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特色乡村类型、空间分布与差异化发展策略

Types，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摘要

目的 识别山东省多类型国家级特色乡村的空间分布格局，解析其主导影响因素，并提出差异化发展策略。 方法 以山东省5类国家级特色乡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不均衡指数、标准差椭圆及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开展空间格局分析与驱动机制识别。 结果 （1） 山东省特色乡村呈现“单极双核”空间格局，“单极”主要位于鲁中丘陵区，“双核”主要分布在烟台西北部以及枣庄—临沂交界区。（2） 各类特色乡村空间分异性显著。其中，森林乡村呈“沿鲁中山地成带、环胶东半岛多点”分布；历史文化名村呈“双核”分布；乡村旅游重点村以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为核心呈“U型”分布；传统村落集中于济南—淄博交界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主要分布于德州市、济南市、泰安市，具有小聚居的特点。（3） 山东省特色乡村整体分布格局是自然环境、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社会条件、政策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类型的特色乡村主导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结论 山东省特色乡村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类型异质性，应依据主导影响因素实施分类施策与区域协同的发展路径，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national-level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analyzes their dominan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poses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Methods Taking five categories of national-level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study objects， spatial pattern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imbalance index，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and the optimal parameter-based geographical detector method. Results （1） The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exhibited a single-pole and dual-core spatial pattern， with the single pole mainly located in the junction zone of the central Shandong hilly region and the dual cores mainly distributed in northwestern Yantai and the Zaozhuang–Linyi junction area. （2）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was observed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Forest villages showed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ontiguous patches along the central Shandong mountainous region and multiple points around the Jiaodong Peninsula.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llages showed a dual-core distribution.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showed a U-shaped distribution with the central–southern Shandong mountainous and hilly region as the core. Traditional villages were concentrated at the junction of Jinan and Zibo， and ethnic minority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Dezhou， Jinan， and Tai′an， characterized by small-scale clustering. （3）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was collectively influenced by natural 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ource endowment， social conditions， and policy support，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ominant factors across village types. Conclusi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has notable type heterogeneity.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and regionall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hways based on dominant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promot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特色乡村 / 空间分布 / 影响因素 / 乡村旅游 / 山东省

Key words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 spatial distribution / influencing factors / rural tourism / Shandong Province

在全球工业化与城镇化浪潮的持续冲击下，乡村聚落空心化、产业衰退等“乡村性危机”已演变为普遍性社会问题^［1-2］。21世纪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乡村发展，先后出台《“十四五”全国乡村振兴规划》《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全国乡村旅游发展规划（2021—2025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通过实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持续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乡村发展模式转型。在国家战略驱动下，具有产业经济、历史文化与生态景观等比较优势的特色乡村，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3］。近年来，国家依据乡村资源禀赋与功能定位，先后公布了中国传统村落、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森林乡村等多项国家级特色乡村名录。地方层面也积极响应，涌现出“千万工程”示范村、美丽乡村、乡村法治示范村等多样化地方性特色乡村类型，逐步形成多层次、多类型协同并进的特色乡村体系，为实施区域差异化乡村发展策略提供了基础。一般而言，特色乡村指在自然生态、历史文化、产业形态与人居风貌等方面具有显著独特性及保护利用价值的乡村聚落，其内涵既包括物质空间形态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可识别性，也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4］。因此，如何整合不同类型特色乡村资源，构建联动化与集群化发展模式，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山东省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乡村文化底蕴深厚、农业基础雄厚，特色乡村类型多元且数量丰富。系统研究山东省特色乡村的类型构成和空间特征，并提出差异化发展策略，对于优化乡村空间结构、提升产业与旅游服务能力、增强乡村地区发展动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5］。

