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形成机理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attern in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摘要

目的 科学认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格局特征与形成机理，是推动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方法 运用国土空间转移矩阵、标准差椭圆法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200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揭示其形成机理。 结果 （1） 研究区国土空间水平地域和垂直梯度特征分异明显。（2） 生活空间扩大1 814.3 km²，生态、生产空间分别减少2 752.56 km²和917.46 km²，城镇生活空间、农村生活空间和工矿生产空间的增大与农业生产空间的减少具有显著的协同关系。（3） 农业生产空间流失严重，城镇和农村生活空间聚集趋势显著。（4） 地形起伏度、年平均降水量和行政面积对国土空间格局的基础形成有显著影响，铁路总里程、人均GDP和人口密度对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作用显著。 结论 近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由区域本底因素与外部社会因素共同交互，并表现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

Abstract

Objective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attern in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is vital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territorial spatial development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region. Methods The transfer matrix of territorial space，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method， and geodetector model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attern in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from 2000 to 2020 and to reveal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Results （1）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gradients of territorial space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tiation in the study area. （2） The living space expanded by 1 814.3 km²， while the ecological and production spaces decreased by 2 752.56 km² and 917.46 km²， respectively. A significant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expansion of urban living space， rural living space， and industrial and mining production space， and the red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pace. （3）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pace experienced severe loss， while urban and rural living spaces showed significant clustering trends. （4） Terrain relief，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area were found to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attern， while the total railway mileage， GDP per capita， and population density played significant driving roles in its evolution. Conclusion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evolu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attern in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has been shap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gional background factors and external social factors， demonstrating both bifactor and nonlinear enhancement.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国土空间 / 三生空间 / 时空格局 / 形成机理 /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Key words

territorial space /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 spatiotemporal pattern / formation mechanism /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重要第四增长极^［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2］。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重庆时强调“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国土空间作为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载体，是映射区域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生态建设共同作用的结果^［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国家战略腹地，科学认知其国土空间格局与形成机理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重大战略支撑的关键。

目前关于国土空间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国土空间演化特征与形成机理^［5-6］、国土空间治理^［7-8］、国土空间生态修复^［9-10］、国土空间资源效率^［11-12］、国土空间规划^［13-14］、基于资源效率的国土空间布局及支撑体系等^［15］方面。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研究多从“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视角解析“三生空间”格局演变^［16-17］，围绕三生空间理论内涵、三生空间用地分类以及三生空间功能识别等方面进行开展^［18-19］。也有面向地域结构的“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划分国土空间类型，进而分析其时空格局^［20-21］。揭示国土空间演变形成机理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与过程的关键基础^［20］。国土空间作为复杂系统，受自然环境与人文经济等多因素影响，已有研究较多侧重于外部社会性要素^［22］。研究方法上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空间杜宾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模型^［23-25］。研究尺度上涉及省市县^［6，26］、黄河流域^［27-28］、长江经济带等^［20-21］重大发展战略区域以及秦巴山区^［17］、中国陆地边境地区等^［4，22］特殊发展类型区。可见，已有研究成果丰富，对本文有一定借鉴，但仍有需补充之处：一方面立足区域协调发展，针对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相关研究仍然缺乏。另一方面，基于系统内区域本底要素与系统外社会经济要素共同作用，揭示国土地空间格局形成机理的研究相对较少。

