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构建及动态演进研究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dynamic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gr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摘要

目的 探索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演变轨迹，进一步推动全面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战略提供参考。 方法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构建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评价体系，利用2010—2020年江西省地理数据，采用生态位模型揭示了江西省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水平及其动态演进。 结果 （1） 2010—2020年江西省旱地、灌木林地、草地、水系、湿地、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增长，但水田、有林地面积下降0.50%和3.50%。（2） 2010—2020年江西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增幅达30.65%。（3） 碳排放持续增加，城乡碳汇水平在2010—2020年下降1.62%。（4） 2010—2020年各子系统相对生态位宽度普遍提升，评价子系统相对生态位宽度与综合生态位宽度呈现鄱阳湖、环鄱阳湖、外围三级梯队。（5） 2010—2020年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高值地区位于鄱阳湖平原、赣西粮食高产片以及吉泰盆地。（6） 2010—2020年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生态位重叠度显著上升，高值地区同样位于鄱阳湖平原、赣西粮食高产片以及吉泰盆地。 结论 （1） 绿色发展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底色，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2） 尽管生态调节与支持系统转化为现实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存在时滞，但仍是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支撑；（3） 发展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抢抓新一轮生产力革命的历史机遇。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trajectory of the agricultural green new productive force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adv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Method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ESV）， the study constructed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gr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Using geographic data from 2010—2020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paper applied niche modeling to reveal the level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of Jiangxi′s agricultural gr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sults （1） From 2010 to 2020， the areas of dry land， shrubland， grassland， water bodies， wetlands， and urban-rural construction land in Jiangxi Province expanded， whereas the areas of paddy fields and forestland declined by 0.50% and 3.50%， respectively. （2） Over the same period， the ESV in Jiangxi Province exhibited a significant upward trend， increasing by 30.65%. （3） Despite this ecological improvement， carbon emissions continued to rise， while the urban-rural carbon sequestration capacity decreased by 1.62% between 2010 and 2020. （4） From 2010 to 2020， the relative niche width of each subsystem in Jiangxi Province was generally greater than in 2010， with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both relative and comprehensive niche widths displaying a three-tiered gradient consisting of the Poyang Lake region， the surrounding Poyang Lake Basin， and the peripheral areas. （5） By 2020， agricultural gr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Jiangxi Province ha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to 2010， with high-level regions concentrated in the Poyang Lake Plain， High-yield Grain Production Area in western Jiangxi， and the Jitai Basin. （6） Similarly， from 2010 to 2020， the niche overlap degree of agricultural gr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as markedly higher than in 2010， with high values consistently observed in the Poyang Lake Plain， High-yield Grain Production Area in western Jiangxi， and Jitai Basin. Conclusion （1）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backdrop of the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core of agricultural gr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een landscapes and pristine waters into economic value. （2） Despite a time la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regulation and support systems into actual agricultural gr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y continue to provide robust support. （3）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gr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presents a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 seize the next wave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revolution.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 /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 生态位

