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机制研究

Mechanisms influencing willingness-behavior paradox of farmers in ecological transi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摘要

目的 揭示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影响机制，推动农户生态转型意愿向实际行为转化，促进区域农业绿色发展。 方法 基于常德市和邵阳市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MOA理论构建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 （1） 农户动机因素对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机会和能力因素则对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2） 平湖农业区（常德市）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主要受自然条件和技术能力的负向显著影响，丘岗节水农业区（邵阳市）农户则主要受能力维度的负向显著影响。（3） 组态分析发现，只有将动机、机会、能力进行多维度组合才能减少悖离，其中丘岗节水农业区需重视农户经济能力的提升，平湖农业区需进一步改善自然条件，以及两地区均需重视对农户基本能力的提升。 结论 动机-机会-能力多维度及区位因素均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行为悖离机制存在影响，制定差异化组合策略有助于推动研究区耕地利用生态转型，并为其他相似地区推进农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mechanisms influencing the willingness-behavior paradox of farmers in the ecological transi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and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willingness into actual ecological transition behavior， so as to promo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griculture. Method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from farmers in Changde City and Shaoyang City， the Motivation-Opportunity-Ability （MOA） theory was used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willingness-behavior paradox of farmers in the ecological transi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and empirical tests were carried out by using 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an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Results （1） Motivational factors exerte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behavior paradox of farmers in the ecological transi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while opportunity and ability factor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s. （2） Farmers in the Pinghu Agricultural Zone （Changde City） were primarily impacted by the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f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echnological ability on the willingness-behavior paradox， while farmers in the Qiugang Water-saving Agricultural Zone （Shaoyang City） were primarily impacted by the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ability dimension. （3） The configur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paradox could only be reduced by a multi-dimensional combination of motivation， opportunity， and ability. Qiugang Water-saving Agricultural Zone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farmers′ economic ability， Pinghu Agricultural Zone need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natural conditions， and both regions need to focus on improving farmers′ basic ability. Conclusion Both the multi-dimensional motivation-opportunity-ability framework and locational factors have an influence on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willingness-behavior paradox of farmers in the ecological transi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Developing differentiated combination strategies can promote the ecological transi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 the study area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in other similar zone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耕地利用生态转型 / 农户 / 意愿与行为悖离 / MOA理论 /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Key words

ecological transi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 farmers / willingness-behavior paradox / MOA theory /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十四五”发展时期以来，农业农村部接续出台了《到2025年化肥减量化行动方案》《到2025年化学农药减量化行动方案》《关于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乡村生态振兴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提出要通过化肥控量增效、农药减施增效和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等关键举措，推动农业发展全面向绿色转型。耕地作为农业生产的核心物质基础，实现其利用方式向生态化转型直接关系到农业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而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主体，其对政策的认知及行为响应，则是决定耕地利用能否实现生态转型的关键。当前研究发现^［1］，现实中农户虽然积极响应农业绿色生产政策，并且表现出较高的参与意愿，但其在实际的耕地利用行为中却并未实现有效转化，即农户耕地生态化利用存在“意愿行为不一致”的问题。因此，探究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机理，揭示背后的原因，能够为促进农户耕地生态化利用意愿向行为转化提供理论参考。

