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国土空间冲突演化特征及其优化调控策略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territorial spatial conflict in megacities

摘要

目的 空间冲突是阻碍国土空间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瓶颈，在人口与生产要素密集集聚的超大城市表现尤为突出。科学识别国土空间冲突强度、驱动成因与演化特征，可为构建国土空间冲突长效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依据。 方法 以重庆市作为研究区，利用2000—2023年土地利用基础数据及自然社会经济数据，基于“区域功能格局演化—冲突程度识别—分区优化调控”的研究逻辑，刻画研究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识别其国土空间冲突强度，并提出优化分区冲突调控的解决方案。 结果 （1） 研究区国土空间总体呈现“城镇空间扩张、农业空间收缩、生态空间边缘退化”的演变特征，演变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形条件关联密切，在经济水平发展较高、地形相对平缓的主城都市区表现剧烈，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形起伏大的渝东北渝东南地区表现较为平和。（2） 国土空间冲突整体水平呈现出日益加强的演变趋势，空间分布上形成“核心—外围”扩散结构，与城镇扩张方向高度重叠。区域间冲突程度表现出较强的分异性，其中，主城都市区冲突水平高，并由中心城区向城镇边缘延伸；渝东北受地形起伏大与移民安置等因素影响，冲突水平先降后升；渝东南则因受地形起伏大与经济发展水平低等因素，冲突水平较低。（3） 基于生态修复治理、农业发展建设与城镇优化的分区调控策略是抑制或解决国土空间冲突的重要途径。 结论 2000—2023年研究区国土空间冲突程度整体加剧，区域间冲突程度分异性显著，基于功能差异化的分区调控策略是协调解决空间冲突的重要途径。

Abstract

Objective Spatial conflict is a key bottleneck hindering the improvemen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which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megacities with highly concentrated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 factors. Scientifically identifying the intensity， driving factors， and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erritorial spatial conflic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a practical basis for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governance system of territorial spatial conflicts. Methods Taking Chongqing as the study area， this study used land use data and natural-socio-economic data from 2000 to 2023. Follow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egional functional pattern evolution—conflict intensity identification—zoning-based optimized regulation and control”， it characterized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atterns， identified territorial spatial conflict intensity， and proposed zoning-based solutions for conflict reg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Results （1） The overall territorial spatial pattern of the study area showed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pace expansion， agricultural space contraction， and marginal degrada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The intensity of evoluti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and topographic conditions： more intense in the relatively flat and economically developed main urban area， and relatively moderate in the north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regions of Chongqing， which were economically less developed and had rugged terrain. （2） The overall level of territorial spatial conflict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over time， forming a “core-periphery” diffusion pattern that highly overlapped with the direction of urban expansion. The level of conflict exhibited strong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conflict levels were high in the main urban area， extending from the central city to the urban fringe. In northeastern Chongqing， influenced by rugged terrain and population resettlement， conflict levels first decreased and then increased； while in southeastern Chongqing， conflict levels remained relatively low due to rugged terrain and lower economic development. （3） Zoning-based regulation strategies focusing 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governanc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nd urban optimization were important pathways for mitigating or resolving territorial spatial conflicts. Conclusion From 2000 to 2023， territorial spatial conflict in the study area intensified overall，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in conflict levels. Zoning-based regulation strategies tailored to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are a crucial approach to coordinating and resolving spatial conflict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超大城市 / 功能演变 / 空间冲突 / 优化调控 / 重庆市

Key words

megacity / functional evolution / spatial conflict / optimized regulation and control / Chongqing City

超大城市是指常住人口规模超1 000万的城市，是中国城市体系中最高等级的中心城市和人口经济密集地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已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成都7个超大城市。2024年我国7个超大城市GDP总量占全国的18.0%，其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倍，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动力源和增长极的作用。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超大城市城镇空间规模不断扩张，虽然有力保障了人口和生产要素的持续集聚，但也引发了大量耕地和绿地非农化^［1］、生态环境退化^［2-3］、国土空间结构与地域功能紊乱^［4-5］等突出问题，受到了广大地理学者和土地科技工作者的关注。从空间治理视角审视，超大城市所面临的此类困境是一种源于空间资源的稀缺性、多宜性而产生的客观地理现象^［6］，其主要表现为空间冲突，即国土利用空间关系的竞争、矛盾和不协调。

