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知识分子”是历史学家罗志田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一文中，罗志田指出，科举制度废除而新式学堂兴办，于是有大量边缘知识分子出现。边缘知识分子，在知识文化的程度上，属于中小知识分子。他们新学旧学、中学西学都懂一点，但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新式学堂、学校每年向社会输送着这类中小知识分子，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却并不需要如此多的初通文墨的新知识分子，于是，这种一走出校门就成为“边缘人”的新知识分子，便陷入生存的困境。说得明白些，他们很难在社会上找到一个赖以谋生的职位。罗志田多次强调了边缘知识分子基本的生存困境。他们“在城市谋生甚难”，他们“看见自己生涯的无望”
11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1—135页。
。在《废科举与晚清新政》一文中，罗志田也指出，科举废除，新式学堂、学校兴办，“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我比较关注的边缘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待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他们从想革命、说革命到领导广大没读过书的人民干革命，最后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22 罗志田：《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60—161页。
。各式各样的新式学堂、学校陆续向社会输送了大量边缘知识分子，而这些边缘知识分子，后来便成为革命政党的重要力量。
鲁迅1902年4月从新式学堂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毕业后到日本留学，于1909年8月结束在日本的生涯，回国谋生。在日本，鲁迅生活了七年又四个月。但名为“留学”，实际正经在学校学习某种专业，只有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在仙台医科专门学校的一年半时间。鲁迅没有在仙台医专读到毕业，便中途退学了。当1909年8月，鲁迅回国谋生时，手里并没有一张像样的文凭。名曰“留学生”，与那些在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者，身份自是不同。与在欧美名校获得显赫学位者，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何况，清末民初，到日本留学者，多如过江之鲫，像鲁迅这样的人，只是众多留日归国学生中的极普通一员。所以，当鲁迅回国谋生时，是毫无优势可言的。实际上，1909年8月回到国内的鲁迅，正是一个边缘知识分子。鲁迅也可以算作是第一代边缘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边缘知识分子的身份，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鲁迅对时代与社会的看法，当然也影响着他的写作。
一
鲁迅留日期间结识的同乡好友许寿裳，于1909年4月结束留学，回国就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而学堂监督（校长）是沈钧儒。教务长负有“招生延师”之责，所以，当鲁迅向许寿裳提出也要回国“谋事”，便很顺利地被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接纳
33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35页。
。如果没有许寿裳这层关系，鲁迅回国谋职，当没有这么顺利。不久，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易人，新来的监督是迂腐、保守的旧派人物，鲁迅便辞去此处教职，回到绍兴，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从鲁迅后来很快又离开绍兴看，这次回到绍兴并非因为爱恋家乡，实在是在杭州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实际上，绍兴府中学堂的这个职位，是很寒微的，刚回到绍兴，鲁迅就想着离开。1910年8月15日，在绍兴的鲁迅给其时已在北京的许寿裳写信：
季黻君鉴：手毕自杭州来，始知北行，令仆益寂。协和未识安在？闻其消息不？嗟乎！今年秋故人分散尽矣，仆无所之，惟杜海生理府校，属教天物之学，已允其请，所入甚微，不足自养，靡可骋力，姑㡯足于是尔。前校长蒋姓，去如脱兔，海生检其文件，则凡关于教务者，竟无片楮，即时间表亦复无有，君试思天下有如此学校不？仆意此必范霭农所毁，以窘来者耳。斯人状如地总能如是也。北京风物何如？暇希见告。致文漱信，亦希勿忘。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入秋顿凉，幸自摄卫。44 《100815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5页。
