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格局与影响因素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摘要

长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探究其非遗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对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流域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 250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非遗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长江流域非遗呈“下游长三角主核-上中游次核-流域轴带串联”的集聚形态，省域分布极不均衡（基尼系数=0.997）； 2） 非遗类型分异显著，传统技艺、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四类非遗数量占比高达60.56%，且各类非遗在流域内的分布密度有所差异； 3） 影响因素中，3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q=0.71）、GDP（q=0.64）是核心驱动因子，二者与博物馆数量、传统村落数量的交互作用强化非遗集聚；4）流域分异明显：长江下游呈“经济+文旅+设施”三重驱动的全域高密特征，中游为“文旅+村落”牵引的局部连绵集聚，上游受自然约束呈“经济极核+特色文旅”驱动的点状集聚.研究结果可为长江流域非遗系统性保护与监管督察体系构建提供参考借鉴.

Abstract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possesses abunda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resources. Investigating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gional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Drawing on 1 250 national-level ICH items across 1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municipal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his study employed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the geodetector method to explor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Key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ICH exhibited a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featuring a dominant cluster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ub-clusters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and axial distribution along the river basin， with moderately uneven provincial distribution （Gini coefficient = 0.18）. 2） Marked categorical disparities exist among ICH types， with traditional skills， drama， music， and dance accounting for 60.56% of the total， each demonstrating distinct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3） Museum density （q=0.82）， 3A-level and above scenic spots （q=0.80）， and national-level ICH inheritors （q=0.74） were core driving factors， with GDP （q=0.51） as an auxiliary factor.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among these factors， particularly between museums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q=0.99）， museums and inheritors （q=0.99）， and scenic spots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q=0.97）， significantly reinforce ICH agglomeration. 4） Distinct regional disparities were observed： the lower reaches show comprehensive high-density agglomeration driven by the synergy of economy， cultural tourism， and infrastructure； the middle reaches exhibit continuous agglomeration featuring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while the upper reaches demonstrate scattered distribution constrained by natural conditions， relying on economic hubs and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tourism. These findings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s for 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 and policy-mak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长江流域 / 非物质文化遗产 / 保护 / 空间分布 / 影响因素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Basin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protection / spatial distribution / influencing factor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CH，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抓手.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把加强非遗区域性整体保护作为主要任务.202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非遗需建立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体系，以推动非遗区域性保护与活态传承，实现打造目标同向、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文化支撑的协同发展新格局^［1］.长江流域作为全球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富集区^［2］，具有丰富的非遗资源禀赋，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5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 250项，分别占全国总数的34.09%、34.63%.其中部分申报项目为多省市联合申报，彰显非遗“一脉相承、多元共生”的地域特点^［3］.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非遗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面临着传承断代等严峻挑战，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动态保护刻不容缓^［4］.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长江流域非遗资源，刻画其空间分布格局，探究长江流域非遗影响机制，便于进一步完善区域性保护与活态传承.

非遗的空间分布是自然地理约束与人类社会活动互动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地理分布规律^［5］，并且受山脉、河流等自然因素^［6］和人口、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7］.许多学者将空间研究方法引入非遗相关研究，研究遗产空间规划^［8］、空间建模^［9］、空间可视化^［10］、空间分布格局^［11-12］等，研究尺度主要集中在省域，如湖北省^［13］、河南省^［14］、江苏省^［15］、山西省^［16］和福建省^［17］等，主要侧重于静态空间分布格局及驱动因素研究，大多数研究往往忽视区域间非遗内在的空间关联性.也有少量学者从全国尺度^［18-19］、黄河流域^［20］、粤港澳大湾区^［21］、京津冀^［22］、西南地区^［23］、大运河文化带^［24］等不同区域尺度展开研究.研究方法上，多采用最近邻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进行空间关系分析，采用地理探测器、坡度分析、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分析自然影响因素，采用地理探测器、SPSS因子分析及定性研究等方法完成人文影响因素分析.已有文献［25］对长江经济带内858项不同类型的国家级非遗的历史演化规律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探索，主要针对文化和旅游部截至2019年公布的前四批非遗项目，且偏重非遗时间演化和类型变化特征分析.文献［26］也对长江经济带国家级非遗进行了空间分布与特征分析，侧重各省份非遗保护政策与特征分析，尽管采用空间基尼系数分析了不同类别非遗在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的空间分布差异程度，但是缺乏非遗项目的坐标数据，无法详细分析其空间分布格局.文献［27］以长江流域为研究区域，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域内不同时期非遗的数量特征和空间分布模式，侧重非遗起源时间的演变特征分析.当前，以长江流域开展非遗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等定量分析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长江流域国家级非遗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统计与地理计算等方法探究非遗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为长江流域非遗整体性保护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地跨我国西南、华中、华东三大地理分区，涵盖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共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流域面积约180万km²，集高原、山地、盆地、平原等多元地貌于一体，是我国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耦合的关键区域.长江流域串联羌藏、巴蜀、荆楚、吴越等地域文化板块，是非遗资源的富集带.研究区域内共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 250项，覆盖传统技艺、民俗、传统音乐、传统戏剧等10大门类，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载体，也集中体现了区域文化多样性与历史连续性.