Key words

agricultural gr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land use transition matrix /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 ecological niche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新质生产力之“新”在于生产力的跃升、对传统生产力的扬弃、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当前，中国在制度层面将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上升到全局战略层面。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李强总理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概念是突出数字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路径，以新一轮科技革命性突破为抓手，实施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实现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优化组合劳动力、劳动工具以及劳动资料，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1］。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08亿人口的工农业大国，仍然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挑战。截至2024年底，GDP总值高（18.74万亿美元，全球第2位），但人均值低（1.33万美元，全球第72位）；耕地面积辽阔（129万km²，占世界8.69%），但人均占有水平（913.34 m²，远低于全球3 200.02 m²的平均水平）低；资源禀赋丰富，但仍然存在8%的耕地处于受污染状态，21.95%的耕地质量等级在7—10等，250.19万km²水土流失土地以及占陆域国土面积26%的荒漠化土地；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依然严峻，淮河流域中南部的江苏段和安徽段，长江流域的成渝地区、鄂湘赣中部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水体污染强度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农业废弃物污染治理任重而道远，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率、农膜处置率仍存在20.60%，12%，20%的缺口，且黄淮、江淮、江汉、鄱阳湖平原等粮食主产区农业废弃物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威胁仍然较高。亟待通过技术进步实现节能降耗绿色生产、集约经营高效生产、数智赋能智慧生产，以绿色生产力为内核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前人的研究表明，绿色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落脚点在绿色高质量发展^［1-2］。因此，亟待通过撬动绿色生产力驱动可持续发展引擎，从而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关于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研究着力探索其科学内涵与理论内核。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理论根植于可持续农业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长期依赖农业化学品投入的农业发展模式面临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及水资源污染等严峻冲击，威胁农业可持续发展^［3］。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农业发展必须兼顾生产与环境、短期利益与长期效益。Mäder等^［4］通过长期实践验证，有机农业系统虽产量略低，但能显著提升土壤肥力和生物多样性，减少97%的农药投入，从而降低对外部输入的依赖，增强系统可持续性；Muller等^［5］模拟有机农业的全球潜力发现，技术创新（如轮作和生物肥料）赋能可持续生产可满足农业发展目标；Liu等^［6］揭示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减少资源利用冲突，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经过20余年的实践，农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不可逆的全球共识。我国适时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绿色发展是其在农业领域的底色，壮大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规律与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客观需求。关于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内涵方面的研究，学界已达成的共识聚焦于科技进步对绿色生产力的引领作用^［7］。与历史上各阶段生产力发展相比，当前农业新质生产力变革突出绿色转型属性，弥补传统生产力追求单一经济目标的不足^［8］。因此，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更强调整合科技资源，加速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系统性变革，形成科技赋能、绿色增质、数字增效的新发展格局^［1］。关于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核问题，理论性文章普遍认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核是科技赋能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9］，农业的绿色化进程改变了传统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路径，驱动农业增质增效^［10］，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驱动农业的绿色可持续崛起，故而认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变革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崛起^［2］。因而本文聚焦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探索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在研究方法领域，当前学界普遍采用统计数据评估新质生产力水平^［11］。然而，统计数据的最小单元为县域，且由于统计口径差异，诸多数据缺省。并且统计数据具有宏观性，难以反映微观生产力变革水平。而地理数据则能够弥补这一缺陷，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代表的地理数据能够以栅格为单元，通过地理大数据揭示斑块层面新质生产力的演变。故而本文以地理数据衡量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通过栅格大数据识别演变。因此，本文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着力构建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江西省为例，以公里网格为评价单元，探索近10年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演变轨迹，为进一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国战略提供参考。

1 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演进与内涵

1.1 理论演进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其核心是生产力的进阶，本质是通过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并优化组合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发挥创新的乘数效应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上升^［1］。生产力变革具有批判性，是要素配置的循序革命。生产力1.0阶段聚焦于要素构成与结构性增长。Smith A等经济学家认为，通过市场机制调整要素比例能够实现要素优化配置，从而提高要素供给效率，实现经济增长^［12-14］。生产力2.0阶段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实现内生性增长。Romer等经济学家认为，必须引入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等现代生产要素，通过提高劳动力治理与现代生产要素促进内生性经济增长^［15-17］。生产力3.0阶段着重关注包容性增长问题。工业革命以来，农业处于边缘化状态，被动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劳动力、土地、资金，忽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必须摒弃牺牲农业的畸形发展观，须倡导工农业同步发展的包容性增长理念^［7］。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核心，必须正确对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树立正确的产业结构秩序。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进入生产力4.0时代。新一轮技术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具有本质性区别，不仅着眼于科技进步，更突出绿色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故而，绿色发展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结晶，能够推动农业绿色化转型，凝结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并转化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是理论演进与时代发展的共同要求。

不可否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取得了重大提升。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2 264亿斤增加到2024年的14 130亿斤，增长5.24倍；人均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208.99 kg增加到2024年的501.68 kg，增长1.40倍，高于国际公认的400 kg粮食安全线。但长期依靠土地、资本、农业化学投入品维系的农业高增长经营模式也诱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与健康问题。当前，壮大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存在3个关键阻碍，即环境污染导致耕地利用刚性约束提升、农产品种养环境恶化而质量下降、农产品边际生产效率持续下降。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科学技术突破、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产业深度升级、全产业链利益攸关主体有效衔接，实现源头性污染治理、革新农业生产方式、引领农业现代化进程、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促进生产力绿色转型，进一步夯实农业可持续发展根基，破解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图1）。

