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摘要

研究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地域分布结构，分析区域文化生产的影响因素，对于认识长江文化的地理特征、促进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内200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称国保单位）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分析、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对历史时期国保单位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从自然和人文两方面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国保单位大量分布于吴越片区，数量在明清时期达到峰值，占总数43.47%，各类型国保单位中以古建筑类型为主，占总数的42.67%；2） 不论从时间还是从类型上，国保单位分布均呈现不同程度的集聚特征.从时间序列来看，从史前时期到近现代，明清时期集聚特征最为明显，吴越、巴蜀、赣皖等片区是长期以来的主要核心分布区，从古遗址类型到其他类型，巴蜀片区、吴越以及吴越和赣皖交界处是各类型国保单位均高密度分布的区域；3） 各历史时期国保单位分布重心位于湖北、湖南境内，重心迁移呈现“西南—西偏南—东偏北—西偏南—东偏北—西南—东偏南”迁移特征，分布范围呈现“缩小—扩大—缩小—扩大—…”变化趋势，分布的离散程度呈现集聚到分散交替演变趋势；4） 影响因素上，地势地貌、河流等自然因素与人口、经济等人文因素共同影响着历史时期国保单位的分布与演化.

Abstract

Studying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the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and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cultural produc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angtze River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culture. Taking 2006 national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the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ultilized the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nearest neighbor index，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d other tools of ArcGIS 10.8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protection units in historical period， and further discusse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both natural and cultural aspect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A large number of state-protected units are distributed in the Wuyue area， reaching the peak of quanti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ccounting for 43.47 % of the total. At the same time， the ancient building types are the main types of state-protected units， accounting for 42.67 % of the total. 2） Kegardless of time or type， th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surance units shows different degrees of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series， from the prehistoric period to modern times， the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the most obvious. Wuyue， Bashu， Jiangxi and Anhui are the main core distribution areas for a long time. From the type of ancient sites to other types， Bashu area， Wuyue and the junction of Wuyue and Jiangxi and Anhui are the areas where all types of national security units are highly distributed. 3）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surance units in each historical period is located in Hubei and Hunan. The migration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 presents the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uthwest-southwest-northeast-southwest-northeast-northeast-southwest-southeast”. The distribution range presents a trend of “shrinking-expanding-shrinking-expanding-...”. The degree of dispersion of distribution presents an alternating evolution trend from agglomeration to dispersion. 4） In term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natural factors such as topography and rivers and human factors such as population and economy jointly affect the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units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时空演化特征 / 影响因素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 national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 space-tim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 influencing factors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中提出，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作为第五个由中央统筹规划的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促进文物与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与创新利用所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2］，也是以文物和文化资源为主干集中打造的中华文化重要标志.2025年1月，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印发《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规划范围涉及长江经济带与长江干流流经区域在内的青海、西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13个省级区域，并根据文化遗产特点形成了羌藏、滇黔、巴蜀、荆楚、湖湘、赣皖、吴越7大地域文化片区^［3］.

文物是指由人类直接创造或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承载着特定历史信息的实体遗存^［4］.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单位”）是我国文保单位中最具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等多重价值的文物保护单位，是从古至今人类生活留下的文化遗存，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兴衰更替^［5］，更是现代文化产业的物质依托、旅游活动开展的资源载体^［6］.我国十分重视文保单位的挖掘、保护和利用，例如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中国文物主题游径建设工作的通知》，指出要更好地活化利用文物遗产，推动文物与旅游深度融合，提升旅游历史文化内涵^［7］.截至2019年，国务院共发布了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共计5 05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并不等同于真实历史遗存数量），包含了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其他共6类.

随着2021年底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正式开始建设以来，学术界开始围绕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进行多方面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内涵与战略意义^［8-10］、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11-13］、文旅融合^［14-16］等方面.在空间分布特征方面，针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这一较新的研究尺度，仅有何银春等^［17］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其余研究更多集中在长江经济带^［18-19］、长江流域^［20-21］以及省域^［22-23］等研究尺度.而国保单位作为长江文化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体现了长江文化的历史性与多样性，其空间分布特征不仅反映了长江文明的演进脉络，同时也深刻影响着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规划与建设.因此，本文针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所涵盖的13个省级区域的2006处国保单位，运用ArcGIS 10.8软件对其进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方面的时空分布特征分析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类型国保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影响机理，对于揭示区域文化的演进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有助于优化文物遗产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利用^［24］.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最近邻指数

