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感知对农户种植意愿的影响路径

Influence path of policy percep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on farmers′ planting intention

摘要

目的 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将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成效转化为可持续的种植行为，针对当前“重建设、轻利用”的症结，探究政策激励对农户种植意愿的影响路径，为激活“藏粮于地”战略的微观基础提供支撑。 方法 基于刺激-有机体-反应（SOR）理论，构建包含政策激励、知识水平与预期收益及种植意愿的理论模型，并引入主观贫困风险与社会公平感知为调节变量。采用江西省1 387份农户问卷数据，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信度效度并获取潜变量得分，继而采用基于Bootstrap抽样方法的逐步回归分析进行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 （1） 政策激励不仅直接促进种植意愿，还通过知识水平与预期收益两条中介路径产生间接影响；（2） 预期收益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知识水平，反映经济动机在当前阶段的主导作用；（3） 主观贫困风险强化政策激励感知对知识水平的影响，而社会公平感知则弱化政策感知对预期收益的作用。 结论 高标准农田政策效能的转化，关键在于兼顾农户认知赋能与收益驱动，具体可从精准传播、差异干预与长效机制三方面协同推进，从而实现政策优势向持续种植行为的实质性转化。

Abstract

Objective To ensure food security， the key is to convert the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s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into sustainable planting behaviors. Addressing the current imbalance of prioritizing construction over utiliz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path of policy incentives on farmers′ planting intention， thereby providing support for activating the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 of the “storing grain in the land” strategy. Methods Based on the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 theory， a theoretical model encompassing policy incentives， knowledge level， expected returns， and planting intention was constructed， with subjective poverty risk and social fairness perception introduced as moderating variables. Using survey data from 1 387 farming households in Jiangxi Provinc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first conducted to tes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obtain latent variable scores. Subsequently，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based on Bootstrap sampling method was employed to test direct effects， mediating effects， and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s. Results （1） Policy incentives not only directly promoted planting intention but also exerted indirect effects through two mediating pathways： knowledge level and expected returns.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expected returns pathway wa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at of knowledge level， reflecting the dominant role of economic motivations at the current stage. （3） Subjective poverty risk strengthened the impact of policy perception on knowledge level， whereas social fairness perception weakened the effect of policy perception on expected returns. Conclusion The convers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policy effectiveness relies on balancing farmers′ cognitive empowerment with return-driven incentives. Specifically， thi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ree coordinated approaches： precise communication， differentiated interventions， and long-term mechanisms， thereby realizing substantial conversion of policy advantages into sustained planting behavior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高标准农田建设 / 政策激励感知 / 种植意愿 / SOR理论

Key words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 policy incentive perception / planting intention / SOR theory

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关键举措，其政策效能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产能的稳定^［1］。农业农村部在《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建成80万km²高标准农田。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1.67万km²，为粮食总产量连续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提供重要支撑。然而，在部分区域，尤其是南方丘陵山区，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却因农户种植意愿不足而难以充分释放产能，“建成不愿种”的矛盾日益凸显。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平原耕地中约2%处于未耕种状态，其中包括相当规模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若实现复耕，预计年均可增产粮食约2 400万t，足以满足6 000万人口的年需求^［2］。因此，破解“建成不愿种”的矛盾，对激发耕地潜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要意义。

以江西省为例，截至2025年6月，该省已建成高标准农田逾2万km²，耕地质量等级持续提升，但受“六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形制约，丘陵地区灌溉成本高、小规模经营效益低等问题，严重影响农户种植意愿，导致建设成效未能完全转化为实际产能。强化农户主体地位、切实回应其经营痛点，已成为破解该困境的关键。202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强调落实农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进一步凸显农户主体意愿在政策转化中的核心作用^［3-4］。