1.2 理论内涵

立足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具有以下理论内涵。

第一，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是技术革命性突破后生产力进阶兼顾包容性增长的新型生产力。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首要特征是对前沿技术实现革命性突破，加速生产力整体跃迁。这种质变不是单纯追求产出最大化目标，而是更强调包容性增长的高质量发展模式^［18］。当前，以生物育种、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颠覆性技术为引领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推动农业生产从资源依赖型路径向绿色协同发展路径转型，完成新旧生产力迭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改革完善‘三农’工作体制机制，为农业现代化增动力、添活力”。深刻指明科技创新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同时，科技创新必须兼顾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与客观实际，通过发展智慧农业、精准农业集约节约循环利用稀缺资源、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增强农业发展效率、以增产增收增进人民福祉，从而将技术红利赋能生态共富，以新型生产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第二，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是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后内生性增长动能显著提升的新型生产力。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激活农业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要素结构突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所构建的技术、劳动力、资本生产要素传统架构，以可持续发展为引领，引入生态治理等新要素完成对全要素的系统性重组与优化。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从制度层面加快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壁垒，摆脱对外部大规模投入、不可再生资源以及高污染高耗能传统路径的依赖，形成源于农业内部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的可持续、高效率的内生性增长。

第三，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是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后农业结构性优化下保护与发展协同的新型生产力。农业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并实现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是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必然成效，其标志着农业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即从以增量为目标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转向追求质量、效益、生态共进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一转型推动农业必须重塑绿色产业链与价值链，以绿色发展引擎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制度构想，必须利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加快推动农业资源高效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不可再生资源节约利用，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动农户在思想和实践层面改进生产和生活行为，以绿色可持续理念壮大新型生产力，实现生态共富目标^［19］。

第四，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是全产业链利益攸关主体有效衔接的生态共富引擎。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最终落脚点，是构建一个全产业链利益攸关方紧密联结、共享发展成果的生态共富机制。其强调重塑农业产业链的利益分配格局，确保增值收益更多地留在农村、惠及农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明确提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任务要求。在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变革中应强化利益联结机制，将小农户有效嵌入到现代化大生产的链条中，形成绿色引领、产业升级、农民持续增收发展模式，撬动生态共富引擎。

当前，中国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须关注生产、调节以及支持3个子系统，以绿色变革驱动高质量发展。而其核心特点是“可持续的供给”——以绿色生产满足人类对食物的需求、工业对原料的需求、自然界生物对水的需求；“可调节的环境”——在气候、空气、水文等方面具有可调节性；“有力的支撑体系”——从水土流失、维持养分循环、生物多样性、碳汇功能等方面加以支撑。因此，本文将从生产系统、调节系统和支持系统3个维度构建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评价体系（图2）。

2 研究设计

2.1 指标体系

本文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构建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涵盖生产系统、调节系统和支持系统3个维度（表1）。

（1） 生产系统指标。黄季焜^［20］指出，新质产品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农业新质产品包括食物和饲料两类，对生产系统新质生产力变革的评价必须聚焦食物生产能力与原料生产能力演变。段小梅等^［21］的研究认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之一是解决水资源供给问题。在生产系统中，必须加快水资源供给保障农业生产。因此，在生产系统中，本文选取食物生产、原料生产、水资源供给3个核心指标。

（2） 调节系统指标。王转等^［22］的研究揭示，自然调节能够降本增效，同时兼具风险管控功能。气体调节功能通过调控农林系统气体成分实现生态维持或物质保存；气候调节功能是作物群落通过冠层反射吸收太阳辐射形成遮阳效应，使其覆盖区域气温显著降低；环境净化功能是通过植被和水土系统的自然过滤功能，净化污染物，改善水环境；水文调节功能是通过湿地、植被和土壤的水源涵养能力调节水文稳定性，降低自然灾害发生。因此，在调节系统中，本文选取气体调节、气候调节、环境净化、水文调节4个核心指标。

（3） 支持系统指标。宋振江等^［1］揭示水土保持是实现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提升土壤的抗侵蚀能力、防治水土流失能够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支持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王转等^［22］的研究显示，维持养分循环功能能够促进土壤有机质的积累和养分循环，驱动土壤肥力保持与提升。生物多样性功能通过维护生态系统健康，可以保持生态系统稳定，降低生态恶化导致“社会-生态”系统冲突。郑毓翰^［23］的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化变革的关键成效是减碳增汇，进一步推动碳汇资源资产化能够助推新质生产力壮大。因此，在支持系统中，本文选取水土保持、维持养分循环、生物多样性、碳汇功能4个核心指标。