空间冲突作为人地矛盾的直观映射，通过科学识别冲突位置和等级，分析冲突在长时间序列下的演变规律，能够精准识别地域空间的问题区域、量化人地关系紧张程度，揭示不同阶段空间冲突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如何科学诊断并化解超大城市空间冲突是提升其治理能力，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冲突”概念源于社会学，指社会主体因目标互斥或利益竞争而形成的对抗状态^［7］。随着人地矛盾日益显现以及对可持续发展、城市扩张等议题的关注加深，1977年英国乡村协会将冲突这一概念引入自然资源管理领域中，自此以“土地利用冲突”为核心的相关研究成为地理学、土地管理科学研究的重要命题^［6-7］。自2001年国内开始关注土地利用冲突问题以来，我国学者对土地利用冲突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单一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8］扩展到三生空间（生产、生活、生态空间）^［9］、三区空间（城镇、农业、生态空间）^［10］冲突的过程。其研究重点主要包括冲突的成因^［11-12］、识别与测度^［13］、时空演变^［14］及治理策略等^［15］方面。其中冲突的识别评价是相关研究展开的基础，现有识别方法主要有两类，其一是“叠图法”，通过叠加多目标评价结果以识别冲突类型和强度^［16-17］，但该方法在指标选择上主观性较强，数据多以社会经济数据为主，冲突识别精度相对有限；其二是基于景观斑块特征参数法构建指标体系识别空间冲突^{［12，18］}。该方法虽能够准确定位冲突的空间并刻画其演变趋势，但是景观指数具有较强的空间尺度敏感性^［19］，分析粒度和尺度的选择会影响冲突识别结果。对于空间冲突研究的核心诉求在于实现冲突的调控与治理，相关研究多采用博弈论、多目标决策法制订冲突和解方案，借助空间规划的用途管制、开发边界划定与分区引导等政策工具实现优化^{［16，20］}，也有研究尝试将资源效率作为约束或目标纳入空间优化框架^［21］，以缓解在有限资源条件下的空间竞争性占用与不协调问题。纵观学者们对空间冲突的已有研究，无论在研究内容范畴还是研究区域尺度等方面虽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6-7］，但在研究方法尺度上大多直接采用土地利用数据的原始分辨率，未充分考虑区域尺度的依赖性，多基于经验设置网格分析尺度，致使冲突识别结果的客观精准性受到影响，同时在研究地域单元上现有研究对资源要素高度集聚、空间冲突异常激烈的超大城市这一典型特殊地域单元的关注度较为缺乏。

