附性发展”向“自主性发展”的跃迁. 未来研究重点应从识别比较优势转向塑造协同优势，从静态的区位决定论转向动态的关系-网络建构逻辑.

由于乡镇数据的可获取性与样本代表性的限制，本研究的普适性仍需大范围的数据检验. 尤其是“精神富足”“治理过程”等机制仍有赖于质化研究深入发掘. 未来可从三方面推进：其一，扩展样本谱系，纳入更多不同地理、文化与经济背景的乡镇类型，丰富与验证现有组态；其二，引入时间维度，运用动态QCA或案例追踪揭示路径演化与转型契机；其三，构建融合主客观指标、涵盖物质与精神双维度的共同富裕精细化评估体系，为乡村振兴阶段的长期绩效监测提供依据. 持续深化相关研究，将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实现贡献更多理论与实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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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18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01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