2.2 研究方法

（1）数据标准化。数据标准化即通过标准差方式统一各指标的单位和量纲，其公式^［24］为：

X_{ij}=\left|\frac{x_{ij}-{\overline{x}}_{\mathrm{j}}}{{\delta }_j}\right|（1）

式中：X_ij， x_ij，x_j，δ_j 分别为第i个栅格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原始值以及第j个指标的算术平均值、标准差。

（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根据谢高地等^［25］的文献，研究区域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V）为研究区域平均粮食单产市场价格的1/7，故而

V=P\times Q\times \mathrm{1}/\mathrm{2}\times \mathrm{1}/\mathrm{7}（2）

式中：V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元/km²）；P为研究区域粮食单价（元/kg）；Q为研究区域平均粮食产量（kg/km²）。本文核算的指标见表1。

（3）碳汇测算模型。利用InVEST模型的Carbon Storage and Sequestration模块进行碳储量的估算。碳储量分为地上、地下、土壤和死亡有机物中4部分，其公式为：

C=C_{\mathrm{a}\mathrm{b}\mathrm{o}\mathrm{v}\mathrm{e}}+C_{\mathrm{b}\mathrm{e}\mathrm{l}\mathrm{o}\mathrm{w}}+C_{\mathrm{s}\mathrm{o}\mathrm{i}\mathrm{l}}+C_{\mathrm{d}\mathrm{e}\mathrm{a}\mathrm{d}}（3）

式中：C为总的碳储量；C_above为地上碳储量；C_below为地下碳储量；C_soil为土壤碳储量；C_dead为死亡有机物中的碳储量。

InVEST模型需要土地利用栅格数据和碳密度两部分数据。处于同一气候带的土地类型碳密度差异较小^［26］，由于缺乏实测数据，本文选取与江西省气候相近的浙江省，以邹文涛等^［27］的数据作为主要参考，参考韩震等^［28］的研究通过气温、降水修正模型得到江西省各生态系统的碳密度；其余未知参数采用李姣等^［29］的做法，参考InVEST模型自带的碳库。由于死亡有机物中的碳储量较小^［30］，本文不予考虑。修正因子公式如下：

C_{\mathrm{B}\mathrm{P}}=\mathrm{6.789}{\mathrm{e}}^{\mathrm{0.0054}\mathrm{M}\mathrm{A}\mathrm{P}}（4）

K_{\mathrm{B}\mathrm{P}}=\frac{C_{\mathrm{B}\mathrm{P}}^{\mathrm{\text{'}}}}{C_{\mathrm{B}\mathrm{P}}^{″}}（5）

C_{\mathrm{B}\mathrm{T}}=\mathrm{28}\mathrm{M}\mathrm{A}\mathrm{T}+\mathrm{398}（6）

K_{\mathrm{B}\mathrm{T}}=\frac{C_{\mathrm{B}\mathrm{T}}^{\mathrm{\text{'}}}}{C_{\mathrm{B}\mathrm{T}}^{″}}（7）

K_B=K_{\mathrm{B}\mathrm{P}}{K}_{\mathrm{B}\mathrm{T}}=\frac{C_{\mathrm{B}\mathrm{P}}^{\mathrm{\text{'}}}{C}_{\mathrm{B}\mathrm{T}}^{\mathrm{\text{'}}}}{C_{\mathrm{B}\mathrm{P}}^{″}{C}_{\mathrm{B}\mathrm{T}}^{″}}（8）

C_{\mathrm{S}\mathrm{P}}=\mathrm{3.3968}\mathrm{M}\mathrm{A}\mathrm{P}+\mathrm{3996.1}（9）

K_{\mathrm{S}}=\frac{C_{\mathrm{S}\mathrm{P}}^{\mathrm{\text{'}}}}{C_{\mathrm{S}\mathrm{P}}^{″}}（10）

式中：MAP为降水；MAT为温度；C_BP，C_BT分别为根据降水和气温因子得到的植被碳密度；C′和C″分别为研究区域和参考区域的碳密度；K_BP，K_BT分别为植被碳密度降水和气温修正系数；K_B 为地上、地下碳密度修正系数；C_SP为根据降水因子得到的土壤碳密度；K_S为土壤碳密度修正系数。由此得到的江西省各地类碳密度见表2。