目前，学术界围绕农户耕地生态化利用的意愿与行为已展开丰富探讨，研究内容涵盖减施化肥农药^［2-3］、绿肥种植^［4］、秸秆还田^［5］和绿色生产技术采纳^［6］等方面。然而，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是一个从认知到意愿再到行为的复杂决策过程，仅仅聚焦单一阶段（意愿形成或者行为实施）的影响因素难以揭示其传导机制的内在机理^［7］。为此，部分学者将农户意愿和行为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发现农户对耕地生态利用的认知水平虽高，但行为响应程度较差，存在意愿-行为悖离现象^［8-9］。为深入探究意愿与行为之间的转化机制以及发生悖离的原因，学界大多依据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10］和分布式认知理论^［11］等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而MOA （Motivation-Opportunity-Ability） 理论作为一个更为综合的分析框架，其通过动机、机会、能力3个维度的整合，涵盖了个体内在驱动、外部环境约束与行为主体客观能力三方面，不仅能够有效弥补计划行为理论（TPB）侧重关注个体主观认知层面而对客观环境关注不足的理论缺陷，同时，还突破了分布式认知理论仅关注认知过程与环境交互的局限性，能够更加系统地揭示农户耕地生态化利用行为决策的复杂机制。因此，已有少数学者尝试应用MOA理论进行分析，比如，张静等^［12］利用MOA理论等理论方法探究了农民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意愿行为的影响因素。在研究方法方面，多数学者选择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3-4，13］}、Probit模型^［14］、结构方程模型^［7］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然而，可以发现当前研究多集中于分析具体因素对耕地生态利用意愿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影响以及影响效应的方向，却忽视了其受多元因素相互依赖协同的基本现实，因而并未揭示多因素的组态影响路径，提出的改进措施也存在明显的单一效应。

鉴于此，本文采用MOA理论构建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选取湖南省平湖农业区和丘岗节水农业区的典型代表区域——常德市和邵阳市为研究区，通过实地调研获取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实证检验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因素及其区位异质性，并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揭示农户意愿行为悖离影响因素的多元组态路径。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先，从农户微观视角出发，基于MOA理论构建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弥补计划行为理论、分布式认知理论等理论的局限性，为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研究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持；其次，基于耕地利用转型内涵，创新性地构建农户微观视角的耕地利用生态转型评价体系，丰富当前耕地利用生态转型评价体系的理论研究；最后，应用Multi-group SEM模型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因素的区位异质性开展分析，并通过fsQCA方法进一步揭示农户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因素的多元组态路径，丰富驱动机制研究的方法体系。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耕地利用生态转型

耕地利用转型是指在一段时期内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转型相对应的区域耕地利用形态转变的过程^［15］。随着耕地利用趋于绿色化、生态化发展，耕地利用生态转型开始逐渐受到关注。当前较多学者指出^［16-17］，相比传统耕地利用转型，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更突出“绿色、生态”属性，即强调耕地利用方式生态化转型，实现耕地利用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鉴于农户是耕地利用生态转型的直接参与主体，其意愿与行为直接决定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成效。为此，基于前人对耕地利用生态转型的研究，本文从农户微观视角出发，将耕地利用生态转型定义为农户在绿色化、生态化要求日益提高的大环境下，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绿色技术、绿色投入、绿色生产为支撑，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型耕地利用方式，在农业生产环节采取耕地生态利用方式，如耕地资本生态化投入、废弃物生态化处理、生态技术采纳等，从而推动耕地利用由注重经济产出形态向注重生态可持续形态发生趋势性转变，以此达到耕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17］。

基于当前国家政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高度关注，以及耕地利用过程中对生产环境和农产品会产生影响的关键行为，本文将从资本投入转型、废弃物处理转型和生态技术采纳转型3个方面，构建农户微观视角下的耕地利用生态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来说，资本投入转型用化肥减施、农药减施、有机肥增施、农家肥增施、绿肥种植5个指标进行衡量；废弃物处理转型用秸秆还田、废弃农膜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无害化处理3个指标衡量；生态技术采纳转型用生态耕作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3个指标进行衡量。

1.2 研究假说

MOA理论认为，动机、机会和能力是个体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动机是行为发生的重要驱动力，机会是不受个体控制的外部环境条件，能力则是个体具备的信心及潜力。因此，借助MOA理论，从动机、机会和能力3个维度考察导致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内外部因素（图1）。

