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化能力研究现状与展望

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 of digital capa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摘要

以2006-2020年Web of Science SSCI数据库和中国知网CSSCI数据库中的633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科学知识图谱分析了国际上关于数字化能力的研究热点和未来研究方向。结果发现：数字化能力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仍处于探索时期。有关数字化能力的具体含义、维度结构、形成机制和影响路径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索。通过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发现，目前的研究热点聚焦在成本优势、组织韧性、组织双元性、资源基础理论等7个方面；而在未来的研究方向上要重点关注数字化能力与战略变革、竞争优势的结合。

Abstract

Based on 633 articles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SSCI database and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CSSCI database from 2006 to 2020， a scientific knowledge graph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hotspot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n digital capabili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gital capability was currently a hot research topic， but it wa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period. Further exploration was needed regarding the specific meaning， dimensional structur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impact path of digital capabilities. Through clustering analysis of keywords， it was found that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focused on seven aspects： cost advantag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organizational duality， and resource-based theory； In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capabilities with strategic chang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need to focus on.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 数字化能力 / 科学知识图谱 / 研究热点 / CiteSpace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digital capability / scientific knowledge graph / research hotspots / CiteSpace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技术环境改变了企业的价值创造方式，为企业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1］。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8%。无论是产业数字化还是数字产业化都呈现繁荣态势。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企业带来了新生机的同时，也加速了失败的进程^［2］。近年来，为了能够搭上数字技术这趟“便车”，各个企业纷纷以搭建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应用为媒介进行数字化转型。尽管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在当前的学术界仍具有争议性，但是大家广泛认可数字化转型能打破传统的企业边界，用互联网的思维使企业融入到产业中^［3］，用计算机算法赋能^［4］，在生产、研发、运营、营销、管理等环节实现多链条的转型与创新^［5］，以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自2000年Coile创造性地提出“数字化转型”以来^［6］，在下游消费市场和技术环境的变动下，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变得迫切且必要。在激流勇进的行业内，企业放弃数字化转型就一定面临着被市场淘汰的悲剧^［7］。然而，企业在选择进行数字化转型时总会面临着何时进行转型、如何进行转型、进行转型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等问题。

无论是解决上述哪一个问题或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哪一个阶段，都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来扭转现状、把握机会、整合资源优势、利用技术创造新盈利点、增强竞争力。因此，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组织层面的能力统称为数字化能力^［8］。从现有研究来看，数字化能力的概念和结构仍不清晰，因此本文采用文献可视化计量对现有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对目前国际上的研究热点话题进行阐释说明。同时，进一步对数字化能力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1 数字化能力的内涵

对于数字化能力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给出的定义不同。当前关于数字化能力的定义大多是以已有理论为核心建立的，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信息系统：利用信息技术或数字化技术构建面向客户的平台和面向员工的软件；（2）创新：数字化的结果是创新，通过数据分析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创新产品和业务服务流程；（3）战略：数字化转型绝不是单纯地利用数字平台，是有关商业模式、价值共创、竞争优势的战略问题。但是，目前关于数字化能力的研究还缺乏能够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定义和内涵。关于数字化能力定义的详细信息如表1所示。

综上，本文认为数字化能力存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的各个阶段，并且各个阶段各有特点，是以数字化技术为手段的更高阶的动态能力，通过广泛整合数字资产和业务资源进行产品和流程的创新，带动消费者和其他合作伙伴创新价值，获得持续的创新优势。

2 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2.1 文献来源

本文英文文献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 的SSCI引文数据库。为了能够完整地掌握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有关数字化能力的研究主题，本文用模糊主题关键词“digital*”and“capabilit*”进行搜索，在时间上选择近15年（2006-2020年）的研究文献，研究领域选择“商业经济”，共检索得到574条相关文献。

本文中文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CSSCI引文数据库。通过主题搜索“组织能力”或“数字化能力”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研究领域选择“经济与管理科学”，删除缺少作者和期刊名称的文献，共筛选得到59条相关文献。