鉴于此，本文基于土地利用主导功能“三生空间”划分国土空间类型，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研究对象，分析200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其形成机理，为推动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66°33′—33°03′N，103°56′—109°15′E间的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交汇处，是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支撑地。地貌类型包含丘陵、平原和山地，地势呈东西部高、中部低的特点。气候类型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全区涉及范围包括四川省15个地级市和重庆市29个区县（图1），总面积18.5万km²。2020年研究区GDP为66 385.54亿元，占全国6.55%，人口密度由2010年的1 258人/km²减至2020年的1 212人/km²，建成区面积却扩张4.6倍，区域国土空间格局发生显著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强调“强化长江上游生态大保护，严守三区三线，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因此，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格局演变规律并揭示其形成机理，对优化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具有一定典型性。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涉及的2000年、2010年、2020年土地利用矢量数据、NDVI、年平均降水量等数据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获取，DEM数据来源于地球资源数据云平台（www.gis5g.com）。区域经济社会数据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21）》《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01—2021）》《四川统计年鉴（2001—2021）》《重庆统计年鉴（2001—2021）》中获取。本文数据均在ArcGIS 10.8软件中进行处理，其中海拔、地形起伏度基于DEM数据提取生成，水网密度采用渔网和相交等工具绘制，行政面积运用几何工具生成。区域本底因素和外部社会因素中选取的海拔、地形起伏度、NDVI、人均GDP等14个指标，均运用模糊隶属度工具进行归一化处理，用以揭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形成机理。

2 研究方法及理论阐释

2.1 国土空间分类体系解析

基于“三生空间”功能视角划定国土空间生产、生活及生态安全格局。为居民提供农产品生产服务和工业品生产服务的区域为生产空间；提供人类居住、休闲、消费、娱乐等为主导功能的区域为生活空间；以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为主导功能的区域为生态空间^［26］。本文借鉴已有国土空间“三生”功能理论与土地利用类型衔接的成果^［29］，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三生空间”分类体系（表1）。

2.2 国土空间格局形成机理的理论解析及指标选取

国土空间格局形成受地形地貌、气候、降水等区域本底因素的影响，而外部社会因素对其格局时空变化具有一定程度的扰动作用^［21］。具体来看（图2），区域本底条件从根本上影响着三生空间的形成，如地形起伏度、年平均降水量等直接影响生产空间的形成，海拔、行政面积等又制约着生活空间的扩张，NDVI能够直观反映生态空间的现实状况。而外部影响因素则是三生空间形成的主要驱动力，区域经济实力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直接影响着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效率，城镇化率、工业总产值等又能间接反映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扩张及生态空间的污染程度，基建水平和交通通达性则能够引导国土空间的变化方向，而人口密度能够反映生活空间的扩张速度和国土空间的开发利用程度。

基于此，本文从区域本底因素和外部社会因素中共选取14个指标，探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28］。区域本底因素包括海拔（X₁）、地形起伏度（X₂）、水网密度（X₃）、NDVI（X₄）、行政面积（X₅）和年平均降水量（X₆），外部社会因素包括人均GDP（X₇）、人口密度（X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X₉）、城镇化率（X₁₀）、工业总产值（X₁₁）、公路里程（X₁₂）、铁路总里程（X₁₃）和本地电话用户数（X₁₄）。

2.3 国土空间转移矩阵

采用国土空间转移矩阵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刻画国土三生空间相互转换的数量关系^{［16，22］}。公式如下：

\begin{array}{c}{S}_{ij}=〔\begin{array}{cccc}{S}_{\mathrm{11}}& S_{\mathrm{12}}& \cdots & S_{\mathrm{1}n}\\ S_{\mathrm{21}}& S_{\mathrm{22}}& \cdots & S_{\mathrm{2}n}\\ ⋮& ⋮& \ddots & ⋮\\ S_{n\mathrm{1}}& S_{n\mathrm{2}}& \cdots & S_{nn}\end{array}〕\end{array}（1）

式中：S_ij 为国土空间面积（初期i类转为末期j类的面积）；n为国土空间类型数。

2.4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中的平均中心坐标、方位角及轴标准差等^［28］要素模型，可反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各类空间的地域分布、重心及其空间移动趋势。公式如下：

\begin{array}{c}\overline{X_w}=\frac{{\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w}_i{x}_i}{{\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w}_i},\overline{Y_w}=\frac{{\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w}_i{y}_i}{{\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w}_i}\end{array}（2）

