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的加剧，灾害性洪水频发，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持续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且未来这种损失可能进一步加剧
［1］。对此，防洪治理综合评价成为优化防灾体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带，其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甘肃段作为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区与生态屏障区，其流域内防洪治理直接关系到区域生态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2］。洮河作为黄河上游第二大一级支流，是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区、生态屏障和经济发展带，然而，受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叠加效应影响，流域内洪涝灾害呈频发态势，导致农田损毁、水土流失加剧，对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基础设施及农业生产构成持续威胁。近年来，国家先后实施了多项防洪工程、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等系列措施，流域防洪能力得到一定提升，但城镇化进程中不透水面扩张导致的汇流速度加快，以及治理标准偏低且生态修复滞后等问题凸显，传统“以工程防洪为主”的治理模式面临严峻挑战。目前，针对洮河流域防洪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单一工程效益分析、历史洪水调查或局部区域风险评价等方面，缺乏从流域整体性、治理措施系统性、多目标协同性角度出发的综合评价与深度分析。
防洪治理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指标体系的分层结构反映了从宏观目标到具体措施的关联。现阶段防洪治理体系已从单一的工程措施向多目标系统管理转变
［3］，国际典型案例充分展现出河流防洪治理的显著成效。英国学者提出一种基于数据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克服了传统水文时间序列数据难以量化防洪措施效果的障碍
［4］。美国则推出了一种新的模型预测控制（MPC）算法，配备实时控制的智能雨水系统，通过增强静态基础设施的洪水控制来改变城市排水管理系统
［5-6］。日本则依托地下蓄洪廊道和AI预警系统实现区域暴雨响应效率质的飞跃
［7］。这些实践充分印证了“自然因素-人为干预-社会协同”的多维管理优势。国内防洪治理在大流域中成效较为突出，三峡工程使荆江段防洪标准提升至百年一遇；新安江水动力模型和IFMS1D-2D模型考虑了引起灾难的因素和流量控制操作的不同方案，有效缓解盆地洪灾
［8］；黄河流域防洪治理通过系统性工程布局取得显著成效，依托水库群和水土保持工程，流域水土流失面积逐渐减少，为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9］。当前的防洪治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普遍围绕工程体系效能，生态环境效应，管理运行能力以及社会经济影响等方面。防洪治理的研究多聚焦于大江大河的防洪治理评价和河流健康评价体系的构建
［10］，对小流域的关注相对薄弱，尤其缺乏多维度、动态化的综合评价框架。而现有评价指标体系多偏重工程指标，如堤防强度、排涝能力，忽视生态修复、社会经济适应性、地域功能特殊性等协同效应；同时，传统方法难以量化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防洪系统的动态干扰，导致治理方案与区域发展需求脱节。以洮河流域为例，现有研究尚未系统整合其农业依赖度高、生态敏感性强等特征，亟需构建适配洮河流域特点的系统耦合评价模型。
本研究以洮河流域为实证对象，聚焦的核心科学问题是构建一套适用于洮河流域特点的防洪治理综合评价体系，并客观、定量地评估当前治理措施的综合效能，识别影响防洪治理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旨在：（1） 构建涵盖“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灾害管理”的洮河流域防洪治理综合评价体系；（2） 综合评价流域内各地区在4个维度的防洪治理能力，揭示各地区防洪治理短板，并形成防洪治理路径；（3） 量化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交互效应，提出兼顾防灾减灾与生态农业协调发展的县域适应性策略，为未来优化防洪治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洮河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支流，地处甘肃省中南部地区，发源于青藏高原东北缘，主要流经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临潭县、卓尼县，定西市的岷县、临洮县，以及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永靖县。该流域总面积约为25 527 km
2，地形起伏剧烈，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特点，地质构造复杂，地貌类型多样，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型河流（
