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研发投入视角的门槛效应研究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mpower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research on the threshold eff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D investment

摘要

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数字化转型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以2012—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熵值法创新性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检验研发投入作用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门槛效应和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差异。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受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该门槛效应存在企业所在区域、产权性质和规模3个层面的异质性问题。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策略、确定研发投入合理区间提供经验证据和重要理论参考。

Abstrac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promo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22 as the research sample was taken， which used the entropy value method to innovatively construct enterpris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 examined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tested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R&D investment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s a result of the 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ossible differences in heterogene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Furthermore， influenced by the level of R&D invest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are three levels of heterogeneity in the threshold effect， the region where the enterprise is located， the nature of the property right， and the size of the enterprise.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can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and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enterprises to formul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and determine the reasonable range of R&D investment.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 研发投入 / 企业高质量发展 / 门槛效应 / 异质性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R&D investment /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 threshold effect / heterogeneity

作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必然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义。对企业来说，研发投入是技术创新的源泉，成功的研发投入会激励企业更积极地参与研发创新，提升技术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并进一步探究研发投入的关键支撑作用，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数字技术逐步向企业渗透，全方位改造企业运营的全流程，甚至重塑企业商业模式，形成新业态新模式的过程^［1］。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数字化转型带给企业的积极影响。现有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2］和提高流程控制能力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3］，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管理者决策行为的非理性程度^［4-5］，对原有企业生产过程、组织结构、运营机制、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重塑。针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发现：1）企业能够利用数字技术服务于自身生产决策、市场导向追踪，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6］，进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2）企业借助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制造与运营管控能力的迭代升级，进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7-8］；3）数字化转型在设计、研发、生产、运营到管理全流程的全景应用能够提升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和流程创新绩效^［9］；4）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向低碳、节能、高效的生产模式转变，在提高自身生产效益的同时兼顾生产模式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10］；5）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缓解贸易摩擦对企业出口的负面冲击，提升出口供应链的稳定性^［11］，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6）数字化转型能够不断强化对企业生产效率的积极影响，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改善企业内部劳动收入分配^［12］，帮助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研发投入成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的研发效率和利润增长空间得到提升，从而刺激企业在研发方面投入更多资金^［13］。值得注意的是，研发创新既是企业发展的赋能力量，也可能是颠覆因素，大量的研发投入并不一定会带来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通过研究、开发与创新活动形成的技术进步属于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的突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使各环节的生产效率显著提升^［14］。数字化转型是企业从内部发起的变革，各种新型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数据与信息的传递效率^［8］，使得生产方式发生全面变革，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数据驱动下的数字化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提升能够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企业的降本增效^［15］能够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增强了企业利用数据驱动创新的能力^［16］，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加速了传统企业的绿色化改造，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出口贸易全产业链、价值链的升级与重构，提升了出口竞争力^［17］，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营业总收入的同时，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劳动收入差距，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综上所述，提出本文研究假设。

H1：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熊彼特认为经济的根本现象是发展而非均衡，创新是发展的根源，创新活动是不连续、非平衡的动态过程，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不是平稳、线性的过程。研发投入通过促进知识积累和推动技术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是影响数字化转型发挥赋能效应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于企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之上，充足的研发投入是企业持续提升研发能力的关键力量。当研发投入水平较低时，研发活动受到限制，能为数字化转型提供的资源也会比较少，造成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匮乏^［18］；而研发投入水平较高时，数字化转型便会拥有更为坚实的资金支撑，从而推动企业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与时俱进、持续推进的动态过程，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当研发投入到达一个临界点后，数字化会快速发挥效果，助力企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数字化转型受研发投入差异化的影响，从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门槛效应，当研发投入跨越一定门槛值时，数字化转型会加速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企业高质量发展（HD）。进入新发展阶段，由于经济质态的变化，发展的质量要求也会改变，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增长方式和路径转变、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的过程。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合概念，其内涵是多方面的，难以使用单一指标加以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既要涵盖“质”与“量”，又要对“发展”做出界定。因此，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同时参考张涛^［19］的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从财务绩效（托宾Q值）、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创新发展（专利数）、绿色发展（污染物排放达标）、开放发展（海外营业收入）、共享发展（员工收益水平）6个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得到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lnDig）。本文原始数据选用国泰安数据库提供的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对“关键词频总和+1”取自然对数，以此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

门槛变量：研发投入（RD）。本文选取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作为门槛变量。

控制变量：为剔除干扰，本文选取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如下：GDP（lnGDP）、政府补助（lnGrants）、劳动密集度（Labor）、员工受教育水平（Edu）、总资产报酬率（ROA）、资产负债率（Lev）、股权集中度（Own）、企业年龄（lnAge）。

2.2 模型构建

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本文构建如式（1）所示基准计量模型。

H{D}_{it}={\alpha }_{\mathrm{0}}+{\alpha }_{\mathrm{1}}\mathrm{l}\mathrm{n}\mathrm{D}\mathrm{i}{\mathrm{g}}_{it}+{\alpha }_{\mathrm{2}}{\displaystyle \sum _{}^{}}\mathrm{C}\mathrm{o}\mathrm{n}\mathrm{t}\mathrm{r}\mathrm{o}\mathrm{l}{\mathrm{s}}_{it}+{\delta }_i+{\mu }_t+{\rho }_I+{\epsilon }_{it}（1）

