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脱贫攻坚战的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已进入一个稳定、快速、高水平的发展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1]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将博物馆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展示了“博物馆力量”，为博物馆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大环境；同时，文化强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目标牵引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社会对博物馆需求猛增；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促使智慧博物馆和数字博物馆频出，文创产品引领“国潮”时尚，将参观博物馆作为度假休闲和文化消费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
人类社会进步的表征，不仅在于生产与生存技术的不断进步，也表现在社会制度、机构建设的不断完善。博物馆创设是人类文化机构设施建设进步的体现。博物馆本质上就是历史的存储和记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见证
[2]。博物馆的基本职能就是通过承载历史信息的藏品向社会传播，从而承担传承历史、教育当代、启迪未来的重任。
博物馆的基本功能是收藏、展示和教育。而发生在博物馆里最有效的教育是场馆学习。“在博物馆、科技馆、展览馆等非正式学习场合中发生的学习被统称为‘场馆学习’。”
[3]21世纪初，场馆学习从国外传入，且在中国曾一度颇有热度，与博物馆联系密切的教育技术领域研究者也多有涉入，也有教育期刊推出“场馆学习”年度专题，倡导学界“参与到对场馆学习的研究中来，进而推动中国各类场馆能够不断提升其知识传播和环境育人的效益。”
[3]从场馆学习理论到场馆学习实践多方位展开研究和探索，倡导鼓动，推波助澜。
然而，面对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持续推进，场馆学习如何顺应，如何治理，如何壮大，如何解决人民群众对场馆学习的迫切需求与场馆学习理论实践尚不够完善之间的突出矛盾。本文以来自中国高校首家教育技术博物馆的真实体验，试图从场馆教育走向场馆传播的全新定位、理论与实践并驾齐驱、线上线下混合运行、数字信息技术强力支撑、教育技术人主动介入等方面，寻找治理之法，探索发展之路。
1 治理之策：从场馆教育走向场馆传播
2013年，时任总理李克强签署的《博物馆条例》中，明确指出博物馆的三大功能是教育、收藏和展示。与之前条例不同的是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从第三位提到了第一位。12年时间过去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旅事业的发展速度惊人，许多博物馆成为当地的靓丽名片，使得博物馆的社会地位日渐提高，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日益彰显，尤其是博物馆的公众教育功能，充分体现了博物馆的社会文化责任担当。同时，教育功能的体现形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除非学校等教育机构组团本着明确指向去博物馆研学实践、党建团建，普通民众怀揣接受教育和专业学习目的去参观博物馆则显得牵强，而通过博物馆的实物媒介传播，通过数字博物馆的虚拟网络传播，通过大众手持移动智能工具的个体传播，在休闲娱乐和游览消遣中，不自觉地潜移默化发生学习教育倒显得顺理成章、真实可信，顺势而为、潜移默化成为博物馆功能体现的主流。从博物馆教育走向博物馆传播，从博物馆主动开展场馆教育到大众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场馆传播学习，这是博物馆文化一次质的飞跃和理性回归。因此，正确定位对于场馆学习而言可谓治理之策。
博物馆教育的起源可追溯至18世纪公共博物馆的创立。法国的罗浮宫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博物馆一直以教育启蒙为己任，即博物馆教育和博物馆本位。博物馆的本质和灵魂在于其藏品，藏品是博物馆的价值所在和灵魂体现，即博物馆本位。随着博物馆理论发展和博物馆实践深入，通过藏品传递物的价值，从以物为本开始向以人为本转变，通过参观者参与活动和互动体验，让参观者从单纯的视觉感受走向多器官与藏品接触，玩中学、学中玩，达到休闲娱乐、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能力的目的，完成由“博物馆本位”向“学习本位”的转变，随之实现由“博物馆教育”向“博物馆传播”的转变、向“场馆学习”的转变。
博物馆藏品的信息传播功能和价值已不亚于其收藏传承功能。据2022年5月9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公布的两个博物馆定义最终讨论提案：“博物馆以具有包容性、多样性和参与性的方式进行运营并与社区和公众进行交流。”“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
[4]，与2007定义中“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相比
[5]，更突出了“符合道德”“非营利性”“与社区参与和公众交流”等关键点，这里的“交流”就是原定义中的“传播”。在博物馆传播过程中，通过展览、讲解以及多种载体和中介物，实现其社会传播职能
