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冷战史家加迪斯（John L. Gaddis）称为“长和平”的冷战，堪称核时代大国建构、维持并寻机破坏“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的一种权势竞争模式，他尤其关注技术力量对冷战秩序和战略稳定的形塑。其中，当任何一方都没有发动针对对方首次攻击的动机时，大国经典战略稳定就形成了，双方都认识到另一方可通过报复摧毁攻击发起国，据此经典相互威慑状态形成。从技术进步与战略稳定来看，冷战期间诞生的经典战略稳定奠基于两大支柱：一是以核威慑为基础的暴力支柱，二是危机前后当事方管控事态、传递威慑与和解等信号的沟通联系支柱
11 贾子方：《当代常规威慑的技术起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Elbridge A. Colby， Michael S. Gerson， eds.， Strategic Stability： 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 Washington， D.C.：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nd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3， pp.117-118， p.128.
。由此当代战略稳定包含“危机稳定”
22 “危机稳定”（crisis stability）即核均势态势下大国无法从首次核打击中获益进而形成的稳定状态，见Paul Nitze， “Assuring Strategic Stability in an Era of Détente”， Foreign Affairs， Vol.54， No.2， January 1976， p.215。
和“军备竞赛稳定”
33 鹿音：《战略稳定：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21年，第12页。
。
震撼全球的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后，美苏1963年缔建的直接联系热线（Direct Communications Link， “Hotline”），就是一项促进冷战危机管控的重要机制，构成冷战“长和平”的体系要素。不断迭代的热线构成美苏经典战略稳定和双边战略“缓和”
44 “缓和”一词源自法语，最初由德国媒体将其用以评价1903年英王访法及随后英法关系改善的历史事件，后泛指政治集团间谋求舒缓彼此紧张关系，但不否认彼此存在战略矛盾的特殊状态，见Michael B. From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Detente： Coming to Term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p.2。
（Detente）的重要支撑，也是美苏长期“信任构建”
55 Lawrence Freedman， Jeffrey Michaels，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585.
外交活动的关键，美国还寻求热线机制多边化，对后冷战时代大国战略稳定持续产生影响。美国行政部门创建热线也是其控扼军队，并控制核战争节奏与烈度的重要努力，由此实现“威慑”与“联系”相结合的大国战略稳定。需要指出的是，冷战中后期美国对苏战略中的“联系”原则（linkage），指西方借助对苏技术转让、信贷支持、粮食销售及让苏联进入多边经贸和军控制度，进而规训苏联对外行为，苏联行为与美国对苏合作及谈判之间实现联系与挂钩。本文所指“联系”则专指美苏领导层之间的战略沟通和即时通讯，其与威慑一体两面于对苏大战略。
目前有关战略稳定及其运行机制的史学研究较为匮乏，学界主要探究美苏以核均势为支撑的经典战略稳定，针对联系热线、相互侦察等维系战略稳定的具体机制之剖析还很不足，亦缺乏探析联系热线衍生出的相互有限核战争等功能，未能从战略稳定角度更学理化地考察美苏联系热线的历史功用与现实启示
66 鹿音《战略稳定：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和葛腾飞《艰难的转变：冷战的初次缓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均未探究联系热线在战略稳定中的作用；加迪斯虽然在《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注重核威慑、“侦察革命”等对于冷战“长和平”的作用，但未专门探究热线机制。一些研究古巴导弹危机的学者关注1963年美苏搭建热线及其日后运用，如Eszter Simon， Agnes Simon， “Trusting Through the Moscow-Washington Hotline： A Rol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Hotline’s Contribution to Crisis Stability”，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Vol.5， Issue 4， 2020， pp.658-674；另一些研究关注美苏幕后渠道外交中的电话外交，如Daniel S. Stackhouse Jr.， Telephone Diplomacy：The Secret Talks Behind US-Soviet Detente During the Cold War，1969-1977， 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4。
。2021年以来，美国强调需将冷战时期美苏维持战略稳定的“护栏”（Guardrails）施用于中美关系，强化热线对华作用。事实上，中国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步同美国搭建热线，部分制度化于当代大国战略稳定结构。有鉴于此，学界需基于涌现的新史料，洞察热线对于经典战略稳定的促进，考察热线机制促成冷战自我控制和“长和平”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特质，透析热线如何配合美苏“缓和”并服务于彼此有限核战争和危机管控，策应政策界更有力地对美推演护栏并运作战略稳定。秉承上述关怀，文章利用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以及《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2024年底解密的1977至1980年《国家安全政策卷》等史料，从联系热线机制与美苏战略稳定变迁视角，为构筑中美战略稳定、应对当下大国战略竞争提供镜鉴，同时基于技术史视域，考察热线构筑冷战秩序“长和平”和“危机稳定”的机理，探寻“威慑”与“联系”相结合的大国战略稳定本质。
一、防止核突袭与战略稳定：美苏热线的缘起和任务
冷战尚未爆发前，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便先知般地指出，20世纪是一种反常的存在，核武器根本改变了对外政策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核国家之间战争不再是政治的延续，而是互助式自杀。他进而怀念近代古典战争的温和节制和不决胜负性，认定美苏关系极度缺乏社群规范，这与核武器恐怖效应结合，构成国际政治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77 ［德］理查德·内德·勒博著，陈锴译：《政治的悲剧观：道德、利益与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56页。
。美苏关系自冷战伊始便陷入上述困境，导致冷战早期缺乏基本稳定要素。基于1950年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所塑造的“全面遏制”型国家安全战略，白宫推行追求全面优势的核学说，以“慑止全面战争、慑止有限战争、赢取全面战争、赢取有限战争”
88 U.S.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 A Video History， 1945-2004 Sandia Labs Historical Video Documents History of U.S.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361， http：//nsarchive.gwu.edu/nukevault/ebb361/index.htm.