当前，特色乡村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国外关于特色乡村的研究起步较早，主要聚焦于具有独特文化或景观特征的经典村庄、地中海海滨乡村、北欧绿色乡村等类型^［6-7］。研究内容多围绕乡村聚落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乡村聚落演变机制及影响因素、乡村聚落景观与生态、乡村聚落的成因及形态展开^［8-9］，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与方法体系。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化，特色乡村作为彰显乡村多样性与文化性的关键载体，受到国内学者高度关注。当前研究对象主要涉及乡村旅游重点村、民族村寨、传统村落、美丽休闲乡村等^［10］，研究尺度涵盖全国、省域、市域等多个层级^［11］。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特色乡村的村落环境、分布格局、演变机制、影响机制等^［12-13］方面。方法上广泛采用核密度分析、最邻近点指数与叠置分析等空间统计方法揭示空间格局特征，并结合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回归及多元回归等方法定量解析驱动因素贡献^［14-15］。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为特色乡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两方面不足：其一，多聚焦于单一类型特色乡村，缺乏在统一框架下对多类型村落进行横向比较，从而难以揭示其资源禀赋、发展逻辑与空间布局的差异性；其二，研究尺度以国家、省域或市域为主，对县域尺度这一关键治理单元的系统性关注不足，尤其缺乏从县域视角对多类型特色乡村进行横向比较以及影响因素的异质化分析。

县域作为我国乡村治理与资源配置的基本空间单元，其自然环境、产业基础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对特色乡村的集聚格局、发展路径与演化机制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本研究以山东省县域为分析尺度，构建“空间分布识别—驱动机制解析—策略响应优化”的综合分析框架。首先，通过空间统计方法识别不同类型特色乡村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差异性；其次，基于自然环境、经济水平、社会条件、资源禀赋与政策扶持五大维度，从维度层与因子层双重视角揭示其主导驱动机制；最后，依据主控因子差异精准识别区域资源优势与发展短板，提出类型化与区域化相结合的差异化发展策略，为山东省特色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特色乡村的认定体系复杂且类型多元，涵盖乡村振兴示范、乡村治理、美丽乡村建设等多个维度。为确保研究对象的权威性、代表性，并综合考虑文化遗产保护、民族特色彰显、生态旅游发展及森林资源利用等重要属性，选取山东省内5类国家级特色乡村作为研究对象，包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6批中国传统村落、7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的3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5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以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认定的2批国家森林乡村。上述名录共计收录山东省特色乡村645个，剔除重复项后最终得到特色乡村样本599个。并通过百度地图拾取坐标后添加至ArcGIS 10.8获取特色乡村空间点位数据。30 m分辨率的山东省DEM、河流水系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中国农田生产潜力数据、中国植被指数遥感反演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各县市统计局等相关官方网站。

1.2 研究方法

1.2.1 最近邻指数

最近邻指数即平均最近邻距离与假设随机分布平均距离的比值，用于表示点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相互邻近程度，以此判定山东省特色乡村的空间聚集类型，具体计算公式为：

R=r_{\mathrm{1}}/r_E（1）

r_E=\frac{\mathrm{1}}{\mathrm{2}}\sqrt[]{n/A}（2）

式中：r₁ 为实际最近邻距离；r_E 为理论最近邻距离；n为特色乡村数量；A为研究区面积；R为最邻近指数，当R=1时，特色乡村为随机分布，R>1为均匀分布，R<1为集聚分布，R值越小，特色乡村的集聚程度越高。

1.2.2 不均衡指数

特色乡村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程度用不均衡指数来度量，计算公式为^［16］：

S=\frac{{\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Y}_i-\mathrm{50}\left(n+\mathrm{1}\right)}{\mathrm{100}n-\mathrm{50}\left(n+\mathrm{1}\right)}（3）

式中：n为区域（市）个数；Y_i 为各市特色乡村数量占全省比例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的累计百分比；S为不均衡指数，取值范围0~1，值越大说明特色乡村分布越不均衡。

1.2.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通过核函数估算搜索区域内点要素的密度值，用以表征特色乡村在地理空间中的密度分布，计算公式为^［17］：

\mathrm{D}\mathrm{e}\mathrm{n}\mathrm{s}\mathrm{i}\mathrm{t}\mathrm{y}=\mathrm{1}/nh{\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left(\frac{x-x_i}{h}\right)（4）

式中：Density为核密度值；n为特色乡村数量；h为带宽或搜索半径；x-x_i 为点x到点x_i 的距离。

1.2.4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由数据点集合的均值和标准差生成，用于直观描述特色乡村空间分布的中心位置、离散程度和方向趋势。椭圆的中心表示数据点的平均中心，即特色乡村在空间上分布的重心；椭圆的长、短轴代表特色乡村在主、次要分布方向上的离散程度，长短轴差值越大，特色乡村的方向性越强。