（4） 生态位模型。本文采用生态位模型评价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以生态位宽度刻画不同年度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水平，以障碍度揭示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权重计算。指标权重计算公式为：

V=\frac{{\delta }_j}{x_j}（11）

W_j=\frac{V}{{\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n}{V}_j}（12）

式中：V为每个指标的变异系数；W_j 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24］。

（2） 生态位宽度测算。生态位宽度测算公式为：

N_i=\frac{W_{ik}\left(S_i+A_i{P}_i\right)}{{\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n}\left(S_i+A_i{P}_i\right)}（13）

式中：i，j=1，2，…，n；N_i 为i栅格的相对生态位；S_i，S_j 分别为i，j栅格的态；P_i，P_j 分别为i，j栅格的势；A_i，A_j 分别为量纲转换系数；（S_i +A_iP_i ）为i栅格的绝对生态位；W_ik 为i栅格的k项的权重。生态位宽度的取值范围为0~1，越接近1则越能够说明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高^［24］。

综合生态位宽度是通过对相对生态位进行算术平均而得到的，其公式为：

M_i={\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n}{N}_{ij}{w}_j（14）

式中：M_i 为i栅格的综合生态位；N_ij 为i栅格在j维上的相对生态位；w_j 为j维权重^［24］。

2.3 数据来源

文章所涉及的数据类型为地理分析数据。粮食产量数据源自2021年和2011年江西统计年鉴，分别为2 163.88万t和1 954.70万t；粮食平均价格数据源于2021年和2011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分别为2.449 6 元/kg和2.075 6 元/kg；土地利用数据出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分辨率为1 000 m×1 000 m。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经计算得出，江西省2010—2020年土地利用呈现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时间维度上，旱地、灌木林地、草地、水系、湿地面积增幅分别为0.79%，4.82%，9.41%，2.51%，5.25%，但水田、有林地面积下降0.50%和3.50%，城乡建设用地增长66.36%。在2010—2020年部分郁闭度较低的次生林被改造为园地，种植油茶、脐橙、井冈蜜柚、马家柚、茶叶等经济林，受栽培技术影响，经济林间距较大，地表以草地等非林地形式呈现，灌木林地、草地、旱地等有关地类面积递增，林业生态系统不断壮大，揭示2010年以来江西林业生态系统保护与发展不断协同，印证生态经济建设成效；水系和湿地面积递增，表明江西水文生态系统保护成效显著，能够有效调节与持续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水田面积的减少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人口增长加速建设用地扩张对水田的胁迫，二是农户的理性抉择加速山坳地带细碎耕地退耕。空间格局上，土地利用变化主要发生在城镇和村庄建成区周边、林缘地带、耕地细碎化区域；随着城镇和村庄发展边界红线划定，建设用地扩张对水田的胁迫逐步减缓；林缘地带的林木更新与经济林经营活动主要受到林业和农业政策驱动，随着生态农业经营模式的落实，生态果园、生态茶园不断建成，经济林经营的生态成效不断凸显；山坳等耕地细碎化区域难以规模化、机械化耕作，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虽然部分地区经过“旱改水”工程改造提升农田水利条件，但农户经营的成本与收益不匹配造成经营难以持续，农户弃耕是理性抉择；鄱阳湖和五河系统获得有效治理，为全省农林业发展提供水资源保障和生态屏障，夯实可持续发展根基（图3—4、表3）。

3.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分析

2010—2020年江西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显著增长趋势，由2010年的5 602.01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7 318.95亿元，增幅达30.65%。不同土地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大到小依次为水系、湿地、有林地、灌木林地、草地、旱地、水田、建设用地、裸地（图5）。水系、湿地、有林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超过总价值的87%，是江西省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由此揭示，由鄱阳湖、五河流域、南方集体林区组成的江西自然生态系统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方面具有核心贡献。并且2010—2020年3种地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长1 437.62亿元，其核心动力源于2010年以来江西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续深入推进“双碳”战略、长江流域禁捕、南方集体林区林权制度改革等政策，生态环境得到有力改善。而生产能力较低且面积较小的灌木林地、草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仅占总价值的6.5%，2%。水田和旱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仅占总价值的3.5%，归因于长期以来农业依赖化学投入品，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遭到减损。但2010—2020年江西省扎实推进化肥减量增效有关工作，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长57.74亿元。

