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SG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the mediating role of financing constraint

摘要

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促进绿色化转型，进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责任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正向促进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且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缓解制造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其ESG责任表现的提升。调节效应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加大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提升的影响力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创新资源投入高以及处于低碳试点城市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对提升ESG责任表现提供了对策建议。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ual-carbon goal，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achieving a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2011 to 2021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SG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ositively promotes ESG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the conclusions are still valid after robustness test and endogeneity test.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promote the ESG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y alleviating their financing constraints.The moderating effect shows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increase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improvement of ESG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ESG performance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ith high investments in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in low-carbon pilot cities.The study conclusions provid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enhancing ESG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levels.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 ESG责任表现 / 融资约束 / 数字普惠金融 / 制造企业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ESG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 financing constraint /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近年来，我国数字产业化水平和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均显著提升，同时也推动着制造企业实施管理变革，但制造企业不仅要重视自身发展质量的提升还要注重企业长期、可持续性的发展^［1-2］。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有效推动ESG责任表现的提升已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3-4］。

融资约束问题是众多制造企业面临的普遍难题^［5］。在企业纷纷加入数字变革背景浪潮下，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对技术支持的全面转型、重塑业务流程^［6］、缓解信息不对称性、提高会计信息质量^［7］、增强信息透明度^［8］，进而缓解制造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当制造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时，其面临的外部风险也会同步减少，企业会具备更加充足且可支配的资金保护环境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9］。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字化转型和ESG责任表现对融资约束影响的研究较多，多数研究表明两者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问题，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同时，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大量资金投入^［10］，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缓解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11］，帮助企业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高低会影响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1 06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并从融资约束视角分析影响机制，进一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效应。

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1 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

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对我国制造企业的全面升级^［12］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成为制造企业实现长期发展的必然选择^［13］，同时也为企业落实绿色环保政策、承担社会责任、健全企业管理机制提供有力支持，进而有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14］。而ESG责任表现能够在数字化技术的赋能和帮助下得到加强^［2］，对企业树立品牌形象、提升综合实力及明晰未来发展均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通过系统性改变推动公司治理体系优化^［15］。同时，数字化转型也有利于企业引入相关数字技术，从而提高企业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16］、信息交流速度和产品研发速度^［17］，推动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和财务控制^［18］。随着企业治理水平的稳步提升，企业为实现长远发展，必须对环境保护和责任承担给予重视。在环境管理方面，将绿色低碳融入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进程中，既在宏观层面支持国家“双碳”目标稳步落实^［2］，也在微观层面推动企业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从社会责任方面看，数字化转型不断完善制造企业管理机制，提高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意愿^［19］。

综上所述，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引导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等方面做出正确决策，最终提升企业的ESG责任表现，由此提出假设1。

H1：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1.2 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融资约束问题是一直困扰国内外企业发展的难题之一。制造企业在金融市场中如何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充分获取银行融资供给信息等问题亟待解决^［20］。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内部组织、生产流程、经营模式进行技术改造，为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新路径、新办法^［21］。当制造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得到缓解之后，企业具备更加充足的资金以提升其ESG责任表现。

数字化转型使制造企业实现了信息的公开共享与高效利用^［22］，促进了与客户、供应商等多方的紧密合作^［23］，增强了企业间的信任与外部资本支持^［24］，从而缓解了融资约束。充足的资金不仅能帮助企业更好地履行环境责任，还提升了运营效率与市场竞争力，优化了管理决策，降低了发展风险^［25］，最终推动了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全面提升。

综上所述，制造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缓解自身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进而提升企业的ESG责任表现。因此，融资约束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间起到负向中介作用，提出假设2。

H2：融资约束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之间起到负向中介作用。

1.3 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基于多类数字技术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方式在扩大金融服务范围、促进信息共享^［26］等方面均对企业产生显著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可为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架起可靠的沟通桥梁，为该地区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奠定良好的服务基础^［27］。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成本与风险提高融资效率^［28］，推动了制造企业绿色产品研发和环保工作；其广泛的数字技术覆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和效率，强化了ESG责任导向^［29］，促进了信息匹配，提升了企业声誉；同时，它改善了信息环境^［30］，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31］。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高的区域可以更好地支持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自身开发环保技术和绿色产品、承担社会责任及提升公司整体治理水平，最终全面提升ESG责任表现，由此提出假设3。