1.2.5 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模型

为识别影响特色乡村空间分布的因素，在选择最优参数的基础上使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借助R语言中GD包运用相等间隔分类、分位数分类、自然断点分类、几何间隔分类，将分类等级数设置为3~9类，从中筛选出q值最大的分类方法作为地理探测器分析的参数^［18］。

q=\mathrm{1}-\frac{{\displaystyle \sum _{h=\mathrm{1}}^l}{N}_h{\sigma }_h^{\mathrm{2}}}{N{\sigma }^{\mathrm{2}}}=\mathrm{1}-\frac{\mathrm{S}\mathrm{S}\mathrm{W}}{\mathrm{S}\mathrm{S}\mathrm{T}}（5）

\mathrm{S}\mathrm{S}\mathrm{W}=\sum _{h=\mathrm{1}}{N}_h{\sigma }^{\mathrm{2}},\mathrm{S}\mathrm{S}\mathrm{T}=N{\sigma }^{\mathrm{2}}（6）

式中：l为影响因子的分层数；N为研究单元总数量；N_h 为层h的样本数；{\sigma }_h^{\mathrm{2}}和σ²分别为第h区的离散方差和特色乡村整体的离散方差；SSW为层内方差之和；SST为全区总方差；q为影响因子的解释力，0≤q≤1，q越接近1，因子解释力越强。

2 山东省特色乡村空间分布格局特征

2.1 特色乡村空间分布类型

为判断山东省特色乡村空间分布类型，对各类型特色乡村进行最近邻指数分析（表1）。结果显示，特色乡村整体实际最邻近距离r₁为8.82 km，小于理论最邻近距离12.71 km，最近邻指数R=0.69<1，表明特色乡村在空间上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进一步利用泰森多边形变异系数验证特色乡村的空间分布类型，其值达到109%，远大于集聚分布的临界值64%，表明山东省特色乡村整体呈现强集聚特征。不同类型特色乡村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国家森林乡村、中国传统村落、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趋于集中，最近邻指数分别为0.75，0.55，0.84，均小于1，呈现集聚分布特征，且集聚程度依次为传统村落>森林乡村>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与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由于数量较少且乡村距离较远，集聚程度相对较弱（R>1）。

2.2 特色乡村空间分布均衡性

山东省特色乡村地理集中指数为26.56，高于均匀分布地理集中指数基准值G₀=25，即均匀分布状态下的特色乡村G₀值小于实际G值；不平衡指数为0.214，可知山东省特色乡村空间分布不均衡。不同类型特色乡村分布不均衡性差异显著。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不均衡指数值最高为0.714，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其次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0.624）、中国传统村落（0.541）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0.463）；国家森林乡村数量最多，各市数量相对均衡，其不均衡指数仅为0.139。山东省整体及各类特色乡村分布的洛伦兹曲线均为上凸形（图1），进一步说明其不均衡分布特征。其中，济南市、烟台市、淄博市、临沂市、潍坊市及济宁市六市集聚约53%的全省特色乡村，形成主要分布集聚区。

2.3 特色乡村空间格局特征

山东省特色乡村整体呈“单极双核”的空间分布格局（图2A）。“单极”主要位于鲁中丘陵区，“双核”主要分布在烟台西北部以及枣庄—临沂交界区。各类型特色乡村空间密度差异显著。其中，国家森林乡村呈现“沿鲁中山地成带、环胶东半岛多点”的布局特征（图2B），与鲁中南及胶东地区森林资源丰富、生态系统完整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高密度区呈“双核”分布（图2C），集中于济南—淄博文化带和济宁曲阜文化片区，与山东省“一山一水一圣人”文化遗产廊道高度契合。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呈“U型”空间分布（图2D），以济南—泰安—济宁—枣庄—临沂—淄博六市构成的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为核心，呈现“核心区高密度集聚、外围区离散分布”的特征（图2D），该核心区自然与文化资源富集，既包括依托泰山环域、沂蒙山区等形成的自然景观型乡村旅游村，也包括基于齐长城遗址、台儿庄古城、沂蒙红色革命遗迹等资源发展而成的文化遗产型旅游村。中国传统村落的高密度集聚区主要位于济南—淄博交界区域，并向周边呈星状扩展（图2E），其空间格局深受山地丘陵地形格局与传统农耕文明的共同塑造。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规模较小，分布相对零散，主要集中于德州、济南、泰安等地（图2F），呈小聚居特征，与区域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高度相关。

