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医学堂百年研究述评

Review on the Centennial Research of Imperial Medical College Tientsin

摘要

北洋医学堂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西医院校，开启了中国官办西医教育的里程碑。文章按时间顺序分为晚清民国时期、新中国至2000年、2000年至今三部分回顾和述评了百余年国内外学者对北洋医学堂的研究成果，认为现阶段其研究存在认识度不高、研究范围狭窄、文献资料使用不足等问题，并就目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做出了回应，进一步提出要培养高素质研究队伍、合理使用外文文献、加强系统性研究等方法，为中国近代医学史和医学教育史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Abstract

Imperial Medical College Tientsin was the first government-run Western medicine college in modern China founded by Li Hongzhang in Tianjin, which opened the milestone of government-run western medicine education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time dimension, this paper reviews and comments on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more than 100 year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on Beiyang Medical Hall in three parts: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2000, and 2000 to the present. It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such as low awareness, narrow research scope and insufficient use of literature. In addition, the author gives a response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further puts forward the methods of training high-quality research teams, rational use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rengthening systematic research, etc.,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and medical education history.

关键词

晚清 / 北洋医学堂 / 学术史 / 研究评述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 Imperial Medical College Tientsin / academic history / research review

北洋医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西医学堂，其历史可追溯到创建于1881年的施医养病院医学馆。它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官办西医教育的新篇章。因此，北洋医学堂是医史学界探讨“西医东渐”的重要节点，相关研究论著非常丰富。本文以时间顺序将内容划分为“晚清民国时期”“新中国至2000年”“2000年至今”三个时期，以国内外所刊研究论著为主要叙述对象，对北洋医学堂的研究情况进行整理、回顾与总结。

1 晚清民国时期的研究状况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外学者们在撰写相关著作或报道北洋医学堂时，概述了其建立和发展的情况，将其视为西医入华的重要事件。这些报刊或专著中关于北洋医学堂的论述比较散乱、篇幅简短，许多具体内容没有深入展开。

1881年，天主教著名刊物《益闻录》以《津郡病院落成》为题，专门报道了施医养病院的落成情况，并对医院的设施和布局进行了介绍，这是最早的关于北洋医学堂的相关报道^［1］。1884年，张焘撰写的《津门杂记》是比较出名的专门记载天津风土人情的地方文献。该书中记载有《新建养病院碑记》，碑文中明确记载：“另有学习医理之塾，在院肄业，名曰‘医学馆’”^［2］，可以清晰地看出李鸿章建这所医院的目的是在其中开办医学馆培养西医人才。1888年，马根济去世，上海医学传教联合会出版《马大夫纪念文集》（Memorials of Dr.J.K.Mackenzie），就其在医学传教、公共卫生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进行了回顾总结^［3］。1891年，Mrs.Bryson出版的John Kenneth Mackenzie：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该书史料价值极高，全面介绍了马根济的成长经历、医学教育背景以及来华传教传医的历程。同时，该书还保存了马根济大量书信、日记，从医学教育的角度记录了北洋医学堂的创建过程、生源师资、课程教学等情况，为后人研究马根济的医学教育理念、北洋医学堂及相关情况提供了蓝本和史料^［4］。可惜的是，无论是作为史料，还是研究著作，该书至今没有中文译本。1894年，《北华捷报》评论北洋医学堂的成立是中国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对于传递西方文明、减轻人类病痛具有重要影响^［5］。

陈邦贤在1920年出版的《中国医学史》一书中，记载了北洋医学堂在晚清时期的发展变迁，但是内容较为简短，许多细节尚未展开^［6］。1937年，屈永秋在综合性文史刊物《逸经》上发表《掌故：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一文。该文是屈永秋为光绪皇帝诊治身体的回忆性文章，记述了光绪皇帝去世前后的病症，对于研究光绪皇帝之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7］。1948年，朱家骅主编出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详细梳理了北洋医学堂的发展沿革，其中记载“本学院成立为时已久，溯自前清光绪六年，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拨款设立北洋医学堂于天津”，光绪六年（1880）是施医养病院建立的时间，非北洋医学堂创建的时间，此处可能没有区分两者的关系^［8］。

