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环境与长江文化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 on Study of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in the Yangtze Regions

摘要

流域环境与长江文化的耦合关系研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交叉融合的前沿难题，核心是要揭示“自然如何塑造文化、文化如何作用于自然”的双向互动机制.流域环境与长江文化至少涉及3个层面的关系链条，分别是地质地貌-气候环境-古人类的基底链条、水-碳-文化的纽带链条，以及长江文化发展进程-内涵特质-活化传播的价值链条.研究系统梳理了三大链条的最新研究进展，明确了西高东低地貌格局、东亚季风演化以及长江贯通是长江文明孕育的自然基础，阐明了季风驱动下水-碳循环对流域古文化兴衰的调控作用，分析了以长江文化为纽带串联流域各区域协调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未来流域环境与长江文化研究应以自然科学为基、人文社科为魂，实现多学科、多维度的交叉融合，深入阐述长江文化形成的环境机理、长江文明演进的历史规律、长江文化的当代价值转化路径，由此推动长江成为生态优美和文化兴盛的世界大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Abstrac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in the Yangtze regions is believed to be the frontier and grand challenge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the core being to reveal the interaction dynamics of how the nature shapes the cultures and how the cultures react on the nature. To decipher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involves at least three levels of causal-effect chains： the foundational chain of geological and geomorphological features-climatic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ancient human evolution， the nexus chain of water cycle-carbon cycle-culture evolution， and the value chain of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es-connotative characteristics-acti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culture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se three major chains， clarifi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ward elevation in the geomorphic pattern， the evolution of the East Asian monsoon system， and the birth of the integrated Yangtze River are the na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gestation of Yangtze civilization， elucidates the regulatory role of monsoon-driven water cycle and carbon cycle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cultures， and analyzes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taking Yangtze River culture as the bond to coordinate all the local cultures of the whole region for consolidating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shared culture community and for advancing high-quality societal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egions in modern day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natural sciences with the guidanc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hieve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deeply elaborate the environmental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Yangtze River cultures， the historical laws of Yangtze civilization evolution， and the paths for transform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Yangtze River culture， thereby promoting the Yangtze River to become the global mod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mong major river basins with beautifu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sperous culture.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流域环境 / 长江文化 / 地质地貌 / 水碳关系 / 全球变化

Key words

environment in Yangtze regions / Yangtze River cultures / geology and geomorphology / water-carbon nexus / global change

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生态、资源与文化载体.长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关乎国家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与文化自信建设.开展流域环境与长江文化的融合研究，既是响应国家战略需求的必然选择，也是破解区域发展难题、推动学科创新的关键路径.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形成，历经了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为流域文明的孕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基础，充分体现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紧密相关和高度统一.新生代以来，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导致青藏高原隆升，叠加了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的俯冲，逐步奠定了我国三级阶梯的地貌格局，亚洲季风随之形成并不断演化，长江等大河水系逐步成型.这一地质变迁彻底改变了长江流域的气候与水文条件，原本受行星风系控制、极度干旱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渐演变为水泽丰沛、物产丰饶的宜居区域，为古人类繁衍与古文化发展创造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这片土地上独特的地貌格局、优越的生态禀赋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了长江流域连续完整、丰富多彩的古人类遗存与古文化序列.作为长江流域古人类活动的核心区域，湖北留存有建始人、郧县人、长阳人、黄龙洞人等完整的古人类演化谱系.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新石器文化持续发展、一脉相承，使该区域成为东方人类的重要发祥地、农耕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也是长江中游千年文明的核心承载区.这些古人类与古文化的演化轨迹，充分印证了流域环境与人类文明的深度耦合，而这种长期的协同演化，也逐步推动了长江文化的萌芽、发展与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河文明底蕴.

尽管长江流域具备打造世界大河流域发展样板的先天条件，包括优良的气候和生态环境、资源条件以及规模化的经济体量，但当前流域发展仍面临突出瓶颈.长江文化形成和演化的流域环境背景及其变化阈值尚不清晰，文化保护、传承与弘扬体系仍不完善.特别是，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流域生态环境和生态功能退化态势明显，各类生态问题凸显，进一步制约了现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为应对这一发展困境，强化流域保护的国家意志，《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相继颁布实施，为流域生态治理与文化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也凸显了开展流域环境与长江文化融合研究的紧迫性.

