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信息技术背景与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

CEO’s IT background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enterprises

摘要

基于烙印理论和高阶理论，以2015—2021年沪深A股军民融合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回归方法，验证CEO信息技术背景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CEO信息技术背景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和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在CEO信息技术背景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政府补助在数字化转型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经过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上述研究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CEO信息技术背景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及其内在机理在民参军企业与东部地区更为显著。

Abstract

Based on imprinting theory and upper echelons theory，took 2015—2021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listed enterprises as research samples，empirical regression methods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impact of the CEO’s IT background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enterprises as well a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The results show that CEO’s IT background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enterprises.Digital transforma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motion process of CEO’s IT background to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enterprises，and government subsidy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After the robustness and endogeneity tests，the above findings remain robust.Furth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CEO’s IT background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enterprise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civil-involved military enterprises and the eastern region.

关键词

CEO信息技术背景 / 军民融合企业 / 创新绩效 / 数字化转型 / 烙印理论 / 高阶梯队理论

Key words

CEO’s IT background /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enterprises /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imprinting theory / upper echelons theory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为军民融合和创新驱动两大发展战略的重大交汇点，军民融合创新持续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然而，受军民信息不对称、军工保密性强等因素影响，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是一种受限性创新^［1］。管理层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其对创新决策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当管理层对某个特定领域的认知程度较强时，将有效推动企业在此领域的创新^［2］。已有不少学者基于烙印理论和高阶理论^［3-4］，从高管性质的视角研究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5-6］。能否从管理层入手解决信息流通问题，破解受限性情境下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困境，实现突破式创新，成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7-8］。

探究军民融合创新^［9-10］，主要集中体现在协同创新和财政政策两方面，忽略了管理层在解决受限性情境下军民融合企业创新中的作用。当管理层中的CEO具备信息技术背景时，需要通过其背景产生的“信息技术印记”优化军民融合企业数字化技术，帮助其破解信息交互困境，打破受限性创新障碍，从而促进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目前尚未有研究从CEO个人视角出发探究信息技术背景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此，本文以军民融合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CEO信息技术背景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Becker等^［11］认为企业家的特性是公司创新与否的关键因素。CEO作为上市公司的核心决策人和管理人员，其专业知识和从业经历也会从各方面影响企业的创新。在信息化时代，数字化转型无疑能给企业的创新能力带来质变。根据烙印理论^［6］，在面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困境时，CEO的信息技术背景能够帮助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技术解决因其自身特点导致的创新弊端，进而显著提升创新绩效。

军民融合企业长期存在军与民二元体制分离导致的民企与军企交流障碍，使其无法发挥自身的技术与资源优势，影响成果转化效率^［1］。成功的数字化转型正是解决军民融合企业信息交流障碍的有效途径。具体来说，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为企业创新提供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据应用平台所需要的相关技术^［12］，并建立良好的军民交流机制，从而提高创新绩效水平。例如可以建立以技术转移为核心的军民融合信息平台，提高军民双方信息交流能力，促进技术转移和互动^［13］；另一方面还可以优化企业供应链，有效改进企业之间的交流方式和联系模式^［14］，打破军民融合信息不对称障碍，进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军民融合企业因其涉及到军工产品的生产制造，存在加工技术的保密要求，使得其中的大多数民参军企业无法接触到部分军品生产的核心领域，形成参军门槛制约^［15］。军工企业因泄露机密方面的担忧，抵触与民企的合作，导致民企无法把灵活的资源优势引入军民融合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无疑能给企业技术知识的存储与监管带来坚固的保护屏障^［16］，在兼顾分享信息的同时能够阻止机密信息泄露，从而解决因担忧技术知识泄露而引起的军民融合体系中企业之间的合作抵触等一系列问题。

CEO的信息技术背景在军民融合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能够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具备信息技术背景的CEO因其专业知识能够对数字化转型相关技术有明确的认知与想法，并且对数字化技术更为敏感，关注其发展动向^［17］。基于这种认知，CEO会对数字化转型更加重视，并且容易将其作为企业的战略选择，形成对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的意愿^［17］，进而推动军民融合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有信息技术背景的CEO在数字化技术知识和数据处理能力方面经验丰富，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进行有效指导。针对数字化转型的风险与不确定性，CEO能够凭借信息技术背景为转型过程提供适当的指导，这有助于数字化战略成功落地，以此增加容错率，降低转型风险^［17］。此外，CEO的信息技术背景使其与信息技术相关人才联系密切，利用信息技术领域相关经历为军民融合企业吸引高质量数字化人才，提高企业数字变革效率，有效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

基于上述分析，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CEO可以有效帮助军民融合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进而提升创新绩效。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CEO的信息技术背景能显著促进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

