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摘要

作为兼具文化传承、生态保育与产业发展三重使命的流域复合型空间，如何推动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建设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13个省市区为研究区域，基于2014—2023年面板数据，构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产业发展水平评价和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选用熵值法对13个省级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和文旅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量，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识别区域失调类型，提出上中下游差异化协调发展策略.研究发现：1）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发展水平时空分异显著且呈反向互补特征；2）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耦合度高位稳定；3）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偏低且区域失调类型多样.研究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提供量化依据，并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出实践建议.

Abstract

As a river basin-based composite space undertaking the threefold mission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ow to promote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This study takes 13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vered by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as the study area.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from 2014 to 2023，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13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was employed to asses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types of regional imbalance are identified. Finally， differentiat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were proposed.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exhibit significant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reverse complementary characteristics. 2）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is high and stable. 3）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is relatively low， with diverse types of regional imbalance. This study provides a quantitative basis for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offers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 生态环境 / 文旅产业 / 耦合协调度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 ecological environment /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随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践行及文旅深度融合国家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传承中华文脉、守护生态安全与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其中的关键代表，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共13个省级区域，其地理范畴涵盖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流域.《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明确指出将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首要任务，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划定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原则与价值导向.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仅肩负着传承长江文明、保护流域生态的重大责任，更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擎”.

然而，当前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仍面临多重现实矛盾，制约了文化传承、生态保育与开发利用三者间的动态平衡.一方面，文旅开发的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现象，对公园生态基底构成威胁^［1-2］.另一方面，政策落地效能不足与跨区域治理壁垒^［3］，致使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不力的情况时有发生^［4］.此外，资金投入的有限性与技术转化的滞后性，也限制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修复与文旅产业发展^［5］.在此背景下，量化解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的耦合协调关系，识别区域发展失衡症结，成为科学制定发展策略、破解保护与开发矛盾的关键.

长江作为中国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其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提供了独特基础.在文旅融合、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文化、生态、旅游三者之间的关系趋于密切，共同构成一个开放的复合系统^［6］.当前，学者已围绕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逻辑^［7］、文旅融合^［8］、资源分布^［9］、数字赋能^［10］等方面展开多维探讨，并形成了初步研究体系.长期以来，长江流域相关研究多聚焦文化、生态与旅游领域的二元关系，针对长江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演化特征^［11］、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水平^［12］等展开定量分析.从研究方法上看，文化、生态、旅游及相关系统耦合研究已形成多元方法体系，耦合协调度模型^［13］、改进TOPSIS模型^［14］、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5］等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省域、区域、城市群等尺度研究上.但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来看，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缺口：一方面，关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主要围绕长江流域自然景观资源开发^［16］和生态文明建设^［17］展开，多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尚未系统揭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化旅游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从流域视角来看，既有研究揭示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高耦合、低协调”的核心特征^［18］，也构建了黄河流域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的三系统耦合框架^［19］，但长江流域作为中国流域面积最大、文化与生态多样性尤其突出的区域，其国家文化公园的专属建设定位与复杂情境，决定了相关结论难以直接迁移.国家文化公园虽以文化作为建设方向与主体，但纵观当前已有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无一不是文化和生态融合而形成的产物^［4］.因此，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背景下开展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可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文旅产业空间布局优化提供量化支撑，为其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动态平衡提供决策参考，并为全球大型流域文旅融合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提供可借鉴的中国经验.

因此，针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承载了“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域高质量发展”三位一体国家战略的复合型流域文化生态空间，本研究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涉及的13个省级区域为研究区域，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识别区域失调类型与关键障碍因素，针对性提出长江上中下游差异化的国家文化公园发展协调策略.

1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的耦合协调机理

流域作为兼具水文连通性与生态整体性的特殊地理单元，其生态环境与文化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本质是涉及生态保育、经济增长、社会参与及文化传承的复杂系统工程^［20］.人地关系理论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其将人类社会及其活动与自然环境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21］.在区域系统中，可将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看作支撑系统运行的核心构成要素，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本质上是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系统性创造与释放过程.

