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遗址的新发现与新探索

New discoveries an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Shijiahe Site

摘要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自1954年发现、1955年发掘，迄今70余年，是长江中游地区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大型聚落群.石家河遗址发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项目，本文介绍了过去十年石家河考古取得的新收获和新认识，包括城址规模、城门位置、兴废年代、城址废弃与气候变化以及文化面貌等相关方面.研究结果显示，遗址年代为5 900—3 700 cal yr BP；内城177.5万m²，城壕面积224.8万m²，外郭城面积348.5万m²；石家河城有6个门，包括4个陆门和2个水门；古城大约3 700 cal yr BP开始衰落，衰落原因目前有“洪水”和“干旱”两种假说.在文化面貌方面，谭家岭被确认为核心宫殿区，发现完备的水利系统和农业规划，墓葬等级分化明显，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频繁，体现了石家河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枢纽地位.

Abstract

Discovered in 1954 and first excavated in 1955， the Shijiahe site in Tianmen， Hubei Province has been excavated for more than seventy years. It i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largest settlement complex， with the longest occupational sequence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site hierarchy，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regi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t Shijiahe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Origins Proje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major advances achieved during the past decade of fieldwork and research at Shijiahe， including new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s concerning the scale of the walled settlement， the locations of city gates， the chronolo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te abandonment and climatic change， and broade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ite dates to ca. 5900–3700 cal yr BP. The inner walled area covers 1.775 million m²， and the moat-enclosed area covers 2.248 million m². Together with the outer enclosure， the total area reaches 3.485 million m². The Shijiahe walled settlement had six gates， comprising four land gates and two water gates. The city declined at around 3700 cal yr BP， yet further work is required to clarify how abrupt climate changes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ecline of the Shijiahe polity. The core architectural zone was located at Tanjialing. The Shijiahe period is characterized by a sophisticated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planning， and a high degree of social complexity.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长江流域 / 文明溯源 / 新石器时代 / 石家河考古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basin / tracing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 Neolithic / Shijiahe archaeology

石家河遗址发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项目，自1954年发现、1955年发掘，迄今70余年.石家河遗址位于长江中游腹地、江汉平原北缘与大洪山南麓相接合的山前地带（图1）.主体在东、西两河之间，东西横跨2 km、南北纵跨4 km，总面积约8 km²，核心区域分布有40余处遗址点，年代跨度5900—3700 cal yr BP（距今5 900~3 700校正年），是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大型聚落群，是探讨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家河遗址的考古与认识有4个突破性的阶段： 1） 1954年至1991年，发现并确认该遗址是个大型遗址^［1］； 2） 1992年确认了该遗址内由城垣、护城环形壕和土台共同构成工程浩大的石家河城，环形壕内面积180万m²、城垣内可使用面积120万m^{2 ［1］}； 3） 2016年发现谭家岭城^［2］，面积26万m²，揭示石家河城有3个发展阶段：龙咀城—谭家岭城—石家河城^［3］； 4） 2022年进一步深化石家河城的认识，由内城、城壕（护城河）、外郭城构成，内城面积177.5万m²， 加上城壕面积224.8万m²，加上外郭城共348.5万m^2［4］.2022年第四阶段考古借助科技的介入，进一步细化了对1992年第二阶段考古的认识，如内城面积177.5万m²，与1992年表述的“环形壕圈住的面积180万m²”几乎一致；此外，测量了护城河、外郭城的面积，遗址面积亦自然增加.

70余年的石家河考古，距举行“石家河考古发现六十年集中研讨”^［5］亦过去十年.这十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续推进、“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的开展，以及科技考古中新技术新手段的应用，关于石家河遗址考古取得了新收获，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1 城址规模