，由此将全球冷战秩序推向极不明朗的战略不稳定境地。面对核压力，苏联1953年8月运用更先进的氘化锂技术试爆氢弹，遭遇苏联核突袭（Surprise Attack）的所谓核时代“预防性战争”恐惧，成为整个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最主要的国家安全忧惧。
历史地看，50年代后期美苏形成第一次“缓和”的过程中，制约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关键要素，源于现代威慑理论、技术手段和核稳定关系渐次成熟，具体表现为美苏致力于研判对方核威慑意志，包括战略意图、核学说变化及威慑信号内涵。彼此战略缺乏透明度，以及相互威慑信号捕捉机制付之阙如所恶化的“防止核突袭”困境，构成20世纪50年代末美苏开始考虑建立直接联系渠道的主要动力。
1952年春，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内部开始研讨如何防止核突袭，至1954年苏联首先对美提出防止核突袭问题；次年7月美苏英法日内瓦首脑会晤期间，美方拒绝苏联核军控倡议，但开始回应避免核突袭，遂提出以空基载具侦察彼此的“开放天空”（Open Sky）倡议
99 Draft Letter From President Eisenhower to Chairman Bulganin， New York， February 3， 1956， FRUS： 1955-1957， Vol.20， Regulations of Armaments； Atomic Energy， p.316.
。苏联虽予以拒斥，但双方共同希望防止核突袭、加强战略联系为表征的“日内瓦精神”，为50年代晚期美苏初建战略稳定铺垫了准备
1010 ［美］迈克尔·亨特著，马荣久译：《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7页。
。为预防核突袭，在联系热线暂无可能的背景下，白宫只得加大对苏秘密空基侦察，1960年5月1日苏军击落一架U-2侦察机后，白宫叫停该机后续任务，随后只得依靠侦察卫星对苏侦察，但效果不理想，舒缓冷战烈度的“侦察革命”遇困。因U-2飞机事件，美苏英法原定1960年第二次四国首脑会晤和艾森豪威尔访苏计划无疾而终，这导致美苏暂时难以就防止核突袭、建立直接联系渠道产生成果。
美苏领导人虽未能如期峰会，但1958年底双方在日内瓦先行召开防止核突袭首轮专家会议。美国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为此于8月在当代史上首次概括“战略稳定”内涵：“战略稳定指免于突然核袭击的状态，此种状态需通过共同限制军备的协定来达成，同时需核查并知晓对方意图与实力，且严重依赖于彼此反击力量的均等‘脆弱性’之上。”
1111 “Report of the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on Surprise”，15 August 1958， Top Secret， excised copy， p.5， https：//nsarchive.gwu.edu/document/27190-document-1-report-interagency-working-group-surprise-15-august-1958-top-secret.
这一定义指出了相互确保摧毁、核军控、核透明、战略联系等构成美苏战略稳定的框架，搭建联系热线以查证对方意图，避免核突袭并管控双边核战争，构成大国战略稳定一开始就注重的内涵。
除去美国业已思虑相关问题，面对美苏竞相发展全面核战争能力，战端开启后如何尽快结束战事，成为当时战略研究焦点。核战略家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对此曾质问，开启核大战不是难题，关键是如何结束核战争，毕竟当时国际商用电报是美苏越洋直接通讯的唯一线路，但该线路战时无法通畅，美苏存在“通讯失败”之虞
1212 ［美］艾里克·施洛瑟著，张金勇译：《指挥与控制：核武器、大马士革事故与安全假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03页。
。他对此呼吁，核战双方需保持密切沟通渠道，通讯设施需免遭打击，以限制核战争规模
1313 ［美］托马斯·谢林著，王水雄译：《冲突的战略》，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81—82页。
。面对核时代威慑工具冲击大国对外战略的危局，美国逐步考虑对已于1961年启用、但十分僵化的全面核战争计划即“统一作战行动计划—62”（SIOP-62）添加可控制升级选项，破除威慑信号无法及时传递苏联高层的弊病；苏联亦希冀就管控核冲突加强对美联系
1414 忻怿：《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核战争准备（1960—1969）——基于对“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的考察》，《美国研究》2019年第4期。
。基于共识，美苏日益忧惧危急时刻高层紧急通讯难题：1961年4月，美国开始研究搭建直通白宫与克里姆林宫的联系热线，服务元首紧急通讯；同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肯尼迪政府提出降低意外核战争风险倡议，要求提前通报彼此军事行动，在重要基地及枢纽设置观察哨和核查安排，组建专门委员会研究降低风险，谨防“沟通失败”；次年4月，美国在向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提交的“和平世界全面彻底裁军计划”中，特意增加交换军事使团以增进沟通、在各国首脑及其同联合国秘书长之间搭建迅速联络机制的建议
1515 THE UNITED STATES PROGRAM FOR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A PEACEFUL WORLD，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7277， Disarmament Series 5， Released September 1961， p.12.
