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绿色共富水平的测度与时空演变研究

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and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hina's Green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at the provincial scale

摘要

基于共同富裕视角，以新发展理念为框架，构建绿色共富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社会福利函数方法测算2013 — 2023年30个省域的绿色共富水平，同时通过Kernel核密度法对整体水平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省域绿色共富水平总体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中国绿色共富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空间上呈“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的区域特征；省域间绿色共富进程呈典型的动态演进特征，其空间格局演化遵循新制度经济学与区域收敛理论的双重逻辑.在政策建议方面：要构建全国绿色共富协同治理框架、着重强化西部地区绿色共富能力构建以及优化东部引领全国绿色发展新模式.

Abstract

Green Common Prosperity， as a crucial strategic pathway for realizing Chinese - style moder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ssentially restructure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of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gree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guided by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framework，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green common prosperity levels. Utilizing the entropy method and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approach， we measured the green common prosperity levels across 30 provincial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3， while employing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to analyze overall spatial pattern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Provincial green common prosperity levels demonstrate a steadily increasing trend nationwide； （2） Spatially， the development exhibits a distinct regional hierarchy of "eastern > central > northeastern > western regions"； （3） Inter - provincial green common prosperity processes show characteristic dynamic evolution patterns， with spatial configuration adhering to the dual logic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theor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propose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green common prosperity， strengthening capacity building in western regions， and optimizing eastern - led green development models to guide national progres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绿色共富 / 统计测度 / 区域差异

Key words

Green Common Prosperity / statistical measurement / regional differences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愿景，将人与自然视为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并矢志不渝地沿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前行^［1］.“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传统的“黑色增长”模式亟需朝向更加环保和可持续的“绿色增长”模式转变^［2］，这不仅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与奉工业文明为圭臬的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区别.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性.绿色共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3］.可见，在绿色发展的政策引领下，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扎实推动绿色共富的重要抓手和有效途径^［4］.绿色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可持续的经济基础，共同富裕则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支撑.

共同富裕既是一个发展问题，也是一个分配问题^［5］.如果不能解决好分配的问题，“蛋糕”做得越大，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大.现阶段，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源配置仅满足“经济理性”，而忽视了“生态理性”，与我国发展方向相悖.绿色发展作为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在理论中实现了两种理性之结合，以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为媒介，以绿色发展推动共同富裕为目的，以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任务，即为“绿色共富”^［6］.通过上述分析，将绿色共富定义为：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价值内核，通过生态—经济理性协同，重构社会经济系统的新型发展范式，旨在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化、财富分配公平化与代际福祉可持续化的有机统一.

现阶段，“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在学术界已取得丰富成果.张康洁等^［7］认为只有贫富差距缩小，各类主体才会拥有更多绿色发展的能力，提出“共同富裕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有效手段”；郑石明等^［8］通过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出，在绿色发展利于全体人民发展、改善生产力、对不发达地区呈包容性的前提下，绿色发展可以推动共同富裕；庄贵阳等^［9］提出“绿色共富是在绿色发展理念下，由共同富裕衍生而来.”现有文献为绿色共富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但缺乏对其量化评价.因此，对“绿色共富”的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的研究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以2013—2023年我国30个省份（未包括港澳台地区及数据严重缺失的西藏）十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与真实性，以上原始数据主要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及个省市区的历年统计年鉴中获取，还包括《中国环境统计年鉴》、eps数据库、wind数据库等，少数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此外，为消除量纲的影响，将原始数据统一进行标准化处理.

1.2 研究方法

先用熵值法与社会福利函数测度绿色共富水平，从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2个维度出发，选取乘积的形式进行绿色共富水平的测算，如公式（1）所示.

\mathrm{G}\mathrm{C}\mathrm{P}=\mathrm{C}\mathrm{P}\times \mathrm{G}\mathrm{D}\mathrm{L}=\mathrm{G}\mathrm{D}\mathrm{P}\times \mathrm{e}\mathrm{x}\mathrm{p}\left(-\mathrm{G}\mathrm{I}\mathrm{N}\mathrm{I}\right)\times \mathrm{G}\mathrm{D}\mathrm{L}.（1）

\mathrm{G}\mathrm{C}\mathrm{P}代表绿色共富水平，即为\mathrm{C}\mathrm{P}（共富程度）与\mathrm{G}\mathrm{D}\mathrm{L}（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乘积.其中GINI的负函数代表“共同”程度，\mathrm{G}\mathrm{D}\mathrm{P}代表“富裕”程度.在此基础上，对测算结果运用核密度估计进行分析.