\theta =\frac{\mathrm{t}\mathrm{a}{\mathrm{n}}^{-\mathrm{1}}〔\left({\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x_i^{\mathrm{\text{'}}}}^{\mathrm{2}}-{\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y_i^{\mathrm{\text{'}}}}^{\mathrm{2}}\right)+\sqrt[]{{\left({\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x_i^{\mathrm{\text{'}}}}^{\mathrm{2}}-{\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y_i^{\mathrm{\text{'}}}}^{\mathrm{2}}\right)}^{\mathrm{2}}+\mathrm{4}{\left({\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x}_i^{\mathrm{\text{'}}}{y}_i^{\mathrm{\text{'}}}\right)}^{\mathrm{2}}}〕}{\mathrm{2}{\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x}_i^{\mathrm{\text{'}}}{y}_i^{\mathrm{\text{'}}}}（3）

\begin{array}{c}\begin{array}{l}{\delta }_x=\sqrt[]{\frac{{\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left(x_i^{\mathrm{\text{'}}}\mathrm{c}\mathrm{o}\mathrm{s}\theta -y_i^{\mathrm{\text{'}}}\mathrm{s}\mathrm{i}\mathrm{n}\theta \right)}^{\mathrm{2}}}{n}}\\ {\delta }_y=\sqrt[]{\frac{{\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left(x_i^{\mathrm{\text{'}}}\mathrm{s}\mathrm{i}\mathrm{n}\theta -y_i^{\mathrm{\text{'}}}\mathrm{c}\mathrm{o}\mathrm{s}\theta \right)}^{\mathrm{2}}}{n}}\end{array}\end{array}（4）

式中：（\overline{X_w}，\overline{Y_w}）为加权平均中心即国土空间类型面积的重心；（x_i，y_i ）为县域几何中心坐标；w_i 为权重；\theta为方位角；sin为正弦；cos为余弦；tan^-1为反正切；x_i^{\text{'}}和y_i^{\text{'}}分别为县域中心到平均中心的坐标偏差；{\delta }_x和{\delta }_y是x轴和y轴的标准差。

2.5 地理探测器

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格局的驱动因素，该模型可有效揭示地理要素空间差异并识别影响因子间的交互作用^［30］。

\begin{array}{c}q=\mathrm{1}-\frac{\mathrm{1}}{N{\sigma }^{\mathrm{2}}}{\displaystyle \sum _{h=\mathrm{1}}^L}{N}_h{\sigma }_h^{\mathrm{2}}\end{array}（5）

式中：q为驱动因素，值域范围［0，1］，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因素影响力越强，则q值越大；{\sigma }^{\mathrm{2}}和{\sigma }_h^{\mathrm{2}}表示区域单元和h类型国土面积的方差；h=1，…，N_h 分别为第h类区域单位元数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域单位元总数；L为影响驱动因素的分层数。

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3.1 总体特征

3.1.1 水平地域分异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水平地域分异明显（图3）。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空间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61.53%，2.8%和35.67%。其中生产空间面积最大，占主体地位，主要分布在重庆都市圈和成都都市圈，生态空间主要集中在川西、川南以及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

3.1.2 垂直梯度差异

从图4可见，国土空间分布最多的面积位于海拔500~1 000 m内，海拔1 000~1 500 m国土空间分布面积处于第二位，国土空间分布在海拔>5 000 m的面积最少。随着海拔的下降，生产空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生产空间分布在海拔500~1 000 m占比最大并且面积分布最多；生活空间随海拔的降低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生活空间占比最高值分布在海拔<500 m地区；生态空间随海拔的降低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其中生态空间占比最大和面积最大值分别分布在海拔4 500~5 000 m和500~1 000 m。