学界围绕农户种植意愿已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开展广泛研究。宏观上关注政策环境如粮食直补的激励效应^［5］。中观层面聚焦生产经营、市场条件、社会化服务等因素^［6-7］。微观层面探讨农户家庭特征、经济条件、技术水平和文化程度等变量的影响^［8-9］。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各类因素的直接效应，对“政策激励—个体感知—种植意愿”之间的传导机制关注不足，难以解释相同政策下农户意愿出现差异的内在原因。

为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文基于刺激-有机体-反应（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理论，构建“政策激励-个体感知-种植意愿”的传导路径分析框架。将政策激励视为刺激（S），农户的知识水平与收益感知视为机体（O），种植意愿视为反应（R），并引入主观贫困风险与社会公平感知作为调节变量，系统揭示政策影响意愿的中介与调节路径。本研究旨在探究：（1）政策激励对农户种植意愿是否存在直接影响；（2）农户个体感知（知识水平、预期收益）的中介作用；（3）主观贫困风险与社会公平感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有望为拓展SOR理论在农业政策领域的应用，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设计，精准提升农户参与意愿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理论分析

SOR理论是洞悉个体行为决策的核心分析框架。该理论通过阐释刺激经有机体内在状态转化为反应的过程，在行为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10］。其核心逻辑为外部环境刺激通过作用于个体内在心理状态驱动行为反应，为解析政策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提供了系统性视角^［11］。本文将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激励视为关键的外部刺激（S），并通过土地整治、设施配套、技术推广和补贴机制等措施改善生产条件^［12］。当农户感知到政策刺激时，其有机体（O）内部有以下两种心理状态变化：（1）对相关技术、政策等信息的掌握程度，即知识水平^［13］；（2）对参与种植所能获得经济回报的预估，即预期收益^［14］。通过两种内在状态的衡量，最终将导向是否愿意参与高标准农田种植的行为反应（R），即种植意愿^［15］。与此同时，本文进一步引入主观贫困风险与社会公平感知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对上述影响路径的边界作用，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该理论框架紧扣“政策感知—心理机制—行为意愿”的逻辑主线，旨在系统解析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驱动农户种植决策的内在过程。

1.2 研究假设

1.2.1 政策激励感知与种植意愿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通过改善耕地条件与生产效率，能有效提高农户的生计资本。本文将政策激励感知量化为农户对高标准农田激励政策的3个认知层面：对内容清晰度、激励强度的认知与制度可及性的评估，既涵盖了对政策文本的客观理解，亦延伸至对制度的内在信任，即农户对自身能否成功获取政策支持的预期概率^［16］。种植意愿则指农户参与高标准农田种植的自主行为倾向。

政策激励感知作为制度环境向微观主体传导的关键机制，对环境行为决策框架具备显著解释力^［16］。依据SOR理论，政策激励作为一种外部刺激（S），可直接引发行为反应（R）。当农户能清晰感知到有力的政策支持时，便可直接提升其种植意愿。具体而言，清晰、可及的补贴政策能够直接降低农户的预期生产成本，提升其种植行为的边际收益预期，而明确的技术与设施支持承诺，则能直接降低其对技术与自然风险的担忧^［17］。政策带来的确定性和安全保障，无需经过复杂的心理中介，即可直接转化为种植信心与意愿，形成“刺激—反应”的直接路径。据此，提出假设H₁。

H₁ ：农户对政策激励感知能够提高其种植意愿。

1.2.2 知识水平的中介作用

依据SOR理论，知识水平是政策刺激下农户在机体（O）内部形成的核心认知状态，特指其对高标准农田相关技术、政策及管理要求的系统化理解与应用能力。政策激励感知能够驱动农户的知识学习：一方面，政策信息传递直接缓解了信息约束^［18］；另一方面，政策目标为农户提供了明确的学习导向，激发其内在动机^［19］。面对高标准农田相对复杂的技术要求，清晰的激励信号能引导农户为把握政策红利、规避经营风险而主动学习，从而提升知识水平。

