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能力视角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capability

摘要

以中国装备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2011—2021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增强动态能力促进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组织惯性在数字化转型与动态能力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由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国企与非国企及东、中、西部地区均有显著差异。研究结论弥补了动态能力与组织惯性的理论缺口，并为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提供实践指导。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in Chines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2011 to 2021，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ynamic capability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ere empirically tested.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promote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y enhancing dynamic capabilities，and organizational inertia has a different degree of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The analysis of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as well as among the eastern，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remedy the theoretical gap between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organizational inertia，and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promo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 动态能力 / 创新绩效 / 组织惯性 / 装备制造业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dynamic capability /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organization inertia /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8%。规模庞大、门类齐全、实力雄厚的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不断加快，但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整体不强，关键核心技术依旧面临着“卡脖子”问题^［1］，如何在全球市场维持竞争力、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成为关键问题^［2-4］。当今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大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5-7］。对于装备制造业，如何高效利用数字化转型，最大化其对创新绩效的正面效应，是当前学术界和业界的关注焦点^［8-9］。

动态能力理论为分析该问题提供了契合的理论视角。动态能力是企业感知抓取新机会、重新配置资产与能力的一种高阶能力^［10］，目前已有研究揭示了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8，11］，但针对装备制造业，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这种影响机制如何发生仍需进一步分析和探索。而装备制造业作为一种传统制造业，企业通常经历了多年乃至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其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管理方式等方面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惯性，尤其是当组织想要进行转型等一系列变革时，这种组织惯性尤其显著^［12］。秦铮等^［13］认为，组织惯性对组织的变革具有双重作用，然而组织惯性在数字化转型与动态能力的关系中发挥着促进还是抑制的作用，相关研究较少。

综上，虽然现有研究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但还存在一些研究缺口。其一，大多数研究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时，都是以整个制造业作为研究范围，很少有针对装备制造业企业的数字技术赋能需求及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具体影响；其二，现有研究已经关注到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间存在影响关系，但企业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和定位尚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探索；其三，组织惯性作为装备制造业的一大特性，其在数字化转型对于动态能力的作用中所发挥的作用少有研究。由此，本文需要重点厘清以下3个研究问题：（1）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提高装备制造企业的创新绩效；（2）数字化转型如何通过动态能力影响企业创新绩效；（3）组织惯性在数字化转型与动态能力的作用中究竟会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为解答以上问题，本文通过分析2011—2021年间498家中国上市装备制造业公司的数据，旨在从企业动态能力的角度验证“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创新绩效”之间的关联及其内在机制。同时，考虑到装备制造业的特定属性，本文还探讨了组织惯性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为理解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本文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发挥组织惯性的积极作用、增强动态能力和提高创新绩效方面提供了相关指导建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决定企业的绩效情况和生存问题^［14］，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实施创新行为的重要手段。基于技术创新理论，企业只有通过技术改革，实施新策略和战略变革，探索创新机遇才能获得关键资源和竞争力，从而提高创新绩效^［8］。

具体来说，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从多方面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从外部环境来看，企业的创新活动要以识别创新机会为前提，这需要企业具备高效识别内外部环境中存在的创新机会的能力^［5］。通过引入数字化转型工具（例如大数据、云计算等），企业可以持续地扫描、捕捉和分析各类复杂信息，以满足业务需求并迅速获取创新机会，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15-16］；从内部核心竞争力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对技术的创新变革，优化企业生产运作流程，提升创新效率，这将进一步激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协助企业达成智能化、高效化、精细化及个性化等目标，进而直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1：