重庆市作为我国7个超大城市之一，在促进西部大开发、践行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吸纳要素与带动周边发展的过程中，重庆市内部的空间分化与利益竞争进一步加强，放大了区域内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同时重庆市地形条件复杂多样，其空间拓展呈现多中心、组团式外拓的特点，城市建设不断向坡地、河谷及生态敏感区延伸，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目标之间的矛盾显著加剧。在复杂地形约束与高强度开发需求叠加作用下，近年来重庆市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剧烈、空间冲突激烈^［22-23］。基于此，本研究利用2000—2023年多期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等数据，遵循“区域功能格局演化—空间冲突识别—分区优化调控”的研究逻辑，选取典型山地丘陵区超大城市重庆市作为研究区，利用最佳景观尺度确定最佳分析粒度和幅度后开展空间冲突研究，以期通过对国土空间功能格局演变特征的刻画、空间冲突识别及评价以及空间冲突调控策略探索，系统厘清并揭示山地丘陵区超大城市空间冲突的成因及演变规律，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超大城市在要素快速集聚与地理约束双重作用下的人地矛盾特征，也为探索山地超大城市国土空间冲突治理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图1）位于中国内陆西南部、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地势二三级阶梯过渡地带（28°10′—32°13′N，105°11′—110°11′E），幅员面积8.24万km²，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点，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战略地位。市域境内江河湖库众多，长江干流横贯东西，嘉陵江、乌江分别由北、南汇入长江，流域面积1 000 km²以上河流 42条。区域内地势起伏大，受地质构造和外营力影响，地貌类型及其空间分布具有较大的差异，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地势东高西低，西部及西南部多为海拔300~400 m的丘陵、低山，北部、东北部海拔多在1 500 m以上，多为中山和低山地貌，东南部喀斯特地貌景观广布。2023年重庆市常住人口达3 191.43万人，城镇化率71.67%、地区生产总值30 145.79亿元，一二三次产值比为6.9%∶38.8%∶54.3%，人均生产总值94 135元。受山地丘陵典型复杂地形条件的影响，重庆市内区域间资源禀赋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形成了主城都市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以下简称渝东北）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以下简称渝东南）“一区两群”梯度发展特征明显的空间格局。其中，主城都市区面积30 161.78 km²，地貌以丘陵、低山为主，海拔较低，土地资源类型多样，工业基础雄厚，截至2023年城镇化率79.56%，常住人口2 177.98万；渝东北面积32 541.20 km²，地处平行岭谷和大巴山区，地势高差大，区域内森林资源和水资源丰富，截至2023年城镇化率55.67%，常住人口728.66万；渝东南面积19 836.28 km²，喀斯特地貌广布，地形以中山为主，丘陵和平坝狭小，耕作条件较差，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截至2023年城镇化率52.34%，常住人口284.79万。

2 数据来源及方法

2.1 研究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数据源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2000—2023年重庆市6期土地利用数据、源于GDEMV3 30 m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https://www.gscloud.cn/）的地形数据、源自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发布的审图号为GS（2024）0650号的标准地图的重庆市行政区数据以及来自《重庆市统计年鉴》及各区县统计年鉴的社会经济数据等。

基于“三区三线”划分成果及相关研究^［24］，参照中国土地利用/覆盖遥感监测数据分类体系，以国土空间主体功能为导向，研究将重庆市国土空间划分为涵盖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3个一级分类和6个二级分类的分类体系（表1）。

2.2 研究方法

2.2.1 土地利用动态度

基于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可对各类用地类型在研究期内的面积变化速率进行测算，揭示国土空间利用强度的动态变化趋势^［25］。其表达式为：

K=\frac{U_b-U_a}{U_a}\times \frac{\mathrm{1}}{T}\times \mathrm{100}\mathrm{\%}（1）

式中：K为研究期内某种空间类型的动态度，即年变化率；U_a\mathrm{、}U_b分别为研究初期和末期某种空间类型的面积；T为研究时段。

2.2.2 国土空间冲突测度

基于生态风险评价概念模型和景观生态学理论，参考已有相关研究成果^［22］，研究选取空间复杂性指数、空间脆弱性指数和空间稳定性指数3个指数用以量化空间冲突，选择由各类指数以通过极差标准化进行归一化处理构建的空间冲突强度指数（\mathrm{S}\mathrm{C}\mathrm{C}\mathrm{I}）刻画冲突的水平。\mathrm{S}\mathrm{C}\mathrm{C}\mathrm{I}表达式为：

\mathrm{S}\mathrm{C}\mathrm{C}\mathrm{I}=\mathrm{C}\mathrm{I}+\mathrm{F}\mathrm{I}-\mathrm{S}\mathrm{I}（2）

式中：\mathrm{S}\mathrm{C}\mathrm{C}\mathrm{I}是空间冲突强度指数，其值越高则代表评价单元的冲突水平越高；\mathrm{C}\mathrm{I}为空间复杂性指数；\mathrm{F}\mathrm{I}为空间脆弱性指数；\mathrm{S}\mathrm{I}为空间稳定性指数。