动机是引发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既有利己追求也有利他倾向，选取个人规范和行为态度作为影响农户参与耕地利用生态转型动机维度的因素。个人规范反映农户对耕地保护的道德责任感，即当农户相信耕地利用生态转型不仅对个人有益，还对周围环境和群体有益时，其内在道德责任感会增强，从而提高参与意愿；行为态度则体现农户对实施耕地利用生态转型行为可能带来的综合效益结果（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进行评估后所持有正向或者负向的态度^［18-19］。当农户预期该行为的实施能够带来显著的正向结果时，其行为态度会更加积极，参与意愿也更加强烈。意愿是行为的前提，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在做出最终行为决策时往往会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这意味着动机能否驱动耕地利用生态转型行为转化取决于该行为是否与目标相契合：比如，农户可能具有较高的转型动机，但当面临高成本、高风险或强约束时，农户转型动机（个人规范与行为态度）与收益目标发生冲突，高动机对行为的驱动会被削弱，意愿向行为的转化受到抑制。并且，当行为态度或个人规范越强烈，冲突对转化的抑制效应被放大，导致“意愿行为不一致”的现象越显著，意愿与行为悖离水平也就越强^［20］；反之，当行为态度或个人规范与收益最大化目标一致时，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水平则会相应降低。可见，农户行为动机对其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影响，但影响方向存在不确定性。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农户行为态度和个人规范会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产生影响，但影响方向存在不确定性。

机会主要指农户感知到的有助于激发特定行为的外在环境因素，其中，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所依赖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条件和政策条件3个方面。首先，耕地经营规模和地块规模是影响农户耕地利用行为的关键自然因素。基于农户对耕地的规模效应和长期收益的关注，当耕地经营规模较大、细碎化程度较低时，农户的效益预期会提升，从而增强其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同时，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能够降低生态化耕作技术的操作成本和难度，为高意愿农户实施生态转型行为提供有利条件。其次，交通条件和农业灌溉条件是影响耕地利用生态转型的重要基础设施条件，良好的交通条件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促进信息和物资的流通，使农户更容易获取耕地利用的相关资源和技术；完善的农业灌溉条件则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生态耕作技术的应用。由此看来，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能够降低生态转型行为门槛。最后，由于耕地利用生态转型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政府常通过制定命令控制型政策（如环保法规）和经济激励型政策（如生态补偿）来约束农户不可持续行为、激励农户进行耕地生态利用。为此，有效的政策干预在提升农户生态转型意愿的同时，能够降低农户实施转型行为的门槛与风险，从而减少意愿行为的悖离。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2：自然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和政策条件均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具有负向影响。

能力指的是行为主体从事某行为的内在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行为的完成程度。农户在实现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向行为转化过程中，会反复衡量其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时间、精力、能力和财力来实施耕地生态利用行为。由此，选取基本能力、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三方面来衡量农户能力，具体而言，作为农户认知能力的基本体现，以及劳动能力的重要保障，受教育水平和身体健康水平共同构成农户的基本能力；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家庭收入水平则体现农户经济能力，二者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规模和各方面投入，为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提供经济支持，同时也是农业收益的直观表现；此外，技术能力对于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行为的可行性有着重要影响，通过农机培训等措施提升农户运用耕地生态利用技术的能力，能够降低其进行生态转型的行为门槛。通常而言，农户的基本能力与经济能力越强，以及农户对耕地生态利用技术掌握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其意愿向行为的转化，从而减少意愿行为的悖离。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3：农户基本能力、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均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具有负向影响。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度的测算

当前，大多数学者选择利用二元变量（0，1）判断意愿行为是否悖离，或者是通过多元变量（1，2，3，4，5）对悖离程度进行判断^［1，20］，然而这样的表达形式难以整合多维度指标对意愿行为悖离程度的综合影响。为此，构建农户意愿与行为综合悖离度测度指标，其公式为：

Z_i=N_{\mathrm{d}}/N_{\mathrm{t}}（1）

式中：Ζ_i 为第i个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的综合悖离度，值在0~1，数值越大，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度越高；N_{\mathrm{d}}\mathrm{为}该农户在各评价指标中实际发生悖离的项数；N_{\mathrm{t}}\mathrm{为}纳入测度的评价指标总项数。在测算悖离度时，农户发生农药包装物回收和农膜回收行为的前提是农户使用了农药和农膜，若未使用则这类情况不算农户转型行为，也不纳入农户悖离项数与评价指标总项数的统计。