这封信透露了很多信息。离开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回到绍兴，是因为“无所之”，亦即无处可去。在绍兴府中学堂就职，收入低微得甚至“不足自养”，即连糊口都做不到。而之所以仍然就此职位，是因为“靡可驰力”，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信中提及的范霭农，就是范爱农。范爱农已先期在绍兴府中学堂任职。信的最后，鲁迅托许寿裳在“他处”为其找工作。不管怎么说，鲁迅在南京上了四年新式学堂，又在日本留学七年多，可就是在绍兴这样一个小城也似乎成了多余人。换言之，就是绍兴这样一个小城，也并不需要鲁迅这样的人。
此后一段时间内，鲁迅多次在信中请求许寿裳为其在外面找工作。1911年3月7日致许寿裳信，最后说：“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
55 《110307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4页。
这是在向许寿裳委婉地表露：自己也想到北京谋生。但1911年7月31日致许寿裳信中，又说：“中学事难财绌，子英方力辞，仆亦决拟不就，而家食既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
66 《110731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8页。
3月7日的信中，向许寿裳表示了“北行”的想望。这里的“北行”，无疑是指到许寿裳此时托身的北京。但7月31日信中，又表示“京华”自己去不了，但请许寿裳在京华以外的地方，替自己找份工作，而且“虽远无害”。对于绍兴来说，北京已经是很远的地方了。比北京更远的地方，那只能是边塞之地了。为了一份糊口的工作，一个绍兴人，连边塞之地都愿意去，求职的心态，已经卑微到何种程度。而鲁迅之所以打消了到北京的念头，是因为北京“人才多于鲫鱼”。我们知道，鲁迅后来，1912至1926年，生活在北京，对北京作为生活之地非常满意。晚年定居上海，却时时怀念北京，常想重返北京。而鲁迅对北京的向往，在这时期致许寿裳的信中就每有流露。上引1910年8月15日致许寿裳信中，就有“北京风物何如？暇希见告”之语。关心北京风物，想了解北京情形，说明内心对北京是有兴趣的。1911年1月2日致许寿裳中，写道：“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殒落。闻北京琉璃厂颇有典籍，想当如是，曾一览否？”
77 《110102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1页。
没有去过北京的鲁迅，向往着北京琉璃厂的旧书。我们知道，鲁迅1912年5月定居北京后，的确时常光顾琉璃厂。1911年4月12日致许寿裳信，最后又问：“北京琉璃厂肆有异书不？”
88 《110412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6页。
可见北京的旧书，是并未去过北京的鲁迅时时牵念的。鲁迅对北京感兴趣，鲁迅对北京心生向往，可能还因为北京是祖父的旧游之地。但此时的鲁迅，虽然向往北京，虽然时时牵念着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却认为自己不可能去往北京。鲁迅自忖，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自己这样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或者说，北京这样的地方，根本不需要自己这样的人。作为边缘知识分子的鲁迅，举头北望，低头自卑，内心无疑是凄凉的。
鲁迅屡屡请许寿裳在北边为自己谋一职位。许寿裳一定在北京想过法、托过人，没有成功而已。像当时的周树人这样的人，哪里都不缺。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定都南京。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许寿裳此前即与蔡元培相识，蔡于是邀请许寿裳来南京任职。许寿裳从北京到了南京，开始在草创的教育部忙碌，而鲁迅托他谋职的事也并未忘却。瞅准机会，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了鲁迅，蔡元培便请许寿裳给鲁迅写信，邀请鲁迅来教育部任职
99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回忆录》上册，第238，239页。
。这样，鲁迅就从绍兴到了南京。上一次，1898年，在绍兴的鲁迅，一心要“走异路，逃异地”
1010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
，终于从绍兴逃到了南京。时隔十几年，在绍兴的鲁迅又渴望“走异路，逃异地”，并且又一次逃到了南京。鲁迅与南京之间，实在有着特别的因缘。
