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晚新生代以来生态环境演变与文化响应

Evolution of eco-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respons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since the late Cenozoic era

摘要

晚新生代以来，长江流域的地貌格局与季风气候及生态环境逐步形成，孕育了悠久的古人类、古文明以及包括长江文化在内的现代文明.长期以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变迁与人地关系及长江文化形成演化的内在关联机制尚不清晰.在系统收集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系统梳理了长江流域晚新生代以来不同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发现不同时间长度的环境变化（选择压力）对古人类生存演化及古文化形成发展影响深刻.2万年来，海平面升降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沉积地貌与河湖湿地环境演化是制约古人类活动发展的主控因素，古文化响应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古人类演化、水文气候、沉积地貌的时空格局有关，由早期的“水进人退、水退人进”向后期的“人水共存”模式发展，是“流域环境”与“长江文化”之间紧密联系的内在驱动.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Cenozoic era， the geomorphological pattern， monsoon climate， and eco-environ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have been gradually shaped， fostering a long history of ancient humans， ancient civilizations， and modern civilizations， including the Yangtze River Culture.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since the late Cenozoic and the activities of ancient humans and their cultural responses remains unclear. For a long time， the interconnected mechanisms linking eco-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s， and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Yangtze River Culture have remained unclear.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climate change at different time scal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since the late Cenozoic and its eco-environmental effect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environmental changes （selection pressures） of varying duration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survival， evolu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ancient humans. Over the past 20 000 years， the evolution of sedimentary landform and the river-lake wetland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controlled by sea-level rise and fall， has been the dominant factor constr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human activities. The response of ancient cultures exhibited distinct phase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ancient human evolution， hydro-climate change， and sedimentary landform during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s. This response evolved from an early pattern of “humans retreating as water advances and advancing as water retreats” to a later model of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water”. This evolution represent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asin environment” and the “Yangtze River Culture”.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长江流域 / 生态环境 / 人类适应 / 文化响应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Basin / eco-environment / human adaptation / cultural response

长江流域优越的生态环境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历史发展演化，尤其与青藏高原隆升具有密切关系.晚新生代以来，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导致著名的特提斯洋消失，形成了世界闻名的青藏高原，加上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的俯冲，中国三级阶梯地貌格局形成.在如此雄伟的地貌格局下，亚洲季风开始形成并发展演化，进而导致长江大河水系逐步形成，原本处于行星风系控制下极度干旱化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变成了水泽之国、鱼米之乡^［1-2］.

第四纪以来，长江流域充足的水热资源孕育了优越的生态环境，因而成为古人类理想的繁衍生息之地.奔流的长江成为早期人类（元谋人、巫山人、郧县人、南京人等）及其同期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栖息地.长江流域是我国发现古人类化石遗存最多的地区之一，是古人类的重要发祥地及东方人类的故乡：直立人包括距今约200万年的巫山人和建始人^［3］、170万年的元谋人^［4］、约100万年的郧县人^［5］、60万年的南京人^［6］等；早期智人包括距今约30万年的和县人^［7］、近20万年的长阳人^［8］、约10万年的黄龙洞人^［9］；晚期智人包括资阳人^［10］、丽江人^［11］、道县福岩洞人等^［12］（图1）.

得益于流域独特的地质地貌和气候条件，长江流域是北纬30度线附近少有的降水丰沛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走廊优势，具备强大的文明发展潜力，孕育了悠久的古人类、古文明以及包括长江文化在内的现代文明^［13］.新石器时代以来，上山文化、彭头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城背溪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大溪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新石器文化得到大发展，使得长江流域成为中国南方农耕文明的发源地.长江流域不仅是稻作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发祥地，且实证了中华文明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14-18］.

然而，与单纯古环境重建和考古相比，生态环境与长江文化关系研究却显得十分困难.首先，由于涉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的交叉，研究的时间尺度不一致，如环境演化以地质时间尺度（万年—千年—百年）为主，而文化变迁多在人类时间尺度（百年甚至十年）内发生；其次，早期古文化缺乏文字记录，依赖考古推测，可能引入解释偏差；再次，受制于研究范式与学科壁垒，这类研究是环境地球科学与人文社科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迄今，流域生态环境与长江文化的关系还不清晰，长江文化演进的关键节点如新石器早期稻作文化产生、新石器中期国家性质社会、新石器晚期文明衰退的环境归因等尚待解决.因此，开展生态环境与流域文化的融合研究，深入探索历史时期长江文化形成、演化、发展的过程，剖析文化与生态的关系，揭示长江文化形成演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可为当代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赋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1 晚新生代地球环境变迁与古人类起源演化

新生代全球深海底栖有孔虫氧同位素记录^［19］，距今1 400多万年前，地球气候降温显著，降温干旱，变冷、变干以及气候波动性的增强改变了非洲等地的生态环境（主要是森林退化和草原扩张），对古猿施加了强大的自然选择压力，从而驱动了一系列关键演化事件的发生.生活在非洲西部刚果盆地的猿类保留了湿润森林环境，演化为现代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生活在东非大裂谷区的猿类则被迫适应更加开阔、多变的林地环境.为了在森林斑块之间移动和获取资源，这些古猿必须更多地在地面活动，这为直立行走演化提供了最初的选择压力（节省能量、扩大视野、减少日晒等）.持续干旱化与环境变化促进了古猿的辐射适应，700万年左右开启了人科（Hominidae）演化之路^［20］，是两足行走的萌芽.此后多种南方古猿出现，适应不同生态位，他们普遍采用习惯性直立行走，但脑容量没有显著增加，仍以植物性食物为主.260万年以来，地球气候进入冰期—间冰期旋回，环境波动性急剧增强，但促进了人属（Homo）的出现与崛起.由于奥杜威石器技术普及，古人类可能开始系统性地利用肉类资源，脑容量开始显著扩大，180万年左右，古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21］.中更新世革命（气候转型）以来，由于气候波动周期更长（10万年周期），振幅更大，环境极不稳定，促进了现代人（Homo sapiens）的演化，表现为石器技术更复杂（阿舍利手斧技术）、脑容量接近现代人水平，社会结构、语言、象征行为等在此阶段快速发展.纵观古人类演化历史，地球环境变化是主要诱因，恶劣、动荡的环境加速了古猿的演化与现代人类的出现.

2 中更新世气候转型和晚更新世气候突变对古人类的影响

第四纪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的气候演化在轨道尺度上主要受全球冰量变化与东亚季风系统的协同作用控制，表现出典型的冰期—间冰期旋回特征，并叠加了多次千年至百年尺度的气候突变事件.

