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理念融入研究生“中药抗肿瘤药理”教学的路径探析

Exploration of the Pathway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to the Teaching of “Anti-tumor Pharmac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Postgraduates

摘要

在“新医科”建设背景下，医学教育亟须深化多学科融合，培养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以“中药抗肿瘤药理”研究生课程为对象，针对其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创新能力培养不足等问题，提出以“知行合一”理念为导向的教学改革路径。改革通过构建“理论探究-实验设计-临床转化”三维课程体系，融合问题导向学习与案例教学法双轨教学模式，促进“知-行-创”的有机统一。同时建立校企医三方协同机制，确保教学内容紧密衔接科研前沿与产业需求。改革实施后，学生综合能力显著提升。该课程形成了“问题探究-方案设计-实践验证-临床转化”四位一体的教学闭环，有效促进了知识迁移与创新能力的内化。为中医药学科建设提供了创新性改革范式，为培养符合新医科要求的复合型人才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cine” developmen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medical education to achieve a more profound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o develop compound medical talents who possess both theoretical attainment and practical skills. Taking the postgraduate course of “Anti-tumor Pharmac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ims at its problems including disjun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s well as the inadequat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capacities, proposing the teaching reform pathway oriented by the concept of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By establishing a three-dimensional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system encompassing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clinical translation”, and through incorporating dual instructional model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and Case-Based Learning (CBL),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is promoted. Meanwhile,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among universities, enterprise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is established to ensure that the teaching content remains closely aligned with the latest research advancements and industrial need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ing reform,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is promoted significantly. This course forms a four-in-one teaching loop of “problem exploration, project design, practice verification, and clinical tranformation”,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internalization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innovative ability, so as to provide innovative reform paradig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CM disciplines, as well 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mpound talents wh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New Medicine.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中药抗肿瘤药理 / 新医科 / 知行合一 / 研究生课程 / 教学改革

Key words

Anti-tumor Pharmac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New Medicine /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 Postgraduate courses / Teaching reform

在全球医学教育向“第三代改革”转型背景下，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倡导转化医学、精准医学与数字医学的融合，中国教育部同步推进“新医科”建设，强调医学与理工文交叉，培养“医学+X”复合型人才^［1］。中药抗肿瘤药理作为中医药学与现代药理学的交叉学科，聚焦中药复方多靶点调控机制研究，结合高通量筛选、分子影像等先进技术，推动传统理论与现代生物医学的融合创新。学科发展以“传承创新”为核心理念，构建涵盖传统方药理论与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助力肿瘤综合治疗临床转化。

而传统教学模式面临“学用脱节”挑战，学生难以将课堂知识应用于中药抗肿瘤多层级研究及跨学科技术整合。传统教育带来的思维禁锢与中药抗肿瘤药理课程内容的复杂性构成了高校开展教学的主要矛盾^［2］。近五年，中药新药临床转化率较低，亟须培养“知行合一”的创新型人才。在中医药现代化与肿瘤治疗需求升级的背景下，针对“中药抗肿瘤药理”研究生课程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创新能力培养不足等问题，提出以“知行合一”理念为核心的教学改革路径。在改革路径设计方面，首先进行课程体系创新，通过构建“理论探究-实验设计-临床转化”三维立体式课程体系，整合问题导向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与案例教学法（Case-based Teaching， CBL）双轨教学模式，推动“知-行-创”的有机融合；其次加强协同机制建设，建立校企医三方协同的持续改进机制，确保教学内容与科研前沿、产业需求紧密衔接。从改革成效来看，该路径形成了“问题探究-方案设计-实践验证-临床转化”四位一体的教学闭环，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与创新实践能力。

本研究通过“知行合一”理念重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解决了中医药研究生教育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核心矛盾，为培养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提供了可操作的改革路径。不仅为中医药抗肿瘤领域培养兼具理论素养和临床转化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通过校企医协同机制有效弥合学科前沿、产业需求与教学实践的断层；还提供了中医药学科创新性改革范式，推动传统理论与现代技术（如多组学分析、类器官模型）的深度融合，为医学教育跨学科交叉融合提供可推广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1 现存核心问题

1.1 课程内容滞后

当前中国高校在“中药抗肿瘤药理”课程体系建设中，普遍存在学科前沿技术融合不足的问题。从教学内容层面观察，多数院校尚未系统引入单细胞空间转录组解析、类器官体外建模等具有产业应用价值的新型研究方法，课程核心模块仍以传统分子生物学技术及动物实验模型为主干。这种技术代际差异导致学生对肿瘤微环境异质性分析、药物靶点动态筛选等领域的实践认知存在局限，难以衔接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对高通量组学技术与精准药效评价体系的需求。

