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门户社区旅游适应性的时序演化研究

Temporal evolution of tourism adaptation in gateway communities： a mixed-methods study based on three-stage institutional perturbations

摘要

在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由试点探索走向国家公园候选区，再到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演进进程中，门户社区农户的旅游适应性成为衡量生态政策社会接受度与社区共治效能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2019年、2021年与2023年三轮门户社区农户的跟踪调查数据（共计N = 966），构建“适应性-满意度-支持”三维结构方程模型，采用分阶段多组结构方程（multi-group SEM）法，辅以访谈法，系统探索国家公园建设试点期、过渡期、正式建设期三个阶段中农户旅游适应性的演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门户社区农户的适应路径呈现“由经济适应向制度嵌入再向社会生态适应”的时序演化趋势，满意度在适应性与支持行为之间发挥显著中介效应；三阶段路径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受治理主体更替、生态补偿预期波动与社区参与机制构建等因素共同驱动.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制度扰动视角下社区旅游适应性演化路径的理解，并为推动新的国家公园社区共建共治提供了分时、分区、分人的调适性政策建议.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volving national park reform， the tourism adaptation of households in gateway communities has emerged as a crucial measure of policy acceptance and community co-governance capacity. Based on longitudinal data collected from three rounds of household surveys conducted in 2019， 2021， and 2023，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tripartit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comprising adaptation， satisfaction， and support. We employed 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cross the pilot， transitional， and implementation phases of national park development. Complementing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in-depth interviews， the study reveals a phased trajectory of household adaptation that transitions from economically-driven to institutionally embedded， and ultimately toward socio-ecologically integrated adaptation. Satisfac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in linking adaptation to behavioral support， while adaptation pathways vary significantly across institutional stages. These changes are primarily shaped by shifts in governance structures， variations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expectations， and evolv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The study enriches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ty tourism adaptation under institutional perturbation and practically provides time-， area-， and person-specific adaptiv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co-construction and co-governance of new national park communities.

Graphical abstract

国家公园作为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制度创新，肩负着维系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与保障公众生态福祉的双重使命.自2013年首次提出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以来，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经历了试点探索（2015—2020年）、体制过渡（2021—2022年）以及正式建设阶段（2023—2035年）的渐进式演进过程.2023年发布的《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1］.在此制度深化背景下，国家公园内实施严格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政策，传统依赖自然资源谋生的农户被引导转向以生态旅游为代表的可持续生计方式^［2］.

作为生态文明政策的直接承载体，门户社区农户在旅游转型进程中的适应能力，既反映了制度扰动下社区对自然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响应路径，也是衡量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与社区共建共治成效的重要标尺.已有研究指出，生态旅游作为核心替代生计模式^［3］，兼具生态保护与经济收益双重功能，在缓解人地冲突^［4-5］、消除生计脆弱性与增进社区福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国家公园与一般旅游地存在本质差异，其“保护优先、制度嵌入、社区协同治理”等特征使得农户的旅游适应性面临更复杂的制度环境与利益权衡.

当前关于适应性的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制度变迁^［6］、旅游地生命周期演替^［7］等视角，而对国家公园这一特殊制度扰动场域下农户在微观层面的感知、判断与行为响应的研究较为不足.适应性不仅是外在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塑造过程，更是一种主观认知驱动下的动态反馈过程.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主观感知—满意度—支持行为”^［8-9］的解释链条，将门户社区农户的旅游适应性界定为其对经济、社会、环境与制度4个维度响应的认知态度与行为倾向，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刻画其适应性对满意度与支持行为的路径机制^［10-11］.

此外，考虑到国家公园制度建设进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扰动特征^［12］，其对社区适应路径的影响呈动态演化趋势.为此，本文基于2019年、2021年与2023年三轮门户社区农户的追踪调查数据，结合分组结构方程模型与深度访谈资料，以“试点期—过渡期—正式建设期”三阶段为制度划分基础，系统分析农户旅游适应性的路径变化与驱动机制.