1.2.1 绿色共富评价指标体系

在“绿色高质量发展”方面，参考马宗国等^［10］构建的创新示范区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杨志安等^［11］构建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张友国等^［12］构建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水平评价指标等.本研究以绿色发展为基础，以新发展理念为框架，将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分为4个二级指标、21个三级指标，如表1所示.

1.2.2 熵值法

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以下公式进行处理.

正向指标见公式（2）.

x_{ij}^{\text{'}}=x_{ij}-\frac{\mathrm{m}\mathrm{i}\mathrm{n}{x}_{ij}}{\mathrm{m}\mathrm{a}\mathrm{x}{x}_{ij}-\mathrm{m}\mathrm{i}\mathrm{n}{x}_{ij}}. (2)

负向指标见公式（3）.

x_{ij}^{\text{'}}=\mathrm{m}\mathrm{a}\mathrm{x}{x}_{ij}-\frac{x_{ij}}{\mathrm{m}\mathrm{a}\mathrm{x}{x}_{ij}-\mathrm{m}\mathrm{i}\mathrm{n}{x}_{ij}}.（3）

其中，x{}_{ij}^{\mathrm{\text{'}}}表示为第i个省份第j项绿色共富指标的无量纲结果.

得到无量纲化的矩阵，计算第i个省份第j项指标所占比重见公式（4）.

x^{\text{'}}={\left(x_{ij}^{\text{'}}\right)}_{mn}.（4）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见公式（5）.

e_j=-\frac{\mathrm{1}}{\mathrm{l}\mathrm{n}\left(n\right)}{\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frac{X_{ij}}{{\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X}_{ij}}\mathrm{l}\mathrm{n}\frac{X_{ij}}{{\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X}_{ij}}.（5）

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见公式（6）.

d_j=\mathrm{1}-e_j.（6）

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w_j 见公式（7）.

w_j=\frac{d_j}{{\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n}{d}_j}.（7）

在利用熵值法进行赋权之后，根据其各项离散程度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值，以解决多指标变量间信息重叠的问题，提高评价体系的客观性，使评价结果更科学合理.

1.2.3 社会福利函数

在“共同富裕”方面，参考万广华等^［13］在社会福利函数一般形式的基础上构造共同富裕指标，见公式（8）.

\mathrm{C}\mathrm{P}=\mathrm{G}\mathrm{D}\mathrm{P}\times \mathrm{e}\mathrm{x}\mathrm{p}\left(-\mathrm{G}\mathrm{I}\mathrm{N}\mathrm{I}\right).（8）

式中，\mathrm{C}\mathrm{P}代表共同富裕水平；\mathrm{G}\mathrm{D}\mathrm{P}代表地区生产总值，代表“富裕程度”，\mathrm{G}\mathrm{I}\mathrm{N}\mathrm{I}为基尼系数，其负函数体现生产关系的“共同程度”.

1.2.4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将每个观测值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数据计算权重后加权平均，形成估计的概率密度函数^［14］.绿色共富水平的概率密度函数见公式（9）.

f\left(\mathrm{g}\mathrm{c}\mathrm{p}\right)=\frac{\mathrm{1}}{Nh}{\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k\left(\frac{\mathrm{g}\mathrm{c}{\mathrm{p}}_i-\mathrm{g}\mathrm{c}\mathrm{p}}{h}\right).（9）

其中，N为样本量，h为平滑参数，即带宽，\mathrm{g}\mathrm{c}\mathrm{p}为观测值的平均值，\mathrm{g}\mathrm{c}{\mathrm{p}}_i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绿色共富指标体系

表2是对绿色共富指标进行赋权的比重，其中二级指标维度的权重占比呈“绿色开放发展 > 绿色创新发展 > 绿色共享发展 > 绿色协调发展”递减态势，其中整体排在前两位的三级指标分别是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与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均属于绿色开放发展一级指标维度.绿色开放发展是绿色共富的内在要求，它强调在开放过程中坚持可持续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开放理念和开放方式^［14］，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通过市场化手段促进生态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绿色产业体系的健全，为绿色共富奠定经济基础.因此绿色开放发展进程越快，越有利于推进绿色共富的发展进程.

此外，权重排名在前十位的指标还包括技术交易活跃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发明专利授权量、接待国际游客、外贸开放程度、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外贸开放程度、人均拥有公工图书馆藏量、R&D经费内部支出.即表明，在推动绿色共富发展进程中，不仅要加大绿色开放发展的水平，还要在绿色创新发展、绿色协调发展、绿色共享发展等方面协同发力，采取有效的积极措施，从而加快绿色共富的发展进程.仍要注意的是，权重得分小于0.01的指标有3个，分别是城市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固定废物排放.

