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事件-诗歌-认知地图的地方城市空间基因提取研究

Research on the extraction of urban spatial genes based on event-poetry-cognitive map： a case study of Shihezi and Dali

摘要

空间基因作为承载和传递城市记忆的关键，揭示了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互动中形成的空间组合模式.与具有多样化中心职能的大城市不同，地方城市空间基因具有场景性特征.因此，本研究从历史事件、诗歌文本与认知地图相结合的场景性素材综合解析出发，构建了地方城市的空间基因提取方法，并对比了在历史发展和地方环境方面具有鲜明地方性特征的石河子与大理的空间基因异同.本研究揭示了空间基因的多样性及其在不同地域和历史背景下的独特表现，为城市空间基因的提取提供了新的方法路径.实践层面，为城市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地方城市参照.

Abstract

Spatial genes， as key carriers and transmitters of urban memory， reveal the spatial combinatory pattern form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urban space with bo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culture. Unlike large cities with diversified central functions， the spatial genes of local cities exhibit pronounced scene-based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ly， this study develops an extraction method for the spatial genes of local cities by integrating scene-based materials， namely， historical events， poetic texts and cognitive maps， into a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Furthermore， it compares the spatial genes of Shihezi and Dali， two cities that exhibit distinct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diversity of spatial genes and their unique manifestation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providing new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for the extraction of urban spatial genes. Practically， it offers a refere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eservation of urban culture in local citie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空间基因 / 城市记忆 / 城市空间 / 大理 / 石河子

Key words

spatial genes / urban memory / urban space / Dali / Shihezi

在社会快速城市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城市空间的“失忆”“错忆” “断忆”危机日益显著，不仅削弱了城市的归属感，也对城市文化传承的连续性构成了挑战^［1-2］.因此，如何保护和传承城市文化成为普遍关注的议题.2019年段进院士团队提出空间基因理论，用以解译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长期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且相对稳定的空间组合模式^［3-4］.该理论借用生物学中的“基因”概念，强调城市空间不仅是物理形态的集合，更是文化、历史、社会互动的体现^［5-7］，旨在传承城市文化与中华文明.空间基因理论揭示了空间要素之间的构形关系及其在特定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的演变规律，从而为理解和保护城市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8-9］.

城市空间并非简单的物理叠加体，而是自然、历史与文化交互作用下逐步层积而成的有机结构^［10-11］，支撑其有机结构的主体便是构成城市文化表征系统的城市记忆.城市记忆不仅反映了过去的历史事件，也承载着城市居民的情感和文化认同^［12-13］.本文从追索城市记忆的视角提取空间基因，以推进空间基因提取的方法创新.近年来，地理与规划学者通过多种方法识别和提取空间基因，包括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与遥感技术的空间特征分析、形态学与空间句法等定量方法，以及结合传统聚落的文化与历史背景进行的定性研究.定量方法能够在大尺度上精准提取空间结构特征，推动空间基因类型识别、组合模式与图谱构建等领域发展.定性方法侧重对空间与文化、社会、生态关系的整体理解，强调地方性与文化连续性，有助于揭示空间基因的深层机制与人文价值.二者的融合，可以在数据驱动与人文理解之间建立桥梁，实现空间基因的多维度识别与机制解析^［14-17］.然而，现有空间基因提取方法大多局限于村镇尺度，缺乏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空间叙事视角，以致无法在地方城市文脉延续的可操作性技术方面取得进展.

为此，本研究通过构成城市记忆的历史事件、诗歌文本和认知地图的综合分析和比较，解译地方城市的空间基因，从宏观叙事、文化表征与日常感知三者结合的视角为空间基因提供可操作性分析技术.三者结合的视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三者相辅相成，在时间、象征与实践维度上形成完整的空间基因提取逻辑.历史事件反映城市发展的制度变迁，承载着集体记忆；诗歌将空间特征转化为文化意象，体现地方认同；认知地图则揭示个体层面的记忆呈现.

本研究的文献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基于宏观叙事、文化表征和日常感知的空间基因提取路径，可为地方城市文化的在地性保护提供实践指导，为相关城市空间基因研究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依据.