[5]，成为与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传播媒体作用相同的媒体。博物馆传播旨在通过参观者亲临传播信源——博物馆藏品，与具有高度真实性的藏品面对面交流，从而达到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和情绪的综合作用和满足享受。
2 治理之道：理论与实践并驾齐驱
场馆学习与场馆建设是亦步亦趋的，而有关场馆学习的研究则是伴随着非正式学习的兴起而逐步趋热。场馆学习研究早期是基于人口学视角的场馆学习之描述性研究，随后向基于人类学视角的场馆学习之解释性研究的方向转化，社会文化视角已经成为当今场馆学习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6]。“迄今为止，关于场馆学习的研究已形成了以参观者为主和以场馆学习环境为主的两大研究取向，并逐步确立了以社会历史文化理论为主要解释框架的基本立场”
[6]。进入新世纪，虽有科学教育领域和教育技术领域的学者从多方面对场馆学习展开研究，不仅研究“场馆学习是如何发生的”“博物馆中人是如何学习的”这样的普及型问题，而且探索场馆学习系统中环境设计、活动设计、模型设计以及新兴技术支撑等核心要素，某些研究还探索了场馆学习的支持服务系统、学习评价原则和评价指标体系，这一切都为建立和发展场馆学习理论体系，为研究场馆学习理论与实践的整合打下了基础。
那么，新时期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怎样的场馆学习理论体系？其理论框架包含哪些主要元素？又需要开辟哪些实践场域呢？我们认为，应该借鉴和学习国外场馆学习理论，引进吸收适合中国国情的内容，结合中国场馆学习的现实和需要，以社会历史文化理论为基本框架，从与场馆学习相关的基本理论和理论基础出发，基于大众传播视角，搭建中国式的场馆学习理论体系。
与博物馆教育和场馆学习相关的基本理论主要有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教育学和心理学是一切学习活动发生、发展的基本指导理论；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传播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功能，博物馆从开放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文化传播活动，展陈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馈、展陈信息与对象的交互作用等，都离不开传播，更是新时期破解场馆学习困境的基本指导理论。
博物馆教育和场馆学习的本质特征是自我教育、自我学习，因而一般意义上的学习理论也就是场馆学习的理论基础。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学习理论是情境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鉴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所以，场馆学习理论体系的基本元素应该包括教育原理、学习理论、社会文化、传播机理、展陈设计、新兴技术、人工制品、支持服务及学习评价9大版块。鉴于场馆学习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这里仅仅是笔者的一点学习探索，更进一步的工作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行。
在场馆学习实践方面，不仅需要关注一般的学习过程，还应该研究和借鉴大众传播。社会环境监视、协调社会关系、传承社会遗产及提供休闲娱乐，是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也是其价值的外在体现。对于社会环境监测和协调社会关系，博物馆具有隐性的、间接的作用；而对于社会遗产传承和提供社会娱乐，是博物馆功能的外在表现、直接体现，也是最基本的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休闲娱乐、陶冶情操的场所和条件，是博物馆存在的基本价值。在休闲娱乐基础上而实现的学习教育功能，是博物馆基本功能的拓展和延伸，也是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重要途径，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建的“中国航天博物馆”、东北林业大学创建的“中国森林博物馆”、南通大学创建的“现代教育技术博物馆”等，这类专题博物馆重点关注某一专门领域，主题突出、个性鲜明、文化底蕴深厚，原本是出于高校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专业优势，以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为目的而创建的。伴随国家对科创教育的提倡和扶持，高校专题类博物馆的学习教育功能大幅延伸，高校积极申报省、市中小学生科学教育基地，作为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平台，实现校地互动、同频共振，展示博物馆人的力量和智慧。
只有建成较为完善的场馆学习理论体系，在这一学习理论指导下，注重场馆学习的传播性和真实性，遵循场馆学习的基本规律，在实现博物馆基本功能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发生场馆教育和场馆学习，形成一个理论相对完善、实践广泛多元的泛在学习领域，场馆学习才能生成和推广，才有生存壮大的空间和土壤。