鲁迅应邀来到南京，在教育部办公。但这份工作也差点弄丢。许寿裳说，后来蔡元培受命北上，迎接袁世凯，由副总长景耀月代理部务。此人好大喜功，“鲁迅不很睬他”。而景耀月也决定除去鲁迅。他暗中开了一张名单，送请大总统府任命，名单里没有“周树人”。幸亏蔡元培在大总统府任命前赶回来，把此事撤销了，鲁迅才可以留在教育部
1111 《鲁迅致周作人信》，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之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试想，如果蔡元培晚些回来，而大总统府按照景耀月呈上的名单颁布了任命，那鲁迅就只能卷起铺盖回到绍兴吧。
由于袁世凯不肯南来，临时政府只能迁往北京，教育部自然也北迁。1912年5月，鲁迅偕同许寿裳等人前往北京，从此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能够到久已向往的北京定居，鲁迅应该是很高兴的。1912年7月19日，鲁迅收到周作人的绍兴来信，告知范爱农于7月12日溺水而死，鲁迅十分悲痛。范爱农也是日本留学生，与鲁迅相识于日本。后来，又与鲁迅在绍兴的师范学校共事。鲁迅离开绍兴后，范爱农也失业了。鲁迅到北京后，范爱农渴望也能在北京找到个职位，鲁迅也曾为其留心。但正如许寿裳没有为鲁迅在北京谋得一职位一样，鲁迅也没能为范爱农在北京找到个饭碗。7月22日，北京大雨。鲁迅是夜连作三首怀念范爱农的诗。范爱农说是失足落水，而鲁迅疑心是自沉。至于为何自沉，当然是活不下去了，是断了生路了。7月23日，鲁迅把这三首诗寄给周作人，托周作人交绍兴《民兴日报》发表，并附一信。信中说：“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
在怀念范爱农的诗中，鲁迅愤怒地谴责了逼死范爱农的社会环境，也指出了范爱农不容于世的狷介性情。但范爱农之所以活不下去，之所以生路全断，根本原因，还是范爱农这样的人，本就是并不被社会需要的边缘知识分子。这样的边缘知识分子，在北京固然找不到工作，即便在绍兴这样的小城，也找不到饭碗。说范爱农的死，让在北京的鲁迅有强烈的兔死狐悲之感，应该是能够成立的。鲁迅与范爱农都是留日学生，二人“身价”差不多，所处的社会环境完全一样，并性情之狷介亦相似。鲁迅如果继续留在绍兴，命运很可能与范爱农无异。而鲁迅之所以能先在南京捧上个饭碗，后又捧着饭碗到了北京，实在是偶然因素起了作用。如果不是绍兴人蔡元培当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如果蔡无培没有先期认识许寿裳并邀请许寿裳来南京任职，如果许寿裳不是鲁迅好友因而把鲁迅的请托放在心上，那鲁迅要离开绍兴，在南京的中央政府谋得一个职位，是几乎不可能的。
想到这些，鲁迅应该不寒而栗。
二
历史学家王奇生在《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书中也指出：科举废除、新式学堂兴起，造成社会上众多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中小知识分子成为多余人、边缘人。传统的私塾书院向社会输送的知识分子，数量很有限，而新式学堂、学校则是批量生产新知识分子。从清末开始，一方面新式学堂、学校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还有许多留学生回国，但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很迟缓，导致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新知识分子。无论是像鲁迅、范爱农那种留日归国的，还是只在国内上过新式学堂、学校的，都面临着生存危机。新式学堂于清末开始兴办，到1920年代，输送到社会的新知识分子的人数已经相当庞大。据统计，五四前夕，全国有公立学校52650所，学生约450万人，学生人数十年间增加了三倍。到1923年，全国的中学生更多达118584人。“此外，国内大学生和国外留学生人数亦达数万人。而那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无法提供足够的职位和相当的就业机会，来吸纳源源不断从新式学堂和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青年。因此，在五四前后，中国都市社会集聚了一大批因就业无道、谋生乏术、前途渺茫而对社会现实产生疏离和不满情绪的知识青年。”
1212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年，第36，36页。
王奇生援引1917年9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14卷第9期刊载的《青年会与留学生之关系》一文中的说法，文章说，据1916年对1655名归国留学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其中在家赋闲者，竟有399人。留学生都难以就业，一般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中小知识分子，“谋职之难，更可想而知”