1.2 数据来源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s：//www.ihchina.cn/）收录的3 610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中筛选出长江流域1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1 250个项目，以非遗主要传承地为依据逐一获取其经纬度坐标信息，最终得到长江流域非遗资源的空间分布（图1）.河流（五级以上）和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等空间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官网（https：//www.gscloud.cn/）；长江流域各省市生产总值、森林覆盖率、博物馆数量、艺术表演团体机构数等统计数据来源于全国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全国A级旅游景区等数据来自文化和旅游部官网（https：//www.mct.gov.cn/）.

1.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GIS空间统计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主要研究方法如下：

1） 最近邻指数.平均最近邻分析（average nearest neighbor）通过计算平均最近邻指数，可用于判断非遗点状要素在空间上呈现聚集还是分散分布^［18］，其计算公式^［28］为：

I=\frac{\overline{D_O}}{\overline{D_E}},(1)

\overline{D_O}=\frac{{\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d}_i}{n},(2)

\overline{D_E}=\frac{\mathrm{0.5}}{\sqrt[]{\frac{n}{A}}},(3)

式中，\overline{D_O}为非遗点与其最邻近要素距离的平均值；\overline{D_E}为非遗点随机分布时的平均距离；若I\mathrm{1}，则非遗点为随机分布；若I\mathrm{1}，则非遗点为凝聚分布；若I=\mathrm{1}，则点状要素为均匀分布.

2） 核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kernel density analysis）可用于估计地理空间中非遗点的密度分布^［29］，其计算公式为^［30］：

\widehat{f}\left(\mathrm{x}\right)=\frac{\mathrm{1}}{nh}{\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K\left(\frac{x-x_i}{h}\right),(4)

其中，\widehat{f}\left(x\right)是位置x处的密度估计值；n是非遗点的总数；h是核带宽；x-x_i是估计点到样本点的距离；K（·）为核函数.核密度估计值越大，则非遗点分布越密集，该区域非遗存在的概率越高.

3） 地理集中指数.地理集中指数（G）是衡量研究对象分布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可用来探究长江流域非遗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计算公式^［31］为：

\begin{array}{c}G=\mathrm{100}\times \sqrt[]{{\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left(\frac{x_i}{T}\right)}^{\mathrm{2}}},\end{array}(5)

式中，G为长江流域非遗的地理集中指数；x_i为第i个省（市）非遗总数；T为长江流域非遗总数；N为长江流域省（市）总数.G_{\mathrm{0}}表示非遗均匀分布时的地理集中指数，若GG_{\mathrm{0}}，呈集中分布，反之则呈分散分布.

4） 空间基尼系数.空间基尼系数（Q）用于衡量长江流域非遗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平等程度，对比区域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差异.计算公式^［32］为：

\begin{array}{c}Q=\frac{-{\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P}_i\mathrm{l}\mathrm{n}{P}_i}{\mathrm{l}\mathrm{n}N},\end{array}(6)

式中，P_i为第i个省级行政区域内非遗数量占整个长江流域非遗总数的比重，N为长江流域省级行政区域的数量.

