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化场域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解构与进路

Deconstruction and approa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intellectualization

摘要

随着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进入了数智化时代。在这一场域中，思想政治教育在主流话语中的中心地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轻重问题等都面临解构的威胁。只有通过构建基于主流意识的“信息茧房”，进行思政教育的“精准滴灌”，缩小教育者和受教育的数智和情感距离以畅通话语和情感路径，同时处理好“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并做到“道器合一”，才能构建虚拟和现实相融相促的新型思想政治教育生态。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pplication technology, human beings have entered digital intellectualization. In this field,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ainstream discour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ors and educatee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priority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are all facing the threat of deconstruction. Only by constructing an “information cocoon” based on mainstream consciousness to carry out the “precise drip irrig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arrowing the distance of digital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emotion between the educator and the educated to smooth the discourse and emotional path, and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ao and instrument”, can we build a new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cology that integrates virtual and reality.

关键词

数智化 / 思想政治教育 / 解构

Key words

digital intellectualization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deconstruction

场域理论源于物理学，这一概念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始于格式塔心理学。此后，布迪厄经过研究和反思提出了场域理论，用来指代一种人类行为的概念模式。此处的场域（field）并非单指物理环境。在场域理论视野下，个体的行为也受其所在场域的他人行为和其他相关因素所影响。“数字化”是技术概念，“数智化”则属于数字技术的应用。“数智化”包含三层含义：数字智慧化、智慧数字化，以及这两者的结合。在数智化的场域下，“原子”世界的逻辑逐渐被“比特”世界的逻辑所蚕食和取代，信息的爆炸、时空的拓展、技术的进步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人类各生存领域都产生了再造性的影响。在数智化的场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在多个方面呈现出解构的倾向。

1 思想政治教育的解构

1.1 主流话语的弱化和思想意识多中心的强化

牟取利润是资本的逻辑。在数智化的场域中互联网记载了海量的用户行为和数据。如何让这些数据成为数字资本进入生产环节，成为创造丰厚利润的工具，是资本的首要逻辑。数智化技术在收集和加工个体网络痕迹和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其网络偏好，并将其函数化，勾画出“千人千面”的个体画像，据此向其推送相关网络话语。例如，在“流量为王”的驱使下，网络平台通过制作、推荐和传播短小但成瘾性极强的网络话语，用碎片化的网络话语填充和打碎网络个体的时间，以满足个体快餐式的精神需求，成为提高数据生产率的首选^[1]。

这种智能的算法推荐在某种程度上比用户个体更了解自身的网络偏好，能为用户个体量身定做、筛选和推荐相关网络内容，为个体建构起了隔离和筛选网络话语的“过滤气泡”。无论是因为个体最初的主动筛选还是被动地接收算法推荐，用户个体随后的网络行为都会不断提升智能算法推荐的准确性。如此往复，在逐步精确化的算法推荐中，用户个体就容易被包裹在算法推荐所形成的相对狭小的“信息茧房”中，从而不知不觉失去了获得其余网络话语的机会和可能。在智能算法的加持下，不同的“过滤气泡”造成了各异的“信息茧房”，弱化和隔绝了主流话语的中心地位，出现了多“茧房”和多中心的情况。进而，网络用户个体就容易成为主流话语传播的盲区，智能算法推荐从而成了弱化主流话语统一性的“帮凶”^[2]。

同时，在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看来，数智技术会对其用户的“共同点”加以诱导和聚合，从而形成具有相同或相近价值观的社群或“圈层”，导致个体和群体意识的强化^[3]。当受教育者将强化的群体意识视为其“精神乌托邦”时，其思想认知就容易出现逐步固化的情况，从而在更广的范围内导致思想意识多中心的出现；在圈层内部意见领袖的操纵和影响下，甚至出现“群体极化”的现象。这种多元亚文化的排他性、扩张性，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性和权威性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张力，甚至出现敌对情绪，阻碍了思想认知共同体的形成。