1 流域环境与长江文化的研究现状

当前，流域环境与长江文化研究已成为响应国家长江大保护、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学术方向，涵盖地质地貌演化、生态环境变迁、古人类发展、古文化演替以及长江文化内涵传播等多个维度.相关研究已积累大量成果，明确了长江流域地质构造、气候环境、古人类与古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揭示了流域的地质地貌-气候环境-古人类之间、水-碳-文化之间的一些内在关联，也为长江文化的发展进程、内涵特质和活化传播提供了支撑.

1.1 基础与格架：流域地质地貌-气候环境-古人类的关联

阐述流域环境与长江文化的关系，必然要涉及地质地貌-气候环境-古人类这一大关联性基底链条，实际上是大时空尺度的地理环境格局与古人类演化的关系.长江横跨我国三大地貌阶梯，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雪山，上游流经青藏高原东南部，在云南石鼓转向，穿越四川盆地和三峡地区，中下游流经江汉-洞庭盆地等地区，最终注入东海，连接了世界最大高原与最深海洋，形成全球独特的巨型源-汇系统.这是长江流域地貌的基本盘.

长江流域地质构造和地貌演化漫长而复杂，现今流域主体大地构造在扬子地台上，源头则位于青藏高原羌塘地块，上游部分位于松潘-甘孜地块（在三叠纪之前属于扬子地台的一部分^［1］）.基底形成后，该区自新元古代南华纪开始接受沉积，南华纪-奥陶纪发育陆缘裂谷沉积和被动大陆边缘浅海碳酸盐岩沉积，中志留世-早泥盆世因区域隆升而缺失大范围地层^［2］，晚泥盆世因地壳沉降而发生海侵，至三叠纪发育了大面积碳酸盐岩.印支期造山运动引发强烈构造变形和隆升，使区域最终脱离海相环境，晚三叠世-早侏罗世发育前陆盆地沉积^［3］.

中、新生代以来，长江流域受太平洋构造域与特提斯构造域的双重影响.在太平洋板块俯冲作用下，华南燕山期发生伸展作用，发育了盆-岭地貌^［4］，形成了东高西低的地貌格局.白垩纪长江流域主要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形成类似现今澳大利亚的地带性沙漠，在四川盆地、江汉盆地等地发现了风成砂岩^［5］.到了古近纪，干旱气候有所缓解，江汉盆地孢粉中阔叶树种占比上升^［6］，但整体仍处于行星风系控制.与此同时，燕山期的构造运动和岩浆活动，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大量的铜矿和铁矿等金属矿产资源.这些铜矿资源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原，为造就以“金道锡行”为核心的青铜文明奠定了地质资源基础，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融合发展^［7］.

在古近纪、新近纪之交，青藏高原隆升与东部构造伸展的共同作用，使中国地貌从东高西低反转成现今西高东低的格局^［8］，为长江形成奠定了地貌基础.此时，青藏高原因多阶段隆升而达到一定的高度与规模，激发了现代东亚季风的形成^［9］，长江流域由此形成与现今类似的季风气候，长江中下游从行星风系主导的干旱带转变为季风主导的湿润带.关于东亚季风的起源，还存在不同的学术认识.部分学者认为形成于23 Ma~25 Ma前后^［9］，与青藏高原达到季风临界高度相关.虽然西高东低地貌格局的形成与东亚季风的出现是长江形成的前提，但长江诞生的具体时间、过程与机制也存在较大的学术争议.近期有研究提出，长江贯通不晚于23 Ma，与地貌格局反转以及东亚季风出现相关^［10］.也有学者认为，长江形成不早于10 Ma^［11］，甚至晚至早更新世晚期^［12］.

特殊的地质地貌与季风气候，使长江流域水源充足、气候适宜、自然资源丰富，成为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区域.流域已发现许多古人类化石点^［13］，早期古人类包括繁昌人、巫山人、元谋人、郧县人等，早期智人有长阳人、桐梓人等，晚期智人包括资阳人、丽江人、道县福岩洞人等.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成为稻作文明发祥地，考古证据显示长江中下游水稻栽培至少始于1万年前，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中游石家河文化、上游宝墩文化呈现从原始聚落向古国时代过渡的特征，在中华文明演进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遗址为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宝贵材料，湖北则是相关研究的一大关键区域.

