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序既是祝寿文学的“后进”，又是序体文类的“殿军”。宋元时期，其大体上附着于祝寿诗集以行世，至明初方演变为独立的文体样式。从明代中晚期开始，寿序在文人日常写作中的比重逐渐抬高，比如王世贞、汪道昆与李维桢集中，“介寿之文联篇累牍”，而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及钱谦益所作“亦复不少”
11 范光阳：《双云堂集·文稿》卷4《陈同亮七十祝寿纪言》，《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降至清初，“盖今之号为古文者，未有多于序者也；序之多，亦未有多于寿序者也”
22 黄宗羲：《施恭人六十寿序》，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8页。
的格局基本确立。但饶有趣味的是，寿序创作的繁荣却未能带来自身口碑的同步跃升。同样以古文作为考量其合法性的绳尺，一时名流的立场呈现出鲜明的分化态势，一方面，“文章家每鄙夷之”的论调不绝如缕，乃至将其拒斥于古文家族之外；另一方面，部分有识之士则倡扬“安见寿序之不可为古文乎”
33 吴肃公：《街南文集》卷13《佘翁八十序》附录，《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4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22页。
，试图在破除二者畛域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君子借以立言”
44 章学诚：《答朱少白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77页。
的载体。此处暂且以古文转向命名之
55 古文概念缺乏明晰的边界，吴承学先生指出：“‘古文’却是带有肯定性价值判断的概念，即是载古道之文或古雅之文，‘古文’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文体分类含义，在文体学上具有开放性、含糊性和有弹性内涵的特色。”（《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与这一过程互为表里，寿序的文体品质、功能和地位均发生了显著改观。从寿序诞生的文化语境入手，检视此种转向在古文批评和创作实践中的表现，有助于探析寿序文体意涵生成的多重理路及其地位变迁的内在机制
66 论者对这一问题有所涉猎，参见沙红兵《桐城派寿序与“中国之文”》（《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常方舟《“寿序非古”与寿序之为古文——明清寿序文体刍议》（《斯文》第4辑）。
。
一、寿序写作旨趣的凝定与文体地位的卑下
祝寿习俗自上而下的蔓延，特别是大众文化消费风气的兴盛，促成了寿序的诞生及其持续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其佐欢遣兴的文体特质。关于祝寿风气在唐宋时代流行的情状，南宋魏了翁概括道：“盖人主生日为乐，始于唐；士大夫生日之盛，则始于近世……若用之公卿贵人，则无之。自（蔡）京、（秦）桧以来，此风日甚；始则称功颂德，甚至将以金玉帛幣。”
77 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3《跋彭忠肃公真迹后》，《四部丛刊初编》景宋本。
由此可见，举办贺寿典礼在唐代原本是帝王所独有的特权，至宋代则扩展至公卿贵人和士大夫阶层，而承担“称功颂德”功能的主要文体则是诗词。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寿诞在明代演变为“比户称庆”
88 毛奇龄：《古今无庆生日文》，《西河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584页。
的仪式；在此背景下，寿序应运而生。相比而言，诗词拥有得天独厚的抒情优势，却受声律和篇幅的限制而导致叙事功能捉襟见肘；少却了这些束缚的寿序，则为铺写寿主事行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由此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吴中归有光描述当地的庆寿风尚云：“又有寿之文，多至数十首，张之壁间。”
99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3《陆思轩寿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35页。
做寿之家将寿序悬于屏幛，在大庭广众前予以展示，用以增强仪式感并活跃现场气氛。明清鼎革后，随着生活秩序的恢复，祝寿风气再度勃兴。在归氏身后百余年，其同乡沈受宏观察到，从缙绅大族到寻常百姓，均于寿辰当日置办酒席，在与亲朋好友集会宴饮外，“又多制屏障，为文以张大之”
1010 沈受宏：《白溇先生文集》卷1《衡若六十寿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7册，第631页。
。寿序俨然成为寿庆所不可或缺的道具。屏障造价不菲，而征求寿序的对象则多为“大人先生有高名词笔者”
1111 徐增：《金敬萱七十寿文》，《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册，第595页。