3 治理之器：信息技术强力支撑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是支撑国家教育数字化发展战略的核心技术，也为博物馆建设和场馆学习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正在逐步走向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成为国家教育数字化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信息技术中的移动技术、资源开发与管理技术以及虚拟现实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是场馆建设与场馆学习的主要支撑技术。
3.1 移动技术与场馆学习
移动技术带来了“便携式博物馆”，“一机在手，通览馆藏”。其作用在于通过参观者的自带设备，为参观者提供场馆导览、观瞻计划、信息共享等多种服务，促进参观者与场馆相互融合，使参观者能够打破时空限制及时获取所需的资源和信息。目前，许多博物馆，尤其是新建的各类专题博物馆，已经把移动技术的应用作为场馆建设的标配。
进入信息化社会，人们无论是预订门票、预约参观、观瞻博物馆藏品，抑或是随时随地浏览博物馆网站，都希望能通过无线移动设备，充分使用碎片化时间，实现与被访对象之间的有效对接和交流互动。在现代教育技术博物馆，参观者不用跟随导游路线而动，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需求和时间安排，通过智能手机自我导览，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区域和藏品内容，通过扫描二维码，或通过馆内的数字一体机设备，搜寻播放电子智能解说，观览特色藏品的图文介绍，完全实现自我选择、自我观瞻和互动体验，从被动参观走向自主学习。
目前，应用于场馆建设和场馆学习的移动技术主要包括各种终端App、基于定位的跟踪推送服务和社交媒体。其中，终端App和社交媒体以其可视化和便捷性，为场馆建设提供资源共享，为进馆受众提供互动平台，尤其是精准推送服务，场馆会主动向参观者推送有关展品信息或相关活动信息；同时，通过众筹互动方式，体现当今社会构成的最小单元—社区，通过社交网络来提高社区民众在场馆活动中的参与度，引导参观者提供自己符合伦理的诉求和拥有的有效资源，以增加场馆活动内容，方便场馆参观者互动。当然，这里更多的是一种智慧投资、个人参与、互通有无、丰富馆藏。现代教育技术博物馆通过众筹方式，把到馆参观游学的教育技术专业学生在馆内的学习互动视频留下作为众筹资源，后续参观者喜闻乐见、学习借鉴。
3.2 资源开发管理技术与场馆学习
以馆藏展品为对象的数字化内容创作及互联网出版技术，是进入信息时代博物馆实用技术的新拓展。但由于其成本高、收效慢，目前尚属小众技术应用，还不能形成大量的数字化场馆学习资源。现在的各类场馆出于阅读方便和节省成本的考虑，已在逐步淘汰纸质图片和印刷品，场馆电子出版物日渐兴起，各类场馆有多处电子屏，让参观者自主电子阅读，实现多种信息传递互动。
在场馆建设和场馆学习中，最为常见的资源开发与管理技术就是藏品数字存储技术与展品开放内容技术，为展品提供数字化的信息检索与信息拓展支撑，赋予其时代性内涵，以多渠道满足各类人群的个性化需求。鉴于当下博物馆急速建设的现实，往往先期只建设实体博物馆，针对藏品的数字转化工作随后展开，比起图书馆和档案馆已经高达50%乃至60%的数字化比例来说，博物馆数字化工作已经明显滞后。在开放内容技术的支撑下，将场馆展品变为数字化网络资源，技术实现并不困难，问题的难点在于共享资源往往涉及展品知识产权、所有权等相关法律问题，开放和交流馆藏资源，需要在资源共享与保护原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认为，只要是用于非营利性目的、为大众无偿服务的场馆参观和学习教育，那么网络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就应该相对低一点，共建共享，合理利用。
在场馆建设领域，建设者们发现采集高品质多媒体文件极具传播应用价值。教育技术人与场馆专业人员紧密合作，共享知识产权许可，挖掘富媒体信息，从而开发衍生产品。由富媒体技术开发的二维和三维动画、影像、声音这些场馆信息资源，不再是馆藏文物数字呈现的辅助，业已成为数字技术应用的重要内容，所占份额日益增大。通过媒体引导和藏品内涵开发，挖掘藏品背后的内容，使本来貌似平凡的物件以多种技术方式呈现，从而实现馆藏文物的自然溢价。
3.3 虚拟现实技术与场馆学习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博物馆是技术应用的高阶阶段，主要包括基于手势的运算技术、虚拟访问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尤其是近两年趋热的文生文/图模型ChatGPT和文生视频模型Sora的教育应用，它不仅在于打造数字博物馆、虚拟和仿真一些珍贵的藏品，而且在于营造全新沉浸体验互动式的场馆学习环境。通过DeepSeek、机器学习等技术，从人机协同视角出发，实现协同教学、协同学习、协同决策，将其应用于场馆学习中，让参观者快速检索相关信息和资料，弥补和丰富场馆解说内容，提高解说效率，降低人工成本。通过数字大模型等信息技术手段，能够根据参观者的个性差异和不同需求，为其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和观展服务，全面提升和深化参观体验。当然，目前的虚拟现实技术仅仅是初步应用，还处在探索开发阶段。譬如基于手势的运算技术，让展品在交互过程中回应参观者，让参观者通过移动终端，借助身体部分实现相关操作、人机互动、与展品互动；这中间最有价值的是虚拟访问技术，它完全打破了以往场馆参观中禁止接近或触摸藏品的束缚限制，参观者以场馆现场提供的或自备的移动信息终端为媒介，通过触摸、脸部表情等方式与展品进行互动体验，以弥补传统场馆学习中不能接触藏品原件的限制，切实感受体验藏品的触感和真实感；而增强现实技术，能够让传统藏品不可见的部分变得可见、不可动的部分变成动画，是传统视听体验参观的拓展和升华，有助于场馆学习和记忆，有助于参观者强化对展品的理解和认知。