早更新世晚期以来，地球经历了中更新世气候转型（Mid-Pleistocene Transition， MPT），这是地球气候系统在距今约120万年至70万年前后发生的一次根本性转变.黄土沉积记录表明，过去170万年以来季风降水影响了植被变化，在120万年以前夏季风变化以2万年周期为主，70万年以后表现为混合的10万、4万和2万年周期.这一时期气候系统发生重组，冰期—间冰期周期的主导频率由约2万年逐渐过渡为10万和4万年周期，而季风强度仍持续受岁差周期调控^［22］.

新近研究表明，中更新世转型期（中更新世革命）中后期气候恶化对古人类种群数量影响非常显著（图2），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气候系统的不稳定性显著增强，表现为季风降水波动幅度加大及干旱事件频发^［22］.研究人员通过对现代人类、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多个古代和现代人类物种的基因组数据的分析，重建出了古人类在过去1 000万年内的种群数量变化曲线，对这一时期的人类祖先种群数量变化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距今93万~81万年左右气候变化（如冰期、干旱、野火等）引发了古人类种群危机，导致人类有效种群规模锐减至约1 280个，几乎达到了灭绝的边缘^［23］.黄土高原黄土-古土壤序列显示该时期粉尘沉积通量显著升高，风成砂含量增加，指示区域干旱化加剧与冬季风增强^［22］.这些变化对早期人类的生存环境构成严重威胁，很可能引发生存压力增大和种群规模收缩.值得一提的是，中更新世转型期早期（距今100万年前）的湖北郧县人却生活于鄂西山地的适宜环境中，生物多样性丰富，代表性动物为剑齿象、大熊猫、桑化鬣狗等动物群.湖北郧县人头骨化石的系统发育分析揭示：现代人、尼安德特人与龙人支系的分化时间约在130万年前，早于此前认知，挑战了传统人类演化理论^［24］.幸运的是，中更新世转型期后，距今70万年左右，北京人出现.

更新世以来，气候突变不仅出现在较冷的冰期，而且也出现在与我们现代气候息息相关的较温暖的间冰期，尤其是在间冰期的末期.气候瞬变模拟显示，每个间冰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缓慢变化的太阳辐射降低到一个临界值时引起全球范围内快速的气候突变事件，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短时间内突然剧烈减弱，随之发生大幅度的振荡.距今约12万年，太阳辐射在间冰期末期激发的气候突变，有可能是造成间冰期温暖气候结束、寒冷冰期开始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非线性扰动对人类而言是最具挑战性的难题，意味着察觉不到的危机可能会突然来临^［25］.巧合的是，距今10万年左右，现代人的祖先走出非洲^［26］.

3 长江流域2万年来环境演变与人类适应

长江文化是由长江流域的大河水系滋养的，因此长江文化的灵魂是水.而降水又受到季风环流的影响，长江文化又称为“季风文化”.季风降雨产生了诸多湿地系统，为人类发展演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研究表明，2万年以来，流域环境变迁对古人类及古文化演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平面波动控制的平原地区湿地生态系统以及沉积地貌环境变化是制约长江中下游平原河谷区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古人类活动发展的主控因素，体现了“水进人退、水退人进”的互动过程，是“水”与“文化”之间紧密关系的一大表现.

3.1 长江中游2万年来水文气候变化与人类适应及文化响应

根据大九湖泥炭地、江汉平原钻孔沉积重建的古环境与古人类活动记录可知，长江中游地区2万年来自然环境演化与人类活动及文化响应经历了以下5个阶段（图3）.

第I阶段（20000—13000 cal yr BP）：对应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道县玉蟾岩、当阳九里岗遗址，属于旧石器文化晚期.此时人类活动局限于低山-岗地的森林环境，古人主要栖息在地势较高的洞穴或岗地上，遗址海拔均大于30 m.该阶段前段（20000—18000 cal yr BP）属于末次冰盛期阶段，后段属于末次冰消期.前段整体表现为干冷，响应了末次冰盛期的寒冷及Heinrich事件1（H1）降温事件^［27］，年均温低于全新世暖期5 ℃左右，其中，Bølling-Allerød暖期（BA，14700—12900 cal yr BP）升温变暖.事实上，该阶段整体寒冷环境制约了古人类的活动和扩散，使其范围仅局限于低山至丘陵岗地地区，该时期遗址寥若星辰，仅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湖北当阳九里岗遗址等.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2万~1.38万年）最重大的发现是出土了目前可能最早的古栽培稻标本（距今约1.5万~1.3万年） ^［28］，其出土的粗糙圜底陶器碎片是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陶器之一^［29］，晚于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的陶器，颠覆了以往认为陶器与农业共生的传统观点.出土的石器工具多为打制石器，以砾石石器为主，种类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仍保留较多的旧石器时代风貌，但出现了局部磨制技术应用的萌芽.这一时期经济形态以狩猎、捕捞和采集为主.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包括鹿、猪、鸟、鱼、蚌等，表明当时人群对自然资源的广泛利用.水稻的利用可能尚处于“富裕采集”（或初级驯化）阶段，而非真正的农业经济^{［28，30］}.

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为长江中游序列完整遗址（距今2万~0.9万年），且跨越了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在距今约2万~1.9万年的地层中发现了早期陶片^［31］，在距今约1.6万~1.2万年的地层中，通过浮选法发现了野生稻和具有栽培稻特征的植硅体，表明仙人洞居民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和尝试驯化水稻的人群之一^［15］.该遗址清晰地展示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广谱狩猎采集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植物管理与驯化的演变过程，工具组合也显示了从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和骨角器演变的趋势^［32］.

湖北当阳九里岗遗址群的夹口山遗址（距今2万~1.3万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由鄂西山地走向江汉平原的关键过渡地带，处于末次冰盛期向 BA暖期过渡的关键气候环境阶段.遗址所处地理位置既是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结合部位，也是南北两大旧石器文化传统的交流过渡地带.出土石制品整体表现出小石片石器工业特征，反映了早期人类生业模式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双重变化，即选择固定营地聚族而居的新动向^［33］.该遗址的发现为探讨早期农业起源、人群迁徙扩散与文化交流等提供了证据.

