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调控免疫细胞治疗肝细胞癌的研究进展

Research advanc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by regulating immune cells

摘要

肝细胞癌（HCC）是一种常见且死亡率较高的恶性肿瘤，其起病隐匿，病理机制复杂。在肿瘤微环境中，促肿瘤免疫细胞保护肿瘤细胞免受免疫攻击，抗肿瘤免疫细胞发生功能障碍使免疫反应被抑制，最终导致癌症持续恶化。近年来中医药在治疗HCC方面显示出良好的疗效，中药能够调控免疫细胞进而抑制癌细胞增殖与转移。本文通过分析汇总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免疫细胞如何通过免疫抑制途径影响HCC进展以及中药如何调控免疫细胞发挥抗HCC作用，以期为HCC治疗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

关键词

癌,肝细胞 / 免疫细胞 / 免疫抑制 / 中药

Key words

Carcinoma， Hepatocellular / Immune Cells / Immunosuppression / Traditional Chinese Drugs

据统计，肝细胞癌（HCC）是全球第六大常见恶性肿瘤，第三大癌症相关死亡原因^［1］。由于HCC患者早期无明显症状，大多数患者首次诊断时已处于中晚期。其5年生存率仅为18%^［2］，预后较差。目前HCC的治疗主要有手术切除、肝移植、介入治疗、免疫治疗、分子靶向治疗，这些治疗使HCC患者得到一定程度的获益，但伴随着不良反应、耐药以及复发率高的问题^［3］。中药治疗具有多靶点、多途径作用的优势，能够减轻治疗毒副作用、改善预后并延长患者生存期。近年来研究发现，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与HCC的发生和发展关系密切^［4］。免疫细胞作为TME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目前肝癌领域研究的热点。在TME中，免疫细胞出现数量异常或功能失调，导致癌细胞逃脱免疫监视，引起HCC进展。根据免疫细胞对肿瘤的促进和抑制效应，可以将免疫细胞分为促肿瘤免疫细胞和抗肿瘤免疫细胞。肝癌归属于中医学中“黄疸”“肝积”“膨胀”“胁痛”等范畴，其核心病机为癌毒致虚^［5］。现代学者认为中医“正邪理论”与西医免疫调节有极强的相似性^［6］。大量基础研究证明中药能够有效干预HCC进展，且其机制与免疫调节有关。本文就免疫细胞通过免疫抑制途径参与HCC进展的机制以及中药的调控作用进行系统综述，以期为中医药治疗HCC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

1 免疫的中医认识

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取决于正邪之间的动态平衡，正虚邪盛是肿瘤形成的关键原因。《素问·刺法论》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由于正气亏虚，脾失健运，湿热内停，土壅木郁，肝气失于条达，或气血乏源，肝血亏虚，久而久之在肝内形成瘀血、痰浊等病理产物，外来毒邪与内生病理产物互相结聚，导致肝癌形成^［7］。“正邪理论”与现代医学免疫调节具有高度吻合性。免疫编辑理论认为肿瘤的发展经过3个免疫阶段，分别是免疫清除、免疫平衡和免疫逃逸^［8］。肿瘤初期，先天适应性免疫系统协同作用阻止肿瘤新生，清除癌细胞，即正盛邪衰；若免疫系统无法根除癌细胞，则癌症进入平衡阶段，癌细胞受到免疫抑制但仍然存活，即正邪相持；最终，癌细胞逃脱免疫监视，进入免疫逃逸阶段，无限制生长增殖，即正衰邪盛。由此可见，人体的正邪盛衰反映机体的免疫状况，影响肿瘤结局。