H2：数字化转型在CEO信息技术背景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中起到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以数据为核心，将数字技术引入生产流程，对管理模式进行数字化变革，驱动企业智能化的过程^［18］。因此要驱动数字化转型赋能创新需要大量人力与资金的投入，这可能导致企业降低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能力的意愿^［19］。在此情形下，政府的大力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有效的资金补助能缓解企业的资金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数字化转型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体来说，一方面，从风险视角来看政府补助能够为军民融合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不仅有效缓解企业对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困境，改善企业因考虑资金风险，从而降低数字化赋能创新的意愿。企业还可以利用政府补助，增加数字技术更新迭代的容错率以减少赋能创新的风险。通过加深数字化推动创新进程，并反过来利用创新推动数字化实现良性循环，加强数字化赋能创新^［20］。另一方面，从激励视角看，政府补助能向军民融合企业传递积极信号，促使企业加大对创新的资源投入。同时，政府补助能增强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赋能创新过程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企业创新热情，激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活力，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水平。综上分析，政府补助能够从降低风险和激励企业两方面为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提供支持。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政府补助可以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1 研究设计

1.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军民融合企业为研究样本，所需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hoice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数字化转型指数采用Python文本分析上市企业年报获得。鉴于部分企业不符合研究要求，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研究关键数据大量缺失的企业样本；（2）剔除ST和*ST金融行业的企业样本；（3）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4）对部分缺失不严重数据进行线性插值法补充。基于上述标准，最终得到1 722个样本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1.2 变量及回归分析

具体变量解释如表1所示。

本文为检验所有假设，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如式（1）—（4）所示。其中数字化转型的中介作用借鉴温忠麟等提出的经典三步法进行检验。式（1）主要验证假设H1，即被解释变量为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Inpatent），解释变量为CEO信息技术背景（CEOIT）；式（2）中被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Dig），解释变量为CEO信息技术背景（CEOIT）；式（3）中被解释变量为军民融合创新绩效（Inpatent），解释变量为CEO信息技术背景（CEOIT），中介变量为数字化转型（Dig）。通过式（1）—（3）验证假设H2即数字化转型的中介作用；式（4）验证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其中Dig×GS为数字化转型与政府补助的交互项。

\mathrm{I}\mathrm{n}\mathrm{p}\mathrm{a}\mathrm{t}\mathrm{e}\mathrm{n}{\mathrm{t}}_{\mathrm{i},\mathrm{t}}={\alpha }_{\mathrm{0}}+{\alpha }_{\mathrm{1}}\mathrm{C}\mathrm{E}\mathrm{O}\mathrm{I}{\mathrm{T}}_{\mathrm{i},\mathrm{t}}+\sum {\alpha }_j\mathrm{C}\mathrm{o}\mathrm{n}\mathrm{t}\mathrm{r}\mathrm{o}{\mathrm{l}}_{\mathrm{i},\mathrm{t}}+\sum \mathrm{Y}\mathrm{e}\mathrm{a}\mathrm{r}+\sum \mathrm{F}\mathrm{i}\mathrm{r}\mathrm{m}+{\epsilon }_{i,t}（1）

\mathrm{D}\mathrm{i}{\mathrm{g}}_{\mathrm{i},\mathrm{t}}={\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mathrm{C}\mathrm{E}\mathrm{O}\mathrm{I}{\mathrm{T}}_{\mathrm{i},\mathrm{t}}+\sum {\beta }_j\mathrm{C}\mathrm{o}\mathrm{n}\mathrm{t}\mathrm{r}\mathrm{o}{\mathrm{l}}_{\mathrm{i},\mathrm{t}}+\sum \mathrm{Y}\mathrm{e}\mathrm{a}\mathrm{r}+\sum \mathrm{F}\mathrm{i}\mathrm{r}\mathrm{m}+{\epsilon }_{i,t}（2）

\mathrm{I}\mathrm{n}\mathrm{p}\mathrm{a}\mathrm{t}\mathrm{e}\mathrm{n}{\mathrm{t}}_{\mathrm{i},\mathrm{t}}={\delta }_{\mathrm{0}}+{\delta }_{\mathrm{1}}\mathrm{C}\mathrm{E}\mathrm{O}\mathrm{I}{\mathrm{T}}_{\mathrm{i},\mathrm{t}}+{\delta }_{\mathrm{2}}\mathrm{D}\mathrm{i}{\mathrm{g}}_{\mathrm{i},\mathrm{t}}+\sum {\delta }_j\mathrm{C}\mathrm{o}\mathrm{n}\mathrm{t}\mathrm{r}\mathrm{o}{\mathrm{l}}_{\mathrm{i},\mathrm{t}}+\sum \mathrm{Y}\mathrm{e}\mathrm{a}\mathrm{r}+\sum \mathrm{F}\mathrm{i}\mathrm{r}\mathrm{m}+{\epsilon }_{i,t}（3）