5） 不平衡指数.不平衡指数（S）通常用于描述数据分布的不均匀性，可用来反映非遗在空间上的分布均衡程度，其计算公式^［33］为：

\begin{array}{c}S=\frac{{\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Y}_i-\mathrm{50}\left(N+\mathrm{1}\right)}{\mathrm{100}N-\mathrm{50}\left(N+\mathrm{1}\right)},\end{array}(7)

式中，N表示长江流域省级行政区域数量，Y_i表示各省级行政区域非遗数量占长江流域非遗总数的比重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的累积百分比.

6） 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可用于揭示非遗项目的空间异质性及其背后的驱动力^［34］.本文主要使用其中的因子探测器和交互探测器.因子探测器用于探测某自变量X是否对因变量Y有重要影响.交互探测器用于分析不同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因变量Y的影响，或哪些自变量的组合对因变量Y的影响更大.模型^［35］计算公式为：

\begin{array}{c}q=\mathrm{1}-{\displaystyle \sum _{h=\mathrm{1}}^L}{N}_h{\sigma }_h^{\mathrm{2}}/N{\sigma }^{\mathrm{2}},\end{array}(8)

式中，q表示某因子对属性空间分异的解释效力；L为因子的分区、分层；N_h和N分别为层h和全区的单元数；{\sigma }_h^{\mathrm{2}}和{\mathrm{\sigma }}^{\mathrm{2}}分别是层h和全区的因变量值的方差.

2 长江流域非遗空间分布特征

2.1 非遗全局集聚性

通过平均最近邻分析测得长江流域非遗空间集聚指数I=0.62（Z=-25.57，p0.001），显著小于随机分布阈值1，说明该区域非遗分布呈高度空间集聚特征.对长江流域非遗进行核密度分析，整体呈现“主核突出、多极联动、流域轴带耦合”的集聚形态，如图2所示.

可以看出，覆盖江苏和上海的长江下游为非遗主核区，该区域承载吴越文化核心资源.长江中上游为高密度次核区，分别在四川盆地、西藏中部和青海东部呈现多个分散的次核心，主要承载巴蜀文化、羌藏文化、滇黔文化等核心资源；在湖北和湖南地区呈现连片型次核，分别承载荆楚文化和湖湘文化.长江干流串联起“四川盆地次核-鄂湘次核-长三角主核”的部分区段，而长江上游受地形限制，未形成沿干流的连续密度带.

2.2 非遗局部异质性

2.2.1 非遗分布集中性

以长江流域各省级行政区域非遗总数为基础，计算得到地理集中指数G=99.64.假设非遗均匀分布于长江流域各省级行政区域，则理想的地理集中指数G_{\mathrm{0}}=30.15，由于GG_{\mathrm{0}}，表明非遗在省域尺度呈显著集中分布.

2.2.2 非遗分布均衡性

长江流域各省级行政区域非遗分布的不均衡性采用基尼系数、不平衡指数、洛伦兹曲线进行三重验证.

1） 不平衡指数.长江流域省域尺度非遗的不平衡指数S=0.19，偏离均衡状态（S=0），但相对不明显.接下来采用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进一步分析.

2） 基尼系数.根据空间基尼系数公式，计算出长江流域省域尺度非遗的基尼系数Q=0.997，由于Q的取值范围为［-1，1］，且趋近理论极值1，表明非遗在各省域空间分布极不均衡.

3） 洛伦兹曲线.如图3所示，长江流域非遗分布呈现“头部集聚—中部拥堵—尾部稀疏”的特征，云南省、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处于中高偏离区间，其中，湖南省为最大偏离点（实际累计占比59.28%，均匀分布45.45%，差值+13.83%），标志着前5省集中了59.28%的非遗资源，进一步验证非遗在省域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