2 新中国成立至2000年的研究状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洋医学堂才真正进入研究时期，尤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最为突出。这期间既有对北洋医学堂的回忆性文章，也有对北洋医学堂相关历史人物的个案研究。

1964年，北洋医学堂第一届学生姜文熙发表的《北洋医学校史稿》，内容长达6页，对北洋医学堂的创建经过、师资教学、生源籍贯、日常生活、毕业去向等内容叙述清晰，史料价值突出^［9］。赵显扬作为北洋医学堂的学生，是历史上第一位发现克山病病症的医学家，在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河灿姬先生发表的《克山病史实考——介绍1911年吉林延吉府赵显扬医师之克山病调查资料》，利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保存的赵显扬1911年调查克山病的档案，对克山病的症状、发病环境、病因设想和防治对策等方面描述颇详^［10］。钱曼倩发表的《我国最早的西医学堂——北洋医学堂》，简要介绍了北洋医学堂的基本情况^［11］。陆肇基发表的《中国最早的官立西医学校》，对北洋医学堂有更进一步研究，介绍了北洋医学堂的历史沿革、基本设施、学习制度、人员编制、课程设置等方面^［12］。兰凤翱发表的《篮球运动引入天津考略》，认为1895年12月8日在北洋医学堂举行了“筐球游戏”，篮球正式进入中国，而北洋医学堂也是中国篮球运动的起点^［13］。美国著名汉学家罗芙芸教授的博士论文《从“卫生”到卫国——天津公共卫生事业的兴起（1859—1953）》，对马根济和李鸿章、伦敦传教会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详细论述了马根济去世后伦敦传教会与清政府之间为争夺医院控制权所引发的矛盾冲突^［14］。关肇硕、容应萸出版的专著《香港开埠与关家》，从家族史的角度记述了中国牙医鼻祖关元昌的家族世系、人物关系、社会交往，其中对于北洋医学堂学生关景星、关景贤兄弟在民国的仕宦经历、行医过程着墨较多，为北洋医学堂学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15］。刘泽生发表的《早期医史学者──尹端模》，第一次全面叙述了中国自办西医报刊的开创者尹端模的早期求学、行医办报、编译医书以及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友谊等内容，是北洋医学堂人物研究的范例^［16］。

3 2000年至今的研究状况

2000之后，北洋医学堂成为医史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其研究得到蓬勃发展。这期间既有相关硕博论文，又有重要人物研究，无论是数量和质量，还是广度和深度都远超前一时期。

3.1 医学教育研究

2011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胡慎的硕士论文《北洋医学堂与西医人才的培养》是最早的一篇专门研究北洋医学堂的学位论文，分别从西医的传入、北洋医学堂的前身、北洋医学堂的建立以及北洋医学堂人才培养等四个方面论述晚清时期北洋医学堂的发展。该文第一次对北洋医学堂的学生培养与职业选择展开了论述，认为这批人传播了西方医学知识和医学技术，客观上为近代中国社会培养了一批现代西方医学专业人才^［16］。河北医科大学贾江溶的博士论文《北洋医学堂研究（1881-1911）》是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充分利用自己收藏的历史档案，对北洋医学堂的创办背景、历史沿革、组织框架、师资生源、课程设置以及历史贡献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材料分析能力和卓越的史见史识^［17］。

除此之外，我国还有多篇学位论文涉及北洋医学堂，比如河北大学王金霞的《河北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18］、南开大学张璐的《慈善、卫身、强国：晚清天津医疗慈善事业研究》^［19］、河北大学白金艳的《清末直隶西医教育研究》^［20］、南开大学刘褀的《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1840-1911）——医术、文化与制度的变迁》^［21］、天津师范大学左家文的《近代天津西医群体研究》^［22］、河北师范大学马玉娟的《清末直隶高等教育研究》^［23］等，这些论文从北洋医学堂与西医教育近代化、医疗慈善等角度进行阐述，补充了北洋医学堂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未详之处。