1.2 变率与阈值：流域的水-碳-文化关系

在流域的地质地貌-气候环境-古人类这一基底链条上，形成了流域的水-碳-文化第二个链条.事实上，长江流域的核心特质集中体现为水、碳与文化的三位一体关系：水作为流域生态环境的核心要素，塑造了流域独特的区域标识，孕育了广袤的湿地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又储存了大量的有机碳，显著影响了气候变迁，更是当今基于自然过程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深刻影响流域现代文明的发展；水环境的演化和碳引发的气候变迁直接主导新石器时期以来长江中下游古文化的发展脉络，成为流域环境与文化融合的核心纽带.

从旧石器时代人类起源与迁徙、新石器时代文化演变，到历史时期王朝兴衰、工业化以来经济社会变迁^［14］，均留下季风气候驱动下水、碳、文化三者之间紧密关联的印记.已有研究表明，长江中下游水文气候变化对季风降水和全球变化响应敏感，西风急流、与ENSO关联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等因素，共同塑造东亚季风环流格局与降水分布，造就长江中下游古代水文气候的时空复杂性^［15-16］.具体来说，地质记录与数值模型模拟显示，冰消期淡水注入导致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减弱，北半球中高纬变冷，经向温度梯度增加，西风急流南移加强，进而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梅雨带位置，由此引发长江中下游异常降水，以及与华南、华北存在显著的差异，即东亚夏季风较弱时，长江中游相对湿润，而华南和华北相对偏干^［17］.

与之相反，距今8 200年全球性冷事件前后，出现了长达150年的干旱事件^［18］.同属变冷突变气候，但在冰消期与全新世却呈现了不同的水热配置，可能与高纬和低纬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一定关系，反映长江中下游水文气候演化规律及驱动因素的复杂性.全新世长江中下游水文气候总体呈现三段式框架，距今6 300~3 000年总体偏干，前后两个时期相对偏湿、极端暴雨事件频发，这一框架被认为主要与ENSO等低纬过程驱动因素相关^［19］.目前，长江中下游水文气候的调控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以明确冷湿、冷干、暖湿、暖干等不同水热配置的形成原因.

水文气候变化调控湿地系统的形成与演化，推动流域水热配置发展为水-碳关系，最终构建水、碳、文化的紧密关联.末次冰盛期全球海平面大幅下降，东海海平面较现今下降155 m，海岸线向东推进800~1 000 km^［20］，陆架区广泛暴露，河流侵蚀作用增强并延伸至陆架区.末次冰消期至早-中全新世，海平面和湖面经历多次波动，它们调控的湿地系统及沉积地貌变化，成为长江中下游平原新石器时期古人类活动的主要制约因素，体现水进人退、水退人进的互动过程，是水、碳、文化关联的重要表现.在旧石器与新石器文化交替期，人类实现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的变革，可能推动水稻起源，而气候变化是水稻起源的重要自然基础^［21］.全新世最大海侵发生前，长江中下游平原发育的河漫滩环境，为新石器早期古人类开展农业活动提供便利，体现依河而居的人地关系，反映古人类对水源和肥沃土壤的依赖以及农耕文明的进步.

全新世时期，水、碳、文化的关联更为突出.全新世最大海侵后，海平面和湖面相对稳定，中期适宜气候促进长江中下游以稻作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大发展^［22］.距今6 000年左右的较干气候可能为区域乃至全球性事件（图1），同期撒哈拉东部、地中海西部、两河流域等地区均有记录，在这一广大区域变干时期，出现了复杂的国家性质社会^［23］.新石器文化晚期，长江中下游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迅速崩溃，大量遗址废弃，根本改变了区域古文化发展模式.关于两大文化衰落的原因尚存争议，干旱、洪水、寒冷和地下水位上升等因素^［24-25］，特别是旱涝急转（图1），可能导致了文化崩溃和古人类迁徙^［26］.其中，水文气候的变化速率（变率）可能对古文化的演替产生了重要影响.