2.4 特色乡村空间方向特征

通过标准差椭圆分析山东省特色乡村空间分布方向（图3）。由椭圆长半轴可知，特色乡村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国家森林乡村、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与该分布方向基本一致，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呈南北分布。由椭圆长短轴比值可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比值显著高于其他类型，表明这两种类型特色乡村空间分布的方向性更强；相比之下，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标准差椭圆面积最小，分布最集中。从分布重心来看，特色乡村整体的平均中心点位于淄博和潍坊两市交界处，中国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平均中心点偏向潍坊市西部，国家森林乡村和乡村旅游重点村则偏向淄博市东南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平均中心点位于距离稍远的济南、泰安交界处。由此可知，山东省5类特色乡村均集中于鲁中丘陵地区。

3 山东省特色乡村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特色乡村的空间格局受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影响^［19］。本研究充分考虑已有研究^［20-21］，以县域为尺度，结合山东省实际，从自然环境、经济水平、社会条件、资源禀赋、政策扶持5个维度16项指标构建山东省特色乡村空间分布影响因子指标体系（表2）。为使影响因素分析更具针对性、科学性，采用熵权法综合评价维度因子，综合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地理联系率、叠置分析、缓冲区分析等方法测算指标影响程度。

3.1 特色乡村整体影响因素分析

（1） 自然环境条件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具有重要影响，是影响特色乡村布局的基础性动力因素。将山东省海拔高程与各类特色乡村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图4），发现山东省特色乡村多分布在海拔相对较低地区：海拔50 m以下数量为276个，占特色乡村总数的46.08%；海拔500 m以下区域特色乡村数量占总数的96.87%；海拔500 m以上区域特色乡村数量占比仅为3.17%。从不同类型来看，国家森林乡村和乡村旅游重点村主要分布在海拔低于50 m的平原地区，占该类型乡村总数53.68%和58.33%；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均分布在海拔低于200 m区域。而中国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海拔100~500 m的丘陵区，占该类型乡村总数的54.17%。

水文条件是乡村聚落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运用ArcGIS 10.8的多环缓冲区工具对山东省主要河流构建缓冲区（图4），结果显示，79.47%的特色乡村分布在距河流15 km的缓冲区范围内，且在0~6 km的缓冲区域分布最为集中。特色乡村整体在0~6 km，6~9 km，9~12 km，12~15 km缓冲区的范围内数量占比分别为39.90%，17.03%，13.52%，9.02%，呈现出随缓冲半径增加数量递减的趋势，表明特色乡村临水而居特征明显。不同类型特色乡村的分布格局存在差异。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临水而居较为显著，98%的村落分布在0~15 km缓冲区之内；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在0~6 km的缓冲区范围内乡村数量最多，分别占各自类型总数的45.63%，32.74%；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则主要分布在9~12 km的河流缓冲区内。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基于特色乡村空间分布与生态环境因子的叠加分析显示（图5），植被覆盖度与特色乡村分布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耦合关系。鲁中南低山丘陵区凭借其较高的植被覆盖率，为乡村发展提供了优质的生态资源和自然环境条件，成为特色乡村的主要集聚区。相反，农田生产潜力与特色乡村分布呈负相关关系，胶东半岛和鲁中南低山丘陵区的次等耕地范围内特色乡村分布密度，显著高于鲁西北、鲁西南及胶莱盆地等优质耕地集中区。这主要是因为优质耕地区农业开发活动强度较高，传统乡村风貌与特色资源在开发过程中易遭受破坏，从而降低特色乡村的留存率。