最近邻指数（N_I）是一种用于描述点状地理要素在地理空间中分布特征的统计指标.采用最近邻指数可以判定点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形态，探测乡村旅游点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程度^［25］.其表示方式是“平均观测距离”与“预期平均距离”的比率.计算公式为^［26］：

N_{\mathrm{E}}=\frac{\mathrm{1}}{\sqrt[\mathrm{2}]{\frac{n}{A}}}=\frac{\mathrm{1}}{\sqrt[\mathrm{2}]{N}},（1）

N_{\mathrm{I}}=\frac{N_O}{N_E}，（2）

式中，N_O表示实际平均观测距离，N_E表示平均预测距离，n 为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国保单位数量，A 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以及不同片区行政区域面积.空间分布类型判断标准为：当N_I = 1 时，国保单位趋于随机分布；N_I > 1 时，国保单位呈均匀分布；N_I < 1 时，则呈集聚分布，其中N_I= 0 时，表示国保单位呈完全的集中分布状态^［27］.

1.1.2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用于计算点、线要素测量值在指定邻域范围内的单位密度，反映出离散测量值在连续区域内的分布情况.计算公式为^［28］：

F_n(x)=\frac{\mathrm{1}}{nh}{\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k\left(\frac{x-x_i}{h}\right)，（3）

式中，x-x_i 为点x与x_i 之间的距离，k（（x-x_i ）/h）为核函数，n为国保单位数量，h（h>0）为带宽.F_n （x）值越高，说明该区域国保单位分布越集中，反之则表示分布越稀疏.

1.1.3 标准椭圆差

标准差椭圆工具可以揭示不同历史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范围、分布重心变化、离散程度以及方向变化.长半轴表示国保单位分布方向，短半轴表示国保单位分布范围，长半轴数值越大表明国保单位分布的离散程度越大，长短半轴的差值越大则表明分布的方向性越明显^［29］.

1.2 研究区域及数据

本文研究区域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提出的规划范围，即青海、西藏、四川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图1）.文章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务院发布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1~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共计2 006处（不含合并和新增，剔除1997年以前四川省所含的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地理位置方面，主要通过百度坐标拾取系统获取各保护单位的空间坐标，部分文物单位无法精确至点，则以该文物单位所在村或镇的坐标代替；在历史时期划分方面，文章借鉴田小波等、周成等相关研究^［5-6］，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国保单位划分为史前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近代以来8个时期，并按照时期将国保单位进行分类归属，对于跨越不同历史阶段的文物单位则以该文物单位的建造时期为准；在影响因素方面，DEM高程、河流等相关数据均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和资源环境科学数据平台.