2.1.2 结构方程模型

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等潜在变量均涉及多个测度变量，为探究这些潜在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故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来分析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与普通的回归模型相比，其最大的优点是它可以同时处理多个被解释变量，且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容许存在测量误差^［21］。该模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组成，测量模型公式为：

y={\Lambda }_y\eta +\epsilon（2）

x={\Lambda }_x\xi +\delta（3）

结构模型说明内生潜变量和外生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公式为：

\eta =B\eta +\Gamma \xi +\zeta（4）

式中：η为内生潜变量；ξ为外生潜变量；y，x分别为潜在变量η，ξ的观测变量向量；Λ_y，Λ_x 分别为内生潜变量和外生潜变量与各自观测变量的关联系数矩阵；Β和Γ为内生潜在变量与外生潜在变量对应的系数矩阵；ε，δ和ζ为残差项。

2.1.3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是基于布尔代数和集合关系的组态分析，通过不同条件组合的多条路径来解释某一特定变量^［22］。另外，由于多个变量为连续性变量，相比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risp-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csQCA）和多集定性比较分析（multi-valu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v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能够较大程度地减少数据损失，从而更客观反映所呈现的复杂因果关系^［23］。因此，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来揭示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因素的多元组态路径。

2.2 数据来源

湖南省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资源禀赋、地形地貌类型等因素，选取常德市和邵阳市作为研究区域。其中，常德市属于环洞庭湖平湖农业区，气候温暖湿润，平均气温17.4 ℃，平均降水量为1 433 mm，地形以平原为主，2023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 385.7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 754元，粮食作物种植面积58.88万hm²，粮食总产量382.8万t，农业产值419.0亿元；邵阳市属于湘中南丘岗节水农业区，全市平均气温18.4 ℃，平均降水量达到1 008.1 mm，地形以丘陵与山地为主，2023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 731.42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 128元，粮食播种面积49.92万hm²，粮食产量336.1万t，农业产值413.5亿元。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3年7—8月在常德市和邵阳市开展的农户问卷调查。为保证调查对象的代表性，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根据距离市区的远近以及地形地貌，选取常德市的鼎城区和安乡县、邵阳市的邵东市和洞口县4个调查县（市、区）；根据乡镇距县城的远近及行政村距中心集镇的远近，在每个县（区）选取4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选4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随机抽样调查约15户农户。调研对象均为从事农业生产的户主或家庭其他农业劳动力。共获得896份农户问卷，结合研究内容，经过数据整理和剔除个别极端异常数据后，最终得到885份农户有效问卷，其中常德市436份，邵阳市449份。

样本农户特征见表1。受访者多为女性，占样本总量的54.58%。其中，平湖农业区受访者男性占比较高（50.92%），丘岗节水农业区受访者则是女性占比较高（59.91%）。受访者年龄整体偏大，平均年龄达到60岁，平湖农业区和丘岗节水农业区受访者61岁以上的农户占比最多，分别为49.54%，57.68%。样本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多为初中及以下水平，其中，平湖农业区和丘岗节水农业区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为高中或中专的占比分别为8.94%，5.57%，大专及以上的农户占比最少，仅为0.69%，0.67%。受访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多为2~4人，平湖农业区受访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也多为2~4人，丘岗节水农业区受访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多为3~4人。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多在1万~3万元，占总样本的59.89%，其中，平湖农业区受访农户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2万~3万元的占比最多，丘岗节水农业区受访农户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1万~2万元的占比最多。农业收入占比整体较低，有63.73%的受访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在10%以下，其中，平湖农业区和丘岗节水农业区受访农户农业收入占比普遍在10%以下，在50%以上的农户占比为11.01%，5.79%。