\mathrm{I}\mathrm{n}\mathrm{p}\mathrm{a}\mathrm{t}\mathrm{e}\mathrm{n}{\mathrm{t}}_{\mathrm{i},\mathrm{t}}={\chi }_{\mathrm{0}}+{\chi }_{\mathrm{1}}\mathrm{D}\mathrm{i}{\mathrm{g}}_{\mathrm{i},\mathrm{t}}+{\chi }_{\mathrm{2}}G{S}_{\mathrm{i},\mathrm{t}}+{\chi }_{\mathrm{3}}\mathrm{D}\mathrm{i}\mathrm{g}\times G{S}_{\mathrm{i},\mathrm{t}}+\sum {\chi }_j\mathrm{C}\mathrm{o}\mathrm{n}\mathrm{t}\mathrm{r}\mathrm{o}{\mathrm{l}}_{\mathrm{i},\mathrm{t}}+\sum \mathrm{Y}\mathrm{e}\mathrm{a}\mathrm{r}+\sum \mathrm{F}\mathrm{i}\mathrm{r}\mathrm{m}+{\epsilon }_{i,t}（4）

式中：Control为控制变量；\epsilon为随机误差项；{\alpha }_{\mathrm{0}}\mathrm{、}{\beta }_{\mathrm{0}}\mathrm{、}{\delta }_{\mathrm{0}}\mathrm{、}{\chi }_{\mathrm{0}}分别为截距项；{\alpha }_n\mathrm{、}{\beta }_n\mathrm{、}{\delta }_n\mathrm{、}{\chi }_n分别为估计系数；i为企业；t为年份。

2 实证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

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被解释变量军民融合创新绩效（Inpatent）均值为2.929，标准差为1.293，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6.016。这说明不同军民融合企业之间创新绩效存在较大差异，统计CEO信息技术背景数据发现，在军民融合企业中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CEO所占比例较少。

2.2 基准回归

本文应用Stata17.0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在回归分析中进一步控制时间（Year）和个体（Firm），运用双重固定效应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其中，列（1）是自变量CEO信息技术背景（CEOIT）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Inpatent）的回归。结果表明，CEO信息技术背景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系数为0.232，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CEO信息技术背景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作用，即假设H1得到验证。

对于中介机制的检验，本文借鉴温忠麟的经典三步法，即式（1）—（3）。第一步，式（1）表明CEO信息技术背景会显著提升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第二步，式（2）回归系数{\beta }_{\mathrm{1}}为0.157，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CEO信息技术背景会显著提升数字化转型程度；第三步，式（3）中回归系数{\delta }_{\mathrm{1}}和{\delta }_{\mathrm{2}}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于式（1）中{\alpha }_{\mathrm{1}}显著为正，式（3）中{\delta }_{\mathrm{1}}显著为正，以上说明数字化转型在CEO信息技术背景与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CEO信息技术背景通过促进数字化转型提升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假设H2得到验证。

政府补助的调节机制检验结果如列（4）所示，列（4）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数字化转型与政府补助的交互项。结果表明，交互项的系数为0.046，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政府补助能够促进CEO信息技术背景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即假设H3得到验证。

2.3 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采用4种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以验证其可靠性。分别是添加遗漏变量（融资约束KZ）、剔除特殊样本（鉴于2015年中国发生的股灾严重影响金融市场，会导致部分上市公司的财务年报数据异常，从而可能影响研究结论，所以剔除受到股灾影响的2015年样本剔除）、更换回归方式（研究样本中部分军民融合企业的创新绩效的集中为0，因此在考虑更换回归方式时选择Tobit模型进行回归）和倾向匹配得分法。该法被解释变量为CEOIT，解释变量为CEOIT的相关变量。通过Logit模型得到相应的倾向匹配得分，并将企业样本划分为控制组和处理组。再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对匹配后的变量进行平衡性检验，观察匹配后的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各个变量偏差值，发现其均小于10%，说明差异不显著，通过平衡性检验后的结果和前文回归结论基本一致，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2.4 异质性检验

由于军民融合企业中CEO的信息技术背景可能会因所处组织环境的特征与地域不同，影响其发挥作用，因此，本文采用分样本回归的方式，来进一步考察这种异质性。由于军民融合企业的特殊性，分为军转民和民参军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并按企业地域来进行分样本回归。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6所示。