2 空间分布特征

2.1 数量密度特征分析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总体呈现“一核四片区”的分布格局（图2a）.区域层面，从文化和旅游部出台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中所提出的“羌藏、巴蜀、滇黔、荆楚、湖湘、赣皖、吴越”七大片区来看（图1、表1），吴越片区（即浙江、江苏、上海）数量最多，共有572处，占总体的28.51%；其次是荆楚和湖湘片区，共有406处；再次是赣皖、巴蜀片区，数量均超过300处；最后是滇黔、羌藏片区，分别有251、121处.吴越片区是新石器时代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是吴国、越国的核心区域，历史悠久，拥有史前遗址、古墓葬、寺庙石刻、革命遗址等多类型、多数量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通过多次核密度分析后得到稳定结果（图2）.从历史时期分期来看： 1） 史前时期（图2b），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呈现“两核”布局，主要集中分布在吴越片区以及荆楚片区，均处于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战略发展区域，该时期的国保单位类型以古遗址为主，其数量占该时期总量的95.68%； 2） 先秦时期（图2c），国保单位呈现“一核引领、三区围绕”分布特征，核心分布区域同样在荆楚片区，同时吴越片区、巴蜀片区、滇黔片区的数量随之增加且形成了中等核心区，该时期古遗址类型数量最多，其次是古墓葬，相较史前时期的国保单位总数量有所下降； 3） 秦汉时期（图2d），国保单位数量持续下降，核心分布区域发生转移，主要集中在巴蜀片区，该时期古墓葬类型为主，其次是古遗址类型，其他类型的国保单位数量较少； 4） 魏晋南北朝时期（图2e）是国保单位数量最少的一个时期，仅34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分裂时期，三国鼎立、五胡乱华等战争使得大量建筑、城市被毁，因而实体文物的遗存难度较大.该时期的国保单位主要集中分布在江苏、安徽两省交界处，这与江苏、安徽是南朝政权的核心区域且处于南北文化交融地带息息相关，其中古遗址、石窟寺类型文物居多，占到总体的73.53%，正是应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历史景象； 5） 隋唐五代时期（图2f），核心区分布在巴蜀、赣皖、吴越三大片区，云南、湖南、西藏等其他地区呈现点状增加趋势.巴蜀片区天然的封闭地势以及都江堰等水利设施为经受政权更替的人民提供了庇护和稳定生活基础，而赣皖、吴越片区水网密布，农业、经济相对较为发达，为文物遗存提供了良好环境和条件，该时期的国保单位类型以石窟寺及石刻为主； 6） 宋元时期（图2g），该时期文化繁盛、经济发展且在元朝实现大一统，国保单位数量小幅增加，但核心区仍位于吴越、巴蜀、赣皖片区且以古建筑类型为主； 7） 明清时期（图2h），文学、戏曲、科技等成就达到巅峰，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增强，商业持续发展且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控制，国保单位数量大幅度增加且达到各时期数量巅峰，核心分布区域扩大，国保单位类型完善，但仍主要以古建筑为主，数量达到643处，其次是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数量达到150处； 8） 近代以来时期（图2i），重庆、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见证了抗日战争历程，是我国新思想、新式教育的传播地，在新中国成立后凭借着沿江、沿海优势大力发展工业、商业、航运等，在该时期，国保单位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为主，且分布在巴蜀、湖湘、荆楚、赣皖、吴越等片区，这也体现着中国近代化的曲折进程.

2.2 空间集聚特征

用最近邻指数方法计算得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总体及不同时期的最近邻指数（表2）.总体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呈集聚分布，最近邻指数N_I为0.41.从不同时期来看，史前到近代8个时期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N_E均大于N_O，Z值的绝对值均大于1.65阈值，最近邻指数均大于0且小于1，由此可知各个时期均呈现集聚分布，这一结论与图2a所呈现的内容特征一致，但不同时期的空间集聚程度各有不同.结合核密度分析（图2），明清时期空间集聚程度在各时期中最为显著，|Z|值最大为31.97，最近邻指数R 最小为0.46，与图2h所呈现的高集聚空间形态完全对应；而秦汉时期的|Z|值较小，R值最大为0.62，表明秦汉时期的国保单位分布最为分散，从图2d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的国保单位分布范围最广，虽多数分布于中部地区，但从整体上可以看出其集聚程度最弱；其中较为特别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该时期虽国保单位数量最少，但其集聚程度不是最弱，其中原因可结合历史与国保单位类型进行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政权割裂，但各政权的政治中心仍是文化集聚地，国保单位仍集中分布在这些局部区域；另一方面，该时期以石窟寺、古遗址等类型为主，遗址本身就具备集聚属性，这些特征也从图2e中得以体现，从而解释了魏晋南北朝何以集聚性较强的原因.从时间序列上来看各时期呈现集聚到相对分散再到集聚，且未来有分散的趋势.综上分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上总体呈现“中-东”密、西疏的格局，以巴蜀片区、赣皖片区、吴越片区为核心分布区域，其国保单位数量均超过了300，尤其是吴越片区，其数量达到572，占到总体的28.5%，这与其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关.

2.3 重心迁移特征分析

利用标准差椭圆工具分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国保单位在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分布的范围、方向变化、重心迁移等方面特征（图3）.根据图3和表3显示，首先，从史前时期到近现代国保单位的分布范围呈现“缩小—扩大—缩小—扩大—…”的波浪形变化趋势，且在秦汉时期分布范围达到最广；其次，国保单位空间分布重心呈现“西南—西偏南—东偏北—西偏南—东偏北—西南—东偏南”的迁移特征且重心迁移范围集中在荆楚片区与湖湘片区的交界区域；再次，从长短轴差值来看，宋元时期与隋唐五代时期国保单位分布的方向性最为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国保单位分布的离散程度最大；再次，各时期椭圆的方向偏移角度总体稳定在79^o~92 ^o之间，总体上长轴与长江干流走向一致，短轴与长江干流方向垂直.