2 免疫细胞参与HCC的进展

2.1 促肿瘤免疫细胞

2.1.1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

TAM是浸润在肿瘤组织中的巨噬细胞，其影响肿瘤的增殖、转移，肿瘤血管生成和免疫调节。TAM可极化为两种亚型，分别为M1经典活化巨噬细胞（M1 TAM）和M2交替活化巨噬细胞（M2 TAM）。M1 TAM具有促炎和抗肿瘤作用，其分泌炎症因子，包括白细胞介素1β（IL-1β）、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而M2 TAM表达抗炎细胞因子，如IL-10和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具有抗炎和促肿瘤作用^［9］。TAM可以通过释放免疫抑制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以及表达抑制性受体从而导致免疫抑制。M2 TAM释放的IL-10、TGF-β能够抑制T淋巴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的细胞毒性^［10］。此外，M2 TAM释放趋化因子CCL22诱导调节性T淋巴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募集到TME中，阻断CD8⁺T淋巴细胞活化^［11］。在HCC中，M2 TAM上调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抑制CD8⁺T淋巴细胞的细胞毒性功能^［12］。HCC中的TAM亚群以M2型为主，TAM的高度浸润往往与癌症预后不良关系密切^［13］。故减少TAM的数量，或促进M1极化，抑制M2极化可以作为HCC预防和治疗的策略。

2.1.2 Treg

Treg是CD4⁺ T淋巴细胞的亚群，具有显著的免疫抑制作用，对维持外周免疫耐受至关重要。研究报道HCC患者外周血中CD4CD25 Treg的数量明显高于健康人血液中的数量^［14］，且Treg的增加与HCC患者的不良预后有关^［15］。Treg主要通过抑制效应T淋巴细胞的增殖与功能，从而降低抗肿瘤免疫反应，促进HCC进展。Treg通过多种机制抑制效应T淋巴细胞，包括分泌TGF-β、IL-10和IL-35等免疫抑制细胞因子；分泌颗粒酶、穿孔素介导效应细胞凋亡；通过抑制性受体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4，CTLA-4）与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上配体结合，阻碍DC的活化与成熟；通过高表达CD25与效应T淋巴细胞竞争消耗IL-2等^［16］。研究报道，HCC衍生的Treg以CTLA-4依赖性方式下调DC上CD80/CD86的表达^［17］，从而降低DC激活效应T淋巴细胞的能力。故减少Treg的数量和抑制Treg的功能可以改善抗肿瘤免疫反应，加强对肝癌细胞的杀伤能力。

2.1.3 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MDSC）

MDSC是具有免疫抑制活性的未成熟髓系细胞，其能降低免疫疗法对肝癌细胞的影响。慢性炎症因子会促使髓系细胞分化、增殖为MDSC，而HCC大多由慢性肝炎发展而来，肿瘤组织中存在大量炎症因子，诱导MDSC的形成。研究报道，由CD14（+）HLA-DR（-/low）定义的单核MDSC在HCC患者的外周血和肿瘤中显著增加^［18］。此外，MDSC水平升高与HCC进展风险增加和预后不良有关^［19］。MDSC通过精氨酸酶1（ARG1）、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的高表达及活性氧（ROS）、TGF-β、IL-10的产生等机制抑制T淋巴细胞增殖与功能^［20］。来自HCC患者的MDSC通过NK细胞表面的NKp30受体抑制自体NK细胞的细胞毒性及IFN-γ的释放^［21］。除了抑制T淋巴细胞和NK细胞，MDSC还可以诱导HCC患者中的Treg^［18］，从而降低抗肿瘤免疫反应。因此，减少MDSC的数量和降低MDSC的免疫抑制活性是控制肝癌的有效策略。

2.2 抗肿瘤免疫细胞

2.2.1 NK细胞

NK细胞能够在不受预先致敏的情况下快速杀死肿瘤细胞，其主要通过分泌颗粒酶、穿孔素和释放细胞因子IFN-γ、TNF-α、IL-2等杀死肿瘤细胞。研究表明，瘤内浸润的NK细胞密度与HCC患者的总生存率呈正相关^［22］。尽管NK细胞的浸润有助于控制HCC，但在TME中，NK细胞浸润减少，且表现为功能失调状态，显著限制了抗肿瘤效能。TME中多种机制导致NK细胞的功能障碍。NK细胞的活化受表面激活受体与抑制受体之间的平衡控制，而TME内该平衡被打破，表现为激活受体表达下调与抑制受体上调，进而引发NK细胞功能障碍。研究显示HCC中的NK细胞的激活性受体NKG2D表达下调，NK细胞增殖受损^［23］。抑制性受体T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和免疫受体酪氨酸抑制性基序结构域（T-cell immunoreceptor with immunoglobulin and immunoreceptor tyrosine-based inhibition motif domain，TIGIT）和T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3（T-cell immunoglobulin domain and mucin domain-3，TIM-3）的共表达升高导致HBV相关HCC患者NK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减少，细胞毒性和增殖能力降低^［24］。另外，肿瘤细胞分泌各种免疫抑制分子来抑制NK细胞的活性。在HCC患者中，肿瘤来源的可溶性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Ⅰ类多肽相关序列A（MICA）阻断NKG2D通路的激活可以抑制NK细胞毒性^［25］。肿瘤细胞分泌的TGF-β、IL-10等因子能够抑制NK细胞的杀伤效应。此外，免疫抑制细胞可以抑制NK细胞的活性和功能。如在HCC患者中，MDSC通过NKp30介导NK细胞的抑制^［21］。因此，增加NK细胞的数量，改善NK细胞功能失调从而恢复其杀伤肿瘤的效应是重要的抗HCC策略。