1 空间基因研究综述

空间基因理论源于生物学中基因的概念.基因作为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负责携带和传递遗传信息，在调控生物体形态、功能及发育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生物体内的基因通过特定的排列组合，形成不同的遗传特征，而这些特征会在代际间传递^［18］.基因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解释复杂系统的框架，这一框架也适用于城市空间的分析^［19-20］.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历史遗产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具有自组织性、层级性和开放性等特性^［21］.因此，类似于生物学中基因通过碱基对的排列组合形成遗传密码，城市空间中的各类要素：如街道、建筑、公共空间等，也可以通过特定的空间构形和组织规则进行组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空间基因^［22-23］.空间基因不仅承载了特定的空间信息，还维持着各类空间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帮助城市维持其独特性和地方特色^［24-25］.

空间基因的作用机制可以通过“编码”“复制”和“表达”三个过程进行阐述^［26］.首先，空间基因的“编码”过程将城市空间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转化为空间要素的组合方式.这些空间要素通过特定的空间构形关系被“编码”成一种具备地域特色的空间基因.其次，空间基因通过“复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持一致性与延续性.这一过程确保了城市空间的连续性，使得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能够保留其独特的地方记忆，并与当地文化和环境相适应.最后，空间基因通过“表达”影响城市空间的具体形态和结构，从而空间基因在不同的城市形态和空间布局中得以显现，维持城市的地方特色和文化传承^［27］（图1）.

空间基因不仅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应用在实际的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同样重要.因为这是延续城市文脉和避免“千城一面”的基础性指导.空间基因解析与传承技术体系已在苏州古城的保护、雄安新区规划及江南水乡客厅的设计与建设中得到实际运用^［28-29］.在这些案例中，具有城市记忆功能的空间基因提炼具有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作用，是解析空间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本文从历史事件、诗歌、认知地图三者结合的视角提取两座地方城市的空间基因，并进行比较，以推动空间基因理论的进一步应用^［30-31］.

2 材料与方法

2.1 案例地

空间基因一方面具有地方差异，一方面又具有规律性.因此，本文选取了地方差异比较大的两个地方城市：石河子和大理.由于城市发展的时间要素对空间基因的形成格外重要，这两个城市也分别代表了不同时间累积的城市.对二者进行对比研究可以最大可能覆盖不同发展历史、不同自然环境、不同文化路径共同影响下的地方城市空间基因差异.石河子是新中国建设背景下规划形成的典型屯垦城市，呈现出现代制度建构与军垦开发模式相结合的特征，而大理是传统历史文化名城，独特的自然地形与多民族文化长期共构.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及文化传统的地方城市发展路径和文化差异，可以反映出空间基因塑造与传承中的地方差异和共同规律.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历史事件、诗歌文本和认知地图.历史事件主要依托地理方志、历史文献与档案资料，重点选取那些对城市空间演变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大理市共收集29个历史事件，筛选后最终确定有效历史事件20个.石河子市共收集21个历史事件，筛选后最终确定有效历史事件12个.诗歌文本的筛选依据为地方诗歌及描写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作品，大理市共收集42首诗歌，筛选后最终确定有效诗歌为37首，石河子市共收集15首诗歌，筛选后最终确定有效诗歌10首.认知地图的绘制是通过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和居住年限的城市居民与游客，从而避免因群体结构单一而导致的偏见或空间认知片面性，向大理居民和游客发放22份，实际回收有效草图21份，有效回收率95.5%.在石河子中心区域向当地居民和游客发放21份，实际回收有效草图16份，有效回收率76.2%.

2.3 提取流程

结合生命科学的生物基因遗传机制，从地理学自然肌理和建成环境相结合的视角^{［3，8，17］}，确定基于地方城市空间基因提取的基本流程为城市认知—场景识别—要素组合—基因提炼.其中，山水格局、街巷肌理、建筑风貌三个层次涵盖了自然、社会与文化多个维度，因此本文基于这3个层次进行空间基因的凝练.具体可分为4个主要步骤：1） 地方城市认知.通过卫星地图、开放街区地图及地方志等资料，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全面认知地方城市的空间结构及其历史文化特征.2） 特色场景识别.通过对已有资料的分析，提取出承载地方历史、文化和社会特征的空间载体.在此基础上，依据空间载体的功能特征和空间尺度，基于空间基因提取的3个层次（山水格局、街巷肌理、建筑风貌）对空间载体进行归类整合.最终，结合实地考察的认知，确定其特色场景，为进一步提炼空间基因奠定基础.3） 要素组合分析.不同层次的空间载体进行空间要素的组合，并依据稳定性与协同性进行筛选.稳定性指空间要素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持续性，即空间形态在演变过程中保持稳定.协同性则关注影响空间形态的多重因素，它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否是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4） 空间基因凝练.从不同的空间要素组合最终形成地方城市独特的空间基因.