，润笔亦自不低。也正因此，寿序数量多寡与作序者官衔高低，成为寿主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的表征，无形中产生了阶层区隔的功效。在攀比心理的支配和推动下，人们对寿序的需求趋于高涨。
与庆寿风气的盛行互为表里，普通民众跃居为祝寿文学的消费主体。尽管有些文人本于传统礼制，指斥“负贩臧获，寿序寿仪，俨然当之无怍矣”
1212 严书开：《严逸山先生文集》卷9《东皋偶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第90册，第419页。
的习俗，却无法阻挡其扩散。何况还有很多士大夫对此持有宽容心态，认为其“盖出于人情事理之所必然，亦政治风俗之所为升降也”
1313 惠周惕：《陆淑人七十寿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09册，第84页。
。与此相应，为底层人物写作序文几乎司空见惯，即便是大家和名家亦复如此，比如归有光所作，“多述乡曲里巷之士，而当时名公巨人勋绩之可纪者，独罕见于其文”
1414 孙衣言：《逊学斋文钞》卷3《曾竹史先生寿序》，刘雪平点校：《孙衣言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53—354页。
，再如魏禧《剞氏刘永日六十序》、王元启《医者罗叟寿序》，即分别以印刷工人和医者为写作对象。
此外，寿序写作对象在性别与年龄层面，均呈现出普泛化态势。先看前者，受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古之言寿者多不及妇人”
1515 魏禧著，胡守仁等校点：《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1《戴母五十序》，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72页。
，但这类习见在明代已被全面冲决。翻检王世贞和归有光别集可见，以女性为写作对象的寿序分别有21篇和24篇，占同题材文章的约四分之一与三分之一。可以说，当寿序兴盛伊始，为女性所作者就已占据大宗。再看后者，一般而言，举行贺寿仪式始于寿主五十岁之际，此后的频度则取决于其本人及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不过，年至耳顺方始正式庆祝寿辰的习尚，至迟在清初已被完全破除。尤侗注意到，“三十曰‘壮’，亦称寿焉；四十曰‘强’，亦称寿焉；五十曰‘艾’，又无论矣。其与耄耋期颐，无以异也”
1616 尤侗：《艮斋倦稿·文集》卷15《张山来五十寿序》，杨旭辉点校：《尤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12页。
。再从清初文集所收录的部分篇目来看，陈维崧有《赠阎梓勤二十初度序》，魏禧有《门人杨晟三十叙》《诸子世杰三十初度叙》，储掌文有《沈楚鹤三十初度叙》，足证尤侗所言洵非虚语。
由以上引述可见，寿序具有明确的使用场合，其受众则囊括了三教九流，而且分布于不同年龄阶段。这些因素交相错杂，对文体特质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进一步说，贺寿仪式的特定情境与大众文化趣味，已然先入为主地框定了寿序写作的题材和旨趣。除此之外，求序方还会对作序者施加软性或硬性的压力。通常情况下，前者会事先提供胪述寿主嘉言懿行的启文，或是径直将他人所作当成蓝本，如李振裕在请求钱谦益为乃父作序的书信中，“谨将熊雪翁少宰为老父六袠祝言，缮呈约略”
1717 李振裕：《白石山房稿》卷9《上虞山钱宗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75—476页。
。此举看似是为后者提供便利，但也借机传达了自己的期待视野。若是察觉对方所作有违心意，求序者则会从幕后走向台前，指手画脚，“至所寿者生平行历，或偶失一事，上自其始祖，至大父、父，下及子孙昆从，内外姻戚，或遗所应叙一人，俱请补入”
1818 李邺嗣：《杲堂文续钞》卷4《征寿董母陈太夫人七十文启》，张道勤校点：《杲堂诗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83页。
，力求巨细靡遗，面面俱到；如果逸出颂祷范畴，“苟一言几乎道，或砺俗、磨钝、陈法戒，”其往往以“触忌讳”为由而“拱手谢绝”
1919 彭士望：《耻躬堂文钞》卷7《罗母黄太君寿序》，《四库禁毁书丛刊》第52册，第140页。
。这给作序者造成的心理负担可想而知。
为了因应贺寿的喜庆氛围与求序方的诉求，作序者通常从“品行之美”“门第之盛”与“福祉之隆”
2020 郑梁：《张济寰六十寿序》，《寒村诗文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6册，第484页。
等维度，对寿主的人格、出身和事行等予以称颂，遣词用语不惜夸饰，甚至妄加比附；久而久之，致使寿序的内容、结构与主题都呈现出高度的同质化特征。如果寿主是草野之士，“非严子陵、陶元亮不足名其高也”；若是身居庙堂的官员，则“非寇忠愍、范文正不足为其任也”
2121 恽敬：《与卫海峰同年书》，万陆等标校：《恽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53页。
；追溯其家世，“则曰‘科目几何代，官爵几何人’，或称当身之科目、官爵，权势赫赫，显荣当世者，又累千百言不止”
2222 魏象枢：《寒松堂全集》卷8《岳镇九掌科六十寿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0册，第404页。