；7月中旬，苏联方面相向而动
1616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rect Communications Link， https：//2009-2017.state.gov/t/isn/4785.htm.
。
综上可见，虽然20世纪50年代是美苏特别是美国猛烈扩核的十年，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核对抗风险，但至50年代末美苏不约而同地形成建立高层直接联系渠道，以管控危机之共识，艾森豪威尔政府有关搭建美苏联系渠道的思路传递至肯尼迪政府
1717 Lawrence Freedman， Jeffrey Michaels，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p.146.
。正当肯尼迪借此欲求缓和美苏关系、初步搭建战略稳定并同苏联就热线问题全面接触之际，1962年10月突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其间美苏由于奇缺战略稳定框架和直接联系渠道而导致的核危局，大大提速了美苏热线的搭建进程，显著强化了热线这一护栏机制铸就冷战“长和平”的功效。
二、古巴导弹危机与美苏热线的搭建和启用
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引发的全面核战争危局，暴露了美苏极度缺乏战略稳定机制，这为随后双边搭建联系热线、丰富冷战“护栏”创设提供了契机：其一，危机期间战略空军在内的国家安全权势集团向肯尼迪政府施压，以求借助核战争结束危机，推翻古巴政权
1818 Note by the Secretaries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on Review of the NSTL/SIOP-62 and Related Policy Guidance， JCS 2056/220， 11 February 1961， Top Secret， http：//nsarchive.gwu.edu/NSAEBB/NSAEBB130/SIOP-25.pdf.
；其二，美苏领导人无法第一时间直接联系对方，被迫在叠床架屋的沟通渠道内延误磋商，增加了美苏误判、强硬派及第三国渔利进而引发核战的风险。从现代威慑内涵即威慑意志、意志传递和威慑手段来看，冷战初期美苏威慑学说均不成熟，彼此无法及时传递威慑与和解信号，这无助于管控美苏冲突的烈度与进程，弱化了战争工具服务大战略的本质要求。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SIOP-62指导了对苏核战争准备，近3000枚核武器进入“预警发射”阵位。战略空军总司令李梅（Curtis LeMay）公然耻笑肯尼迪对苏绥靖，逼迫总统在10月28日前空袭古巴并登陆。战略空军主导的全面核打击时间仅持续6到10小时，目标是短时间内投射全部核武器毁灭敌人，缺乏及时停战思路；战略空军敏感时刻还派遣U-2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企图破坏美苏幕后渠道外交。军方强硬派渴望战争的决策偏好，令总统震惧不已，白宫亟需控扼初形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对大国战略稳定之破坏，这成为行政当局后续急于搭建对苏热线的重要动因。
另一方面，肯尼迪同赫鲁晓夫在关键时刻无法及时、直接通讯，造成危机延宕。对于1962年10月26日晚6时赫鲁晓夫发出的寻求和解的3000字电报，美国需花费12个小时来接收、解码讯息。为摆脱强硬派掣肘，白宫只能依靠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进行低效率的秘密传话，苏联外交部同多勃雷宁的电报通讯还需加密、解密。又由于美苏禁止彼此大使馆安装无线电通讯所需巨型天线，密电只能通过商用电报公司取走后，发送回各自首都再行解密。这导致10月28日赫鲁晓夫最终妥协时，不得不立即通过莫斯科电台用英文向全球广播苏联立场，导致多勃雷宁先通过广播才得知最高决策
1919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著，肖敏、王为等译：《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06—109页。
。
导弹危机揭示出的核交锋事实是，尽管美国当时对苏拥有17：1核优势，却也惮于先发制人，双方均需防范局势失控
2020 ［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69页。
。同美国类似，1967年前，苏联核战争计划及指挥通信链路也十分僵化，暴露出美苏威慑信号传递失效后全面核战无法降级的致命弱点
2121 ［美］戴维·霍夫曼著，张俊译：《死亡之手：超级大国冷战军备竞赛及苏联解体后的核生化武器失控危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7—138页。
。弥补危急时刻无法迅疾联系对方元首的战略盲点，搭建美苏战略稳定和冷战自我控制的必要通讯设施，便成为异常紧迫的任务。
古巴导弹危机甫一结束，美国当即于是年12月向十八国裁军委员会提交在各大国首都之间建立直接通讯联系的建议。基于共识，1963年6月20日美苏在日内瓦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签署《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建立直接通信联系的谅解备忘录》
2222 Paper Prepared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Washington， undated， FRUS： 1981-1988， Vol.1，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p.494.
。美苏直接通信联系线路包括双保险：一条是从五角大楼国家军事指挥中心，经伦敦、哥本哈根、赫尔辛基，最后直通莫斯科的全天候有线电报线路；另一条是从华盛顿经由摩洛哥丹吉尔，至莫斯科的全天候无线电通信线路。双方终端均安装电传打字机，确保从一方元首发来的任何电文得以迅速送交另一方元首，双方还交换编码程序，方便即刻解码对方电报。相关终端后来亦布设至国务院和白宫战情室
2323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rect Communications Link， p.29； NSAM 255， Instructions Governing in Use of the Direct Communications Link Between Washington and Moscow， USDDO， CK2349321727.
