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同伴”模式在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Medical Peer” Mode in Reproductive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摘要

目的 探讨“医学同伴”模式在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方法 选择西安市4所高校的857名大学生，对其进行匿名问卷调查，了解其对于各类生殖健康教育模式的效果感知及对同伴教育模式的认知情况。 结果 大学生对课堂讲授、新媒体、专家宣讲、同伴教育的感知度分别为56.7%、80.7%、73.0%，以及92.3%；“医学同伴”模式在专业性、经验性、指导性、包容性上的接受度分别为92.6%、88.1%、90.5%，以及84.5%，远高于传统同伴教育模式（χ²分别为148.9、355.3、269.5，以及60.9，P<0.01），但参与过“医学同伴”教育活动的大学生仅占8.5%。 结论 首先，大学生对同伴教育模式在生殖健康干预中的接受度和认知度较高；其次，传统同伴教育模式在专业性、经验性、指导性、包容性四个维度上同样存在明显不足，表现为实践操作、效果评价等方面的偏差；再次，应重视“医学同伴”模式在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充分利用区域医学院校资源，吸纳、组织、培训具有专业医学知识、与大学生年龄相仿的医学院校学生、年轻住院医师等，形成同伴教育团队，具有较强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务实性，从根本上保障同伴教育在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领域效能的发挥。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medical peer” mode in reproductive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857 college students from four universities in Xi’an were selected for an anonymous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understand their perceptions of various reproductive health education modes and their awareness of the peer education mode. Results The perceived effectiveness of classroom lectures, new media, expert lectures, and peer educ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ere 56.7%, 80.7%, 73.0%, and 92.3% respectively. The acceptance of “medical peer” mode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ism, experiential learning, guidance, and inclusiveness were 92.6%, 88.1%, 90.5%, and 84.5%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traditional peer education mode (χ² were 148.9, 355.3, 269.5, and 60.9 respectively, P<0.01). However, only 8.5% of college students had participated in “medical peer” education activities. Conclusion Firstly,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high acceptance and awareness of peer education mode in reproductive health intervention. Secondly, traditional peer education mode also has significant shortcomings in professionalism, experiential learning, guidance, and inclusiveness, indicating deviations in practical operations and outcome evaluations. Thirdly,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dical peer” mode in reproductive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aking full use of resources from regional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bsorbing, organizing and training medical students and young resident physicians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imilar age to college students and forming peer education teams are essential, feasible and pragmatic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peer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reproductive health interven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关键词

医学同伴教育 / 大学生 / 生殖健康教育

Key words

medical peer education / college students / reproductive health education

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已成为学者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一方面，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教育系统对生殖健康教育采取“回避”态度，导致大学生无法通过学校途径获得完整、科学的性知识，在关于性生活的认识上存在较大的盲区。另一方面，大学生处于性成熟的阶段，有性生活的冲动和需要，且当代大学生对性行为的态度愈发开放，经历过性生活的大学生人数增多且存在低龄化趋势^［1］。学校教育与大学生生理需求的矛盾导致很多大学生在面对性生活时容易产生诸多生殖健康问题。近年来，“大学生未婚先孕”“大学生流产”“大学生厕所生子”等负面报道屡见不鲜，且大学生感染HIV病毒的数量也呈上升趋势，说明了大学生生殖健康问题的严重性及强化生殖健康教育的紧迫性。大学是国家人才培养和储备的重要场所，大学生是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因生殖健康知识缺乏而导致的各种不当行为，不仅会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及学生生活，滋生大学内的不稳定因素^［2］，而且会破坏社会大众对大学教育及大学生的良好印象。

诸多研究已经证实，有效的生殖健康教育、科学的性知识干预，能够显著改善大学生性生活行为选择，降低生殖健康问题风险。但是，从实践角度来看，大学在开展生殖健康教育中存在供给不足、方式不当，以及效果不佳等问题，无法对大学生形成有效的心理及行为干预。有研究指出，大学生通过学校教育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比例介于25%~55%之间^［3］，显示出高校生殖健康教育与学生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另有调查认为，我国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的途径主要集中于课堂讲授模式、新媒体宣传模式、专家宣讲模式，以及同伴教育模式四种类型^［4］。但是，大学在开展同伴教育时，普遍存在同伴教育者知识不全面、活动组织不完善、主持人引导力不足等问题，其本质在于同伴教育者的专业知识不足，导致其无法对大学生提供科学、专业的知识讲解和意见支持，极大地抑制了同伴教育效果的发挥，并可能产生负向引导。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医学同伴”模式，强调以专业医学生作为同伴教育者，通过同伴教育者专业的生殖健康知识、丰富的生殖健康经验、科学的生殖健康观念，保障同伴教育在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中充分发挥应有价值。