其中，生态环境为文旅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核心支撑.首先，生态本底塑造了独特吸引力，长江流域的水资源、湿地、森林等自然生态要素，叠加依附于生态空间的文化遗产，成为文旅产业的物质资源依托^［22］.其次，生态治理能够辅助完善文旅配套环境，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提高等生态建设成果，能够直接改善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宜居性与舒适度，提升游客体验质量^［23］.最后，生态价值转化能够有效丰富产品供给，依托长江源区水源涵养地、中游湿地等生态资源，开发生态研学、流域科考、绿色康养等特色文旅产品，延伸文旅产业价值链条，提升游客体验价值^［24］.

而文旅产业为生态环境优化注入持续动力，推动生态价值增值.首先，文旅经济收益能够直接反哺生态保护，其带来的直接收入与就业机会，为长江流域生态修复、污染治理、绿色技术应用提供多方面支持^［25］；其次，文旅产业可以推动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合理的文旅开发能促进生态资源精细化保护与集约化利用，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26］；最后，文旅产业肩负起维系社会繁荣、践行生态友好的重要使命，通过持续培育的新型产品与业态来满足民众在休闲、康养、文化体验等方面的多元需求，能够充实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游客与沿线社区的生态保护意识，为生态环境建设筑牢社会基础^［27］.

反之，生态承载力划定了文旅开发阈值，劣质的生态环境会影响文旅体验满意度和重游率^［28］.而旅游业的粗放式快速发展也可能对生态环境形成胁迫压力，诸如旅游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堆积、生物栖息地破碎化等问题，不仅削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还会反向降低旅游目的地的长期吸引力，打破二者协同平衡^［29］.

因此，结合人地关系理论和耦合协调理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相互影响、紧密关联、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有序的耦合协调系统（图1）.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域

本研究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为研究区域，涵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共13个省级区域，是兼具水文连通性、生态整体性与文化连续性的特殊地理单元.从生态本底来看，研究区域自然禀赋呈现显著流域分异特征：上游长江源区为重要水源涵养地，维系流域生态安全；中游分布洞庭湖、鄱阳湖等关键湿地，具有“长江之肾”的生态功能；下游河网密布且坐拥太湖、洪泽湖等重要淡水湖泊，形成密集水生态网络，兼具水资源调蓄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功能.而在文化旅游资源基础方面，研究区域富集各类遗产资源，拥有世界遗产4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 038处、国家级非遗项目841项，形成巴蜀、荆楚、吴越等特色鲜明的文化板块.沿线已建成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良渚考古遗址公园等标志性项目，同时文化和旅游部推出长江文明溯源之旅、世界遗产之旅等10条主题旅游线路，联动沿线省级行政区域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为文旅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厘清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对实现长江流域文旅深度融合及高质量发展颇有裨益.

2.2 指标体系构建

参考前人相关研究成果^{［13，24-27］}，在考虑样本数据可得性、可比性及科学性的基础上，构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表1）.其中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依据“状态-压力-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模型的逻辑思路，从环境状态、环境压力、环境响应3个维度构造指标体系，选取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人均水资源量、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9项指标^［13］.PSR模型由加拿大统计学家Tony Friend和David Rapport于1979年首次提出，后经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修正验证，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肯定，被广泛应用于生态环境的评价研究中^［30］.其中环境状态维度聚焦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生态本底特征，直接关联公园作为“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功能，环境压力维度紧扣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保护的核心底线，突出文旅开发与产业发展可能带来的生态风险，环境响应维度则体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生态治理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水平.

文旅产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双目标层设计，为体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相关指标测度口径的一致性，均遵循“资源输入—运行保障—价值输出”的逻辑链条构造准则层.其中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从产业基础、产业支撑、产业效益3个维度构造，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从要素投入、规模结构、产出效益3个维度构造，分别选取文化机构数、文化机构从业人员、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等10项指标和旅行社数、旅行社从业人数、国内旅游收入等10项指标^［31-33］.其中，文化产业基础和旅游要素投入维度体现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文旅资源与产业供给能力，文化产业支撑和旅游规模结构维度聚焦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产业可持续运行的保障条件与市场适配能力，文化产业效益和旅游产出效益维度展现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文化资源活化与文旅融合发展的价值转化能力.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线13个省级区域2014—202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核心分析样本，数据采集自2015—202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同时辅以沿线各省区市历年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确保数据覆盖的全面性与权威性.针对数据中存在的个别缺失值，分别采用前后均值法、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或以上一年度同期数据进行替代，以保障数据序列的完整性和分析可用性.