图1）。流域内海拔高度变化显著，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差异，源头海拔超过4 000 m，河口处降至1 700 m左右，高差悬殊的地形特征，导致河流流速快、动能大，且汇流时间短、涨落迅猛。受高原大陆性季风气候影响，流域年平均降水量450~650 mm，且70%以上集中在汛期，多以历时短、高强度局地暴雨形式出现，而暴雨则是引发流域性洪水的主要诱因
［11］，洪水过程多呈尖瘦型，峰高量大、历时短，陡涨陡落，上游山区洪水汇流速度快，对中下游防洪带来较大压力，加之流域中游黄土区水土流失严重导致泥沙问题突出，历史上洪涝及伴生的山洪泥石流灾害频发，严重威胁中下游河谷地带密集分布的人口、城镇、农田及重要基础设施。近年来，尽管相关防洪治理工作不断推进完善，但各地区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基础设施完备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灾害应对能力等方面仍存在明显差异，整体防洪能力仍需提升。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核心数据来源于权威发布的《甘肃省统计年鉴》（2004—2023年）、《甘肃省水资源公报》（2004—2023年）及洮河流域所涉及6县对应年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收集的数据类型涵盖生态环境要素：年降水量、植被覆盖率、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人均道路拥有面积；社会经济基础数据：人口密度、从业人员、粮食产量、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础设施数据：供水管道长度、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水厂综合生产能力；灾害管理数据：每万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病床数量、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洪涝灾害关键指标：年均洪峰流量、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等。对于定性指标地形影响程度量化：本研究基于30 m分辨率DEM数据提取洮河流域2004—2023年地形特征参数，利用GIS空间叠加分析技术，构建时段内网格化地形影响强度系数（取值范围0~1）；流域资源分配能力量化：基于工程调控、供需效能经标准化后加权合成综合系数，构建洮河流域2004—2023年资源分配能力系数（0~1）；流域泄洪能力量化：综合工程设施与河道行洪效能经标准化后加权构建泄洪能力指数；防灾防控计划能力量化：采用市县《防汛抗旱预案》与年度防汛宣传及演练次数进行加权综合；政府救援能力量化：专业救援人员占比与物资储备进行加权综合。
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存在碌曲县与卓尼县2004年、2007年水厂综合生产能力数据与卓尼县2004年、2008年从业人员、临潭县2004年、2007年人均日生活用水量数据的缺失，为保障时间序列的完整性与分析连续性，本研究采用线性插值法对上述缺失值进行估算填补。该方法基于相邻已知年份数据的线性趋势进行推断，适用于变化相对平缓的指标，其前提假设是缺失年份的值位于其前后有效数据点连成的直线上，所有插补操作均在明确标注原始缺失位置后进行，并分析评估了插补数据对整体结果的潜在影响，结果显示影响微弱。设定评价时间间隔为5 a，各评价指标数据以5 a平均值为基础，划分为4个年份区间，分别为2004—2008年、2009—2013年、2014—2018年和2019—2023年。
1.3 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相关文献，将关键词和核心词汇统计发现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灾害管理4个方面可以有效概括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反映出这些领域在防洪治理研究中的代表性和重要地位（
图2）。在科学性、系统性原则的基础上，为保证洮河流域防洪治理测度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构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
表1）。资源环境维度是评价防洪治理能力较为基础和直观的要素。社会经济维度评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聚特征及资源调配能力对防洪治理的协同影响，揭示人类活动强度与防灾韧性的动态平衡关系。基础设施是社会运行的物质载体，在洮河流域防洪治理综合评价中，基础设施维度是衡量治理成效与区域抗灾能力的关键。灾害管理贯穿洮河流域防洪治理全过程，是提升区域防洪能力、降低灾害损失的核心支撑。通过对各环节的综合评价，推动洮河流域防洪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构建起科学、高效、动态的防洪减灾体系，全面提升区域灾害应对能力。
1.4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熵权法、AHP-熵权综合赋权法、TOPSIS模型、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来科学评估洮河流域防洪治理成效（具体见
表2）。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作为一种可量化的主观赋权方法