2.3 非遗类型分异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大门类.计算各类型非遗的集中化指数I=0.59（大于阈值0.5），证明长江流域非遗类型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特征，传统技艺、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为四大主导类型，占非遗总量的60.56%.整体呈现“东部技艺戏剧密集、西部歌舞繁荣”的空间分异格局（图4）.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类型的非遗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对各类型非遗进行核密度分析.其中非遗数量占比最高的四类项目核密度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不同类别非遗的聚集区域并不相同.传统技艺类的核密度分布与流域经济文化格局相适应，下游苏南-上海区域为核密度峰值区，苏绣、南京云锦、扬州漆器等项目依托明清以来江南手工业基础，完成当代产业转型，形成“生产性保护+市场化运营”的产业集群模式，实现非遗传承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促共进，上游四川盆地为次级集聚带，以成都漆艺、蜀绣、绵竹年画等国家级非遗项目为核心；传统戏剧以汉剧、楚剧、湘剧、花鼓戏等项目为核心代表，聚集形成鄂东-湘北-赣西北高密度集聚带；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类项目分布与流域民族聚居空间相关，传统音乐可分为下游苏南-上海的文人音乐，以古琴艺术、江南丝竹等为代表，以及上游青海-川西北-滇西北的民族音乐，以花儿、羌笛演奏、藏族民歌等为代表；传统舞蹈分布“西密东疏”，上游锅庄舞、弦子舞、热巴舞、傣族孔雀舞、彝族烟盒舞等藏彝傣民族舞蹈高度富集，中游鄂渝以土家族摆手舞、撒叶儿嗬等形成散点分布.非遗项目的空间分布反映出文化生态同地理环境、民族流域的深层耦合.

3 长江流域非遗分布格局影响因素

3.1 影响因素选取

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已产出大量丰硕成果，其中对于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较为成熟^{［3，36-37］}，参考当下主流研究影响因素选取方案，本文基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三个维度，构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借助ArcGIS软件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3.2 影响因素分析

3.2.1 地形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地理空间数据云获取长江流域250 m分辨率的DEM数据，利用ArcGIS软件绘制长江流域高程图（图6）和坡度图（图7）.在高程分析中，将长江流域地区海拔划分为五个梯度等级：I级（200 m）、Ⅱ级（200~500 m）、Ⅲ级（500~1 000 m）、Ⅳ级（1 000~2 000 m）和V级（2 000 m）.将高程数据与非遗项目点进行空间关联发现：覆盖长三角、江汉平原、四川盆地等地区的低海拔区域，其非遗数量占全流域总量的68.2%；中、高海拔区域，非遗项目占比仅有23.5%及8.3%；在坡度分析中：平缓区非遗项目占全流域总量的72.4%；陡坡区（上游高原山地）覆盖西藏、青海的高原山地，非遗项目占比仅6.5%.

结果表明，长江流域的非遗分布具有低海拔指向性.区域整体格局均倾向于分布在人类活动更密集、生存条件更适宜的较低海拔、缓坡地带，进一步印证了地形地貌（特别是低海拔的平坦或缓坡区域）是塑造非遗地理分布格局的关键环境因素.

3.2.2 水系影响因素分析

河流和湖泊等水系作为基础性自然资源，深刻塑造着人类的定居模式与聚落空间格局.为验证水系对长江流域非遗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基于湖泊及五级以上河流（依据我国河流分级标准等）矢量数据，分别以10 km和20 km为半径建立水系缓冲区，将非遗点图层与各级缓冲区进行空间叠置分析，结果如图8所示.

位于水系10 km缓冲区内的非遗点数量为839个，占总数的67.12%.位于水系20 km缓冲区内的非遗项目有1 023个，占比达81.84%，说明非遗资源绝大部分聚集在水系附近，水资源是塑造长江流域非遗空间分布格局的一个极其显著且基础性的环境驱动因素，印证了人类文化活动（包括非遗传承）对水源的高度依赖性与空间亲近性.

3.2.3 其他因素探测分析

利用地理探测器对GDP、3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森林覆盖指数、博物馆数量、传统村落数量和少数民族人口占比等8个指标进行因素探测.以各省级行政区域的非遗数量作为结果变量，各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找出影响各省非遗数量的因素.获取各项指标数据后，通过ArcGIS自然断点法将连续型数据离散化，地理探测器中进行计算，得到单因子探测结果（表1）.