进一步地，知识水平的提升通过双重路径增强种植意愿^［20］：一是赋能路径，即知识提升农户的技能与自我效能感，直接增强其行为信心；二是风险缓冲路径，即知识帮助农户更准确地预判并降低技术、市场及自然风险，减少其参与的不确定性感知。因此，知识水平在政策感知与种植意愿之间扮演着“认知桥梁”的中介角色。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₂ ：农户对政策激励感知越强，其知识水平越高。

H₃ ：农户知识水平能够提高其参与种植意愿。

H₄ ：农户对政策激励感知通过其知识水平显著影响种植意愿。

1.2.3 预期收益的中介作用

依据SOR理论，预期收益是农户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这一外部刺激（S）影响下，于机体（O）内部形成的对参与种植所能获得经济回报的核心判断与综合预估。它不仅是简单的收入预测，更包含了农户对成本收益比、风险调整后回报以及政策红利可持续性的综合考量^［21］。

政策激励感知能够直接正向影响农户的预期收益。政策中包含的直接补贴、技术扶持等经济激励措施，向农户传递了积极的信号^［22］，有助于改善其成本收益结构并降低对风险的负面预期，从而提升其对未来收益的乐观判断^［23］。作为理性决策者，农户的种植决策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预期收益在此过程中扮演核心的“经济动机”角色。当农户对参与高标准农田种植形成更高的收益预期时，其感知到的行为吸引力随之增强，这将直接转化为更强烈的种植意愿。因此，预期收益在政策感知与种植意愿之间起着关键的中介桥梁作用。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₅ ：农户对政策激励的感知越强，其参与高标准农田种植的预期收益越高。

H₆ ：农户对高标准农田种植的预期收益能够提高其种植意愿。

H₇ ：农户的政策激励感知通过预期收益显著影响种植意愿。

1.2.4 主观贫困风险的调节作用

风险感知是个体识别潜在风险的认知能力。高风险感知会放大个体对外部消极事件负面后果的判断，从而影响其行为动机^［24］。据此，本文将农户的感知贫困风险界定为农户对因种植投入不足或收益波动而陷入贫困可能性的主观认知，它本质上是对种植收益不确定性的感知。研究表明，高感知贫困风险的农户通常自我发展能力较弱^［25］，这会放大种植收益波动的负面效应，因此他们对提升种植知识、稳定收益的需求更为迫切。相比之下，低感知贫困风险的农户则倾向于认为自身种植收益相对稳定，且对种植风险的抵御力较强。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中，技术培训与知识普及等措施，对于高感知贫困风险的农户来说，是提升种植能力、防范贫困风险的重要途径，因此政策激励感知对其知识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低感知贫困风险的农户在知识学习方面的动力相对较弱，政策激励感知对其知识水平的促进作用也因此有所减弱。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₈ ：感知贫困风险强化了政策激励感知与知识水平之间的关系。

H₉ ：感知贫困风险强化了知识水平的中介作用。

1.2.5 社会公平感知的调节作用

社会公平感知是人们对于客观社会平等状态的主观感知，是进行社会比较后的结果^［26］。在农业领域，农户的社会公平感知体现为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资源分配（如补贴额度、技术培训机会）、收益获取机会平等性的主观判断。有研究表明，社会公平感知会影响个体对外部刺激的认知与行为反应^［27］，但在农业政策场景中，其对政策激励感知与农户认知变量的调节作用尚未被充分探讨。

本文中，社会公平感知对政策激励感知与预期收益的关系具有缓冲作用，同时会削弱预期收益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当农户的社会公平感知较强时，政策激励感知对预期收益的正向影响会被弱化；当社会公平感知较弱时，这种正向影响反而更为突出。其内在机制在于，社会公平感知体现了农户对政策资源分配、收益机会平等性的主观认知。高社会公平感知意味着农户认可高标准农田政策在技术培训、补贴发放等方面的公平性^［28］，要进一步提升农户收益，政府需精准对接其需求，提供定向政策激励，因此预期收益在政策激励与种植行为之间的中介传导效果也会被削弱；而低社会公平感知的农户，往往对自身收益保障存在担忧，更依赖政策激励来弥补公平感知的缺失，因此会对政策激励产生更强的敏感度^［29］，政策激励感知对预期收益的正向影响更显著，预期收益的中介作用也更突出。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₁₀ ：社会公平感知缓冲了政策激励感知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关系。