自石家河城确认以来，西城墙及西护城河、南城墙西段、黄金岭东墙都无异议^［6］，但东南角、北城墙一直没有确认.北城墙、东城墙北部被后修的西周土城破坏^［7］，影响了其判断；而沿着南城向东延伸的东南部低地的勘探和100 m²发掘^［8］，发掘者认定为古河道遗迹，亦可能有“古河道上的桥梁遗迹”.1992年确认石家河时，认为东城墙“黄金岭南段至三房湾东端近400 m宽的地段却明显没有地面之上的墙体”，但只说没有明显高于地面的城墙，并不认为东南角没有城墙.2022年第四阶段考古期，发掘者通过勘探发现南城墙在三房湾处往东延伸时，墙体却中断了，出现了缺口，有水域的迹象；发掘者越过水域再继续向东勘探，城墙又出现了，而且在最东处出现90度向北的转角，发现了城的东南角，再往北与黄金岭城墙完整对接上了，因缺口当是水门设施^［4］（图2c）.自此，南城墙、城的东南角确认了，当时1992年“明显没有地面之上的墙体”^［6］、2016年“古河道上的桥梁遗迹”^［8］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西城墙、南城墙与城东南角确认后，2022年发掘者沿东城墙黄金岭段继续往北勘探^［4］，发现其与台上遗址完整连接起来，台上遗址成为城墙的一部分，再往北在毛家岭形成了城的东北拐角，并隔一处水域缺口与京山坡相连，水域缺口也当是水门设施（图2a北部）.京山坡与黄家山、严家山构成了北城墙^［4］，京山坡是人工构筑的^［4］，1992年确认石家河城时也认为“它很难由自然营力形成” ^［6］，2016年发掘者认为“黄家山也完全由人工堆筑而成”且严家山-黄家山构成“人工城垣体系”^［9］，1992年、2016年、2022年三次认识一致.

严家山往南拐，与西城墙连接，四城墙闭合.依据勘探，严家山城墙南端，与西城墙之间尚有一个缺口（图2b）.但是环壕的底部，西北拐角的壕底高度与西城墙外壕底部的高度是一致的；西城墙的宽度80~100 m，与严家山城墙南端相符合.而缺口南端往东拐，有弧形的“长约600 m，墙体宽约25~30 m” ^［10］的墙体，其25~30 m的宽度与严家山城墙南端完全不符合，也与西城墙宽度80~100 m严重不符合.因此，从外壕底部高度、城墙宽度判断，严家山城墙南端当与西城墙相连构成西城墙，而存在的缺口是用木质构件建设的跨过外壕的城门.

此外，城壕的外面，有人工构筑的相连土台，环绕城壕一周，构成了外郭城^［4］.石家河测绘数据显示：内城177.5万m²，城壕面积224.8万m²，外郭城面积共348.5万m².

2 城门

以前的发掘和勘探推测西城墙有两个门：一个是严家山南端的缺口处，一个是西城墙偏南，勘探有个缺口，也当是城门.南城墙有两个城门：一是南城墙偏西，发掘时发现有个缺口^［11］，当是城门；再就是偏东，有个水门.东城墙有个门：正中城墙有个缺口处，当是门所在.北城墙有一个门：偏东有引水入城处，当是水门.

总之，石家河城有6个门（图3），4个是陆地，当是用木质构建的跨护城河的桥梁；2个是水门，便于引水入城、出城和水路运输.

3 石家河城兴废年代

石家河遗址5900—3700 cal yr BP^［12］.石家河城的兴废则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心谭家岭，建有谭家岭城，始建于距今5 500年左右，面积26万m²；第二个阶段是谭家岭城废弃，建有更大的石家河城.石家河城兴建于屈家岭文化晚期，距今5 000年左右，“是在屈家岭文化在当地经过了某种程度的发展以后开始兴建的”^［6］.

关于石家河城的废弃年代，有几种不同认识，一种认为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即肖家屋脊时期，“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石家河古城为核心的聚落模式瓦解，石家河古城废弃，聚落分布比较零散”^［8］，“进而与石家河古城在肖家屋脊（后石家河）文化衰落相对应”^［13］.而严文明先生则认为“此城一直沿用到石家河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14］. 2022年勘探发掘时，我们对西城壕河底进行了解剖，发现石家河古城至少在肖家屋脊文化时期仍然在沿用，范围还扩展至张家湾一带^［4］（图2a最右端），证明严文明先生的猜测是正确的，而原来认为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即废弃的观念是不对的.

4 城址废弃与气候关系探讨

石家河古城废弃的原因可能与极端气候变化有关.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牛津大学团队^［15］经过联合攻关表明，在距今3 950年（约公元前2000年），古城所在地区经历了长达140年的湿润期，降雨量剧增，湖面扩张，农耕面积减少，而距今3 700年持续80年的水患给石家河最后一击.考古数据也表明，古城人口急剧下降，不得不迁徙他处，导致古城衰落.石家河遗址最新的测年数据显示，古城在距今约3 700年左右衰落^{［12，16］}，与该环境考古研究结论相符.