第Ⅱ阶段（13000—7800 cal yr BP）：该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遗址零星，对应古文化仅有万年仙人洞（含吊桶环）和彭头山遗址，属于森林-平原过渡阶段，该阶段晚期古人类开始离开山前（岗地）森林环境.走向平原，意味着旧石器结束、新石器出现.该阶段温度明显高于第I阶段，逐步升温，变暖变湿，干湿有波动.其中，新仙女木降温事件可能抑制了植被的生长^［34］，尤其对喜暖湿的水稻驯化尤为不利^［35］.然而，全新世早期气候转暖与海平面快速上升导致江汉平原河湖水位上升，促进了区域湿地的广泛发育.温暖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湿地资源为水稻驯化提供了有利条件^［35-36］.洞庭湖平原彭头山与八十垱遗址出土的栽培稻遗存以及陶片中的稻壳残留证实，此时水稻已普遍驯化^［37-41］.水稻小穗轴化石研究表明，8300 cal yr BP以前，长江中游地区的水稻驯化已基本完成^［42］.事实上，在彭头山文化时期（约9000—7800 cal yr BP），江汉平原东部JH002钻孔中水稻植硅体数量也显著增多（图3），初步结果显示江汉平原-洞庭平原新石器早期的稻作活动可能具有同步性.与此同时，大九湖泥炭地中富集的人类活动相关金属元素出现峰值（图3），也证实此阶段人类活动较强^［43］.环境重建结果表明，新石器早期温暖的气候与上升的河湖水位带来的湿地扩张为长江中游稻作农业的出现奠定了环境基础，洪水间歇期则为人类进入平原从事稻作活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38， 35，44］}.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埋藏条件制约，该时期的文化遗址发现难度大，目前长江中游地区仅有湖南洞庭湖平原的彭头山遗址（9000—7800 cal yr BP）记录，江汉平原东部腹地仅有钻孔沉积记录的炭屑、燃烧植硅体和疑似水稻植硅体等，为进一步探索长江中游新石器早期稻作起源与传播提供了证据^［44］.

第Ⅲ阶段（7800—4500 cal yr BP）：该阶段对应全新世大暖期（适宜期），年平均温度与降水均高于现在.该时期中国东部海平面逐渐稳定，长江中游地区气候逐渐转干，导致河湖水位下降，河湖湿地与三角洲沉积广泛暴露.优越的水热条件和丰富的湿地资源为稻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45-46］.此后，古人类开始全面占据平原，开启全新的稻作农业经济，新石器文化得到大发展，人类活动渐强.

该时期洞庭湖平原发育的古文化有皂市下层文化（约7800—7000 cal yr BP）、汤家岗文化（约7000—6300 cal yr BP）、大溪文化（约6300—5100 cal yr BP）、屈家岭文化（约5100—4500 cal yr BP），而江汉平原地区有城背溪文化（约7800—6900 cal yr BP）、边畈文化（约6900—5900 cal yr BP）、油子岭文化（约5900—5100 cal yr BP）与屈家岭文化（约5100—4500 cal yr BP）.考古证据表明，大溪文化时期，长江中游的稻作农业已取得大发展，距今6 600年后水稻的不掉粒性状稳定^［47］，加之稻田和灌溉技术出现，使得水稻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已成为先民的主食来源^［48-49］.与此同时，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遗址数量的增加也反映出人口与文化发展的繁荣（图3）.

与洞庭平原和鄂西山前岗地区相比，江汉平原该时期分布遗址数量稀少，仅有江汉平原南侧的松滋关洲城背溪文化遗址（约7800—6900 cal yr BP）记录新石器早中期的古人活动^［50］.令人意外的是，江汉平原东部JH002钻孔中的水稻植硅体、大型禾本科花粉及炭屑含量均表明江汉平原腹地人类活动较弱（图3），这可能与该区域不稳定的水文环境有关^［51］.钻孔研究表明，该时期江汉平原内部共经历了10多个洪水频发期^［44］，且沉积相为动荡的三角洲环境，这严重制约了古人类活动（图3）.因此，先民多选择定居于江汉平原周边岗地及洞庭平原地区^［52-53］.即使在鼎盛的石家河文化时期，考古遗址仍集中分布于海拔大于30 m的丘陵岗地上^［52］，江汉平原腹地遗址数量稀少^{［54，49，53］}.相较于江汉平原腹地人类活动的受限，洞庭湖平原古人类活动呈现出持续增强的态势，反映了稳定的河湖沉积环境（图3）.

第Ⅳ阶段（4500—3000 cal yr BP）：该阶段年均温度和降水量逐步下降，响应了全新世降温期.对应古文化有石家河文化（4500—4200 cal yr BP）、后石家河文化（4200—3700 cal yr BP）、盘龙城文化（3500—3200 cal yr BP）和楚文化等，为人类活动增强与古文化大发展期.4500 cal yr BP以来，江汉平原地区在经历新石器中期人类活动受限之后，人类活动逐渐恢复，稻作农业逐渐向平原腹地扩张^［44］.值得注意的是，约4230—4100 cal yr BP，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严重干旱期，这一灾害事件可能加剧了石家河文化的衰落^{［46，53］}，而3900 cal yr BP左右水稻植硅体的快速升高可能反映了石家河文化崩溃后当地先民向平原腹地的迁移^［55］（图3）.此后，3600—3100 cal yr BP左右古云梦泽的扩张再次抑制了江汉平原腹地古人生存空间和稻作农业的发展，导致江汉平原地区普遍出现文化断层^{［46，56］}.相比之下，洞庭湖平原的水文环境相对稳定，洪水风险较小^［57］.

第V阶段（3000—2200 cal yr BP）：约3000 cal yr BP以后，楚人继承并发展了历史时期的治水经验，通过修建水利工程和灌溉设施，推动了江汉平原腹地的农业发展^［58-60］，江汉平原内部人类活动显著增强（图3）.此时，长江中游低海拔（低于27 m）区域的考古遗址数量明显增加^［52］，同时大九湖泥炭地与梁子湖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含量也迅速升高（图3），共同反映了区域人类活动的增强.人类活动的增强与稳定的陆地暴露密切相关，频发的洪水携带的大量泥沙在平原内部堆积，导致古云梦泽逐渐淤浅，为古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存与耕作空间^［56］.公元前3世纪末秦灭楚后，长江中游逐步纳入秦汉文化体系.

综上，2万年来江汉平原地区的人地关系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与差异性，沉积地貌、水文气候变化与洪水风险、湿地资源可获取性及技术水平等多重因素的耦合作用，清晰展现了古人由被动适应逐步转向主动调控、到“人水共存”的响应过程.

3.2 长江下游1万多年来海陆变迁与人类适应及文化响应

全新世以来，海平面变化显著塑造了长江下游沿海地区的地貌格局，对人类定居与农业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61-62］.本文基于杭嘉湖平原钻孔所揭示的海平面活动过程与长江下游沿海平原人类活动历史与文化演化阶段，详细探讨了古人类、古文化对环境响应的5个阶段.

第I阶段（12000—8500 cal yr BP）：为海平面持续上升期^［63-65］，由于后期海侵地层超覆埋藏问题，该时期沿海平原尚未有考古遗址报道，遗址发掘主要在钱塘江流域的金衢盆地，对应古文化为上山文化（约11000—8500 cal yr BP），属于森林-平原过渡阶段.上山文化是长江下游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它的发现，将浙江乃至中国的史前文明史上溯至一万年前，是探索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定居村落起源和早期陶器起源的关键性文化遗产.上山遗址群分布海拔为40~100 m^［66］，表明古人已经来到金衢盆地和周边小盆地内部较高的阶地、岗地或低丘上定居生活，出现了最早的稻作农业活动，为钱塘江上游山地旱作-稻作萌芽文化中心^［18］.此外，近期研究表明，在10000 cal yr BP左右，海平面较低下（-40 m左右），古太湖湾（深切河谷）河漫滩环境广泛暴露，杭嘉湖平原的古代先民可能也在从事稻作活动^{［65，67］}.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相似的是，囿于埋藏条件，该时期的古人类活动相关遗址发掘难度大，杭嘉湖腹地钻孔发现的陶片、红烧土以及沉积记录的炭屑、燃烧植硅体和疑似水稻植硅体等，为进一步探索新石器早期长江下游沿海平原稻作活动提供了证据^{［65，67］}.