2.3 变量设定

2.3.1 被解释变量

农户意愿行为悖离包括“有意愿无行为”和“无意愿有行为”两种情况，而意愿作为行为的前提，“无意愿有行为”现象并不符合个体行为逻辑。为此，仅探究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有意愿无行为”现象。

被解释变量为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综合悖离度。样本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综合悖离程度均值为0.523，平湖农业区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度均值为0.509，低于丘岗节水农业区0.537。由此看来，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普遍存在“高意愿低行为”现象，且丘岗节水农业区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程度略高于平湖农业区。

2.3.2 解释变量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从动机（行为态度、个人规范）、机会（自然条件、基础设施条件、政策条件）、能力（基本能力、经济能力、技术能力）3个维度8个方面选取18个潜在影响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的因素（表2）。具体而言，动机维度用认可度、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道德意识、信念原则和愧疚感知7个指标表征；机会维度用耕地经营规模、地块规模、交通可达性、灌溉设施完备、经济激励政策和规制型政策工具6个指标表征；能力维度用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农业技术培训参与度5个指标表征。

2.3.3 控制变量

为使研究更具有合理性、准确性，从农户个体特征方面选取受访农户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同时，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资源、地形等差异所带来的影响，还加入区位变量。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代表性检验

3.1.1 信度和效度检验

首先使用SPSS 22.0和Amos 26.0软件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由于主观规范观测变量的量纲不同，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对变量都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偏差。检查结果显示，各潜变量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在0.716~0.850，均大于0.7的阈值条件，说明量表信度良好。

对各潜变量进行验证因子分析，各观测变量的标准因素负荷均高于0.6的阈值条件，潜变量的组合效度（CR）值在0.729~0.839，达到0.7的可接受门槛，平均变异数提取量（AVE）值在0.504~0.673，满足0.5的最低要求，说明量表效度良好。

3.1.2 模型适配度检验

绝对适配度指标（GFI，AGFI，RMSEA）、增值适配度指标（NFI，RFI，TLI，CFI，IFI）、简约适配度指标（CN，NC）10项具体指标可用于对理论模型的适配度进行检验。由于样本数据量较多，导致模型p值显著，使得模型配适度不好，为此选择采用修正卡方值的方式来修正模型配适度。从模型拟合结果（表3）来看，模型各指标通过适配度检验，模型适配度良好。

3.2 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

3.2.1 假设检验

表4模型拟合结果显示，行为态度和个人规范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有显著正向影响；自然条件、基础设施条件、政策条件、基本能力、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均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有显著负向影响。具体而言：

（1） 动机维度。行为态度和个人规范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381，0.307。这是由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受到效益最大化目标驱动，会反复博弈其内外部条件，使得原本被低估的外部环境和自身能力等其他障碍因素成为行为转化的关键阈值，最终表现出了“高意愿低行为”的现象。

（2） 机会维度。自然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和政策条件分别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162，-0.289，-0.515，研究假说H2得到验证。对比路径系数，政策条件对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系数最大，这意味着政策条件对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的悖离程度负向影响很大，这与姜立康等^［24］研究中发现的激励性和惩罚性政策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所表达的含义一致。

（3） 能力维度。基本能力、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验证，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348，-0.114，-0.112，说明农户能力对生态转型意愿行为的悖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各方面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向行为的转化，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度越低，研究假说H3得到验证。

（4） 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和区位等对悖离情况均有显著影响。性别对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男性比女性的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度高。年龄对农户意愿行为悖离有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年龄更大的农业劳动力，其更加重视耕地可持续利用，重视耕地质量的提升。区位对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相比于平湖农业区，丘岗节水农业区的农户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情况较高。

3.2.2 多群组分析

为研究不同区位条件下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路径的差异，将总样本分为平湖农业区和丘岗节水农业区，进一步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模型的CFI和AGFI最小值为0.950，0.930，大于0.900的标准值；RMSEA最大值为0.019，小于0.080的临界值，表明多群组分析模型与农户样本适配状况良好。根据表5模型检验结果可知：