3.2 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3.2.1 国土空间三生结构变化

200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产空间逐年下降，生态空间变化呈波动趋势，生活空间逐年增加（表2）。其中，农业生产空间下降约1.91%，空间面积缩减3 691.7 km²；工矿生产空间、城镇生活空间及农村生活空间逐渐扩大，分别增加1 877.4 km²、2 235.82 km²以及516.74 km²；林地生态空间扩大948.74 km²，草地生态空间缩减1 813.14 km²。水域生态空间缩减144.15 km²，其他生态空间扩大91.09 km²。总体上看，研究区国土三生空间变化显著，生产空间共缩减1 814.3 km²，其中农业生产空间缩减显著，而工矿生产空间呈扩张趋势；生活空间共扩大2 752.56 km²，其中城镇生活空间增长迅速；生态空间共缩减917.46 km²，其中草地生态空间缩减显著，而林地生态空间呈扩张趋势，且扩张迅速。这一时期研究区城镇化率由26.21%增长至64.62%，快速城镇化导致城镇生活空间快速占用农业生产空间及生态空间，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仍以挤占耕地为主，同时，针对25°以上坡耕地的退耕还林政策以及石漠化地区的生态修复，致使林地生态空间扩张。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三生空间地域差异显著（图5）。2000—2020年农业生产空间整体缩减，川南、川西及川北地区多呈缩减趋势，重庆都市圈多呈扩张趋势，其中缩减最大值和扩张最大值分别是成都市和自贡市，分别减少和增加1 237.23 km²和409.99 km²。工矿生产空间均呈扩张趋势，川南和川北地区扩张面积占比最大，占31.46%，其中成都市扩张面积最大，达288.17 km²。城镇生活空间均呈扩张趋势，川西地区扩张面积占比最大，占41.86%，其中成都市扩张面积最大，达708.58 km²，重庆都市圈中渝北和南川区扩张面积较大，其余扩张程度较小，分别扩张183.63 km²和119.56 km²。农村生活空间均呈扩张趋势，成都都市圈扩张面积占比最大，占72.47%，其中成都市扩张面积最大，达145.51 km²，重庆都市圈扩张面积相对较小，其中九龙坡和沙坪坝区扩张较大，分别扩张9.74 km²和8.71 km²。水域生态空间整体缩减，成都都市圈多呈缩减趋势，重庆都市圈多呈扩张趋势，其中缩减最大值和扩张最大值分别是乐山市和云阳县，分别减少和增加45.83 km²和51.64 km²。林地、草地和其他生态空间整体扩张，川东、川南、川西、渝东北及重庆中部地区多呈扩张趋势，其中缩减最大值和扩张最大值分别是自贡市和内江市，分别减少和增加473.03 km²和5 457.35 km²。

3.2.2 国土空间类型转化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类型转换分布可以看出（图6），2000—2010年农业生产空间中4 119.93 km²转为其他空间，转出面积最大，其中37.95%转换为林地生态空间，面积达1 563.37 km²，转换为城镇生活空间、工矿生产空间和农村生活空间的面积比分别为21.56%，17.94%和10.31%，而其他空间中仅有2 538.87 km²的面积转入农村生产空间，导致农业生产空间缩减。2010—2020年农业生产空间转换为其他国土空间的面积最大，共转出2 667.77 km²，其中44.03%转换为工矿生产空间，面积达1 174.61 km²，37.53%转换为城镇生活空间，而其他国土空间向农村生产空间转入的面积仅为552.25 km²，造成农业生产空间持续缩减，城市扩张导致大量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此外，大量水域生态空间向其他空间转换，转出面积达537.66 km²，其中75.99%转换为农业生产空间，11.33%转换为林地生态空间，而其他空间向水域生态空间转换的面积仅172.05 km²，致使水域生态空间流失。总体来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近20年研究区国土空间各类型交叉转换显著。