；祝福其长寿，“辄张扬神仙富贵之事，捃拾‘九如’‘五福’之言”
2323 徐增：《金敬萱七十寿文》，《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册，第595页。
。等而下之者，则是“铺张摭拾，不顾人之所安，如马首之络，更易姓名，无不可用乎”
2424 林云铭：《挹奎楼选稿》卷7《复曹子墉》，《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6册，第522页。
，导致千篇一律，读来味同嚼蜡，给寿序的文体品格和口碑造成了伤害。
征之于实，寿序的数量虽然日见其多，但其地位却未能水涨船高。不少贤达对于祝寿及写作寿序等都心怀反感，甚或公开予以抵制。罗洪先《谢却渊友祝年》、顾炎武《与友人辞祝书》、赵申乔《示子弟不得生日受庆》与储掌文《谢生日启》等，无不谢绝戚友或徒生意欲祝寿的美意，同时，戒绝写作寿序的高调宣示亦不绝于耳。即便是那些勉强接受请托者，也很可能隐藏着疏远乃至鄙弃心理，晚清吴敏树直言：“近代以文寿人者，最不合古义，多迫于时俗应酬，故不欲为人作。”
2525 吴敏树：《柈湖文录》卷3《孙由庵六十寿序》，张在兴校点：《吴敏树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347页。
此外，很多名家惟恐寿序会拖累个人声誉，因此在编订文集时索性将其芟荑，毛奇龄说：“予自弱冠即为亲朋闾里行文写幛，阅五十余年……其文置勿弆，即弆，亦百不得一二。”
2626 毛奇龄：《沈母陈太君寿序》，《西河文集》，第471页。
管同说：“惟尊长有命，则服劳为之，而必不存稿。”
2727 管同：《因寄轩文集二集》卷3《与吴子序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7页。
这些言论与做法，无不折射出寿序声誉的低下及其所面临的生存危机。
从明至清，寿序所以始终未能摆脱负面评价，看似是由于“不合古义”即于古无征，实则背离了古文书写律则才是根源所在。论者指出，自南宋以至元明，“古文”或“古文辞”已被普遍视为呈现作家才学和立言成就的重要载体，“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已较为普遍地获得社会认同”
2828 陈广宏：《“古文辞”沿革的文化形态考察——以明嘉靖前唐宋文传统的建构及解构为中心》，《文学遗产》2012年第4期。
，对士大夫群体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可以说，以“前见”形态存在的“古文”，成为他们考量寿序合法性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尽管其对古文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不尽相同，但大致则以修辞立诚为支点，以载道和经世致用为取向，又讲究写作技巧和审美底蕴，特别注重谋篇布局的章法与遣词用字的句法。以这些标准盱衡寿序，双方几于方枘圆凿。由此，“古文起衰之士，或不作寿文”的现象早在晚明就屡见不鲜，关于个中原因，谭元春剖析道：“非止谓古无此体也，诚不欲以无益之语，投于无益之人。”
2929 谭元春：《谭元春集》卷22《求母氏五十文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87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观念在晚清乃至清季民初仍然不乏回响，鲁一同指出，“文章之道，期于达性明事”，而寿序则用以“酬酢馈赠”，“非遂可以陈要道、明性情”
3030 鲁一同：《通甫类稿》卷2《与黄通判书》，郝润华辑校：《鲁通甫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32页。
。吴闿生的拒斥意态则更加激烈：“寿屏幛之类，只供一日之欢娱……其于千秋不朽之大业，曾何当于万一哉！”
3131 吴闿生：《北江先生文集》卷7《答罗子超》，国家图书馆藏1924年文学社刻本，第45页。
在他们看来，寿序既然难以消泯与古文的鸿沟，其合法性的确立也就无从谈起。
二、明清文坛对会通寿序与古文路径的探求
不过，严格来说，文人对寿序合法性及其发展前景的判断不尽一致。与主张摒弃寿序写作的观点相映成趣，倡扬打通其与古文壁垒的言论同样不少概见，而且骎骎然演变为贯穿寿序文体批评始终的显性脉络。
依据现有史料，归有光是文学史中首位将寿序大量入集的作家，还开创了以古文引领寿序写作的先声。其相关述说虽多为只言片语，零碎难成系统，但从思想意涵与社会价值层面会通二者的倾向仍自彰明较著。这既是他改造寿序的起点和归宿，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基准和坐标。归氏对于竞相索求寿序的行为，表露出“岂真有求于古之文哉？以是为古文而已矣”
3232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3《周翁七十寿序》，第325页。
的不屑；而自身在写作过程中，不但竭力秉承“然不敢为漫衍卑谄之谈；以为世俗之文”
3333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3，第330，328页。
的底线，还隐然表露出革故鼎新的自觉意识。在《孙君六十寿序》中，他径直将寿序和古文视为一体：“予谓文者，道事实而已。其义可述，而言足以为教，是以君子志之。”