H₁₁ ：社会公平感知削弱了预期收益的中介作用。

1.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2025年7—9月对江西省农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首先，依据地形地貌（平原、丘陵、山区）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在全省11个地级市进行分层；其次，在每个地级市随机抽取2~3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2个行政村；最后，在每个样本村随机访问20~30户农户。为适应农村受访者文化水平的实际情况，调查采用面对面问答方式进行，由经统一培训的硕士研究生作为访谈员，口头询问并代为填写纸质问卷。共发放问卷1 468份，剔除信息不全等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1 387份，有效回收率为94.5%。样本结构显示，从家庭类型看，样本覆盖未脱贫户、脱贫户和非贫困户，其中未脱贫户539户（占38.86%），脱贫户674户（占48.57%），非贫困户174户（占12.57%）。脱贫户占比最高，表明样本较好地涵盖了政策重点关注群体，为检验贫困风险的调节效应提供数据基础。从地形分布看，样本覆盖平原（521户，占37.56%）、丘陵（582户，占41.96%）和山区（284户，占20.48%），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从种植类型看，样本农户中以水稻种植为主（809户，占58.33%），其次为蔬菜种植（316户，占22.78%）与果树种植（262户，占18.89%），覆盖当地主要农业业态。从经营规模看，耕地面积在0.67 hm²以下的小规模农户为743户（占53.57%），0.67~2 hm²的中等规模农户为468户（占33.74%），2 hm²以上的大规模农户为176户（占12.69%），反映当前农户经营结构的分化特征。

1.4 模型选择与变量说明

为系统检验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感知对农户种植意愿的影响路径，本文基于SOR理论框架，构建一个包含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

本文核心变量均采用李克特7级（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量表对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测量（表1）。被解释变量为种植意愿，通过4个题项测量农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行为意向和主动准备程度。核心解释变量为政策激励感知，通过5个题项测量农户对政策内容清晰度、激励强度及自身可及性的主观评价。中介变量包括知识水平与预期收益，其中知识水平通过5个题项系统测量农户对相关技术、政策、生态和市场信息的理解与掌握程度，预期收益通过4个题项集中反映农户对参与种植所能获得经济回报的乐观预期。调节变量为主观贫困风险和社会公平感知，其中主观贫困风险用于测量农户对种植投入压力、收益波动可能引发贫困的担忧程度，社会公平感知用于评估农户对农业政策资源分配、机会获取公平性的主观看法，各设置 5个题项完成测量。本文将是否贫困和家庭类型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农户种植意愿的因素。

2 结果与分析

2.1 信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Cronbach′s α系数与组合信度（CR）衡量问卷结果的信度，相关指标通过SPSS 27.0软件计算得出，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分析显示，所有潜变量的Cronbach′sα系数均在0.8以上，组合信度（CR）均大于0.9；6个测量工具的KMO值均大于0.6，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均显著（p<0.00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各项指标均满足信效度检验的标准。继而采用MPLUS 8.3对6个构念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各指标达到或接近相应标准，各构念拟合较为理想，表明本研究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数据具有可靠性，可用于实证分析。

2.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检验研究中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将所有测量题项合并后开展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如表3所示，未旋转得到6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35.96%，小于40%的临界标准，由此可见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采用MPLUS 8.3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六因子模型（ZG， ZS， YS， ZP， SG， ZX）在拟合优度方面显著优于其他模型。其χ²/df值偏高，主要源于本研究较大的样本量，导致卡方检验对模型与数据之间的微小差异过于敏感。正如研究方法学者所指出的，在大样本行为科学研究中，应避免单独依赖卡方统计量来评判模型，而应综合考虑RMSEA， SRMR， CFI等稳健指标以及模型比较结果^［30］。