教学方法的更新速度亦显滞后，实验环节多采用标准化操作流程，缺乏基于人工智能辅助药物筛选、多组学数据整合分析等交叉学科的创新性教学设计。这种滞后性不仅制约了学生对跨学科技术协同应用的系统性理解，更影响了其应对复杂药物研发场景的创新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药现代化研究对类器官芯片、空间多组学等平台依赖度的提升，课程内容与行业技术发展轨迹的偏离可能加剧产教融合的结构性矛盾^［3-4］。

1.2 教学方式单一

当前中药抗肿瘤药理研究生培养存在“理论-实践-临床”三重衔接不足的结构性矛盾。理论教学方面，现有模式仍以传统讲授模式——“教师讲授-学生记录”为主导，教学内容不仅过度依赖“中药药理学”等教材的经典理论框架，而且缺乏对现代抗肿瘤药物研究及开发的拓展与讲解；课程实践环节中，研究生阶段的科研能力培养高度依赖导师课题组“传帮带”，科研能力培养存在梯度设计缺失，学生时常需要直接介入高难度课题研究，而基础实验技能的系统训练不足，面对实际科研场景中的技术障碍时也显现出独立应对能力的欠缺，比如：学生直接进入复杂课题机制的理论研究，但未系统掌握Western Blot定量分析等基础实验，遭遇细胞支原体污染、动物模型异常死亡等真实科研问题时，也缺乏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临床转化教学环节尤为薄弱，多数教学案例停留在基础研究层面，未能充分整合临床诊疗数据（如TCGA临床样本库信息）和真实医疗需求，同时临床医学专家的参与深度不足，导致研究成果与临床应用存在显著断层。这种培养模式与当前“新医科”要求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之间形成了明显张力。

1.3 评价维度缺失

经过前期系统性调研发现，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中药抗肿瘤药理”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存在明显评价机制缺位。该课程普遍缺乏针对科研成果转化能力的科学评估体系，导致对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成效难以形成客观反馈。通过分析中国高校现行的课程评价模式发现，其考核体系仍以传统理论测试为主导框架，未能构建起多维度的能力评价矩阵。据调查全国各高校“中药抗肿瘤药理”课程的考核方式，90%的课程总评成绩中，理论笔试占比超70%。具体而言，在核心能力培养维度方面，既未涵盖科研创新思维，也未涉及技术应用迁移能力，更缺少对临床转化效能等关键职业素养的评估指标。这种评价体系的局限性不仅影响教学质量的精准把控，更制约了复合型中医药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 教学改革策略：基于课程内容的“知行合一”创新

2.1 理论教学创新——从“灌输”到“探究”

在“中药抗肿瘤药理”教学的改革实践中，天津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我校）突破传统理论框架，构建“中药药性-肿瘤微环境-代谢调控”三维理论模型，整合TCMSP、SymMap数据库资源，建立覆盖1 500余种中药成分-靶点关系的动态知识图谱，辅助学生高效解析复方多靶点作用机理。

课程采用“PBL-CBL”双轨驱动模式，PBL（Problem-based Learning）^［5-6］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教师通过设置复杂、有意义的问题情景，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解决实际问题，达到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的目的。例如：设置真实临床问题“乳腺癌患者使用紫杉醇化疗后出现严重骨髓抑制，如何通过中药复方改善？”要求学生分组检索文献，提出含黄芪、女贞子的配伍方案，并解释其促进造血干细胞的机制。CBL（Case-based Learning）^［7-8］则以案例为基础，引导学生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讨论来学习和理解知识。组建“中药新药研发团队”，学生分饰“天然药物化学家”“药理研究员”“临床医师”角色，针对复方苦参注射液开展二次开发研讨，提出“基于外泌体递送的肺癌靶向制剂优化方案”，并完成可行性论证报告。同步引入虚实结合实验教学，如通过ImageJ分析中药干预后肿瘤细胞迁移抑制率，利用PyMOL可视化黄芪甲苷与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PD-L1）复合物的结合构象，强化理论知识的可视化与可操作性。

2.2 实验教学创新——从“验证”到“设计”