空间复杂性指数（\mathrm{C}\mathrm{I}）可表征评价单元内斑块的复杂性，借助于景观生态指数中的面积加权平均分维数（AWMPFD）来进行测度。该指数的值越大说明该单元的景观斑块边界越复杂，受到的外部压力越大。其表达式为：

CI={\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m}{\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n}〔\frac{\mathrm{2}\mathrm{l}\mathrm{n}\left(\mathrm{0.25}{P}_{ij}\right)}{\mathrm{l}\mathrm{n}\left(a_{ij}\right)}\times \left(\frac{a_{ij}}{A}\right)〕（3）

式中：P_{ij}为斑块周长；a_{ij}为斑块面积；A为移动窗口的总面积；m为评价单元总数；n为景观类型数。

空间脆弱性指数（\mathrm{F}\mathrm{I}）反映不同国土空间类型对抗外界压力的能力，对抗能力越弱，越易受外界影响，空间冲突水平越高。参考已有研究成果^［26］，F_i景观脆弱度赋值排序由弱到强依次为绿被生态空间=1，农业生产空间=2，水域生态空间=3，乡村生活空间=4，城镇生活空间=5，工矿生产空间=6。其表达式为：

\mathrm{F}\mathrm{I}={\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F}_i\times \frac{a_i}{A}（4）

式中：F_i为不同空间类型的脆弱度；a_i为评价单元内各类景观面积；n，A含义同式（3）。

空间稳定性指数（\mathrm{S}\mathrm{I}）表征评价单元内景观格局的稳定性及抗干扰性，利用景观生态指数中的斑块密度（PD）作为空间单元稳定性的负向衡量指标。当国土空间单元越破碎，其空间稳定性越差，越容易产生空间冲突。其表达式为：

\mathrm{S}\mathrm{I}=\mathrm{1}-\mathrm{P}\mathrm{D}=\mathrm{1}-\frac{n_i}{A}（5）

式中：\mathrm{P}\mathrm{D}为斑块密度；n_i为评价单元内第i类斑块数目；A含义同式（3）。

2.2.3 国土空间冲突分析尺度

景观格局指数存在显著的尺度效应^［19］，其计算结果会随景观粒度与分析幅度的变化而产生波动，因而本文参考相关研究采用最佳景观尺度法，对比在30 m，60 m，…，270 m，300 m不同粒度上景观指数的粒度效应并结合面积信息损失评价模型确定120 m为本研究最佳粒度大小（图2，图3）。根据重庆市景观分布实际情况，等间隔均匀生成1万个采样点，利用移动窗口法对600 m，1 200 m，…，4 800 m不同幅度下的景观格局指数进行采样，观察不同幅度下景观指数的响应情况（图4）。发现当网格大小为3 600 m×3 600 m时可以全面反映重庆市的景观格局信息，冲突的空间分布特征也能够较好地呈现，因此最终选择该尺度作为文章的分析幅度，共计得到6 843个网格单元。景观格局指数尺度的依赖性较强，采用过细粒度或过小幅度，指数对局地破碎化与边缘扰动的敏感性会显著增强，可能放大部分过渡带的冲突识别强度；采用过粗粒度或过大幅度易造成空间信息过度平滑，削弱城市—农业—生态交错区的细部差异，在120 m粒度与3 600 m×3 600 m窗口的组合尺度下，各景观指数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异质性，基于此计算CI，FI，SI得到SCCI指数。参考相关研究文献^［27］，本研究依据SCCI指数区间值大小将冲突分为4个等级类型：Ⅰ稳定可控［0.0，0.2）、Ⅱ基本可控［0.2，0.4）、Ⅲ基本失控［0.4，0.65）和Ⅳ严重失控［0.65，1.0）。