3 研究结果

3.1 地脉组合

大理位于云贵高原西部，地处横断山脉南缘，地势四周高中间低，西临苍山，东靠洱海，构成典型的山水地貌格局.洱海、苍山及周边生态廊道共同构建起完整的山水系统.白族等民族聚落因势而建，农耕、渔业与手工业传统延续至今，呈现出景观完整、要素多样的复合型地域形态.大理自古为茶马古道枢纽，是滇藏交通与物资交换的重要节点，南诏、大理国等历史政权在此建都，佛教文化、白族文化、中原文化交融并存，共同构筑起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

石河子位于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势西高东低，南临南山，坐落于玛纳斯河冲积扇平原之上，地貌类型以戈壁、绿洲和沙地为主.该区域原为荒漠戈壁，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国家屯垦戍边战略主导下进行系统开发，通过引水造田、防风固沙和绿洲营建，建立起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人工生态系统.城市空间结构呈组团式布局，农业区、工业区、居住区分区明确，交通网络规整有序，反映出计划经济时代的典型城市结构.石河子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核心城市，以农业机械化和轻工业为基础，形成以棉花种植、农产品加工和教育科研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在持续推进荒原开垦与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石河子形成了以农垦文化为核心、功能高度集成的现代化绿洲城市形态，展现出绿色创新的军垦型区域发展模式.

3.2 场景识别

特色场景是在城市空间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延续下来的空间单元，是人们对特定空间形态和功能要素长期感知与利用的结果.特色场景多关联于城镇中的关键节点、格局结构、功能片区或公共空间，并通过历史事件、文献记载与日常经验的积累，成为具有识别度的典型场所.这些空间往往承载着城市记忆，通过特定场景唤起人们对城市过去的认知与情感联系，是集体记忆在空间中的具体投射.特色场景识别从三个方面展开.

1） 历史事件：通过系统梳理两地城市发展历程中的关键历史事件，绘制历史事件时间轴图（图2），以识别承载历史记忆功能的空间载体.

2） 诗歌文本：结合关键词提取与词频分析，分别生成石河子与大理的诗歌词云图（图3），以识别反映文化认知的空间载体.

3） 认知地图：通过草图的要素归类与地标提取，识别出公众认知中出现频率高、空间集中度强、情感认同明确的空间载体（图4）.

基于上述三类识别路径提取的典型空间载体，依据其功能特征和空间尺度，按照山水格局、街巷肌理与建筑风貌三个层次进行归类整合，山水格局由自然环境中的大尺度空间载体（如山川、河流等）构成，反映地方的地理和生态功能；街巷肌理包括中尺度的城市空间载体，反映地方的社会功能和历史演变；建筑风貌则由微观尺度的建筑和场所构成，具有文化象征意义，体现了地方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承.从而明确每一层次下的空间认知与特色场景（表1）.

历史事件、诗歌文本与认知地图并非简单对应三个层次，而是通过多维度的交织，共同构建出空间基因的多层次表达.历史事件为山水格局和街巷肌理提供纵向时间框架；诗歌文本通过文化象征强化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认知，支撑山水格局和建筑风貌；认知地图则关注日常空间使用和情感认同，直接关联建筑风貌和街巷肌理.

3.3 特色场景中的空间要素组合

3.3.1 大理

1） 山水相依，自然生态与城市和谐共生.通过对大理自然景观进行分析，识别出构成该类空间特征的六个核心空间要素：山、湖、城、田、河、岛.这些要素在空间上呈现出特定的组合模式，是自然景观格局与人居建设共构共生的重要表现.

基于对典型区域空间结构解读，可归纳出大理4类具有代表性的空间要素组合形式：①山-田-城-湖（图5a）：典型区域是大理市整体地貌格局中苍山至洱海之间的空间带.西侧的苍山作为地形骨架，东侧洱海作为核心水体，北部多为农业用地，分布有大面积农田及村落，南部则为集中发展的城市建成区，由此形成“后山、北田、南城、前临湖”的典型空间结构；②湖-河-城-山（图5b）：典型区域是洱海西岸、西洱河流域及其周边建成区.苍山提供了稳定的地貌背景，洱海位于城市前缘，西洱河由湖体引出，自东向西穿城而过，共同界定出“前湖、中河、内城、后山”的典型空间序列；③城-湖（图5c）：典型区域是洱海沿岸整体的城镇发展带.城镇沿湖岸线分布，构建出连续而开放的水岸界面，形成“城市围湖、湖嵌城市”的空间关系；④湖-岛-城（图5d）：典型区域以金梭岛及其周边洱海岸线区域为代表.金梭岛上建有旅游设施，与洱海岸线城镇在功能上相互依托，形成“湖中有岛、岛中有建、岸岛相连”的空间格局.