。
美苏初代热线只包括有线电报和无线电，不发出声音，不是外界理解的直通电话或所谓“红机”（Red phone），以避免双方领导人因翻译失误、口误、情绪突变等情况延误大计。1963年8月30日，美苏首次利用热线向对方发送电报，双方后续时常发送诗歌、天气预报等信息，验证热线机制运作情况
2424 Hotline Agreements， The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ttps：//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s/Hotlines.
。至此，与1963年美苏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双方倡议《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相伴随，美苏初步建立起的联系热线，以及初启的核军控及战略稳定成果，一道奠基出美苏相互确保摧毁局面所催生的冷战自我控制机制。相关举措展现出美苏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改造冷战秩序、“社会化”
2525 ［美］兰德尔·施韦勒著，刘语默译：《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5页。
和“制度化”
2626 ［英］劳伦斯·弗里德曼著，莫盛凯译：《威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页。
彼此行为的主观能动性，超级大国由此形成懂得节制、协调的制度约束，建立起强调共存的社群意识与安全文化。冷战早期美苏忧惧的核突袭与意外核战争问题得到显著缓释，自60年代中期冷战“长和平”特质和国际政治相互依赖局面加速显露。
直接联系热线搭建后不断得到有效使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美苏首脑动用热线达20次，及时增信释疑，避免了美苏海军由对峙滑向冲突，双方还通过热线达成共同管束盟友、尽快停战的秘密外交
2727 American Cryptology during the Cold War： 1945-1989， Book Ⅱ： Centralization Wins， 1960-1972， Top Secret，by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5， p.431.
。至20世纪70年代美苏第二次“缓和”时代，热线机制的内涵与作用明显深化，特别是热线辅助美苏有限核战争的功用，构成学界并不清楚的美苏大国经典战略稳定时代双边关系进一步稳定化的关键支柱与重要表征。
三、“缓和”时代的热线提质及其策应战略稳定和有限核战争
鉴于苏联崛起和美国选择克制自我武装，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判断苏联成为全球性超级大国是不得不接受的时代前景，美苏战略力量同期迎来“均衡”，双边在大洋、极地、外空、全球南方的摩擦陡增，巩固新时期美苏战略稳定更显迫切。基辛格成为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借用“缓和”一词专门形容美苏巩固战略稳定的共同愿景，关键在于构筑大国互动规约和认可共存的社群意识，巩固权力均衡，实现美苏可持续的战略稳定。尼克松、福特政府据此采行“谈判”与“联系”原则运筹对苏战略关系，千方百计避免核战争
2828 忻怿：《基辛格的战略思想与实践》，《美国研究》2025年第3期。
。其间继续深化美苏联系热线的实际功效成为关键抓手，热线机制亦是美苏战略均势局面下大国共享核战争准则、深化共存型社群意识的关键介质。
借助自由制度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框架，美苏大国战略稳定机制包括：（1）核均势为基础的战略克制与战略稳定，体现为限制战略武器及反导武器谈判，以及初步共享的有限核战争逻辑；（2）筹措并维系全球范围内的行为规约，如《外层空间条约》《防止核战争协定》《美苏关系基本原则》；（3）构筑相互依赖制度，苏联据此从西方获得技术转让、贷款和粮食，初步制度化于世界体系。显见，联系热线既是美苏巩固战略稳定的表现，也是上述方面赖以存续的通讯机制，构成双边相互依赖结构中信任构建与领袖外交的关键组件。
总的来看，冷战后期美苏第二次、第三次“缓和”期间，彼此认定双边关系生发出一系列共同利益，核心包括防止核战争、管控核战烈度和战略军控，其他包括调控全球南方地区危机。上述利益的护栏机制包括：直接联系热线、领导人高频峰会和特使之间“前所未有”
2929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著，肖敏、王为等译：《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228页。
的秘密外交。战略稳定需求牵引下，尼克松、福特政府着重深化热线功效，促使热线机制在冷战中期美苏秘密渠道外交、领袖外交，以及超级大国战略稳定博弈中发挥了关键功效。
首先，鉴于有线电报线路多次中断，为增加通讯安全性，美苏1971年9月决定设立专门通讯卫星线路，搭建卫星热线直通华盛顿和莫斯科，作为高层直接通讯主渠道，至1978年1月投入使用
3030 NSDD 186， Installation and Operation of Direct Communications Link （DCL）/ Hotlin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Moscow， pp.1-2， https：//irp.fas.org/offdocs/nsdd/nsdd-186.pdf； “Hot Line” Modernization Agreement， ACDA， Arms Control & Disarmament Agreements-1996， p.93.