1 研究设计、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设计

本研究聚焦大学生生殖健康问题，强调当前大学在生殖健康教育模式选择与大学生需求存在偏差，并提出以“医学同伴”代替传统同伴教育的改善思路。从研究目的来看，本研究需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大学生对生殖健康教育不同模式的接受程度如何？第二，传统同伴教育与大学生生殖健康认知需求间存在怎样的差距？这两个问题依次递进，构成了该研究探索“医学同伴”模式的理论及现实动机。为回答这两个问题，本研究分别针对各问题的客观情况设计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及数据统计。基于调查结果、结合现实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目的在于揭示完善优化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说明“医学同伴”模式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1.2 研究对象

西安市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高校数量在国内居于前列，2022年，西安市共有本专科院校63所，在校学生约81.44万人。本研究以西安市高校在读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根据学校层次，分别选取本科一批类大学和本科二批类大学各两所，考虑到医学院校及医学类专业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了解程度的天然优势，本研究所选大学生均为非医学类学生。在该范围内，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于2023年9—12月，对四所高校的在读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采用线上电子问卷形式，学生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问卷系统进行填写。此次调研共调查学生1 021人，收回有效问卷857份，有效率为83.9%，问卷调查效果良好。其中，本科一批类学生471人，本科二批类学生386人；男生399人，女生458人；一年级学生127名、二年级学生339名、三年级学生276人，以及四年级学生115人。

1.3 研究方法

本课题组于2023年3—5月进行问卷设计，并对问卷发放及回收工作进行培训。本次问卷调查的特殊性在于所涉问题具有敏感性和隐私性，为保证被调查者能放心填写，课题组设计了问卷链接二维码，调查前对被调查者进行充分解释和说明，在征得被调查者同意后，由被调查者扫描二维码进行问卷填写。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院校、年级、性别）、对各类生殖健康教育模式的效果感知（可接受度、实用性、趣味性、共情度），以及对同伴教育模式的认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

为保障问卷在信度及效度两方面的可靠性，本研究在正式调查前，进行了预调查，预调查共发放问卷180份，收回有效问卷152份，结合预调查表现及相关专家的意见，对问卷问题进行调整。正式调查结束后，统计出其信度和效度，分别为Cronbach α为0.814和KMO系数为0.855，均有较好表现。

在数据分析方面，课题组将问卷数据录入Excel建立数据库，并导入SPSS 21.0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χ²检验，规定以P<0.05作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2 调查结果

结合研究目的及问卷设计，该部分主要从大学生对生殖健康教育各种模式的感知情况、大学生对传统同伴教育的效果认知，以及“医学同伴”应用情况三个层面对调查结果进行陈述。

2.1 生殖健康教育模式感知

本研究以可接受度、实用性、趣味性，以及共情度四个因素为指标，邀请大学生对四种普遍采用的生殖健康教育模式，即课堂讲授模式、新媒体宣传模式、专家宣讲模式，以及同伴教育模式进行感知判断。大学生对生殖健康教育模式的感知，代表着不同模式与大学生需求之间的偏差程度，直接决定着不同生殖健康教育模式对大学生生殖健康认知的干预效果和水平。据本次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大学生对四种生殖健康教育模式的感知情况如表1所示。在生殖健康教育过程中，大学生对同伴教育模式有更强的感知（92.3%），在可接受性、实用性、趣味性，以及共情度四个维度上的表现分别为92.2%、89.8%、91.9%，以及95.1%，均高于其他教育模式，在可接受性和实用性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在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情境下，采用同伴教育能够更加契合大学生的需求，有更好的效果。