H3：数字普惠金融在数字化转型和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检验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 ESG 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本文数字化转型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ESG责任表现数据来源于万得数据库中的华证ESG评级和得分；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余数据均来源于Choice金融终端。本文对所选取的样本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B股上市、ST和*ST的上市公司；（2）剔除关键数据缺失严重的企业；（3）剔除财务状况异常的企业。经过上述处理，共筛选出1 068家上市制造企业，得到相关变量确定的11 748个观测值。

2.2 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ESG责任表现

华证ESG评价体系覆盖范围广，数据时效性高，相较于国内其他ESG评价体系，具有较好的广度和深度^［32］。本文采用2011—2021年华证数据库ESG评级数据，由低到高将评级划分为9个等级，分别为C、CC、CCC、B、BB、BBB、A、AA、AAA，借鉴陈红等 ^［4］的做法将评级转化为对应得分，赋值范围为1~9，数值越大的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越好。

2.2.2 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

本文参考赵宸宇等^［17］的做法，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进行分析整理，通过整理研究年度的上市公司年报，对“数字技术应用”“互联网商业模式”“智能制造”“现代信息系统”4类特征词汇在企业年报中出现的次数求和，并加1取自然对数，从而测度该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

2.2.3 中介变量：融资约束

参考许林等^［20］的研究方法，按以下步骤构建KZ指数：（1）每年度按照经营性净现金流/年初总资产、现金股利/年初总资产、现金持有/年初总资产、资产负债率和托宾Q值对样本公司进行分类，若经营性净现金流/年初总资产低于中位数，则K{Z}_{\mathrm{1}}=\mathrm{1}；若现金股利/年初总资产低于中位数，则K{Z}_{\mathrm{2}}=\mathrm{1}；若现金持有/年初总资产低于中位数则K{Z}_{\mathrm{3}}=\mathrm{1}；若资产负债率高于中位数，则K{Z}_{\mathrm{4}}=\mathrm{1}；若托宾Q值高于中位数，则K{Z}_{\mathrm{5}}=\mathrm{1}。（2）计算KZ指数，令KZ=K{Z}_{\mathrm{1}}+K{Z}_{\mathrm{2}}+K{Z}_{\mathrm{3}}+K{Z}_{\mathrm{4}}+K{Z}_{\mathrm{5}}。KZ指数越大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

2.2.4 调节变量：数字普惠金融

本文应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度量方式。为使企业所处地点更加精准，研究结果更具有可信度，使用县域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实证分析时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

2.2.5 控制变量

考虑到制造企业自身的其他因素会对企业ESG责任表现产生影响，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定性，选取的控制变量如下：（1）企业规模：采用企业总资产加1的自然对数表示；（2）企业年龄：采用企业成立时间年份数加1的自然对数表示；（3）企业所有权：设置虚拟变量，若企业为国有企业取值为1，其他企业均为0；（4）股权集中度：采用企业前十大股东持股占比之和表示；（5）总资产报酬率：采用企业净利润与期末资产的比值表示；（6）企业成长性：采用企业营业收入的增长额与上期营业收入的比值表示；（7）资产负债率：采用企业的期末负债与期末资产的比值表示；（8）现金流量水平：采用企业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与营业总收入的比值表示；（9）政府补助：采用政府补助本期金额数合计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表示。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2.3 模型设定

针对本文的研究并为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路径设定以下模型。结合本文的相关假设，选用logit回归模型，并对样本数据进行豪斯曼检验。为减少本文回归结果的偏误，在模型中加入年份固定效应。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构建式（1）。

\mathrm{E}\mathrm{S}{\mathrm{G}}_{it}={\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mathrm{D}\mathrm{i}\mathrm{g}\mathrm{i}\mathrm{t}\mathrm{a}{\mathrm{l}}_{it}+\mathrm{\Sigma }{\beta }_m\mathrm{C}\mathrm{o}\mathrm{n}\mathrm{t}\mathrm{r}\mathrm{o}\mathrm{l}{\mathrm{s}}_{it}+\mathrm{\Sigma }\mathrm{Y}\mathrm{e}\mathrm{a}\mathrm{r}+{\epsilon }_{it}（1）