1313 前溪：《知识阶级与革命》，原载1926年11月14日出版《国闻周报》，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第37页。
。王奇生还援引了1926年11月14日出版的《国闻周报》第3卷第44期上的《知识阶级与革命》一文，文章说，民国以来，国内外大学毕业学生，每年有数千人，而各省中学毕业生则每年数万人，但社会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中小新知识分子。有的人，即便找到个教书的职业，也难免饥寒交迫。政府机关中的肥美差事，若家中无背景，也根本抢不到手。这么多失业的新知识分子，“其心理若何，其愤慨若何” 。明白了民国以来，新型的中小知识分子求生之艰难，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鲁迅的《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孤独者》《伤逝》这一类小说，也能更好地理解范爱农的悲剧人生。
1924年2月16日，鲁迅写了小说《在酒楼上》，两天后的2月18日，又完成了小说《幸福的家庭——拟许钦文》。完全可以说，鲁迅是在完成了《在酒楼上》后立即开始《幸福的家庭——拟许钦文》的写作的。两篇小说，其实写的都是中小新知识分子生活的困窘。只不过，《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与《幸福的家庭》中的主人公“他”，算是两代人。吕纬甫是与鲁迅同一代的新知识分子，而《幸福的家庭》中的“他”则是年轻一代的新知识分子。1925年10月17日，鲁迅完成了小说《孤独者》，四天后的10月21日，鲁迅完成了小说《伤逝》。也完全可以说，鲁迅是在写完《孤独者》后，立即开始了《伤逝》的写作，而只用四天时间，便完成了《伤逝》。《孤独者》和《伤逝》，也都写的是中小新知识分子生存的艰难，只不过，两个主人公也属于两代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算是与《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同属老一代新知识分子，而《伤逝》中的涓生则与《幸福的家庭》中的主人公“他”同属年轻一代的新知识分子。鲁迅在1924年2月写完了《在酒楼上》又立即写《幸福的家庭》，我认为意在表现两代中小新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的困境。同样，在1925年10月，写完了《孤独者》又立即写了《伤逝》，也是为了表现两代中小新知识分子生存的艰辛。特别是《孤独者》和《伤逝》，肯定不是为了应付约稿而作。因为这两篇小说，写完后并没有交报刊发表，而是放进了抽屉。只是在编小说集《彷徨》时，才将两篇小说收入集中。这似乎说明，鲁迅有某种情思、某种感慨、某种愤懑，积压在心头，至1925年10月时，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
既然1924年2月，连着写了《在酒楼上》和《幸福的家庭》，表达了对两代中小新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里的命运的思考，为何在1925年10月又连着写两篇与《在酒楼上》和《幸福的家庭》主旨甚为相近的小说呢？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鲁迅的动机：1924年2月连着写的两篇小说，没有能够充分表达自己心中对于此一问题的情思，所以觉得有必要再写两篇。鲁迅，还有范爱农，是与《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同辈，是老一代的中小新知识分子；而《幸福的家庭》中的“他”和《伤逝》中的涓生，则是年轻一代的中小新知识分子。鲁迅对几代中小新知识分子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对几代中小新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悲惨遭际，应该有持久的关注和思考。鲁迅自己，因为很偶然的原因，民国一成立就很幸运地离开小城绍兴到了中央政府任职，后来成为文化名流，情形当然不能与一般人并论。但广大的几代中小新知识分子，既没有鲁迅这样的机遇，也没有鲁迅这样的才学，便只能像吕纬甫、魏连殳、涓生一般，处处碰壁，在生死线上挣扎着。
《在酒楼上》与《孤独者》，叙述方式、人物关系、故事内涵都十分相似；而《幸福的家庭》与《伤逝》，在人物关系和故事内涵上也很相近。先说《在酒楼上》与《孤独者》。两篇小说都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我”与主人公是同代人，也是社会地位相同的中小新知识分子，也同样为了生存而四处奔波，而拼尽了全力。两篇小说都写到了中小新知识分子为了一点连糊口都勉强的薪水，是如何不辞路远。《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与“我”是同学，后来又是做教员时的同事，那么，当然也是S城一带的人。可为了每月的二十元钱，先是到了济南，后来又辗转到了太原。在太原，也并非在正规的学校任教，更不是在政府机关供职，而是在一个同乡家里教几个孩子读书，等于做家庭教师。而《孤独者》中的“我”，先是到山阳去当小学教员。薪水低也罢了，还发不出，“我”去了几个月，一文钱也没有拿到。“我”在山阳连一个学期也没敷衍完，就离开了。“从山阳到历城，又到太谷，一总转了大半年，终于寻不出什么事情做，我便又决计回到S城去了。”回来的当天晚上，“我提着两包闻喜名产的煮饼”