2.3 相关性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的相关性r值、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4。所有核心变量的均值在3.956至4.163之间，标准差为1.421~1.517，表明农户对各维度的感知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存在一定差异。政策激励与种植意愿呈显著正相关（r=0.320，p<0.001）；政策激励与知识水平（r=0.538，p<0.001）及预期收益呈显著正相关（r=0.570，p<0.001）；此外，知识水平（r=0.274，p<0.001）和预期收益（r=0.319，p<0.001）与种植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这为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2.4 假设检验

2.4.1 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

首先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检验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政策激励正向影响农户种植意愿（M₆：b=0.567，p<0.001），支持H₁，同时也正向影响农户的知识水平（M₂：b=0.513，p<0.001），支持H₂。农户的知识水平正向影响其种植意愿（M₇：b=0.490，p<0.001），支持H₃，并在政策激励与农户种植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M₈：b=0.267，p<0.001），支持H₄。政策激励正向影响预期收益（M₄：b=0.545，p<0.001），支持H₅。预期收益正向影响农户种植意愿（M₉：b=0.560，p<0.001），支持H₆，并在政策激励与农户种植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M₁₀：b=0.353，p<0.001），支持H₇（表5）。

此外，本研究基于Bootstrap抽样方法对两条中介路径进行深入检验与比较，样本量选择为1 387，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中介效应分析揭示，“政策激励→知识水平→种植意愿”的路径通过显著性检验（效应值=0.154，95% CI：［0.118， 0.196］），说明政策激励对种植意愿的促进作用，部分是通过提升农户的知识水平实现的。这一发现从“认知赋能”的视角揭示内在机理：政策作为一种外部刺激，其效力的发挥有赖于农户内部认知结构的优化。知识水平在此承担“转化器”的功能，它将抽象的政策信号转化为农户可理解、可操作的种植知识与技能，从而有效削弱因信息不对称或理解偏差可能带来的决策阻力，最终增强种植意愿。

检验结果进一步支持“政策激励→预期收益→种植意愿”的中介路径（效应值=0.239，95% CI： ［0.196， 0.290］）。该路径揭示了政策驱动行为的经济理性逻辑：政策激励作为一种外部信号，通过塑造农户对未来经济回报的乐观预期这一内部心理动机，从而显著激发其种植意愿。这证实预期收益是连接宏观政策与微观农户决策行为的核心桥梁。

两条中介路径的效应差异检验达到显著水平（效应值=0.085，p<0.001），证实知识水平与预期收益的中介机制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知识水平主要通过消除认知偏差、降低决策不确定性来稳固种植意愿；而预期收益则通过增强经济激励、提升行为吸引力来驱动种植意愿。这一发现从“认知—动机”双路径视角，完整地揭示了政策感知影响农户决策的内在机理，再次验证H₄与H₇。

2.4.2 调节效应检验研究

继续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检验调节效应。为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干扰，首先对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结果显示，政策激励与主观贫困风险的交互项对农户知识水平呈显著正相关（M₁₂：b=0.152，p<0.001），验证H₈；政策激励与社会公平感知的交互项对农户预期收益呈显著负相关（M₁₄：b=-0.102，p<0.001），支持H₁₀（表7）。

如图2所示，主观贫困风险正向调节政策激励与知识水平的关系。对于主观贫困风险较高（M+1 SD）的农户，政策激励是提升其知识水平的重要保障途径，故影响较强（b=0.584）；而对于主观贫困风险较低（M-1 SD）的农户，因自身抵御风险能力较强，其通过政策学习以增强能力的动机相对有限（b=0.299）。

如图3所示，社会公平感知负向调节政策激励与预期收益的关系。对于社会公平感知较低（M-1 SD）的农户，政策激励是提升其收益预期的关键补偿途径，故影响强烈（b=0.577）；而对于社会公平感知较高（M+1 SD）的农户，由于视收益为应得权益，其对额外政策激励的敏感度反而降低（b=0.377）。