2.4 研究方法

2.4.1 熵值法

研究采用熵值法对研究区的生态环发展水平与文旅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该方法通过指标信息熵量化数据离散程度，可排除主观因素干扰、规避主观赋权偏差^［34］，客观量化各指标对系统综合评价的贡献度.由于数据离散程度与指标影响强度正相关，因此能够提升权重测算与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2.4.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理论起源于物理学领域，后逐渐被学者们应用到经济、社会科学领域，强调了不同相互作用的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35］.“耦合度”测度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的关联强度，“耦合协调度”反映了系统的协同发展水平^［36］.本文构建了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为：

C=\frac{\mathrm{2}\times \sqrt[]{U_{\mathrm{1}}\times U_{\mathrm{2}}}}{U_{\mathrm{1}}+U_{\mathrm{2}}}，（1）

T=\alpha U_{\mathrm{1}}+\beta U_{\mathrm{2}}，（2）

D=\sqrt[]{C\times T},D\in [\mathrm{0,1}]，（3）

式中，C为耦合度，U₁ 和U₂ 分别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系统与文旅产业系统，T表示两系统综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D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1］.\alpha \mathrm{、}\beta为系统权重，考虑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的同等重要性，取\alpha =\beta =\mathrm{0.5}.

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和文旅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发展状况，参考相关文献^［12］，根据D值不同，将系统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为6个阶段：0≤D<0.2表示严重失调，0.2≤D<0.4表示轻度失调，0.4≤D<0.5表示濒临失调，0.5≤D<0.6表示勉强协调，0.6≤D<0.8表示中度协调，0.8≤D<1表示极度协调.

2.4.3 相对发展指数

通过相对发展指数可以进一步剖析失调状态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的内在失衡原因，明确区域差异化发展症结，公式为：

R=\frac{U_{\mathrm{1}}}{U_{\mathrm{2}}}，（4）

式中，R为两系统的相对发展指数.基于R值可以划分系统的失调类型：若0<R≤0.9，则属于生态环境发展滞后型失调，在此情况下文旅产业发展水平显著高于生态环境，生态成为制约因素；若0.9<R≤1.1，则属于共损型失调，在此情况下生态与文旅发展水平均较低且差距小，整体发展滞后；若R>1.1，则属于文旅产业发展滞后型失调，在此情况下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显著高于文旅产业，文旅发展成为制约因素.

3 结果与分析

3.1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和文旅产业发展水平分析

表2揭示了2014至2023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13个省级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水平，整体来看呈现出“阶段性提升”特征.其中，2020—2022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省级区域同步出现下滑.而在其余年份，各省级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水平均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反映出长江流域文旅产业具有较强的发展韧性.从综合发展指数来看，文旅产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均值从2014年的0.21提升至2023年的0.31，十年间增长幅度达47.6%，尤其在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以后，各省区市呈现较快提升态势，体现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文旅产业的带动效应.

具体来看，文旅产业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东高西低”空间特征，形成三大发展梯队.第一梯队作为高发展水平区，涵盖浙江、江苏、四川、上海.浙江凭借良渚文化、西湖等优质文旅资源及数字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多数年份位居榜首；江苏依托江南文化与大运河文化资源，文旅产业基础扎实；四川作为西南文旅枢纽，三星堆、九寨沟等核心资源带动效应显著.受近年来文博热、入境免签政策、科技赋能升级等因素影响，于2021年和2022年跃居长江流域文旅产业发展水平第一；上海则凭借国际化都市优势，始终保持文旅消费与服务质量领先.第二梯队为中等发展水平区，包括安徽、湖北、湖南、云南，其发展水平相对稳定.湖北依托荆楚文化与长江三峡资源，2019年后发展提速，尤其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来，湖北作为中部核心支点，表现出较快的文旅发展态势；湖南的张家界、云南的丽江等核心景区持续带动区域文旅产业发展，但受疫情影响回撤幅度较大，近年处于回升阶段.第三梯队为低发展水平区，包括重庆、江西、贵州、西藏、青海.其中，西藏、青海受地理环境、交通条件及经济基础限制，文旅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贵州、重庆虽拥有丰富文旅资源，但存在区域失衡、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发展增速相对缓慢.