3434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别集》卷7《与沈敬甫十八首》，第868页。
强调其不能跳脱于古文创作范式之外，改造寿序的思路呼之欲出。或许自认为实现了这一目标，他不无得意将所作《顾恭人寿序》出示友人：“试取评骘，不知于曾子固何如？” 敢于跟前代古文经典试比高，充分显现出对一己创作路向的自信。不过，受制于种种因素，归氏的倡议和实践在其生前反响寥寥，自清初以降，方始得到文坛的全面呼应和持续跟进。
归有光提升寿序品格和地位的规划已然粗具端绪，却因历史条件限制而未能作出透辟说明和详细规划。相比之下，清人所接手的文学遗产更加丰厚，尊体意识也更加高涨。他们在赓续归氏理路的基础上，糅合前贤法度与自家心得，又充分汲取先行文体的经验，试图改变寿序几近板结的叙述模式和文本结构，以达成与古文合流的目标。
首先，树立归有光文为最高师法典范，明确了以“古文”为寿序结穴的目标。归有光古文在晚明一改门庭冷落的局面，进入清初则备受推崇，延续至清末而热度不减。这也为其寿序的“走红”提供了前提条件。按照其拥趸的看法，在归氏笔下，即便是具有浓厚娱乐属性的寿序，也已泯灭了自身与古文的町畦。钱谦益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宣称：“寿序古人所无，先生为之，则皆古文也。”
3535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38《与归进士论校震川集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36页。
黄宗羲则断定：“顾寿序如震川，而可以应酬目之乎？”
3636 黄宗羲：《张母李夫人六十寿序》，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第506页。
易言之，如果能像归氏那般匠心经营，尤其是以古文为大经大法，寿序也能挺立于文章之列。非仅如此，清人还深入开掘震川寿序的思想内容、审美底蕴与风格特征，强调其足以与前贤集序、记文、赠序等经典并驾齐驱。魏禧说：“叙惟寿为难工易俗，然如归太仆荡逸多奇，即何减古人之叙诗文、记山水也。然则何为其不可工也！”
3737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8《叙引》，第362页。
李来泰对其“自抒胸臆，别辟蹊径”之处乐道不已，进而加以“无异韩、欧赠送诸作”
3838 李来泰：《礼山园文集》卷5《复武全子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6册，第461页。
的无上礼赞，从侧面彰显出对寿序潜质和前景的乐观预期。论及震川寿序在文体史中的地位，姚鼐作出了更加深切著明的阐发：“东汉、六朝之志铭，唐人作赠序，乃时文也；昌黎为之，则古文矣。明时经艺、寿序，时文也；熙甫为之，则古文矣。”
3939 姚鼐：《惜抱先生尺牍》卷4《与管异之》，周中明点校：《姚鼐诗文集》中册，合肥：黄山书社，2021年，第308页。
指出归氏凭借一己之力使寿序从时文升格为古文，其卓异贡献足以与韩愈改良志铭和赠序的成就相媲美，理应为后世奉为圭臬。法式善则在仔细品读其作的基础上，概括出足资借鉴的准则：“不轻率下笔，或三五日始脱稿。又必其人有所表见，可以风世敦俗，然后乐为之词，故其文与人皆能传于后。”
4040 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3《吴草亭六十寿序》，刘青山点校：《法式善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090页。
意即不但要端正心态，在写作过程中劳神费思，句斟字酌，还要选取富有社会教化意义的对象，绝不随意接受请托。如果满足这些前提条件，寿序或也可跃居为文家的名山事业。
其次，书写士大夫阶层的情志与识见，增强寿序的思想文化意蕴。如上所述，创作方因求序方牵制而往往言不由衷，导致抒发自身志意的空间趋于逼仄，这也是贬抑寿序论流行的重要成因。不过，寿序也是士大夫实现社会责任感的独特载体；盖寿主貌似琐屑平凡的事行，很可能是移风易俗的绝佳素材，而寿宴的即席品读及接下的口耳相传，无疑助推了教化旨趣的扩散。与此相应，诸多名流提倡将写作重心从泛泛铺述寿主事行，转换到发扬劝善惩恶的轨道，也为自身搦管为文赋予了正当性。张惠言说：“夫称人之德，颂人之美，将以发潜德、为世劝也。夫构浮说，以祝其人之永年，而其言无所立者，余弗敢道也。”
4141 张惠言：《茗柯文外编》卷上《徐简斋寿序》，黄立新校点：《茗柯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34页。
类似表态不一而足，毋庸赘引。另外，如果写作对象是跟自己学养相近的朋辈，作序者更可以畅所欲言，甚至还能加以劝勉和规切。按照儒家的思想文化传统，直谅多闻之友远胜便辟、善佞与多柔之徒，这也为作序者发挥己意提供了充分根据。张履祥指出：“凡世俗之为人寿者，多为颂美之辞，予谓非所宜施于朋友，朋友之道，宜相下相勖，期于有成。”
4242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16《寿沈德甫六袠序》，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98页。
既然以道德人格的磨砺和完满为归，当然无须罗列获生造故实，甚至还要对寿主为人处世的瑕疵加以针砭。在这方面，清初易堂文人堪称典型代表。他们平日时常切磋琢磨，“争论古今事及督身所过失，往往动色、厉声、张目，至流涕不止，退而作书数千言相攻谪”
4343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1《彭躬庵七十序》，第602页。