H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1.2 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动态能力理论是将资源基础理论与企业能力理论相结合，旨在研究企业在应对迅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环境时的表现方式^［17］。荆浩等^［18］认为，动态能力是数字化转型企业实现高绩效的关键要素。动态能力的提出者Teece^［19］认为，通过机会感知能力、机会把控能力和变革重构能力，企业可以持续地建立和更新资源与资产，以便快速响应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根据目前学者的研究及所研究行业的特点，本文认为动态能力是指企业吸收新知识和新技术，整合资源并重新配置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并进行创新活动的能力。对于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而言，动态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具体可包括以下3种能力：（1）吸收能力即一种吸收获取的能力，可理解为是企业在转型初期，感知到外部环境变化和威胁时，企业通过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与应用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措施；（2）适应能力是指企业具备快速识别和抓住机会的能力，以重新整合和分配企业资源；（3）创新能力是指在企业不断地进行知识、技术的输入后，如何利用整合后的资源进行创新，使企业具备开发新技术或新产品的能力，以便开拓新市场。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可能受组织、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针对吸收能力，在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中，企业边界正逐渐消失，组织的内认知与外在环境的共同学习将会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对于企业内部知识的更新、外部知识的获取、新技术的引入等都需要企业具备高质量的吸收能力。企业能够吸收并学习数字化转型所产生的大量信息和知识技术资源，构建成为内部不可或缺的高级动态能力，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5］。据此提出假设H2a：

H2a：吸收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适应能力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转型初期将会提高组织整体的转型意识与企业的战略敏捷性，适应能力使企业能够灵活调整策略、组织和资源配置，以适应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变革和挑战，支持创新活动的开展。通过适应能力，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创新机会，实现业务流程的优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以及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从而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据此提出假设H2b：

H2b：适应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数字技术成为支持企业转型的关键资源，当企业仅在自身熟知的技术领域进行产品技术研发时，虽然可以提高创新效率，但无法提升创新能力进而开拓新领域，最终导致创新路径依赖的形成^［6］。创新能力使企业能够积极探索和应用新的技术、方法和商业模式，以满足数字化转型的要求，并为企业带来新的竞争优势，推动企业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冲击，突破组织惯例，积极探索新领域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2c：

H2c：创新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组织惯性的调节作用

组织惯性是在企业与环境长期互动中形成的一种倾向，其性质是倾向于维持原有状态^［3］。装备制造业作为传统制造业，通常存在较大的组织惯性。本文认为组织惯性表现为其更偏好维持既定的运作模式，这种特征通常只会在组织尝试改革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并非总是带来消极的效果。事实上，在许多场合下，这种惯性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组织惯性的存在可以被视为一种中立的观点^［13］。传统企业与新兴企业相比，具有更强的组织惯性。而对于装备制造业来说，其具有体量规模大、运行机制不易改变等特点，其组织惯性将会更加明显。

首先，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企业的吸收能力。而组织惯性通常使得企业倾向于维持当前的业务模式、流程和资源配置，以保持固有的稳定状态。这种保守思维和既有做法的惯性会阻碍企业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吸收与应用。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1）抵抗变革。当数字化转型涉及引入新的技术和知识时，组织惯性可能导致企业对这些变革产生抵触情绪，从而限制了吸收能力的发挥；（2）缺乏灵活性。组织惯性可能造成信息获取的局限性，使企业难以获取最新的市场趋势和客户需求信息。这限制了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度，进而影响了吸收能力。因此，组织惯性较大的组织更不容易进行思维改变，一定程度上会使企业降低甚至排斥吸收数字技术、人才与设施^［20］；（3）知识老化。组织惯性可能会导致组织内部的知识和信息更新缓慢，难以跟上外部快速变化的脚步。这可能会使得组织难以吸收新的知识和信息，从而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实施和效果。所以组织惯性在数字化转型对吸收能力的促进作用中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假设H3a：

H3a：组织惯性会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于吸收能力的促进作用。

基于环境选择视角，组织生态学派提出，组织的惯性特质为企业的持续发展与成长提供了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这种高度有序的组织惯性，通过建立规范和秩序，有助于组织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时避免混乱和失调^［3］。组织惯性作为企业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可以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这种平稳的转型路径可以减少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适应能力的效果。所以在组织惯性较强的环境中，企业的架构维持着稳定的状态，内部资源和各个要素能够保持有效的运转。因此，组织惯性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适应能力的促进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假设H3b：

H3b：组织惯性会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于适应能力的促进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涉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与提升，而利用数字技术能够促进企业及其价值链上的产品与技术创新取得全面进步。由于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境，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活动需要建立在企业现有的流程和资源基础上^［12］。依据资源基础理论，组织惯性有助于组织资源的形成、选择和整合，而组织以往的经验能提升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21］，这些因素共同为企业的高效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基于组织惯性的学习和积累，企业能够在转型过程中整合和转化经验，进而创造新的解决方案和创新实践。因此，组织惯性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假设H3c：