3 结果与分析

3.1 国土空间功能演变特征

通过ArcGIS软件获得2000—2023年重庆市三大功能空间格局的演变情况（表2，图5）。2000—2023年重庆市国土空间功能演变总体上呈现出城镇空间持续扩张、农业空间不断收缩、生态空间相对稳定但边缘后退的演变特征。从规模变化分析，城镇空间在23年间其用地规模由0.48%增至2.67%，净增空间达1 806.23 km²，同时期城镇常住人口增加1 264.57万人，人均新增城镇规模达到142.83 m²/人。值得注意的是，城镇规模增长呈现阶段性波动性变化，2010年城镇空间增长最快（动态度为24.74%），此后持续回落，2023年降至约2.60%，这表明城镇空间扩张由快速增量扩展逐步转向调整趋稳。受城镇发展扩张挤压以及国土绿化结构调整等多因素影响，农业空间呈现持续减少的特征，23年间净减少量达1 220.89 km²。23年间生态空间呈现先增后减的演变特征，2000—2005年生态空间增加了177.49 km²，2006—2023年减少781.08 km²，总体上减少了603.58 km²，该类型功能空间是研究区的主导功能类型空间，其占比始终保持在51%以上 。

23年间各功能演变在空间上呈现较强的分异性。主城都市区的城镇空间增量（1 340.45 km²）分别是渝东北和渝东南的6.35倍、13.94倍，整体形成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并向周边梯度递减的趋势。农业空间的收缩（减少896.15 km²）同样以主城都市区为核心，渝东北、渝东南减幅相对较小，全域仅开州、璧山等少数区县实现农业空间净增长。生态空间规模显著下降的区域亦是开州、璧山等区县，与农业空间呈现明显的此消彼长。主城都市区的生态空间占全域生态空间的21%，但共计减少了455.05 km²，是全域生态空间缩减面积最大的区域。可见，2000—2023年受快速城镇化和经济高速发展剧烈扰动，主城都市区各类国土空间演变剧烈、矛盾突出，相对而言渝东北地区和渝东南地区各国土功能空间演变相对缓和。

3.2 国土空间冲突程度识别及分异特征

3.2.1 国土空间冲突程度识别

通过Fragstats软件对国土空间数据进行网格单元景观格局指标的计算，并利用ArcGIS软件对构建的冲突指数进行可视化分析，获得重庆市国土空间冲突水平变化的情况（表3，图6）。重庆市平均冲突水平由0.28上升到0.34，对平均冲突值进行线性趋势检验，斜率为0.025，表明空间冲突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冲突类型分析，“稳定可控”类型比重波动在9.25%~19.74%之间，沿大巴山、七曜山和武陵山区呈东北—西南向呈条带状分布，主要为重庆市重要生态保护区所分布的地带；“基本可控”类型比重始终保持在60%以上，是重庆市主导的冲突类型；“基本失控”类型占比为21.85%，呈先减后微增变化，其形态演变呈现由城镇中心向城镇周围扩散的趋势；“严重失控”类型集中分布于主城都市区的中心城区，占比由1.02%上升至3.19%。

从空间冲突演变的过程分析，2000—2005年空间冲突变化相比于其他时段不显著，失控区域未呈现出明显的扩散态势。2005—2010年全域“稳定可控”类型占比上升至19.70%，“基本失控”区域占比由19.77%下降至9.69%，开州、涪陵、忠县等区域冲突面积显著下降。2010—2020年“严重失控”占比从0.98%上升至2.43%，在中心城区的渝北区、大渡口区、巴南区等区域明显扩张，同时各区县建成区及其邻近区域冲突程度同步上升。2020—2023年冲突程度进一步上升，“稳定可控”和“基本可控”占比分别下降2%和5.48%，在中心城区形成集中连片的冲突区域，但同期城镇空间扩张速度趋缓，“严重失控”等级的扩张强度较上一阶段有所缓解。

