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20年汾河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力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driving forces of implicit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tilization in Fenhe River Basin from 1990 to 2020

摘要

目的 刻画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分异特征，揭示其转型发展规律，为汾河流域粮食安全保障和耕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基于1990年、2000年、2010年、2020年土地利用遥感影像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从固有投入、产出能力、功能演变3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方法、地理探测器对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时空分异及驱动力进行了研究。 结果 （1） 1990—2020年汾河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指数持续上升，由0.091 0增长至0.289 5，增幅为218.13%，空间上呈南高北低格局，集聚趋势明显。（2） 从功能演变视角看，汾河流域耕地生产功能指数最高，其次是社会保障功能，最低的是生态功能。（3） 汾河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受自然、社会经济等多因素影响，其中，农业产值、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粮食作物单产对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解释力强。 结论 1990—2020年汾河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指数呈持续优化态势，将助推实现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characterize the implicit transform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uncover the underlying patterns of its evolution， 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nsuring food security and optimizing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Fenhe River Basin. Methods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image data on land use from 1990， 2000， 2010， and 2020， along with socio-economic data， an index system was developed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inherent input， output capacity， and functional evolution. The entropy metho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geodetector we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driving forces of the implicit transformation in cultivated land use. Results （1） From 1990 to 2020， the implicit transformation index of cultivated land utilization in the Fenhe River Basin steadily increased from 0.091 0 to 0.289 5， representing a rise of 218.13%. Spatially， the index exhibited a pattern of higher values in the south and lower values in the north， with a clear trend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evolution， the cultivated land in the Fenhe River Basin had the highest production function index， followed by the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while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was the lowest. （3） The implicit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tilization in the Fenhe River Basin was driven by a combination of natural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Among these，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total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ower， chemical fertilizer application， and grain crop yield per unit area exhibited particularly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for such transformation. Conclusion The implicit transformation index of cultivated land utilization in the Fenhe River Basin from 1990 to 2020 has exhibited a consistent trend toward optimization， contributing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the region.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耕地隐性转型 / 时空分异 / 乡村全面振兴 / 地理探测器 / 汾河流域

Key words

implicit transform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 geodetector / Fenhe River Basin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土地利用形态表征特定时期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的结构组成^［1］，该转型形态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形态^［2］。土地利用转型概念最初由Grainger提出并应用于森林转型研究^［3］。土地利用转型被龙花楼等^［4］引入国内，相关研究迅速拓展，成果集中于乡村转型发展^［5］、小农经济变迁、生态系统服务、土地多功能演变及驱动机制等^［6］方面。目前土地利用转型研究主要集中在耕地和建设用地显性转型^［7-8］、农村宅基地转型^［9］和工业用地转型等。当前学者对耕地利用转型研究主要集中在显性转型。在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明确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大背景下，如何推动耕地与国土空间规划相契合，健全耕地质量管理机制，使耕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成为当前耕地利用转型的研究热点。

近年来，部分学者对土地利用隐性形态与土地生态安全^［10］、土地利用碳排放空间关联^［11］、影响因素等内容展开研究。随着农业劳动力要素变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城乡融合加快和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成为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的重点。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研究主要包括耕地质量、产权结构、投入、产出和功能等隐性形态^［12］。学者从三生功能^［13］视角，通过构建指标体系，选取农作制区^［14］等特色区域，测度其耕地利用隐性转型。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受农业科学技术、产业结构、粮食政策等复杂因素影响。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研究与土地资源管理联系更紧密^［15］，其演化和分异规律对我国国土资源改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故对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时空分异及关键驱动因子识别研究补充空间较大。揭示耕地利用隐性转型规律，对合理调整国土空间规划，调控耕地保护政策，实现耕地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汾河流域是山西省工业分布集中地区、城镇化高度发展区和我国粮食主要产区。2023年汾河流域城镇化率为68.8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64.97%），第二产业产值为5 516.53亿元，占全省GDP的21.49%，工业单位数和资产总额分别为3 542个和21 920.4亿元，分别占全省43.6%和36.41%。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进程中，流域内耕地、农业和工业等多要素之间存在耕地需水量和水资源分配不均、耕地与其他地类无序竞争、耕地绿色发展与环境污染转嫁等多重问题。探索汾河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实现山西农业结构转型、提高耕地生态环境质量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基于1990年、2000年、2010年、2020年土地利用遥感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从耕地利用隐性转型视角揭示其时空分异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其驱动因子，该研究将充实汾河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研究内容，为保障流域粮食生产、增强农产品供给能力、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实现耕地可持续发展利用提供支撑。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位于黄河中游地区，流域面积近4万km²，约占山西省总面积的25%。海拔为351~2 799 m（图1），东西两侧为山地，中部为盆地。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雨热同期。行政区划包括41个县域。2023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推动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汾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1990—2020年汾河流域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4.71%增加至66.62%，建设用地面积占比由3.65%上升为7.6%，耕地与建设用地矛盾日益尖锐，耕地利用形态（显性和隐性）发生显著变化。随着流域县域城镇化进程加快，耕地的质量、投入、规模、产出等属性发生改变，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格局对粮食安全和乡村全面振兴产生深远影响。