目前，亟需辨析流域古文化时空分布与水文气候三极模态的关联、稻作文化产生的气候环境背景、新石器早中期文化兴盛与国家性质社会形成、新石器后期文化衰落与楚文化兴盛，以及陶器、玉器、纺织、矿冶等文化产生的环境背景.除了这些环境背景，更为关键的是环境参数的变率与阈值，包括冷暖干湿、河湖水位高低的变化速率及其阈值与古文化兴衰的关系.特别是，长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互动与水文气候的关系，亟待进行高分辨率的变率和阈值的定量化研究.例如，在相对湿润的石家河、楚文化时期，长江流域洪涝灾害频发，出现了文化“北上”的现象，即长江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影响^［27］.而相对偏干的夏商周时期，文化“南下”，中原文明对长江文明产生了影响^［28］，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就打上了中原商文化的烙印（图1）.那么，引发古文化南北迁移和融合的水文气候条件的变率和阈值到底是多少，目前并不清楚.

1.3 价值与效应：长江文化的发展进程-内涵特质-活化传播链条

在流域的地质地貌-气候环境-古人类、水-碳-文化这两个链条基础上，流域环境与长江文化涉及的第三个链条是长江文化的发展进程-内涵特质-活化传播，这实际上就是长江文化的价值与效应问题.长江文化受流域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滋养，从巴山蜀水到江汉鱼米之乡再到江南水乡，逐步发展为集聚流域地区文化特性、跨越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29］.长江造就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积累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以长江中下游为例，这里亚热带季风气候显著，水热充足，既有辽阔肥沃的冲积平原，也有复杂丘陵山地，更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文明孕育提供了独特自然条件，先民在此与周边族群交融共生，依托优越水土深耕稻作农耕、发展手工业，形成稳定的经济体系——史前河姆渡、良渚等文化奠定根基，荆楚、吴越文化成为华夏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如今这里仍是我国经济文化核心区域之一^［30］.可以说，长江文化并非孤立的人文现象，而是流域独特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长期协同演化的产物^［31］，探究长江文化的价值与效应，本质上是探究自然环境塑造文化特质、文化价值反哺流域可持续发展的这一双向互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在此背景下，挖掘长江历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核，推动长江文化时代化、价值化开发，增强文化传播力度，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以长江文化串联流域各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生态保护与多产业高质量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阐释长江文明的发展进程与规律，是长江文化研究的基础.历史上，长江流域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元谋人、郧县人、繁昌人的发现证实长江流域是古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新石器时代，陶器、稻作农业、独木舟等都是长江流域古文明的重要贡献.夏商周时期，长江流域的巴蜀、荆楚、吴越等地域文化，在中原文明影响下各具特色，不断进行融会贯通，最终融入秦汉大一统国家，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提供源头活水.长江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自主起源-不断成长-交流融合-汇聚一体”的演进模式.特别是，长江流域多样化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长江文明的连续性、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长江流域的水文气候与华南、华北的空间差异又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北上与南下的交融互动，使长江流域既保持了自身鲜明的文化特色，又与中原文明及其他区域文明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最终完全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突出特性.对于如何厘清长江文明具体演进路径、解析其与其他文明交流融合内在机制，亟需更多考古证据的持续发掘与系统研究.

在明确长江文明发展进程与规律的基础上，需进一步阐释长江文化的特征内涵.纵观长江文化的时空维度与表现形式，以文化带为依托，呈现连续性与整体性特点，实现文化历史性与共域性的辩证统一^［32］.长江文化是长江流域及周边地区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总结提炼形成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具有组成复合性、本质积极性、分布广泛性和影响深远性等显著特征.内部不同亚文化片区受地理区域、周边环境等因素影响，又呈现差异化特征^［33］.对于“长江文化是什么”这一核心命题，学者从不同视角给出了阐释：从文化共同体视角来看，长江文化是依托长江自然地理格局，融合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脉络与精神内核的复合型文化体系，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34］；从文明体系维度来看，长江文化是长江文明的基础与构成要素，以稻作农业、水运网络、青铜产业等核心要素为支撑，是中华文明的亚文明^［35］；从中华民族“历史的地理枢纽”来看，长江文化构建了南北互济、东西融通的文化双循环体系，是中华文明延续的战略支撑^［36］；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源泉来看，长江文化体现出自强不息、和谐共生、德行天下与推陈出新四大维度的精神内核^［37］.