我校构建“成分筛选-机制解析-组学验证”三联实验教学模块，依托高通量质谱平台与空间代谢组学技术，实现中药活性成分在肿瘤类器官模型中的时空分布可视化。课程采用“基础规范-自主设计-创新探索”的“三阶梯”教学模式，系统性培养药理学实验思维与研究能力。

在以冬凌草甲素为模式药物开展的模块化教学中，第一阶段由教师示范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抑制率，强化Western Blot标准化操作，通过重复性训练夯实学生基础操作规范；第二阶段开放实验路径选择，提供流式细胞术、免疫荧光等多样化技术菜单，引导学生根据实验目标自主设计细胞凋亡周期检测方案，培养科研决策能力；第三阶段进阶至联合用药研究领域，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正交实验设计、等效线分析等方法，探究药物联用的协同作用机制，训练复杂科学问题的系统性解决能力。

整个教学体系注重多组学数据的整合分析，通过代谢通路富集、蛋白互作网络构建等生物信息学方法，培养学生从分子互作到生物效应的系统生物学研究视角。各阶段设置数据可视化表达环节，强化科研结果呈现与逻辑论证能力，为创新药物研究储备复合型人才。

2.3 临床转化教学创新——从“听说”到“实践”

我校联合天津市肿瘤医院、天士力集团构建“基础-转化-临床”全链条实践平台：搭建“虚拟筛选→类器官药效评价→PDX模型验证”递进式研究体系，使学生掌握从分子对接预测到活体验证的完整研究路径。模拟IND申报流程，让学生分组编写“非临床药效学总结报告”，并基于CFDA指导原则设计Ⅰ期临床试验方案^［9］。设立临床对接机制，设置创新“双导师制”培养模式，学术导师指导实验规范与技术创新，临床导师带教真实病例分析，确保科研成果向临床应用的逻辑贯通，并邀请天津肿瘤医院专家评审优秀学生项目，针对项目内容提出优化建议。

2.4 过程性评价体系

区别于偏重理论考核、标准化测试的传统评价体系，我校采用“五维动态考核”，即文献解析（20%）、实验设计（25%）、项目答辩（30%）、成果转化（15%）以及伦理评估（10%）。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学生学习档案，全程记录实验数据、讨论记录及评审反馈，实现能力成长的透明化追踪与个性化改进。具体考察指标见表，图1。

3 改革成效保障机制

3.1 师资能力提升

高校师资队伍的创新意识、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是构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支柱，其质量直接决定学生科研思维塑造与创新能力培育的成效。当前中医药高等教育领域面临双重发展困境：一方面，传统学科壁垒形成的思维定式导致跨学科知识融合机制缺失；另一方面，知识体系更新速率与行业技术迭代存在明显异步性。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教师队伍的教学实践难以匹配学科前沿发展，理论传授与创新能力培养之间产生系统性断层。

我校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抗肿瘤重点研究室与天津市肿瘤微环境与免疫治疗重点实验室，构建“学术-产业-临床”三位一体的师资发展体系。联合天士力研究院、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以及其他中医药大学组建“中药抗肿瘤药理联合教研室”，定期开展“学术沙龙+产业技术研讨”，推动教师知识体系从“单一药理”向“多组学整合”升级。设立“青年教师双轨培养计划”，要求教师每学年完成至少1项校企合作课题或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并将前沿技术转化为教学案例。另外，聘请天津市肿瘤医院临床专家担任实践导师，深度参与课程设计，例如将临床诊疗数据纳入“中药抗肿瘤药理”教学模块，强化科研成果向临床场景的迁移能力。这种立体化改革框架将有效促进教育供给侧与创新需求侧的深度耦合，为复合型创新人才的系统化培养提供可持续的师资保障。

3.2 教学资源整合

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在于优质教学资源的科学配置与教师专业素养的有机融合，这种协同效应在中医药学科领域具有特殊重要性。当前教育生态中，资源整合机制的系统性缺失正形成多维度的教学发展瓶颈：一方面，传统医学教育特有的知识体系复杂性与实践应用导向性，对教学资源的系统化集成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跨学科知识融合与创新思维培养的需求升级，使得既有资源配置模式难以适应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研究显示，在中医药教育领域，课程资源的结构性断层、实践教学载体的离散分布，以及师生互动平台的机制缺失，正从三个维度制约着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我校打造体系化教学资源矩阵，通过经典医案数据库、虚拟仿真诊疗系统、跨学科研究案例库等模块化建设，形成覆盖理论教学、实践训练和科研创新的资源网络。比如建设“中药归经-肿瘤微环境调控”知识图谱，整合TCMSP、HERB数据库及TCGA临床数据，动态更新1 500余种成分-靶点关系网络，实现经典理论与现代技术融合。其次协同校企医资源，依托智能云平台^［10］实现校际资源联通、师生共创共享、临床与教学双向渗透的创新机制。值得关注的是，该体系的运行效能取决于动态优化机制的建立，需要配套构建资源更新评估指标、教学质量反馈闭环以及教师发展支持系统，从而确保教学资源建设与人才培养需求保持同步演进。