2.4.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8可知，主观贫困风险与社会公平感知在政策激励影响种植意愿的中介路径中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但二者的作用方向与强度存在明显差异。

首先，主观贫困风险在“政策激励→知识水平→种植意愿”路径中呈现正向调节作用。分析显示，高主观贫困风险条件下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值（0.584）显著高于低风险条件（0.299），且置信区间不包含0（Δb=0.285，95%CI=［0.278，0.290］）。这一结果支持了H₉，表明贫困风险感知强化了知识水平的中介作用。即高贫困风险感知的农户更倾向于将政策激励视为提升技能、规避风险的重要保障，从而表现出强烈的知识学习动机；相反，低风险感知农户因自身抵御能力较强，其通过政策获取知识的动力则相对有限。

其次，社会公平感知在“政策激励→预期收益→种植意愿”路径中表现出负向调节作用。检验结果表明，高社会公平感知条件下的中介效应值（0.377）显著低于低公平感知条件（0.577），差异达到统计显著水平（Δb=-0.200，95%CI=［-0.207，-0.192］），支持H₁₁。即社会公平感知触发了农户差异化的动机：低公平感农户怀有强烈的补偿性动机，更依赖政策激励来弥补感知到的不公，因而反应强烈；而高公平感农户已将收益视为应得权益，对额外激励的敏感度降低，导致反应平淡。

3 结论

（1）政策激励是激发农户种植意愿的关键外部驱动力。农户对政策内容清晰度、激励强度和政策可及性的感知，均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高标准农田种植的意愿。这表明，提高政策透明度、可及性与激励力度，是直接调动农户积极性的重要基础。

（2）政策通过“知识赋能”与“收益驱动”双路径间接影响种植意愿。一方面，政策能够提升农户对技术、管理和政策的知识水平，增强其自我效能与风险应对能力，从而稳定种植意愿；另一方面，政策通过提高农户对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预期收益，强化其经济动机，显著促进种植行为。效应比较表明，预期收益路径的中介作用更强，表明在当前阶段，经济回报仍是农户响应政策的核心动力。

（3）主观贫困风险与社会公平感知在政策传导过程中具有重要调节作用。主观贫困风险正向调节“政策激励→知识水平”路径，即对贫困风险感知强的农户，更倾向于通过政策学习提升技能以抵御风险；社会公平感知负向调节“政策激励→预期收益”路径，即在公平感知较低的地区，农户更依赖政策激励来弥补其对资源分配不均的担忧。

4 建议

（1）强化政策精准传播，提升农户认知赋能。政策宣传应避免单一的文件传达，可编制图文并茂的《高标准农田政策与技术实用手册》，并结合田间示范、视频讲解等形式，系统提升农户对技术标准、生态要求与补贴政策的理解。宣传内容应突出增产增收的实效，将政策优势与农户的经济收益直接关联，增强其预期收益感知，激发参与意愿。

（2）实施差异化干预策略，回应不同农户群体核心关切。针对贫困风险感知较强的农户，应结合技能培训和风险保障措施，如可组织“一对一”农技帮扶小组，提供专项技术指导、探索“高标准农田收入保险”缓解机制，降低其参与风险。在社会公平感知较低的地区，可通过村务公开栏和数字乡村平台，实时公示项目资金使用明细、工程进展与补贴到户名单，并设立由村民代表组成的监督小组，推动建立村民监督机制，以程序公正与透明重塑政策公信力。

（3）构建“知识—收益”联动长效机制，促进可持续种植行为转化。短期内，应确保各项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并积极拓展农超对接、电商助农等稳定销售渠道，让农户切实感受到收益，巩固种植信心。长期而言，需着力推动形成“知识提升—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收益增加”的良性循环。通过持续的技术服务与跟踪指导，帮助农户真正掌握高标准农田的经营管理能力，实现持续降本增效，从而使其从“被动响应政策”转向“主动经营农田”，夯实“藏粮于地”战略的微观基础。

参考文献

[1] 董世杰，辛良杰，李升发，等.中国梯田撂荒程度及空间格局分异研究［J］.地理学报，2023，78（1）：3-15.