然而，废弃原因也有其他说法.根据考古发掘结果，西城壕河底部剖面沉积自上而下大致可分为5层（图4）：第5层为石家河文化至屈家岭文化过渡堆积层，土色呈棕色，沉积物含有较多有机质成分；第4层为石家河文化堆积层，土体呈深棕色，沉积较为均一；第3层为肖家屋脊文化堆积层，土色以灰棕色为主，局部可见少量文化遗物；第1~2层主要为近现代扰动沉积，其中第2层土体颜偏黄色，质地较为紧实，反映相对干燥的沉积环境，上覆第1层为表土层，呈淡红灰色.需要讨论的是，野外调查和沉积相宏观观察（图4）显示，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约距今4 000年）很湿润，降雨量充沛，到距今3 700年左右有一个干旱期，石家河文明衰落，迁徙至今荆州市沙市区的汪家屋场遗址一带.谭家岭遗址和三房湾遗址剖面沉积物粒度、孢粉、磁化率、植硅体及地球化学等环境代用指标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干旱导致石家河文明衰落的可能性较大，而荆州市沙市区一带临近长江，更利于抗击旱情^［17］.

总之，急剧的水情、干旱如何导致了石家河文明的衰落，仍需要更高分辨率的环境考古数据和进一步的研究.

5 石家河城文化面貌的新认识

过去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科学研究，围绕石家河古城的文化面貌已达成一些共识，初步解决了一些以往的学术疑问.

第一个问题是，宫殿区在哪里？目前的研究表明，石家河城的核心建筑区在谭家岭.谭家岭位于遗址群中部偏南、石家河古城中部，是石家河古城核心和高等级建筑所在地.1989年发掘揭露出的谭家岭城墙厚度达1 m^［18］，2022年发现房屋的东墙呈南北向，墙体分三层结构，最内侧为较纯净黄土，中间为偏黑化土，最外侧为红烧土，墙的总宽度为1.2 m，房屋为分间结构^［19］.上述证据表明谭家岭可能是宫殿性建筑所在地.

根据考古发掘与¹⁴C测年结果，石家河遗址宜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5900—4100 cal yr BP，包括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第二个阶段为4100—3700 cal yr BP，属肖家屋脊文化时期，也有学者称为后石家河文化，应当已经进入夏纪年时代.

关于石家河的水利系统，最新研究显示石家河城的人具备了规划、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的能力.距今5 000年左右的石家河人截断东河的水，引东河水进入护城河，并在城内建设小型蓄水水库；同时建设水门，引水入城以供城内用水、航运；此外还在护城河内建设了拦水坝，表现了非凡的规划能力和建设能力^［4］.完备的水利系统和农业规划是石家河城文明发达地的重要保证.石家河以水稻种植为主，也发现粟等作物.

艺术成就方面，石家河出土彩陶、磨光黑陶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红陶杯等陶器，大量陶塑艺术品，以及精美玉器.其中玉器与陕西石卯址、山西陶寺和山东西朱封遗址都有广泛的交流.陶塑人物造型丰富，有舞蹈、祈祷等宗教活动以及丰富的鸡狗猪等形象，有一尊思考者陶塑与罗丹的思想者神似^［20］，称之为“东方思想者”陶塑，还有印信台、邓家湾和罗家柏岭等祭祀遗存，都体现了丰富的艺术思想和哲理智慧.