第Ⅱ阶段（8500—7000 cal yr BP）：为海平面快速上升期，最大海侵发生于8200—7800 cal yr BP^{［44，65］}.由于海平面持续升高，太湖平原大部、宁绍平原东部低地被广泛淹没^［68］，导致跨湖桥遗址主要分布于宁绍平原西部的杭州湾顶端，数量稀少，仅有浙江萧山地区的跨湖桥遗址、井头山遗址^［69-71］.与其他古文化不同的是，跨湖桥文化（8200—7000 cal yr BP）具有海洋文化特征，拥有成熟的独木舟制造技术和生漆应用技术，以广谱的海洋、淡水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利用鲸鱼、鲨鱼、贝类、菱角、橡子等），水稻栽培处于辅助地位^［17］.此外，跨湖桥文化早期面貌（如圜底陶器、彩陶风格）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有相似之处，表明长江下游在上山文化基础上接受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的影响发展成跨湖桥文化.8000 cal yr BP左右，处于兴盛期的跨湖桥文化又反向影响长江中游，促成彭头山文化向皂市下层文化的转变，通过交流融合，总体构成一个新的以釜圈足盘豆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统，称之为“长江中下游文化系统”^［72］.值得一提的是，杭嘉湖平原腹地的WZ05钻孔赋存的丰富水稻植硅体记录可能揭示了同时期杭州湾北岸地区古人类活动的事实（图4），但尚需深入探究.

第Ⅲ阶段（7000—4300 cal yr BP）：为海平面稳定期，在陆源泥沙沉积作用下，滨海湿地广泛发育^［73］，为农业发展与聚落扩张提供了有利环境，是长江下游沿海平原地区新石器文化大发展期.对应的古文化有：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7000—5000 cal yr BP）和良渚文化（5000—4300 cal yr BP）；太湖平原的马家浜文化（7000—6000 cal yr BP）、崧泽文化（6000—5300 cal yr BP）和良渚文化（5300—4300 cal yr BP）.

7000 cal yr BP左右，杭州湾北岸的环太湖平原开始出现马家浜文化（约7000—6000 cal yr BP），标志着该区域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起点^［80］.马家浜时期古人以稻作农业为主，伴有渔猎与采集经济^［81］.马家浜文化与杭州湾南岸的河姆渡文化（约7000—5300 cal yr BP）早中期相对应，共同反映了古人对杭州湾两岸暴露的滨海湿地的占领利用.田螺山、河姆渡、鲻山与童家岙等遗址记录了河姆渡先民的定居与迁移过程^［63］，遗址中出土的锄头、镰刀和斧头等工具反映了先民以湿地农业为主要经济类型^{［63，82-86］}.值得一提的是，7000—6500 cal yr BP间，滨海湿地仍持续受到潮汐通道带来的海洋影响^{［63，65］}，导致此阶段遗址数量相对较少.为应对湿地水位波动影响，此期间的聚落多建于木桩之上，如干栏式建筑^{［63，79］}.

6000—5300 cal yr BP左右，环太湖平原一带出现了崧泽文化，对应河姆渡文化晚期，人类活动持续增强^{［78，87］}.宁绍平原地区，海岸线进一步东移至姚江河谷入口^［63］，广阔的湿地与充足的淡水资源为稻田开垦和灌溉系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88-89］，古人广泛向河谷中心迁移^［79］，聚落分布范围显著扩大^［90］，区域遗址数量达到高峰（图4）.然而，5300 cal yr BP以来，宁绍平原遗址数量显著减少，新石器文化中心逐渐北移至环太湖平原^［78］，这一转变可能与区域出现小规模海侵及内涝有关^{［63，90］}.

第Ⅳ阶段（4300—3200 cal yr BP）：该时期区域河湖水位较高，水文条件对聚落发展造成了持续的约束^［87］，导致杭州湾两岸地区文化遗址数量锐减，文化发展缓慢.4000 cal yr BP以后，长江下游地区步入青铜时代.与中游地区迅速发展的夏商文明相比，下游文化演进相对滞后，先后有广富林/钱山漾文化（约4300—3800 cal yr BP）和马桥文化（约3800—3200 cal yr BP）低密度聚落的分布特征，以及以渔猎采集为主的经济结构^{［34，91］}.

第V阶段（3200—2200 cal yr BP）：该时期古人类活动增强，吴越文化得到大发展.吴越文化的兴起反映区域社会组织能力与环境适应策略的显著提升，已具备形成次国家级文明的基础^［91-92］.特别是古人在洪水高风险背景下采取了主动适应策略，也表明其环境适应能力已初步形成.此后至秦汉时期，该地区逐步融入秦汉文化体系^［93］.

总之，长江下游沿海平原受海平面活动控制的沉积地貌与水文环境变化是制约沿海平原古人类活动的主要因素，人地关系充分体现了“海进人退，海退人进”的互动过程.当海平面上升速度放缓并趋于相对稳定时，以淡水环境为主的滨海沼泽的出现促进了古文化的发展，古人类重新回到沿海平原种植水稻，如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但与内陆平原相比，沿海平原海洋风暴事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更加明显，特别是7000—6500 cal yr BP期间频发的海洋风暴事件可能抑制了该时期古人类水稻种植活动.

4 结论

长江流域独特的地形地貌、优越的生态环境资源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古人类、古文化以及包括长江文化在内的现代文明.探索长时间尺度生态环境演化与古人类活动和古文化演进的关系，深入理解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揭示古文化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本文针对长江流域晚新生代以来生态环境演化与古文化融合发展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系统收集了前人研究成果，综合开展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流域环境演变与古人类活动及文化演进的关系研究，取得以下主要认识.

1） 晚新生代以来，不同时间尺度（千万年、百万年、十万年、万年）的气候环境变化对古人类演化、古文化形成发展等影响深刻，恶劣、动荡的环境加速了古猿的演化与现代人类的出现.