。其对经世与修身之学的热情，也旁溢到寿序写作和批评当中。比如，邱维屏品读魏禧等人为甘京五十寿辰所作序文后，对其“率以规切为寿”的主旨鼓掌叫好，又立足于文体史视野，将其与归有光时代的风气作出褒贬：“彼其时，文则不能不变而为侈，而又乌得以常侈其盛而不变，使以规切相寿之文不终见于吾党耶？”
4444 邱维屏：《邱邦士文集》卷3《论寿甘楗斋五十文》，《四库禁毁书丛刊》第52册，第299页。
将“规切”当成士大夫寿序写作的要义，还表现出当仁不让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再次，减省乃至摒除夸张矫饰的笔墨，纪事写人以求真务实为旨归。受求序者的央请或裹挟，作序者下笔时或流于浮泛乃至堆砌，进而导致寿序陷入负面舆论的漩涡。为了扭转现状，作序者一方面苦口婆心地劝说求序者：“然则欲以荣其亲，而期为有道君子之所重者，可不以其实之为贵乎？”
4545 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3《范太翁寿序》，刘青山点校：《法式善诗文集》，第1086页。
“古之欲荣其亲者，必以本以实。本茂而荣以华，其荣之盛也，必复于其实，然后言之者无夸辞。”
4646 朱筠：《蔡母王太夫人九十寿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6册，第679页。
试图在减轻对方压力的基础上，改变处处受制于人的被动局势；另一方面，他们别出心裁地引入史传笔法，作为寿序创作的金针。
在古文诸体中，秉笔直书的史传堪称尚“实”的典范。早在清初，受特殊政治情境的刺激，钱谦益等人已自觉秉承史家的纪实原则来摹写寿主事行，正如其《汪节母寿序》所宣称的：“谦益史官也，有纪志之责……故敢载笔而为之序。”
4747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97页。
降至乾嘉时期，以史传为宗尚的必要性及其门径，得到了更加详细和深入的阐述与说明。论文标举义法的方苞，有鉴于寿序中“男女之美行皆备而不可缺一焉，而族姻子姓之琐琐者并著于篇”的俗套，从史书中总结出可供借鉴的叙事技巧：“直而辨，简而不污，虽帝王、将相、豪杰、贤人，所著多者不过数事。”意即择取富有代表性的事迹，用简练的笔法来刻画寿主的人格；同文中，他以无可置疑的口吻指出：“称人之善而过其实，则其文无以信今而传后。”
4848 方苞：《方苞集》卷7《张母吴孺人七十寿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6页。
这不啻是对世俗风气的棒喝。其后，方氏的思路得到了具有深湛史学修养者的承继和发挥。沈大成强调，寿序除了“征甲子，善颂祷”的基本功能外，尤其应当具备“信来兹”的文体特质，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做到“事核而辞谨严，可诵可法，可补闾史闾胥之书，而备輶轩者采听”
4949 沈大成：《学福斋集》卷9《查西圃寿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92册，第100页。
。不言而喻，史书编撰的“事核”与“辞谨”，也是寿序写作的准绳。章学诚本于创作手法和社会价值维度，确认了寿序与史传内在的相通：“称寿不见于古，而叙次生平，一用记述之法，以为其人之不朽，则史传竹帛之文也。”
5050 章学诚：《砭俗》，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三》，第194页。
当然，二者界限能否最终破除，则端赖于寿主事迹的内蕴与创作主体的才华：“如不视其人而强作应酬，虽以其法行于志铭，亦不可传也。如事既可传，文又出色，则与记传正文何异？”
5151 章学诚：《与朱少白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第787页。
章氏还以朱筠寿序为例，指出其“多用传记之法，最为有用之文”
5252 章学诚：《答朱少白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第777页。
。言外之意，恪守并运用史传笔法，是寿序取信于人和确立自身地位的前提。
对“信”“实”的崇尚落实在表达层面，则是摒弃浮泛和空洞的陈词，强调谋篇造句的克制和简省。如上所述，寿序中时常充斥着赞词祝语，不耐涵泳咂摸，当然也难入文家法眼。清初张谦宜指摘茅坤所作以“一味铺填贡谀”为能事，对于这类乱象，他提出以下矫正策略：“此体若作淡荡语，脱俗臼矣。”
5353 张谦宜：《絸斋论文》卷4，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07页。
以词句的简约和风格的省净作为对症良药。刘尧熙通过剖解吴肃公寿序写作的技法，点出将寿序改造为古文的要点所在：“人详我略，人浮我覈，以先秦笔作寿序，谁谓应酬之下无古文。”
5454 吴肃公：《街南文集》卷13《孙太君七十寿序》附录，第227页。
即便是对寿序时有非议的曾国藩，也自有开放灵活的一面，但前提则是寿序在遣词上“约而韵，质而不蔓”，果真能达到此种境地，则不妨为“君子尚焉”
5555 曾国藩：《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2《黄矩卿师之父母寿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0页。
。
三、明清寿序上攀古文的创作倾向
为了破解“寿非不可序，当乎文之难也”