3.2 历史人物研究

马根济作为把西医引入天津的代表和北洋医学堂的首任总办，从1881年医学馆成立到1888年去世，是学校的实际掌舵人，在北洋医学堂众多历史人物中占有重要地位。李颖在《伦敦会传教士马根济简论》中回顾了马根济的个人生平，创建施医养病院、开办医学馆等医学事迹，并认为他在华期间开办医院治病救人，积极开展医学教育，解除中国人民的病痛和传播西方医学知识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24］。刘褀发表的《马根济与西医在近代天津的传播（1879—1888）》，从西医在中国的传播角度认为马根济是第一个将西方现代医学体系完整带入近代天津的人，他对西方医学、医学教育与医事管理制度在天津的扎根和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5］。余新忠、杨璐玮在《马根济与近代天津医疗事业考论——兼谈“马大夫”与李中堂“兴医”的诉求歧异与相处之道》一文中，对施医院的性质和运营模式作了仔细考证，认为施医院实际上是一个性质未明、中外合作的慈善机构，但是医学馆则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医学教育机构^［26］。该文在回答马根济与天津近代医疗事业上作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入的探索。

其他人物以林联辉、屈永秋、尹端模、全绍清、欧士敦为主。潘荣华、杨芳发表的《尹端模：近代自办医报的开创者》，对刘泽生的文章进一步补充拓展，并认为尹端模是第一个取得香港行医资格的中国医学校毕业生^［27］。井振武的《留美幼童与天津》简要介绍了北洋医学馆第一届学生的生平^［28］。李志刚发表的《留美幼童林联辉对中国西医教育的贡献》，第一次完整描述了林联辉学习经历，并详细补充了他与关景贤、经亨咸等人的社会关系，最大的创见在于他任北洋医学堂总办期间完成了北洋医学堂西医教育的规划设计^［29］。郑洪发表的《晚清民国西医“御医”屈永秋生平考略》，对屈永秋的生平、学习、行医、防疫等内容论述得非常全面，相关报刊、书信、日记，使研究观点和史料互济互证，而且刊发了屈永秋多张珍贵图片，使文章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30］。朱建平发表《近代卫生学家全绍清生平和早年成就》，对他的生平和早年的学术成就作了初步研究，认为全绍清在入藏期间把现代医学介绍给西藏，同时以照片的形式把西藏介绍给全世界^［31］。西南民族大学康欣平整理《西藏宦游之回忆》，介绍了全绍清在1906-1907年间随张荫棠入藏及在藏期间的经历与观察，其史料价值颇值得注意^［32］。美国夏威夷大学马幼垣发表的《北洋医学堂总教习欧士敦考》，细致叙述了欧士敦的生平履历，而且利用大量中外资料考证出欧士敦的来华离华时间，并进一步分析其来华离华的原因 ^［33］。

3.3 历史沿革研究

袁媛发表的《中国西医教育之发端：天津总督医学堂》，此文不再是简单叙述北洋医学堂的基本情况，而是从更深层次探究其建立的主要原因，并且认为北洋医学堂的毕业生与教会学校毕业生相比，具有政治上的优待，但是由于薪水等问题，学生出路并不理想^［34］。李亚辉发表的《北洋医学馆及其学生考述》，第一次将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去解读北洋医学馆前三届学生的基本情况，认为这些学生对于改善中国近代卫生状况，促进医学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35］。张冶发表的《北洋医学堂沿革考》，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中抽丝剥茧梳理出北洋医学堂从建立到新中国前的沿革变化，认为在民国之后，学校呈现出北洋医学校和海军医学校——“一树两支”的发展脉络^［36］。除此之外贾江溶、翟海魂的《北洋医学堂沿革考辨》^［37］、郭辉、安秋州的《中国第一所官办西医学校的前世今生》^［38］等文章也都关注到了北洋医学堂的历史沿革问题。

4 北洋医学堂相关文物研究

北洋医学堂延续至今已有130年的历史，除了各种文献、资料、照片外，还有历史文物藏于国内外各地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私人手中。这些文物作为北洋医学堂最原始的生存见证，近年来已有历史学者从遗留下来的文物着手，考察北洋医学堂的历史踪迹、文物价值，挖掘出更多的研究议题。