2） 古今辉映，历史文化与旅游空间融合发展.通过对大理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空间结构的综合分析，识别出构成该类空间特征的4个核心空间要素：历史建筑、街巷、公共空间、现代地标.这些要素在空间上相互交织，形成由历史文化空间向现代旅游场景转换的复合空间格局，是大理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并进的重要表现.

基于对典型区域空间结构的解读，可归纳出以下3类具有代表性的空间要素组合形式：①街巷-历史建筑-公共空间-现代地标（图5e）：大理整体城市肌理以“沿山面海、轴线串联、自然嵌套”为基本特征，城市道路体系依苍山山体南北走向展开，形成顺应地势、脉络清晰的街巷网络.同时，串联起龙尾关遗址、将军洞等历史建筑，连接人民公园、洱海公园等公共空间，并嵌合兴盛大桥、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城市地标，构成融合历史记忆、自然景观与现代文化的复合空间.不仅延续了城市历史文脉，强化了市民日常的空间认同，也实现了旅游观光、文化展示与生态体验的有机结合，展现出大理山水格局与人文脉络共生共构的城市空间价值.②公共空间-街巷-现代地标（图5f）：典型区域为兴盛大桥与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一带，通过街巷系统（兴盛路）实现了地标性景观与文化公共空间的有机衔接，形成了一条富有层次的空间体验序列，不仅展现了城市景观与人文场所之间的互动，也体现了大理在城市空间塑造中对开放性与文化延续性的整体追求.③历史建筑-街巷-公共空间（图5g）：典型区域如天宝公园与人民公园一带，通过街巷系统（人民街）实现了历史建筑与文化公共空间的有机联结，构建出一条融合历史记忆与当代生活的空间序列，不仅延续了城市文脉，也强化了居民的文化归属感.

3） 民俗延续，白族聚落与当代建筑共构风貌.大理古城、喜洲古镇、三月街片区等地保留有“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传统白族院落格局，形成规整有序、层层递进的坊院聚落形态.民居建筑普遍坐西朝东，背苍山，面洱海，体现对自然格局的顺应与利用；屋脊错落、飞檐翘角，构建出独特的建筑轮廓与空间特征.白族民居建筑体系自唐代南诏时期已具雏形，深受中原礼制思想与营建技术影响，又在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中不断被本土化.南诏、大理国时期即已形成以院落为核心的聚居形态，明清至民国时期逐步丰富细节与装饰风格，构建出系统成熟的地方营建传统.现今保留的大户院落如严家大院、董家大院等，已成为地方集体记忆的物质锚点，见证了大理社会结构、审美取向与文化认同的历史演化.同时，大理在城乡建设与旅游开发中广泛融入白族传统要素，通过对院落格局的延续，保留了白族聚落的整体风貌，使传统与当代的空间逻辑实现融合，形成了传统聚落与当代建筑协同共存的复合形态，构建出既承载历史记忆、又回应当代需求的风貌体系（图5h）.

3.3.2 石河子

1） 绿洲镶嵌，沙漠田野与水利系统共构风貌.通过对石河子自然景观进行分析，识别出构成该类空间特征的4个核心空间要素：山、田、城、河.这些要素相互嵌套，共同构成一套典型的绿洲-城市-水利共生系统，体现出军垦建设对自然资源的主动调控与重构能力.

基于对典型区域的空间结构分析，可归纳出以下2类具有代表性的空间要素组合形式：①山-田-城-河（图6a）：南山作为城市的地貌背景与生态屏障，其北侧分布大面积规则化农田，城区分布于农田之北，最东侧的玛纳斯河作为重要水体，承担灌溉、排水与滨水景观等功能.整体构成“南山为屏、中部垦田、北部设城、东临水系”的典型绿洲空间结构.②城-河（图6b）：城市建成区沿玛纳斯河西岸有序展开，河流作为城市东部的自然边界，体现出城水之间紧密依存的空间格局.