式中：i为企业；t为年份；\mathrm{E}\mathrm{S}{\mathrm{G}}_{it}为企业i在t时期的ESG责任表现得分；\mathrm{D}\mathrm{i}\mathrm{g}\mathrm{i}\mathrm{t}\mathrm{a}{\mathrm{l}}_{it}为企业i在t时期的数字化转型程度；\mathrm{C}\mathrm{o}\mathrm{n}\mathrm{t}\mathrm{r}\mathrm{o}\mathrm{l}{\mathrm{s}}_{it}为控制变量；\mathrm{\Sigma }\mathrm{Y}\mathrm{e}\mathrm{a}\mathrm{r}为年度虚拟变量；{\epsilon }_{it}为随机误差项。

为检验融资约束在数字化转型和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之间的中介作用，构建式（2）。

\mathrm{E}\mathrm{S}{\mathrm{G}}_{it}={\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mathrm{D}\mathrm{i}\mathrm{g}\mathrm{i}\mathrm{t}\mathrm{a}{\mathrm{l}}_{it}+{\beta }_{\mathrm{2}}K{Z}_{it}+\mathrm{\Sigma }{\beta }_m\mathrm{C}\mathrm{o}\mathrm{n}\mathrm{t}\mathrm{r}\mathrm{o}\mathrm{l}{\mathrm{s}}_{it}+\mathrm{\Sigma }\mathrm{Y}\mathrm{e}\mathrm{a}\mathrm{r}+{\epsilon }_{\mathrm{i}\mathrm{t}}（2）

式中： K{Z}_{it}为企业i在t时期的融资约束，即KZ指数。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在数字化转型与 ESG 责任表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构建式（3）。

\mathrm{E}\mathrm{S}{\mathrm{G}}_{it}={\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mathrm{D}\mathrm{i}\mathrm{g}\mathrm{i}\mathrm{t}\mathrm{a}{\mathrm{l}}_{it}+{\beta }_{\mathrm{2}}\mathrm{D}\mathrm{F}{\mathrm{I}}_{it}+{\beta }_{\mathrm{3}}{(\mathrm{D}\mathrm{i}\mathrm{g}\mathrm{i}\mathrm{t}\mathrm{a}\mathrm{l}·\mathrm{D}\mathrm{F}\mathrm{I})}_{it}+\mathrm{\Sigma }{\beta }_m\mathrm{C}\mathrm{o}\mathrm{n}\mathrm{t}\mathrm{r}\mathrm{o}\mathrm{l}{\mathrm{s}}_{it}+\mathrm{\Sigma }\mathrm{Y}\mathrm{e}\mathrm{a}\mathrm{r}+{\epsilon }_{it}（3）

式中：\mathrm{D}\mathrm{F}{\mathrm{I}}_{it}为企业i在t时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引入交互项\mathrm{D}\mathrm{i}\mathrm{g}\mathrm{i}\mathrm{t}\mathrm{a}{\mathrm{l}}_{it}·\mathrm{D}\mathrm{F}{\mathrm{I}}_{it}，其系数显著，方可证明调节效应存在。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选取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Digital的最大值为6.631，最小值为0.000，说明各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能力良莠不齐，有些制造企业甚至仍未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转型思想较为落后；ESG责任表现（ESG）的最小值为1.000，最大值为7.250，平均值为3.997，小于中间值5.000，说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对 ESG 责任表现的重视程度不是很高，还未达到中间值水平，在提升ESG责任表现方面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3.2 相关性检验

在对模型进行回归之前，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检验结果可知：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系数为0.101，可以初步判断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呈正相关关系，且在1%水平上显著，初步验证假设H1成立，被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系数大多为显著关系，说明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较为合理。

3.3 回归分析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式（1）—（3）依次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列（1）可知，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的相关系数为0.067，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越好，假设H1得到验证。

