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初中生短视频成瘾率达28.19%
[1],过度使用短视频严重危害情绪健康与学业发展
[2-3]。短视频成瘾风险指个体因过度使用短视频而陷入失控,产生明显负面影响的成瘾前期状态
[1,4]。家庭作为青少年首要社会化场所,其教养方式直接影响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的形成。若父母以粗暴养育回应子女,可能迫使其转向短视频的虚拟世界,以寻求认可与发泄负面情绪,从而逃避互动中的负面体验
[5]。粗暴养育指父母通过惩罚与孤立等手段(如体罚、辱骂、情感忽视)强制改变子女行为的教养模式
[5]。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频繁遭受父母吼叫或冷暴力的青少年,其前额叶皮质(负责情绪调节)与杏仁核(负责处理威胁感知相关信息)的功能连接增强
[6],导致其对负面刺激更加敏感,更易形成回避策略
[7]。经验性回避指个体为避免痛苦体验而采取的逃避策略,如通过沉迷网络来回避痛苦
[8]。这种回避虽短期有效,却会削弱个体心理灵活性,长久下来易催生问题行为(如成瘾)。高经验性回避者往往陷入“悖论性挣扎”,越是试图压制负面体验,这些体验的侵入性越强,个体的心理能耗也越高,最终形成“痛苦-逃避-短暂缓解-耐受性增加-更频繁逃避”的恶性循环
[8]。短视频通过提供即时愉悦感(如激活大脑奖励系统)分散注意力,使用户陷入“认知融合”(将负面体验与自我绑定),进而加剧对现实的逃避。通过持续刷视频带来的分心效应,用户可以暂时逃离负面困扰,但这种负强化会诱发更多的类似行为
[9]。以往多采用线性回归和频率学派的网络分析。线性模型过度依赖分步回归和变量假设,因而忽视了整体系统结构
[1,10];而贝叶斯网络侧重于从整体上把握节点间的关系,有助于发现核心因素和重要路径;频率学派网络只能获得单一网络结构,并且无法检验其不确定性(尽管存在若干可能合理的结构),而贝叶斯网络可通过计算不同网络的后验结构概率来确定最优结构
[11]。本研究尝试从贝叶斯网络的角度探究前述三者关系,为干预提供更精准的建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依据网络分析样本量要求
[11],样本量计算公式为
N=5×[节点数+节点数×(节点数-1)/2],考虑到10%的无效问卷率,最低所需样本量
N=1 056。纳入标准:(1)正常在校生;(2)年龄11~19岁;(3)自愿参与;(4)意识清醒,理解能力正常;(5)视听正常。排除标准:(1)既往有脑外伤和脑器质性疾病史;(2)患有神经/精神疾病;(3)重大躯体疾病/虚弱者。2025年3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在江苏选择重点和非重点完全中学各1所作为1级簇;然后选取初中和高中全部年级作为2级簇;最后按年级分层,每年级按随机数表法整群抽取3个班。发放问卷1 695份,剔除规律作答、逻辑错误及漏答率较高的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 594份。本研究已获得扬州大学的伦理批准(扬州大学教科院:2025030303)。
1.2 收集资料
(1)一般情况:年龄、性别、年级、是否为重点学校、有无宠物。(2)粗暴养育:采用王明忠等
[12]修订中文版粗暴养育量表测量,在我国青少年中具备良好信效度
[13],4个项目,单维度,5级评分(1=几乎不这样,5=经常这样),得分越高反映回答者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粗暴养育越多,本研究中Cronbach's ω信度为0.752。(3)经验性回避:采用曹静等
[14]修订的中文版经验性回避量表测量,在我国青少年中具备良好信效度
[10],7个项目,7级评分(1=从未,7=总是),得分越高反映回答者对痛苦经验的回避倾向越强烈,本研究中Cronbach's ω信度为0.905。(4)短视频成瘾风险:采用李霞等
[15]编制的短视频成瘾量表测量成瘾风险程度,在我国青少年中具备良好信效度
[1],14个项目,包含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及低效性4个维度,5级评分(1=非常不符,5=非常符合),得分越高反映回答者在各个成瘾风险维度上的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Cronbach's ω信度为0.934。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JASP 0.95.4计算量表的贝叶斯ω信度。使用JASP完成相关性分析和贝叶斯网络分析