2） 轴线清晰，规整街区与绿化空间协同布局.通过对石河子城市结构的分析，识别出构成该类空间特征的4个核心空间要素：街巷、公共空间、城市地标、历史建筑.这些要素呈现出多层级、有序化的空间系统.代表性组合为：①街巷-公共空间-城市地标-历史建筑（图6 c）：城市整体以棋盘式路网为结构基础，构建出高度规整的空间秩序.街道（西一路、东一路、北一路等）作为组织骨架，将各类功能区有序分隔，并在轴线节点处嵌入军垦广场、西公园等公共空间，串联起艾青诗歌馆、石河子大学等城市地标，以及军垦博物馆、老办公楼等历史建筑.该组合体现出“街道规整、节点清晰、标志嵌套、记忆承载”的空间逻辑，是军垦时期制度化规划理念的具体体现.②城市地标-街巷-公共空间（图6d）：典型区域为艾青诗歌馆与军垦广场一带，通过街巷系统（红山街道）实现了文化地标与核心公共空间的有机衔接，不仅强化了地标建筑的文化辐射力，也激活了街巷的公共属性.③历史建筑-街巷-公共空间（图6e）：典型区域为军垦第一楼与石河子图书馆一带，通过街巷网络（夕阳红街）实现了历史建筑与公共空间的有效串联，形成了一条融合时代记忆与市民生活的空间走廊.

3） 兵团精神延续，历史地标与当代建筑融合共生.石河子城市建筑形态的演进，体现了城市从适应生存需求到实现有序建设的发展变化.建城初期，为应对极端自然条件，军垦战士普遍以“地窝子”形式居住，低矮半埋、因地制宜，体现出早期军垦拓荒阶段的生存实践与环境适应策略.随后，住宅形态逐步演化为规整统一的组团式布局，构建出“军垦方阵”式的建筑格局.建筑尺度整齐划一，功能分区明确，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的空间逻辑（图6f）.

4 地方城市的空间基因表达与比较

不同层面上的空间要素通过特定的组织与组合方式，反映出各自独特的地域经验与营城逻辑，逐步沉淀为具有持续识别性的空间基因.这些空间基因不仅呈现了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对自然格局的回应与人工建构的策略，也映射出地方文化的延续与集体记忆的积累，构成城市空间形态演进中的核心文化内核（表2）.

大理的空间基因源于其深厚的自然基础与多元文化底蕴.在山水格局层面，城镇依托苍山为屏、洱海为界，自然形势层叠展开，构成“山水夹抱、依山傍水”的生态空间基因；在街巷肌理层面，传统聚落沿环湾岸线有机生长，坊市交融、巷道密布，织构出“环湾坊巷、织忆成景”的聚落肌理基因；在建筑风貌层面，白族民居强调院落围合、序列进深，黛瓦粉墙、飞檐翘角的在地建构语言，沉淀为“坊院围构、黛瓦青檐”的地域风貌基因.三者共同构筑出大理人居环境中自然共生、文化延续与地域识别高度融合的空间基因体系.

石河子的空间基因则是军垦体制与人工改造自然相结合的产物.在山水格局层面，城市依托南山冲积扇与玛纳斯河水系，构建出“引水筑城、依山屯垦”的生态空间基因；在街巷肌理层面，道路格局以棋盘式网格为骨架，组团嵌套、轴线清晰，构成“规整格网、忆构成形”的聚落肌理基因；在建筑风貌层面，居住形态由“地窝子”演变为统一尺度的住宅组团，形成“窝地开基、军垦方阵”的地域风貌基因.三者共同呈现出石河子城市形态中制度记忆、军垦文化与绿洲生态协同建构的空间基因体系.