2.2.2 CD8⁺T淋巴细胞

CD8⁺T淋巴细胞是抗肿瘤免疫中最强大的效应细胞。研究表明，瘤内高密度的CD8⁺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与HCC患者更好的总生存期和无病生存期有关^［26］。然而，在癌症状态下，持续的抗原刺激导致CD8⁺T淋巴细胞陷入耗竭状态，其特征包括效应功能进行性丧失（IL-2、TNF-α和IFN-γ分泌减少），抑制性受体［如PD-1、TIM-3、CTLA-4、淋巴细胞激活基因3（LAG-3）和CD160］的持续表达，以及转录程序改变等^［27］。此耗竭状态严重削弱了免疫系统对癌细胞的监控与清除能力，最终促进了HCC的进展与恶化。研究报道HCC患者中的CD8⁺ T淋巴细胞大多处于耗竭状态^［28］。肿瘤细胞与免疫细胞（如Treg、MDSC、M2 TAM）均参与此过程，通过不同机制影响CD8⁺T淋巴细胞。如肿瘤细胞中磺基转移酶2B1合成的硫酸胆固醇使胞质分裂蛋白2失活，导致HCC中CD8⁺T淋巴细胞耗竭^［29］；M2巨噬细胞衍生的细胞外囊泡通过miR-21-5p/YOD1/YAP/β-catenin通路促进HCC中CD8⁺T淋巴细胞耗竭^［30］。此外，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分泌的各种抗炎细胞因子（IL-10和TGF-β等）也诱导CD8⁺T淋巴细胞耗竭。故增加CD8⁺ T淋巴细胞的浸润，预防及逆转耗竭的CD8⁺ T淋巴细胞对控制HCC进展有重要意义。

2.2.3 DC

DC是最有效的抗原呈递细胞，其将肿瘤抗原呈递给T淋巴细胞，然后激活T淋巴细胞，产生抗原特异性免疫反应^［31］。但免疫抑制的TME限制了DC的作用，导致抗原呈递障碍和T淋巴细胞抑制，造成肿瘤免疫逃逸。肿瘤细胞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前列腺素E2等免疫抑制分子抑制DC的活化与成熟或导致DC功能障碍^［31-32］。此外，免疫抑制细胞抑制DC的功能。肿瘤来源的CD4⁺CD25⁺ Treg抑制HCC小鼠脾DC表面共刺激分子表达的上调，同时抑制DC分泌IL-12和TNF-α^［32］。在HCC患者中发现DC表达PD-L1、半乳糖凝集素-9（Gal-9）、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Ⅱ（MHC-II）、CD86和CD80等抑制性配体^［33］。这些抑制性配体与T淋巴细胞表面抑制性受体结合，抑制CD4⁺和CD8⁺ T淋巴细胞的细胞毒性反应。故解除DC的抑制，从而激活T淋巴细胞，可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有效抑制肝癌细胞免疫逃逸。

综上所述，在HCC中，促肿瘤免疫细胞（TAM、Treg、MDSC）和抗肿瘤免疫细胞（NK细胞、CD8⁺T淋巴细胞、DC）之间互相调控、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免疫抑制的TME，促进肿瘤生长。目前的研究表明靶向这些免疫细胞是预防和治疗HCC的有效方法。HCC中免疫细胞调控网络见图1。