1414 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第103，103页。
，去看魏连殳。小说里山阳，不知是否是真实的地名，但历城是山东济南某处的地名，太谷和闻喜也都是山西两地的地名。可以认为，“我”从浙江跑到了济南，又跑到了山西，终于未能找到点事做。《孤独者》中“我”的这个经历，这种行迹，与《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很相似。不妨认为，鲁迅认识的人中，有人真有过这样的谋生过程。
人们通常认为，吕纬甫和魏连殳身上，有着范爱农的影子。这样的看法当然顺理成章。这类新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冲突，由两方面原因造成。新知识分子接受的是新式教育，有着或多或少、或成系统或散乱的新知识、新思想、新的价值观念，这就与整体上仍是腐旧的社会难以和谐相处。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上，总体上仍是腐旧的社会也并不需要这么多新知识分子。这两方面的原因，就使得大量中小新知识分子难以在社会立足。《孤独者》中的“我”，到了山阳后，“山阳的《学理周刊》上却又按期登起一篇长论文：《流言即事实论》。里面还说，关于某君们的流言，已在公正士绅间盛传了。这是专指几个人的，有我在内；我只好极小心，照例连吸烟卷的烟也谨防飞散。” “我”这样的新知识分子，由于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不同于大众，走到哪里，都受到来自社会的非难、排斥。社会本来就不需要这么多新知识分子，而新知识分子又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上与社会大众尖锐对立，新知识分子的不见容于社会就成为必然的趋势。社会愈是非难、排斥新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就愈是憎恶社会；新知识分子愈憎恶社会，社会就愈非难、排斥新知识分子。结果是，社会对新知识分子的非难、排斥日甚一日；而新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冲突也越越来越激烈。吕纬甫、魏连殳这一类人，与社会之间，形成的正是这样一种关系。
三
在物质生存的意义上难以活下去，即便不是吕纬甫、魏连殳们憎恶社会的全部原因，也是重要原因；而难以活下去，则肯定是他们最终走向堕落、向社会屈服的全部原因。一个人，当物质贫困到极点时，是难以保持精神的昂扬的。《在酒楼上》细致地刻画了吕纬甫因物质的窘迫而产生的精神的萎靡；《孤独者》也精确地描绘了那么狷介、孤傲的魏连殳，为了再活几天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时表现出的卑微。吕纬甫、魏连殳是虚构的小说人物，而鲁迅的友人范爱农则是真实的血肉之躯。范爱农的命运，确乎与吕纬甫、魏连殳很相似。说范爱农是吕纬甫、魏连殳的原型之一，是完全能够成立的。1926年11月，鲁迅写了散文《范爱农》，是以“非虚构”的方式表现老一代新知识分子的命运。范爱农结束在日本的留学，“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
1515 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12，316页。
。鲁迅当了师范学校校长，范爱农也做了监学。但好景不长：
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1616 鲁迅：《幸福的家庭》，《鲁迅全集》第2卷，第41，35页。
鲁迅到了北京后，曾经想为范爱农也在北京找份工作。既然这是范爱农“非常希望的”，那范爱农一定拜托过鲁迅，就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我”到山阳教书前，深夜来拜访“我”，吞吞吐吐地拜托“我”在山阳为他找份工作，哪怕是每月几十元抄抄写写的工作也可以。但也像《孤独者》中的“我”无法为魏连殳在山阳找到一份哪怕是很低贱的工作一样，在北京的鲁迅，也无法为范爱农在北京找到“一点小事做”。失去了生活来源，那么狷介孤傲的范爱农，也只好到熟人家“寄食”。这期间，景况一天比一天“困穷”，于是范爱农给鲁迅的信，言辞也一天比一天“凄苦”。这凄苦的言辞里，一定有对社会的日甚一日的愤怨。