5656 钦善：《吉堂文稿》卷3《姜孺山先生七十寿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1册，第303页。
的现实困境，诸多文家在研精覃思之外，还身体力行，在充分汲取先行文体经验的基础上，拓展寿序文体的议论、叙事和抒情空间，使其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蕴均得以改观。
首先，掺入议论笔调，阐述对思想学术与国事民生等宏大议题的深识卓见。在这方面，明代唐顺之、归有光为后人导夫先路。唐氏的《陈封君六十寿序》陈述老子思想的要旨，反驳世俗偏见，得出“谦虚不争，持满守柔以远祸迩福，则老氏之所长，而儒者不能易也”
5757 唐顺之：《唐顺之集·荆川先生文集》卷1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11页。
的结论，至结尾处方才以寥寥几十字表达祝颂之意，其主旨显然偏向于论学。归有光则得心应手地通过议论手法来摆脱陈规，所谓“到正面上不站住，忙用议论撮过”
5858 张谦宜：《絸斋论文》卷4，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第3907页。
。其《杨渐斋寿序》痛斥朝廷选官用官偏重进士出身做法的痼弊，《徐氏双寿序》论列“法制”“豪杰”与国家治乱的内在关系：“天下承平，以法制抑折豪杰之气。及其久也，刬磨殆尽，靡靡然无复能任事之人。一旦求其材智勇力之士，遂至无一人出以应之。是非天下之乏材，由所以养之驭之不以其道也。”
59指摘制度设计的不足及其不良后果，展现出独立不惧的胆识和勇气。这些篇章的意趣与其《三途并用议》等论体文一脉相通，共同展现出创作主体经世致用的学术立场。另如袁中道的《寿南华居士序》、张溥《贺周侯生日序》等，亦无不以议论擅场。
明人所开辟的以论体为寿序的路向，在清代得到遵循和拓展，而在清初和清季的表现尤其明显。如黄宗羲在寿序中直言前代学术利弊，揭示诗文创作规律，议论精警透辟，显现出明末清初学术和文学思潮的变趋。再如王国维的《沈乙庵七十寿序》，概括出清代学风演变的关键节点及其特征，成为清人论清学的经典篇目。不妨再以清初魏禧与晚清贺涛所作为例来作具体说明。
如上所述，魏禧曾以“荡逸多奇”来论定归有光寿序，反观其所自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追溯这一风貌的形成，显然与其妙趣横生的议论笔墨密切相关。《门人杨晟三十叙》有云：
夫人生于天地，上必求有利益于人，次则无害于人。孝弟之道最大，而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圣人乃以为士之次。其首举以告子贡者，则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然则士其贵有特立之操、济变之才也审矣。家庭寻常之节，固不足以自安而画也。6060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1，第549，594页。
他首重“特立之操”和“济变之才”，而将以孝弟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体系置于次要位置，呈现出一己的思想学术趣尚。另外，魏禧论文，注重厚积薄发之功，强调主体平日应留心于各类物事，深入探究其规律和本质，发之于文，“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御”
6161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8《宗子发文集序》，第412页。
，而寿序也被他当作展现这些体悟的文体。比如，其《程翁七十寿叙》的写作对象是素昧平生的商人。按照通行做法，魏禧大可以拼凑故实来敷衍对方，但他却借机对富民阶层的意义和价值作出剖析：“吾尝以为天下细民之穷非大患也，富民穷而天下乃真穷。故善治天下者必务养富民，富民养，而穷民乃有所赖藉以全其生。是故富民者，穷民之命，国家之府也。”
6262 恽敬：《与卫海峰同年书》，万陆等标校：《恽敬集》，第553页。
揭橥富民阶层与社会秩序的正向关联，打破了均贫富的传统政治和经济理念。正是得益于旁逸斜出的议论以及卓荦不凡的识见，其寿序才获致后人“抑扬抗坠，横驱别骛，力脱前人之所为” 的佳评。
贺涛今存寿序27篇，占其序体文总量的四成稍多。在其集中，寿序与其他文体按年代顺序羼杂编排，这与将其置于外集的惯常做法迥然有异，也充分显现出他对寿序的看重。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贺涛对于时政积弊和挽救之策颇多关注，具有尚变求通与返本开新的双重趋向。而其复杂多元的思想立场，在寿序中也有全面展示。《吴先生六十寿序》剖析变法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深层成因：
士狃执故习，以放效人为耻。而不变不足以自强，苟可以益我，并无中外之可言，则以蔽于闻见而不达其理，故朝廷试行新法，常以自强之意布告天下，而天下不应。夫西国之变法，迎其机而已，中国则必先通其蔽，其势视西国为难。6363 贺涛：《贺涛文集》卷3，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
通过剖析中西变法所面临的不同局势，暗寓了对士大夫群体胶柱鼓瑟习气以及传统文化之惰性的批判。当然，对于步趋西学的动向及其弊端，贺涛同样洞若观火。《黄西躔先生七十寿序》有云：