综上，本文旨在从“制度扰动—微观响应”逻辑出发，构建适应性行为演化的时序解释框架，在理论上拓展国家公园制度变迁与社区适应性联动机制的研究视角；在方法上结合多组结构方程建模与混合研究路径，增强量化因果与质性解释的互补性；在实践中，为国家公园社区“分阶段、分区差异化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与策略参考.

1 假设提出

国家公园旅游发展作为一种制度嵌入型社会-生态系统变迁过程，对门户社区农户的生计转型与适应路径提出了复杂要求.适应性不再是单一层面的被动调整，而是涵盖经济、社会、环境与制度四维联动的综合过程.本文基于“适应性-满意度-支持度”三元路径机制，构建理论假设体系，进而揭示国家公园制度扰动背景下农户旅游适应行为的内在逻辑.

1.1 旅游适应性对旅游发展满意度的影响

农户旅游适应性体现为其对国家公园旅游发展所引发的经济、社会、生态及制度环境变化的主观感知与行为调整.首先，经济适应性表现为农户能否通过调整生计方式获取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直接关联其满意程度^［13］.社会适应性反映农户在社会网络重构、文化互动与治理参与中的融入程度，关系到其社会福祉体验与旅游认可感^［14］.环境适应性涉及农户对生态约束与资源保护的态度，适应性高的农户更能从生态稳定中获得长期预期收益，从而提升满意度^［15］.制度适应性则是农户对旅游管理制度、生态补偿、社区参与机制的理解与信任程度，是维系满意度的重要制度保障^［16］.根据旅游可持续菱镜模型的理论框架^［17-18］，旅游适应性应考虑经济、社会、环境、制度四个维度的交互作用，这一框架有助于深化农户在多重维度下的适应性评价.

据此，提出假设：

H1：农户旅游适应性正向影响旅游满意度.

H1a：经济适应性正向影响旅游满意度；

H1b：社会适应性正向影响旅游满意度；

H1c：环境适应性正向影响旅游满意度；

H1d：制度适应性正向影响旅游满意度.

1.2 旅游适应性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

农户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体现为其在态度、行为意愿与政策响应中的综合立场.已有研究指出，旅游带来的福利增益往往增强农户对旅游项目的支持意愿^［19］.经济适应性强的农户更有能力将旅游收益转化为持续性投入，从而产生积极支持倾向.社会适应性较高的农户更愿参与集体旅游事务，展现更高认同感^［20］.环境适应性则使农户在资源管理与可持续旅游策略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体现出对生态政策的认可度^［21］.制度适应性强的农户能够理解并接受保护区的制度安排，在参与中获得治理信任与政策反馈的双重满足，支持行为也更为积极^［22］.根据旅游可持续菱镜模型的构架，支持度的产生不仅受到经济效益的驱动，社会关系、生态观念以及制度认同等因素的交织作用，也决定了农户的支持行为与长期参与意愿.

据此，提出假设：

H2：农户旅游适应性正向影响旅游发展支持度.

H2a：经济适应性正向影响支持度；

H2b：社会适应性正向影响支持度；

H2c：环境适应性正向影响支持度；

H2d：制度适应性正向影响支持度.

1.3 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满意度是农户对旅游发展整体体验的主观评估，涵盖经济收益、社会融入、环境感知等多重层面.高满意度有助于增强其对旅游持续发展的正向期待，并促使其在实际行动中支持相关项目^［23］.根据旅游可持续菱镜模型，满意度作为一个关键环节，能够将农户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适应性转化为长期的支持行为.

前人研究证实，在旅游发展中满意度对行为意愿存在显著预测效应，尤其在保护地情境中表现更为突出^［24-27］.因此提出假设：

H3：旅游发展满意度正向影响支持度.