3 中药调控免疫细胞治疗HCC的相关研究

3.1 中药调控促肿瘤免疫细胞

3.1.1 中药调控TAM

中药主要通过调控TAM向抗肿瘤的M1亚型极化，或者直接抑制M2极化发挥抗HCC的作用。刘新迎等^［34］通过体内和体外实验发现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α7（α7nAChR）表达与TAM的M2极化正相关，青藤碱能下调α7nAChR表达，抑制M2极化、促进肝癌腹水瘤中TAM向M1极化。苏倩等^［35］研究显示，岩黄连总生物碱高、中剂量组干预H22荷瘤小鼠和M2型极化RAW264.7细胞后，肿瘤组织中M2型巨噬细胞标志物CD206 mRNA表达显著降低，RAW264.7细胞CD206阳性表达及CD206、ARG1、IL-10 mRNA和通路PI3Kp110、p-AKT、p-mTOR蛋白表达显著降低，提示岩黄连总生物碱可通过负调控PI3K/AKT/mTOR信号通路抑制巨噬细胞M2型极化，发挥抗小鼠H22肝癌细胞实体瘤生长作用。Han等^［36］用不同浓度的隐丹参酮干预小鼠骨髓来源的巨噬细胞，结果显示5 μg/mL隐丹参酮干预后标志物CD80、CD86表达上调，iNOS、TNFα和IL-12p40的mRNA表达水平增加。进一步实验发现TLR7和MyD88接头分子的缺失阻断了隐丹参酮诱导M1极化以及TNF-α和IL-12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同时隐丹参酮降低了I-κBα蛋白的水平。该研究表明隐丹参酮促进巨噬细胞向M1表型极化依赖于TLR7/MyD88/NF-κB信号通路。此外，隐丹参酮显著抑制Hepa1-6小鼠肿瘤的生长，并与抗PD-L1联合治愈Hepa1-6小鼠，诱导长期抗Hepa1-6特异性免疫。张远等^［37］研究发现，散结片显著降低肝癌大鼠肝组织CD163、p38MAPK、JNK蛋白表达，显著升高肝组织中CD11c蛋白表达，提示散结片可能是通过抑制MAPK/JNK信号通路，抑制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促进其向M1型极化，进而抑制肝癌大鼠肿瘤生长。

3.1.2 中药调控Treg

中药可以通过减少Treg数量并降低其免疫抑制作用，从而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达到抗HCC的作用。彭磊等^［38］用雪上一枝蒿多糖组分XP-10干预H22肝癌肺转移小鼠，结果显示低剂量药物干预显著下调荷瘤小鼠CD4⁺Foxp3⁺ Treg比例，提出雪上一枝蒿多糖组分XP-10能够显著抑制原发性肝癌的肺转移，其抑制效应部分通过下调Treg，并促进T淋巴细胞增殖、增强抗肿瘤免疫的机制而实现。高聚伟等^［39］研究证明龙葵碱作用后肝癌荷瘤小鼠脾细胞中Foxp3⁺免疫荧光强度明显减低，Treg表达水平明显下降，外周血中抑制性细胞因子IL-2、IL-10、TGF-β1的水平也明显下降，提示龙葵碱可能通过降低荷瘤小鼠Treg含量来改善免疫逃逸，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Wu等^［40］研究大黄蛰虫丸抗HCC的药效学基础和免疫机制时，共培养Hepal-6细胞与初始CD4⁺ T淋巴细胞，并施加大黄蛰虫丸干预。结果显示，大黄蛰虫丸的水溶性成分（PW）和乙酸乙酯极性部分（PE）均显著降低Foxp3表达，增加IFN-γ水平。并且，乙酸乙酯极性部分降低TGF-β、p-Smad2和p-Smad3的表达，大黄蛰虫丸的水溶性成分显著提高培养上清液中谷氨酰胺的含量，同时显著降低了α-酮戊二酸（α-KG）的含量，以及肿瘤微环境中乳酸脱氢（LDH）、谷氨酰胺转运蛋白（ASCT2）、谷氨酰胺酶（GLS）和谷氨酸脱氢酶（GDH）的水平。研究证明大黄蛰虫丸的水溶性成分主要通过影响肝癌细胞的代谢、改善肿瘤微环境酸度和谷氨酰胺耗竭来抑制Treg的分化，而乙酸乙酯极性部分主要通过调控TGF-β/Smad通路抑制Treg的分化。张丽瑾^［41］根据课题组前期实验，在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扶正固本作用的中药中提取了多种抗肿瘤的有效成分，筛选出QHF复方的基础上，通过体内外实验证实，QHF复方能够降低肝癌细胞分泌CCL20趋化因子，抑制肿瘤细胞通过CCL20/CCR6轴将小鼠外周血和淋巴组织中Treg吸引到肝癌组织周围，从而抑制肝癌免疫逃逸。