H3c：组织惯性会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于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所构建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研究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本文的初始研究样本包括2011—2021年中国装备制造行业A股上市企业，数据来源于choice金融终端与国泰安数据库，本文对数据作了以下处理：（1）本文主要针对传统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理进行研究，因此对样本企业的上市时间进行筛选，剔除了2011年之后上市的企业，从而确保样本企业均为较传统的装备制造业； （2）剔除样本期内被ST和* ST的企业；（3）剔除关键数据缺失严重的企业；（4）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缩尾调整以规避异常值对模型估计的影响，缩尾对象为上下1%的观测值。经过上述处理，共得到498家装备制造行业上市企业的3 140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处理软件为Stata17。

2.2 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绩效。参考张吉昌等^［8］的研究，采用企业的专利申请总量加1后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创新绩效。专利申请的数量能够有效地体现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活性，创新表现优异的企业倾向于不断提出新技术，从而促使专利申请数量增加。与专利授予量相比，专利申请量更能实时且准确地反映企业创新的实际水平。

（2）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参考吴非等^［22］的做法，通过统计上市企业年报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的出现次数来构建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指标。利用前期建立的数据库和关键词，通过Python进行关键词搜索、配对和词频计算，将结果相加得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综合指标，并对其进行加1操作后取自然对数。

（3）中介变量：动态能力。参考杨林等^［23］的研究，将其分为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3个维度进行测度。具体测度方式如表1所示，分别用DC_Ab、DC_Ad、DC_In 表示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4）调节变量：组织惯性。为克服主观偏差，本研究使用了客观指标来量化组织惯性。参考刘力钢等^［12］的方法，通过对标准化处理后的员工人数、市值、总资产和注册资本这4个指标的加和来评估组织惯性。

（5）控制变量：为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依据相关文献给出引用，对包括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等6个变量进行了控制。此外，为了控制时间和行业特定效应的影响，还引入了时间和行业虚拟变量。行业分类依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的标准，具体到装备制造业的最后两位编码。变量定义与说明详见表1。

2.3 模型设置

根据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动态能力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而组织惯性在数字化转型对动态能力的作用机制中起到调节的作用。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组织惯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参考温忠麟等^［24］对中介模型的研究，本文建立模型（1）—（3）对假设H1和假设H2进行检验：

EIP _i，t =β₀+β₁DT_i，t +γControls+∑Industry + ∑Year+ε_i，t（1）

Mediator_i，t=β₀ + β₁DT_i，t + γControls+∑Industry +∑Year + ε_i，t（2）

EIP _i，t =β₀ + β₁DT_i，t + β₂Mediator _i，t + γControls + ∑Industry + ∑Year + ε_i，t（3）

为研究组织惯性在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这一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建立模型（4）对假设H3进行检验：

Mediator _i，t =β₀+β₁DT _i，t +β₂OI_i，t +β₃DT _i，t ×OI_i，t +γControls+∑Industry +∑Year +ε_i，t （4）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2为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创新绩效（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EIP）的数值为0~6.518，这显示了样本公司在专利申请数目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一发现与先前的研究相符。数字化转型（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EDT）标准差为1.335，同样表明样本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

3.2 回归结果分析

表3为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分析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258，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因此，本文的假设H1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得到验证。本文参考温忠麟等^［24］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对数字化转型—创新能力—企业创新绩效的机制进行识别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模型（2）的结果，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β=0.280，P<0.01）。进一步在模型（5）中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数字化转型（β=0.209）和创新能力（β=0.176）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均已在1%的统计水平上得到证实。与模型（1）的回归分析相比，在引入创新能力变量后，模型（5）中数字化转型的系数有所减小，但依旧保持了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1），这表明创新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从而验证了假设H2a。同理，本文依次对吸收能力、适应能力的中介机制进行识别检验，所有回归系数均通过了1%的统计显著性检验，由此假设H2b、H2c得到验证。

为确保中间机制的稳健性，本文参考侯光文等^［25］的方法，使用bootstrap检验方法对上述中介路径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针对吸收能力的置信区间为［0.015 8，0.038 2］，区间不包括零，表示间接效应存在；针对创新能力的置信区间为［0.035 1，0.073 7］，区间同样不包括零，表示间接效应存在；针对适应能力的置信区间为［0.005 4，0.017 7］，该区间不包括零，表示间接效应存在。综合上述实证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改善企业的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及适应能力，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水平。