H4： 满意度在旅游适应性与支持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4a：满意度在经济适应性与支持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4b：满意度在社会适应性与支持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4c：满意度在环境适应性与支持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4d：满意度在制度适应性与支持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1.4 制度扰动阶段下路径差异假设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政策扰动特征：试点期（2015—2020年）由中央政府主导，制度供给密集；过渡期（2021—2022年）管理主体切换，中央试点政策结束，而省级政策还未建立，存在制度的过渡；正式建设期（2023—2035年）省级主导、机制嵌入推进.在此背景下，门户社区农户的旅游适应机制将因阶段制度环境差异而演化，路径关系存在阶段性结构变异^［27-28］.

提出以下分组假设：

H5：不同建设阶段，旅游适应性与满意度的路径关系存在差异.

H6：不同建设阶段，旅游适应性与支持度的路径关系存在差异.

H7：不同建设阶段，满意度与支持度的路径关系存在差异.

本文采用混合研究设计，以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为主方法，构建农户旅游适应性的四维度结构（经济、社会、环境与制度），并系统检验其对旅游发展满意度与支持度之间的作用机制.同时，采用Bootstrap方法检验满意度在适应性与支持度间的中介效应，揭示因果路径的显著性与稳定性.进一步，结合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三阶段制度演化过程（试点期、过渡期、正式建设期），通过时间序列分组结构方程模型（multi-group SEM），比较各阶段路径系数的异同，以识别政策扰动下适应性机制的动态演化特征.为深入理解量化结果背后的行为逻辑，本文补充引入农户追踪访谈数据，采用解释型嵌入策略，对模型结果中的关键路径差异进行机制阐释与理论回应.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概况

本研究选取神农架国家公园候选区作为典型案例地.该区域于2016年被国家批准为首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单位之一，是中部地区唯一入选试点的保护地.虽然未进入首批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序列，但作为候选区，神农架持续推进制度建设改革，具备良好的政策连续性与代表性，为观察国家公园体制扰动与社区旅游适应行为提供了合适场域.

神农架国家公园依据“分级、分区、分类”原则实施空间功能管理，划分为严格保护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等不同功能分区，以兼顾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目标.根据政策演进与建设节奏，本文将其建设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试点探索期（2016—2020年）、试点深化期（2021—2022年）和正式建设期（2023—2035年）.该划分逻辑与国家政策节奏相吻合，亦适用于制度扰动视角下的时序分析.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区覆盖木鱼镇、大九湖镇、下谷坪乡、红坪镇与宋洛乡等五个乡镇.其中，木鱼镇为游憩展示区门户，是连接外部交通与核心景区的重要节点；大九湖镇邻近严格保护区，部分农户因生态搬迁而聚集于坪阡古镇，形成新的旅游集中区；下谷坪乡位于传统利用区，保留部分原生态生计模式，旅游逐步成为替代选项.基于空间分区与政策扰动差异性，本文选择木鱼镇、坪阡古镇与下谷坪乡三个门户社区为代表性样本，开展追踪式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2.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2.2.1 量表设计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构建了旅游适应性、满意度与支持度结果模型.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门户社区农户的旅游适应性、旅游发展满意度和旅游发展支持度量表.其中旅游适应性量表主要参考Below等^［29］、吴吉林等^［10］、卓方勇^［30］对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的量化评价.旅游发展满意度和支持度的测量主要参考了Nunkoo等^［31］、Gong等^［18］、喻忠磊等^［32］的研究成果.问卷第二部分是关于门户社区农户人口统计学特征的题项.问卷中的所有题项采用Likert 5级量表，1至5分别表示“非常不赞同”“不赞同”“中立”“赞同”“非常赞同”.

2.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基于神农架国家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长期调研项目，已连续开展农户层面的追踪性调查.采样社区为木鱼镇、坪阡古镇与下谷坪乡，分别代表不同的空间分区与政策扰动程度.问卷调查在2019年、2021年和2023年共实施三轮，涵盖内容包括农户对旅游就业、游客干扰、环境保护、政策公平等核心议题的主观感知.其中， 2019年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15份（木鱼206份、坪阡98份、下谷坪111份），有效回收率92.2%；2021年发放问卷303份，回收有效问卷286份（木鱼122份、坪阡103份、下谷坪61份），有效回收率94.4%；2023年发放问卷295份，回收有效问卷265份（木鱼94份、坪阡88份、下谷坪83份），有效回收率89.8%.