小说《在酒楼上》《孤独者》和散文《范爱农》，写的是老一代，亦即与鲁迅同一代新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幸福的家庭》和《伤逝》，则写的是年轻一代新知识分子生存的艰难。《幸福的家庭》里的那对年轻夫妇，他们结合的原因、方式以及结合后的生活窘况，与《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十分相似。不同的是，《幸福的家庭》里这对夫妇一起生活了五年，并且有一个三岁的女儿。有一次，主人公“他”看着女儿：“他忽而觉得，她那可爱的天真的脸，正像五年前的她的母亲，通红的嘴唇尤其像，不过缩小了轮廓。那时也是晴朗的冬天，她听得他说决计反抗一切阻碍，为她牺牲的时候，也就这样笑迷迷的挂着眼泪对他看。他惘然的坐着，仿佛有些醉了。” 然而，结婚之后，两人的生活却陷入极度窘迫的境地。小说一开始，是主人公拼命想以《幸福的家庭》为题写篇文章，换一点稿费：“他想到这里，忽然从床上跳起来了。以先他早已想过，须得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了；投稿的地方，先定为幸福月报社，因为润笔似乎比较的丰。但作品就须有范围，否则，恐怕要不收的。” 从前后文看，主人公“他”是没有社会职业的。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生活来源，所以必须时时靠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伤逝》中的涓生在失掉职业后，也是希望靠投稿赚点稿费维持生活，也是这般思量着投稿的窍门。《幸福的家庭》中的女主人，结婚后便完全沦为一个市井俗妇，白菜、劈柴等占据了她全部的心灵，为省下一个铜板而讨价还价。《伤逝》中的子君，也是在与涓生成家后，便迅速变得俗气起来。
《幸福的家庭》写于1924年2月。那时候，老一代的新知识分子找不到工作自不待言，就是刚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也极难在社会上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饭碗。1924年的时候，鲁迅供职的北京政府教育部的教育总长，是黄郛（字膺白）。黄郛夫人沈亦云在回忆录中说：“膺白在职时，除在署秘书外，家里有一人专为他答复介绍人事的信”，而“参众两院议员之信尤多，不必相识”
1717 沈亦云：《亦云回忆》上，长沙：岳麓书社，2017年，第183，183页。
。托黄郛安排工作的信多到这种程度，以至于黄郛要专门安排一人答复这些信，而写信请托者，以参众两院议员为多，相识不相识的，都给教育总长黄郛写信，请求为某人安排工作。沈亦云更写道：
贤如蔡孑民先生，其介绍北大学生书信之多，不可胜数，青年出路之难可知。膺白回国初次任职，第一个引用的北大李君即蔡先生所介绍。1818 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16页。
蔡元培当教育总长时，替鲁迅安排了工作。现在，蔡元培自己不当教育总长了，却给也是绍兴人的现任教育总长黄郛写了多得“不可胜数”的信，替北大学生求职。即便是北大的毕业生，求职也异常艰难，想来，有许多北大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只好去求蔡元培，而乐于助人的蔡元培，也就只好一封接一封地给还能说上话的绍兴同乡黄郛写信。
明白了那时候“青年出路之难”，便能更好地理解《幸福的家庭》和《伤逝》这样的作品。“青年出路之难”，当然令鲁迅感触很深。1924年2月写《幸福的家庭》，表现年轻一代的新知识分子生存的艰难。但鲁迅意犹未尽。于是，在1925年10月，又写了《伤逝》。比起《幸福的家庭》，《伤逝》的内涵当然深广得多。《伤逝》有着鲁迅更强烈的忧愤，也有着鲁迅极其敏锐的洞察。涓生本来在某个政府机关供职，算是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但涓生与子君勇敢地自由恋爱着，蔑视着一切人的冷眼，因此激怒了看不惯的人，婚后不久，涓生便被那政府机关辞退了。这遭遇，与《孤独者》中魏连殳相似，也与散文《范爱农》中范爱农相似。老一代的新知识分子也好，年轻一代的新知识分子也好，都因为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为社会大众所仇视，才在本来就不怎么需要新知识分子的社会没有立足之地。
《伤逝》中，那么相爱的涓生和子君，婚后却产生种种矛盾、冲突，而引发矛盾、冲突的原因首先是物质上的“困穷”。当涓生被“局长”辞退后，子君感到了恐惧，其实涓生也感到了恐惧，只不过强作镇定罢了。涓生本来在那政府机关里干一份“钞，钞，钞些公文和信件” 的工作。这在机关里也算是最“下等”的工作，收入当然也不会很高。但如果这份工作能够维持下去，因这份工作而得到的虽然不算丰厚但却比较稳固的收入能够持续下去，那涓生和子君的贫贱的小日子大抵也能一直过下去。但涓生的失业，使得二人生活世界的根基被摧毁，于是悲剧便难以避免。
四
《伤逝》远比《幸福的家庭》要深刻。其深刻性主要体现在对涓生这个年轻的新知识分子心态的刻画。涓生失业后，其心理状态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我认为，鲁迅在表现涓生这类年轻的新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的同时，也揭示了特定情境中人性的局限和丑陋。另一方面，鲁迅也在涓生这种中小新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某种凶悍的力量，或者说，鲁迅敏锐地感觉到了他们对中国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鲁迅的《阿Q正传》和《伤逝》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读《伤逝》，我每每会想到《阿Q正传》。涓生身上有着与阿Q相似的精神。鲁迅在阿Q身上看到了对“革命”的向往，看到了阿Q这类人对中国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样，鲁迅在涓生身上看到了与阿Q相似、相同的东西。