3.2.3 国土空间扩展方向变化

从图7A可看出，农业生产空间分布呈东北—西南向，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工矿生产空间重心由资阳市向潼南区移动（图7B），2000—2020年工矿生产空间标准差椭圆面积显著扩大，X轴标准差扩大显著高于Y轴，说明该时期工矿生产空间主要沿X轴（即东—西向）扩展，自绿色制造政策提出以来，限制污染较大的工业区域在市区发展，从而使工矿生产空间重心向川东和渝东南地区移动。生活空间格局变化较大，城镇生活空间分布从东北—西南向变化至东南—西北向（图7C），2000—2020年城镇生活空间标准差椭圆面积持续减小，X轴标准差减小程度低于Y轴，表明该时期城镇生活空间主要沿Y轴（即南—北向）收缩，2000—2010年成渝高速公路和渝黔高速的建成，提升了川东和渝东南地区的交通便利性，促使该区域经济发展和外来人口的流入，2010—2020年成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东部，推动人口向此流动，同时，重庆两江新区成为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带动重庆江北区、渝北区、北碚区城镇生活空间的扩展；农村生活空间重心由东北向东南移动，整体呈东南—西北向分布（图7D），同期，农村生活空间标准差椭圆面积呈减小趋势，X、Y轴标准差逐年减小，且Y轴标准差减少程度低于X轴，表明农村生活空间主要沿X轴（即东南—西北向）收缩。总体而言，城镇和农村生活空间标准差面积和X，Y轴标准差均呈减小趋势，表明该时期生活空间集聚趋势显著，但城镇和农村生活空间收缩方向不同。水域生态空间格局变化较大，整体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图7E），2000—2020年水域生态空间标准差椭圆面积扩大，其X轴标准差扩大，Y轴标准差减小，表明在该时期水域生态空间主要沿X轴（即东南—西北向）扩张。林地、草地和其他生态空间格局变化较小，整体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图7F），其重心呈由东北向东南移动的变化轨迹。

4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格局形成机理

4.1 区域本底因素影响作用

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因子贡献率可以看出（图8）。近20年来地形起伏度是影响研究区生产空间形成的主要驱动因子，年平均降水量是影响生活空间格局的主要驱动因子，而行政面积和年平均降水量影响生态空间格局形成显著。期间，除年平均降水量对研究区生产空间的影响上升之外，其余区域本底因子的影响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水网密度对生产空间的影响减小最明显，q值由0.054下降至0.011；海拔、NDVI、地形起伏度和年平均降水量对生活空间的影响上升，其中海拔的影响显著增强，q值由0.002上升至0.042，而其余区域本底因子对生活空间影响下降，其中水网密度的影响下降最明显，q值由0.05下降至0.018；各区域本底因子对生态空间的影响均降低，其中年平均降水量q值由0.102下降至0.022，影响程度下降最明显。

4.2 外部社会因素驱动作用

近20年来铁路总里程、工业总产值和人口密度q平均值分别为0.092，0.075，0.072，是生产空间格局形成的关键驱动因子；人均GDP、铁路总里程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q平均值分别为0.161，0.145，0.109，是生活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驱动因子；人口密度是生态空间格局形成的首要驱动因子，q平均值为0.126。期间，铁路总里程、人口密度、本地电话用户数和城镇化率对研究区生产空间的影响上升，其中铁路总里程的影响显著增强，q值由0.08上升至0.132，这说明铁路总里程始终是影响研究区生产空间格局形成的重要社会因素，自2017年南向通道建设启动以来，研究区铁路运输潜力和基建水平提升，铁路总里程的升高或降低对生产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更加显著；除公路里程、铁路总里程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对生活空间的影响下降外，其余社会外部因子的影响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工业总产值的影响显著增强，q值由0.033上升至0.181；除铁路总里程对生态空间的影响上升外，其余社会外部因子的影响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工业总产值的影响显著减弱，q值由0.148下降至0.056。