为检验组织惯性的调节作用，对模型（4）进行回归。由表3第（8）、（9）、（10）列可知，数字化转型与组织惯性的交互项（EDTOI）对吸收能力显著负向影响（β=-0.010 2，P<0.01），表明组织惯性越强的企业越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吸收能力的正向作用；数字化转型与组织惯性的交互项（EDTOI）对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组织惯性越强的企业，越能促进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的正向影响，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3。

3.3 稳健性检验

（1）变更变量度量方法，替换因变量企业创新绩效。为更全面地衡量创新绩效，本文参考乔鹏程等^［11］的研究，将3种专利的权重比例考虑进来，鉴于发明专利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权重比为3∶2∶1，赋予它们不同的数值重要性。为了减少潜在的偏差，对总的申请数量加1后取自然对数进行处理，记作EIP’，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第（1）列中企业数字化转型（EDT）的回归系数为0.25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2）、（3）、（4）列中创新能力（DC_In）的回归系数为0.174、适应能力（DC_Ad）的回归系数为0.141、吸收能力（DC_Ab）的回归系数为0.152，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该回归分析的结果与初步回归分析相吻合，表明在改变创新绩效的衡量方法之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依旧呈现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动态能力继续在此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2）补充变量法，加入遗漏变量省份固定效应。在控制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的基础上，为避免省份带来的影响，本文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对回归模型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尽管回归系数值有所变动，但主要变量回归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水平都没有显著变动，基本结论与前文一致。

（3）补充变量法，加入遗漏变量政府补助。本文充分考虑由企业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因此加入政府补助这一变量进行控制，基本结论与前文一致，从而证明本研究结论不存在因遗漏变量而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4）更换回归方法。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更换了回归方法，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再次回归。负二项模型是计数模型，一般是指针对只能取值为非负整数的因变量而建立的一种模型，本研究因变量为企业创新绩效，满足计数模型要求，因此，本文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再次回归作为稳健性检验。4次回归结果均显著，可见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且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显著。

3.4 内生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先前研究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可能产生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为解决该问题，本文参考尹夏楠等^［26］的研究方法，将滞后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鉴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全面影响，且其效果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本文选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进行滞后处理，以减少内生性问题的影响。表6为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其中第（1）列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回归系数为0.869 1，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关系是稳定的。第（2）列的结果同样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综合来看，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有积极影响的结论是稳健的。随后又对第一阶段的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R²=0.758，这表明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的解释力很强，因此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并不是一个弱工具变量。

（2）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法）。参考张吉昌等^［8］的研究，本文根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程度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最终选择一对一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与核匹配3种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将匹配得到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在模型（3）、（4）、（5）中，数字化转型对应的系数均为正，并且这些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表现出显著性，这说明本研究的假设H1仍然成立。

（3）固定效应模型。为缓解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应用了固定效应模型降低内生性的影响。在控制了时间和行业因素之后，模型特别关注了企业个体层面的固定效应，以便更有效地处理这些变量对结果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6模型（6）所示，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相符。

4 异质性分析

4.1 基于企业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对于装备制造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促进作用均显著，对于非国有企业效果更强一些，可能是因为非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下其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相对较强。为了证实异质性检验结果的稳定性，采用suest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产权性质分组中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该回归系数具有可比性。在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路径机制中，适应能力的中介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非国有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更加灵活，程序化机制相对来说不明显，所有权分散、流动性强，经营管理相对灵活；其对资源的整合分配更加高效快捷，适应能力更强。

而针对组织惯性的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中的调节效果明显（β=0.034 9，P<0.01），原因可能为国有企业的内部环境相对稳定，可以为创新活动提供较为稳定的环境，因而在国有企业中组织惯性的调节作用对创新能力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吸收能力的作用中的调节效果更为显著（β=-0.0216，P<0.1），原因可能为非国有企业的政策、信息的接受程度相较于国有企业缓慢，资源和资金相对国有企业来说并非那么丰富，其组织惯性在数字化转型对吸收能力的作用中负向调节效果就会更为明显。具体结果如表7所示。