单因子探测结果显示，核心驱动因子（q≥0.6）为博物馆数量、3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数量，体现“非遗+文旅”的融合发展.博物馆具有制度性保护与公共展示平台，在静态展陈功能基础上，通过建设智能非遗馆、植入活态非遗沉浸式展示空间，为非遗资源数字化记录与传播提供保障，对非遗集聚具有最强解释力.景区可以作为非遗活态展示、体验消费的核心空间载体，景区数量越多的区域，越容易通过文旅融合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与传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数反映传承非遗项目主体的存续状态，传承人群的密集分布既是非遗活态传承的基础条件，也是非遗项目申报、保护与发展的核心人力资本.GDP（q=0.51）作为重要辅助因子，虽然与非遗的历史形成并无直接关系，但是经济发达的区域更有能力做好非遗保护与传承基地建设、培育传承人群体，鼓励更多有潜力的项目申报国家级非遗名录，同时消费市场的繁荣也能推动非遗资源的活态转化，间接促进非遗的保护、申报、传承与利用.传统村落是非遗的原生传承场域，但其q值较低，一方面因部分传统村落的非遗传承出现断代，另一方面也反映当前非遗分布逐渐向文旅消费场景转移，原生场域的驱动性有所弱化.少数民族人口占比的q值为较低（q=0.29），并非说明少数民族人口与非遗分布无关，而是说明民族地区虽然可以作为县域或乡镇等尺度的局部非遗集聚区，但未成为省域尺度非遗分布的关键驱动.艺术表演团体机构是省设立的，涵盖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相关官方场馆的机构，解释力较弱（q=0.19），说明专业院团体系对省域非遗分布的集聚作用有限，非遗传承更多依托市场化、社群化机制.森林覆盖指数解释力度较小，说明森林这类自然生态不利于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毕竟这些区域的人类活动较少.

地理探测器的相互作用可以进一步揭示各因素之间的耦合和相互反馈关系（图9）.根据交互因子探测结果可知多影响因子在协同作用上具有增强效应.可以将其协同机制分为三类：

1） “制度性平台+原生场域”的强协同作用机制（X₅×X₆、X₅×X₈）：博物馆数量（X₅）与传统村落数量（X₆）的交互q值达0.993 5，远高于X₅单因子q=0.82与X₆单因子q=0.48，博物馆作为制度性保护及传播平台，通过构建“保护—展示—传播”一体化的非遗体系，实现对传统村落原生场域的当代赋能.博物馆数量（X₅）与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数（X₈）的交互q值达0.997 8，揭示文化设施建设与传承主体培育的深度耦合.

2） “经济基础+场域活化”的强协同作用机制（X₂×X₆、X₂×X₈）：GDP（X₂）与传统村落数量（X₆）的交互q值达0.999 9，说明经济发达区域通过资金投入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修缮与旅游开发，既能保留非遗空间，又能提升传承活力，从而强化非遗在传统村落的集聚效应.GDP（X₂）与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数（X₈）的交互q值达0.928 6，表明经济能力为传承人扶持计划、传承基地建设提供保障，富裕地区更有条件实施系统性的人才培育工程.

3） “文旅消费+文化资源”的协同转化机制（X₂×X₃、X₃×X₆、X₂×X₄、X₃×X₄）：GDP（X₂）与3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X₃）的交互q值达0.939 4，体现经济能力为高等级景区的非遗展示和体验功能提升提供资金保障，形成“经济投入-场景建设-非遗活化”的良性循环.3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X₃）与传统村落数量（X₆）的交互q值达0.968 4，反映文旅消费场景与原生传承场域的复合优势，景区开发与传统村落保护相结合拓展了非遗的展示传播空间.少数民族人口占比（X₄）与GDP（X₂）、景区数量（X₃）的交互q值分别达0.981 5、0.979 9，表明民族文化的非遗转化高度依赖经济资本与旅游开发，经济发达区域具备将民族节庆、歌舞、技艺等转化为可展示、可体验、可消费的非遗产品的能力.