2.2 研究工具

本文通过可视化和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搜集的文献进行定量分析。基于CiteSpace 5．7．R2可视化软件，将时间参数设置为2006-2020年，“Year Per Slice”设置为2，“Node Types”根据研究内容分别选择“country、institution、journal、author、reference”等关键词，“Pruning”选择“Pathfinder”和“Pruning Sliced Networks”，其余设置保持默认，点击“Go”开始运行。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和文献回顾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了对数字化能力领域的论文发表量、核心作者及核心地区等多个维度的分析，直观展现了数字化能力研究领域的基本现状。其次，对研究数字化能力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和引文突现分析，探究了数字化能力的研究热点与演化脉络。最后，基于关键词聚类科学知识图谱对数字化能力的细分领域进行可视化分析。

3 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化能力研究分布

3.1 研究趋势

在工业4.0时代，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并创造新的收入流和价值共创机会是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含义^［9］。然而，这个过程不仅局限于技术和业务范畴，更需要深层次的能力作为强有力的支撑^［10］。因此，数字化能力逐渐成为管理领域学者的关注重点^［11］，国际期刊对此进行研究的文献的年度分布如图1所示。图中横轴表示年份，纵轴表示相关议题论文发表数量，指数代表了论文发表年度发文数量的变化趋势。

从图1中可见，对数字化能力进行研究的国际文献数量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增长过程可以分为缓慢增长和快速增长两个阶段：（1）缓慢增长阶段（2006-2012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在这段时期里，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初露头角，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企业数字转型逐渐受到关注。然而，此时对于数字化能力的研究比较少，平均每年的平均发文量为9篇，并且波动平稳。（2）快速增长阶段（2013年至今）：在快速增长阶段里，每年的平均发文量达到了54篇，且在2020年达到了161篇的峰值。在快速增长阶段，每年的平均发文量相较于前一时期增长了152篇，且每年的增长幅度较大。从图1可知，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一步推进，基于能力视角的数字化转型逐渐受到关注。

3.2 研究力量分布

利用CiteSpace对各个国家（地区）和作者发表的数字化能力的论文数量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２所示。

从国家（地区）来看，美国的中心度最大，英国次之，中国紧随其后。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连线较多，合作研究较为紧密。从图3连线来看，欧洲大陆形成了以VINIT PARIDA、HEIKO GEBAUER、MARKO KOHTAMAKI为中心的研究团队，而美国和中国则比较独立。结合地区作者的发文量来看，各地区的代表作者具体如表2所示。

在国际期刊中，中国学者虽然发文量没有进入前十，但是墨尔本大学的陈亮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易靖韬教授团队提出的ESA数字生态竞争优势理论，激发了中国企业对数字经济时代管理的再思考。国内学者对数字化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化能力所带来的效果，即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绩效和企业发展的关系。赵付春^［12］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以降低公司内部的沟通成本和管理成本，进而对企业绩效有正向的影响作用。侯光文等^［13］的研究表明，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化能力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赵兴峰^［14］认为，在短期内通过加大对数字化的投入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绩效。除了直接影响外，也有学者研究组织惯性、数字化能力、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证实在企业创新过程中数字化能力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国内一部分学者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实现对企业创新能力、数字化能力的评价，也有的学者基于互联网企业和平台企业进行了数字化能力的相关研究。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15］，数字化能力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作用机制可能是多样的，因此，关于数字化能力的研究应深入到不同的领域，从多个视角进行探讨。

从表2中不难发现，欧洲发达国家对于数字化能力的研究热情更高，所发表文章数量更多。然而，发文量高只能说明作者的产出水平比较高并不能代表其在该领域的影响力或重要程度。想要进一步分析数字化能力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作者，需要进行作者共被引分析，具体情况见表3所示。

从作者共被引分析可以看出，共被引频率最高的10位作者都来自美国。自1988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提出“数字化地球”的概念，到2020年9月，美国安全中心发表《设计美国数字发展战略》，这期间关于数字化的发展均是要与中国、日本、德国等其他国家构建数字化环境，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反观中国，在国际期刊中的数字化能力领域，中国学者的文献的最高被引频次为15次。从地区的中心度来看，中国的中心度为0.18，比美国低了0.54。虽然中国相较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但自2013年以来国家制定了上百个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划意见，如“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指出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中国和美国的现有成就离不开两国的大数据技术普及和企业运用技术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努力。

高被引作者是衡量学者在某学术领域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表3高被引作者排序发现，高被引学者主要研究两方面内容：