2） 长江中游2万年水文气候环境变化对古人类活动及古文化演进具有深刻影响，表现为5个阶段：①20000—13000 cal yr BP：为旧石器文化晚期缓慢发展期，整体寒冷环境与深切的河谷地貌制约了旧石器文化晚期古人类的活动和扩散，局限于低山-岗地的森林环境；②13000—7800 cal yr BP：为新石器早期文化缓慢发展期，温暖的气候与上升的河湖水位带来的湿地扩张为新石器文化早期稻作农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洪水间歇期则为人类进入平原从事稻作活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③7800—4500 cal yr BP：为新石器文化大发展期，随着海平面稳定，平原地区河湖湿地与三角洲沉积广泛暴露，优越的水热条件和丰富的湿地资源为稻作农业和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古人类开始全面占据平原，但该时期江汉平原腹地高频洪水和动荡的沉积环境制约了古人类活动；④4500—3000 cal yr BP：该时期出现的大洪水和高水位环境制约了平原腹地人类活动，古云梦泽的扩张限制了江汉平原腹地稻作农业的发展，环洞庭湖与江汉平原周缘岗地区人类活动增强；⑤3000—2200 cal yr BP：为楚文化大发展期，楚人获得治水经验，通过修建水利工程和灌溉设施，开垦湿地，推动了江汉平原腹地的农业发展，江汉平原腹地人类活动显著增强，形成“人水共存”模式.

3） 长江下游1万多年来海平面活动及环境变迁对沿海平原古人类活动及古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为5个阶段：①12000—8500 cal yr BP：为新石器早期文化快速发展期，钱塘江流域的金衢盆地发育了先进的新石器早期古文化即上山文化（约11000—8500 cal yr BP），局限于岗地—平原过渡地带.同时期沿海平原由于海平面持续上升制约了古人类活动，囿于埋藏条件，部分古河谷地区古人类活动记录难以发掘；②8500—7000 cal yr BP：为新石器文化抑制期，由于海平面持续升高，最大海侵发生，沿海平原低地被广泛淹没，具有海洋文化特征的古文化（跨湖桥文化）遗址数量稀少，平原内部的古人类活动鲜有报道；③7000—4300 cal yr BP：为新石器文化大发展期，由于海平面趋于稳定，沿海平原的滨海湿地广泛发育，为农业发展与聚落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但5300 cal yr BP以来，杭州湾南翼地区遗址数量显著减少，新石器文化中心逐渐北移至环太湖平原；④4300—3200 cal yr BP：类似于长江中游地区，不稳定的环境抑制了古人类活动，文化发展缓慢；⑤3200—2200 cal yr BP：古人类活动增强，为吴越文化大发展期.吴越文化的兴起反映区域社会组织能力与环境适应策略的显著提升，特别是古人在洪水高风险背景下采取了主动适应策略，也表明其环境适应能力已初步形成，已具备形成次国家级文明的基础.

总之，海平面上升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沉积地貌与河湖湿地环境演化格局是制约新石器时期古人类活动发展的主控因素，长江下游地区人类活动直接受控于海平面活动与海洋风暴相关洪水干扰，而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主要受到与海平面活动联动的内陆河湖水位变动与洪水影响.

参考文献

[1] Guo Z T， Sun B， Zhang Z S， et al. A major reorganization of Asian climate by the early Miocene［J］. Climate of the Past， 2008， 4（3）： 153-174.

[2] 肖国桥， 张春霞， 郭正堂. 晚渐新世一早中新世青藏高原隆升与东亚季风演化［J］. 自然杂志， 2014， 36（3）： 165-169.

[3] Xiao G Q， Zhang C X， Guo Z T. Initiation of East Asian monsoon system related to Tibetan Plateau uplift from the latest Oligocene to the earliest Miocene［J］. Chinese Journal of Nature， 2014， 36（3）： 165-169. （Ch）.

[4] 陈育芝， 武仙竹. 长江三峡及周边地区早期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存行为［J］. 人类学学报， 2024， 43（2）： 287-297.

[5] Chen Y Z， Wu X Z. Paleoenvironment and survival behaviour of early hominin in the Three Gorges area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24， 43（2）： 287-297. （Ch）.

[6] 钱方. 元谋人的时代［J］. 地质力学学报， 2005， 11（4）： 302-310.

[7] Qian F. On age of the Yuanmou man［J］. Journal of Geomechanics， 2005， 11（4）： 302-310. （Ch）.

[8] 李天元， 冯小波， 李文森. “汉阳人”化石的发现［J］. 文物世界， 2000（2）： 72-75.

[9] Li T Y， Feng X B， Li W S. Discovery of “Hanyang man” fossil［J］. World of Antiquity， 2000（2）： 72-75. （Ch）.

[10] 吴汝康， 李星学. 南京直立人［M］.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11] Wu R K， Li X X. Homo erectus from Nanjing［M］. Nanjing： Phoenix Science Press， 2002. （Ch）.

[12] 黄培华， 郑丽珍， 全裕才， 等. 用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和县猿人年代的初步研究［J］. 科学通报， 1994， 39（20）： 1919-1920.

[13] Huang P H， Zheng L Z， Quan Y C， et al.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dating of Hexian ape-man by electron spin resonance method［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1994， 39（20）： 1919-1920. （Ch）.

[14] 王珂， 罗佳佳， 曾爱民. 探秘长阳人遗址： 长江流域的古人类家园［J］. 湖北文史， 2025（1）： 31-37.

[15] Wang K， Luo J J， Zeng A M. Exploring Changyang man site： ancient human home in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J］. 1， 2025（1）： 31-37. （Ch）.

[16] 涂华， 沈冠军， 武仙竹. 古人类遗址湖北郧西黄龙洞的铀系年代［J］. 人类学学报， 2011， 30（3）： 327-333.

[17] Tu H， Shen G J， Wu X Z. U-series dating of Huanglong cave， a paleolithic site at Yunxi， Hubei Province［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11， 30（3）： 327-333. （Ch）.

[18] 吴秀杰， 严毅. 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内部解剖结构［J］. 人类学学报， 2020， 39（4）： 511-520.

[19] Wu X J， Yan Y. Endocranial anatomy of the Ziyang human skull［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20， 39（4）： 511-520. （Ch）.

[20] 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丽江人类头骨的初步研究［J］.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77， 15（2）： 157-161；170.

[21] Yunnan Provincial Museum.Preliminary study on human skull in Lijiang， Yunnan［J］. Vertebrata Palasiatica， 1977， 15（2）： 157-161；170. （Ch）.

[22] 李意愿， 裴树文， 同号文， 等. 湖南道县后背山福岩洞2011年发掘报告［J］. 人类学学报， 2013， 32（2）： 133-143.

[23] Li Y Y， Pei S W， Tong H W， et al.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2011 excavation at Houbeishan Fuyan Cave， Daoxian， Hunan Province［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13， 32（2）： 133-143. （Ch）.

[24] 冯天瑜， 马志亮， 丁援. 自然与人文双优的长江文明［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58（1）： 57-65.

[25] Feng T Y， Ma Z L， Ding Y. Nature-humanity double Excelle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civilization［J］.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58（1）： 57-65. （Ch）.