新学既兴，而破坏之说起，风习一变，趋时之士将有厌薄老成，斥其说以为不足用者。夫新与旧不相悖也，所宜破坏者，迂拘之见、腐败之法而已。若所谓淡定之志、坚忍之操，固求新者所挟以为资，而趣之使进者也。苦其束缚，必欲离而去之，以浮动之气、夸诞之习，从事于精博艰阻之途，所乡既不得达，而已失其本来，不且如学步者之匍匐而反乎？64
指出中学特别是心性修养的内容，有利于人格和心志的磨砺，足以与西学相辅相成；如果将其全然抛弃，则势必陷入“失其本来”的文化危机，后果可想而知。这一立场在其书序、题跋、墓志与传记中亦时有显现，不同文体由此形成互文态势。
其次，描摹人物及其言行，以如其所是和活灵活现为旨归。文家改造寿序的具体思路和策略虽有差异，但均未全然否定其为寿主传神写照的功能。而不论写作对象是身处动荡年代的风云人物，抑或是生活于承平时代的平常百姓，都是时代历史与个体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人。由此，对其生平际遇的书写，也从不同维度展现出历史演变的光影。以下分别以吴伟业、段玉裁所作为例说明之。
吴伟业今传寿序25篇，接近其序体文的四分之一；其所涉及的对象，多为明末清初蜚声遐迩的文人。他们的遭际本身就颇富传奇色彩，而作者的观察又有十足的现场感，无疑增加了寿文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比如其在为冒襄所作寿序中，将后者在明清易代之际的际遇娓娓道来，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为了刻画人物的性情与风采，文中特意叙述其与陈贞慧、方以智在明季“品核执政，裁量公卿”的轶事：
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党也，通宾客，畜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埭下，召其家善讴者歌主人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奄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泛白，抚掌狂笑，达旦不少休。6565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36《冒辟疆五十寿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73页。
通过对话和场景描写，刻画出阮大铖意欲得到清流认可的迫切心理以及三人不畏强权的气概和放荡不羁的姿态。
作为乾嘉学术的代表性人物，段玉裁论学崇尚经史。其所标举的二十一经，除了十三经外，还包括《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典籍，足见他对史部著作的熟谙与认可。而其史学素养也旁溢到寿序写作当中，比如其为乃师戴震之妻朱氏寿辰所作，胪述后者出嫁后的遭际：
先生年将三十，夫人归于先生，先生方为诸生，攻苦食淡，以侍舅姑、事君子，米盐凌杂，身任之，俾先生专一于学。既而先生与族中争祖墓之被侵者，讼不能胜，乃入都门。自此往来南北，以馆谷供家用。惟时夫人拮据于内者，盖二十余年。玉裁忆在都门时闻先生闲话曰：“余注屈原赋时，粮绝米贵，乃与卖麫者相约，赊取俟偿，遂举家食麫者累月，成《屈原赋注》。”此二十年中事也。
迨乎乾隆癸巳，先生年五十有一，朝廷开四库馆，赐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夫人侍舅文林公就养至京师，京职俸薄，不足菽水，先生又无人事于外，所治官书，皆天文、历算、水道、方言，纷赜难理者，悉心雠校，夜则焚膏，时复自有撰述。家事皆夫人庀之，故夫人之劳特甚。先生将以丁酉之秋吿归，而心力既竭，五月遂不起矣。夫人率子中立，匍匐扶柩南归，幸文林公尚健，既葬先生，而中立又病殁，文林公享年八十而亡，凡丧葬之事，经营困瘁，期于先生九原无恨。中立已娶，无子，夫人谋于宗族，以先生之弟渔卿孝廉之子中孚为后，渔卿只此一子，俟中孚子多，分绍之。为中孚娶妇，妇卒，又为继娶。今中孚补弟子员，有声。盖自癸巳至今，几四十年，夫人之勤苦如是。6666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8《诰封孺人戴母朱夫人八十寿序》，第201—202页。
举凡其弥缝生计的艰辛，丧夫失子的不幸以及独力支撑门户的坚毅，在朴实无华的笔触下都得到了全面呈现。文中对戴震孜孜于学术研究情状的摹写，貌似游离于主题之外，却从侧面展现出朱氏任劳任怨的品格乃至家庭普通女性对乾嘉学术的贡献，俨然具备了史书的实录品格。段氏曾以类似史笔的“简净有法”
6767 段玉裁：《悔庵学文跋》，严元照：《悔庵学文》，《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8册，第456页。
来称道友人古文，不妨认为，其自作亦贯彻了这一理念。
再次，增强创作主体情感的分量，提升寿序的感染力。古文载道的现实功能备受瞩目，“文之美恶，视道合离”的流行看法就是明证，但其抒情效应也受到论者重视，所谓“无情之辞，外强中干”
6868 黄宗羲：《李杲堂先生墓志铭》，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第196页。
。大多数情况下，作序者与寿主未曾谋面，不得不“以无情之文应无情之事”
6969 鲁一同：《通甫类稿》卷2《致宥函》，郝润华辑校：《鲁通甫集》，第20页。
，但如果写作对象换成本人或是自己的戚友子弟，其所作则大都富有真情实感，摆脱了泛泛应酬的藩篱。关于前者，清人如谈迁、归庄、安致远、尤侗、方象瑛、段玉裁、郑献甫等，在自寿文中回顾一生际遇，无不感慨遥深。关于后者，比如袁中道的《寿大姊五十序》，摹写母亲去世后姐弟离居前的分别场景：