2.2 传统同伴教育与“医学同伴”的比较

同伴教育虽然显示出相对于其他模式的优势，但这并不代表其在实践中总能对大学生生殖健康认知产生较好的干预效果。事实上，根据对大学开展生殖健康同伴教育活动的了解，很多实践活动由于组织者在专业知识、健康经验、问题指导，以及包容态度等方面存在不足，致使同伴教育未能发挥应有效果。本研究提出“医学同伴”，强调将专业医学院学生、住院医师等具备较强专业技术能力的青年纳入到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中，以应对传统同伴教育存在的不足。为考察大学生对于传统同伴教育及医学同伴教育在生殖健康教育过程中的感知能力，本研究以专业性、经验性、指导性，以及包容性四个指标为判断依据，对两种模式进行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医学同伴”在四个维度上均有更好的表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显示出“医学同伴”对于传统同伴教育有较强的替代性。

2.3 “医学同伴”在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医学同伴”模式虽然具有明显优势，但据了解，其在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多集中于医学类或设置医学专业的高校中，在非医学专业高校中的应用很少。为印证该主观判断，本研究对大学生是否参与过“医学同伴”模式下的生殖健康教育活动进行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而在参与过“医学同伴”生殖健康教育活动的大学生中，绝大部分并非是在本校参与，而是在具有医学专业的高校内进行。这意味着，在一般高校存在大学生对“医学同伴”模式下的生殖健康教育活动有较高的接受度、期盼度与高校“医学同伴”模式重视和应用程度低的矛盾；传统的生殖健康教育理念及方式供给，与大学生需求存在严重且明显的偏差，导致高校进行了一定的生殖健康教育资源投入，但大学生生殖健康认知水平却并未得到显著改善，应引起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

3 结果讨论

3.1 同伴教育模式具有相对优势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青春期，该阶段的“叛逆”冲动使其对于“权威性”有天然的排斥心理。相对而言，他们更愿意与年龄相仿、知识背景相似、兴趣爱好相近的同伴、朋友进行沟通，并接受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在生殖健康这种具有较强私密性的话题情景中，任何具备公开性、权威性的方式或对象，都会引起大学生群体的抗拒和逃避^［5］。这意味着传统教育模式在生殖健康认知干预中存在较强失灵的可能，故大学生对课堂讲授、专家宣讲两种模式在生殖健康教育中的感知度较低。新媒体方式虽然能够照顾到大学生的隐私心理，但新媒体内容供给存在质量参差不齐、专业知识不强、对象偏差等问题，难以对大学生群体形成实质干预，故大学生对该模式感知度较低。

在该背景下，适应大学生心理特征、契合生殖健康教育特殊性的同伴教育模式表现出与大学生需求更好的匹配性。自20世纪末以来，同伴教育在生殖健康干预中的应用性越来越强，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6］，国外学者将同伴教育视为在生殖健康教育领域具有较高经济性的方式^［7］，世界卫生组织对同伴教育在干预和修正青少年行为方式的作用进行了确认和解释，同伴是决定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8］。有研究针对大学生对同伴教育的接受度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超过81%的大学生认为大学需要开展生殖健康同伴教育^［9］。另有研究指出，大学生从同伴朋友处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人数达到28%~50%^［10］，具有较高占比，但由于普通同伴朋友本身不具备专业、全面的生殖健康知识，导致很多大学生不仅无法获得正确的指导，而且可能存在被误导的风险，因此强调了开展专业生殖健康同伴教育的必要性。