4.3 区域本底因素与外部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

研究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关键动力是由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共同交互作用形成。其中2000年地形起伏度与公路里程的交互作用对生产空间影响最大，q值为0.298；年平均降水量和铁路总里程的交互作用对生活空间影响最大，q值为0.449；海拔与工业总产值的交互作用对生态空间影响最大，q值为0.327。2010年海拔与工业总产值的交互作用对生产空间影响最大，q值为0.155；NDVI和铁路总里程的交互作用对生活空间影响最大，q值为0.491；行政面积与铁路总里程的交互作用对生态空间影响最大，q值为0.327。2020年地形起伏度与铁路总里程的交互作用对生产空间影响最大，q值为0.256；NDVI和人均GDP的交互作用对生活空间影响最大，q值为0.415；海拔与工业总产值的交互作用对生态空间影响最大，q值为0.242。

2000—2020年研究区区域本底因素与外部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表现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其中，公路里程、工业总产值和铁路总里程与区域本底因子的交互作用对生产空间影响显著，表明生产空间的形成受交通通达性、基建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与区域本底因素间的协同增强影响；人均GDP和铁路总里程与区域本底因子的交互作用对生活空间的形成影响突出，表明生活空间的形成受经济活动和基建水平与区域本底因素间的协同增强影响；生态空间的形成过程中人口密度和工业总产值与区域本底因子的交互作用对其影响显著，表明生态空间的形成受工业化水平和人口规模与区域本底因素间的协同增强影响。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 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重要第四增长极，科学认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格局与形成机理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重大战略支撑的关键。本文主要有以下贡献：一是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弥补已有研究关于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分析较少的不足。二是从推动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形成的基础层面，选取区域本底要素作为驱动因子，丰富了已有关于国土空间形成机理的研究范式。但本文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国土空间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限于部分资料难以量化，在驱动因子选取过程中未将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后续应建立更为完善的驱动因子体系开展研究；另一方面，三生空间中不同空间功能存在协同演进关系，从不同角度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功能的耦合协调演进关系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5.2 结 论

（1） 研究区国土空间水平地域和垂直梯度特征明显分异。生态空间主要集中在川西、川南、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生活、生产空间主要分布在重庆都市圈和成都都市圈。随海拔的降低，生产、生态空间呈先升高后降低，生活空间呈上升趋势。

（2） 研究区三生空间变化显著，生产空间缩减1 814.3 km²，生活空间扩大2 752.56 km²，生态空间缩减917.46 km²。此外，农业生产空间的减小与工矿生产空间、城镇生活空间和农村生活空间的增大具有显著的协同关系。

（3） 研究区国土空间类型转换加快，20年来农业生产空间下降，主要转换为林地生态、工矿生产、农村生活及城镇生活空间。城镇和农村生活空间、工矿生产空间的标准差椭圆重心出现向东移动趋势，且城镇和农村生活空间聚集趋势显著。

（4） 区域本底因素中地形起伏度、年平均降水量和行政面积是国土空间格局形成的基础；外部社会因素中铁路总里程、工业总产值和人口密度是生产空间形成的关键驱动因子，人均GDP、铁路总里程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生活空间形成的主要驱动因子，人口密度是生态空间形成的主要驱动因子。

参考文献

[1] 张扬，陈雨露，王兴平，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素流动障碍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J］.自然资源学报，2024，39（4）：897-911.

[2] Zhang Y， Chen Y L， Wang X P， et al. Level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obstacle to factor flow in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39（4）：897-911.

[3] 苑韶峰，黄洁雨，朱从谋，等.都市圈“三生” 功能空间关联网络特征与形成机制分析：以杭州都市圈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2024，38（5）：56-67.

[4] Yuan S F， Huang J Y， Zhu C M， et 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functions in metropolitan areas： Taking Hangzhou metropolitan area as an example［J］. China Land Science， 2024，38（5）：56-67.

[5] 姚树洁，房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腹地建设［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0（4）：1-20.

[6] Yao S J， Fang J. Constructing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as China′s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 via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4，30（4）：1-20.

[7] 顾观海，吴彬，张文主，等.中国陆地边境地区国土空间功能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机制［J］.地理研究，2024，43（7）：1644-1660.

[8] Gu G H， Wu B， Zhang W Z， et al.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erritorial spatial functions and their driving mechanisms in China′s border area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4，43（7）：1644-1660.