2010—2020年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依次减小（图6）。水文调节和气候调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超过总价值的70%，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核心。受益于10年间生态保护制度逐步强化，鄱阳湖、五河流域、南方集体林区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修复，其在水文和气候调节方面的贡献显著，两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长1 122.47亿元。生物多样性价值占总价值的7.06%，且10年间增长116.30亿元，自然保护地管理升级（新设武夷山国家公园、各级自然保护区管制强度提升）、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以及生态公益林政策共同促成野生动植物生境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改善。2010—2020年环境净化和气体调节价值分别增长99.09亿元、65.27亿元，生态公益林政策和林木采伐限额政策对林木砍伐严格管制，江西省林木资源的有效恢复促进林木的环境净化与气体调节功能提升。水土保持价值在10年间增长74.50亿元，受益于江西省以国家水土保持工程为重点，持续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水土流失问题得到有效遏制。10年间，食物生产、原料生产、水资源供给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增长30.70亿元、18.63亿元以及66.61亿元，表明江西的生态资源能够转化为生态资产，生态资源转化为食物、原料、水资源的价值从2010年的378.25亿元增长到2020年494.18亿元。10年间，维持养分循环的价值增长7.60亿元，受益于生态农业发展，农家肥、绿肥的使用增进土壤内循环，凋落物得到有效关注，并进一步转化为有机质，养分循环水平有效提升。

从空间视域上，食物生产的高值区域分布在鄱阳湖平原，10年间持续增长，形成“环鄱阳湖食物生产高值圈”（图7A、图7B）；原料生产区分布在南方集体林区核心地带，涵盖工业原料林区（吉泰盆地工业原料林区、袁水流域工业原料林区）、毛竹林区（锦江上中游毛竹林区、雩山毛竹林区、奉新西部毛竹林区）、用材林区（赣南东部用材林区、抚河中游用材林区、信江中下游中游果树林区）等地，且10年间江西省林业产业振兴，原料生产价值有效提升（图7C、图7D）；水资源供给和水文调节的高值区分布在鄱阳湖和五河流域，且呈递增趋势（图7E、图7F、图7M、图7N）；气体调节、气候调节、环境净化、水土保持的高值区均分布在南方集体林核心地带，且10年间价值得到显著增长（图7G、图7H、图7I、图7J、图7K、图7L、图7O、图7P）；维持养分循环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耕地与有林地，赣南、赣东北、赣西优于环鄱阳湖地区，且10年间价值得到有效提升（图7Q、图7R）；生物多样性的高值区分布在鄱阳湖地区，此地为国际候鸟的核心生境，是旗舰物种白鹳等濒危候鸟的越冬地，10年间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改善（图7S、图7T）。

3.3 碳汇功能变化分析

尽管生态保护制度不断强化，但受城镇化建设影响，2010—2020年江西省城乡建设用地持续扩张（增长66.36%），工业总产值从2010年的4 359.2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1 770.3亿元，增幅高达1.70倍，导致碳排放持续增加，城乡碳汇水平在10年间下降1.62%，并且不同栅格受城镇扩张与工业规模扩大影响而出现碳汇标准差增长6.62%（图7U、图7V）。

从空间视域上，碳汇低值区分布在鄱阳湖平原，该地为环鄱阳湖都市圈，以南昌为核心的城市建成区在10年间的空间扩张不断加深，碳排放水平显著增强，碳汇功能弱化。南方集体林区核心地带（赣南、赣东、赣东北、赣西、赣北林区）碳汇功能较为稳定（图7U、图7V）。

3.4 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子系统相对生态位分析

依据2010—2020年江西省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生态位测度数据（图8），评价子系统相对生态位宽度与综合生态位宽度呈现鄱阳湖、环鄱阳湖、外围三级梯队。

生产系统中，2020年江西省生产系统相对生态位宽度普遍高于2010年。2010年以来，江西省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到食物和原料生产以及水资源供给领域，积极发展生态经济，推动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力促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故而生产系统获得有力支持（图8A、图8B）。

然而，调节系统2010年的相对生态位宽度高于2020年。虽然2020年气体调节、气候调节、环境净化、水文调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高于2010年，但两个年度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标准差波动较大，进一步推动生态调节的滞后效应，导致短期内的生态系统服务提升难以有效转化为生态调节功能（图8C、图8D）。