3.3 持续改进循环

教育研究最忌讳闭门造车，尤其在中医药抗肿瘤药理领域，单纯依赖经典理论和传统教学范式难以满足学科发展的需求。当前教学体系中，过度聚焦于历史活性分子的药理机制解析，容易导致学术视野的固化与创新思维的局限。为打破这一困境，亟须构建动态化、开放式的教学科研协同体系，使课堂内容与全球前沿研究成果形成双向共振。

在课程体系重构层面，建议采用“三阶递进”模式：基础阶段夯实经典理论框架，进阶阶段引入国际顶刊的高影响力研究，高阶阶段则聚焦技术转化路径分析。例如，在肿瘤免疫治疗^［11-12］专题中，可横向对比中药活性成分与CAR-T、溶瘤病毒等新兴疗法的协同机制；在代谢调控模块，可探讨中药多糖对肿瘤微环境的重编程作用。这种设计既能传承学科精髓，又能引导学生建立跨学科研究思维。

为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13-14］，“三方联动机制”需突破传统座谈的形式桎梏。建立常态化的“项目孵化工作坊”，每学期围绕3~4个产业界真实需求设立攻关课题，由校企双导师指导学生完成从文献挖掘、方案设计到实验验证的全流程。这种“做中学”模式既可获取一线研发反馈，又能倒逼教师更新知识结构。考核环节可引入“创新潜力评估”，重点关注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系统思维。

教学内容更新机制应具备敏捷迭代特征，构建由学术委员会、产业顾问团、学生代表组成的课程动态调整小组。除定期收集三方反馈外，可设立“前沿快报”制度，要求教研团队每季度提交领域突破性进展分析报告，经论证后快速转化为教学案例。针对中医药现代化难点，可开发模块化专题如“类器官模型在中药筛选中的应用”“人工智能辅助复方解析”^［15-16］等，培养学生驾驭交叉学科工具的能力。

在质量保障方面，建议建立双轨评价体系：既保留传统的知识掌握度考核，更增设创新项目路演、文献批判性评述等能力导向型评估。通过这种多维培养体系，最终实现三个维度的突破——打破学科壁垒的知识重构、超越实验室围墙的创新能力、衔接产业需求的实践视野，为中医药抗肿瘤研究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

4 改革效果与反思

4.1 实施成效

我校以“问题驱动、能力进阶、产教融合”为核心，构建“理论-技术-临床”三位一体的教学闭环。通过校企医协同平台与真实科研项目驱动，改革成效显著。首先，新培养模式实施后，学生科研参与度显著提高，参与校企合作项目的学生比例实现翻倍增长，主导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大幅提升。 学术成果产出量较改革前增长超过50%，涵盖高水平论文及专利申请。另外，教师团队获批省级以上教学工程项目的数量增长近40%。学生教学满意度调查显示，学习兴趣与课堂参与度提升约30%，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实践性评价得分提高25个百分点。并且，学生参与科研项目的比例提升近65%，在国家级学科竞赛中的获奖数量增长超过80%，毕业生深造率提高约20%，就业率连续三年稳定在90%以上，从事专业相关岗位的比例增长约35%。教师承担的横向与纵向科研项目数量则增长约40%，科研经费总额提升逾50%，专利成果转化率提高约30%，校企联合申报的行业学院建设成效显著。

4.2 优势与创新

本研究通过三维课程重构、双轨教学分工及校企医生态共建，实现了“知行合一”在中药抗肿瘤药理教学中的深度融入，为中医药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其临床转化导向和产业衔接机制具有显著突破性。

首先，在强调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基础上，我校更进一步构建了独特的“理论探究（知）-实验设计（行）-临床转化（创）”三维立体闭环（如图1所示），超越了简单的理论与实践叠加，实现了从分子机制到临床应用的链条化贯通，体现了中药抗肿瘤药理研究的学科特性（多靶点、重转化）。如“中药抗肿瘤药理”课程改革通过与天士力、天津市肿瘤医院合作构建 “基础-转化-临床”全链条实践平台，搭建“虚拟筛选→类器官药效评价→PDX模型验证”递进式研究体系，使学生掌握从分子对接预测到活体验证的完整研究路径。相较于“螺旋式-支架式”药理学课程模式更侧重于转化路径的完整构建^［17］。