从不同时期重心分布特征来看，史前时期国保单位分布重心位于湖北天门市内，先秦时期向西南方向迁移至湖北荆州市，标准差椭圆面积缩小至原来的0.74倍，离散程度扩大；同时，该时期荆州成为长江中游重要枢纽，经济重心由长江下游迁移至此，迁移方向与国保单位较为吻合；秦汉时期分布重心向西偏南方向迁移至湖北恩施自治州，离散程度最高；该时期成都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南地区经济开始发展，经济重心南偏，符合国保单位分布重心迁移方向；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心向东偏北方向迁移至湖北武汉市，长短半轴距离有所减小，椭圆面积也随之缩减至前一时期的78.69%.该时期北方战乱，人口南迁，南京成为当时最大商业城市，经济重心迁移至此，二者迁移方向大致相同；隋唐五代时期分布重心再次向西回到湖北恩施州，长半轴距离扩大但短半轴距离略微缩减，整体上椭圆面积增大，方向性显著.该时期成都、南京、苏州等城市经济发展遍地开花，但政权中心向西迁移至西安、洛阳，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国保单位分布重心的迁移；到宋元时期，分布重心重新回到湖北荆州市内，长短半轴距离均有所减少，但长短半轴距离之差达到最大，表明该时期国保单位分布的方向性最为显著.该时期杭州成为南宋都城，吴越片区经济繁荣，经济重心迁移至此；明清时期标准差椭圆重点迁移至湖南常德市，空间方向呈西偏南-东偏北的格局特征，椭圆面积有所扩大.该时期长江流域已是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但仍以农业为主，因此无论是国保单位还是经济重心的迁移幅度均不大；近现代以来，标准差椭圆面积缩小至前一时期的82%，长短半轴距离小幅度缩减，重心迁移至湖南岳阳市，椭圆的方向角度向东偏北方向偏移；而该时期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多数国保单位均为红色遗址，湖南、上海、武汉、南京等城市作为抗战重地留存下大量抗日遗迹，因此国保单位重心向东迁移.从整体上来看，国保单位的标准差椭圆重心位于湖南常德市，椭圆面积为1 706 350.28 km²，空间方向分布特征以及长短轴距离、方向角度等数据与明清时期最为相似，呈现西偏南—东偏北方向分布特征.

2.4 不同类型国保单位分布特征

多次利用核密度分析工具得到不同类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图4），从而进一步分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在文化资源上的差异性.各类型国保单位分布各有其特点.其中，古遗址类型国保单位主要集中分布在吴越片区以及荆楚、湖湘交界之处，次集聚区分布在赣皖片区，其他区域分布较少；古墓葬类型呈现“三核”空间分布格局，分别是巴蜀片区、荆楚和湖湘片区、赣皖和吴越片区；古建筑类型在吴越以及吴越和赣皖交界之处形成高密度核心分布区，其他片区分布较为稀疏；石窟寺及石刻类型呈现“两核、五片区”分布特征，巴蜀、吴越以及吴越与赣皖交界之处高度集聚；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呈现多核分布，核心区范围相对较小；最后，其他类型的国保单位主要分布在吴越片区，湖湘片区为次密度区.整体而言，各类型国保单位基本呈现两大片区高密度分布的格局，即巴蜀片区、吴越以及吴越和赣皖交界处，两大片区中间连接区域为次级密度区，而羌藏片区各类型国保单位分布均最为稀疏，核密度值最低.

3 影响因素

相关研究表明，国保单位的时空分布与演变特征与地势地貌、河流等自然因素和经济、人口等人文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自然环境因素是文化产生的基础，人文因素是导致国保单位分布密度、分布重心迁移等变化的主导力量.结合研究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的影响因素分析为宏观相关性探讨，而非严格因果推断.因此，主要是通过地势地貌、河流这两个自然因素，和人口数量、经济这两个人文因素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历史时期国保单位分布的影响进行宏观探讨.