其一是数字化能力存在的必要性。Nambisan等^［16］认为在新的创新管理假设下，企业要将数字化能力与数字技术进行有机的结合，采用更加柔性的匹配问题的解决方法；Enkel等^［17］认为现在的数字环境中，企业数字转型带来的开放式创新是必然的，企业要从开放、主动的环境中获取价值，就必须具备数字技术能力和数字组织能力；Adner等^［18］认为，基于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由于内部资源和能力的异质性，使用者从产品中会获得不同的价值，这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利用数字洞察和预测能力尽量弥补技术创新不关注客户价值的漏洞^［19］，从而为公司创造价值；Brynjolfsson^［20］指出加剧美国传统企业竞争的是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技术通过改变业务流程加速了企业的扩张规模。在“有限理性”的组织中数字处理和决策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及时作出反应^［21］；Porter认为传统的单一产品正演进为万物互联的智能产品，进而成为一个产品体系。在技术驱动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能力的构建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22］。

另外是数字化背景下多种能力的新定义。Teece以云计算技术为例，认为数字技术能够帮助企业从维护非关键数据处理的服务器中解放出来，为动态能力释放资源和注意力^［23］，利用感知、获取和重构的能力将数字化转型道路调整到商业模式转变上来；在此基础上，Helfat等^［24］认为动态能力不局限于此，以整合为代表的动态能力对企业数字平台的领导者起着重要作用；Barney^［25］基于现代企业资源观，认为企业的异质性资源是企业获得优势的原因之一，但是数字环境下，有形资源变得越来越透明易得，企业应更多关注企业内部的某些数字化能力和无形资源；Cohen等^［26］则将企业内外相结合，认为企业既要识别外部信息的价值，还要将其吸收转为企业内部的竞争力并作用于商业模式，他将这种能力定义为吸收能力。

除此之外，Eisenhardt等^［27］所提出的案例研究方法成为国际学者在研究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能力领域的主要方法，该方法在案例中搭建理论，为数字化转型情境下的动态能力做出了新的定义^［28］。

4 当前研究热点以及未来研究趋势

4.1 关键词共现

关键词是文章主题内容的高度概括，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把握该研究领域的热点^［29］。在进行关键词共现时，将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词进行删减与合并，运用CiteSpace5.7.R2对关键词进行分析，依据关键词频次进行可视化，得到图4。

根据关键词共现分析，共得到383个节点、1 097条连线，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即是学者在一段时间内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表4列出前15位的关键词频次，展示了2006-2020年数字化能力国际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由表4可以看出，数字化能力的国际研究领域共现频次最高的是信息技术，表明在研究企业或行业的数字化能力时，信息技术是基础工具，没有信息技术作为支撑的数字化能力缺少根基。其次是能力、创新、在位企业、动态能力排名第2、第3、第4、第5，在公司层面进行数字化创新活动来研究数字化能力的内容、机制，进而在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并实施管理，或者通过商业模式转变实现更高绩效。此外，高频关键词还有知识、战略、观念等，反映了数字化能力对知识管理和战略管理等细分领域的关注。关键词时序图如图5所示。

通过对数字化能力研究热点的演进进行可视化分析，结合各阶段高频关键词（表2），可得到数字化能力3个发展阶段的研究热点。第一阶段（2006-2010年）主要研究信息技术、管理、能力、策略、创新，关注的是企业内某部门的数字信息技术、数字平台的利用以及数字化能力产生的内外环境和动力；第二阶段（2010-2014年）主要研究竞争优势、商业模式、知识、整合、资源基础观等，学者以资源基础观点作为基础，关注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平台竞争优势的获得以及企业高绩效的影响因素；第三阶段（2014-2020年）主要研究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以大数据、网络等技术为手段的数字服务化、生态系统、价值共创问题，关注重点为如何通过培育数字化能力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4.2 关键词聚类