4 治理之术：线上线下混合运行
不仅在非常时期，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盘活场馆学习资源，做到“闭馆不停看”，而且在平时，线上线下混合参观，也是解决异地参观博物馆的有效手段，构建博物馆开放线上线下混合式运行新常态，这是培育场馆学习、推动泛在学习、营造教育新生态、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全新命题之一。具体表现为：
4.1 互联网技术支撑场馆信息多渠道传播
起步才短短三十多年的互联网技术，大大革新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博物馆展示的形式和场馆学习的方式，大部分博物馆已经做到了实体场馆与虚拟场馆并存。各类教育资源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丰富和开放、便捷和自由。以往进馆参观，到门口索取博物馆概览介绍小册子、跟随讲解员认识藏品、靠记忆存储馆藏信息的模式将日益淡化或成为历史。场馆存在的意义除了为参观者提供物理空间的同时，更大程度上是引导参观者认识发现、解读藏品和创意关联，协助参观者发现和探索藏品之外的意蕴，联想创新，让参观者由此获得进一步的认知和体验，借助参观者参与互动而生成新的馆藏资源，以加强藏品的持续建设和资源管理。
4.2 开发数字博物馆成为博物馆建设标配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等多种互动体验技术的应用，博物馆建设者从建馆伊始就实现了高起点、高站位，在建设实体博物馆的同时，同步开发和建设数字博物馆。非常时期的大考，将基于实体博物馆参观体验的场馆学习推到了前台，受制于非常时期闭馆参观或限流参观的现实，线上浏览数字博物馆兴盛一时，足不出户，不用花费，就可以观览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甚至实现部分的交流互动，方便快捷，多快好省，技术的进步带动了场馆学习的进步。
4.3 线下参观成为更高层次的体验和调研
作为博物馆的主体和灵魂是馆内藏品，数字技术再发达、数字博物馆再逼真、藏品内容再丰富，毕竟是技术的虚拟仿真，缺少起码的质感和真实感，尤其是对史实性和专业性要求较高的文物考古、钱币类等专题博物馆更是如此。何况对某些藏品的近距离视觉观瞻，与实物的交流互动，其质感和触感、亲近感和愉悦感，激发灵感和创造力，更是网络图片浏览无法替代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线上线下混合运行才是场馆学习的常态和必然。
总之，任何博物馆的核心价值都在于物的表达，也就是让藏品说话，通过藏品表达一定的信息、思想和观点。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撑的线上线下混合式场馆学习，“契合博物馆教育的固有特点，成功沟通博物馆藏品与观众的交流，构建多维的信息传播通道，解决‘物’的充分表达和‘人’的有效接收之间的矛盾”
[7]，已经成为当今场馆建设和场馆学习的新常态。
5 治理之人：教育技术人主动介入
面对新时期博物馆发展的现状，要实现从博物馆教育向博物馆传播的过渡和转变，仅仅依靠博物馆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重温历史，汲取经验，在场馆学习中有教育技术人的身影，以教育技术人的教学设计、前沿技术、服务理念、强力支撑之优势，破解场馆学习之困境。其根本理由在于：
第一，出于历史发端的渊源性。学校博物馆的创建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叶
[8]。在视听教学开展较早的美国，其学校博物馆的创建与视觉教学、视听教学运动是相伴相随的
[8]。先有博物馆教育，后有视听教学，学校博物馆的场馆学习为后续的视听教学运动提供了借鉴和经验。“早期的学校博物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推进，逐步转型为专门的视听教学部门，成为教育技术的一个重要发端。”
[8]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专业细化和实践领域的不同，教育技术与博物馆教育才逐步分离。追根溯源，教育技术与博物馆教育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相孪相生。
第二，出于学科属性的交叉性。教育技术是一个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是在现代教育理论的指导下，现代科学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教育技术不仅覆盖了学校教育，而且其触角伸向了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场馆学习作为泛在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技术人本应主动作为、深入其中，且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何况百年来的博物馆教育和场馆学习尚未建立起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完全有必要引入与社会教育颇有渊源的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引入作为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的传播理论，在实践中构建场馆学习理论体系，丰富和优化场馆学习实践探索。