。通过卫星线路，而不是埋于地下的越洋电报实现美苏高层联系，可增加通讯可靠性，使其免遭核爆炸及第三国破坏。同期，美苏推动限制反卫星武器谈判，避免战时高层卫星联系线路遭到打击，维系核战争时双边元首的战略沟通渠道。
其次，与热线支撑美苏核危机管控，并服务有限核战争共识相策应，1971年9月美苏草签《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相关措施协定》。《协定》规定，美苏彼此发射飞向对方方向的弹道导弹及探空火箭后，需尽快通过热线向另一方通报；一旦发生意外或未经授权的发射，以及任何无法解释或引发对方误判的事件，应立即周知；一方在涉及不明原因的核事故等特殊状况下，承诺减少相关行动，避免另一方误解，一方在其认定为避免核战风险而需有所行动时，可通知另一方提供资料，传递相关情报和要求的渠道是联系热线
3131 Hotline with China，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p Secret，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November 14， 1973， DNSA collection： Kissinger Transcripts， 1968-1977， KT00908； Agreement on Measures to Reduce the Risk of Outbreak of Nuclear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Accidents Measures Agreement）， https：//2009-2017.state.gov/t/isn/4692.htm.
。
通过卫星热线，白宫发送英文信息且被苏方转译的时间将压缩到5分钟，这显著低于美苏洲际核打击所需15分钟的时间阈值，有利于最高领导人紧急磋商停战。除去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和白宫作为终端，马里兰州里奇堡国家备用军事指挥中心成为新的接收终端，三大终端相互实时联系。此外1973年起，总统在核战危机时乘坐的国家紧急指挥飞机（NEACP），亦能同上述中心联系，有利于总统空中避难时仍同苏联高层及时通讯
3232 Reagan’s Nuclear War Briefing Declassified， 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nuclear-vault/2016-12-22/reagans-nuclear-war-briefing-declassified.
。至1976年9月，美苏正式签署《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相关措施议定书》，框定极端危机情况下双边共同遵守的通讯格式：双方共将可能面临的核紧急情况分为六种模式和阶段，极端紧急情况下，双方发送ATOM 111、ATOM 222、ATOM 333等短信息，对方即可明白信息全意，有助于在各自热线终端无法发送完整句子的极端危机时刻，维系基本战略沟通和危机处置。
经过现代化升级的联系热线，成为履行同期《美苏关系基本原则》《防止核战争协定》《防止海上事故协定》等标定“缓和”高潮重要机制的沟通渠道，构成美苏“信任构建”外交互动的核心组件。其中《防止核战争协定》第二条规定，“美苏不得对彼此、彼此盟国及第三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3333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Lot File 74D213， Subject Files of the Offi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Mongolia Affairs， 1969-78， Box 5，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
，凸显美苏战略稳定逐步化为多边安全文化。凡此种种，联系热线等各领域机制凸显美苏谋求筹建改变冷战对抗文化的新型“共有思想模式”
3434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7页。
，借助搭建冷战“长和平”系列机制，尼克松更是自矜于他和基辛格所共促的国家安全战略革命，促使人类“攀上了永久和平的高原”
3535 ［英］戴维·雷诺兹著，马俊译：《峰会：影响20世纪的六场元首会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09页。
。
再次，联系热线有力策应70年代美国对全面核战争计划即“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的有限化改革，提升了该计划的灵活反应程度，服务于美苏核冲突管控和独特的有限核战争共识，是支撑美苏有限核战争能力的大国指挥、控制、通讯及情报（C3I）系统的重要支柱。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白宫试图向SIOP增加灵活打击选项，如只打击军用目标而不打击敌方首都，实现迫敌和谈和战争有限化。进入1971年，尼克松政府向SIOP-4F添加具备灵活性的核打击选项，旨在分批次、分阶段实现核打击升级或降级，不再“事先计划好，一股脑式、自动行刑般地使用核武器”
3636 Eric Schlosser， Command and Control： Nuclear Weapons， the Damascus Accident， and the Illusion of Safet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HC， 2013， p.120.
，进而在全面核战争爆发前就以较小战损结束战事。不断提质的联系热线是支撑有限核战争的基础设施，可策应美苏领导层的核战争可控化目标。对于苏联，美国观察到70年代以来苏军亦逐步建立C3I系统，认定苏联有能力且有意愿有限核战争，可通过热线等机制同美方进行足够理性的有限核战争
3737 Summary of Conclusions of a Spec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Meeting， Washington， April 25， 1979， 3-5 p.m.SUBJECT， Strategic Forces Employment Policy， FRUS： 1977-1980， Vol.4，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571； 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to the President， “Results of Simulations of Strategic Nuclear Exchanges”， 30 November 1976， Top Secret， https：//nsarchive.gwu.edu/document/28627-document-19-secretary-defense-donald-rumsfeld-president-results-simulations.
。同时，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苏履约《限制反导系统条约》，双方首都均向对方暴露其脆弱性，这促进了双边对热线机制辅助彼此有限核战争的信心，长期困扰美苏的“预防性战争”恐惧大为消解。至卡特政府时期，美国进一步完善核战争的可控制升级选项，持续借助热线实现核战“边打边谈”
3838 Paper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ashington， undated， LIMITED NUCLEAR EMPLOYMENT OPTIONS （LNO/RNO）， OBJECTIVES AND ASSUMPTIONS， FRUS： 1977-1980， Vol.4，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175.