阐释长江文化内涵特征，核心目的是推动活化传播.长江文化研究对探索中华文明源流、形成、特质，揭示中华文明久盛不衰的原因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38］.但目前，在长江文化研究、保护、传承、弘扬中仍面临一些发展难点： 1） 流域内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的现象仍存在； 2） 丰厚多样的历史文化资源还需进一步得到有力保护； 3） 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有关内容的内在逻辑性亟待深化； 4） 对流域古迹、古文物、古文化资源及其内涵挖掘仍需深入； 5） 随着长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影响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区域城乡发展还需突出人文与地方特色.这些难点均是当前及今后长江文化保护传承、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长江文化的活化传播，还需最大限度发挥资产效应.长江文化既是流域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系统治理保护流域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等，可为生态文明建设与构建开放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提供支撑，推动长江历史文化、山水生态文化与城乡现代化发展融合，在长江经济带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发挥文化资产效应^［39］.尤其需要将文化数据资源转化为可实现价值增殖的资产，通过合理评估文化数据价值，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价值最大化^［40］.在文旅深度融合背景下，需传承长江千年文脉，深入挖掘长江文化时代内涵与价值，推动文化遗产与现代场景融合，发挥教化育人功能，促进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增强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和现实创造力.

2 流域环境与长江文化的研究展望

在上述三大链条的基础上，立足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长江大保护、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结合地球系统科学与人文社科深度融合发展的趋势，流域环境与长江文化今后需要加强自然演化基底、人地耦合机制、当代价值转化等方面深入研究，并形成从古至今、由认识论向实践论拓展的一体化格局，从超学科体系揭示长江流域环境变迁与文明演进的关系，为国际大河可持续利用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1 流域地质地貌与生态环境演化研究

建议从长时间尺度的地质历史上认识长江流域宏观地质地貌格局、气候环境变化、水文过程演化及生态系统演替之间的相互作用，夯实对孕育和支撑长江文化产生、成长和发展的自然基础的认知.相关工作可重点聚焦于构造-地貌-水系演化动力学、古气候和古生态环境等方面.

2.1.1 构造地貌及长江水系演化

以青藏高原隆升以及太平洋板块俯冲等重要地质事件为背景，结合低温热年代学、物源示踪、地貌定量模拟等地质研究手段，精确限定三级阶梯的地貌形成时间和演化历程，并厘定长江干流贯通的主要时段和发展格局，查明上、中、下游水系连通的主要枢纽及控制因素，全面恢复长江大源-汇体系成因和发展过程.

2.1.2 古气候与古生态演变

建立中生代以来高精度年代标尺，结合多代用指标与古气候模拟，重建新生代东亚季风形成与演变过程，揭示不同时间尺度干湿、冷暖在变幅和变率上的演化规律，阐明长江流域从行星风系控制到季风主导的气候转型过程与生态响应，为理解现代气候格局形成提供历史参照.

2.1.3 古人类和古文化演替时期的高分辨率古气候古环境

针对流域内重要的、代表性的古人类和古文化遗址，在调查区域气候环境背景基础上开展高分辨率的干湿、冷暖等气候因子的变幅和变率的研究^［41］，结合数值模型模拟气候的变幅和变率对文明演进的贡献，确定文明演进的气候环境阈值^［42］.

2.2 长江文明演化进程与发展规律研究

以长江文明探源工程为牵引，整合考古学、历史学与地球科学方法，系统揭示长江文明起源、发展、融合与大一统化的历史脉络，阐明长江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流域环境和自然资源在其中的基础性驱动作用.

2.2.1 长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以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为主线，结合流域古气候古环境重建结果，梳理长江上、中、下游的文化序列及区域特点，分析稻作农业、手工业分化、中心聚落、早期城址和礼制出现的过程及环境背景.研究长江中下游温暖湿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冲积物及其土壤对稻作农业起源的促进作用，以及湿地生态系统对早期聚落形成的支撑作用，揭示良渚、石家河等区域文明发展高度与流域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回答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提供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重要依据.