石家河墓葬也体现了明显的等级分化，反映了其较高的社会复杂化程度.肖家屋脊随葬百余件陶器的M7、规格与之相等的三房湾遗址M1^［20］，是石家河迄今发现规格最高的两座墓葬，体现了等级分化.海量的红陶杯叠压在三房湾M1墓葬之上，经初步勘探，三房湾M1北面还有分布有序的墓葬，不排除有更大规格的墓葬；海量的红陶杯堆砌在高规格的墓地旁，亦可能是祭祀高等级或王级统治者、英雄人物后的遗留物，其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文化交流也是石家河遗址的关键词之一.肖家屋脊时期，陶器中高柄豆、浅盘肥圈足盘、小口广肩瓮组合较为常见；玉器非常发达，影响直达湖南七星墩城、湖南孙家岗城等地，深受河南王湾三期文化影响，与“禹伐三苗”时间耦合^［4］，不过不一定是武力^［21］，当是大禹以德服三苗“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22］.邓家湾遗址（邓家湾T2②）出土了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一件铜刀，经过检测，含量分别为铜83.5%、砷14.2%，余量2.3%，属于铜砷合金，符合早期冶炼铜的特点.而临近大冶铜绿山的大冶蟹子地遗址发现冶炼遗存^［23］，陶器亦是高柄豆、浅盘肥圈足盘、小口广肩瓮组合，跟石家河出土的人工铜均属肖家屋脊文化时期，两者之间以人工铜为纽带进行文化交流.

6 结论

过去十年，持续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以及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加强了对石家河遗址的研究，深化了对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认识.

石家河古城的文化分期与空间结构得到全新阐释.石家河遗址的文化发展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5900—4100 cal yr BP），第二阶段（4100—3700 cal yr BP）已进入夏纪年时代.通过系统的勘探与发掘，完整确认了石家河古城由内城、城壕和外郭城构成的“三重”空间格局.城址的兴废年代亦更加清晰：谭家岭城始建于距今5 500年左右，其后兴建的石家河城沿用至肖家屋脊文化时期，而非此前认为的废弃于该时期之初.

核心功能区与高等级遗存的辨识，凸显了社会复杂化程度.谭家岭被确认为宫殿性建筑所在的核心区.三房湾、邓家湾等地点揭示出大规模制陶作坊、祭祀遗迹及陶塑艺术品，肖家屋脊与三房湾发现高规格墓葬随葬品，三房湾出现海量红陶杯堆砌现象，印证了社会权力的集中与礼制的萌芽.

水利系统与对外交流的面貌更加清晰.距今5 000年左右的石家河先民已具备系统的水利规划能力.邓家湾出土的铜砷合金刀表明以人工铜为纽带的长江中游地区冶金技术交流网络已然形成.同时，石家河玉器与陕北石峁、山西陶寺等地的广泛交流，彰显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枢纽地位.城址衰落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亦获得重要线索.尽管“洪水”与“干旱”两种假说仍待进一步验证，但气候变化在石家河文明衰落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已无疑义.

综上所述，石家河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长江中游早期文明的认识.这座集宏大的城垣规划、完善的水利系统、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复杂的宗教信仰与广泛的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大型都邑性聚落，以其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态，证实了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未来随着多学科研究的深入，石家河遗址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将被更全面地揭示.

参考文献

[1] 方勤. 石家河发现与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

[2] Fang Q.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shijiahe river［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21. （Ch）.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天门市博物馆. 湖北天门石家河谭家岭城址2015—2016年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 2017（5）： 3-27.

[4]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A report on the 2015-2016 excavation of the city ruins in Tanjialing， Shijiahe， Tianmen， Hubei Province［J］. Jianghan Archaeology， 2017（5）： 3-27. （Ch）.

[5] 方勤， 向其芳. 石家河遗址：持续见证长江中游文明进程［N］. 人民日报， 2020-10-31（文化遗产版）.

[6] Fang Q， Xiang Q F. The Shijiahe site： a continuous witnes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N］. People’s Daily， 2020-10-31 （Cultural Heritage Edition）. （Ch）.

[7] 方勤， 赵阳， 李瑞， 等. 天门石家河城址及水利系统的考古收获［J］. 江汉考古， 2023（1）： 19-35；F0003.

[8] Fang Q， Zhao Y， Li R， et al. Archaeological harvest of Shijiahe city site and water conservancy system in Tianmen［J］. Jianghan Archaeology， 2023（1）： 19-35；F0003. （Ch）.

[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330-337.

[10]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to commemo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shijiahe site［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9： 330-337. （Ch）.

[11] 北京大学考古系，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 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M］. 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12]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t al. Survey report on the Shijiahe site complex［M］. Southern Ethnic Archaeology， Vol. 5. Chengdu： Sichu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3. （Ch）.

[13] 王红星. 从门板湾城壕聚落看长江中游地区城壕聚落的起源与功用［J］. 考古， 2003（9）： 61-75.