[2] Dong S J， Xin L J， Li S F， et al. The extent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errace abandonment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78（1）：3-15.

[3] 梁鑫源，金晓斌，韩博，等.新时期“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解析与路径探索［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43（4）：1-12.

[4] Liang X Y， Jin X B， Han B， et al. Strategic analysi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grain storage in land and technology” in the new era［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2，43（4）：1-12.

[5] 阮海波，孟新婷，窦清华.家户制、单元叠加与小农户种粮的积极性［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3，22（3）：388-396.

[6] Ruan H B， Meng X T， Dou Q H. Household system， unit superposition and smallholders' grain-growing motivation［J］.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3，22（3）：388-396.

[7] 耿羽.我国小农户经营的合理性以及现代化路径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5）：66-71.

[8] Geng Y. Research on the rationality and modernization path of smallholders' oper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 2018（5）：66-71.

[9] 靳庭良.粮食主产区农户种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29（17）：91-95.

[10] Jin T L. Analysis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grow grai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13，29（17）：91-95.

[11] 吴闽川.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背景下的农地流转与粮食安全研究：基于福建省328个农地转入户的种粮意愿的分析［J］.农业考古，2012（3）：129-132.

[12] Wu M C. Study on farmland circulation and food secur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ang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328 farmland conversion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grow grain in Fujian Province［J］.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2012（3）：129-132.

[13] 孙晓燕，苏昕.土地托管、总收益与种粮意愿：兼业农户粮食增效与务工增收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12，33（8）：102-108，112.

[14] Sun X Y， Su X. Land trust， total benefit， grain-growing wish： based on the view angle of increasing grain production and increasing non-farm income of concurrently part-time farm household［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2，33（8）：102-108，112.

[15] 钟文武，刘来余，欧阳冬梅，等.甘薯农户扩大种植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1地级市680个种植户的调查［J］.中国农机化学报，2025，46（7）：327-334.

[16] Zhong W W， Liu L Y， Ouyang D M， 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sweet potato farmers' willingness to expand cultiv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680 households in 1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Jiangxi Province［J］. Journal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2025，46（7）：327-334.

[17] 王亚坤，王慧军，杨振立.我国谷子种植户持续种植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2）：96-102.

[18] Wang Y K， Wang H J， Yang Z L. The factors affecting China millet growers continued planting［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6，37（2）：96-102.

[19] 徐水太，陈美玲，袁北飞，等.社会资本、感知价值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影响分析：基于SOR理论模型视角［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4，33（2）：448-460.

[20] Xu S T， Chen M L， Yuan B F， et al.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and perceived value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SOR model［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4，33（2）：448-460.

[21] Song Y， Zhang L， Zhang M.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public climate policy cognition on low-carbon travel based on SOR theory： evidence from China［J］. Energy， 2022，261：125192.

[22] 刘辉，杨玲.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农民增收效应［J］.粮油食品科技，2025，33（2）：220-228.

[23] Liu H， Yang L. Farmers′ income-increasing effects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ies［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ereals， Oils and Foods， 2025，33（2）：220-228.

[24] 石锐，黄鹂，钱忠好.如何有效实现化肥减量化施用：基于农户认知视角的分析［J］.生态经济，2024，40（10）：117-125.

[25] Shi R， Huang L， Qian Z H. How to reduce fertilizer application effec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cognition［J］. Ecological Economy， 2024，40（10）：117-125.

[26] 洪杉泠，邱龙霞，刘杰.林业碳票政策感知对农户碳汇项目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三明市农户的调查数据［J］.林业经济问题，2025，45（5）：480-490.

[27] Hong S L， Qiu L X， Liu J. The impact of forestry carbon ticket policy perception on rural households′ participation in carbon sinks project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the rural households in Sanming City［J］. Issues of Forestry Economics， 2025，45（5）：480-490.