3.2.2 国土空间冲突特征

借助ArcGIS软件对重庆市一区两群的空间冲突进行分区统计发现，重庆市的空间类型结构、冲突等级及演化路径上均呈现较强的区域分异性（图7）。主城都市区作为重庆市城镇化的主要区域，失控空间占比持续扩张，由2000年的25.95%上升至2023年的44.28%，增加18.33个百分点，表现出高冲突等级占比显著增加、冲突强度持续增强的特征；渝东北地区冲突水平呈现先降后升，总体略降的变化过程，冲突空间由2000年的19.86%降至2010年的6.39%，再逐渐回升至2023年的17.12%，整体低于主城都市区但略高于渝东南；渝东南地区严重失控空间的占比始终低于0.5%，冲突呈现低水平、长期稳定的特征。

主城都市区2020年的城镇化率已达到78.52%，是全市人口与产业高密度集聚的核心区域，而周边主城新区尚保留大量农业空间，在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城镇用地组团式向外围扩展，导致边缘的农业空间长期处于建设、农业以及生态多重用途竞争状态，进而驱动主城都市区成为核心冲突区域。渝东北地区山高坡陡，生态环境脆弱，难以有效开发，加上国土绿化政策（如退耕还林）的实施，土地承载压力较小，整体冲突水平相对较低。三峡工程建设又进一步改变区域空间格局，截至2009年工程完成累积受淹面积408 km²，搬迁移民113.8万人，部分经济条件优越的河谷平坝被淹没为水域生态空间，同时移民安置推动城镇空间规划集约化，两者共同缓解了渝东北地区的冲突水平。然而，随着区域经济实力提升和建设用地的需求增加，近年来空间冲突有所加剧，冲突水平呈现回升趋势。渝东南地区在复杂地形与政策管控双重约束下始终保持全市最低的冲突水平，仅区域发展中心黔江区的冲突水平相对较高。渝东南地区喀斯特地貌广布，地形条件复杂，严重限制了可开发建设空间的规模，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缓慢；且作为重要的生态保护区，生态红线区划占区域总面积约32%，同时受到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政策的严格管控，国土空间始终保持低冲突状态。

4 国土空间冲突优化调控策略

空间冲突作为城镇扩张、农业生产、生态保护不同发展需求对同一空间资源的竞争性占用，在利益驱动下，多数城市的城镇空间“摊大饼式”扩张^［28］，导致农业和生态空间被挤压。

为有效协调管控各功能空间的冲突，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提出“三区三线”划定保护的策略，旨在通过分区管控与用途管制，重塑国土空间格局并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调控化解不同空间用途间的矛盾冲突。为有效加强研究区国土空间冲突的调控与治理，基于“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和国土空间规划三大功能空间协调目标导向，针对各类区域国土空间利用特征和空间冲突程度评估结果，以冲突网格为单元叠加当前国土空间利用现状可划分成城镇优化提升区、农业发展建设区、生态修复治理区三大类型（图8），并根据各分区空间特征和冲突表现制定相应的优化调控策略（表4）。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 论

伴随城镇化进程加速，重庆市国土空间格局呈现出“城镇—农业—生态”3类空间由中心向外围逐级过渡的层级结构和城镇空间扩张、农业空间收缩、生态空间边缘退化的演变趋势。重庆市国土空间冲突的分布、演化与上述空间格局表现出高度耦合性。高强度冲突区域往往集中于城镇建成区及其外围扩展地带，尤其是城乡交错区和部分农业区，弱冲突、无冲突区域则主要分布于渝东北、渝东南以林地为主的高海拔山区。这一分布特征说明空间冲突的拓展与城镇发展具有显著的同步性，这与成都市^［29］、京津冀城市群等^［30］区域的演变规律具有相似性。这些区域是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核心枢纽，呈现出功能高度复合、发展要素高度集聚的典型特征，同时也承受着发展压力与资源禀赋限制的双重挑战，进一步加剧了空间冲突的发生概率，使其成为冲突强度最为凸显的地理单元。农业空间作为城镇与生态之间的过渡区域，城镇的发展压力向生态边界传导，同时承担粮食生产、生态调节和城乡建设预备用地功能，三重压力下导致农业空间的冲突水平较高、冲突类型多元化。