列（2）、（3）结果反映了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对主效应之间的传导机制，列（2）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负向显著影响融资约束，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引入数字技术缓解融资约束问题。列（3）表示在其余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在式（1）加入融资约束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在1%的水平上显著抑制了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即当制造企业有效控制融资约束时，其ESG责任表现可以得到提升，假设H2得到验证。

列（4）数据显示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调节变量在对主效应进行调节时的影响结果，结果显示，Digit·DFI的回归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3得到验证。

3.4 稳健性检验

3.4.1 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韩忠雪等^［13］的作法将被解释变量ESG责任表现评级指标进行度量方式的替换，应用华证数据库ESG评级度量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的方式替换为彭博数据库ESG得分并回归，替换后的回归结果如表5列（1）所示，结果依然显著，假设H1得到验证。

3.4.2 改变样本区间

本文借鉴胡洁等^［16］的做法，剔除了2020年的全部数据样本，对式（1）进行基准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列（2）所示，与表3呈现的结果类似，仍支持本文所提出的假设，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3.4.3 模型替换

为保证结论的稳定性，本文借鉴韩忠雪等^［13］的作法，将原logit模型重新替换为传统固定效应回归模型（least squares dummy variables，LSDV）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列（3）所示，显示结果依然稳健，说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

3.4.4 内生性检验

为控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责任表现之间可能由于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李井林等^［33］的研究，将被解释变量ESG责任表现做滞后一期处理来检验内生性对结果产生的影响，结果如表5列（4）所示。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与滞后一期的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结果支持假设H1。

3.5 异质性分析

3.5.1 创新资源投入

本文借鉴王立明^［34］的作法，将创新研发支出费用用来度量创新资源投入，通过对企业年报数据的提炼，计算出全部样本企业的创新资源投入平均值7.536亿元。将创新资源投入数大于平均值的企业划为高创新资源企业，将小于平均值的企业列为低创新资源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表6第（1）、（2）列结果显示，两组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均对ESG责任表现的影响显示为显著的促进效应。交互项Digit·Inresource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创新资源企业相较于创新资源低的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ESG责任的效应更显著^［35］。

3.5.2 低碳试点城市

本文以生态环境部所发布的《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作进展评估报告》中评估结果为优良的40座试点城市为依据，与各企业所在地区一一对应，分为低碳试点城市企业和非低碳试点城市企业两组数据，并进行回归^［36］。回归结果如表6中列（4）、（5）所示，低碳试点城市企业和非低碳试点城市企业均促进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交互项Digit·low-carbon cities的系数显著为正^［37］。由此可知，所处低碳试点城市的制造企业对ESG责任表现的提升更显著。

4 结论

4.1 研究结论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应用成为传统制造业突破自身发展瓶颈、寻求机遇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关注特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选取2011—2021年沪深 A 股上市的1 068家制造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数字化转型对于制造企业提升ESG责任表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可靠。第二，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环节融资约束促进企业ESG责任表现的提升。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责任表现的影响过程中起着正向调节作用。第四，在创新资源投入大的企业及处于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中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ESG表现促进作用更强。

4.2 实践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政府层面：首先，政府应完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鼓励企业引入数字技术应用于生产、营销、管理等环节，推动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实践。其次，根据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方案，加深企业对数字普惠金融使用的深度。最后，政府应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体系，探索符合当地低碳发展的新模式，并大力扶持和发展低碳节能产业，推动企业突破绿色低碳新技术。

企业层面：第一，制造企业应积极引入前沿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增强信息敏感度，加速问题解决，将数字战略融入履行ESG的责任之中。第二，企业应全面推动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字信息处理效率，减少内外部沟通成本，以此减轻融资约束问题。第三，应增加创新资源投入，优化资源配置，吸引优秀人才，激发内部技术创新，强化核心竞争力。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仅选择了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这可能导致样本自选择偏差，限制了结论的普遍和适用性，未来研究可扩展到更多行业。其次，在实证研究中，机制变量和调节变量选择主要基于现实逻辑分析和文献参考，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未来可探究更多影响因素。最后，在变量度量中，依据现有作法进行测度，未来可更加详实地选取新的测度方法，以增强研究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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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7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