龚氏舅携姊入城鞠养。予已四岁余，入喻家庄蒙学。窗隙中，见舅抱姊马上，从孙岗来，风飘飘吹练袖。过馆前，呼中郞与予别。姊于马上泣，谓予两人曰：“我去，弟好读书！”两人皆拭泪，畏蒙师不敢哭。已去，中郎复携予走至后山松林中，望人马之尘自萧岗灭，然后归，半日不能出声。7070 袁中道：《珂雪斋集》卷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31页。
无一字句直接抒发离愁别恨，却又无一字句不承载了人伦亲情，以余韵绵邈见长。再如钱澄之的《左眠樵初度序》，历数自己与寿主兄弟的过从以及被阮大铖所构陷的往事，文末交代明清鼎革后对立双方的终局：“过昔髯（按：阮大铖）之遗墟，已为演武场，问其家，无遗种矣。即吾党一时共事之人及与予同被党祸者，今犹有几人存乎？”
7171 钱澄之：《田间文集》卷18，《续修四库全书》第1401册，第207页。
将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相结合，充溢着沧海桑田之感。类似作品在清初徐枋、余怀、陈恭尹、钱谦益等遗民或贰臣文集中也不时可见，反映出易代之际士人心态的普遍特征。
当然，以上分类只是出于论述方便的需要，在某些大家笔下，这些手法时常融为一体。比如姚鼐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开篇引用周永年和程晋芳所论鼓吹桐城方、刘古文，又借方苞之论来渲染乃师造诣，分明属于议论笔调。文末则述及自己“游宦三十年而归”后，与刘大櫆夜谈不倦的情形，“先生亦喜其来，足疾未平，扶曳出与论文，每穷半夜”
7272 姚鼐：《惜抱轩文集》卷8，周中明点校：《姚鼐诗文集》上册，第400页。
，以寥寥数语刻画出师生间的深厚情谊以及自己备受乃师器重的情实，还隐寓了绍述文章正统的远大抱负。此文层次分明，笔墨洗练，将叙事、抒情与议论水乳交融，成为姚鼐的代表作。
余 论
整体来看，古文转向堪称明清寿序发展的显性特征；其间既有阶段性的突变，又不乏内在的连续性。清人自豪地指出：“熙甫始寿人，我朝愈益工。”
7373 刘乃晟：《张廉卿先生寿诗》，王达敏校点：《张裕钊诗文集》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69页。
的确，寿序在清代涌现出不少名篇佳作，其总体成就为明代所难及。但这一趋向的形成，离不开明人特别是归有光的深思力探。当然也要看到，以归有光为先行者的的倡议和创作实践，在明代仍呈现出零散分布态势，至清代才演变为普泛化的思潮。正是得益于不同时段文人的递相合力，寿序的文体潜能得以激发，进而使自身品质和声望获致显著改观。
在明清文人前仆后继的持续努力下，寿序从原本面向大众且适用于特定仪式的文体，一定程度上转变为士大夫案头文学的样式，还逐步进入了文章选本特别是经典建构的视野。就前者而言，常州文人毛燧传指出：“文无论叙事、议论、训诂、碑铭、志传以及寿人之文，皆格也，实无所为高下，无一而非人之所当为者。”
7474 毛燧传：《味蓼文稿》卷11《答吴晋望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2册，第601页。
不再刻意区分寿序与其他文体的高下。就后者而论，堪为例证的是，从清初到晚清，诸多选本都为寿序保留了一席之地，将其当做体现作家成就的体裁之一。姚鼐《古文辞类纂》选录归有光寿序5篇，王昶所编《湖海文传》收录了沈起元、钱陈群、王元启、张远览等人寿序；李祖陶的《国朝文录》所选诸家，如清初黄宗羲、彭士望、王猷定、汤斌、施闰章、陈廷敬、邵长蘅，清代中期的陈兆崙、姚鼐等，均包含了寿序在内，而且对其都有好评；晚清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在“赠序”一类中分别收录寿序5篇。徐世昌所编《明清八家文钞》，也分别收录了一定数量的寿序。虽然整体上相对有限，却是寿序文学价值及文学史地位获得承认的重要表征。
寿序与古文的离合，折射出雅俗文化在文学场域的碰撞和交锋。明清文人试图将寿序引导至古文轨辙，是士大夫建构自我认同的表现，也是雅文化力图改造俗文化的明证。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的助推下，世俗文化趣味得到了更多释放的空间，这不但推动了寿序的诞生与盛行，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写作旨趣和模式。然而，作为文学场域最高话语权的掌控者，士大夫群体当然不会向其俯首称臣。黄宗羲将“近日古文道熄”的成因，归咎为升迁贺序、文序与寿序的泛滥；论及寿序风行的成因，他则指斥求序者“不识古文词为何物，无所差择，不过以为夸多斗靡之资”
7575 黄宗羲：《施恭人六十寿序》，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第508页。
。此论是否过苛，可以见仁见智，但对精英文化立场的坚守则在在可见。吴闿生将寿序分为两类：“佳者皆别有怀抱，蓄意不在本题；否则迫于酬应所不得已，其文亦绝不足传。”
7676 吴闿生：《北江先生文集》卷7《答罗子超》，第44页。
以与“本题”的关联程度作为判断作品优劣的基准，距离愈远，愈能成就艺术魅力。按照这一视角，唯有淡化娱乐酬应的属性，如古文那般承载文人士大夫群体的志意和情感，并且讲究谋篇布局的法度，才是寿序发展的正道坦途。就实际情形看，这类倡议及相关实践绵延不绝，是寿序文体合法性得以确立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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