支持系统同样呈现2010年的相对生态位宽度高于2020年。尽管2020年水土保持、维持养分循环、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于2010年，但数值的标准差在两个年度间波动较大，亦进一步加剧支持系统的滞后性（图8E、图8F）。

与此同时，环鄱阳湖城市圈的扩张与生态地类的萎缩进一步降低了该区域调节系统和支持系统的相对生态位宽度。

3.5 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综合生态位分析

根据综合生态位宽度测算发现（图9），2020年江西省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水平显著高于2010年。从空间视域上，2020年江西省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高值地区位于鄱阳湖平原、赣西粮食高产片以及吉泰盆地。该区域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承担着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2010年以来，江西省着力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化肥农药减量行动、“两品一标”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并持续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将农业生产引入规模化、标准化、高效化发展轨道，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发展得到有力支持（图9A、图9B）。

与此同时，2010—2020年鄱阳湖、五河流域、南方集体林区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显著提升。2010年以来，国家大力支持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建成以国家公园（江西为武夷山国家公园）为核心的自然保护地管制体系、实施长江10年禁渔工作、接续推进生态公益林建设、严控林木采伐限额，江西“绿肺”得到有效改善，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图9A、图9B）。

3.6 农业新质生产力生态位重叠度分析

通过测算生态位重叠度发现（图10），2020年江西省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生态位重叠度显著高于2010年，且2020年江西省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生态位重叠度高值地区同样位于鄱阳湖平原、赣西粮食高产片区以及吉泰盆地。该区域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但仍面临较高的内部冲突，这些冲突主要源自新旧生产力更迭所带来的振荡。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2010—2020年江西省的地理数据，通过分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识别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碳汇功能测算出江西省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生态位宽度、重叠度，得到以下主要结果：（1） 2010—2020年江西省旱地、灌木林地、草地、水系、湿地、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增长，但水田、有林地面积分别下降0.50%和3.50%。（2） 2010—2020年江西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增幅达30.65%。（3） 碳排放持续增加，城乡碳汇水平在2010—2020年下降1.62%。（4） 2010—2020年各子系统相对生态位宽度普遍提升，评价子系统相对生态位宽度与综合生态位宽度呈现鄱阳湖、环鄱阳湖、外围三级梯队。（5） 2010—2020年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高值地区位于鄱阳湖平原、赣西粮食高产片以及吉泰盆地。（6） 2010—2020年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生态位重叠度显著上升，高值地区同样位于鄱阳湖平原、赣西粮食高产片以及吉泰盆地。基于上述研究结果获得以下结论：

第一，绿色发展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底色，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通过对理论演进和理论内涵研究发现，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是技术革命性突破后生产力进阶兼顾包容性增长的新型生产力，是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后内生性增长动能显著提升的新型生产力，是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后农业结构性优化下保护与发展协同的新型生产力，是全产业链利益攸关主体有效衔接的生态共富引擎。实证研究表明，生产系统中的食物生产、原料生产以及水资源供给等功能的相对生态位宽度在2010—2020年普遍提升，进一步揭示新质产品能够转化为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且进一步揭示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实质是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力促“两山”转化。

第二，尽管生态调节与支持系统转化为现实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存在时滞，但仍是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支撑。2020年的生态调节与支持系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普遍高于2010年，但由于自然生态系统相对于农业生产系统的生产力转化周期较长，内部冲突依然存在，在10年间已逐步向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方向转型，其体现在综合生态位结果，支持了绿色高质量发展。

第三，发展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抢抓新一轮生产力革命的历史机遇。江西省在工农业发展领域长期落后于东部沿海省份，长期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缺乏对前沿科技的有力响应。近10年，江西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挖掘内在资源禀赋，重点布局生态产业，驱动“两山”转化，推动生产力绿色化变革，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接续推进科技投入，夯实绿色化发展根基。聚焦数字农业、合成生物学、生态农业等前沿领域，力争取得一批具有自主产权的重量级成果，抢占世界未来新科技和产业高地，夯实农业绿色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有效促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

第二，以绿色生产力撬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引擎，加速生态产品开发广度与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力。着力发展生态农业，以低碳、循环、协调思维构建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新路径。以山水田林湖草整体视角系统开发自然资源的多功能性，以绿色生产力驱动农业现代化转型，以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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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2YJCZH150)

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2023M731434)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1Y02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