1.2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关系的解构

在数智化场域中，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已由Y世代的“数字移民”变成Z世代的“数字原住民”。对于教育对象而言，他们更习惯于网络生存，丰富的网络资源极大地拓展了他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弱化了教育者作为信息来源中心的地位，教育者已不再是信息的唯一来源。同时，数智思维和生存方式上的不同，会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产生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在数智化场域中，受教育者甚至反而对教育者进行“数字反哺”。这就更加颠覆和解构了原有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传统的二者关系面临解构的风险^[4]。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教育者通常采取线下面对面的形式，如个别面谈和多人座谈，了解和收集受教育者的思想动态，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这是一种具有即时性、单向性和在场性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5]。在数智化场域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更多是“不在场”的虚拟互动，虽然这种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全时段、互动性、可回溯的特征，但这种线上互动过滤掉了可感可触的、有温度的面对面的情感交流，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可能异化为师生与数智平台之间的无情感交流，难以产生触动人心的情感互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这种“虚拟在场”，或者说思想政治教育双方在物理学意义上的时空分离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情感抵达。长此以往，思想政治教育本应具有的人文温度可能被逐步弱化，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可能被数智场域所湮没和祛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情感交流可能会更加困难，两者的关系也可能会逐渐疏远、冷淡，而不是亲密、温暖^[6]。同时，叠加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个体认知图景上的不同，以及非语言线索的缺失，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时空上的疏离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误读也埋下了伏笔，成为教育双方正确理解的障碍，进一步加剧了两者关系的疏离。

在数智化的场域中，低壁垒、开放式和互动式的数智空间弱化和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中心—边缘”的单向圆心式或者说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播路径。数智技术重塑了思想政治教育，去中心、扁平化、互动性，使得教育者不再能“高高在上”。不仅如此，在数智化的场域中，思想政治教育者进入了一个福柯式的逆向（反向）全景敞视空间，他们不仅受到数智平台的全景监控，所有受教育者也以拉图尔式的“独景窥视”监控着教育者的言行^[7] 。教育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某种程度上被消解，只能谨言慎行，而受教育者由于缺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的约束，则可以以“虚体”在场，实体则我行我素^[8]。

1.3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张力

在数智化场域中，数智平台对受教育者日常生活的介入程度越高，主体就越无法脱离被数智化所不断制造出来的需要。数智平台利用大数据收集受教育者的网络行为痕迹，并转化为平台生产的数据原料。精准的话语推送不仅是数据生产和数据消费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纠缠，更是让受教育者的网络生存异化为非生产性时间的消耗和浪费^[9]。受教育者往往会沉迷于“数智海洋”的碎片化感官刺激，而丢掉了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忘却了真实的“物理陆地”。数智化场域在以更隐蔽的方式剥夺受教育者可以用于丰富和发展的自由时间，消解主流意识和核心价值，工具理性在不断蚕食价值理性的空间。

在数智化场域中，数智平台对数据有极大的依赖性，但是数智化的数据识别和算法系统从最初就决定了哪些数据可以被识别和运算、哪些则不可以。这就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并非所有受教育者的网络痕迹以及并非受教育的所有网络痕迹都会被数智化技术收集和分析。所谓的数据精准只能是部分和局部的精确，这就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数据缺失”或者说“数据洼地”，从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和受教育者适配的准确性，造成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

雪莉·特克尔说，当人和“机器生物”分享情感的时候，人就已经习惯于把个人情感压缩到“机器生物”可以制造的范围内。当现实的人受制于虚拟的数智技术时，个人就被引入了“机器生物”的思维中。当现实的人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权交给数智技术时，工具理性就遮蔽了一切。在数智化场域中，如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过分依赖数智平台、缺乏足够的独立思考、盲目崇拜数智化，就会在无意中造成“数据依赖”，从而陷入“技术崇拜”的窠臼，让价值理性成为工具理性的附庸。

2 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路

“数智化”重构了人们当代的生活场域，解构着原有的思维、生存和治理模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塑造和发展人的教育实践活动，势必需要顺应时代潮流，更好地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1 构建基于主流意识的“信息茧房”

只有充分了解和把握受教育者的思想动态，教育者才能科学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传统的思政教育中，教育者主要依靠群体观察、个体谈心等方式获取受教育者的思想动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观性、低效性和片面性^[10] 。在数智化场域中，各种数智平台为受教育者的思想和情感表达提供了更便捷和更私密的空间。受教育者在自我表达的过程中多以虚拟身份在场，处于潜意识输出的状态，增加了情感和思想表达的真实性。数智化场域为教育者获取教育对象这些真实的思想动态提供了全时空、全面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途径和方式。