（2） 经济发展是影响特色乡村空间分布的核心动力因素。运用地理联系率分析山东省各市特色乡村数量与经济指标的关联程度，得分均高于99.5，表明两者联系紧密。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县区，特色乡村分布越多。将山东省全域、含3个特色乡村的县域、含7个以上特色乡村县域的经济指标作比较发现（图6），含有特色乡村县域的地区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均高于山东省平均水平。这说明特色乡村能够与地区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能够为特色乡村建设提供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等，推动其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特色乡村的建设也能带动相关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3） 社会条件是影响其空间组织与发展强度的调节性动力因素。城镇居民消费升级驱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城镇居民规模直接决定乡村旅游客源市场容量。以山东省16个市行政驻地为中心建立60 km缓冲区，发现54.4%的特色乡村集中在40~50 km缓冲区内，特色乡村数量随距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先升后降（表3）。在距中心城市0~10 km范围内，土地功能以城市建设为主，压缩了特色乡村发展空间，致使该区域特色乡村分布密度相对较低；10~50 km的核心区域，乡村既能有效承接城市资本、技术与消费市场需求，又能保持自身独特性，因而形成集聚区；超过50 km后，交通成本攀升，城市与乡村的联系弱化，特色乡村数量急剧减少。

交通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支撑，直接影响游客体验、目的地可达性及乡村经济的可持续性。以山东省主要铁路和公路为主轴进行缓冲区分析，判断交通条件对特色乡村空间布局的影响。结果显示，特色乡村多聚集于国道、省道、县道和铁路50 km缓冲区内，且在10 km处密度最高（表4），可见特色乡村“沿路”分布特征显著。从交通类型来看，省道、县道等公路缓冲区范围内特色乡村的覆盖率高于铁路，表明特色乡村的空间分布对公路交通的依附性更强。

（4） 资源禀赋是支撑特色乡村类型演化的重要动力因素。通过对图7所示的特色乡村与文化资源、3 A级以上景区资源空间叠加分析发现，高青县、岱岳区、张店区、栖霞区、汶上县、博山区等文化资源与A级景区富集区域，特色乡村数量分布较多。这表明特色乡村与文化资源禀赋具有较强的共生关系，一方面，非遗技艺、传统节庆等地域文化资源通过价值挖掘与创意转化，为特色乡村发展注入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高等级旅游景区产生的资源溢出效应，不仅改善了周边乡村的基础设施条件，更通过客流共享与品牌联动显著提升了乡村旅游的市场吸引力。

（5） 政策扶持是乡村发展的核心保障机制，是引导特色乡村持续优化的后续动力因素。特色乡村的建设离不开政策的引领与推动，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为特色乡村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如，山东省出台的《关于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2023—2025年）》中就提出要加强对传统村落、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传承乡村文化根脉。特色乡村开发具有投资大、回报低、周期长的特点，良好的政策环境既可以为乡村建设提供税费优惠、资金扶持等，也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本向乡村集聚。

3.2 各类特色乡村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类型特色乡村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地理探测器结果，本文对各类型特色乡村主导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并揭示其驱动规律（表5）。

（1） 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格局呈现“社会需求—生态供给”耦合特征。城镇化率（q=0.140）的解释力明显高于其他社会经济因子（图8A），表明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消费结构升级与生态休闲需求扩张，是推动森林乡村生态价值向发展动能转化的关键外生驱动力。社会需求的迅速提升与林地资源的生态供给形成高度匹配，使森林乡村在区位选择与发展路径上具备更突出的优势。例如，临沂市百泉峪村通过“生态产业化—金融赋能—文旅融合”的发展路径，将森林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动能，体现了城镇化背景下生态资源价值的市场化实现机制。

（2）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的“文化资本—经济支撑”双重驱动特征。GDP、人均GDP、农业总产值与文化资源数量的q值分别达到0.220，0.217，0.210，0.205（图8B），表明文化资源积累与区域经济基础在其形成过程中共同发挥核心作用。历史文化名村高度依赖物质遗存和文化资源的长期沉淀，其空间分布对文化资源数量的敏感性尤为突出。同时，良好的经济基础不仅强化了村落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的能力，还通过文旅融合、产业开发等途径提升了文化资源的空间集聚效应，进而形成区别于其他类型乡村的独特发展逻辑。

（3）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格局体现出“景观—景区耦合”的资源依赖特征。A级景区数量与海拔高度的q值分别达到0.345，0.404（图8C），表明二者在其空间分布中的驱动作用最为显著。与其他类型乡村相比，乡村旅游重点村对自然景观异质性的依赖更强。复杂地形塑造的山地、丘陵、水体等景观要素构成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而周边A级景区所产生的品牌溢出效应，则进一步强化旅游型乡村的空间集聚特征，使其呈现出明显的“资源依附型”空间分布模式。

