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是一种进展性神经退行性疾病,其特点是记忆丧失和认知功能下降。AD的患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
[1],2024年美国65岁及以上人群中,有690万AD患者,且在2060年将增长到1 380万
[2]。截至2023年12月,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1 6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4%,预测到2030年我国将有2 160万AD患者
[3]。AD发病的风险因素包括高龄、携带载脂蛋白E ε4型(Apolipoprotein E ε4,APOE ε4)等位基因
[4]、AD家族史、低教育水平
[5]、社交缺乏
[6]、吸烟
[7]和不良饮食习惯
[8]等。AD的治疗药物多为改善认知症状,如多奈哌齐、卡巴拉汀、加兰他敏和美金刚。AD患者主要由家庭照料,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人员负担。更严峻的是人口老龄化加剧了上述挑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AD的早期识别与尽早干预。
耳鸣是指在无外界来源的情况下感知到声音的症状,临床上以主观感受为主
[9]。耳鸣的成人患病率为10%~15%,发病高峰在60~69岁
[10]。约98%的耳鸣为原发性耳鸣
[11],其病因尚不明确,但多与听力下降有关
[12- 13]。耳鸣被认为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软”标志。研究
[14]显示:耳鸣患者发生AD的可能性是对照者的1.54倍。但目前尚无关于耳鸣与AD明确因果关系的研究,且耳鸣与AD的因果关系受到环境、情绪和压力水平等多种混杂因素的影响。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 MR)是一种利用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s)实现的以遗传变异作为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s,IVs)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用于评估暴露因素与结局之间的因果关系
[15]。通过借助遗传变异的随机分配特性来模拟随机对照试验
[16-17]。由于选择的特定SNPs只能通过暴露因素对结局产生影响,而不能通过其他混杂因素干预结局,故能有效减少混杂因素的干扰。目前,MR已被广泛用于探讨暴露因素与结局之间潜在的因果关联。
本研究利用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汇总数据,开展耳鸣与AD的MR分析,探讨耳鸣与AD发病风险间是否存在因果关联,为探讨AD的发病机制和预防及治疗措施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在GWAS数据库中以“tinnitus”和“Alzheimer”为关键词检索数据集。最终纳入5项来自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UKB)公开发布数据集,包括ukb-d-4803_11、ukb-d-4803_12、ukb-d-4803_13、 ukb-b-14254 和 ukb-a-384。纳入5项来自开放基金基因组关联研究项目(Integrative Epidemiology Unit OpenGWAS project,IEU)和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European Bioinformatics Institute,EBI)的公开数据集,包括ieu-b-5067、ieu-b-2、ieu-a-297、ebi-a-GCST90027158和ebi-a-GCST002245。各数据集信息见
表1。
1.2 IVs的筛选
作为IVs的SNPs,必须满足MR分析的3个关键假设:①关联性假设: SNP与暴露因素之间是强相关的;②独立性假设:SNP与混杂因素之间是独立的;③排他性假设:SNP只能通过暴露因素对结局产生影响,而不能通过其他因素干预结局。
暴露因素耳鸣与结局AD的IVs SNPs筛选采取以下标准:①当严格按照
P<5×10
-8的阈值纳入强关联SNPs时,每个数据集纳入的SNPs数量过少。为了纳入合适数量的IVs,在参考了其他文献
[18]后,选择
P<5×10
-6作为筛选条件,以平衡SNPs与暴露因素的关联性和水平多效性,并采用效应量(effect size,
β) 和标准误(standard error,
se)按照公式
F=
β2/se2计算
F值,以排除弱工具变量(
F<10);②采用千人基因组计划的欧洲样本数据
[19]计算SNPs之间的连锁不平衡,保留