3.2 传统同伴教育实践存在的问题

诸多研究已经证明，当前大学生在生殖健康认知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产生了诸多大学管理问题及大学生身心安全风险，而进行生殖健康教育干预能够有效应对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形成自我保护的屏障^［11］。同伴教育模式在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中展现出较好效果，但根据对实践的考察，同伴教育在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干预的操作及应用中存在较多问题：一是，专业性不足。同伴教育者往往存在专业知识不充分、不全面等问题，在一些问题的解答上无法做到清晰、准确，降低了同伴教育者对大学生的引导力，不利于培养大学生对同伴教育者的信赖感。二是，经验欠缺。当前多数高校中生殖健康同伴教育的参与者均由年轻辅导员、心理咨询教师等组成，这种情况在医学类院校中更为常见，这些同伴教育者难以接触到实际的生殖健康病案，无法为大学生提供具有较强可行性的意见。三是，指导性不足。鉴于专业知识的不充分及实践经验的欠缺，传统同伴教育者在多数情况下仅能为大学生提供政策讲解、心理安慰、情绪宣泄等帮助，无法为其进行健康性生活、防止HIV等病毒感染、科学避孕等提供有效的指导意见。四是，包容性不足。对大学生生殖健康问题的包容性，依赖于对大学生青春期阶段生理发育的充分了解、对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全面掌握，以及对生殖健康问题的准确判断等方面，传统同伴教育者显然无法完全满足这些要求，故在实践中存在很多同伴教育者在面对大学生实际出现的生殖健康问题时难以真正做到理解、同理和包容，容易对大学生生殖健康认知产生误导，并对大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二次伤害。

当前，学界关于大学生生殖健康同伴教育的研究较多，这些研究较多关注同伴教育在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中的契合性、可行性、价值性等内容，较少关注生殖健康同伴教育实践存在的问题，尤其在同伴教育效果评估上存在偏颇。有研究对高职院校中应用同伴教育对青春健康教育模式改革的实践进行了研究，从改革意义、改革过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但并未对同伴教育改革可能存在的不足进行充分说明^［12］。另有研究对同伴教育者的来源进行了分析，指出大学生生殖健康同伴教育者通常来自外部群体和内部群体两个方面，并分析了同伴教育者来源的差异对干预效果的影响，但并未对改善同伴教育对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效果提供有效建议^［13］。从研究整体来看，学者对同伴教育在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的效果评价多集中于通过问卷调查展示被教育者对生殖健康认知的变化^［14］，评价过程存在方法单一性与内容片面性等问题，无法对干预对象心理状况、同伴教育者质量情况等进行充分考察^［15］。既有研究存在的漏洞，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传统同伴教育在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中的不足难以被揭示，但同时也为本研究提出的“医学同伴”模式提供了巨大的理论空间。本研究认为，传统的同伴教育在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中的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同伴教育者本身不具备专业、全面的医学知识。因此，以医学类学生作为同伴教育者，开展“医学同伴”教育，具有较强必要性和可行性。

3.3 重视“医学同伴”模式

“医学同伴”强调在传统同伴教育的基础上，吸纳、组织、培训具有专业医学知识、与大学生年龄相仿的医学院校学生、年轻住院医师等形成同伴教育团队，对大学生开展具有较强专业性、经验性、指导性，以及包容性的生殖健康干预的模式和过程。相较于传统的大学生生殖健康同伴教育，“医学同伴”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同伴教育者具备专业的生殖健康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等理论和实践能力，从根本上杜绝传统模式下因同伴教育者自身知识、经验储备不足而导致的无效干预、指导偏误，以及二次伤害等问题。

事实上，“医学同伴”教育在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领域的应用并非新鲜事物，很多医学类高校或拥有医学专业的综合性高校，在开展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实践中，会以具备医学知识和经验的优秀学生、教师作为同伴教育的核心参与人，这事实上就是“医学同伴”的应用体现。山东德州学院早在2014年就启动了青春健康教育项目，采用同伴教育模式，其参与者以其医药与护理学院为依托，建立了青春健康教育基地，其实践过程及对大学生生殖健康认知的干预效果得到了中国计生协会等单位的高度肯定^［16］。有研究以医学生作为同伴，对其参与理工科大学生性生殖健康教育的实践过程及干预效果进行了系统考察，发现相对于传统同伴教育模式，医学生参与大学生性生殖健康教育，能够显著改善大学生对性生殖知识的认知度，纠正错误的性态度、行为等，有效预防HIV病毒及其他性疾病的传播，对大学生生殖健康产生了积极的干预效果^［17］。