2.2.2 长江文明与中原文明互动融合

梳理夏商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向南传播、长江流域文明发展与文化交融过程，解析盘龙城、三星堆、曾国、楚国等文化共同体的发展脉络与文化特质，揭示长江文明向中原文明系统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基于流域环境和自然资源对文化互动的调控作用，揭示铜矿资源、礼制传播、政治经略对区域文化整合的推动作用.一方面，长江流域丰富的铜矿、锡矿等矿产资源为青铜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金道锡行”的形成与长江水系的交通便利密切相关^［43］，需要利用同位素地球化学、矿物学等学科领域的科技手段，开展相关古文化遗址及其出土青铜器、玉器等遗物的溯源工作^［44-45］；另一方面，水文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导致的文化“北上”与“南下”现象，是推动长江文明与中原文明互动融合的重要自然驱动力^［46］，因此需要利用古气候重建手段，探索中国东部地区高分辨率的水文气候变化特征.

2.2.3 大一统格局下的长江文明进程

在秦汉—近现代尺度上探讨长江流域在中国政治整合、经济开发、文化兴盛过程中的地位演变，阐明水利工程、农耕社会、城镇发展、文化积累以及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总结长江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核心特质的表征载体，提炼出长江文明绵延不绝、兼收并蓄、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夯实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气，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历史支撑.

2.2.4 环境演化与古人类-古文化的耦合关系

突出研究第四纪以来气候变化、海平面变化、河湖沉积演化与地貌演化过程，分析古人类迁徙扩散、定居模式与文化演替的环境驱动力，明确河道变迁^［47］和极端水文气候事件如何影响古人类活动范围、聚落空间分布与区域性文化兴衰.阐明稻作农业起始、新石器文化演化与区域气候水文过程之间的内在耦合机制，尤其是加强极端水文气候事件及其变率和阈值的研究.

2.3 长江文化传承创新与流域高质量发展研究

面向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与区域可持续发展需求，开展长江文化内涵挖掘、活化传播、价值转化与赋能发展研究，推动长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3.1 长江文化核心内涵与时空特征

立足自然与人文交叉视角，构建长江文化基因识别体系，解析长江文化的复合性、整体性、连续性与区域性特征，提炼长江文化中生态智慧、和谐共生、开拓进取等核心价值，建立长江文化资源数据库与价值评估体系，为文化保护与利用提供基础支撑.

2.3.2 流域环境演变背景下长江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

针对历史和当前流域环境变化对文化遗产造成的威胁，开展流域环境演化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耦合关系研究.系统评估极端水文事件、水土流失、生态退化、气候变化等环境因素对不同类型文化遗产的影响程度与风险等级，构建文化遗产环境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研发适应流域环境特点的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如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技术、高湿环境下文物保护技术等，实现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与主动保护.针对长江流域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与消失风险，开展城市更新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协同研究，实现城市记忆的延续与城市品质的提升.

2.3.3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生态-文化协同机制

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探索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协同发展的新模式^［48］.构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文化”空间格局，将重要的自然生态保护区与文化遗产保护区有机整合，探讨其建设核心、评估体系、管理机制、发展路径.研发数字保护和展示技术，打造长江文化、长江生态IP和品牌体系，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文旅、教育、科普环节建设，提升长江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

2.3.4 水碳耦合机制与湿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立足我国“双碳”战略部署，在以长江中游地区湖泊湿地群为典型区域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空间尺度下的湿地水-碳耦合作用机理分析，定量解析湿地碳储量及碳汇功能的动态演变规律^［49］，并深入揭示气候条件与土地利用方式对湿地碳平衡的调控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与湿地碳汇功能提升的耦合优化模式，为长江流域整体生态修复及绿色低碳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

2.3.5 长江文化赋能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形成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机制和模式，开展文化数据资产的价值评估与流通机制研究，分析长江文化对新质生产力培育、区域协调发展、生态价值实现的助推作用，探索生态优先、文化引领、绿色发展协同模式，为此，应发挥文化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为区域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综上，未来流域环境与长江文化研究应以自然科学为基、以人文社科为魂，实现多学科、多尺度、多维度深度交叉，不断深化长江文化形成的环境机理、长江文明演进的历史规律与当代价值转化路径，推动长江成为生态优美、文化兴盛、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大河流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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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教育部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JYB2025XDXM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