R2 <0.001(clumping window size=10 000 kb)的SNPs;③采用等位基因频率信息推断出回文SNPs的正向链等位基因;④采用PhenoScanner网页工具筛选SNPs,确保所选SNPs与混杂因素无关。
在进行耳鸣数据集ukb-d-4803_11、ukb-d-4803_12和ukb-d-4803_13的处理时,由于3个数据集同属一项研究但按照耳鸣不同频率进行了分类,故合并了3个数据集进行处理,以纳入更多的IVs。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R软件(4.3.3版本)和R studio软件(2024.09.1版本)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ggplot2软件包和forestploter软件包进行可视化绘图。采用逆方差加权(inverse variance weighted,IVW)法的随机效应模型作为主要分析方法,进行双样本单变量MR分析,评估暴露因素耳鸣对结局AD的因果效应。当IVW分析法的P<0.05时,判定为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因果效应。当比值比(odds ratio,OR)>1时,判定为危险因素;当OR=1时,判定为无因果关联;当OR<1时,判定为保护因素。
在敏感性方面,采用Cochran’s Q检验评估SNPs之间的异质性,当IVW法Cochran’s Q检验的P>0.05时,表明IVs之间的无显著异质性。水平多效性方面,通过MR Egger回归的截距(Egger intercept)来评估,以确保IVs仅通过暴露因素影响结局而不存在其他混杂途径。MR Egger回归法通过回归分析,评估IVs的效应估计值与IVs强度之间的关系。当Egger回归的截距为0或接近0,且P>0.05时,提示不存在水平多效性。采用留一法逐个剔除每个SNP,使用剩余SNPs以IVW法重新进行分析,判断每个SNP对MR分析结果的影响,如有离群值,则需要将其剔除后进行重新分析,从而保证结果的稳健性。通过森林图、散点图、漏斗图和留一图进行结果的可视化。
2 结 果
2.1 SNPs筛选结果
根据IVs的筛选标准,共计286个SNPs作为探索耳鸣与AD因果关联的IVs。所有的IVs满足
F>10,提示不存在弱IVs,经过PhenoScanner网页工具筛选,所有SNPs与混杂因素无关。暴露因素耳鸣与结局AD因果关联的MR分析流程图见
图1。
2.2 耳鸣与AD发病风险之间因果关系的MR结果
MR分析结果显示:暴露因素耳鸣与AD发病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森林图总结了不同暴露数据集与结局数据集之间应用IVW法得到的MR分析效应估计值,包括SNPs个数、OR值、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和
P值。当耳鸣数据集为ukb-d-4803的合并数据集和AD数据集为ebi-a-GCST90027158时,IVW法MR分析结果显示:OR=1.842,95%CI=1.065~3.188,
P=0.029,提示暴露因素耳鸣与结局AD的发病风险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且耳鸣是AD的危险暴露因素。不同数据集呈现出相似结果,耳鸣数据集ukb-a-384和结局数据集ieu-b-5067的IVW分析法MR分析结果: OR=1.012, 95%CI=1.001~1.023,
P=0.034,提示暴露因素耳鸣与AD发病风险的升高具有相关性,但由于工具SNPs过少,可能影响了结果的可靠性,且OR值接近1,故无临床意义。见
图2。
散点图呈现耳鸣数据集ukb-d-4803与AD数据集ebi-a-GCST90027158的MR分析可视化结果。每个散点代表一个暴露因素的SNP IVs,横纵坐标分别显示该SNP对暴露因素和结局的效应值,误差线表示95%CI。暴露因素耳鸣与AD关系的散点图结果显示:多数散点分布于IVW算法的拟合趋势线上方,拟合线呈现显著正向斜率,提示暴露因素耳鸣与AD的发病风险升高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联,且不同SNPs的效应方向与强度具有较高一致性,支持结果的效应稳健性。见
图3。
2.3 敏感性分析
Cochran’s Q检验评估SNPs之间的异质性,耳鸣数据集ukb-d-4803与AD数据集ebi-a-GCST90027158的IVW法Cochran’s Q检验结果显示:
Q=9.788,
df=10.000,
P=0.459,提示SNPs之间不存在显著异质性。采用MR-Egger回归截距法检测水平多效性,结果显示:Egger intercept=-0.006,
P=0.147,MR-Egger回归截距接近于0,且
P>0.05,未发现SNPs对多个结局产生效应,只通过暴露因素耳鸣影响结局。各数据集之间Cochran’s Q检验和MR-Egger回归截距结果见
表2。
暴露因素耳鸣数据ukb-d-4803和AD数据集ebi-a-GCST90027158的漏斗图见
图4。可以观察到图中各点对称分布于IVW线的两侧,提示SNPs的异质性较小。
暴露因素耳鸣数据ukb-d-4803和AD数据集ebi-a-GCST90027158的留一图见