表3揭示了2014—2023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整体保持缓慢提升态势，综合指数均值维持在0.22~0.25之间，体现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政策的持续成效.生态环境系统中，环境状态维度贡献最大，环境响应维度逐年提升，环境压力维度则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反映出流域生态治理能力的不断增强.

具体来看，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呈现出“西高东低、两极分化”的空间特征，与文旅产业发展水平形成反向互补格局.第一梯队为高生态水平区，包括西藏、云南、江西.其中，西藏作为长江流域生态屏障核心区，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推进三江源、羌塘等重点区域生态修复工程，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位居前列；云南、江西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廊道建设与湿地保护、小流域综合治理，生态保育成效显著.第二梯队为中等生态水平区，包括浙江、安徽、贵州、青海、重庆，发展水平相对均衡.浙江、安徽通过推进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响应能力持续提升；贵州、青海、重庆针对性强化工业污染管控与资源开发规范，着力降低环境压力，五地整体处于中等生态环境水平.第三梯队为低生态水平区，包括上海、江苏、湖北、湖南、四川.其中，上海、江苏两地作为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起步早、密度高的核心区域，长期承担着经济发展与区域服务的重要功能，人口持续集聚与高密度产业活动，客观上对区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形成一定压力.而湖北、湖南两地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主产区与长江流域关键水利枢纽分布区，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更为突出，治理难度相对较大，导致生态环境状态呈现阶段性波动.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正式启动与推进，其“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核心原则持续落地，推动下游及中游地区生态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其中，上海、江苏近年来在文旅产业升级中同步加大生态治理投入，通过优化建成区绿化、提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针对性举措，显著增强了环境响应能力.湖北、湖南则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洞庭湖、鄱阳湖等湿地公园生态修复工程，将湿地保护与文旅资源活化相结合，推动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等环境压力指标持续下降，有效缓解了中游地区生态负荷，体现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流域生态治理的驱动作用.

3.2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和文旅产业发展耦合度分析

整体来看，2014—2023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13个省级区域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耦合度整体呈现“高位稳定波动”的特征，均值维持在0.82~0.88之间，整体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表4），验证了两大系统相互影响、交互交融的紧密关系，充分体现了大流域尺度下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的内在关联共性.

从时间维度看，耦合度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两系统耦合度在2014—2019年稳步上升，反映出在《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中有关于“更加注重资源能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引导推进下，两大系统互动频次与深度持续提升；随后，耦合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2021年小幅回落，文旅产业停滞导致系统间互动减弱；最后，2021—2023年耦合度逐步回升，随着文旅产业复苏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正式启动，两大系统关联再度强化.

从空间维度看，耦合度空间分布呈现“西南领先、中部居中、东部偏低”的特征，与区域生态资源禀赋、文旅产业基础及协同治理水平密切相关.高耦合度区集中于重庆、云南、贵州、江西及安徽，其凭借优质富集的生态资源基底，叠加文旅产业与生态保护的深度融合模式，形成“生态保护+文旅开发”的强互动格局.这些地区在政策引导下，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盘活了文旅资源，系统间协同效应极度显著，耦合关联强度处于流域领先水平.中高耦合度区涵盖湖南、湖北、浙江、四川，作为长江中游核心区域，其生态环境基底扎实，文旅资源存量丰富，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水平相对均衡.但受资源转化效率、产业结构优化进度等因素限制，系统间关联程度略低于高值区，协同发展仍有提升空间.中低耦合度区主要为江苏、上海、青海、西藏，其中江苏、上海经济密度高，经济密度高，生态承载压力较大，文旅产业与生态治理的协同难度相对突出；青海、西藏则因生态环境脆弱性高，文旅产业开发强度受严格限制，耦合度长期处于流域低位，系统关联强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3.3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和文旅产业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

2014—2023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整体较低，多数地区处于“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范围内，但其均值从0.38升至0.47，反映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的持续成效（表5）.

从时间维度上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和文旅产业发展耦合协调度从2014—2019年持续上升，得益于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政策与文旅融合战略的双重推动；随后受疫情影响于2020年回落，两大系统发展失衡加剧；2021—2023年协调度快速回升，体现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进进一步促进了两者的协同发展.