涓生失业，本应憎恨社会。但涓生很快将对社会的憎恨转变为对子君的抱怨。失业后的涓生，会忽然怀念会馆里的独身生活。而对婚前生活的怀念，当然意味着对与子君结合的后悔。失业了的涓生，很快视子君为拖累。共同生活的两个人，不管是夫妻关系还是兄弟关系、亲子关系，一旦比较强势的一方视比较弱势的一方为拖累，那比较强势的一方对另一方就处处看不顺眼。而涓生开始视子君为拖累后，便对子君百般挑剔。子君的一举一动，都让涓生心生厌烦。涓生埋怨子君不能与自己一起为求生而奋斗，这实在是没有道理的。在那样的社会现实中，连涓生这样的青年男性都四处碰壁，难以生存，一个弱质的子君，如何为生存而奋斗？子君养了几只油鸡，养了一条瘦小的狗，这实在不能算过分。但失业后的涓生，便容不下这几只小鸡和这条瘦狗了。“于是吃我残饭的便只有油鸡们。这是我积久才看出来的，但同时也如赫胥黎的论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
1919 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19，124，118，120页。
这番话实在说得太刻毒了。这种心态实在太阴暗、褊狭了。一个男人，在家里与鸡计较、与狗争宠，实在太无聊了。视子君为拖累，想抛弃子君又开不了口，于是便尽量在外面待着，尽量不回家，甚而至于暗暗地希望子君突然死去，自己便摆脱了这拖累。“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
2020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第37页。
这样的希望子君突然死去的念头，出现过几次。所以，子君的最后死去，也算是合乎涓生的期待。涓生和子君的生活陷入近乎绝境的境地，这固然是社会挤压的结果。但涓生在这绝境边缘的心态，却实在显示了涓生的人性局限和人性丑恶。
但涓生失业后的心态中，还有着更有意味的方面：
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
这是刚得到被局长辞退的消息时，涓生的心态。这给人的感觉，像被局长辞退，倒是一件大好事，是自己期待已久的事。自己终于从鸟笼里脱身而出，从此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心态是很昂扬的。
刚失业时，涓生指望靠译书、写稿维持生活，但都失败了。但涓生心中的那份昂扬却并未失去：
我终于从她言动上看出，她大概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忍心的人。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
涓生心目中“新的开阔的天空”到底指什么呢？涓生所谓的“远走高飞”，是要走向哪里？飞向何方呢？
王奇生在《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中，指出在1920年代大量中小新知识分子被社会排斥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纷纷走向南方，投奔了“革命”。“但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又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谋得一个相当的职位。他们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会地位不稳定而产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时又因目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败落和衰颓而心怀焦虑。这双重的失意、焦虑、无望乃至绝望，使他们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自然也最易在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孕育而生。” 那个时候，广州是“革命策源地”，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地区，吸引着各地像涓生这样的年轻一代新知识分子。1926年11月14日出版的《国闻周报》第3卷第44期，刊载署名前溪的文章《知识阶级与革命》，其中说：
近来南北学生，纷纷投效革军，冒白刃而不辞者，为数日多。吾人一考其动机，实不胜同情之感，而深为国家社会惜者也……每年加增数万知识阶级之失业者，即无异每年加增数万知识阶级之革命者。民国十五年矣，以抽象的统计，此种知识阶级因生计而迫于过激者，已在数十万以上，今后数目，再与年俱增，今后势力，即与年俱长。加以无知识阶级之失业者，因战事关系，数亦猛进。知识阶级者，利用于上，无知识阶级者，奔走于下，大势所趋，无论当局压迫之武力如何强固，现在社会之组织，必有根本破坏之一日。诚为人类之大不幸也。2121 前溪：《知识阶级与革命》，原载1926年11月14日出版《国闻周报》，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第37—38页。