1.2 数据来源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遥感影像数据为Landsat-TM/ETM和Landsat 8遥感解译数据，解译精度>95%。农用化肥施用量和农业机械总动力等农业经济数据来源于《山西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太原统计年鉴》和各县（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s：∥www.gscloud.cn/）。气温、降水栅格数据来源于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平台（https：∥www.resdc.cn/）。

1.3 研究方法

1.3.1 指标体系与权重确定

参考前人研究^［16］，并考虑指标科学性和数据可得性，构建汾河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指标体系（表1）。耕地利用隐性转型主要反映耕地质量、产权、经营方式、投入和功能等方面的变化，本文从固有投入、产出能力、功能演变3个维度，选取化肥施用量、农业产值和粮食作物单产等10个指标测算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水平。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固有投入选取化肥施用量、劳动力投入量和农业机械总动力投入进行测度。产出能力选取农业产值、粮食作物单产和乡村人均农业产值进行测度。功能演变选取生态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产功能进行测度，其中生态功能选用化肥使用强度表征，社会保障功能选用人均粮食占有量表征，生产功能选用耕地地均产值和复种指数表征。在熵值法测算结果基础上，利用ArcGIS 10.8软件的自然断点法绘制固有投入、产出能力和功能演变空间分布图。

1.3.2 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指数计算

耕地利用隐性形态准则层与指标层权重均采用熵值法确定（表1）。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指数^［18］由固有投入、产出能力和功能演变指标加权求和计算得到。公式为：

\mathrm{R}\mathrm{F}{\mathrm{V}}_i={\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n}{y}_{i,j}{w}_j+x_{i,j}{w}_j+f_{i,j}{w}_j（1）

式中：RFV _i 为i地区特定时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指数；x_i，j，y_i，j 和f_i，j 分别为i地区固有投入、产出能力和功能演变准则层第j项指标值；w_j 为熵值法求得第j项指标权重值。

1.3.3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19］是衡量一个元素的属性数值与其邻域的属性值之间的相关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公式为：

I=\frac{n{\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n}{W}_{ij}\left(x_i-\overline{x}\right)\left(x_j-\overline{x}\right)}{{\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n}{W}_{ij}{\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left(x_i-\overline{x}\right)}^{\mathrm{2}}}（2）

式中：I为全局Moran指数；x_i， x_j 分别为县域i，j的耕地利用隐性转型观察值；\overline{x}为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平均值；W_ij 为县域i和j的空间关系测度。

因全局空间自相关存在局限性，故需用局部空间自相关进一步分析。本研究用来检验局部地区的集聚效应。公式为：

I_i=\frac{n\left(x_i-\overline{x}\right){\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n}{W}_{ij}\left(x_j-\overline{x}\right)}{{\displaystyle \sum _i^{}}{\left(x_i-\overline{x}\right)}^{\mathrm{2}}}（3）

1.3.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20］是一种统计学方法，用来探测不同地理要素和现象在空间上的差异背后的驱动力，包括因子探测和交互作用探测。公式为：

q=\mathrm{1}-{\displaystyle \sum _{h=\mathrm{1}}^L}{N}_h{\sigma }_h^{\mathrm{2}}/N{\sigma }^{\mathrm{2}}（4）