[9] Liu X Z， Li X S， Zhang Y H， et al.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and territorial space conflicts at the county level in Jiangsu Province［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3，154：110662.

[10] 林树高，陆汝成，叶宗达，等.广西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与形成机理［J］.地理科学，2022，42（11）：1963-1974.

[11] Lin S G， Lu R C， Ye Z D， et 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erritorial space pattern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42（11）：1963-1974.

[12] Zhu W J， Zhang Z H， Zhang H B， et al. Integrating spatial pattern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into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the Horqin Sandy Land with multi-ethnic settlements［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4，148：103093.

[13] 董寅，金贵，邓祥征.中国国土空间布局优化研究［J］.地理学报，2024，79（3）：672-687.

[14] Dong Y， Jin G， Deng X Z. Optimiz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layout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4，79（3）：672-687.

[15] 卢泓杏，赵宇鸾.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岩溶山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识别：以贵州省关岭县为例［J］.中国岩溶，2024，43（2）：349-363.

[16] Lu H X， Zhao Y L. Identification of key areas for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Karst mountainous territorial space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a case study of Guanling， Guizhou Province［J］. Carsologica Sinica， 2024，43（2）：349-363.

[17] 虞舟鲁，徐汉梁，何佑勇，等.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体系构建的逻辑与实践：基于“规划—设计—治理”的视角［J］.环境污染与防治，2024，46（3）：456-462.

[18] Yu Z L， Xu H L， He Y Y， et al. The logic and practice of provincial territori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lanning system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lan-design-governance”［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 Control， 2024，46（3）：456-462.

[19] 毕佳港，林树高，诸培新.城市韧性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4，33（11）：2315-2328.

[20] Bi J G， Lin S G， Zhu P X.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resilience and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4，33（11）：2315-2328.

[21] 杨清可，王磊，赵金丽，等.基于SFA模型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评价与开发潜力提升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24，31（6）：328-335，343.

[22] Yang Q K， Wang L， Zhao J L， et al. Evaluation of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the promotion of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 Yangtze River Delta using SFA model［J］. Research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24，31（6）：328-335，343.

[23] 赵毅，韦胜，郑俊.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中多源数据融合路径研究：以高铁网络发展评估的应用实践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24，39（12）：2912-2923.

[24] Zhao Y， Wei S， Zheng J.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multi-source data fusion for China Spatial Planning Observation Network： Using the application of high-speed railway network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39（12）：2912-2923.

[25] 陈龙高，王欣瑶，吉莉，等.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国土空间规划碳效应评估：以江苏省为例［J］.资源科学，2024，46（11）：2225-2236.

[26] Chen L G， Wang X Y， Ji L， et al. Carbon effect assessmen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Taking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J］. Resources Science， 2024，46（11）：2225-2236.

[27] 金贵，郭柏枢，成金华，等.基于资源效率的国土空间布局及支撑体系框架［J］.地理学报，2022，77（3）：534-546.

[28] Jin G， Guo B S， Cheng J H， et al. Layout optimization and support system of territorial space： an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resource efficiency［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77（3）：534-546.

[29] 薄立明，尹力，魏伟，等.2000—2020年河西走廊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力分析［J］.干旱区地理，2024，47（5）：885-897.

[30] Bo L M， Yin L， Wei W， et 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attern in the Hexi Corridor from 2000 to 2020［J］. Arid Land Geography， 2024，47（5）：885-897.

[31] 尹力，魏伟，薄立明，等.秦巴山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力分析［J］.水土保持学报，2024，38（2）：278-293.

[32] Yin L， Wei W， Bo L M， et al.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orces of territorial space pattern in the Qinling-Daba Mountain area［J］.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24，38（2）：278-293.

[33] 张令达，侯全华，段亚琼.生态文明背景下三生空间研究：内涵、进展与对策［J］.生态学报，2024，44（1）：47-59.