（1） 动机维度。两组样本中，行为态度和个人规范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的路径系数均显著为正。对比分析，平湖农业区农户行为态度的路径系数（β=0.500）大于丘岗节水农业区（β=0.241），但平湖农业区农户个人规范的路径系数（β=0.145）小于丘岗节水农业区（β=0.467），这意味着平湖农业区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受行为态度的正向影响更强烈，丘岗节水农业区则受个人规范的正向影响更强烈。调研发现，平湖农业区农户受教育水平和农业收入占比相对较高，由此平湖农业区农户可能会更多地去关心耕地的可持续利用，并考虑耕地生态利用所带来的综合效益；丘岗节水农业区农户年龄普遍较大，对耕地的依赖性较高，从而具有较高保护耕地的责任意识。然而，考虑到农户是理性经济人，虽然其具有较高的转型动机，但由于受到外界因素、自身能力的阻碍，亦或是转型成本的影响，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仍然存在着“高意愿低行为”的悖离情况。

（2） 机会维度。自然条件对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行为悖离的影响路径中，平湖农业区（β=-0.154）通过了显著性水平验证，丘岗节水农业区（β=-0.028）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平湖农业区农户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更大。调查发现，平湖农业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相对较大，细碎化程度较低，这使得当地机械化生产水平高，农民也由此获得更高的规模效益，因此平湖农业区自然条件越好，农户越倾向于进行耕地利用生态转型。就基础设施条件和政策条件而言，两组模型均未通过10%显著性水平验证，说明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主要受耕地自然条件的影响。

（3） 能力维度。基本能力对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路径中，丘岗节水农业区（β=-0.39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平湖农业区（β=-0.049）未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基本能力对于丘岗节水农业区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调查发现，丘岗节水农业区农户受教育程度更低，对于新技术的学习能力一般、对生态转型的重要性认知不高，因此当该区域农户受教育水平越高，意愿行为悖离的程度也会有所下降。经济能力对意愿行为悖离的影响路径中，丘岗节水农业区（β=-0.064）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平湖农业区（β=-0.168）未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经济能力对于丘岗节水农业区农户进行耕地利用生态转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调研结果，丘岗节水农业区的农户收入水平较低，当存在较高的转型成本（时间、机械等）时，由于无力承担，农户的转型意愿与行为会发生悖离；另一方面，当地耕地经营规模相对较小，限制了机械化的替代效应，从而强化了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因此，丘岗节水农业区农户经济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实现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平湖农业区和丘岗节水农业区农户技术能力对意愿行为悖离情况的影响路径均显著为负，路径系数分别为-0.187，-0.089，表明技术能力对于平湖农业区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行为的悖离具有更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调查发现，平湖农业区50岁以下且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户占比较高，该群体普遍更重视农业技术培训^［25］，在参与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学习方面表现也更为积极。通过技术能力提升，平湖农业区农户对耕地生态化利用的实践能力显著增强，从而能够减少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3.3 组态分析

3.3.1 数据校准

在进行数据校准前，需要对变量进行初步处理，纳入组态分析的潜变量共有8个，各潜变量又是由多个观测变量来衡量，因此需要将该部分潜变量打包为一个适配值。参考Distefano等^［26］的做法，用观测变量的均值作为各潜变量的反映值，最终以行为态度、个人规范、自然条件、基础设施条件、政策条件、基本能力、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8个潜变量作为研究变量。

采用直接校准法对数据进行校准，将原始数据转化为0~1的模糊集隶属数值，基于数据实际情况及参考已有研究^［27］，分别选取样本数据的95%，50%和5%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锚点。并且，为避免组态分析中案例丢失，若校准后的数据为0.5，可通过加0.001的方式进行转换。由于总样本、平湖农业区样本和丘岗节水农业区样本数据存在差异，使得不同样本量计算出的各变量的校准锚点值也存在差异，因此，分别对3组样本进行各变量校准锚点计算及数据校准。各条件变量的校准锚点见表6。