[11,16]。二分类变量与连续变量的相关性采用点二列相关,多分类有序变量与连续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秩相关,连续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因连续变量存在不同计分评级,为避免不同量纲的影响,使用Z分数代入贝叶斯网络计算。使用高斯连接函数图模型计算包含人口变量与连续变量的网络结构。先验设定方面,基于文献推荐的具备最佳预测特性的均匀先验(边先验概率为0.5),本研究采用JASP默认的G-Wishart分布的先验概率(边存在的先验概率为0.5,
df=3)。贝叶斯网络假定存在多种可能合理的网络结构,因此需要评估不同结构的合理性,后验结构概率反映了特定网络结构在给定数据条件下的可能性,后验结构概率最大的被确定为最优结构。网络分析的目标之一在于确定条件(非)依赖关系,即通过确定条件依赖关系和确定条件独立关系来检验特定边的存在与否,贝叶斯学派通过贝叶斯因子来区分缺乏证据与存在证据的情况。确定最优网络与边的证据后,需评估节点间的关联参数和节点中心性,边的权值反映了节点间的关联程度,中心性值的95%最高密度区间(highest density interval, HDI)范围越小表示值越可靠,在中心性指标中以最重要的预期影响为准。因JASP软件的贝叶斯网络模块未提供相关性稳定性系数检验功能,故设定迭代次数为100 000次,预热次数为50 000次,以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11]。对所有项目进行Harmans单因子分析,共提取了3个因子,第1因子解释率为28.75%,由于小于40%的临界,提示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影响。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共纳入1 594名青少年,平均年龄(15.1±1.9)岁,其中男生767名(48.12%),女生827名(51.88%);初一277名(17.38%),初二270名(16.94%),初三261名(16.37%),高一269名(16.88%),高二263名(16.50%),高三254名(15.93%);非重点学校812名(50.94%),重点学校782名(49.06%);无宠物学生947名(59.41%),有宠物学生647名(40.59%)。
2.2 人口学因素与粗暴养育、经验性回避和短视频成瘾风险的相关分析
性别(1=男性,2=女性)、年级与短视频成瘾风险呈正相关(
P<0.05),重点学校、宠物拥有(1=无,2=有)与短视频成瘾风险呈负相关(
P<0.05)。粗暴养育、经验性回避与短视频成瘾风险之间两两正相关(
P<0.05)。见
表1。
2.3 贝叶斯网络分析
在控制人口学因素(性别、重点学校、宠物拥有、年级)的影响后,首先分析网络结构的后验概率(
图1),得到一个后验概率最大的网络结构,被JASP默认接受为最优结构。然后分析该结构中边的条件(非)依赖关系,得到每条边存在与否的证据,具体见
图2。
确定边存在与否的证据后,排除红色和灰色边后得到仅含有蓝色边(即每条边贝叶斯因子>1)的网络,绘制网络结构(
图3)。最后估计各节点的紧密性、中介性、强度和预期影响(
图4),以及95% HDI。节点主要在各自的子网络内相连接,并与其他网络相联系。人口学方面,“宠物拥有”(1=无,2=有)与“逃避性”呈负向关联,“性别”(1=男性,2=女性)与“逃避性”呈负向关联,“重点学校”与“低效性”呈负向关联,“年级”与“逃避性”呈正向关联。在粗暴养育网络内部,“当我做错事或让父母生气时,父母用手打我或者用脚踢我”的强度与预期影响较大(预期影响=0.301,强度=0.245,紧密性=0.804,中介性=0.851)。在经验性回避内部,“某些感受让我感到害怕”的强度与预期影响较大(预期影响=0.684,强度=0.668,紧密性=0.316,中介性=0.293)。在短视频成瘾风险内部,“戒断性”的强度和预期影响较大(预期影响=1.222,强度=1.259,紧密性=1.161,中介性=1.479)。在整个网络中,上述3个节点的强度和预期影响最大,提示了干预的靶点。网络联系方面,粗暴养育主要通过“当我做错事或让父母生气时,父母会发脾气,甚至冲我吼叫”与短视频成瘾风险的“逃避性”产生联系。粗暴养育主要通过“当我做错事或让父母生气时,父母会发脾气,甚至冲我吼叫”与经验性回避的“痛苦的记忆破坏了我愉快的生活”产生联系。经验性回避主要通过“我担心控制不了自己的忧虑和感受”与短视频成瘾风险的“逃避性”产生联系。