［25］，通过构建层次结构模型、专家两两判断比较，数学计算权重及严格一致性检验，系统解决大量指标的权重问题，其优势在于将复杂问题分解为清晰的层次结构，使决策过程条理化、结构化，有助于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熵权法对指标权重确定具有较强的客观性，通过信息熵值确定时间的随机程度，可度量数据所提供的有效信息量，能够有效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
［26］。AHP-熵权综合赋权法作为主客观相结合，优势互补的指标权重确定方法，通过合理的线性加权将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融合，得到更为科学、全面、可靠的综合权重，增强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定性。TOPSIS模型则通过设置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根据正负理想解之间的相对距离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
［27］，其优势在于概念直观、计算规范，能够有效融合主客观权重信息，适用于洮河流域防洪治理这类多指标、多方案的综合评价。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通过线性变换将多个相关变量转化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综合指标的降维方法，通过降维简化评价体系，同时保留原始数据的主要特征，避免主观偏差，为多指标综合评价提供量化依据，适用于揭示流域防洪治理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
1.5 数据统计与分析
基于ArcGIS 10.8平台提取12.5 m分辨率DEM数据与矢量边界数据生成洮河流域图。文献计量采用VOSviewer 1.6.18对Web of Science核心库2010—2025年防洪治理文献进行共现分析（阈值设定：最小引用量=15），识别关键研究热点形成指标体系框架。数据处理阶段通过SPSS 26.0实现：（1） 对20项评价指标进行KMO检验（>0.82）和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验证主成分分析的适用性；（2） 采用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87.6%），计算各县域维度得分。综合评价基于MATLAB R2021年构建TOPSIS模型：依据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各样本与理想解的欧氏距离并排序。结果可视化通过Origin 2021实现：空间分异热力图及指标权重分布图。该方法体系有效融合定性与定量分析，保障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与空间可解释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防洪治理综合评价指标权重分配
2.1.1 一级指标权重分配
一级指标4个评价维度的权重（
图3）揭示了甘肃黄河支流洮河流域防洪治理维度存在显著优先级差异。由AHP-熵权法综合赋权可知，资源环境维度所占权重显著领先，高达0.46，验证了“生态优先”治理逻辑的科学性，表明洮河流域自然环境与生态基底对防洪治理的决定性作用。洮河流域水土流失模数高，降水时空分布不均，直接加剧洪涝灾害风险，生态环境的稳定和健康对于维持水循环、水土保持以及自然水患调节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加之碌曲县、卓尼县、临潭县都属于洮河流域上游地区，是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对湿地、冰川、植被具有高度依赖作用，若生态遭到破坏，将直接加剧中下游地区洪涝灾害风险。社会经济维度所占权重次之（权重0.27），受政策考量与客观条件双重制约，若过度强调社会经济倒逼短期工程扩张，可能导致生态透支。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人口密集，农业占比高，存在着防洪工程与城镇建设和农田扩张的直接矛盾。基础设施与灾害管理权重偏低，分别为0.17与0.10，主要源于洮河流域防洪治理工程标准相对滞后、生态化改造不足的问题，流域内县域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跨区域协同管理缺位，难以应对气候变化下的灾害强度，暴露出当前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短板。
2.1.2 二级指标权重分配
二级指标权重分配如
图3所示，资源环境维度权重综合自然因素与人为干扰，
R11与
R15权重合计占比达60%，凸显了洮河流域气候与地貌耦合作为洪灾风险发生的自然驱动机制。相比之下，
R12权重偏低（权重0.10），反映出洮河流域生态修复工程覆盖率不足，植被水土保持功能不强。人类活动指标中，
R13（权重0.15）和
R14（权重0.15），暴露出水资源过度利用可能加剧流域生态型缺水的隐患。
社会经济维度权重的分配既突出农业与工业的支柱性风险，又避免过度依赖某个单一指标，契合流域内生态脆弱与经济滞后的复杂社会地理特征。R23与R24赋权均为0.25，粮食产量直接关联着洮河流域以农业为主县域的民生安全与土地利用资源的矛盾，地区生产总值则衡量流域整体经济与灾后恢复能力。R22占比高于R21，反映了劳动力结构对防洪治理的深层影响。
在基础设施维度权重分配中，R35权重为0.30，因其直接决定洪水峰值消减与流域行洪安全，尤其洮河流域地处中下游黄土丘陵区，提升泄洪能力是遏制洪水决堤的核心。R33与R34权重均为0.20，二者共同支撑调控灾害发生时的保障供给和资源调配。R31与R32所占权重较低（权重0.15），管道长度可以反映防洪工程的覆盖规模，却不能直接表征管网老化与渗漏等质量缺陷，而绿化虽可辅助降水下渗，但洮河流域地处西北干旱区，植被生长条件有限，径流调节作用微弱。