[28] 尤亮，李晶音，霍学喜.收入渴望视角下农户种植意愿研究［J］.财贸研究，2024，35（11）：56-67.

[29] You L， Li J Y， Huo X X. A study on peasants′ planting willing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aspirations［J］. 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 2024，35（11）：56-67.

[30] Wan C， Shen G Q， Yu A. The role of perceived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measures in predicting recycling behaviour in Hong Kong ［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14，83：141-151.

[31] 李琳，韩继良，朱玉春.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影响［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4，33（11）：2499-2512.

[32] Li L， Han J L， Zhu Y C. Impact of well-facilitated capital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on the sustainable food production capacity［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4，33（11）：2499-2512.

[33] 陈宏伟，穆月英.政策激励、价值感知与农户节水技术采纳行为：基于冀鲁豫1188个粮食种植户的实证［J］.资源科学，2022，44（6）：1196-1211.

[34] Chen H W， Mu Y Y. Policy incentives， value perception and farmers′ adoption of water-saving technolog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1188 farmers in Hebei， Shandong， and Henan［J］. Resources Science， 2022，44（6）：1196-1211.

[35] 冉建宇，胡培，童洪志.创客政策感知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知识获取的中介与创新自我效能感的调节［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13）：1-9.

[36] Ran J Y， Hu P， Tong H Z.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reators' policy perception on innovative behavior： the mediation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the moderation of self-efficacy of innovation［J］.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20，37（13）：1-9.

[37] 滕菲.本土知识与传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2）：155-167.

[38] Teng F.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ystems［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5，42（2）：155-167.

[39] 赵永南，邵斌，许明.关于农民种植意愿影响因子转换的探讨［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4）：157-159.

[40] Zhao Y N， Shao B， Xu M. Discuss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planting willingness［J］. Price： theory & Practice， 2016（4）：157-159.

[41] Zhang B J， Li P L， Xu Y， et al. What affects farmers’ ecocompensation expect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in China［J］. Tropical Conservation Science， 2019，12：1940082919857190.

[42] 苏凯文，任婕，侯一蕾，等.经济收益、政策激励、生态意识：农户参与有机农业的驱动力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4，29（6）：263-278.

[43] Su K W， Ren J， Hou Y L， et al. Economic benefits， policy incentives， and ecological awareness： an analysis of the drivers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organic agriculture［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4，29（6）：263-278.

[44] Slovic P， MacGregor D， Kraus N N. Perception of risk from automobile safety defects［J］. Accident Analysis&Prevention， 1987，19（5）：359-373.

[45] 汪俊雯，江激宇，张士云.风险态度对居民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机会获取的中介效应与政府转移支付的调节效应［J］.世界农业，2022（9）：88-100.

[46] Wang J W， Jiang J Y， Zhang S Y. Research on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risk attitude on residents falling into relative poverty： based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pportunities acquisition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government transfer payment［J］. World Agriculture， 2022（9）：88-100.

[47] Adams J S.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M］∥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Amsterdam： Elsevier， 1965：267-299.

[48] 李俊清，付秋梅.在公共服务中感知国家：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公共服务路径［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3）：3-15.

[49] Li J Q， Fu Q M. Sensing the state in public service： on the public service path to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J］.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view， 2022，11（3）：3-15.

[50] 尚利花.民生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研究：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长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2（1）：30-37.

[51] Shang L H.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people's livelihood satisfaction on residents' happiness： a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model［J］. 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2022，32（1）：30-37.

[52] 宋霞刚. 政府工作绩效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实证分析［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4（6）：83-89.

[53] Song X G.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work performance on credibility of local govern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social conditions in China［J］.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24（6）：83-89.

[54] Sathyanarayana S， Mohanasundaram T. Fit indice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porting guidelines［J］. A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Business and Accounting， 2024，24（7）：561-577.

[55] 上接第页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564023)

江西省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YC2025-S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