式中：q为衡量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影响因素的解释力程度，范围在［0，1］，值越大说明解释力越强；N_h 和N分别为层h（h=1，2，…，L）和研究区的样本量；σ_h² 和σ² 分别为层h和研究区Y值的方差。

汾河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影响因素综合复杂，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性，结合流域实际情况，从自然、经济、科技、生活水平等维度，共选取16个驱动因子对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水平进行单因子和多因子交互探测。驱动因子主要包括气温（x₁）、降水（x₂）、高程（x₃）、坡度（x₄）、城镇化率（x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₆）、农业机械总动力（x₇）、农业产值（x₈）、农用化肥施用量（x₉）、年末有效灌溉面积（x₁₀）、农村用电量（x₁₁）、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x₁₂）、农药使用量（x₁₃）、粮食作物播种面积（x₁₄）、粮食作物产量（x₁₅）、粮食作物单产（x₁₆）。其中，将获取的气温、降水栅格数据导入到ArcGIS 10.2软件，与县级行政界线矢量数据叠加求均值。利用ArcGIS 10.2的Surface工具提取海拔和坡度，再与县级行政界线矢量数据叠加，最后求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时空变化分析

2.1.1 时间变化

1990—2020年汾河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指数均值呈稳步上升态势（图2），由0.091 0上升为0.289 5，增幅为218.13%，表明耕地利用隐性转型速度加快。1990—2000年产出能力指数小于固有投入和功能演变指数，隐性转型指数小于0.1；2000—2020年产出能力指数快速上升，超过固有投入和功能演变指数，说明耕地产出水平不断上升，农业技术发展迅速。

2.1.2 空间变化

1990—2020年汾河流域耕地固有投入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且空间差异显著（图3）。1990年，固有投入指数呈缓慢上升趋势，高值区集中在太原市6城区周边和流域下游河津市和万荣县等县域，呈环状和团块状分布；低值区主要分布在静乐县、平遥县和洪洞县等20个县域，占县域数量的48.78%。2000年，汾河流域固有投入指数由0.023 3上升为0.052 2，增幅为124.03%，固有投入指数增长速度快。固有投入指数高值区向流域西南部和太原市6城区周边县域扩散，县域数量占比48.78%，呈团块状分布。2010年，固有投入指数呈快速上升趋势，高值区县域数量占比41.46%，向流域下游地区扩散。2020年，固有投入指数呈下降趋势，低值区县域数量占比53.66%，向流域南部和北部扩张，中部呈零星式分布。2010—2020年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实施，汾河流域农业劳动力转移加快，农业劳动力投入减少，固有投入指数较低。

1990—2020年汾河流域耕地产出能力指数呈稳步上升态势（图4），均值由0.019 4上升为0.153 1。1990年，产出能力指数较低，空间差异显著；宁武县、交口县和稷山县等21个县域属于低值区，县域数量占比51.22%，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流域上中游，呈团块状分布。2000年汾河流域产出能力指数稳步提高，其均值上升为0.026 3，增幅为35.57%，空间上呈北低南高格局；高值区向流域东北部和南部扩张，包含平遥县等20个县域，县域数量占比48.78%。2010年，产出能力指数快速提高，表明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水平稳步提高；高值区县域数量占比48.78%，高于平均值的县域有19个，占比46.34%。2020年，产出能力指数均值由0.088 6上升为0.153 1，增幅为72.8%，有39.02%的县域产出能力指数高于平均值，10年间产出能力迅速提高；浮山县、翼城县和太谷区等14个县域仍属于高值区，占比34.15%。