样本的基本特征在三次调查中保持一致，性别均衡、年龄集中于26岁~55岁，具有较好的横向可比性.调查中，农户对旅游依赖程度呈现出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强的趋势，反映出国家公园旅游建设对生计转型的真实影响过程.

尽管本研究采用了农户编码和追踪调查，但由于部分农户因生态搬迁而发生变化，数据的可比性有所影响.为确保每年数据的可比性，我们采取了截面数据进行年度比较，而非对固定农户进行跨年度的跟踪分析.这一方法减少了样本更替带来的误差，确保了每次调查的代表性与可比性.

此外，为强化量化结果的解释力，研究团队还在三轮调查中分别对神农架国家公园管委会干部、村委会负责人与具有代表性的农户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共计12户，每次50~90分钟），访谈内容聚焦于国家公园政策演进、生态旅游收益感知、生态补偿变动、制度信任等核心议题，形成混合研究中的“解释型补充”.

3 农户旅游适应性模型验证及时序演化分析

3.1 信效度分析

本文采用SPSS 26.0软件对已有的农户旅游适应性问卷数据进行了可靠性分析.输出结果（表1）显示，总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99，6个维度的Cronbach’s α取值在0.854~0.903之间，信度均大于0.8，表明量表信度检验通过.

基于理论框架构建的6维度28题项量表，首先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降维和因子一致性检验.Kaiser-Meyer-Olkin（KMO）检验（总量表KMO为0.902，各维度KMO为0.815~0.885）和显著的Bartlett检验（p0.0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并运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分析结果显示，旋转后提取出6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67.853%，符合量表设计预期且结构效度较高.依据因子载荷大于0.5的标准，题项SO2因未达标被删除.

随后，为进一步说明模型的效度，利用AMOS 26.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结构.结果显示，28个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在0.64~0.86之间，均大于0.5的标准，平均抽取方差（AVE）均大于0.5，组合信度（CR）均大于0.8，说明量表结构效度良好.此外，通过对比潜变量AVE平方根与相关系数检验区分效度，结果显示各潜变量AVE平方根均大于对应相关系数（表2），表明量表各维度区分效度良好.

3.2 总体模型验证

3.2.1 模型假设检验

本研究的结构模型所测量各项指标参数（表3）均在标准范围之内（χ²/df=2.738，RMSEA=0.042，GFI=0.932，NFI=0.939，CFI=0.960，IFI=0.961），表明该模型整体拟合效果符合要求，可以进行下一步模型检验.

运用AMOS 26.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4），结果显示，农户适应性对满意度方面，假设H1a、H1b、H1c、H1d成立；在农户适应性对支持度的影响上，假设H2b、H2d成立，而假设H2a、H2c不成立；满意度对支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3成立.

3.2.2 中介效应检验

为验证满意度在农户旅游适应性和支持度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运用Bootstrap方法抽取5 000个样本进行95%置信区间估计.结果表明（表5），满意度在四个适应性维度与支持度间的间接效应值分别为0.093、0.055、0.042、0.109，置信区间均不含零，证实满意度中介效应显著，H4通过；其中，经济、社会、环境适应性对支持度的直接作用置信区间含零，说明直接效应不显著，满意度在这三个维度与支持度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3.3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为揭示门户社区农户旅游适应性影响路径的动态演化特征，本研究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以2019年、2021年、2023年三个时间节点（对应体制建设的T1、T2、T3阶段）作为独立群组.分析首先验证了基线模型与5种受限模型（依次限定测量权重、结构权重、结构协方差、结构残差、测量残差）的拟合优度^［33］.所有模型拟合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标准（χ²/df范围1.896~2.345，IFI范围0.893~0.936，CFI范围0.894~0.936，RMSEA范围0.031~0.037），表明模型整体适配良好且具备多群组比较的效度基础.进一步的跨组不变性检验显示，所有受限模型与无参数限制的基线模型之间的卡方差值均显著（Δχ²范围128.238至780.417， p0.001），且ΔIFI与ΔCFI变化均大于0.005.这一结果表明，三个时间群组模型变量间的影响作用存在显著差异，支持了路径随体制建设阶段演化的研究假设（表6，图2）.