。白宫还提升副总统在对苏战略通讯中的地位，为其配备用于紧急指挥通讯的核提包，这形成高层热线渠道的再保险
3939 Joint Chiefs of Staff Special Historical Study， A Historical Study of Strategic Connectivity， 1950-1981， July 1982， p.28， p.57.
。
由此可见，整个70年代美苏经典战略稳定时期，联系热线有助于美苏最高决策团队在核交战和危机期间直接、准确、直白地传达彼此战争决心、克制态度和妥协意愿。基于热线和有限核战争等机制相互支撑，美国将20世纪70年代美苏大国互动关系内涵确立为“危机稳定”“竞争稳定”“战略稳定”三元合一的稳定关系，两国同期还酝酿《核互不侵犯条约》，一同反映出理想又现实、威慑又联系的70年代美苏战略稳定高潮时期超级大国关系本质。
最后，美苏联系热线在第四次中东战争、1976年8月朝韩对峙等危机期间，发挥了维稳美苏关系的作用；同期热线进一步强调，亟需避免大国因导弹预警系统偶发故障而引发危局。卡特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为此颇具变革性的一点在于，其认为美苏战略稳定已足够坚实，一旦爆发非人为因素核危机，如苏联因指挥系统故障而意外发射两到三枚核导弹，美国需避免报复，确保对苏热线时刻畅通以管控事态
4040 Memorandum From Steve Simmons of the Domestic Policy Staff to the Military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Odom）， Washington， July 9， 1980， SUBJECT， Accidental Nuclear War Study， FRUS： 1977-1980， Vol.4，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862.
。显然，危急时刻经由热线进行涉核信息的最高层级沟通，有助于美苏及时解决非人为因素引发的核危机，可对相关导弹启动自毁程序，进而避免核交战。这是丰富认知美苏关系复杂逻辑和深刻本质的一项重要补足点。
美苏第二次“缓和”虽于1979年底因苏联入侵阿富汗终结，但美苏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基本实现战略稳定。卡特12月28日立即通过热线向勃列日涅夫强调，苏军大规模进入另一个主权国家，严重违背《美苏关系基本原则》，要求苏联撤军
4141 Hotline Message From President Carter to General Secretary Brezhnev， Washington， December 28， 1979， FRUS： 1977-1980， Vol.12， Afghanistan， p.329.
；苏联很快通过热线强调，战后美国历次出兵均未通知苏联，苏联也绝无通告美国的义务，否则这不平等
4242 Hotline Message From General Secretary Brezhnev to President Carter， Moscow， December 29， 1979， FRUS： 1977-1980， Vol.12， Afghanistan， p.320.
。卡特政府虽随后开启对苏经贸制裁，但仍遵循战略和反导武器军控协定，联系热线等管控双边关系的护栏机制也未遭美国鹰派废弃。相反，以联系热线为核心的一揽子“信任建构”机制得到保留，支撑了1984年后美苏重启大国战略稳定，并作为重要制度创设遗惠国际社会。
四、“新冷战”背景下美苏热线赓续及其冷战结束前后的战略稳定功用
基于对苏“新冷战”，里根内阁对苏强力施压，两国战略稳定面临动摇。1981年起，美军开展迫使苏军疲于应付的大量军演，里根强调，对苏海空施压不要停，但也不要引发摩擦及误判，凸显里根内阁亦需对苏保持危机稳定和即时联系
4343 John Lehman， Oceans Ventured： Winning the Cold War at Se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8， pp.165-166， p.173.
。里根政府对苏全面施压及其间战略稳定失稳，在1983年11月北约“优秀射手83”核战演习中达到高潮，演习期间美苏庞大的核战争准备，构成古巴导弹危机后最为严重的核对抗事件，双方事后均深感后怕
4444 王浩：《“Able Archer 83”事件与里根主义的逆转：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第三次缓和探源》，《美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
。以“优秀射手83”演习危机为牵引，以同期美苏导弹预警系统数次故障，从而险些造成核冲突为标志，美苏直接通讯和联系机制效能不彰，酿成的大国战略稳定失稳危机多次爆发，这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新冷战”危局的主要表征。
经历濒临核战争的严峻危机后，里根内阁开始思考美苏关系战略维稳，尤其里根本人的反核思想促使其欲求调整对苏战略，白宫对苏新政以重振联系热线为关切、以重开战略军控谈判为核心，进而重启大国战略稳定。与此同奏，苏联安德罗波夫政府也怀有相同愿望
4545 Notes of a Meeting between Yuri Andropov and Hans-Jochen Vogel， January 11， 1983， Secret， https：//nsarchive.gwu.edu/document/17308-document-07-notes-meeting-between-yuri.
。其实早在1983年4月，美国国防部便率先致函白宫并通告苏联，建议采取更多举措巩固美苏信任和联系，包括升级热线，建立联合军事通信系统，利用现代化手段升级通信渠道
464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une 15， 1983， 4：50-5：50 p.m.， SUBJECT US-Soviet Relations， FRUS： 1981-1988， Vol.1，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p.63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April 7， 1983， 2 p.m， FRUS： 1981-1988， Vol.4， Soviet Union， January 1983-March 1985， p.122.