在该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不应仅作为高校内部事务，而应作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公共事务。地方政府、高校管理者应充分利用区域医学类高校资源优势，以医学类专业学生为基础，打造具有区域代表性、跨高校的大学生生殖健康“医学同伴”教育团队，在尊重大学生对同伴教育模式较高认可度的基础上，强化同伴教育的专业性，充分发挥同伴教育在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过程中的效能。同时，本研究认为，青年住院医师在知识专业性、临床经验性、意见指导性、问题包容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故将青年住院医师纳入大学生生殖健康“医学同伴”教育，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以西安市为例，其拥有巨大的大学生基数，必然面临着严峻的大学生生殖健康风险，同时，西安市拥有诸多优质的医学类高校资源，教育主管部门应主动牵头，组织、吸纳如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空军军医大学、西安医学院、陕西中医药大学的生殖医学、妇产科学等专业的学生及其各自附属医院的青年住院医师等，打造多支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同伴教育团队，并与高校建立固定合作关系，为大学生提供长期、持续、专业的生殖健康同伴教育，强化区域内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管理的系统性、科学性，以及专业性，从根本上提高区域内大学生生殖健康认知水平，有效提升区域内大学生身心健康整体状况，降低其他安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4 结语

同伴教育对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的价值性、可行性，以及契合性等已得到学者及社会的普遍认可，展示出一定的应用优势。但是，传统的同伴教育模式在实践过程及干预效果上仍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医学同伴”强调同伴教育者医学知识的专业性、临床经验的丰富性等特征，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同伴教育在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中的效能，应成为地方政府、高校管理者强化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的必然选择，也应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王连萍，赵培忠，王辉.某省在校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现状及分析［J］.卫生职业教育，2023，41（22）：127-131.

[2] LEONARDI M， FRECKER H， SCHEIM A I，et al ．Reproductive health considerations in sexual and/or gender minority adolescents［J］．J Pediatr Adolesc Gyne-col，2019，32（1）：15-20．

[3] 王珺，邓晓杨，王紫燕，等 ．成都市不同生殖健康教育状况大学生生殖健康KAP比较［J］．中国学校卫生，2017，38（11）：1721-1723．

[4] 周楠，林其羿 ．我国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需求的现状与启示［J］．中国性科学，2019，28（3）：143-146．

[5] GOLDFARB E S， LIEBERMAN L D ． Three decades of research： The case for comprehensive sex education［J］．J Adolesc Health，2021，68（1）：13-27．

[6] 何绍芳，李依潇，陈楚莹，等 ．同伴教育应用于大学生艾滋病/安全性行为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价［J］．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2017，14（1）：36-41．

[7] HIRVONEN M， PURCELL C， ELLIOTT L，et al ．Peer-to-peer sharing of social media messages on sexual health in a school-based interven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dentified in the STASH feasibility trial［J］．J Med Internet Res，2021，23（2）：e20898．

[8] BRIEGER W R， DELANO G E， LANE C G，et al ．West African Youth Initiative：Outcome of a reproductive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J］．J Adolesc Health，2001，29（6）：436-446．

[9] 廖姜文，梁小玲，马晓丹，等 ．大学生青春健康同伴教育现状调查［J］．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2019，16（1）：32-36．

[10] 李远宁，汪庆 ．某高校医学与非医学专业女大学生生殖保健KAP的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17，33（2）：239-243．

[11] 刘明芝，王汉苗，牟善纪，等 ．基于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的大学生性健康需求分析［J］．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18，26（4）：654-659．

[12] 彭颖 ．高职院校青春健康同伴教育改革实践与实施成效［J］．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2023（5）：86-90．

[13] 周楠，林其羿 ．我国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研究的现状及教育策略［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9，32（4）：484-488．

[14] 刘春喜，王宇，叶林，等 ．同伴教育在大学生领域中的应用现状［J］．当代护士（中旬刊），2020，27（5）：7-10．

[15] MOOKHERJEE S， MONASH B， WENTWORTH K L，et al ．Faculty development for hospitalists：Structured peer observation of teaching［J］．J Hosp Med，2014，9（4）：244-250．

[16] 张丽红，董茂江.基于同伴教育的大学生青春健康调查［J］.新西部，2019（11）：58-59.

[17] 黄颖红，廖春玲，谭海梅，等 ．医学生同伴参与理工科大学生性生殖健康教育实践与效果［J］．教育教学论坛，2020（5）：103-104．

基金资助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点项目-课程实践类(JGSZ2020-0202)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教育研究重点项目(JG20180208)

西安交通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青年项目(2202Q-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