1990—2020年汾河流域功能演变指数呈快速上升趋势，均值由0.038 4上升到0.099 2，增幅为158.33%，空间差异显著（图5）。1990年，功能演变指数较低，均值为0.038 4，空间上呈现南部高、中部低的格局；有56.1%的县域高于均值，包含祁县、介休市和河津市等23个县域。2000年，功能演变指数小幅下降，均值为0.038 1，24个县域成为高值区，县域数量占比58.54%，主要分布在流域下游地区；古交市、交口县和霍州市等县域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流域上游地区，以静乐县为核心呈团块状分布。功能演变指数以寿阳县最高，居流域第一位。最低的是太原市迎泽区。从具体功能来看，社会保障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2010年功能演变指数缓慢上升，均值为0.075，表明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水平稳步提升。功能演变指数最高的为小店区，最低的是古交市。高值区县域数量占比下降，由58.54%降低至53.66%，降幅为9.09%，空间上流域南部地区呈团块状分布。低值区县域数量上升，由17个上升为19个。从具体功能来看，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生态功能。2020年功能演变指数快速上升，均值为0.099 2，相比2010年，增幅为32.27%。功能演变指数最大的是杏花岭区，为0.267 2，最小的是万柏林区。高值区数量占比进一步下降，由53.66%降为46.34%，呈现南北分布格局。低值区范围扩大，由19个上升为22个，县域数量占比为53.66%。从具体功能来看，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生态功能。

汾河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各年份莫兰指数均为正值，在正态分布的假设下显著性水平p值均小于0.05，检验结果高度显著，其Z值均超过1.65，在空间上表现为明显集聚分布状态，因此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由图6可知，汾河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局部空间自相关分布显示，1990年L-H区、H-L区县域数量较少，空间分布离散，极少出现连片分布现象，而L-L区空间分布较为集中，在流域西北部形成集聚片区。2000年L-L区县域数量无变化，空间上向流域中部扩散，H-H区县域数量下降，在太原市六城区南部（包括祁县、太谷区、榆次区和清徐县）呈集聚态势。2010年出现H-L区，只有寿阳县和尖草坪区；出现L-H区，集中分布在流域南部，呈零星分布格局；L-L区范围收缩，县域数量降低。2020年L-L区和H-H区范围均有所扩张，呈团块状分布，H-L区县域数量降至1个，L-H区县域数量不变。从空间关联格局演变特征可知：汾河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空间极化效应显著增强，H-H集聚和L-L集聚显著。

2.2 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影响因子分析

2.2.1 因子探测结果

运用地理探测器对2020年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贡献率进行测算发现，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时空分异是由多种因子共同作用且不同因子作用强度差异明显。由表2可得，农业产值（x₈）、农业机械总动力（x₇）、农用化肥施用量（x₉）、粮食作物单产（x₁₆）的q值>0.82，对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空间分异的解释力较强，是主导驱动因子。农业产值是反映耕地隐性转型产出能力的重要指标，1990—2020年流域农业产值由18.78亿元增加至378.76亿元，乡村人均农业产值由0.82万元上升为28.97万元，农业产值的增加倒逼农业技术升级和农业生产效率提升，耕地经营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进而提升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水平。伴随耕地流转加快、农机装备产业发展和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流域耕地规模化经营不断扩大。同时农业产值提高会反哺耕地质量提升，强化耕地保护动力，形成“增产—增收—增质”的良性循环机制^［21］。农业机械总动力提升直接驱动耕地生产效率提高，引发农业从业人数下降，促使耕地从碎片化向规模化经营转变，重塑耕地空间格局。1990—2020年流域内农业机械总动力整体为上升趋势，由460万kW上升为560.77万kW，其中，2010—2020年由1 140万kW降至560.77万kW，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促进耕地生产效率提升，也使化石燃料投入增加，影响耕地绿色低碳利用。化肥施用量是衡量耕地质量与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主要指标，1990—2010年汾河流域耕地化肥施用量由24.65万t上升为37.04万t，粮食作物单产由2.98 t/hm²上升为4.43 t/hm²，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粮食作物单产提升。同时一味追求高产而过量使用化肥，难以形成可持续的耕地利用模式，农用化肥施用量等生产要素过量投入，对耕地质量、生态环境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2010—2020年化肥施用量由37.04万t降为35.46万t，粮食作物单产由4.43 t/hm²上升为4.77 t/hm²，化肥减量不仅驱动耕地土壤质量改善，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强土壤保水保肥能力，而且为农作物生长创造有利环境，促使农作物提质增产^［22］，实现“减肥增产”的双赢目标。自然因子的降水、高程对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空间分异的解释力较弱。

2.2.2 交互探测结果

汾河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是多因子共同综合作用的结果（图7），其中，自然因子与社会经济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自然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农业产值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较强。降水与农业产值、农业产值与农村用电量、粮食作物单产与农村用电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业产值交互作用值均大于0.8。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 论