3.1.3 中药调控MDSC

中药通过减少MDSC的募集和分化，降低其免疫抑制活性，从而抑制HCC的生长增殖。Tian等^［42］研究显示，姜黄素明显抑制了肝癌组织中的MDSC、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和多种炎症因子的水平，降低TLR4、MyD88、p-IKK和NF-κB的蛋白表达水平，这表明姜黄素通过减少G-CSF、GM-CSF的分泌及抑制TLR4/NF-κB介导的炎症反应，对MDSC产生抑制作用，改善免疫耐受，从而显示出抗肝癌的作用。聂姝常^［43］的研究显示，金猫解毒方能够抑制小鼠肝原位移植瘤模型中CD11b+GR1+MDSC的数量，体外抑制活化的肝星状细胞诱导的MDSC募集和分化，以及ARG1和IL-10细胞因子分泌，其作用可能与阻断CXCL2-CXCR2-ERK和CXCL2-CXCR2-AKT通路有关。Xie等^［44］研究表明，健脾化瘀汤干预H22肝癌小鼠后，随干预时间延长，MDSC凋亡减少，并促进MDSC向巨噬细胞和DC分化，减少MDSC中ROS的表达，降低其对体外CD4⁺ T淋巴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Feng等^［45］使用甘遂半夏汤乙醇提取物干预H22荷瘤小鼠，实验结果显示甘遂半夏汤能抑制小鼠的肿瘤生长和脾肿大，显著上调脾脏和肿瘤组织中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和NK细胞比例，显著降低CD11b⁺F4/80⁺巨噬细胞和MDSC比例，Western Blot分析肿瘤组织和MDSC细胞发现AKT、ERK和STAT3的磷酸化水平明显降低，ELISA分析显示IL-1β和IFN-γ水平显著降低。研究表明甘遂半夏汤提取物通过抑制AKT/STAT3/ERK信号通路降低MDSC的积累，从而调节肝癌小鼠的抗肿瘤免疫。

3.2 中药调控抗肿瘤免疫细胞

3.2.1 中药调控NK细胞

中药通过增加NK细胞的数量，上调其杀伤肝癌细胞的能力，从而达到明显的抑制HCC进展的作用。Xie等^［46］采用离子交换色谱法和凝胶色谱法从白桦中分离纯化了一种多糖——白桦多糖，将不同浓度白桦多糖处理的小鼠脾脏淋巴细胞、NK细胞分别与H22、HepG2细胞共培养，结果发现淋巴细胞和NK细胞的细胞毒性均提高，并且白桦多糖能提高脾脏CD3⁺、CD4⁺、CD8⁺ T淋巴细胞和NK细胞（CD3^-CD49b⁺）的百分比，白桦多糖通过增强体外淋巴细胞活性，主要是NK细胞活性，促进淋巴细胞增殖，抑制肝癌细胞生长。Song等^［47］将HepG2与NK-92细胞共培养，使用五味子素b进行干预，结果显示焦亡关键调控因子GSDME表达提高，焦亡细胞膜气球化，LDH释放增加，SYTOX染色阳性细胞比例显著增加，穿孔素和颗粒酶B蛋白表达显著增加。随后抑制caspase以及采用颗粒酶B抑制剂进一步实验，研究结果表明NK细胞对五味子素b处理的HepG2细胞的焦亡作用机制与穿孔素-颗粒酶B-caspase 3-GSDME通路有关。ADAM9作为金属蛋白酶蛋白家族的成员，具有水解MICA蛋白的能力。Fu等^［48］研究发现蟾毒灵可以通过降低ADADM9表达，抑制MICA脱落来增强NK细胞介导的对肝癌细胞的毒性作用。Wang等^［49］研究显示高剂量附子能够升高H22荷瘤小鼠血清TNF-α、IL-1β和IFN-γ水平，提高脾脏中NK细胞百分比和NK细胞毒性生物标志物CD107a的表达，上调外周血中T淋巴细胞数量，下调外周血中抑制性受体NKp46、NKG2D和TIGIT的表达，从而增强适应性免疫和NK细胞介导的免疫。袁琴等^［50］研究以玉屏风散药液灌胃Hepa1-6 HCC小鼠，发现与模型组比，20、30、40 g生药/kg剂量组均显著抑制了肿瘤生长且呈剂量依赖性（P值均<0.05），同时下调了肿瘤组织STAT3/p-STAT3、PD-L1蛋白表达及吲哚胺2，3-双加氧酶（IDO）、TGF-β分泌，并促进了癌旁组织NK细胞活性相关因子颗粒酶B、穿孔素、IFN-γ的表达。研究表明玉屏风散是通过抑制STAT3的活化来改善HCC免疫微环境中NK细胞的免疫活性，从而抑制HCC的发生发展。