3.3.2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条件组态分析前，需要通过一致性水平验证单个条件的必要性。若各条件的一致性大于0.9的临界值，则认为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表7为总样本、平湖农业区和丘岗节水农业区样本各条件变量的必要性验证结果。由此可知，总样本各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9，平湖农业区和丘岗节水农业区两组样本各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同样均小于0.9，说明样本均不存在导致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必要条件。可见这3组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实现均是多重条件并发的结果，需进一步对所有条件变量进行组态分析。

3.3.3 条件组态分析

（1） 整体分析。参考杜运周等^［27］的研究，将一致性阈值设为0.8，PRI阈值设为0.7。频数阈值要求应至少保留75%的原始样本数据，根据数据实际情况，将总样本频数阈值设为12，最终覆盖864个样本。根据结果（表8）显示，可能影响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组态路径有5条，其一致性在0.928~0.960，超过0.8的标准值，可视为影响意愿行为悖离的充分条件组合。总体解的一致性达到0.922，大于0.8的标准值；覆盖度为0.504，大于0.5的临界值，表明5种条件组态可以解释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大部分案例。

组态1以动机因素为核心条件，技术能力为辅助条件，同时存在自然条件、经济能力和基本能力等条件缺失。这表明具备较强转型动机的农户即便具备技术能力优势，若存在自然条件欠佳、经济基础薄弱及基本能力不足等约束时，仍然会引发37.4%的高比例悖离（原始覆盖率=0.374），成为解释力最强的核心路径。组态2与组态3均以动机因素和政策条件作为核心条件，技术能力为辅助条件，但二者在缺失性条件上有所差别：组态2表现为基本能力与经济能力缺失，组态3则突出基础设施不完善与经济约束的问题。这表明，当政策保障与技术赋能同步存在时，农户的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仍可能因经济-能力“双短板”的复合制约而发生悖离。组态4的核心条件为动机因素，辅助条件包括基础设施条件和技术能力，自然条件、政策条件和经济能力等条件发生缺失。这表明虽然区域基础设施完善且技术应用水平较高，但在自然禀赋约束、政策制度保障薄弱以及农户经济水平不足的影响下，具备高转型动机的农户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会发生悖离。组态5则凸显机会因素缺失的独立影响：动机因素为核心条件，能力因素为辅助条件，当机会因素缺失时，转型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

总的来看，只有将动机、机会、能力进行多维度组合才能避免悖离，任一条件的缺失均可能造成意愿与行为的不一致。

（2） 区域异质性分析。考虑到区位差异，将总样本分为平湖农业区组和丘岗节水农业区组（表9）。两组样本数据的频数阈值均设为6，最终分别覆盖426，438个样本。平湖农业区组和丘岗节水农业区组两组数据各条件组态的一致性均高于0.8的最低标准值；解的一致性分别为0.899，0.925，大于0.8的标准值，覆盖度分别为0.519，0.546，大于0.5的临界值，说明两组数据的条件组态可以解释两组区域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案例。

平湖农业区组组态1、组态2以动机因素为核心条件，完善的政策条件和合适的技术指导作为辅助支撑，但由于分别受限于基本能力和自然条件的缺失，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仍然发生悖离。组态3，4在机会因素（自然条件、基础设施条件）与能力因素（基本能力、经济能力）方面呈现相同的条件缺失。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具备较强的技术能力，再有完善政策的加持，依旧无法改变悖离的困境。组态5中动机因素为核心条件，辅助条件包括除基本能力、政策条件以外的所有机会和能力维度的因素，然而仅当基本能力这一条件缺失，转型意愿与行为仍然发生悖离。组态6中体现的则是，即便能力因素和自然条件为辅助条件，若自然条件发生缺失，还是会导致悖离发生的结果。