2.2 绿色共富的测度结果

表3是考察期内各省份绿色共富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从结果来看，呈现“东部 > 全国 > 中部 > 西部”递减态势.拥有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的东部地区处于领先位置，拥有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和较高的绿色创新能力.同时，作为生态优势转化的新标杆，东部地区注重环绿色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这使得东部地区在绿色共富发展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从绿色共富水平的发展趋势来看，全国整体保持增长态势，其中中部增长较快.中部地区地势平坦，不仅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也是我国长江经济带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特色区，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注重绿色转型，着力构建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引进绿色技术、推广清洁能源、发展循环经济等方式，中部地区在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的同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测算结果显示，广东、江苏、上海、北京四省（市、区）绿色共富水平较高，得分均在1以上，新疆和青海测算结果较低，得分为0.26.从发展趋势而言，30个省（市、区）绿色共富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从发展趋势来看，各省绿色共富水平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但是省际差异明显，根据测算结果可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平稳提升类，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上海、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海南、重庆、贵州等省（市、区）的测算结果虽然在个别年份存在下降，但是整体上升趋势较为平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二是波动上升类，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川、陕西等省（市、区）的测算结果年际间存在波动且呈上升态势；三是波动减弱类，内蒙古、广西、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市、区）的测算结果年际间存在动力不足，有减弱的趋势.

从考察期内的变动幅度来看，绿色共富水平增幅超过100%是的湖南、江西和湖北，其增幅分别达到160.33%、124.74%、112.21%；从年均增长率来看，湖南绿色共富水平年均增长率最高，为10.04%；宁夏年均增长相对较低，仅为0.05%.

3 绿色共富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析

3.1 绿色共富发展水平的区域分析

表4是对2023年我国30个省（区、市）绿色共富水平及“共富水平”“绿色水平”进行排名.测算结果来看，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排在前五名，共富水平与绿色水平均较高，绿色共富水平均大于1，在绿色共富发展水平中处于领先地位；宁夏、云南、吉林、新疆、青海排在后五名，表明绿色共富发展方面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从子系统来看，共同富裕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子系统指数排名.首先，在共同富裕水平方面.江苏、湖北、四川、湖南、重庆、江西、广东、山西、浙江、辽宁排在前十名，共同富裕实现较好；新疆、吉林、海南、宁夏、青海排在后五名，仍存在突出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从共同富裕视角来看，一方面要实现富裕，把蛋糕做大做好，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另一方面要达到共同富裕，把蛋糕分好分匀，让先富起来的省份逐步带动其他省份富起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与共享.从绿色高质量发展来看，一方面，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现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和谐共生；另一方面，要不断优化生态经济的“绿洲”，推动绿色转型，实现清洁能源与循环经济的发展，确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从共同富裕实现较好的省份来看，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较高，如广东经济总量多年位居全国首位，江苏城乡一体化水平位居前列^［15］等.

其次，在绿色高质量发展方面.广东、江苏、北京、浙江、上海位居前五名，表明这些省份在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方面表现良好；内蒙古、云南、青海、山西、新疆位于后五名，表明这些省份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能力有待提高.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来看，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广东多次夺得绿色发展指数评价得分首位^［10］，浙江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提高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

3.2 我国绿色共富发展水平的时序差异分析

借助共同富裕水平和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2个维度的测算结果，将2017年与2023年30个省份分别划分为四大类，并均以2023年的平均值为界.

第一类为“双高型”省份，这些地区不仅在共同富裕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高水平，而且在绿色高质量发展方面也具备突出的优势.这类省份不仅居民生活水平高、收入差距小，而且经济发展模式绿色、可持续，实现了经济繁荣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第二类为“高低型”省份，这些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较高，表明居民生活水平相对优越、社会公平程度较高，但在绿色高质量发展方面却相对滞后.这类省份需要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向绿色、低碳、循环方向转变.

第三类为“低高型”省份，这些地区在绿色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经济发展模式先进、资源利用效率高、环境污染少，但在共同富裕方面却存在一定的短板.这类省份需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与民生福祉，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第四类为“双低型”省份，这些省份在共同富裕水平和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方面均表现不佳.这类省份面临着经济发展滞后、居民生活水平低、环境污染严重等多重挑战.未来，这些省份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加强环境保护与治理，同时注重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经过五年的发展与推进，双高型省份的数量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具体而言，福建省凭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率，以及有效缩小人民生活差距的举措，成功转型为双高型省份，展现了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进步.同时，湖南及湖北两省则通过坚定不移地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同样迈入双高型省份行列.