此文表达的价值观念姑且不论，但他指出的事实却是确凿的。每年有大量像涓生这样的失业的知识阶级“投效革军”，必将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与后来的情形不同，这个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多选择了国民党。王奇生书中说：“中小知识青年群趋国民党，与国民党是一个有历史、有领袖、有势力、有地盘的政党，自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国民党在广东已是执政党。这对一个谋生无道的中小知识青年来说，加入国民党，或许能为自己的‘饭碗’带来一线希望。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时，资格限定在高小毕业并入过中学一年以上，或具有相当程度者，计划录取324人，报名者多达2000多人，最后录取500余人。这与其说是青年学生们热心国事，不如说是中小知识青年就业竞争激烈之反映。”
2222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第40，41页。
当时，形成了“人人‘南下’，有力者想去卖力，无力者想去卖智”
2323 宇文：《打倒知识阶级》，原载1927年2月26日出版《现代评论》第5卷第116期，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第40页。
的局面，广东当局当然很欢迎从各地投奔而来的知识青年。广东办有各种名目的养成所、训练所和讲习所等短期培训班，各地投奔而来的知识青年，在培训班短期培训后，即被分配去从事工运、农运和政治宣传一类工作，“他们入所受训，固然不乏投身革命的热忱，更有谋生求职的个人动机。1927年，有多名知识青年投书《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毫不讳言自己离开家乡至广州加入国民党，带有‘糊口’的动机”
2424 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21，124页。
。
明白了这种情形，我们才能懂得《伤逝》中涓生在困厄中一再发出的豪语。涓生所说的“开阔的天空”，就是指广东；涓生所谓的“远走高飞”，就是指走向广东、飞向南方；涓生所谓的“生路还宽广得很”，就是指到广东加入国民党。只能是如此，不可能是别的。
明白了这种情形，涓生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就不难理解了。为了逃避在家中与子君相对，涓生每天坐在通俗图书馆里。坐在图书馆里的涓生有了这样的思绪：
屋子和读者渐渐消失了，我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
这应该是涓生的一种“南方想象”，是涓生对未来人生的憧憬。坐在通俗图书馆里，涓生还有这样的思绪：
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
而且，真的，我豫感得这新生面便要来到了。
这仍然是涓生的“南方想象”，是涓生对未来人生的憧憬。一天，涓生从通俗图书馆回来，发现子君已经离去：
我似乎被周围所排挤，奔到院子中间，有昏黑在我的周围；正屋的纸窗上映出明亮的灯光，他们正在逗着孩子玩笑。我的心也沉静下来，觉得在沉重的迫压中，渐渐隐约地现出脱走的路径：深山大泽，洋场，电灯下的盛筵，壕沟，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击，毫无声响的脚步……
心地有些轻松，舒展了，想到旅费，并且嘘一口气。
子君的离去，虽然让涓生有片刻的哀伤，但接着是心情的“轻松”“舒展”，因为拖累已经摆脱，自己可以“远走高飞”了。如果说此前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还有些空泛，现在则要落到实处了。涓生于是想到了“旅费”。去往哪里的旅费？当然是广东，是南方，还能有别的路径吗？
《伤逝》中，涓生多次说出这样的话语：“新的道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生活的路还很多”……小说以这样一段结束：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2525 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30页。
涓生凑够旅费，便会立即踏上南下的旅程。于是，在发动工农起来革命的宣传员中，能看见涓生的身影；在黄埔军校的练兵场上，能看见涓生的身影；在北伐军攻城略地的队伍中，能看见涓生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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