如上述结果所示，在T1试点探索阶段的农户旅游适应性作用路径中，存在3条路径获得通过，分别是社会适应性对满意度、制度适应性对满意度及满意度对支持度.在T2试点深化阶段的农户旅游适应性作用路径中，存在4条路径通过，分别是经济适应性对满意度、制度适应性对满意度、环境适应性对支持度及满意度对支持度.在T3正式建设阶段的农户旅游适应性作用路径中，4条路径获得通过，分别是社会适应性对满意度、制度适应性对满意度、社会适应性对支持度及满意度对支持度.通过上述结果，可以得到验证的研究假设有：H5、H6、H7，即不同体制建设阶段的农户旅游适应性到满意度、农户旅游适应性到支持度、满意度到支持度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

3.4 访谈对假设结果的佐证与阐述

为进一步佐证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的合理性，并揭示农户旅游适应性路径机制的演化逻辑，本文结合三轮追踪访谈资料（2019年、2021年与2023年），对主要假设路径的支持度与差异性进行了质性阐释.

3.4.1 H1路径：旅游适应性对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获得支持

在所有阶段中，访谈均表明适应性对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社会适应性与制度适应性作用最为突出.在试点探索阶段（2019年），农户主要感知到政府基础设施改善和生活便利性提升，强化了社会适应性.“刚开始试点几年游客不是很多，游客来也只是拍照.后来路修好了，学校和医院也都建设好了，生活更便利了.” 这一认知佐证了H1b路径的显著性（社会适应性→满意度）.到过渡期（2021年），旅游经济收益的提升使农户在经济适应性上的满意度增强.如一位村民表示：“我们做农家乐的生意好多了，现在收入比种地强多了.” 这与H1a的显著路径一致（经济适应性→满意度）.在正式建设阶段（2023年），制度规制日益强化，部分农户开始接受规范化管理，表现出制度适应性的显著正向影响.如木鱼村干部所说：“国家公园政策严控，新建房必须审批通过才能经营，不像以前那样随便搞.” 反映H1d路径依然成立（制度适应性→满意度）.

3.4.2 H2路径：适应性对支持度的路径存在阶段性分化

从模型分析结果看，制度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对支持度具有较稳定影响，而经济适应性与环境适应性对支持度不显著.访谈提供了深层机制说明.

有农户表示：“只要赚钱了，游客素质高点，我肯定支持搞旅游.”这一表述表明经济适应性虽有一定影响，但其对政策支持的激励不足，印证了H2a路径在整体模型中不显著的结论.在2023年访谈中，部分农户强调社区参与的积极体验，如“村里有啥活动我都参加，大家都一个心思搞好旅游”，表明社会适应性对支持度影响增强（H2b路径在正式阶段显著）.

3.4.3 H3路径：满意度对支持度的中介效应显著

多位访谈对象指出满意度对其支持行为起关键作用：“满意就支持，不满意谁理它.” 结构模型中SA→SU路径在三个阶段均高度显著（标准化系数均大于0.35，p0.001），访谈反映也高度一致，进一步验证了H3.

3.4.4 H4—H6路径：制度扰动阶段性差异明显

跨期访谈结果印证了农户适应路径随制度环境演化而调整：试点阶段更多体现社会秩序与政府关注对满意度的塑造，过渡期强调经济回报带来的短期激励正式建设期则表现为对制度合规性与社区规范的适应.