图5。在留一图中,每个条目表示剔除该SNP后的SNPs子集进行MR分析的结果,对应横坐标为其效应量估计值。几乎所有的误差线均在0右侧,总体误差线变化不大,提示结果稳健。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MR分析,揭示了耳鸣与AD发病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因果关联。该发现不仅证实了耳鸣与AD之间的密切联系,还为AD的早期预警提供了新的线索。深入探讨耳鸣与AD发病风险之间因果关联的生物学机制,有助于加深对这2种疾病的病理生理学理解,并为未来的治疗策略提供新的方向。
耳鸣作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软”指标,与AD及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都存在密切联系。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14]显示:耳鸣患者发生AD的可能性是对照者的1.54倍,发生PD的可能性是对照者的1.56倍。目前被广泛认可的AD病理机制:Aβ淀粉样蛋白沉积
[20-21]导致神经元损伤,激活小胶质细胞吞噬和炎症反应;Tau蛋白过度磷酸化导致神经纤维缠结产生
[22],纤维缠结干扰神经元运输系统,导致细胞内的物质运输受阻,从而引起神经元死亡;由于各种原因,小胶质细胞的神经炎症反应被过度激活,导致促炎细胞因子过度释放,对神经元造成毒性损伤
[23]等。上述机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Aβ淀粉样蛋白沉积可激活小胶质细胞释放炎性因子,进而促进Tau蛋白磷酸化,而Tau病理又会加重神经炎症,形成恶性循环。神经炎症也参与了耳鸣的发生
[24],研究
[25]显示:口服具有抗炎/抗氧化作用药物可改善耳鸣的严重程度。研究
[24]显示:耳鸣模型小鼠脑组织中促炎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TNF-α)和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 beta,IL-1β)升高,并伴随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激活。耳鸣和AD都存在神经炎症与小胶质细胞激活现象,长期的耳鸣使神经炎症持续存在,伴随小胶质细胞的持续激活。
耳鸣
[26]和AD
[27-28]与重度抑郁症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表面的相互影响,更可能涉及基因与转录的联系,耳鸣可能作为中介暴露因素对AD产生了因果影响。重度抑郁症、耳鸣与AD之间的复杂关联可能与共享的分子网络失调有关。研究
[29-31]表明:重症抑郁患者中可观察到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轴的过度激活,导致以皮质醇为代表的糖皮质激素过度释放,而皮质醇的过度释放可能诱导耳鸣产生,从而使耳鸣成为一项新的压力来源,加重抑郁症状。海马体中有丰富的盐皮质激素受体,对皮质醇的亲和力强,当糖皮质激素水平升高时,海马体上的受体被激活,并发出负反馈信号,抑制下丘脑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CRH)和垂体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从而减少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故海马对HPA轴有抑制作用。HPA轴的过度激活会导致糖皮质激素持续释放,进而对海马体造成损伤,包括海马细胞萎缩、海马突触数量减少以及改变海马突触效能
[32]。这种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不仅削弱了海马体对HPA轴的负反馈调节能力,还可能导致抑郁和认知功能障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未对暴露因素耳鸣的来源进行分类,可能导致原因分析偏差;②研究基于的数据集来源于欧洲人群,以单一欧洲血统样本为主,可能导致结果偏倚;③未按照最严格纳入标准P<5×10-8的阈值纳入强关联SNPs,可能因弱IVs而导致统计效能降低,低估关联强度。
综上所述,基于大样本量的GWAS数据,MR分析能提供较强的临床证据等级,同时规避随机对照试验可能造成的伦理缺陷,为临床决策提供系统的循证医学证据。由于耳鸣是AD发病的危险因素,具有预警作用。对于长期耳鸣的老年患者,建议进行无创的头部海马核磁共振成像及认知功能检查,以实现早期识别和早期干预AD。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82405347)
北京中医药大学新教师基金项目(2024-JYB-XJSJJ-008)
北京中医药大学“解码中医”协同攻关项目(BZY-JMZY-202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