（1）民参军与军转民

本文根据军民融合企业的特点划分为民参军企业和军转民企业，其中军转民企业是指军工企业利用自身技术参与民品研发，而上市军工企业在股权性质上绝大部分属于国有企业，所以选择军民融合企业样本中的国有企业代表军转民企业^［21］。民参军企业是指民营企业参与军工产品的生产，民营企业在股权性质上属于非国有企业，所以将样本企业中的非国有企业代表民参军企业。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列（1）—（3）是民参军企业回归结果，列（4）—（6）是军转民企业回归结果，表明在民参军企业中，CEO信息技术背景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民参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22］。而在军转民企业中CEO信息技术背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及数字化转型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绝大多数军转民企业股权性质为国有企业，相较于民参军企业，代理问题比较严重且复杂^［23］。可能会使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CEO在进行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决策时受其负面影响，导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不明显。另一方面，国有控股的所有权结构缺乏效率，而民营企业的管理效率普遍高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更显著低于民营企业^［24］。以上结果表明，相较于军转民企业，民参军企业更倾向于促进技术和提升管理效率，所以有助于有信息技术背景的企业CEO实现数字化转型，从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

（2）企业地区

本文根据样本企业所处地区将划分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对3个地区的所属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列（1）—（3）为东部地区军民融合企业回归结果。结果表明，CEO信息技术背景在1%的水平上可以显著提高东部地区的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并且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机制同样得到印证。列（4）—（6）、列（7）—（9）分别是西部和中部地区军民融合企业回归结果。结果表明，CEO信息技术背景和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机制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并不显著。

具体原因可能是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金融化水平高，可以为军民融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由于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东部地区更能吸引具备信息技术的CEO和相关人才，从而可能降低对中西部地区高级人才的吸引力，导致中西部地区信息技术相关人才流失^［25］，造成东部地区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升，中西部地区作用并不显著。

3 结论

3.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烙印理论和高阶理论，通过研究2015—2021年A股上市军民融合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CEO信息技术背景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并详细解析了其中的传导机理，得到的实验结果表明：（1）CEO信息技术背景可以显著提升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并且通过更换模型，剔除特殊样本，增加遗漏变量，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依旧稳健。（2）数字化转型在CEO信息技术背景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政府补助可以正向调节中介机制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4）异质性检验表明，CEO信息技术背景以及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机制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在军转民、民参军和不同地域之间存在差异，相对于军转民企业，民参军企业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企业，东部企业的作用更显著。

3.2 管理启示

上述研究结论可以为军民融合企业管理提供现实启示。

（1）军民融合企业应当加强对CEO的信息技术知识培训。在思考如何解决受限情境下军民融合企业创新障碍问题时，应当重视高管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CEO这种重要职位。一个具有信息技术相关知识或职业经历的CEO能够加强企业对数字技术的认知，从数字化转型层面解决军民融合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受限性情境下实现突破式创新，提高创新绩效。因此军民融合企业在考虑CEO职位人选时，应当考虑CEO是否具有信息技术背景，或者对企业中的CEO进行信息技术相关知识的培训，形成对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认知，能够合理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

（2）政府应当对军民融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给予财政支持。政府补贴可以有效缓解军民融合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帮助其加快建设依托于数字技术的信息交流平台，并且足够的资金支持也能降低其数字技术创新风险，更好地驱动数字化赋能创新成功，从资金层面助力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3）要根据军民融合企业特质来实施差异化管理策略。对于军民融合企业中的民参军企业，要尤其重视CEO信息技术背景对其数字化转型以及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相比于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民融合企业，要着重加强东部地区企业CEO信息技术知识的培训，以此来加快军民融合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

3.3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

（1）本文将烙印理论和高阶理论应用实践于中国情景下的军民融合企业，从CEO信息技术背景的个体视角出发探究了其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而当前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多从政府支持视角出发，或探究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影响机制，极少有研究从CEO个体视角出发，探究其信息技术背景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的作用，拓展了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的研究视角。

（2）深度解析了数字化转型在CEO信息技术背景下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中的中介作用，并揭示了政府补助在军民融合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正向调节作用。现有研究中，大部分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因变量或自变量，探究其影响机理。本文则是在研究CEO信息技术背景对军民融合创新绩效的作用过程中剖析了其传导机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能够作为中介变量合理解释两者作用的现象，从而揭示了CEO信息技术背景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及政府补助对中介机制的调节影响。

（3）本文从高管特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出发，将高管特质聚焦于CEO信息技术背景下，探究CEO个人的教育和专业经历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突出强调CEO信息技术背景在军民融合企业创新中的关键作用。而现有研究高管特质对企业影响多从领导行为和激励作用视角出发，关于高管信息技术背景的研究也主要关注其对内部治理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拓展了高管特质对企业创新的研究视角，还优化了CEO信息技术背景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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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702112)

辽宁省科技厅公益基金项目(2022JH4/10100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