。中情局、国防部同期开始基于总统指示研究深化美苏“信任构建”的新质手段，包括将传真机和实时语音系统用于热线，搭建军方联系渠道，提升各自大使馆所用通讯卫星性能
4747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Document Type： CREST， Collection： General CIA Records， Document Number （FOIA） /ESDN （CREST）： CIA-RDP85B01152R000801090060-6.
。
1983年8月起，美苏开始断断续续进行提质热线效能的谈判。美方希望实现以下预期：预先通知彼此洲际导弹试验发射和重大军演，定期交换核力量信息并审查热线系统
4848 Paper Prepared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Washington， undated， FRUS： 1981-1988， Vol.1，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p.494.
。里根政府同年5月还提议建立专门直通五角大楼和苏军最高指挥中心的“美苏联合军事通讯系统”，作为领导人热线的补充
4949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The Search for a More Stable Peac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984， p.9， p.52； Meeting On CBMs With Key Senators， Publication Date May 24， 1983， USDDO， CK2349555013.
。受是年9月大韩航空客机遭苏军击落事件和“优秀射手83”演习危机刺激，同时服务规划中的削减战略武器及中程导弹谈判，美苏开始考虑重振战略互信，夯实联系热线等护栏机制，开启第三次“缓和”。经前期磋商，至1984年7月美苏达成下列合作：除去1978年卫星通讯系统，另为联系热线增添高速传真机，使双方首脑可即时传送图表、地图、照片及影像资料，传输效率是70年代装置的12倍。传真系统1986年投入运行并持续测试2年，至1988年淘汰了热线终端上的电传打字机
5050 Statement on an Agreement To Improve the Direct Communications Link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statement-agreement-improve-the-direct-communications-link-between-the-united-states-and.
。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里根传统上被视作对苏鹰派，但他一直努力推动SIOP的灵活化和可控制升级性。正因为此，在假定的对苏核战演习即“九条命”演习中，里根政府计划先通过热线磋商美苏危机，沟通不成再逐步升级打击，并最终同苏联决战：核打击目标分解为基于实时侦察的各模块，武器应用程序随即配组各模块所需打击当量，以最小化打击损害，提升边打边谈实效
5151 Lee Butler， Uncommon Cause， A Life at Odds with Convention， Volume Ⅱ： The Transformative Years， pp. 15-16.
。相关有限核选项纳入1987年版《核武器部署政策指南》，以及次年的SIOP-6E，堪称冷战末期美苏借助热线机制实现核战争有限化的高峰
5252 Jeffrey A. Larsen and Kerry M. Kartchner， eds.，On Limited Nuclear War in the 21st Century， p.65.
。
基于上述逻辑，为进一步降低风险，强化履行《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相关措施议定书》等战略稳定成果，基于美苏1985年11月日内瓦峰会精神，双边1987年9月达成设立“减少核风险中心”协定。中心次年投入运行，其在美国的终端为国务院，苏联则为国防部，所用联系装置类似于热线所用传真机，但不占用同套线路。1988年6月投入运行后，为履行《中导条约》等协定，美苏当年便首次利用该线路进行约1800条信息交换，至1995年美俄“减少核风险中心”还增加电子邮件通讯渠道。苏联解体后，俄联邦全面继承对美战略稳定、确保及时通讯的制度产品。美俄尤其根据技术进步持续更新热线，1991年后建立直接语音联系线路，双方领导人可实时语音电话沟通。2008年1月起，美俄热线进一步增添专用电子计算机网络，用以发送容量更大的电子邮件，在此基础上，热线还增加避免网络空间战、人工智能战等新功能。虽然近年来历经美国退出《限制反导系统条约》《开放天空条约》和俄乌战争等危机，美俄大国战略稳定仍能总体上维持基本稳健，特别是高层始终致力于通过热线机制及时战略沟通、增信释疑，为当下美俄关系出现转圜和持续战略稳定铺垫了基础。正因为此，2025年11月出炉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重建对俄战略稳定列为美国核心国家利益。
五、热线机制对于战略稳定与控制冷战的作用和启示
冷战史名家加迪斯曾慨叹，按照惯常经验，美苏战争早该发生，但冷战“长和平”的持久性堪比19世纪欧洲协调体系，甚至韧性更强，不仅如此，冷战催生的维持和平的各项机理持续指导当代国际政治
5353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潘亚玲译：《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9页。
。美苏关系之所以“长和平”，根本在于双方铸就了核均势条件下的经典战略稳定：核条件下的“威慑”手段，同战略侦察、即时通讯等新技术支撑的“联系”机制，共同铸就核大国关系的自我维稳，建筑起“军备竞赛稳定”与“危机稳定”共促的战略稳定。这反映出冷战秩序缔造者有意识地基于现代技术手段，构建“威慑”与“联系”相结合、用于促进“长和平”的大国互动机制，属于成功的战略预置行为。尤其地，热线服务于大国有限核战争，可实现“边打边谈”，帮助搭建着美苏懂得节制、协调、共存的共享安全文化，这是深化认知20世纪超级大国关系实质、探究冷战“长和平”逻辑之关键。