3.2.2 中药调控CD8⁺T淋巴细胞

中药通过促进CD8⁺T淋巴细胞肿瘤浸润，增强其细胞毒性，以及改善其耗竭表型发挥抗肿瘤效应。李汨等^［51］研究显示，芒柄花黄素提高荷瘤小鼠的CD8和颗粒酶B染色阳性率，降低荷瘤小鼠肿瘤组织中PD-1和PD-L1的mRNA和蛋白相对表达量，说明芒柄花黄素可以通过阻断PD-1/PD-L1通路激活CD8⁺ T淋巴细胞发挥抗肝癌作用。郭丹风等^［52］将柳穿鱼黄素干预肝癌小鼠后发现，肿瘤组织中CD8⁺ T淋巴细胞数目增多，IFN-γ、颗粒酶B等细胞因子及与CD8⁺ T淋巴细胞趋化密切相关的趋化因子CXCL10及其受体CXCR3表达水平均显著上升。Gao等^［53］研究表明，芍药苷干预H22异种移植小鼠和二乙基亚硝胺诱导的HCC大鼠后，显著增加肿瘤组织中细胞因子信号通路抑制因子3（SOCS3）的蛋白表达，同时降低p-STAT3和PD-L1蛋白表达。进一步实验，通过HepG2细胞转染SOCS3 siRNA，观察到p-STAT3表达增强，而iSOCS3+IFN-γ+芍药苷组p-STAT3、PD-L1的表达水平均显著降低。此外，在H22细胞和CD8⁺ T淋巴细胞共培养中，芍药苷高剂量组和抗PD-L1组的IL-2、IFN-γ、颗粒酶B和穿孔素1水平显著升高，H22细胞活力显著降低。研究证实，芍药素可能通过增强SOCS3来抑制STAT3/PD-L1信号传导，进而激活T淋巴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反应，抑制HCC生长。马晓洁等^［54］研究证明加味当归贝母苦参丸能促进H22肝癌荷瘤小鼠CD4⁺、CD8⁺ T淋巴细胞的增殖，明显降低LAG-3mRNA和蛋白表达，改善T淋巴细胞免疫活性、抑制肿瘤生长。Yan等^［55］研究显示，养阴扶正解毒方干预能升高H22荷瘤小鼠外周血、脾脏和肿瘤组织中CD8⁺ T淋巴细胞的比例，同时降低CD8⁺T淋巴细胞PD-1、TIGIT、TIM-3的表达，并显著降低血清和肿瘤组织中炎症和免疫抑制细胞因子（包括IL-1β、IL-6和IL-10）的表达，提高效应细胞因子TNF-α和IFN-γ的表达，此外，肿瘤组织中T淋巴细胞转录因子T-bet增加，Eomes发生降解。研究表明养阴扶正解毒方可以通过调节CD8⁺ T淋巴细胞耗竭表型来阻止HCC的进展。