综合来看，长江流域非遗空间分布遵循“多因子协同驱动”机制，单一因素难以独立解释非遗集聚现象，需在经济发展支撑下实现制度性保护平台、原生传承场域、文旅消费场景与传承人群的空间联动，方能构建有效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

4 结语

长江流域非遗呈高度空间集聚分布，整体形成“主核突出、多极联动、流域轴带耦合”的格局.其中，下游（沪苏皖）为超高密度主核区，上游（川藏青滇渝）形成川藏青多点分散型次核，中游（鄂湘赣）形成鄂湘连片型次核.长江流域各省级行政区域非遗分布也不均衡，江苏省和四川省为核心集聚省.在非遗类型特征方面，十大非遗门类分布不均衡，传统技艺、传统戏剧、传统音乐和传统舞蹈占据主要类别.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非遗空间分布格局由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因素共同塑造而成.其中，自然因素层面，非遗呈明显低海拔、缓坡、水系邻近指向性，长江水系为非遗传承与传播提供了地理基础.社会经济与历史文化层面，博物馆、景区数量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核心驱动因子，博物馆提供制度性保护平台，景区形成文旅消费场景，传承人群确保活态延续，揭示了非遗活态保护与传承依赖“经济投入-制度平台-市场接入”的协同赋能机制；在流域分异机制方面，下游依托“经济极核+文旅高地”双重引领，GDP与博物馆数量协同驱动，形成全域高密度集聚；中游（鄂湘赣）以“文旅载体优先”，景区与传统村落协同驱动，形成局部连绵高密带；上游受自然环境约束，依托成渝经济极核与传统村落协同，呈局部点状集聚.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整体性保护建议.

1） 打造流域协同，空间规划与联动机制.立足“主核—次核—轴带”集聚格局，建立长三角主核与上中游次核的非遗协同保护机制.依托长江干流轴带，串联沿线非遗核心保护区与传承点，打造流域非遗廊道，弥补上游轴带连续性不足的短板.

2） 聚焦核心驱动因子，优化非遗活态传承场景.依托“经济投入-制度平台-市场接入”非遗协同赋能机制，强化“非遗+文旅”融合，推动非遗进景区，打造非遗活态展示体验区，下游景区可结合博物馆资源开发“非遗+研学”产品，中游景区联动传统村落推出民族非遗沉浸式体验项目，上游景区依托生态资源开发特色民族非遗生态旅游.在经济方面，加大部分省份对非遗保护的经费投入，重点支持非遗传承基地建设、传承人培育及传统村落修缮，提升博物馆的非遗展览与传习功能.

3）立足流域分异特征，实施差异化保护策略.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博物馆数量与GDP协同驱动形成密度核心区，应强化“经济+文旅+设施”协同优势，苏绣、云锦等非遗已经形成吉祥牌、云锦坊等知名品牌，非遗保护可进入品牌运营及产品多元化生成阶段，同时推动苏绣、云锦等传统技艺联名博物馆合作推出纪念周边，推出沉浸式主题展会、联合景区打造非遗沉浸式体验项目等，实现非遗从“市场产品”向“文化符号”跃升，形成“保护—开发—收益—再投入”的良性循环.中游以景区与传统村落的强交互效应形成局部连绵高密带，依托“文旅+村落”联动模式，保护土家族摆手舞、屈原故里端午习俗等民俗类非遗的原生传承场域，培育区域性非遗节庆.长江上游受自然环境约束呈现局部点状集聚且非遗密度低，凸显民族与生态特色，依托成渝经济极核保障藏医药、藏族唐卡等特色非遗的保护资金，在宜居区域打造非遗传承集聚区.

本研究仅考虑长江流域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未来可以通过扩大研究范围，纳入省、市、区县各级非遗项目，构建全层级非遗数据库，提升研究结论的全面性与普适性.此外，选择的影响因素较为有限，未来可进一步扩充历史文化类影响因子，引入时序数据，运用时空动态分析模型，探究非遗分布格局的演变过程，深入解析非遗活态传承的内在机理，为流域非遗保护提供更精准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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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湖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暨长江文化研究二类课题(HBSKJJ20250229)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25I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