部分老年农户对体制新规表示不适，如“我们住山下了，但还是天天回山上看看老屋，种些菜.”反映了部分群体制度适应性的滞后.

综上所述，访谈材料不仅印证了结构模型主要路径的显著性与方向性，还揭示了农户适应性从“经济收益—社会融入—制度认同”的阶段性跃迁，为理解旅游适应性演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现实基础.

4 讨论

4.1 理论贡献

本研究通过构建“旅游适应性-满意度-支持度”三元路径模型，探索了国家公园体制演进过程中，门户社区农户的旅游适应性动态演化.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如下所述.

1） 拓展了适应性理论框架：本研究融合了经济、社会、环境与制度四个维度，借鉴了旅游可持续棱镜模型，丰富了现有的旅游适应性理论.

2） 验证了制度适应性对满意度的核心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制度适应性始终是影响满意度的关键因子，尤其是在国家公园的实施过程中，制度保障对农户的社会接受度具有决定性影响.

3） 揭示了农户适应性演化的非线性与阶段性特点：通过多群组结构分析，研究验证了农户适应性演化的阶段性与非线性特征.

4.2 实践贡献

本文提出以下的三点实践建议.

1） 增强制度可持续性的核心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对制度的适应性直接影响其对旅游发展的满意度.因此，国家公园的管理机构应注重制定长期稳定的政策，确保生态补偿、社区参与机制和资源管理措施的持续性和公平性.这不仅能增强农户对生态保护的认同感，还能提高他们的参与积极性.

2） 发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提升农户支持度：满意度在适应性与支持度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政策制定者应通过提升农户对国家公园旅游项目的满意度，间接增强他们的支持行为.

3） 实施分阶段的差异化政策：根据研究结果，农户的适应路径在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政策设计应结合各阶段的特点，为不同阶段的农户提供定制化的支持措施.比如，在试点期重点强调制度保障和社会秩序重建.在过渡期重点支持旅游经济机会与环境改善.在正式建设期则应加强社会整合与规范重构，确保各阶段政策措施的顺利实施.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制度创新.本文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案例地，基于2019年、2021年与2023年三轮农户跟踪调查资料，构建“旅游适应性-满意度-支持度”结构方程模型，并引入多群组结构分析，揭示不同阶段门户社区农户旅游适应性的动态演化路径.

研究发现，制度适应性始终是影响满意度的关键因子，体现出政策制度嵌入对社区接受度的决定性作用.社会适应性在试点探索与正式建设阶段对满意度与支持度均产生积极影响，说明农户在社会融合与规范接纳中的主动调适能力增强.经济适应性虽能提升满意度，但未能直接转化为支持度，揭示短期经济收益与长期行为意愿间的断裂.环境适应性对满意度有一定影响，但支持度效应缺失，反映其“双刃剑”效应.

多群组结构分析进一步揭示，农户旅游适应性的主导路径随制度演化而迁移：试点探索期以制度保障和社会秩序重建为主，深化阶段侧重旅游经济机会与环境改善，正式建设阶段则表现出社会整合与规范重构的双驱动.适应路径由“制度-满意”转向“社会-满意-支持”逻辑链条，验证了制度扰动背景下农户适应性的阶段性、非线性与协同演化特征.

5.2 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尝试整合定量路径与定性机制解释，并利用三期跟踪问卷和访谈数据捕捉制度干预下的旅游适应性变迁，但仍有以下不足： 1） 案例地神农架虽具代表性，但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制度安排与旅游基础条件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外推性； 2） 研究采用重复横截面设计，未能完全跟踪同一户样本，未来应开展面板式追踪调查，动态捕捉农户行为认知的微观演化； 3） 当前指标体系主要聚焦经济、社会、环境与制度四维，未来可结合“资本-能力”框架，拓展至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多维要素，更系统刻画农户适应行为的机制基础.未来研究还应与其他国家公园进行比较研究，采用面板式农户跟踪调查数据、借鉴可持续生计等其他可持续模型进行研究来增加研究结果的普适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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