（4） 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更多体现“环境适宜性—农耕生计”的长期匹配关系。海拔高度、农田生产潜力和人均GDP为其主要影响因子，q值分别为0.231，0.191，0.178（图8D）。传统村落更强调农业生产条件的长期稳定性。地形不仅塑造村落的空间形态，还通过影响耕地质量与灌溉条件等因素，间接作用于地域文化的延续方式；而农田生产潜力则直接关系生计基础，是传统村落得以存续的重要条件。同时，传统村落多起源于历史上经济相对稳定的聚落村镇，因此区域经济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空间分布。

（5）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异主要受森林覆盖率影响，q值为0.220（图8E），其空间格局体现出“生态避扰—文化聚居”的共生模式。该类村寨主要集中于鲁中南丘陵区和泰沂山区等森林资源富集、生态系统结构相对完整的区域。良好的生态本底不仅为村寨居民提供适宜的人居环境，也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塑造民族文化景观的空间形态，从而形成区别于其他类型特色乡村的集聚规律。

4 特色乡村差异化发展策略

山东省特色乡村类型多元、禀赋异质，不同类型村落在自然基础、文化资源及发展诉求等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因此，应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优势互补、区域联动”的原则，通过差异化发展策略，实现特色塑造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

国家森林乡村沿鲁中山地集聚，并向胶东丘陵延伸，其空间格局受生态资源禀赋与城市休闲需求的协同驱动。因此，该类村落发展应突出“生态赋能，城郊融合”，以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核心发展方向。在省会、沿海等城镇化水平较高区域（如济南、青岛、烟台周边），依托森林景观，通过自然教育、森林康养与山地运动等业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在生态敏感与发展基础较弱区域，则应严格控制开发强度，重点发展林下经济与生态农产品，完善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等机制，防范景观退化与环境承载风险。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主要沿济南—淄博文化带及曲阜历史文化片区集中分布，其形成与发展受制于深厚的文化遗产资源与较高的区域经济基础。因此，其发展应坚持“活态传承，文旅共生”，构建以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表达为核心的综合保护体系。通过原真性格局与历史建筑保护、数字化叙事赋能及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营造，强化文化吸引力与传播力。同时，依托泰山文化景观带、齐长城与“三孔”等核心资源，打造“名村—古城—景区”联动网络，实现文化品牌协同传播与利益共生。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主要集聚于鲁中南山地丘陵区，显著受景观异质性与核心旅游资源溢出效应影响。因此，应以“景村协同，业态升级”为导向，通过区域品牌联动与客源共享机制，构建景区与乡村协同发展的文旅融合体系。聚焦沂蒙山区、泰山景区、齐长城与台儿庄等核心资源，优化旅游线路组织方式，提升服务品质与设施标准化水平，同时推动农旅、文旅、康旅等多业态协同发展，增强对县域经济的综合带动能力。

中国传统村落集中分布于丘陵地区，其存续依赖地形适宜性与农耕生计的长期稳定性。因此，应立足“农耕固本，活态传承”，强化传统格局、田园景观与乡土建造智慧的整体性保护。同时，依托农耕文化体验、传统手工艺与低冲击型文旅业态，引导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需求耦合发展。在治理层面，可在县域内划定保护活化示范片区，引入专业运营机制与社区合作体系，实现“留形、留魂、留人”的综合目标。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规模较小、分布零散，多呈生态与文化共生的空间特征。应秉持“生态固本，民族彰显”，加强生态安全维护与民族文化传承。完善民族文化的社区自组织传承模式，支持民俗节庆、手工艺等传统技艺的生产性保护。同时，适度发展生态旅游与绿色食品加工等低干扰产业，建立社区共管与利益共享机制，强化少数民族主体性与获得感，实现文化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价值增益的双重目标。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 论

本研究以山东省5类特色乡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不均衡指数等方法，探讨山东省特色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而结合熵权法、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模型、空间叠加、缓冲区分析等方法识别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 山东省特色乡村整体空间分布为集聚型，呈现典型“单极双核”格局。“单极”指鲁中丘陵区的高密度核心区，“双核”分布于烟台西北部及枣庄—临沂交界地带。山东省特色乡村空间分布不均衡性较强，呈现出围绕主要区域的局部集聚特征，一定程度上体现乡村发展的区域差异。