在数智化场域中，由于大数据、智能算法、机器学习等数智技术的加持，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对教育对象的行为特征、思想动态和价值取向进行精准画像和细分，从而根据教育者的实际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精准地定制和供给，做到精准调适、按需生产和分众传播，使思想政治教育从传统的“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11] 。这就把主流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思想状态具化为本质相同但内容各异的众多的思政教育的“信息茧房”，守护和陪伴受教育者的思想发展进步。

这种基于主流意识，并进行思政教育“精准滴灌”的众多“信息茧房”需要借助于多维立体的数智化传播矩阵；需要借助微信、微博、短视频等多种数智平台和传播手段，打造多全方位、立体化和谐共振的数智化场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传播矩阵。同时，也需要借助数智技术将传统的语言和文字作为媒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转变为受教育者所喜闻乐见的可视化、场景化、幽默化和短平化的话语模式，以更好地达成思政教育的目的。

2.2 缩小思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距离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3年12月，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74亿人，网民使用率已达98.3%，网络视听这一“第一大互联网应用”地位愈加稳固。但在数智化场域中，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还存在不适应“Z时代”受教育者的情况。

思想政治教育者普遍对知乎和微博超话等数智平台关注力度不够，对受教育者在抖音、B站、小红书等数智化空间的生存状态不够了解，对数智空间的思政资源敏感度不够、挖掘深度不充分^[12]，高校公众号等校内数智育人平台的作用发挥不到位，数智思政更多地停留于口头和口号，还没有入脑、入心、入行。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数智化的场域中，并没有越走越近。因此，在数智化场域中，教育者需要更多地关注和了解受教育者的网络生存状态，用具体、生动和鲜活的视觉叙事，代替抽象、单一和枯燥的传统思政教育的精英话语模式，将思辨、抽象和宏大的主流意识融入场景化、人物化和故事化的多媒体叙事中。只有用生活式的、交互式和叙事式的话语，才能弥合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模式所造成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间的隔阂、克服单向度话语的痼疾，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创造一个平等的场域，使教育者及其话语更具吸引力、亲和力和感召力，拉近两者的心理距离，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者也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在受教育者聚集的数智平台潜潜水、看看贴、发发声、聊聊天，了解受教育者的所思所想、收集好的想法和建议，以便在随后的思想教育工作中能更好地做到“心连心”，更好地做好育人工作^[13]。同时，数智化场域虽然构建出人类生存和实践的虚拟空间，但不能以数智化剥夺现实世界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这势必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脱实向虚”，甚至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停滞和倒退。虚拟生存终究是现实的延伸，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关注与受教育者在现实中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拉近心与心的距离，毕竟“亲其师”才更容易“信其道”。

2.3 端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

数智化作为一种赋能手段和实现路径，其目的应该是让思想政治教育更科学、更有效、更公平、更有质量。但数智化本身并非价值中立，它具有自主性和扩展性。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始终占据价值的主导地位，赋予数智技术正面的价值负载。

在数智化场域中，数智技术是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的基本因素，但技术的生命应由教育者赋予，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应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和指导作用，技术运用的向度、效度，关键还是在于人。所以，在观念上需要摒弃“人不如技”或“技不如人”的错误认识。数智化场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应是技术对人的主导，也不应是人对工具技术的无视，而应科学地看待和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坚持“人技协同”，坚持“道器合一”的逻辑，坚持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服务的理念^[14]。唯有如此，实现数智技术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融合，方可造就全新的思政教育生态，实现更理想的思政教育效果。

如果过度推崇数智技术，无限放大数智技术的作用，主张依赖数智技术手段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所有问题，而缺乏足够的价值引领和规训，就容易落入技术至上甚至唯技术主义的陷阱，可能会造成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矮化价值理性，甚至造成主流价值观的“缺场”，威胁主流意识的安全^[15]。

3 结束语

在数智化的场域中，虚拟的数智空间是受教育者生存的“第二空间”，资本的“信息茧房”可以制造出思想意识的多中心，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茧房”则可以“精准滴灌”、“因人施策”，守护和陪伴受教育者的健康成长；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出现了关系疏离的现象，这需要缩小和消弭两者之间的数字和话语鸿沟，畅通两者的话语沟通，密切两者之间的情感联系，做到“情理交融”，发挥情感因素在思政教育中的正面作用；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者也要端正对数智化的工具理性和思政育人的价值理性的认知，坚持“工具为用”“价值为体”的原则，打造虚实结合的新型思政教育生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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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现代语境下英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研究”(2021SJA2490)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十四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高校英语写作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与实践”（YB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