3.1 自然因素

3.1.1 地势地貌因素

本文参考李炳元等提出的中国陆地基本地貌类型划分方案^［30］，同时考虑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所涉及的13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地形特征与实际数据分布，将高程调整为6级： 500 m以下、500~1 000 m、1 000~2 000 m、2 000~3 000 m、3 000~4 000 m、4 000 m以上（500 m以下为1级，以此类推）.利用ArcGIS工具将国保单位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程图进行叠加分析（图5），按照不同级别高程进行分级统计国保单位数量以及对不同时期国保单位在不同高程范围内的数量占比进行比较（表4）.从图5可以看出，国保单位分布在海拔500 m以下的数量最多，占到总体的72%，其次是分布在海拔高度1 001~2 000 m范围内的国保单位，国保单位在海拔4 000 m以上分布最少（仅占1.6%），这与海拔过高导致生存条件艰难、人烟稀少有关.

从表4不难看出，史前到近现代8个时期的国保单位在不同高程范围内的分布均呈现相似特征：随着海拔升高，国保单位数量呈现减少趋势，各时期国保单位仍大部分分布在低海拔区域.从不同时期不同海拔高度国保单位分布特征来看，先秦时期的国保单位分布在500 m以下的数量占比最高，达到82.41%，其次是史前时期与近现代，分别占77.78%、76.85%，占比最少的是隋唐五代时期，为60.39%；从1级高程到2级高程，各时期国保单位分布数量均明显骤减，数量占比最高的是秦汉时期，占12.82%，最低的是先秦时期，占3.70%；到3级高程，一半时期的国保单位数量占比有所增加，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以及明清时期占比均下降，其中先秦时期增幅最为明显，秦汉时期占比最高，占14.10%；到4级高程内，各时期国保单位各自占比均在6%以下，呈现下降趋势，下降幅度较为平缓；5级高程内，隋唐五代时期数量占比呈现一个小波峰，6级即海拔4 000 m以上地区国保单位数量占比均在5%以下，其中先秦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无国保单位.综上而言，各个时期、各级高程的国保单位数量占比均有连续的波动起伏，但大部分国保单位分布在低海拔区域.这是由于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类大多集聚生活在平原、丘陵、湿地等资源丰富、交通便捷的地区，因此在低海拔区域留下了更多的文物遗迹.

从不同类型的国保单位在不同海拔高度的分布上来看（表5），各类型国保单位仍然大部分分布在1级高程区间，即海拔500 m以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型的国保单位占比最大，达到78.10%，其次是古遗址.虽然在1级高程内的古建筑类型占比相对不高，但从数量上来看却遥遥领先；到2级高程，各类型国保单位数量大幅度下降，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型降幅最大，而占比最高的是石窟寺及石刻类，其次是古建筑类型，分别仅有12.78%和10.73%；到3级高程，大部分类型的国保单位占比有所上升，古墓葬类型占比最大，达到14.09%；到4级高程，各类型国保单位均呈现下降态势，占比最高的是其他类型的国保单位，最低的是古墓葬类型，仅有0.67%；到5级高程，出现第一个占比为0的类型，即其他类型；到6级高程，除石窟寺及石刻与其他类型外，其余类型的国保单位占比均下降.而从整体数量来看，无论在几级高程区间，古建筑类型的国保单位数量均处于首位，其他类型均处于末位，这与各类型国保单位的基数高度相关.总而言之，大部分类型的国保单位均分布于低海拔区域，尤其是古建筑类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型的数量占据了500 m海拔以下的国保单位总量的67%左右，这与上文对不同历史时期国保单位在不同海拔高度分布的分析结论一致.

3.1.2 河流因素

人类自古以来便是逐水而居，长江孕育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为科学直观地展示河流水系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关系，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的4级以上河流为对象，利用ArcGIS软件依次对其进行0~5 km、0~10 km、0~20 km缓冲区分析.结果表明：国保单位在分布上存在显著的亲水性特征，随着缓冲距离扩大，缓冲区所包含的国保数量也随之增加.具体分布特征如下（表6）：