第三，出于技术应用的相通性。每年推出的“地平线报告”，其中公布的新媒体、新技术及其教育应用，同时也是博物馆建设和场馆学习中涉及到的新媒体、新技术。不论是博物馆建设中的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电子耳麦等技术支持下的自导式参观学习，还是在线展厅、收藏沙龙、交流专区、移动技术等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上博物馆互动学习，抑或是全景式视觉观赏、幻影成像、数字沙盘、虚拟增强现实、开放资源等技术的数字娱乐体验式学习，都是教育技术正在运用或者开发研究的新媒体、新技术，只是使用的场景由学校课堂、家庭社会转到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场馆而已。
第四，出于现实需要的迫切性。近年来，以场馆学习的兴起为契机，国家高度重视科普教育活动，推出在中小学校开设科学教育课程，增加科普课题立项份额，加强科普教育基地建设，加强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等一系列举措，这中间“活跃着大量教育技术专业人员的身影，这让我们有理由对教育技术领域与博物馆携手推进场馆学习的研究与实践充满期待。”
[8]所以，无论是场馆学习理论建设，还是场馆学习实践开展，“作为与博物馆一度拥有紧密联系的领域，教育技术的专业人员负有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
[8]。截至目前，尚无任何一个学科和领域与博物馆教育和场馆学习有如此亲近的血缘关系，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地展望，不论是昨日重现，还是失而复得，场馆学习都必定成为教育技术未来发展的重要场域。
6 结束语
场馆学习是博物馆教育职能的时代延伸，是场馆建设的核心价值体现。进入经济社会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的新时代，博物馆、科技馆等场馆已成为公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同时也成为全民终身教育的新阵地。不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反观现实，教育技术人在大范围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中，身影无处不在，充当“在线教学服务师”，服务全民数字信息素养提高工程，服务和支撑国家数字发展战略
[9]，彰显教育技术人的时代使命和责任担当。那么，在新时期的场馆学习中，有必要以史为鉴，继续引领场馆学习，设计场馆学习，服务场馆学习，有力促进和保障场馆学习的持续推进和健康发展。
在近年兴起的筹建博物馆热潮中，经济发达地区独领风骚，他们以国家文化强国战略为契机，制定和推出博物馆强省计划。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创建博物馆成为一种文化时尚。但我们必须知道，时尚不等于方向，创建博物馆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追求，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显性展示。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创建博物馆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博物馆不能当作摆设和门面，而应该建有所用、建有所为、服务社会、造福民众，要知道，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且是诸多社会矛盾中比较突出的矛盾之一。
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博物馆建设热度不减，数量猛增，但伴随博物馆建设而本应出现的博物馆教育热和场馆学习热却并未出现，现实与愿景无法匹配。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正确引导各地博物馆创设方向，保护各地博物馆建设热情，审视和发现博物馆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培养培训博物馆专业人才队伍，用足用活现有的场馆资源，这中间尤其应该注意盘清盘活现有的场馆资源，全国6 183家备案博物馆，这是一个体量和市场足够大的场馆学习资源，这其中又有多大比例的场馆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呢？诸如中国高校第一家教育技术博物馆——现代教育技术博物馆一样，其专业场馆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合理利用？确实值得我们直面审视、深度思考。究其原因，我国场馆资源和学校课程的衔接机制还不成熟，许多专题博物馆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学校如果能够根据学科性质，选择相应的场馆资源，进行课程设置方面的融合，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虽是被动场馆学习，但在目前条件下仍是最为有效的场馆学习；另一方面，学生如果能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喜欢的场馆资源，自我浏览，自我学习，无疑会事半功倍，这是主动场馆学习，也是未来具有无限潜力的场馆学习。只有真正实现了主动场馆学习与被动场馆学习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提质增效，促进场馆学习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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