[14] Wang H X. On 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moat-surrounded settlements in the middle Changjiang River valley in the light of the moat-surrounded settlement at menbanwan［J］. Archaeology， 2003（9）： 61-75. （Ch）.

[15] 孟华平. 石家河考古新发现与新认识［C］//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23-26.

[16] Meng H P.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at Shijiahe［C］//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ic symposium commemo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the Shijiahe site.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9： 23-26. （Ch）.

[17] 向其芳， 刘辉， 孟华平， 等. 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严家山遗址2016年发掘简报［J］. 考古， 2018（9）： 52-67；2.

[18] Xiang Q F， Liu H， Meng H P， et al. The excavation of the yanjiashan site in the shijiahe ancient city site in Tianmen City， Hubei in 2016［J］. Archaeology， 2018（9）： 52-67；2. （Ch）.

[1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等. 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邓家湾［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20]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et al.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Shijiahe， Tianmen， Vol. 2： Dengjiawan［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03. （Ch）.

[21] 孟华平， 刘辉， 邓振华， 等. 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三房湾遗址2011年发掘简报［J］. 考古， 2012（8）： 29-41；1；103-105.

[22] Meng H P， Liu H， Deng Z H， et al. The excavation of the sanfangwan locus at shijiahe city site in Tianmen City， Hubei in 2011［J］. Archaeology， 2012（8）： 29-41；1；103-105. （Ch）.

[23] 吴小红. 加速器质谱（AMS）碳—14测试报告［R］. 北京：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碳十四年代实验室， 2023.

[24] Wu X H. AMS radiocarbon dating report［R］. Beijing： Laboratory of Radiocarbon Dating，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ing University， 2023. （Ch）.

[25] 方勤. 三苗与南土：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考古学观察［M］//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苗与南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三五”期间重要考古收获. 武汉： 江汉考古编辑部， 2016.

[26] Fang Q. Sanmiao and the southern lands：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M］//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Sanmiao and the southern lands： major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uhan： Jianghan Archaeology Editorial Office， 2016. （Ch）.

[27] 严文明. 中国文明的起源［M］// 袁行霈， 国学研究第四十四卷.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28] Yan W M.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M］//Yuan X P （ed.）. Studies in Chinese classics， Vol. 44.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20. （Ch）.

[29] Liao J， Day C C， Hu C Y， et al. Precise chronology of hydrological changes at ∼4.2 kyr in Central China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flooding on Neolithic societies［J/OL］.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25， 13（2）：nwaf567.

[30] 方勤. 石家河遗址与中华文明［N］. 光明日报， 2023-5-20（10）.

[31] Fang Q. The Shijiahe site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N］. Guangming Daily， 2023-05-20（10）. （Ch）.

[32] 贾明明. 石家河文化兴衰的地貌与环境因素［D］.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 2022.

[33] Jia M M. The Geomorphology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Shijiahe Culture［D］. Wuha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2022. （Ch）.

[34] 荆州市博物馆，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北京大学， 等. 谭家岭［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35] Museum Jingzhou；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et al. Tanjialing［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11. （Ch）.

[3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2022年考古发掘资料［R］. 武汉：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2022.

[37]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xcavation data from 2022［R］. Wuhan：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2022. （Ch）.

[3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组. 考古中国：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成果［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5.

[39]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Research Team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Archaeology China： research outcomes of the proj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25. （Ch）.

[40] 杨新改， 韩建业. 禹征三苗探索［J］. 中原文物， 1995（2）： 46-55.

[41] Yang X G， Han J Y. Exploration of yu Zheng’s three seedlings［J］.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1995（2）： 46-55. （Ch）.

[42] 孔安国. 尚书正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43] Kong A G. Shangshu zhengyi［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7. （Ch）.

[44] 方勤. 大冶铜绿山及周边矿冶遗址在青铜时代长江文明进程中的价值研究［M］ //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委员会编，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与中国青铜文明研究.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22.

[45] Fang Q. Study on tonglushan ancient copper mine site and China bronze civilization［M］ //Protection Committee of the Tonglushan Ancient Copper Mine Site. Research on the Tonglushan ancient copper mine site and Chines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Wuhan： Chang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22. （Ch）.

基金资助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2020YFC1521603)

教育部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项目(JYB2025XDXM911)

湖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暨长江文化研究一类课题(HBSKJJ2025021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5&ZD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