城市的发展依赖于自然地形和水源，这两座城市在自然与人工干预的比重上存在显著差异.大理更多反映自然环境的依赖和共生，城市发展顺应苍山和洱海的地理格局，表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点.相比之下，石河子则突出人工干预，尤其是在水资源的引导与水利设施建设方面，体现了人类主导的空间规划和对自然资源的主动调控.因此，大理强调自然的主导作用，而石河子则更多表现为人类对自然进行有意识的改造.在街巷肌理层面，大理与石河子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历史文化的积淀，承载着历史记忆，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空间结构.大理的街巷布局呈现出复杂的有机形态，街道错综交织，坊巷环绕，形成了以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为纽带的多重空间结构.而石河子则呈现出高度规范的网格化布局，街道系统清晰明确，空间功能划分有序.这种规整的空间结构突出了制度化和功能化，反映了军垦体制下对效率和规范的高度追求.在建筑风貌层面，大理与石河子都深刻反映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响应，两者的建筑风格均具有地方性特征，体现了对环境的适应以及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大理的建筑风貌以白族传统院落为核心，强调院落的围合性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其建筑多为低矮的民居，外观简洁而富有装饰性，黛瓦青檐的设计体现了白族的传统文化与审美观.而石河子的建筑风貌则更多体现了功能性与实用性，早期以“地窝子”形式居住，逐渐过渡到组团式的住宅布局，强调居住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反映了军垦时期对生活条件和空间使用的实际需求.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历史事件、诗歌文本和认知地图3类记忆素材，提取了石河子和大理的空间基因，并对两座城市进行了对比分析，揭示了在不同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下，空间基因的独特性与多样性.本文的贡献在于为地方城市空间基因的提取提供了新的方法路径，也为城市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实践依据.

通过识别空间基因，不仅可以揭示城市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文化特质与社会结构，也有助于增强居民对城市的归属感与地方认同^［32］.空间基因的研究不仅关注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化轨迹，更强调对其所蕴含文化逻辑与社会机制的深层解析.历史事件、诗歌文本和认知地图作为文化记忆与集体认同的物质载体，不仅“承载”历史记忆，也在日常实践与社会互动中不断“生产”新的记忆^［33］.对这些载体层积过程的解析有助于厘清城市空间形态的生成机制，并为地方文化的延续与再生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空间基因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它在社会实践、制度介入与日常经验中持续生成与变异^［34］.因此，本研究带来以下启示：空间基因提取不仅要关注“物”的维度，更应涵盖“人”的参与和“时间”的累积.不仅应超越传统的类型学路径，向多元叙事和在地视角靠拢，更要回应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的文化复杂性与空间差异性.

尽管本研究以石河子和大理为例，但其提取空间基因的方法和思路对其他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的中小城市同样适用.然而，本研究也面临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虽然历史事件、诗歌文本和认知地图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但仍存在局限.诗歌文本的收集可能未覆盖所有地方文化的表现，认知地图的样本量可能无法全面反映所有居民的空间认知，尤其是在更大规模的城市中，如何保证素材的全面性和代表性，仍是未来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对于更大规模的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更为复杂，涉及的社会历史因素更加多样，单从这3类要素出发可能难以适应.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当在方法上进一步拓展，探索如何提取更大规模和复杂城市的空间基因.

参考文献

[1] SUN Y Q. Making urban memory visible： the on-screen transformation of Beijing’s hutong districts during modernization （1940s—2010s）［J］. Urban History， 2025， 52（2）： 264-282.

[2] DING S L. Collective memory and identity of a rebranded ‘Chinatow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23， 29（11）： 1265-1281.

[3] 段进， 邵润青， 兰文龙， 等. 空间基因［J］. 城市规划， 2019， 43（2）： 14-21.

[4] DUAN J， SHAO R Q， LAN W L， et al. Space gene ［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9， 43（2）： 14-21. （Ch）.

[5] 郑时龄. 从发展理论到空间基因： 段进学术研究与工程实践脉络［J］. 世界建筑， 2023（10）： 15-17.

[6] ZHENG S L. From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theory to space gene： Duan Jin’s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e［J］. World Architecture， 2023（10）： 15-17. （Ch）.

[7] 肖竞， 李和平， 蒋洁茹， 等. 从“依形套式”到“循章衍法”： 构形机理导引的历史城镇空间基因整体识别与活态传承［J］. 中国名城， 2024， 38（8）： 22-30.

[8] XIAO J， LI H P， JIANG J R， et al.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forms and styles matching” to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llowing”： the integrated identification and dynamic inheriting of spatial genes in historic towns guided by configuration mechanisms［J］. China Ancient City， 2024， 38（8）： 22-30. （Ch）.

[9] 段进， 姜莹， 李伊格， 等. 空间基因的内涵与作用机制［J］. 城市规划， 2022， 46（3）： 7-14；80.

[10] DUAN J， JIANG Y， LI Y G， et al. Space gen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al mechanism［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2， 46（3）： 7-14；80. （Ch）.

[11] 黄宗胜， 王志泰， 龚鑘， 等. 空间基因相关研究进展［J］. 华中建筑， 2020， 38（11）： 13-16.