通过最大似然法（log-likelihood ratio，LLR）对数字化能力领域中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清晰得到数字化能力研究领域内当前的研究热点。在本次聚类过程中，Q值和S值代表了聚类的效果，Q = 0.56，大于0.3，表明关键词网络聚类结果显著；S=0.8，大于0.7，聚类结果令人信服，具体聚类结果如图6所示。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不难发现目前国际上对于数字化能力的热点问题主要聚焦于7类，分别为#0聚类（cost advantages）、#1聚类（resource-based theory）、#2聚类（artificial intelligence）、#3聚类（resilience）、#4聚类（digital servitization）、#5聚类（network effects）、#6聚类（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1）#0聚类研究的主题是成本优势。成本优势是对资源运用数字化能力获得的影响和结果。麦肯锡通过对2000家企业的财务进行追踪分析发现，与传统降成本手段相比，使用数字技术带来的成本优势将持续增大^［30］。这种成本优势既可以体现在企业内部运营环节，也可以表现在外部市场开拓过程。在数字环境下，可以采用大规模定制化服务对研发、生产等基础活动进行产品和流程的改进；大数据挖掘和分析、ERP软件的使用提升了财务、人力等辅助活动的效率^［31］。云计算提供的资源，免去了人工收集、管理的成本。其实，成本优势只是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体现在组织层面的一个优势，除此之外还体现在业务流程改进和自动化方面。

（2）#1聚类的研究主题是资源基础理论。该理论最早由Wernerfelt提出，其认为企业的有形和无形资源可以转化为能力，这种不可复制的资源和能力是使企业获得长期竞争力的关键。然而，在信息透明的环境下，资源容易被模仿或替代，因此部分学者提出了动态资源基础理论来弥补不足^［32］。从动态资源基础理论视角来看，带给企业竞争优势的不是资源本身而是资源的整合配置，但是简单的资源整合配置仍无法提供较强的竞争力^［33］，必须要配备更高阶的动态能力，这种动态能力是对组织能力的延展和修正。尽管动态能力在关键词聚类当中并没有明显的标识，实际上动态能力是资源基础理论的延伸。由于数字环境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稳定，因此，国内外很多学者在研究数字化能力时大多是以动态能力作为研究范式。

（3）#3和#6聚类的研究主题分别是组织韧性和组织双元性。无论组织韧性还是组织双元性，都是在组织层面上为了在变化的外部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所应具备的能力，都是数字化能力的一部分。

其中，组织韧性是社会系统抗冲击、抗干扰的一种能力^［34］。在乌卡时代，企业迫切地需要提高自己的韧性来及时有效地应对危机并迅速回弹至正常状态；事实上，在危机面前许多企业将采取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自救的方式，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帮助组织在危机冲击下迅速回弹，这种组织韧性正是数字化背景下的组织能力，即数字化能力。组织韧性是一系列企业元能力的组合。根据韧性的发展阶段，具体可以分为关系能力、组织情绪和变革能力。

组织双元性是指组织同时利用已有能力以及发展新的能力，来对抗外界环境的动态变化，这个目的恰好为组织韧性提供了前因。双元概念的产生为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不同的道路。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多是对现有海量数据和流量资源的处理和利用，采用“一步到位，直击要害”的激进转型方式更为合适，如阿里巴巴、腾讯等；对于传统企业来说，行业环境相对稳定，但是现在的稳定并不代表未来的稳定，数字技术对未来具有颠覆性，想要把握时机就要提前布局，依据职能部门循序渐进开展数字化革新，以价值观为引领，在企业内积蓄力量。

（4）#2聚类的研究主题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数字化技术与数字化能力结合后的必然结果和未来方向^［35］。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虽然极大程度地提高了运算和决策的速度，但是当需要运用人的感知、学习和认知能力时，数字工具便无法满足需求，智能化便成为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人工智能既提升了效率也能完成人工无法实现的事情。尤其是在疫情常态化的现在，不确定的环境对精细化管理和实时应变创新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未来各行业都将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在培养数字化能力的基础上逐渐成长为数字化转型环境下的科技型企业^［36］。

（5）#4聚类的研究主题是数字服务化。数字服务化是数字技术和数字化能力的一个应用方向，同时也是管理领域的服务化和计算机领域的数字化相结合形成的一个新领域。数字应用和分析能力的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服务化水平，是新时代推动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强大动力，数字服务化的发展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体验和服务流程。数字服务化的研究学者一般是从哪些数字化能力会影响数字服务化以及如何影响服务化的角度出发，如Coreynen等 ^［37］、赵宸宇 ^［38］通过实证分析，找到了数字化影响企业服务化的具体路径，指出在与客户共建价值网络的过程中，要循序渐进为客户提供不同的服务，并且每一阶段都要与一定的商业模式相匹配。