重庆市国土空间冲突的演变过程与其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显著相关。回顾直辖以来重庆市的发展历程，根据城镇化发展水平可以将其分为2000—2010年起步期、2010—2020年加速期、2020年至今成熟期3个阶段，重庆市的空间冲突演变也先后经历了矛盾激发、加速演变、冲突趋稳阶段，两者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起步发展期，2000年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实施为重庆市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与发展契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三峡库区工程相继推进，重庆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在区域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刺激下，重庆市城镇空间迅速扩张，农业空间受到挤压，国土空间利用矛盾冲突在中心城区集中爆发；在加速发展期，2010年内陆首个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设立，成为重庆市新一轮产业集聚和城市扩展的战略平台，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叠加效应下，促进地区产业聚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进一步推动重庆市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进程，城镇空间获得扩张活力。这一阶段是国土空间加速变化阶段，冲突空间自中心城区剧烈向外蔓延，国土空间利用矛盾加速演化。在成熟发展期，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要求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创新中心、生态保护等多方面一体化发展，重庆市的城市发展模式由“增量扩张”逐步转向“存量提质”和“内涵提升”。《重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强调着力构建“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格局，这一阶段渝东北地区依托三峡库区生态治理和绿色产业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渝东南地区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活力显著增强；主城都市区作为重庆市城镇化的主要阵地，尽管冲突空间仍然保持增长的态势，但是城镇空间扩张速度下降，严重失控空间扩张强度下降，国土空间演变向和谐共生、区域协调的方向发展。

此外，本文在进行空间冲突测度时基于最佳景观尺度分析对比选择120 m粒度与 3 600 m×3 600 m窗口的组合尺度，该尺度设置兼顾景观信息保留与冲突空间异质性表达，为后续冲突分区识别提供了稳定的统计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在冲突的治理实践中，空间规划政策主要依托行政单元展开，仅仅依靠格网尺度的结论在政策落地上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补充行政单元尺度的空间冲突识别，开展多尺度对比研究。另外，空间冲突的产生是人地关系综合作用下极为复杂的过程，文中未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未来可以进一步选取相关的因子展开实证分析，为冲突的分级调控与优化策略提供更具实证支撑的依据。

5.2 结 论

本文基于“区域功能格局演化—冲突程度识别—分区优化调控”的研究逻辑，刻画了研究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利用景观格局指数识别了其国土空间冲突强度，并提出差异化分区实施空间冲突优化调控的策略。研究获得的主要结果如下：

（1） 2000—2023年重庆市国土空间功能总体呈现“城镇空间扩张、农业空间收缩、生态空间边缘退化”的阶段性演变特征，且空间分异显著。城镇空间占比从0.48%增至2.67%，动态度逐年降低至2.60%，经历了从加速到趋缓的过程；农业空间净减少1 220.89 km²，生态空间作为主导空间先增后减，累计减少603.58 km²，整体空间格局演变受到地形条件限制，并在经济活动集聚的中心城区表现出更强的变化强度。

（2） 重庆市国土空间冲突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分异鲜明，冲突演化与城镇化阶段及政策调控密切相关。全市平均冲突水平从0.28升至0.34，失控区域集中于中心城区并呈现向外围扩散态势，渝东北受地形制约与移民安置重构影响，冲突水平先降后升，渝东南因地形与政策约束始终保持低冲突状态。分阶段看，2005—2010年生态修复与劳动力转移缓解了冲突，2010—2020年高速城镇化推高冲突水平，2020年后“存量提质”政策使高等级冲突扩张趋缓，体现了政策与城镇化进程对空间冲突的关键调控作用。

（3） 重庆市空间冲突本质上是城镇扩张、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三功能对空间资源的竞争性体现。研究通过将空间类型与冲突网格叠加分析，形成3类差异化冲突调控分区：生态修复治理区以生态恢复优先、严守生态红线并强化流域协同治理；农业发展建设区以永久基本农田刚性保护为底线，推动提质增效与多功能复合转型；城镇优化提升区以严控开发边界为前提，推进城市更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并提升生态品质与韧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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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57)

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计划项目(KJQN202504113)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5SKGH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