在0~5 km缓冲区内，共有821处国保单位，占到总体的40.93%.从不同时期来看，各时期国保单位数量占比依次呈现“增—增—降—增—增—降—增”变化趋势，尽管明清时期数量最多达332处，但近现代以来数量占比最高，占到该时期总量的58.75%，亲水性更加明显，其余依次是秦汉时期、宋元时期、隋唐五代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明清时期、先秦时期、史前时期；0~10 km缓冲区内共有1 136处国保单位，占总量56.63%.从不同时期来看，各时期数量占比呈现“增—增—降—增—降—降—增”变化，数量上仍是明清时期领先，占比上依旧是近现代时期领先，为78.34%，依次是秦汉时期、隋唐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时期、明清、先秦时期、史前时期；0~20 km缓冲区内共有1 538处国保单位，占比76.67%，呈持续增长趋势.从不同时期来看，各时期数量占比呈现“增—增—增—降—降—增—增”变化趋势，近现代以来时期的亲水性仍然最为显著，其余依次是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明清时期、先秦时期、宋元时期、史前时期.

根据综合情况来看，首先，近现代以来的国保单位在空间分布上的亲水性特征最为显著，这表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对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逐渐加强；其次是秦汉时期，亲水性最弱的是史前时期，其余时期的亲水性强弱随着距离增加有所波动；再次，除先秦时期外，其余时期的国保单位数量占比均随着缓冲距离的增加而增加，且增速扩大，但先秦时期的增速下降.

3.2 人文因素

3.2.1 人口因素

从古至今，人口就是国家实力的象征.无论是生产力落后的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人口就是生产力.人口多寡是影响经济兴衰变化的重要因素，是判断一个国家或政权强弱的标尺之一，也是形成传统社会大国经济的必要条件^［31］.国保单位作为人们生活留下的遗存，其数量和分布与人口数量、人口迁移等因素存在必然的联系.通过查阅《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等相关史料书籍^［32］，从战国中期开始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的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人口统计.发现魏晋南北朝后人口开始快速增长，到隋朝中期（公元609年）人口数量达到顶峰，随后立即在唐朝初期降到低谷，再开始缓慢增长，明朝后期达到一个小高峰，最后在民国末期（公元1949年）和清朝中期（公元1820年）达到人口数量巅峰，仅次于隋朝中期人口数量，人口数量巅峰时期相对应的国保单位数量分别是154处、337处以及872处.为进一步量化人口数量与国保单位数量之间的相关性，运用SPSS工具对两种数据进行拟合分析（图6）.结果表明：两者之间相关性显著，R²为0.779，表示人口数量的变化能够解释国保单位数量77.9%的变化，也表示人口变迁能够极大地影响国保单位的数量变化与时空分布.

3.2.2 经济因素

作为经济发展中心，往往会因其资源集聚效应与辐射带动能力而演变为文化创新发展核心聚集区.史前时期，位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古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稻作生产技术已经较为成熟且家畜饲养发达，良渚文化时期是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粮食产量和稻田系统的巅峰期^［33］，这与该时期国保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十分吻合.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农业稻作为主，手工业、商业开始发展.其中郢都（今湖北荆州）作为楚国国都，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发达，是长江中游地区的重要枢纽.石家河古城（今湖北天门）稻作发达，手工艺品制作技术高超，是长江中游的文化与手工业中心.秦汉时期，人口数量快速增长.长江上游的成都农业、手工业发达，同时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郢都作为楚国故都，商业繁荣.长沙地处湘江流域，农业与手工业发达.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人口大量南迁，长江流域成为经济发达区.其中建康（今江苏南京）作为南朝都城，是该时期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郢都、成都、襄阳等城市同样商业发达，是长江流域的重要城市.隋唐五代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成都、南京、南昌先后作为国都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同时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成为商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繁荣的地区.宋元时期，随着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经济也随之南移，而南京、扬州、苏州、成都等城市人口众多，经济繁荣，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全面超越黄河流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巅峰，长江流域仍以农业为主，同时手工业、商业、交通贸易等繁荣发展，是该时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综上，不难发现各个时期国保单位空间分布特点与朝代更迭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变化具有高度相关性，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也是国保单位集聚分布的地区.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基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区域内的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包含的8批2 00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运用ArcGIS 10.8软件对其进行时空分布特征分析，进一步揭示历史时期国保单位分布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 数量上，从区域层面来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吴越片区国保单位数量最多，共有572处，其次是巴蜀片区、赣皖片区、滇黔片区、湖湘片区、荆楚片区，羌藏片区国保单位数量最少；从历史时期来看，国保单位主要集中在宋元、明清、近现代3个时期，其数量之和占总体的73.28%.其中明清时期数量最多，共有872处，占总体的43.47%，其次分别是近现代、宋元时期、史前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国保单位数量最少，仅34处；从国保单位类型来看，古建筑类型国保单位数量最多，占总体42.67%，其次是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其他类型.其中史前时期、先秦时期以古遗址类型国保单位为主，秦汉时期古墓葬类型数量居多，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隋唐五代时期以石窟寺及石刻类型为主体，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以古建筑类型为主，近现代中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型数量最多.