式中：i和t分别为企业和年份；HD_it 为被解释变量企业高质量发展；lnDig 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Controls 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delta }_{\mathrm{i}}、{\mu }_{\mathrm{t}}、{\rho }_{\mathrm{I}}分别为企业、年份和行业的固定效应；\epsilon_it 为误差项。

为考察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否存在研发投入约束下的非线性关系，设定门槛效应模型为

（2）

式中：RD为门槛变量研发投入；γ为待估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

2.3 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中国统计年鉴。本文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当年被归为ST类别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经过整理，本文得到公司-年度面板数据观测值共计20 317个。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

表1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为了进一步识别其因果关系，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检验，回归结果中lnDig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以第（4）列为例，采用同时控制个体、时间、行业的高维固定效应模型，数字化转型系数为0.004，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以上逐步回归结果表明了结果的稳健性。这表明企业以数字化转型驱动原有生产力迭代升级，为企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注入全新的动力，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据此，假设H1得到验证。

为了检验前文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和利用数字化转型滞后一期重新回归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1第（5）、（6）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前文结论不发生实质性变化。

3.2 门槛效应检验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为了进一步考察数字化转型是否受到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进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门槛效应，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最终门槛值估计结果显示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面板门槛回归结果如表2第（1）列所示，当研发投入（RD）≤0.616 7时，数字化转型系数为负，此时研发投入力度较低，致使数字化转型后劲不足，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当0.616 7<RD≤4.32时，数字化转型系数为0.004，显著为正，说明在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研发投入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当RD>4.32时，数字化转型系数提高到0.00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加速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控制变量结果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随着研发投入水平进入不同的门槛，影响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据此，假设H2得到验证。

为了检验前文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改变缩尾值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2第（2）—（5）列所示。主要变量结果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上述回归结果再次得到验证。

4 门槛效应异质性问题

4.1 区域异质性

由于我国各地区在资源禀赋、经济实力、信息社会水平、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导致数字基础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本部分将全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企业，进一步分析研发投入影响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差异。从低RD强度层面看，数字化转型对不同地区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均不显著，数字化转型lnDig系数分别为-0.003、0.006、-0.001。原因在于有限的研发资金约束导致企业数字化基础建设不畅、技术嵌入不充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甚至产生消极的影响。从中RD强度层面看，随着研发水平的提升，各区域均呈现显著正向的促进效应，lnDig系数分别为0.002、0.004、0.010，分别在5%、1%、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从高RD强度层面看，数字化转型仅对东部地区企业高质量发展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lnDig系数为0.004，在1%的水平下显著，中部、西部地区的lnDig系数分别为0.001、0.002。原因在于东部发达经济环境下高研发投入能够实现技术快速耦合转化。因此，数字化转型对东、中、西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差异。

4.2 产权性质

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政策倾斜、金融资源、技术储备、研发能力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数字化转型基础较好。因此，本部分将全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一步分析不同研发投入水平下基于产权性质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从低RD强度层面看，lnDig系数为0.004，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显著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而非国有企业为-0.008，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可能因为低研发投入下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源供给和服务不足，制约技术的吸收和扩散，造成数字化转型赋能偏轨。从中RD强度层面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各所有制企业高质量发展，国有企业lnDig系数由0.004提高到0.007，非国有企业lnDig系数变为0.002，且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高RD强度层面看，持续提高研发投入水平，数字化转型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效果，lnDig系数分别为0.005、0.002，分别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总的来说，受政策资源条件约束，数字化转型下的非国有企业发展一般逊色于国有企业。

4.3 企业规模异质性

数字化转型对不同规模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可能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大型企业资源充足，数字化基础设施完善，受企业内部氛围影响，员工数字化意识普遍偏高。因此，根据企业规模的中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进一步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从低RD强度层面看，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大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系数为0.002，但不显著；中小型企业的系数为0.006，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其原因为当研发投入水平较低时，中小企业没有完整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框架支持，技术应用碎片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作用。从中RD强度层面看，数字化转型仅对大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效果，lnDig系数为0.006，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中小型企业lnDig系数为0.001。这说明此时受研发投入约束，中小型企业容易陷入模仿陷阱，造成数字化转型与现有的组织架构和运营模式不匹配，无法系统性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从高RD强度层面看，lnDig系数分别为0.004、0.003，分别在5%、1%水平上显著，说明此时无论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均能有效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2—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在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基础上，利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受研发投入影响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门槛效应及异质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2）受研发投入水平差异的影响，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随着研发投入水平的逐步提升，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呈边际递增趋势，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3）进一步研究发现，该门槛效应存在企业所在区域、产权性质和规模3个层面的异质性问题，当研发投入跨越第一门槛值0.616 7后，数字化转型对东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大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达到最优。

结合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以下建议：1）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赋值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一种过程并非终态，研发投入是关键一环，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化迭代原有的工艺、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加快转型升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2）因企制宜推进数字化转型。企业应积极研判自身的数字化发展需求，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合理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从而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3）因地制宜推进数字化转型。中部地区凭借自身资源和区位优势，打造数字产业发展集聚区，西部地区立足于低成本优势和资源禀赋条件，加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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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4BGL231)

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2024LSLZDWTKT-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