[12] HUANG Z S， WANG Z T， GONG L， et al. Related research progress of space gene［J］. Huazhong Architecture， 2020， 38（11）： 13-16. （Ch）.

[13] 肖络， 杨柳. 渝西乡村聚落空间基因识别、演进与影响因素研究： 以重庆璧山区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25， 43（3）： 102-112.

[14] XIAO L， YANG L. Research on spatial gene identification，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western Chongqing： a case study of Bishan District， Chongqing［J］.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25， 43（3）： 102-112. （Ch）.

[15] 庞开拓， 唐相龙. 绿洲型城市空间基因的生成机制与表达路径研究： 以敦煌市沙州城区为例［J］. 南方建筑， 2025（4）： 79-88.

[16] PANG K T， TANG X L.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expression path of spatial genes in oasis-type cities： a case study based on Shazhou urban area in Dunhuang City［J］. South Architecture， 2025（4）： 79-88. （Ch）.

[17] DUAN J， LAN W L， JIANG Y. An evaluation approach to spatial identity in historic urban areas from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J］. Frontiers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 2022， 11（5）： 806-814.

[18] SALEMINK O. Introduction： heritagizing Asian cities： space， memory， and vernacular heritage practic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21， 27（8）： 769-776.

[19] AŞUR F， KULEKCI A E， PERIHAN M. The role of urban landscapes in the formation of urban identity and urban memory relations： the case of Van/Turkey［J］. Planning Perspectives， 2022， 37（4）： 841-857.

[20] LAK A， HAKIMIAN P. Collective memory and urban regeneration in urban spaces： reproducing memories in Baharestan Square， city of Tehran， Iran［J/OL］.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9， 18［2025-11-30］.

[21] 郑文俊， 曹文涛， 洪子臻， 等. 漓江流域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基因识别与图谱建构［J］. 风景园林， 2024， 31（12）： 40-48.

[22] ZHENG W J， CAO W T， HONG Z Z， et al. Gene identification and map construction of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Li river basin［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4， 31（12）： 40-48. （Ch）.

[23] LAN W L， CHEN J H， DUAN J， et al. Convergence， mining， and application： a data collaboration framework for spatial-gene research and practice［J/OL］. Buildings， 2024， 14（12）［2026-5-20］.

[24] 徐云飞， 李钰， 刘粟伊. 传统小城镇空间形态基因提取与量化表征方法研究： 以汉中地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3， 30（3）： 73-80；2.

[25] XU Y F， LI Y， LIU S Y. Study on the gene extraction and quantitative characterization methods of traditional small town spatial morphology： a case of Hanzhong district［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3， 30（3）： 73-80；2. （Ch）.

[26] 刘佳， 李彩林， 肖云. 特色村镇空间基因识别及机制解析： 以湘西山地苗族村镇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23， 41（1）： 22-31.

[27] LIU J， LI C L， XIAO Y. Space gene identification and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characteristic rural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of Miao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western Hunan［J］.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23， 41（1）： 22-31. （Ch）.

[28] 谢兆辉. 基因概念的演绎［J］. 遗传， 2010， 32（5）： 448-454.

[29] XIE Z H. The development of gene concepts［J］. Hereditas， 2010， 32（5）： 448-454. （Ch）.

[30] 赵万民， 廖心治， 王华. 山地形态基因解析： 历史城镇保护的空间图谱方法认知与实践［J］. 规划师， 2021， 37（1）： 50-57.

[31] ZHAO W M， LIAO X Z， WANG H. Analysis of mountain morphological genes： cognition and practice of spatial map method of historical town protection［J］. Planners， 2021， 37（1）： 50-57. （Ch）.

[32] 朱勍. 城市研究中生命视角的引入［J］. 城市规划学刊， 2008（2）： 24-30.

[33] ZHU Q. Introducing life perspective to city study［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8（2）： 24-30. （Ch）.

[34] 段进. 城市空间发展论［M］. 2版.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35] DUAN J.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theory［M］. 2nd ed. Nanjing： Phoenix Science Press， 2006. （Ch）.

[36] LAN W L， LI J Y， WANG J Y， et al. Cultural 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historic districts via spatial-gene perspectives： the small wild goose pagoda district， Xi’an［J/OL］. Sustainability， 2025， 17（5）［2025-11-30］.