[26] 严文明. 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J］. 考古， 1997（9）： 71-76.

[27] Yan W M. New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of rice cultivation in China［J］. Archaeology， 1997（9）： 71-76. （Ch）.

[28] Zhao Z J. The Middle Yangtze region in China is one place where rice was domesticated： phytolith evidence from the Diaotonghuan cave， northern Jiangxi［J］. Antiquity， 1998， 72（278）： 885-897.

[29] 刘斌. 华夏文明的曙光从这里升起： 良渚文化发现70周年纪事［J］. 今日浙江， 2006（23）： 53-54.

[30] Liu B. The daw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rises from here： chronicle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discovery of Liangzhu culture［J］. Zhejiang Today， 2006（23）： 53-54. （Ch）.

[31] 蒋乐平. 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的三类型与两阶段： 兼论上山文化在稻作农业起源中的位置［J］. 南方文物， 2016（3）： 71-78.

[32] Jiang L P. Three types and two stages of the neolithic age in early China： discussion on the status of Shangshan culture in the origin of rice farming［J］.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2016（3）： 71-78. （Ch）.

[33] Zhang J P， Jiang L P， Yu L P， et al. Rice’s trajectory from wild to domesticated in East Asia［J］. Science， 2024， 384（6698）： 901-906.

[34] Zachos J， Pagani M， Sloan L， et al. Trends， rhythms， and aberrations in global climate 65 Ma to present［J］. Science， 2001， 292（5517）： 686-693.

[35] Brunet M， Guy F， Pilbeam D， et al. A new hominid from the upper Miocene of Chad， central Africa［J］. Nature， 2002， 418（6894）： 145-151.

[36] Ferring R， Oms O， Agustí J， et al. Earliest human occupations at Dmanisi （Georgian Caucasus） dated to 1.85–1.78 Ma［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108（26）： 10432-10436.

[37] Sun Y B， Yin Q Z， Crucifix M， et al. Diverse manifestations of the mid-Pleistocene climate transition［J/OL］.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9， 10：352.

[38] Hu W J， Hao Z Q， Du P Y， et al. Genomic inference of a severe human bottleneck during the Early to Middle Pleistocene transition［J］. Science， 2023， 381（6661）： 979-984.

[39] Feng X B， Yin Q Y， Gao F， et al. The phylogenetic position of the Yunxian cranium elucidates the origin of Homo longi and the Denisovans［J］. Science， 2025， 389（6767）： 1320-1324.

[40] Yin Q Z， Wu Z P， Berger A， et al. Insolation triggered abrupt weakening of Atlantic circulation at the end of interglacials［J］. Science， 2021， 373（6558）： 1035-1040.

[41] Underhill P A， Shen P D， Lin A A， et al. Y chromosome sequence vari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human populations［J］. Nature Genetics， 2000， 26（3）： 358-361.

[42] Xiao J Y， Xiao X Y， Zhang M H， et al. Late Pleistocene montane vegetation and climate history from the Dajiuhu Basin in the western Hubei Province of Central China［J］. Review of Palaeobotany and Palynology， 2015， 222： 22-32.

[43] 张文绪， 袁家荣. 湖南道县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初步研究［J］. 作物学报， 1998， 24（4）： 416-420.

[44] Zhang W X， Yuan J R.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ancient rice excavated from yuchanyan， Daoxian， Hunan Province［J］. Acta Agronomica Sinica， 1998， 24（4）： 416-420. （Ch）.

[45] 吴小红， 伊丽莎贝塔·博阿雷托， 袁家荣， 等.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早期陶器及其地层堆积的碳十四年代研究［J］. 南方文物， 2012（3）： 7-15；6.

[46] Wu X H， Elisabetta B， Yuan J R， et al. Radiocarbon dating of early pottery and strata at yuchanyan site in Daoxian， Hunan Province［J］.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2012（3）： 7-15；6. （Ch）.

[47] 袁家荣. 湖南旧石器时代文化与玉蟾岩遗址［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3.

[48] Yuan J R. Paleolithic culture and yuchanyan site in Hunan Province［M］.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3. （Ch）.

[49] 吴小红， 张弛， 保罗·格德伯格， 等. 江西仙人洞遗址两万年前陶器的年代研究［J］. 南方文物， 2012（3）： 1-6.

[50] Wu X H， Zhang C， Paul G， et al. Early pottery at 20 000 years ago in Xianrendong cave， China［J］.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2012（3）： 1-6. （Ch）.

[51] 彭适凡， 周广明. 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模式的个案研究［J］. 农业考古， 2004（3）： 29-39.

[52] Peng S F， Zhou G M. Wan Nian celestial being cave and Dian Tong Huan relics in Jiangxi［J］.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2004（3）： 29-39. （Ch）.

[53] 钟倩， 向其芳， 李杭. 以夹口山遗址发掘为中心 湖北当阳九里岗遗址群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探索［J］. 大众考古， 2024（7）： 20-29；98.

[54] Zhong Q， Xiang Q F， Li H. Exploration on the transition stage from old to neolithic age of jiuligang site group in Dangyang， Hubei Province with the excavation of Jiakoushan site as the center［J］. Popular Archaeology， 2024（7）： 20-29；98. （Ch）.

[55] 朱诚， 郑朝贵， 吴立， 等.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环境考古［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56] Zhu C， Zheng C G， Wu L.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in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China［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5. （Ch）.

[57] 吕厚远. 周期性气候变化与人类适应［J］. 人类学学报， 2022， 41（4）： 731-748.

[58] Lü H Y. Periodic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22， 41（4）： 731-748. （Ch）.

[59] Huang Z H， Ma C M， Feng S， et al. Vegetation， hydrology， and quantitative monsoon precipitation since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in Central China［J/OL］.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 2023， 231：104298.

[60] 裴安平， 曹传松. 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 1990（8）： 17-29；102.

[61] Pei A P， Cao C S. Brief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early Neolithic site in Pengtoushan， Lixian County， Hunan Province［J］. Cultural Relics， 1990（8）： 17-29；102. （Ch）.

[62] 严文明.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新发现［J］. 江汉考古， 1990（3）： 29-34.

[63] Yan W M. New discovery of prehistoric rice farming remains in China［J］. Jianghan Archaeology， 1990（3）： 29-34. （Ch）.

[64] 谢崇安. 彭头山史前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J］. 农业考古， 1991（1）： 178-180；194.

[65] Xie C A. Discovery of prehistoric rice remains in Pengtou Mountain and its significance［J］.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1991（1）： 178-180；194. （Ch）.

[66] 张文绪， 裴安平. 澧县梦溪八十垱出土稻谷的研究［J］. 文物， 1997（1）： 36-41.

[67] Zhang W X， Pei A P. The study on the ancient rice from bashidang， mengxi in Lixian County［J］. Cultural Relics， 1997（1）： 36-41. （Ch）.