丘岗节水农业区组态1—3中均以动机因素、政策条件和技术能力为辅助条件，但分别受到基本能力和经济能力、基础设施和基本能力，以及自然条件和基本能力条件缺失的约束，此时意愿与行为未保持一致。组态4中辅助条件包括动机因素、自然条件和技术能力，但存在基础设施条件、基本能力和经济能力的缺失，这使得意愿行为发生悖离；组态5中动机因素为核心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和技术能力为辅助条件，但由于自然条件、政策条件和经济基础欠佳，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结果仍旧未发生改变。

综合以上组态来看，当机会、能力某一层面的条件较为缺失时，意愿与行为易发生悖离。其中，基本能力的缺失在两区域组态中普遍存在，表明提升农户的基础能力是破解生态转型意愿-行为悖离困境的刚需。进一步对比发现，丘岗节水农业区组态1，4，5均存在经济能力的缺失，意味着该区域农户的经济基础薄弱对于意愿行为的悖离具有一定影响，因而有必要通过生态补充金等方式改善家庭收入；平湖农业区组态5的结果凸显出自然条件（即耕地经营规模与地块规模）的重要性，可通过连片耕地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当地的耕作规模。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研究发现，行为态度作为动机因素正向影响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可能是由于农户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在做决策过程中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出现“高意愿低行为”的情况，这一结论与畅倩等^［20］研究结果一致。同时，机会因素中的政策条件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系数相对最大，意味着环境规制对农户意愿与行为的悖离程度具有较强的负向影响，这主要是政策制定的经济补贴和惩罚措施带来的激励和约束作用能够推动意愿行为的一致性，与已有研究提出的结论具有相似性，即提升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亲环境行为^［28］和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24］。进一步对区位异质性研究进行分析，发现农户的经济能力显著负向影响丘岗节水农业区样本的综合悖离度。根据调研可知当地农户收入水平较低，因此所产生的较高转型成本会阻碍农户实现生态转型意愿行为的一致性，同时，区域耕地细碎化问题限制了机械化的替代效应，从而强化了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这与张洁等^［29］的发现具有一致性。另外，研究发现技术能力对平湖农业区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更为显著，可能是受到了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区域自然条件影响，这一发现与王学婷等^［25］的研究结论相同。最后采用fsQCA方法探究多元组态路径，结果显示，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行为悖离是由动机-机会-能力层面诸多因素构成的不同组态构型作用下的结果，王全喜等^［30］的研究结论与此相似。

本文为推进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但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因文章篇幅受限，仅从区位差异的角度开展了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机制差异性的研究，未讨论农户异质性对其意愿行为悖离的影响机制，因此后续需进行补充研究，以丰富研究层次。其次，研究区域仅考虑了平湖农业区和丘岗节水农业区，然而湖南省还包括都市农业区和山地农业区等区域，未来可扩大研究范围，研究我省不同区位耕地利用意愿行为悖离的影响机制以及组态效应，从而形成系统化的理论。

4.2 结 论

（1） 农户动机、机会和能力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均有显著影响。农户动机因素正向影响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而机会因素和能力因素负向影响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在影响效应强度方面，政策条件对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行为态度和个人规范。此外，农户性别、年龄和地形条件等变量也对农户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情况产生显著影响。

（2） 不同区位的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平湖农业区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主要受自然条件和技术能力的负向显著影响；丘岗节水农业区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则主要受基本能力、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的负向显著影响。

（3） 农户耕地利用生态转型意愿与行为悖离5条组态路径显示，机会与能力因素中任一条件的缺失均可能造成意愿行为的不一致。从区域异质性分析，平湖农业区与丘岗节水农业区大部分组态路径存在基本能力的缺失；同时，丘岗节水农业区农户经济能力的提升、平湖农业区自然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对于改变意愿行为悖离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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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801190)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2023JJ30407)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22A0066)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科研项目(HBS20240109)

湖南师范大学青年人才托举项目(2024QNTJ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