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粗暴养育的核心节点为“当我做错事或让父母生气时,父母用手打我或者用脚踢我”。关于药物依赖成年患者的研究发现,父亲的情感虐待与患者的运动冲动存在显著关联,成为链接2个子网络关键桥梁,其中情感虐待是教养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16]。本研究中粗暴养育的条目涵盖躯体虐待,未涵盖情感虐待,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检验躯体虐待和情感虐待与短视频成瘾风险的关系。父母体罚作为家庭子系统中的高中心性节点,可能通过情绪唤起机制与个体心理功能形成跨系统联结。体罚不仅直接激活青少年的负性情绪反应(如愤怒、羞耻),更可能通过破坏亲子依恋安全基地功能,促使青少年发展出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
[17]。这种代际传递的创伤性互动模式
[17],为本研究发现的“某些感受让我感到害怕”的经验性回避中心性地位提供了家庭系统理论的解释路径——当家庭环境无法提供情绪涵容功能时,个体可能将情绪压抑作为主要防御机制。青少年在恐惧状态下观看短视频时,前额叶的抑制功能被削弱,更容易陷入“无意识滑动”状态。在消防员的研究中,有向无环图和高斯图模型都提示经验性回避是压力反应、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和经验性回避整体网络中最优影响力的节点
[18],提示经验性回避与症状的高度关联。短视频成瘾风险的“戒断性”在网络中展现出最强的预期影响力。“戒断性”的核心地位,与网络成瘾的研究类似,在单独网络成瘾网络中,“担心下线时无聊”“幻想上网”激活其他节点的核心节点
[19]。成瘾行为的戒断反应可能通过双重强化机制维持心理困扰:一方面,戒断时的生理唤醒加剧情绪失调
[20];另一方面,为缓解戒断痛苦而增加的媒介使用时间,会挤占现实社交机会,形成社会功能受损的恶性循环
[21]。这3个核心节点构成了跨层次的正反馈回路——粗暴养育诱发负性情绪,情绪回避促使媒介依赖,而成瘾行为引发的家庭冲突又反向强化粗暴养育,这种循环模式可能解释当代青少年心理问题慢性化的内在机制。
粗暴养育与短视频成瘾风险的链接可通过神经发育的敏感化解释。粗暴养育会过度激活杏仁核-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22-23],导致前额叶皮质的功能抑制
[24-25]。前额叶皮质作为执行控制的核心脑区
[26],其功能减弱会降低个体对冲动的抑制能力,从而增加对即时奖励的依赖。本研究发现,粗暴养育中的“父母吼叫”与“逃避性”的直接关联强度最高,而“父母吼叫”还与“痛苦的记忆破坏了我愉快的生活”相关,并通过“我担心控制不了自己的忧虑和感受”介导至“逃避性”。粗暴养育可能加剧经验性回避
[27],青少年因倾向于逃避负性刺激而压抑情绪表达,转而通过短视频负强化情绪。粗暴养育、经验性回避和成瘾风险间的复杂关联,可通过认知行为疗法的T型模型
[28]解释:个体对刺激存在认知评估,评估的结果包括有利、有害或无关;如果是有害(粗暴养育),就会引起否定的情感,并企图躲避刺激物,引起经验性回避
[17],进而转向短视频;如果是有利(短视频使用满足),就会引起肯定的情感,并企图接近刺激(短视频),加剧行为固着
[29]。当青少年通过短视频获得情绪缓解时,大脑可能会重塑神经回路,将“观看行为”编码为减少情绪不适的策略,从而强化问题行为
[30]。因此,粗暴养育诱发个体的负面认知,进而引起回避,而回避的负强化则增大成瘾风险。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受限于截面数据,难以解释时序性关联,后续可引入多时点追踪数据以探究节点的动态相互作用;主观报告数据的可靠性有待提高,后续研究可结合临床访谈、生理指标等多模态数据交叉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受限于JASP的功能限制,未比较网络差异,未来需依据文献开展网络分组比较,从而提高干预建议的针对性;调查样本量有限,结论的普适性仍需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等方式进一步验证。
综上,本研究识别出若干关键干预节点,具体包括粗暴养育中的“当我做错事或让父母生气时,父母用手打我或者用脚踢我”,经验性回避中的“某些感受让我感到害怕”,短视频成瘾风险中的“戒断性”。这些关键节点可用于靶向缓解粗暴养育、经验性回避和短视频成瘾风险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