在灾害管理维度权重分配中，R44权重最高（权重0.25），因其贯穿了从灾前预防到灾时响应的全过程。而R45，R41与R43权重均为0.20，凸显了人力资源在应急效能中的重要地位，这直接决定了医疗救援效率、管理人员协调和社会资源分配，三者形成闭环式响应。R42权重较低（0.15），病床数量作为硬件资源，在短时间内难以大幅度提升，存在硬性短板。这一权重体系分配，体现出从被动救灾向主动减灾的治理转型。
2.2 基于TOPSIS法的各维度防洪治理评估
为了深入研究洮河流域的防洪治理发展情况，本文比较了2004—2008年、2009—2013年、2014—2018年和2019—2023年4个年份区间的一级指标4个维度的相对接近度（
图4）。由图可知，4个维度防洪治理能力均保持正向增长，但不同县域之间的相对接近度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县区防洪治理在各个维度均存在不平衡发展，表现出空间分异和空间演化特征。
资源环境维度中临潭县、卓尼县、碌曲县虽在降水量与植被覆盖率方面占显著优势，但得分仍然较低，表明其在人类活动指标方面还需进一步改善；临洮县得分最高，卓尼县因后期治理效果良好有显著进步。社会经济维度中临洮县与永靖县格局稳定，持续增长，而临潭、卓尼前期得分不高，后期增势较快，表明其农业经济得到提升，岷县、碌曲县增势较慢，需重点突破发展瓶颈。基础设施维度中临洮县始终保持绝对领先，巩固核心优势；碌曲县虽持续增长但仍居末位，进一步加剧不平衡发展态势。永靖县、岷县、碌曲县前期虽得分较低，但后期因水库调蓄能力提升、资源分配得当，防洪成效显著。灾害管理维度中，临潭县、岷县在20年间实现突破，得分持续增长，而卓尼县、碌曲县因基础薄弱，受地域限制，需进一步突破瓶颈，有待适宜性政策出台提高防洪治理应急能力。而整体来看，6县得分均不高，表明洮河流域防洪治理应急效能、防灾防控能力有显著短板。
2.3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各维度防洪治理评估
由
图5可知，资源环境维度的评价，主成分综合得分中临洮县、永靖县、临潭县均大于0，表明其在流域生态环境与资源利用方面表现较好，其中临洮县虽生态资源并不突出，但资源利用表现良好，排名第一，而临潭县因其生态资源丰富，利用得当，排名靠前，3个县区在资源环境维度的防洪指标达标，而其他三县低于平均治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
根据社会经济维度的综合得分可知，临洮县以得分2.24分显著领先，排名第一，表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防洪相关社会经济条件最优，永靖县和临潭县为第二、三位，得分均为正值但远低于临洮县，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岷县、碌曲县和卓尼县排名靠后，得分均为负值，社会经济维度相对薄弱，其中碌曲县劣势最为明显。
基于基础设施维度主成分分析结果，临洮县以综合得分2.53高居榜首，证明其防洪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对完善。永靖县位列第二，虽低于临洮县，但仍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其余4县得分均为负值，其中临潭县和岷县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薄弱；而卓尼县与碌曲县基础设施短板最为突出。整体反映出洮河流域防洪基础设施发展极不均衡，中下游县域亟待加强投入以提升防洪治理能力。
基于灾害管理维度评价结果，临洮县和永靖县排名为1，2名，灾害管理能力显著领先，尤其在监测预警、应急响应等方面优势突出。岷县与临潭县得分接近零值，反映灾害管理基础尚可，但存在薄弱环节。卓尼县和碌曲县排名末位，得分大幅低于其他县域，灾害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短板，抗灾韧性明显不足。
2.4 洮河流域防洪治理综合评价
基于TOPSIS模型与主成分分析法对洮河流域防洪治理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得出两种评价方法的结果保持高度一致，验证了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结论的稳健性（
图6）。临洮县以显著优势位居流域首位（相对接近度为0.643，主成分得分为5.401），其防洪治理能力全面领先。永靖县位列第二（相对接近度0.564，主成分得分1.910），与临洮县存在显著差异，作为刘家峡水库的核心影响区域，永靖县早期主要依托水库调蓄功能来减少下游洪峰流量，后北斗卫星监测系统应用于防洪治理技术，提高了水库的防洪作用。临潭县排名第三（相对接近度0.555，主成分得分-0.064），作为洮河中游农牧交错带的位置，农牧业与防洪工程的协同推进助力防洪治理能力的提升，但主成分得分为负，表明其防洪治理能力在平均治理能力之下，亟待进一步提升。岷县（相对接近度0.519，主成分得分-0.929）与卓尼县（相对接近度0.507，主成分得分-2.663）分列第四、第五位，岷县作为定西市唯一跨青藏—黄土高原过渡带的县域，既要承接上游卓尼县生态屏障的泥沙转移压力，又面临下游临洮县的城市防洪需求挤压，跨行政区协调缺位导致资源分配边缘化，受限于长期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制约防洪体系建设效能；卓尼县作为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其防洪治理以生态为主导，受制于生态保护刚性约束和经济支撑不足的双重压力，使得卓尼县防洪治理增速难以满足生态恢复的需求。碌曲县综合排名持续末位（相对接近度0.491，主成分得分-3.660），因其地处洮河源头高寒草甸区，治理逻辑以“全域生态保护”为优先，防洪治理措施仅通过禁牧、沙化治理减少径流冲刷，零散的防洪工程限制了治理成效的提升。
3 讨 论
3.1 基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灾害管理维度的洮河流域防洪治理评估