3.3 绿色共富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

运用Kernel密度图对2019 — 2023年我国省域层面的绿色共富水平整体分布特征与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图1）.结果显示：（1）样本期内我国省域绿色共富水平呈单峰分布形态，表明我国各省域发展趋势未出现明显的极化现象.（2）样本期内整体核密度曲线存在显著的右拖尾，说明绿色共富水平较高的地区呈发散发展趋势，即省份间绿色共富水平的空间差距在逐步扩大.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基于共同富裕视角，以新发展理念为框架，构建绿色共富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我国绿色共富水平并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有：第一，观测期间我国绿色共富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主要呈现“东部 > 全国 > 中部 > 西部”递减态势；第二，从30个省（区、市）绿色共富水平排名来看，广东、江苏、北京、浙江、上海排在前五名；宁夏、云南、吉林、新疆、青海、排在后五名.绿色共富水平较低的省份基本集中在西部地区，城乡联动发展受限，绿色效应不明显，是未来绿色共富水平提升的重点；第三，在考察期内，全国共同富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省份间绿色共富水平的空间差距在逐步扩大.

4.2 建议

首先，强化西部地区绿色共富能力构建，缩减区域非均衡性.针对西部地区绿色共富能力相对薄弱的现状，政府应采取更为精细化的区域扶持策略.这包括依据西部各省独特的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条件，定制差异化的绿色共富发展蓝图，如扶持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以促进地方经济绿色增长.同时，加大对西部交通网络、能源供应、信息技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强化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此外，注重提升人力资本质量，通过教育与技能培训机制，促进人才流动与知识溢出效应，为西部地区绿色共富提供智力支持.为促进东西部协同联动，构建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利用东部地区的产业优势与技术积累，通过产业转移、技术援助等手段，加速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激发绿色共富潜力.

其次，优化东部地区绿色共富模式，引领全国绿色发展新范式.东部地区作为绿色共富的高地，需进一步深化其绿色转型路径.一方面要求东部地区加速产业结构向高端、智能、绿色方向转型，另一方面，需要减少对传统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依赖，促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同时，强化东部地区的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鼓励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提升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负荷，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此外，通过政策引导与社会倡导，推广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等低碳生活方式，增强公众环保意识，构建绿色共富的社会文化基础，引领全国绿色发展新范式.

最后，构建全国绿色共富协同治理框架，促进区域均衡性提升.针对省份间绿色共富水平差异扩大的趋势，构建全国性的协同治理机制至关重要.中央政府应加强对地方绿色共富政策的宏观调控与指导，确保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与措施的协调性，避免政策冲突与资源浪费.同时，构建科学、全面的绿色共富评估指标体系，定期发布评估报告，为政策调整与优化提供数据支撑与理论依据.为促进跨区域合作与资源共享，鼓励建立绿色共富示范区，通过项目合作、技术转移、信息共享等方式，促进区域间绿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缩小区域差距，实现绿色共富的全国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 - 10 - 17（2）.

[2] 向国成，邝劲松，邝嫦娥.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6）：71 - 76.

[3] 吴红列，吴旭.推动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绿色城市建设：内涵与路径［J］.国家治理，2023（4）：65 - 69

[4] 王结发.生产条件再分配：绿色共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理论月刊，2024（1）：67 - 74.

[5]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 - 8.

[6] 王结发.绿色共富论［J］.青海社会科学，2022（5）：107 - 114.

[7] 张康洁，于法稳.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理论、路径与保障［J］.企业经济，2021，40（12）：19 - 26

[8] 郑石明，邹克，李红霞.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理论阐释与实证研究［J］.政治学研究，2022（2）：52 - 65.

[9] 庄贵阳，王思博，窦晓铭.绿色共富视角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的再认识［J］.中国软科学，2023（9）：53 - 63.

[10] 马宗国，赵倩倩，蒋依晓.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32（2）：118 - 127.

[11] 杨志安，张帆.碳排放权交易驱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5（5）：116 - 124.

[12] 张友国，窦若愚，白羽洁.中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水平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8）：83 - 102.

[13] 万广华，江葳蕤，赵梦雪.城镇化的共同富裕效应［J］.中国农村经济，2022（4）：2 - 22.

[14] 刘建国，李悦.人口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空间分布与动态演进［J］.统计与决策，2024，40（17）：64 - 69.

[15]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37（8）：117 - 129.

[16] 赵细康，吴大磊，曾云敏.基于区域发展阶段特征的绿色发展评价研究——以广东21地市为例［J］.南方经济，2018（3）：42 - 54

[17] 赵宇，汪发元.数字化水平、公共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23，39（24）：47 - 51.

[18] 胡鞍钢，周绍杰.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1）：14 - 20.

[19] 童志锋，伍嘉冀.以绿色发展推动共同富裕——以浙江省山区县域共富实践为例［J］.学习与探索，2023（11）：39 - 47.

[20] 杨凡.基于绿色生态视角的农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J］.农业经济，2024（10）：81 - 83.

基金资助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2023J0726)

西南林业大学校级文科基金(WKXS2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