[34] Zhang L D， Hou Q H， Duan Y Q. A literature review on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not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4，44（1）：47-59.

[35] 刘超，张祚，纪旭，等.基于土地功能强弱对比的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以襄阳市为例［J］.资源科学，2023，45（7）：1366-1379.

[36] Liu C， Zhang Z， Ji X，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land functions： a case study of Xiangyang City［J］. Resources Science， 2023，45（7）：1366-1379.

[37] 林树高，诸培新，陆汝成，等.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格局与功能演变的时空特征和响应过程［J］.农业工程学报，2024，40（4）：304-316.

[38] Lin S G， Zhu P X， Lu R C， et al.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sponse process of the territorial space and functional evolu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24，40（4）：304-316.

[39] 魏建飞，高威，李强，等.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效率差异演进及驱动机理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23，37（5）：101-112.

[40] Wei J F， Gao W， Li Q， et al. Analysis on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territorial space 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J］. China Land Science， 2023，37（5）：101-112.

[41] 顾观海，吴彬，张文主，等.中国边境地区国土空间演变及驱动机制的区域差异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24，39（5）：1022-1038.

[42] Gu G H， Wu B， Zhang W Z， et al.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s in Chinese border areas［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39（5）：1022-1038.

[43] 罗君，张学斌，石培基.兰州-西宁城市群国土空间演化特征及分区优化［J］.中国沙漠，2024，44（3）：182-193.

[44] Luo J， Zhang X B， Shi P J.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zoning optimization of Lanzhou-Xining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J］.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 2024，44（3）：182-193.

[45] 曲衍波，王世磊，朱伟亚，等.黄河三角洲国土空间演变的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力分析［J］.农业工程学报，2021，37（6）：252-263，309.

[46] Qu Y B， Wang S L， Zhu W Y， et al.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orce of territorial space evolu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21，37（6）：252-263，309.

[47] 高鹏飞，杨朝现，信桂新，等.三峡库区重庆段国土空间“三生” 功能时空演变特征及格局优化［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23，39（9）：1103-1113.

[48] Gao P F， Yang C X， Xin G X， et al.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 optimiza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functions of territorial space in Chongqing sec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J］. Journal of Ecology and Rural Environment， 2023，39（9）：1103-1113.

[49] 焦庚英，杨效忠，黄志强，等.县域“三生空间” 格局与功能演变特征及可能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婺源县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21，36（5）：1252-1267.

[50] Jiao G Y， Yang X Z， Huang Z Q， et 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ossible impact factors for the changing pattern and func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in Wuyuan county［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36（5）：1252-1267.

[51] 逯承鹏，纪薇，刘志良，等.黄河流域甘肃段县域“三生”功能空间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识别［J］.地理科学，2022，42（4）：579-588.

[52] Lu C P， Ji W， Liu Z L， et al.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functional space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t county level in Gansu，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42（4）：579-588.

[53] 宋永永，薛东前，夏四友，等.近40 a黄河流域国土空间格局变化特征与形成机理［J］.地理研究，2021，40（5）：1445-1463.

[54] Song Y Y， Xue D Q， Xia S Y， et al. Chang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atter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1980 to 2018，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40（5）：1445-1463.

[55] 路昌，周浩，张凤，等.基于地学信息图谱的山东省国土空间转型分析［J］.农业机械学报，2021，52（7）：222-230.

[56] Lu C， Zhou H， Zhang F， et al. L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in Shandong Province based on geo information map［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2021，52（7）：222-230.

[57] 王劲峰，徐成东.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J］.地理学报，2017，72（1）：116-134.

[58] Wang J F， Xu C D. Geodetector： Principle and prospectiv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72（1）：116-134.

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三权分置下宅基地发展权转移增值收益共享研究”(21CJY002)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研究重点项目“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资源保护利用的现状与对策研究”(2024CXZD27)

重庆市社科规划（专项）重大项目“重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研究”(2024ZXZD011)

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英才计划项目）“乡村旅游发展中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2024YC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