[37] 周文竹， 孙兆旋， 张怡文， 等. 天山北坡绿洲乡村聚落空间基因解析及影响机制研究［J］. 中国园林， 2024， 40（3）： 55-61.

[38] ZHOU W Z， SUN Z X， ZHANG Y W， et al. Analysis of spatial genes and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oasis rural settlements on the northern slope of Tianshan mountains［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4， 40（3）： 55-61. （Ch）.

[39] 佘舒婷， 杜佳， 李宝珍. 民族文化融合视角下聚落空间基因衍化研究： 以贵阳市镇山村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23， 41（11）： 48-54.

[40] SHE S T， DU J， LI B Z. Space gene derivation of sett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cultural integration： taking Zhenshan Village in Guiyang City as an example［J］.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23， 41（11）： 48-54. （Ch）.

[41] 邵润青， 段进， 姜莹， 等. 空间基因： 推动总体城市设计在地性的新方法［J］. 规划师， 2020， 36（11）： 33-39.

[42] SHAO R Q， DUAN J， JIANG Y， et al. The research of space gene： a new method used in comprehensive urban design to improve the locality［J］. Planners， 2020， 36（11）： 33-39. （Ch）.

[43] 姜莹. 城镇“空间基因”的识别提取路径研究［D］. 南京： 东南大学， 2022.

[44] JIANG Y. 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approach of urban space gene［D］.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2022. （Ch）.

[45] 杨柳， 谢心意， 徐梓雅. 特色村镇地区空间基因识别、表达与演进过程初探： 川东平行岭谷明月山脉河源台地区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23， 41（1）： 32-40.

[46] YANG L， XIE X Y， XU Z Y.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pace gene identification， expression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characteristic village and town areas： taking the river headwaters terrace area of the mingyue mountain range in the parallel ridge valley of eastern Sichuan as an exam［J］.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23， 41（1）： 32-40. （Ch）.

[47] 段进， 李伊格， 兰文龙， 等. 空间基因： 传承中华营城理念的城市设计路径： 从苏州古城到雄安新区［J］. 中国科学（技术科学）， 2023， 53（5）： 693-703.

[48] DUAN J， LI Y G， LAN W L， et al. Space gene： an urban design method to inheri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lanning thoughts-from Suzhou historic urban area to the Xiong’an New Area［J］. Scientia Sinica （Technologica）， 2023， 53（5）： 693-703. （Ch）.

[49] 邵润青， 段进， 钱艳， 等. 空间基因： 驻留地方记忆的规划设计新途径： 南京原近代民国首都机场案例［J］. 规划师， 2020， 36（19）： 40-46.

[50] SHAO R Q， DUAN J， QIAN Y， et al. Space gene： a new approach of planning and design to promote the sense of place： taking Nanjing dajiaochang airport as an example［J］. Planners， 2020， 36（19）： 40-46. （Ch）.

[51] 段进. 空间基因传承： 连接历史与未来的营城新法［J］. 世界建筑， 2023（10）： 5-10；4.

[52] DUAN J. The space gene inheritance： a new urban design approach that connects history and future［J］. World Architecture， 2023（10）： 5-10；4. （Ch）.

[53] 王敏， 赵美婷， 朱竑. 广州河涌的自然社会构建与城市记忆［J］. 地理学报， 2019， 74（2）： 353-365.

[54] WANG M， ZHAO M T， ZHU H. The construction and memory of urban nature： a cultural geographic analysis of urban rivers in Guangzho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2）： 353-365. （Ch）.

[55] 胡再冉， 王红扬， 周扬. 空间基因视角下现代城市中轴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组织作用探究［J］. 现代城市研究， 2025， 40（1）： 66-71.

[56] HU Z R， WANG H Y， ZHOU Y. Exploring the organizational role of modern urban axis on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gene［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25， 40（1）： 66-71. （Ch）.

[57] BINOY P. Remembering Rondo： black counter-memory and collective practices of place-making in Saint Paul’s historic black neighborhood［J］. Geoforum， 2022， 133： 32-42.

[58] 张津豪， 陶锋， 包伊玲， 等. 基于图式语言的传统村落空间基因识别提取方法与应用研究： 以绍兴冢斜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25， 44（4）： 988-1008.

[59] ZHANG J H， TAO F， BAO Y L， et al. Space gene ident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pattern language： a case study of Zhongxie Village in Shaoxing［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5， 44（4）： 988-1008. （Ch）.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237)

流域地方性建成环境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WaBEL-KFYB-202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