3.2.3 中药调控DC

中药通过上调DC的数量，诱导DC成熟，使更多的肿瘤抗原被呈递给效应T淋巴细胞，从而抑制HCC的生长。俞永婷等^［56］将H22荷瘤小鼠经胀果甘草多糖佐助DC疫苗治疗后，肝癌组织中 DC表面标志分子CD80、CD86和MHC-Ⅱ的表达水平上调，荷瘤小鼠血清中IL-12和IFN-γ含量升高，IL-10和IL-4含量降低。Zhang等^［57］研究了枸杞多糖的片段LBP3对肿瘤相关树突状细胞（tumor-associated dendritic cells，TDC）免疫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实验结果显示，LBP3可上调TDC上MHC Ⅱ、CD80、CD86的表达，提高TDC分泌TNF-α水平，增强TDC促进淋巴细胞增殖和免疫抑制的能力，且可以降低内质网应激相关蛋白IRE1α、GRP78、XBP1和CHOP的高表达，减少脂质积累，提高共刺激分子在毒胡萝卜素诱导的TDC上的低表达。研究表明LBP3可通过改善毒胡萝卜素诱导的内质网应激，并抑制IRE1α- XBP1通路，减少细胞内脂质积累，提高TDC刺激T淋巴细胞的功能，从而对H22荷瘤小鼠表现出抗肿瘤效果。伍玉南等^［58］研究发现鳖龙软肝汤含药血浆对HBV相关肝癌患者外周血DC的增殖有促进作用。Yao等^［59］建立了小鼠HCC的原位移植模型，并应用玉屏风颗粒干预。结果显示，玉屏风颗粒降低了肿瘤和邻近组织中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SLP）、TSLP受体和OX40L的水平，增加了DC的CD80、CD86和MHC-II的表达，增加了Th1细胞因子（IL-12、TNF-α和IFN-γ）的水平和Th1/Th2比值，降低了Th2细胞因子（IL-4、IL-5和IL-10）的水平，研究证实玉屏风颗粒改善HCC小鼠肿瘤微环境的机制与DC介导的TSLP-OX40L通路有关。

综上所述，中药能调控免疫细胞，增强免疫监视，避免癌细胞免疫逃逸，从而抑制HCC的进展。其主要通过下调促肿瘤免疫细胞的数量、活性和上调抗肿瘤免疫细胞的数量、活性，改善其功能障碍来抑制HCC。此外，目前大部分中药调控免疫细胞干预HCC的研究集中在Treg、NK细胞和CD8⁺ T淋巴细胞上，TAM、MDSC和DC的研究较少，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中药是如何调控免疫细胞从而发挥抗HCC的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有关中药调控免疫细胞治疗HCC的机制总结见表1、2和图2。

4 小结与展望

HCC作为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虽然目前已有大量的治疗手段，但其复发率及死亡率仍然较高，治疗方法需要进一步完善。免疫细胞作为肿瘤微环境中重要的成员，对HCC的生长、进展及转移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探讨免疫细胞在HCC中的免疫调节机制有助于HCC治疗的研究。在HCC中，促肿瘤免疫细胞发挥着负向调节的作用，包括M2巨噬细胞、Treg、MDSC等，起免疫抑制作用；抗肿瘤免疫细胞发挥着正向调节的作用，包括M1巨噬细胞、NK细胞、CD8⁺ T淋巴细胞、DC等，其进行免疫监视，阻碍肿瘤进展。肿瘤发展过程形成的免疫抑制微环境，使免疫细胞转化为功能障碍或具有促肿瘤作用的细胞，以满足癌细胞的生长需求。本文综述国内外实验数据发现，中药能调控免疫细胞的数量及功能，加强免疫系统的免疫监视，从而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转移，这为中医药临床干预HCC进程提供新的证据。但是，目前中医药调控免疫细胞抑制HCC的发生发展研究仍存有不足：（1）就本文总结的6种免疫细胞来说，中药调控免疫细胞干预HCC的研究集中于Treg、NK细胞和CD8⁺ T淋巴细胞，TAM、MDSC和DC的研究较少；并且中药调控免疫细胞发挥抗HCC的机制有待进一步明确。（2）免疫细胞在HCC中的作用机制复杂，癌细胞、免疫细胞及相关细胞因子等之间的作用相互交织，因此很难阐明中药确切作用于单一靶点还是多靶点调控免疫干预HCC。（3）目前中医药在干预HCC方面的研究仍以基础研究为主，临床研究数据尚缺乏。现阶段可以深入研究中药调控TAM、MDSC和DC对HCC的影响，进一步明确中医药调控免疫细胞干预HCC的作用机制，再结合中医药临床研究，为肝癌的治疗提供新视角及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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