（6）#5聚类的研究主题是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是数字化的前提条件。格罗夫定律认为在网络效应的影响下，新产品或服务必须在性价比方面超出现有产品或服务的10倍，才能赢得市场认可。利用网络化带来的共享信息、软件和硬件获得海量数据，用数字技术进行高效分析并追踪市场变化，最终达到调整经营重点的目的，网络效应为数字化提供了条件。从个体层面来看，网络化改变了员工的工作行为习惯，在线协同的工作模式已经被接受；从组织层面来看，具有协同平台和价值网络的企业更具韧性，企业及其员工的工作不仅效率高而且具有灵活性。这种双元性能够使企业与价值伙伴成员更高效地协同合作，改变和重构价值网络^［39］。

4.3 文献共引分析

对文献之间进行共引分析可以了解研究的前沿领域。运用CiteSpace软件，将Time Slicing时间间隔设置为一年，在“Node Types”面板中选择“Reference”选项运行，获得研究领域的文献共引可视化图谱，如图7所示。

数字化能力领域出现了以Nambisan等^［16］于2017年发表在MIS Quarterly上的文章为核心的研究网络，对创新的3个传统假设定义提出了挑战，对研究数字化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假设条件：创新的边界是动态可变的，分布式和开放式的创新结构越来越被认可，创新可以发生在数字产品的任意环节，创新的结果与创新的过程不可分离。该结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管理问题和创新逻辑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的假设条件下，大量学者展开了拓展研究。在解决企业未来问题上，需要进行动态问题—解决方案配对，将数字技术能力与市场产品持续匹配以解决困境，加强产品、流程的服务能力，以数字化促进服务化，共创新价值网络^［39］。价值网络的不断复杂化^［40］涉及多种多样的参与者^［41］，维持组织绩效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Vial^［42］认为道德可以将组织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结合，数字化转型是一个过程，目的在于通过利用信息、计算、沟通、连接技术来诱发重大变革改进过程^［42］，这个过程包括短期向中期过渡以及中期向长期过渡两个阶段。然而，在向未来长期目标过渡时，仅靠提高组织绩效是不够的，需要在理解他人社会认知框架的基础上对创新成果和过程进行解构和重构^［16］。企业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将员工能力与数字技术优势相结合。大多数学者在涉及到能力的范畴时，都是以Teece^［43］所提出的动态能力为基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需要管理者将关注重点放在如何运用技术、资源上^［44］，这就对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化能力便在动态环境下应运而生。

4.4 引文突现分析

采用引文突变词分析环境创新领域的研究前沿，见表5所示。突变词是指在不同时间内，词频贡献度发生显著变化的词组，能够代表该领域的研究前沿。

（1）关于数字化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关系研究。竞争优势分为企业的内部竞争优势和外部竞争优势两个方面。首先，在内部竞争优势方面，Karimi等^［45］关注数字平台能力的研究，提出面向上游企业和下游消费者的两种数字平台能力以应对颠覆式创新带来的影响，以数字化领导能力建立公司内部的竞争优势；除了数字平台能力之外，将信息系统与业务相结合的数字化领导能力也在维持企业内部竞争优势过程中有所体现^［46］。对于外部竞争优势方面，Svahn等^［47］讨论了在竞争环境下能力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包括授权独立开发者的能力、激励外部参与者共创价值的能力等；Barua等^［48］认为在线信息能力是增强并维持外部竞争力的首要能力，通过搭建在线信息系统，企业可以提高与合作伙伴、供应商和消费者的交互能力，完成流程优化，从而提升业务水平，完成业务数字化的目标。

（2）关于数字化能力与战略变革的关系研究。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放到战略层面，是信息技术、数字平台与业务的进一步结合。信息战略在过去被认为是功能层次的战略^［49］，但是由于信息技术、计算、连接技术的发展，信息战略扩展了业务网络中的业务流程、业务战略，需要重新考虑信息战略的地位，将信息战略与业务战略相融合的现象，称为数字商业战略。加强数字商业模式发展，依靠敏捷和可扩展的数字业务和数字创新的发展^［50］，利用数字化能力将异质性资源转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构建新的商业模式。Scuotto等^［51］关注吸收能力对数字化战略创新的影响，吸收能力被定义为企业将外部知识转化为创新的能力。Setia等^［52］更直接地关注客户服务和客户端能力的发展，掌握客户的需求，以客户为导向使业务战略达到及时响应客户的能力。