历史地看，引爆1914年大战的战略不稳定因子，正源于当年7月巴尔干危机缺乏领导人及时沟通渠道加以缓释。基于技术进步，自20世纪50年代美苏疑惧对方核突袭，进而开始思考即时战略通讯，至1963年初步搭建联系热线，其后历届美苏领导人和决策层均致力于对其现代化，促进彼此“信任建构”和护栏创设。与之伴随，美苏（俄）联系热线机制，走过了由无线电和有线电报，向卫星通讯及电子传真机，再演化到互联网电子邮件的现代化迭代过程；热线亦由行政部门主动搭建，扩展到双边防务等部门所共享，高层直接联系时间由60年代的约12小时，大幅压缩到80年代的5分钟以内，有助于彼此及时停息至少需耗时约15分钟的洲际核交战，帮助实现着超级大国有限核战争的独特交战逻辑，进一步使核战争工具和威慑手段精准地服务于国家大战略，而不是使战略被战争工具所绑架。
综合而言，高层直接联系热线就是这样一种促进冷战自我维稳、助力大国评估彼此意志、避免沟通失败、即时传递威慑信号的重要联系机制和危机稳定支柱；它被证明可显著增强领导人之间的秘密通讯、角色期望和领袖外交，属于增强国际行为“可预测性”的机制创设。美国行政部门长期维护热线机制，亦反映出文官集团反制战略空军对核战争计划的把控，以图捍卫总统管制战争进程的决策权威。美苏由此持续获得领导人关于彼此危机决策行为的正向回馈和形象认知，此种正向联系的互动模型，有利于核时代大国关系的调控与稳定
5454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徐进译：《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68页。
。
若仿照加迪斯所称促进冷战稳定的“侦察革命”，我们也可将联系热线机制称作控扼冷战烈度的“通讯革命”。美国决策层承认，联系热线和有限核战争在内的美苏战略稳定结构，使超级大国得以摆脱酿成一战的“1914综合征”和“预防性战争”恐惧
5555 Memorandum From the Military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Odom）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Washington， March 27， 1979， SUBJECT The Targeting Study： Desired Outcomes， FRUS： 1977-1980， Vol.4，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546.
。凡此种种，联系热线、战略武器军控、限制反导及反卫星武器共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及有限核战争默契等一揽子制度机制，互为表里地有助于人类避免核毁灭，构成冷战“长和平”的关键机制创设，综合性地形成维护当代大国共同安全的护栏。
构筑对苏热线同时，冷战时期美国还谋求搭建对华热线，共促美、苏、欧、日、华五大力量中心参与的多边战略稳定。20世纪70年代美方设想的对华热线旨在提升中国的核战争预警能力，并同美苏热线和多边大国战略稳定相互配套，构成深刻认知“缓和”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理念的关键点
5656 忻怿：《尼克松政府时期美中防务关系的初步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2期。
。正是基于把握热线机制的不俗功用，其他行为体多加效仿，1966年和1967年，法苏、英苏分别达成热线，2004年6月印巴达成处理核危机的热线，2018年4月韩朝热线开通。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春俄乌战争突发后，美俄即刻利用热线紧急沟通，并火速架设新的热线渠道，旨在避免双方因误判而爆发难以收拾的核冲突
5757 US military establishes communications line with Russia to avoid any incidents near Ukraine， https：//edition.cnn.com/europe/live-news/ukraine-russia-putin-news-03-03-22/h_b637054ea931d5965994683028f782c7.
。
正是秉承降低中美“沟通失败”
5858 Shirley A. Kan， U.S.-China Military Contacts：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pril 17， 2013， p.25.
风险，中国自后冷战时代逐渐强化中美即时战略沟通渠道建设。除去1997年搭建的元首热线，2013年7月中美开通元首特别代表热线，次年升级稍早前建立的直通两军的视频会议系统；2015年9月，中美签署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同年11月建立太空热线。面对新阶段中美关系变化，美国战略界日益认为，70年代用于指导美苏关系的“缓和”战略与“联系”原则，需要更进一步地用于对华战略
5959 王浩：《特朗普政府对华“挂钩”政策探析》，《当代亚太》2017年第4期。
。其中，中美高层直接联系热线相信将成为比肩美苏（俄）热线，进而维稳、管控中美大国关系的关键要件，热线机制也理应成为正在构建中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的重要支柱，在危机管控、增信释疑、增进领导人角色期望乃至人工智能军控等关键和新兴领域持续发挥功用。
客观上看，中美直接联系热线的使用频率、实际效能和规模组成有待提高，热线机制如何同中美在其他领域旨在坦诚互信、追求稳定的举措及设想相配合，是值得推进的关键事项。2021年以来，美国高层多次强调须维稳中美关系，呼吁两国切实强化各领域磋商机制和联系热线的使用力度，积极“修建护栏”。有理由相信，把握好相关信号是深化中美热线效能、推动中美“通讯革命”和危机稳定，进而确保双边竞争性共存关系不至倾覆、弱化中美新冷战预期的重要契机。持续深化研究美苏（俄）联系热线，探究战略稳定各项机制的运行，当然有助于从冷战历史经验着眼，不断提供夯实中美联系热线效能、促进大国战略稳定行稳致远的现实智识与丰富教益。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对华安全战略研究（1969—2001）”(21CSS002)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PDF
(694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