北洋医学堂文物资料比较集中的有天津博物馆、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河北档案馆、广东档案馆等地。其中天津博物馆收藏有《新建养病院碑记》；广东省档案馆收藏有陈敬安的英文毕业证；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收藏有姜文熙中英文毕业证明书；河北省档案馆藏有1946年齐清心《河北省立医学院复员计划书》，里面记载有北洋医学堂的历史沿革。除官方机构外，关衍辉的中英文毕业证和修业文凭，蒋兆和在民国期间画的《屈桂庭像》则在私人之手。郭辉利用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新建养病院碑记》和文献资料发表的《马根济与近代天津西式医疗机构的建设》，主要探究以马根济为代表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是如何通过影响李鸿章等中国社会上层人物，来促进天津西式医疗机构建设的起步和不断发展，填补了北洋医学堂文物与医学史交叉研究的空白^［39］。聂崇岐发表《蒋兆和画<屈桂庭像>琐记》，这是1938年蒋兆和给屈永秋画的水墨肖像，并且有蒋兆和两段题词，叙述了作此画的缘由，是蒋屈二人交往的有力见证^［40］。

5 北洋医学堂研究中的问题与展望

在梳理北洋医学堂发展脉络，清理史学遗产方面，学术界的同仁们已经作了大量工作。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兴趣出发得到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理论运用、研究方向、资料运用等方面存在不足。

5.1 北洋医学堂研究存在的问题

5.1.1 认识高度不够

西方医学最开始是借助宗教传入到中国，而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和学校也是教会建立的，他们利用西医快速的治疗效果、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宗教中博爱的世界观逐渐获得中国底层民众的认可，其目的是借助医学外壳达到传教的目的，实质是西方列强对中国文化、思想上的侵略。但是北洋医学堂则不同，它是中国第一所官办西医院校，建立的目的就是为国家服务，而不是教会学校的文化渗透、思想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说，北洋医学堂的研究现在仅仅停留在发展脉络梳理、师资生源等方面，尚未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因此，北洋医学堂的研究想进一步拓展和深入，需要提高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指导研究。

5.1.2 研究范围狭窄

到目前为止，北洋医学堂研究的综合性专著还是空白，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历史沿革、人物研究等方面，其他研究议题仍需拓展。学校有两大群体值得关注，一是教师，二是学生。其一，北洋医学堂教师中只对马根济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其他诸如梅尼、卢梭望以及学校的师资结构和发展变化等尚未展开。其二，学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以培养堪当民族重任的优秀学子为己任。北洋医学堂从1881年开始招收学生，到1912年更名，共培养了12届学生。这些学生活跃在晚清民国的医界、政界，形成了民国时期独具特色的“北洋派”西医群体，但是这批学生群体至今未受到学界关注。

5.1.3 文献资料使用不足

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虽然已有成果中利用了部分外文资料，但是外文资料尤其是英文资料未得到充分发掘，限制了北洋医学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比如通过马根济、梅尼、卢梭望等人的书信、日记、报告等，可以清楚地了解当时他们对北洋医学堂的看法与心理活动。除此之外，我国的地方志、文史资料、学校校志、医院院史的发掘利用也不尽如人意。比如天津档案馆就收藏有卢梭望、田大文、朱世英提交的防盲报告，可以通过此报告清楚地知道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的防盲活动进展。

5.2 北洋医学堂研究展望

北洋医学堂研究想要推向深入，必须培养拥有不同学术背景、不同专业的高素质研究队伍，为北洋医学堂研究提供新的角度，特别是将历史学、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运用，将会给北洋医学堂研究带来不同研究成果、研究结论。

虽然北洋医学堂人物个案研究较多，但是要注重北洋医学堂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学术界需运用诸如历史统计学、数据分析学等不同研究方法和手段，从更加宏观的层面进行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进而达到全面性、系统性研究。

中国近代屡次遭受西方列强入侵，战争频仍，北洋医学堂多次被毁和搬迁，致使档案资料损失殆尽。鉴于此，这就需要全面搜集北洋医学堂的历史档案资料，加强与国外档案机构的合作，发掘出新的资料。同时，也需要精通英语、法语、日语等语言的研究人员，与国外人员通力合作，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国际研究团队，向着共同的目标，将北洋医学堂研究推向深入。从这个角度而言，过程艰难，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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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Q2023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