（2） 各类型特色乡村的空间分布异质性显著。森林乡村受森林覆盖率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呈现“沿鲁中山地呈带状、环胶东半岛多点”的集聚型分布格局。历史文化名村主要分布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片区，空间分布表现为“双核”结构。乡村旅游重点村则集中分布于鲁中南山地丘陵区，形成“U型”集聚分布态势。传统村落以济南—淄博为中心，呈星状向外延展；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则主要分布于德州、济南、泰安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呈现小聚居的分布特征。

（3） 山东省特色乡村整体分布格局是自然环境、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社会条件、政策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同类型的特色乡村主导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国家森林乡村的分布受城镇化率影响较大，中国传统村落受地形、农田质量、人均GDP影响显著，历史文化名村受文化资源数量、GDP、人均GDP和农业总产值影响较大，乡村旅游重点村受A级景区数量和地形影响显著，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受植被覆盖率影响较大。

（4） 各类型特色乡村的发展策略应与其空间格局及主导因素精准匹配：森林乡村突出生态价值转化与城郊融合，历史文化名村强调活化保护与文旅共生，乡村旅游重点村侧重景村协同，传统村落聚焦农耕文化活态传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强调生态与民族文化共护。通过策略与禀赋的精准匹配，可有效促进类型间优势互补与区域联动，构建协同共生的乡村振兴新格局。

5.2 讨 论

特色乡村是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支点。基于典型省域的特色乡村空间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乡村地域系统的内部结构特征，也为山东省因地制宜推进特色乡村分类保护与优化发展提供关键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多类型特色乡村整体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格局，主要集中在济南—淄博交界的鲁中丘陵、枣庄—临沂交界地带以及胶东地区，而鲁西区域相对分散且发展滞后，此特征与既有研究认识基本一致^［22］。同时，不同类型的特色乡村在集聚方向、密度强度与空间指向性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反映出各类村落在资源禀赋需求、功能定位和区域发展条件方面的差异化适应机制，这一规律亦与李珂等^［23］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吻合。特色乡村的发展根植于其所处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其空间分布普遍呈现出“依山、傍水、沿路、环城、附景、彰文”等地域规律，是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与政策引导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4］。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特色乡村的空间布局具有明显的生态指向性，表现出向自然生态质量优越区域显著集聚的趋势。这表明，优良的自然生态系统不仅是特色乡村宜居性的根本支撑，也为发展生态旅游与绿色农业等特色产业提供了关键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印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现实逻辑^［25-26］。与既有研究普遍强调“政策主导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不同^［27］，本研究发现，政策因素对特色乡村空间分布格局的解释力相对有限。该差异表明，政策扶持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更多发挥“引导—调节”的间接作用，其实际效应的发挥仍有赖于区域资源禀赋与既有发展基础的支撑。

特色乡村的空间集聚形态既反映出山东省城乡资源禀赋的区域分布格局，也揭示当前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区域差异。基于此，未来特色乡村建设应坚持“类型分化—空间分区—县域统筹”的总体导向，构建一套以资源禀赋为基础、以服务分区目标为导向、以县域协同为保障的差异化精细化治理体系。与此同时，县域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执行单元，需在资源整合优化、产业组织培育与政策落地见效中充分发挥枢纽聚合作用，进而构建“县域统筹—村落协同—类型互补”的特色乡村发展新格局^［28］。此外，本研究基于数据可获得性与可比性原则，仅选取国家森林乡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传统村落及少数民族特色村寨5类国家级特色乡村作为研究对象。但我们也充分认识到乡村振兴示范村、千万工程示范村、乡村治理、法治示范村等其他类型乡村在功能目标、政策属性及建设路径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未来研究可将其纳入分析框架，以构建更加系统的特色乡村分类体系，并从更广维度揭示特色乡村建设的综合成效与差异化路径。受制于资料获取的难度，影响因素选择主要集中在自然、经济等宏观角度，缺乏对微观主体行为（如村民意愿、乡贤参与、企业投资决策）的深入挖掘，未来应尝试从“宏观—微观”双视角解析特色乡村分布的影响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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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ZR2024QD140)

山东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S202510452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