其次，本项目创新性地将PBL（解决复杂临床问题）与CBL（模拟新药研发角色扮演）双轨并行、深度融合。这种设计不仅锻炼了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更通过角色扮演模拟真实产业场景，显著提升了学生的跨学科协作与转化思维能力，比单一应用PBL或CBL更能契合“新医科”复合型人才培养要求，本项目则聚焦于转化能力核心素养^［2］。

最后，不同于“政产学研”四位一体中药资源人才培养模式，本项目更聚焦于“校企医”在具体课程层面的深度协同机制（如双导师制、真实项目驱动、IND流程模拟）^［13］。这种机制确保了教学内容与科研前沿（如类器官、空间组学）、产业需求（如天士力合作）和临床实践（天津市肿瘤医院对接）的即时联动，有效解决了传统教学中“学用脱节”和“临床转化薄弱”的核心痛点。其产出的学生主导成果转化率提升、就业专业相关度增长等指标，是机制有效性的直接证明。

4.3 不足与反思

基于前期系统性改革实践，我校“中药抗肿瘤药理”课程在“知行合一”理念引领下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需客观审视存在的不足，为未来深化提供方向。

首先，思政教育与教学内容的融合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本次“中药抗肿瘤药理”课程改革中，出现思政目标缺乏系统性设计，未凸显中医药文化传承的问题。改革路径强调技术融合与创新能力，但未将“中医药文化自信”“医者仁心”等核心价值观纳入教学目标^［18-20］。如PBL/CBL案例设计仅聚焦技术方案，并未引导学生思考中药抗肿瘤理论中的传统伦理思想（如“扶正祛邪”的哲学内涵）。此外，人文要素与专业教学脱节。临床转化环节注重技术流程（如IND申报），但未整合医患沟通、生命伦理等思政内容^［21-22］。例如，未要求学生在设计临床试验方案时分析伦理审查要点，或结合真实病例探讨中医药治疗中的患者关怀。

其次，中医药文化与现代技术的融合不足。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医药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需要代代守护、传承精华，也需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本次“中药抗肿瘤药理”课程改革中，出现文化内涵与技术融合割裂的问题。教学过度聚焦分子机制等现代技术（如单细胞测序、类器官模型），却未深入阐释中医药整体观、辨证论治等核心文化理念（如“药性-微环境-代谢”三维模型未关联阴阳五行理论）。前沿技术（多组学整合等）尚未有效转化为中医药文化传播载体。此外，临床实践脱节。真实病例教学多停留于机制分析（如紫杉醇骨髓抑制案例），缺乏对“医患共情”“治未病”等文化场景的模拟。

此外，跨学科融合还需进一步深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跨学科知识融合与创新思维培养的需求升级，使得既有资源配置模式难以适应新型人才培养目标。虽然引入了前沿技术（如组学、虚拟筛选），但在如何更系统地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课程各模块（如靶点预测、复方优化、临床试验设计模拟），并培养学生熟练掌握这些交叉工具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后续我校会根据以上反思在思政教育、中医药文化教育以及AI智能教育方面给出合理详细的改革措施，如在“知-行-创”框架中增设“德”维度，明确中医药文化认同、科学伦理、社会责任等思政目标；在多组学实践学习中利用中医药整体观阐述如何更加全面细致地进行数据分析；引进AI智能相关人才，系统培养学生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靶点预测、复方优化等方面的研究等等。

5 结语

综上，本次教改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了“知”与“行”的统一，为学生未来从事中医药科研或临床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课程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且通过系统性改革，我校在科研参与、教学质量、就业竞争力及产教融合等方面实现全面提升，关键指标增幅均超30%，为中医药抗肿瘤领域输送了高质量复合型人才。虽然存在不足，但在改革过程中深刻体会“以知领行，以行促知”的，这就是“知行合一”的魅力所在。改革措施要贯彻“知行合一”的理念，改革的整个过程同样也是“知行合一”的体现。事物一直处于发展的状态，在改革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更改或深化已有的改革措施，一步步更好地探索出适合学生、具有学校特色的改革方案，为中国医疗事业培育、输送人才，为中国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奉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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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3年天津市高等学校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计划项目重点课题(JYGZ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