[68] Wang W M， Ding J L， Shu J W， et al. Exploration of early rice farming in China［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0， 227（1）： 22-28.

[69] Deng Z H， Qin L， Gao Y， et al. From early domesticated rice of the middle Yangtze Basin to millet， rice and wheat agriculture： archaeobotanical macro-remains from baligang， Nanyang Basin， Central China （6700-500 BC）［J/OL］. PLoS One， 2015， 10（10）：e0139885.

[70] Liu H Y， Gu Y S， Qin Y M， et al. The elemental enrichments at Dajiuhu Peatland in the Middle Yangtze Valley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East Asian monsoon and human activity since 20 000 cal yr BP［J/OL］.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1， 757：143990.

[71] Li Y N， Gu Y S， Jiang M J， et al. Neolithic human adaptations to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Jianghan Plain， middle Yangtze Valley［J/OL］.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25， 355：10927.

[72] 郭学仁. 湖南新石器时代农业试探［J］. 农业考古， 1991（1）： 136-141；152.

[73] Guo X R. Exploration of neolithic agriculture in Hunan Province［J］.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1991（1）： 136-141；152. （Ch）.

[74] Liao J， Day C C， Hu C Y， et al. Precise chronology of hydrological changes around 4.2kyr in Central China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flooding on Neolithic societies［J/OL］.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26， 13（2）：nwaf56.

[75] Fuller D Q， Qin L， Zheng Y F， et al. The domestication process and domestication rate in rice： spikelet bases from the Lower Yangtze［J］. Science， 2009， 323（5921）： 1607-1610.

[76]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澧县城头山-中日合作澧阳平原环境考古与有关综合研究（精）［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77] Hu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Lixian Chengtoushan： Sino-Japanese Joint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Liyang Plain［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07. （Ch）.

[78] Li B， Liu H， Wu L， et al. Linking the vicissitude of Neolithic cities with mid Holocen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s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China［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4， 321： 22-28.

[79] 冷勇辉， 李长安， 刘辉， 等. 湖北松滋关洲遗址沉积环境演化及长江河道变迁［J］. 地球科学， 2020， 45（3）： 764-775.

[80] Leng Y H， Li C A， Liu H， et al.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evolution and Yangtze River channel change in Guanzhou site， Songzi City， Hubei Province［J］. Earth Science， 2020， 45（3）： 764-775. （Ch）.

[81] 笪浩波. 长江中游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J］. 农业考古， 2014（1）： 1-10.

[82] Da H B. Development of prehistoric rice farming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J］.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2014（1）： 1-10. （Ch）.

[83] 邓辉， 陈义勇， 贾敬禹， 等. 8500 a BP以来长江中游平原地区古文化遗址分布的演变［J］. 地理学报， 2009， 64（9）： 1113-1125.

[84] Deng H， Chen Y Y， Jia J Y， et 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he ancient cultural sit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ince 8500 a BP［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9）： 1113-1125. （Ch）.

[85] Xie S C， Evershed R P， Huang X Y， et al. Concordant monsoon-driven postglacial hydrological changes in peat and stalagmite records and their impacts on prehistoric cultures in Central China［J］. Geology， 2013， 41（8）： 827-830.

[86] Li L， Wu L， Zhu C，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aeological sites distribution and environment from 1.15 Ma BP to 278 BC in Hubei Province［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1， 21（5）： 909-925.

[87] 韩建业. 龙山时代的文化巨变和传说时代的部族战争［J］. 社会科学， 2020（1）： 152-163.

[88] Han J Y. Violent cultural changes in Longshan period and tribal warfare in Chinese legendary era［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0（1）： 152-163. （Ch）.

[89] 顾延生， 管硕， 李越南. 江汉平原古云梦泽形成演化及其影响机制［J］. 地球科学， 2025， 50（3）： 830-845.

[90] Gu Y S， Guan S， Li Y 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paleo-Yunmeng lake group in the Jianghan Plain and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J］. Earth Science， 2025， 50（3）： 830-845. （Ch）.

[91] 杜耘， 殷鸿福. 洞庭湖历史时期环境研究［J］. 地球科学， 2003， 28（2）： 214-218.

[92] Du Y， Yin H F. Study on historical environment in Dongting Lake area［J］. Earth Science， 2003， 28（2）： 214-218. （Ch）.

[93] 周魁一. 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J］. 农业考古， 1986（1）： 175-183.

[94] Zhou K Y.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in ancient China［J］.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1986（1）： 175-183. （Ch）.

[95] 裴安平， 熊建华. 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96] Pei A P， Xiong J H. Rice cultur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M］.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2004. （Ch）.

[97] 谢树成， 胡超涌， 顾延生， 等. 最近13ka 以来长江中游古水文变化［J］. 地球科学， 2015， 40（2）： 198-205.

[98] Xie S C， Hu C Y， Gu Y S， et al. Paleohydrological variation since 13ka BP in middle Yangtze Region［J］. Earth Science， 2015， 40（2）： 198-205. （Ch）.

[99] Zong Y， Chen Z， Innes J B， et al. Fire and flood management of coastal swamp enabled first rice paddy cultivation in East China［J］. Nature， 2007， 449（7161）： 459-462.

[100] Zheng Y F， Sun G P， Chen X G. Response of rice cultivation to fluctuating sea level during the Mid-Holocene［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2， 57（4）： 370-378.

[101] Liu Y， Sun Q L， Fan D D， et al. Early to Middle Holocene sea level fluctuation， coastal progradation and the Neolithic occupation in the Yaojiang Valley of southern Hangzhou Bay， Eastern China［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18， 189： 91-104.

[102] Fu Z B， Zeng J W， Gu Y S， et al. Holocene coastal sedimentary evolution and neolithic human adaption in response to sea level changes in the Palaeo-Taihu valley， East China［J/OL］.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23， 310：108029.

[103] Li Y N， Gu Y S， Liu H Y， et al. Holocene transgression and Neolithic human adaptations in the Zhejiang coastal Plain， East China［J/OL］. Catena， 2024， 245：108340.

[104] 徐怡婷， 林舟， 蒋乐平. 上山文化遗址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J］. 南方文物， 2016（3）： 131-138.

[105] Xu Y T， Lin Z， Jiang L 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Shangshan culture site and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J］.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2016（3）： 131-138. （Ch）.

[106] 顾延生， 米雨川， 曾剑威， 等. 杭嘉湖平原腹地新石器早期夹砂陶片水稻植硅体化石发现及环境意义［J］. 第四纪研究， 2021， 41（5）： 1438-1444.

[107] Gu Y S， Mi Y C， Zeng J W， et al. The discovery of early Neolithic rice phytoliths embedded in the sand-tempered pottery and its 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 in the hinterland of Hangjiahu Plain［J］. Quaternary Sciences， 2021， 41（5）： 1438-1444. （Ch）.