从空间维度看，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其中，勉强协调区包括浙江、江苏、安徽、四川、云南，其整体处于协调发展的初步阶段，依托文旅产业基础或生态资源禀赋，具备进一步优化的潜力.濒临失调区涵盖上海、江西、湖北、湖南、重庆、贵州、西藏，其中部分地区受到生态承载与文旅发展矛盾的制约，也有部分地区受到资源转化效率、产业协同机制限制，处于协调发展的临界状态，提升空间显著.轻度失调区为青海，受地理条件、产业基础制约，文旅产业与生态环境互动性弱，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短板.

表6揭示了2014—2023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和文旅产业发展失调类型.其中，R₁为生态环境发展滞后型失调，R₂为共损型失调，R₃为文旅产业发展滞后型失调.生态环境发展滞后型集中于下游上海、江苏及中游安徽、湖北、湖南等地，此类区域文旅产业发达，但工业化密集、景区开发强度大，生态承载压力高，均因文旅扩张快于生态治理而出现失调状态.文旅产业发展滞后型主要包括上游的西藏和青海，这两地地处生态屏障，政策严控开发，且交通、设施薄弱，文旅转化不足.共损型表现为生态与文旅发展均滞后且差距小，以江西、重庆、贵州、云南为代表呈阶段性分布.此类失调易受疫情等外部冲击触发，反映了区域生态环境和文旅产业发展抗风险能力不足的现实问题.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13个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基于2014—2023年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相对发展指数，系统分析了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的耦合协调关系，核心结论如下：1）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发展水平时空分异显著且呈反向互补特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产业发展水平整体呈阶段性提升态势，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保持缓慢提升态势，空间上呈现“西高东低”特征，与文旅产业发展形成反向互补.2）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关联强度高位稳定.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耦合度整体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进一步验证了两大系统相互影响、深度交融的紧密关系，两系统关联强度在空间上呈现“西南领先、中部居中、东部偏低”梯度特征.3）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发展均衡性整体偏低且区域失调类型多样.各省级区域整体耦合协调度整体较低，多数地区处于“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范围，但存在持续改善态势.耦合协调度空间上呈“东高西低”分布.在失调类型方面，生态环境发展滞后型集中于长江中下游，文旅产业发展滞后型主要分布于长江上游，共损型则主要分布在西南片区.研究发现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高耦合-低协调”特征与既有关于黄河流域^［18］的研究结论相呼应，揭示了流域在其线性空间布局中文旅发展与环境保护水平关联的异质性.然而，在“国家文化公园”这一以文化协同为核心的战略框架下，此种“反向互补”格局恰恰为通过跨区域生态补偿与产业协作实现整体优化提供了结构性基础，并可能为理解国家文化公园的协同治理逻辑提供了新的空间视角.

4.2 讨论

为更好实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的协同发展，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三点发展建议.

1） 精准匹配失调类型，实施差异化协同策略.针对生态环境发展滞后型区域，严格控制文旅开发强度，加大生态修复投入，重点推进湿地保护、污染减排和绿化提升工程，缓解工业化与景区开发带来的生态压力.针对文旅产业发展滞后型区域，完善交通与基础设施建设，挖掘特色生态文化资源，打造生态研学、民族风情等主题文旅产品，提升资源转化效率.共损型区域需同步强化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培育，建立抗风险发展模式，增强系统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2） 强化流域统筹联动，破解跨区域协同壁垒.建立长江流域生态文旅协同发展机制，打破行政壁垒，推进上中下游省份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上游地区强化生态保育，通过生态补偿机制获得下游文旅收益反哺；下游地区发挥文旅产业优势，带动中游特色文旅资源开发，形成“上游护生态、中游强融合、下游优产业”的联动格局.完善跨区域监管体系，解决碎片化治理问题，确保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政策落地见效.

3） 推动文旅生态双向赋能，提升系统协同韧性.依托优质生态本底打造特色文旅IP，将长江源区、湿地保护区等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产品，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文旅产业收益优先投入生态修复工程，提升环境响应能力，形成生态育文旅、文旅反哺生态的良性循环.发展数字文旅、智慧旅游等新业态，降低传统文旅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同时强化社区参与机制，增强文旅产业绿色发展的社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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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24BH166)

教育部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JYB2025XDXM911)

随州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