通过对洮河流域防洪治理能力的多维度综合评价，揭示了流域内不同县域防洪治理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县域间的横向对比上，更在不同评价维度间形成了鲜明的梯度划分。从评价结果来看，临洮、永靖作为下游县区，形成“治理高地”，碌曲、卓尼等上游县则因自然约束与投入不足沦为边缘地带。基础设施维度（极差3.27）和灾害管理维度（极差5.36）的县域差异大于资源环境维度（极差3.08），表明人为干预因素对防洪治理效果的影响超过自然本底条件，特别在卓尼县和碌曲县等上游区域，薄弱的基础设施与滞后的灾害管理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其综合防洪能力明显滞后，暴露出当前治理体系中工程与管理脱节的深层矛盾。下游临洮、永靖县虽基础设施完善，却因应急响应滞后限制了工程效益发挥，临潭、碌曲、卓尼县作为生态优先县域，更因管理短板放大了资源环境劣势，总体而言，当前防洪治理过度依赖硬件投入，而忽视系统性协同提升。通过TOPSIS与主成分分析两种评价方法共同表明，当前流域防洪治理呈“高低分异”的非均衡格局，亟需通过差异化策略破解发展瓶颈。本文计算所得洮河流域防洪治理能力特征和空间分布格局与杨文心
［28］和雷晓康
［29］等关于黄河流域与洮河流域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本研究虽然评价指标的选取采用多维度评价框架，但相关政策指标不能完全显现政策指导价值，权重体系的空间异质性进一步反映出现有赋权模型对特殊地域环境适应性不足，上下游联动的生态补偿机制未被纳入指标体系，导致碌曲县等生态屏障区的保护效益未能获得权重补偿。这种赋权偏差印证了当前治理存在“重工程轻生态、重投入轻协同”的结构性失衡。基于赋权结果，未来需重点强化高权重指标（如防灾防控能力）的短板修补，同时避免低权重指标（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成为治理盲区，有助于实现防洪体系从单维突进向系统韧性的根本转型。其次，就TOPSIS模型而言，其理想解设定依赖样本极值，在洮河流域这种治理水平悬殊的研究区中，可能导致评价结果过度依赖少数优势县域（如临洮县），而掩盖其他县域的相对进步。为此，后续研究可引入政策调控、防洪治理模式等变量指标，构建更为精细的发展阈值评估模型，并对未来10 a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规划。这一系列研究有助于为黄河流域综合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3.2 洮河流域防洪治理对策
洮河流域作为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点区域，其防洪治理成效对全流域可持续发展具有示范作用。根据评价结果及区域分异特征，提出以下建议，以破解治理困境，推动全域防洪韧性提升。
（1） 制定差异化生态-工程协同方案。临洮县、永靖县作为防洪治理成效显著地区，应进一步巩固生态工程优势，推广生态护岸等先进防洪技术，同时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如耐涝作物精准种植和洪泛区遥感监测等，将防洪设施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行一体化设计，降低农业灾害暴露度。而对于防洪治理效果不显著的地区，则应优先实施低干扰生态修复策略，如在陡坡地推广草毯护坡和灌木固土技术；针对高寒草甸退化区，设立水源涵养专项基金，以经济手段促进生态恢复。
（2） 加强分工协作，增强区域关联性。立足全流域系统治理视角，需突破行政区划壁垒，构建“责任共担、资源互补、效益共享”的跨域协作机制。整合洮河上下游6县数据资源，搭建洪水风险动态监测、工程调度与应急响应一体化平台，实现雨情、水情、工情“三情”实时共享与联合决策。推动高防洪区与生态脆弱区结对发展，通过技术培训与农产品联合供销，将防洪治理效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协同增长，实现防洪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3） 构建科学量化模型，推动财政资源精准投放。优先向永靖县、碌曲县等生态脆弱区拨付防洪专项资金。以临洮县“防洪+生态旅游”项目为范例，鼓励企业参与生态护岸、湿地公园建设，通过市场化手段拓宽防洪治理的资金来源渠道，形成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格局，为流域防洪治理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4 结 论
（1） 通过科学设计指标体系，结合主观与客观赋权方法，运用TOPSIS模型和主成分分析定量评估，构建了洮河流域防洪治理综合评价系统。该系统为黄河流域防洪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有助于优化防洪治理策略，推动流域防洪减灾能力的全面提升；
（2） 洮河流域防洪治理成效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临洮县在各维度表现卓越，综合治理能力显著领先于其他区域。而其他5个县作为生态脆弱地区，防洪治理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
（3） 整体来看，洮河流域的防洪治理水平在20年间呈上升趋势，治理成效逐步显现。然而，区域差异依然显著。
甘肃省科技厅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3YFFA0020)
甘肃省水利厅技术推广项目(GSAU-JSFW-2025-68)
甘肃省水利厅技术推广项目(GSAU-JSFW-202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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