5 结论与展望

目前，关于数字化能力的研究仍然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体系，学术界对数字化能力的定义和结构维度仍然处于发展阶段。

5.1 结论

本研究运用CiteSpce5.7.R2文献计量软件对数字化能力国际领域2006-2020年的633篇文献进行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数字化能力存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的各阶段，并且不同阶段各有特点，是以数字化技术为手段的更高阶的动态能力，通过广泛整合数字资产和业务资源，进行产品和流程的创新，带动消费者和其他合作伙伴创新价值，获得持续的创新优势。

（2）数字化能力研究呈稳步增长态势，大致经历了探索期、缓慢增长期和迅速增长期3个阶段。尤其从2014年开始，该领域受到学者广泛关注，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信息技术、数字软件的应用，而是转向更深层次的数字变革、数字化能力体系的构建。数字化战略的转变^［53］，但国内数字化能力及数字化研究起步较晚，且对于数字化能力的内涵关注较少。

（3）数字化能力国际领域的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其中，美国中心性最高，论文被引量也最大，欧洲以英国、德国、丹麦为代表，其中心性和论文发表量次于美国，成为数字创新国际研究的重要地区。而中国虽然中心性不低，但是发文量和论文被引量靠后，且现有文献并没有确切解决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研究水平有待提升。此外，各作者之间合作不紧密，虽有一定研究群体的存在，但仅局限在团队内部，跨团队合作较少，跨国合作更少。

（4）对于数字化能力的研究热点，目前学者大多聚焦在数字化能力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变革两个方面。企业数字转型必然会带来开放式创新，对内会使得组织边界模糊、资源和信息开放共享，对外企业会与其他供应商、平台参与者构建生态系统。企业要从开放、主动的环境中获取价值，就必须具备数字技术能力和数字组织能力。由于存在内部资源和能力的异质性，使用者会从产品中获得不同的价值，这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利用数字洞察和预测能力尽力弥补技术创新未关注客户价值的漏洞。

5.2 展望

在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企业要匹配不同能力去解决实际问题。在时机的选择上，企业应具备洞察能力和企业持续成长的能力。在战略布局上，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将数字协同整合能力、IT能力、数字领导能力等多方面能力综合运用，以加强对价值链中的内外部资源、信息的协同，构建开放性组织，打破企业数字化转型界限，将企业内的异质性资源转换为不可复制的能力，同时发挥变革型领导对组织和成员的领导作用，加强价值观的引领，消除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人为阻力。

根据以往数字化能力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的一些研究视角可为学者开展数字创新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1）剖析数字化能力概念和内容，厘清数字化能力的维度结构。现有研究关于数字化能力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定论，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以动态能力为基础进行理论架构^［54］，缺乏实证研究进行佐证。基于分析可知，数字化能力应分为一阶技术能力、二阶组织能力和更高阶的动态能力，但是每一阶的具体能力内涵仍有待研究。未来可从数字化能力内容、结构、类别等视角识别数字化能力维度，深入辨析数字化能力的层次结构和概念内涵。

（2）探索数字化能力的前因。从企业的规模、所处行业、地区、发展阶段等多角度进行分析，对于企业如何形成数字化能力进行探索。企业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企业内多个层面进行的^［55］，因此，在探究企业数字化能力的前因时，可以从影响因素和形成路径两个层面进行探讨。在影响因素上可以分不同层次来阐述数字化能力的形成前因。

（3）拓展数字化能力的研究方法和影响机制，丰富数字化能力相关研究，促进企业的实践应用。对于能力的评估大多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基于已有量表进行定量分析^［56］，未来可加强数字化能力的定性研究。利用定量方式进行能力大小的估量，利用定性方式找到数字化能力对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的影响机制。数字化能力对商业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对数字化能力的作用机制尚缺乏系统探究，未来可从数字化能力对短期绩效和长期竞争力两方面考察其影响效果。

（4）聚焦中国情境，考察数字化能力的内在机理。“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加强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数字化发展十分迅速，云计算、数字支付等服务帮助企业和消费者进行数字创新^［57］。此外，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企业面对的制度环境、社会文化和思维方式具有独特性，将中国独特性情境嵌入数字化能力的研究十分重要。因此，开展适合中国本土的数字化能力研究对国内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好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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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702112)

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项目(lrc20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