[108] 郑洪波， 周友胜， 杨青， 等. 中国东部滨海平原新石器遗址的时空分布格局： 海平面变化控制下的地貌演化与人地关系［J］.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18， 48（2）： 127-137.

[109] Zheng H B， Zhou Y S， Yang Q，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Neolithic sites in coastal China： sea level changes， geomorphic evolution and human adaption［J］. Scientia Sinica （Terrae）， 2018， 48（2）： 127-137. （Ch）.

[110] 王巍. 中国考古学年鉴-2000［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111] Wang W. Yearbook of Chinese archaeology-2000［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02. （Ch）.

[112] 中国考古学会. 中国考古学年鉴［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113] Chinese Archaeological Society. Yearbook of Chinese Archaeology（2004） ［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05. （Ch）.

[114] 史威， 马春梅， 焦锋， 等. 宁绍平原史前遗址、埋藏泥炭与中全新世海面变化［J］. 海洋学报（中文版）， 2008， 30（4）： 169-175.

[115] Shi W， Ma C M， Jiao F， et al. Archaeological sites， buried peat and fluctuation of sea-level in Holocene in the Ningshao Plain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J］.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2008， 30（4）： 169-175. （Ch）.

[116] 韩建业. 试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和对外影响： 兼论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间的文化交流［J］. 东南文化， 2010（6）： 62-66.

[117] Han J Y. On the source and the external influence of the kuahuqiao culture： also o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middle of neolithic age［J］. Southeast Culture， 2010（6）： 62-66. （Ch）.

[118] Wang Z H， Zhan Q， Long H Y， et al. Early to mid-Holocene rapid sea-level rise and coastal response on the southern Yangtze delta plain， China［J］. Journal of Quaternary Science， 2013， 28（7）： 659-672.

[119] Lambeck K， Rouby H， Purcell A， et al. Sea level and global ice volumes from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to the Holocene［J］. PNAS， 2014， 111（43）： 15296-15303.

[120] Li G X， Li P， Liu Y， et al. Sedimentary system response to the global sea level change in the East China Seas since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J］. Earth-Science Reviews， 2014， 139： 390-405.

[121] Xiong H X， Zong Y Q， Li T H， et al. Coastal GIA processes revealed by the early to middle Holocene sea-level history of East China［J/OL］.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20， 233：106249.

[122] Peng F， Nie J S， Toonen W， et al. Persistent ENSO forcing on Holocene flooding in the middle-lower Yangtze River at millennial timescales［J/OL］.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24， 51（10）.

[123]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浙江分册［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124]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Atlas of China cultural relics-Zhejiang branch［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09. （Ch）.

[125] 唐亮， 吕晔， 年小美， 等. 姚江-宁波平原中全新世海侵事件及古人类活动的快速响应［J］. 第四纪研究， 2019， 39（5）： 1116-1132.

[126] Tang L， Lyu Y， Nian X M， et al. Middle Holocene seawater intrusion and human’s rapid response in the Yaojiang-Ningbo coastal plain， China［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9， 39（5）： 1116-1132. （Ch）.

[127] 张文桐. 全新世中期杭嘉湖平原地貌与水文环境变化及新石器人类活动的响应［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3.

[128] Zhang W T. Mid-Holocene Geomorphologic and Hydrologic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Hangjiahu Plain and the Response of Neolithic Human Activities［D］.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23. （Ch）.

[129] 张之恒.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130] Zhang Z H. Neolithic culture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M］.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2004. （Ch）.

[131] 吴维棠. 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看杭州湾两岸的全新世古地理［J］. 地理学报， 1983， 38（2）： 113-127；207-208.

[132] Wu W T. Holocene palaeogeography along the Hangzhou bay as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neolithiccultural remain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83， 38（2）： 113-127；207-208. （Ch）.

[133] 林国聪， 丁友甫， 谢纯龙， 等. 浙江省慈溪市童家岙遗址2009年试掘简报［J］. 东南文化， 2012（3）： 66-79；131-132.

[134] Lin G C， Ding Y F， Xie C L， et al. 2009 report of the test excavation at the tongjia’ao site in Cixi， Zhejiang［J］. Southeast Culture， 2012（3）： 66-79；131-132. （Ch）.

[135] Mo D W， Zhao Z J， Xu J J， et al. Holocene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s in China［M］// Martini I P， Chesworth W.Landscapes and Societies： Selected Cases.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1： 299-319.

[136] Wu L， Zhu C， Zheng C G， et al. Impact of Holocene climate change on the prehistoric cultures of Zhejiang region， East China［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4， 24（4）： 669-688.

[137] Dai B， Liu Y， Sun Q L， et al. Foraminiferal evidence for Holocene environmental transitions in the Yaojiang Valley， south Hangzhou Bay， Eastern China，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Neolithic occupations［J］. Marine Geology， 2018， 404： 15-23.

[138] 赵成双苹. 长江中下游地区全新世中期人类文化演化的环境背景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 2021.

[139] Zhao C S P. The Mid-holocene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of Human Cultural Evolu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2021. （Ch）.

[140] Ma Y C， Yang X Y， Huan X J， et al. Rice bulliform phytoliths reveal the process of rice domestication in the Neolithic Lower Yangtze River region［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6， 426： 126-132.

[141] Shao K L， Zhang J P， He K Y， et al. Impacts of the wetland environment on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neolithic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based on peat and archaeological dates［J/OL］. 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 2021， 9：635640.

[142] Wang H M， Jiang F， Chen Y L， et al. Unveiling the Mid-Holocene coastal hydrological changes and their impacts on Neolithic cultures along the South Hangzhou Bay of Eastern China［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23， 658： 36-47.

[143] 赵东升. 环太湖古文化演进与水域变迁关系初论［J］. 南方文物， 2016（3）： 201-207.

[144] Zhao D 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ulture around Taihu Lake and the change of water area［J］.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2016（3）： 201-207. （Ch）.

[145] 蒋赞初， 张彬. 论长江下游青铜文化的阶段性及其发展缓慢的原因［C］//铜鼓和青铜文化的新探索： 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第二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南宁， 1991： 213-217.

[146] Jiang Z C， Zhang B. On the Phases and Causes of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Bronze Cultures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Region［C］.// New Explorations in Bronze Drums and Bronze Cultur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ncient Bronze Drums and Bronze Cultures in Souther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Nanning： Guangxi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213-217. （Ch）.

[147] 寿永明， 卓光平. 从吴越文化到“新江南”文化： 长三角文化的演进与新构［J］. 名作欣赏， 2021（8）： 42-44.

[148] Shou Y M， Zhuo G P. From Wuyue culture to “new Jiangnan” culture： evolution and new construction of Yangtze River Delta culture［J］. Masterpieces Review， 2021（8）： 42-44. （Ch）.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联合基金项目(U23A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