4.2 基于企业地理位置的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企业所属区域对于研究的影响，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东、中、西3组分别进行回归，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东部与中部地区较为显著；随后又对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进行分组回归，吸收能力、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中、西相对不明显；最后又对组织惯性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分组回归。组织惯性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显著，而在数字化转型对吸收能力（β=-0.007 1，P<0.05）、适应能力（β=0.012 1，P<0.1）的作用中只有在东部地区调节作用显著，而中、西部不明显，具体结果如表8所示。

5 结论

5.1 研究结论

在当前全球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加快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已成为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国防能力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本文的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该结论也进一步证实了王才^［5］、池毛毛等^［6］、黄节根等^［7］、张吉昌等^［8］学者的研究，扩展了该结论的应用场景。第二，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该研究结论对孟韬等^［27］的研究进行了拓展与补充，他们发现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动态能力，本文则进一步将动态能力解构来探讨其如何在数字化转型与装备制造企业的创新绩效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第三，组织惯性在数字化转型与动态能力之间发挥显著的调节效应；组织惯性会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于吸收能力的促进作用、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于适应能力的促进作用、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于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上述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促进作用均显著，对于非国有企业效果更强一些。（2）针对国有企业，在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中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效果更为显著，组织惯性的调节作用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中调节效果明显；而针对非国有企业，在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中适应能力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组织惯性的调节作用在数字化转型对吸收能力的作用中调节效果更为明显。（3）相较于西部地区，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东部与中部地区较为显著。（4）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中、西部相对不明显；组织惯性的调节作用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显著，而对吸收能力、适应能力的促进作用中只有在东部地区调节作用显著，而中、西部则不明显。

5.2 研究贡献

首先，基于研究对象，本文以装备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创新驱动发展、创新绩效的提升拓展了思路。研究进一步支持了郑季良等^［28］学者的研究，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企业效益的增长；其次，基于动态能力视角，探究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进而拓展了动态能力的应用场景。本文阐述了企业动态能力在数字化与装备制造企业创新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和定位，补充了数字化转型影响装备制造业创新绩效的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最后，考虑数字化转型、企业动态能力和组织惯性间的关系，将组织惯性引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动态能力提升的影响中，解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动态能力的内在传导路径，本文进一步验证了秦铮等^［13］学者的研究，在确定的场景下，组织惯性的综合作用结果会更加清晰。同时，本文也弥补了组织惯性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应用场景。

5.3 对策与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针对装备制造行业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企业要顺应数字经济时代浪潮，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具体可通过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信息化平台和数据中心，建立数据仓库，实现生产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同时，企业应该加强信息化人才的培养，提高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其次应推广智能制造技术，通过实现装备的自动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加强智能制造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推广智能装备和智能制造系统的应用等。第二，提高企业对动态能力的重视程度。增强对动态能力的关注是装备制造业走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通过有针对性地增强自身的创新力、吸收力和适应力，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完善创新流程和模式，从而提高创新成果的性能。因此，企业需要加强创新导向的企业文化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建立联合研发平台、加强市场调研和产品创新、推行开放创新等多方面措施提升动态能力，从而确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和优势。与此同时，企业同样应该根据自身资源，更好地利用自身的组织惯性来提升动态能力。第三，企业在数字化经济时代应关注其组织架构的构建。在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时，成熟企业需要评估由现有的组织结构、文化、流程和政策等因素形成的组织惯性是否有助于企业的发展，并持续地进行自我审视。在调整组织架构时，企业应结合自身的行业特性、市场定位和市场竞争状况来考虑，并慎重地衡量调整可能带来的全局影响。尤其是在装备制造业领域，除了追求效率的提高外，还应塑造适度、稳定和健全的组织惯性，以保障企业的持续成长和健康发展。

5.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样本范围限定在装备制造业，因此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需要通过更多研究来验证。未来的研究可以将视野拓展到其他行业，以探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的联系。第二，本文从动态能力的视角出发，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未来研究还可以继续从其他视角探讨其他中介变量，丰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两者之间作用机制的研究。第三，本文只探讨了组织惯性整体上对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动态能力的影响，并未将组织惯性进行维度细分，今后可尝试将组织惯性细分来探讨其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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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21YFB3301703)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20CGL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