2） 根据核密度分析可知，各历史时期国保单位分布均呈现明显集聚特征，集聚区各有差别，但吴越、巴蜀、赣皖等片区是长期以来的主要核心分布区.不同类型国保单位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不同程度的集聚现象，巴蜀片区、吴越以及吴越和赣皖交界处是各类型均密集分布的区域.

3） 最近邻指数计算结果表明各历史时期均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其中明清时期集聚特征最为明显，其次是宋元时期、近现代、隋唐五代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前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集聚特征相较于其他时期最不明显.

4） 由标准差椭圆分析可知，从史前时期到宋元时期，国保单位的分布重心均位于湖北省，明清时期与近现代以来的分布重心位于湖南省，明清时期各类型的分布特征与总体国保单位分布特征相似；同时国保单位分布重心呈现“西南—西偏南—东偏北—西偏南—东偏北—西南—东偏南”迁移特征，分布范围呈现“缩小—扩大—缩小—扩大—…”变化趋势.从长半轴数值来看，各历史时期国保单位分布经历了集聚到分散交替演变的过程.

5） 地势地貌、河流等自然因素与人口、经济等人文因素共同影响着历史时期国保单位的分布与演化.自然环境因素中，地势地貌对先秦时期、史前时期、近现代国保单位的形成影响最大，且各历史时期国保单位数量均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减少，而对于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类型的国保单位分布同样具有重要影响；河流因素中，各历史时期均具有明显的亲水性特征.人文环境因素中，从先秦时期开始，国保单位的时空分布受到人口数量与流动、朝代更迭所带来的政治中心转移以及经济发展影响.

4.2 建议

在文物保护方面.首先，基于本文对国保单位数量和类型分布的分析，提出实施分区分类保护策略，构建差异化保护体系.例如对于吴越、荆楚、湖湘、赣皖、巴蜀等高密度集聚区，应建立多级保护体系；对于羌藏、滇黔等低密度区进行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进一步开展系统全面的考古调查，将考古探索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同时健全保护机制，建立潜在文化遗产数据库，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和修复工作^［34］；其次，基于本文对自然影响因素的分析，建议利用遥感等技术在海拔敏感区建立预警系统，对于高海拔区域少数遗存的国保单位实施微环境检测，对于低海拔亲水区域的国保单位进行洪水风险建模；最后，基于本文对人口与国保单位分布的关系研究，建议在高密度人口区域对国保单位核心区进行游客承载量监控，针对边缘区则关注保护措施覆盖率.

在文旅融合方面.首先，立足国保单位“一核四片区”分布特征，以长江干流为主轴，串联巴蜀、荆楚、湖湘、赣皖、吴越等核心片区，建立国家级长江文化旅游廊道或文化旅游集聚区，打造长江文化公园特色文化旅游品牌，分区、分段接续展示长江文化历史演进过程；其次，培育长江文旅融合新业态，例如通过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将损毁甚至消失的文物遗迹进行虚拟重建，打造长江文化沉浸式体验场景，也可围绕代表性国保单位建立研学基地、文化技艺体验区等；最后，由于国保单位分布具有显著亲水性，因此可利用现代交通网络串联各片区重要文物节点，设立“长江文物专线”.

与此同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历史时期国保单位分布特征涉及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等多门学科，研究侧重分析国保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对其历史成因缺乏专业解读；其次，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基于宏观统计，缺乏微观机制探讨；最后，未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时间跨度、留存概率进行差异化校正.后续研究可结合考古发掘数据与历史文献，进一步量化时间跨度、社会稳定性对遗存留存的影响，并结合实地调研补充更加详细的数据，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调研，通过跨学科、跨领域合作等方式对国保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历史成因进行深入探讨，深化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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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24BH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