耕地固有投入变化伴随耕地经营方式和经营规模变化而产生耕地利用效率变化^［23］。1990—2020年流域耕地劳动力投入持续下降，1990—2000年由680.62万人下降为565.36万人，2000—2020年由565.36万人下降为280.5万人。劳动力流失导致耕地撂荒的风险加剧，但同时也倒逼耕地规模经营，破解“无人种地”的困局，农民在耕地流转背景下实现“租金+工资”双收益，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技能再培训和农机适配使用实现“人退地进”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化肥施用量可以促进粮食作物单产提升，但化学肥料（尤其是氮磷钾复合肥）的持续超量施用，可能导致土壤板结硬化、有机质含量下降以及次生盐渍化现象。

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和劳动力等要素对耕地的投入其最终目的是创造农业价值和产品，农业产出能力是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归宿^［24］。1990—2020年化肥投入量由24.65万t上升为35.46万t，为粮食作物产量提升提供保障，粮食作物单产由1990年的2.98 t/hm²提升至2020年的4.77 t/hm²。伴随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和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粮食作物单产提高，同时粮食作物单产随耕地质量提升而增加，耕地质量等级与粮食作物单产呈正相关^［25］，提升粮食作物单产有助于提高耕地产出能力，使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水平稳步提升。乡村人均农业产值和农业产值是反映耕地产出能力的经济指标。山西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9%，小型农机具投入45万台，大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值。同时高附加值农业推动耕地功能复合化，逐渐向“农业+”融合模式转变。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对耕地需求方式改变，耕地功能由关注单一功能向生产供给、生活健康、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等^［26］多元功能协同转变。文中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社会保障功能主要反映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生态承载能力、生活保障能力。在转型变化过程中，耕地边际化、非农化、破碎化、弃耕撂荒和质量下降等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县域城镇化进程加快和耕地破碎化等导致耕地生态功能下降。1990—2020年汾河流域功能演变指数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其中，生态功能指数由0.011 6降为0.010 2，本结论与依靠灌溉为主旱地、降水时空分配不均、温差大的地区的耕地生态功能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7］。1990—2020年人均粮食产量由0.31 t上升为0.32 t，耕地社会保障功能指数由0.015 1上升为0.022 1，人均粮食产量提高保障粮食安全，增强粮食自给能力，这是耕地社会功能的核心^［28］，充足的人均粮食产量有助于政府调控粮价，保障基本民生。同时通过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带来仓储、物流、加工和贸易等上下游产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集约化、标准化高产模式可能改变农业景观和耕作方式，影响耕地文化功能和乡村景观^［29］。

1990—2020年耕地复种指数由82.6%上升为90.17%，耕地地均产值由0.11万元/hm²快速增加至2.27万元/hm²，耕地生产功能指数由0.011 69上升为0.066 8，复种指数和地均产值增加必然增加农产品种类和年总产量，强化耕地核心生产功能。同时复种指数提高减少耕地闲置时间，最大潜力挖掘耕地时空生产潜力^［30］，保障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给，是“藏粮于地”的重要实践。农业产值增加驱动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产业链延伸，增强农业可持续投入能力。同时也要防止地力过度消耗、土壤退化和加剧水资源压力，在实现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找到平衡。

3.2 结 论

（1） 汾河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指数整体上呈稳步上升态势，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水平持续提升。1990—2020年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指数均值由0.091 0上升为0.289 5，增幅为218.13%。耕地利用隐性转型表现为高度空间集聚性，不断推动流域耕地利用提质增效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2） 汾河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功能指数排序为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生态功能。

（3） 汾河流域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受自然、社会经济等多维因素综合影响，各因子的作用大小不尽相同，其中，农业产值、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粮食作物单产的贡献程度较高，降水、高程的贡献程度较低。

（4） 汾河流域应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进程，以应对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防止因过度依赖化肥带来的生态风险，重视耕地“非粮化”导致的耕地社会保障功能弱化，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减少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缓解人地矛盾，为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提供契机，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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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山西省科技战略研究专项(202204031401111)

山西省科技战略研究专项(202404030401145)

山西省社科联重点课题研究项目(SSKLZDKT2025180)

山西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项目(2020L0505)

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22J026)

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21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