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作为一出生就与网络新媒体平台关系密切的“互联网世代”群体之一,见证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同时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受到互联网的深远影响。建立准社会关系这种新型人际关系正日渐成为大学生社交生活中的一部分。准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 PSR)是一种基于受众与媒体人物的重复接触而发展的长期、单向且虚拟的人际关系
[1]。准社会关系与现实人际关系的区别在于,准社会关系发生发展的主要形式是线上互动。线上互动更为便利,还可以由单方面切断,使得个体具有相对较强的主动权和控制权。因此,准社会关系具有较强的长期性、便利性、可控性。
“互联网+”时代的兴起,为准社会关系的发生发展创造了未曾有过的环境。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群体借助网络新媒体平台接收信息和表达自身观点已成为常态。这一背景下,大学生与媒体人物的可互动程度越来越深,可互动形式也日益丰富,加之与粉丝同好的交流互动,大学生与媒体人物之间的准社会关系便随之变得更为紧密和特殊。
而媒体人物的影响力通过准社会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广泛而深入。调查发现,国外主流视频平台YouTube(油管)上超过四分之一的青少年认为他们与其最喜爱的媒体人物已成为朋友,这表明青少年受众和媒体人物的准社会关系十分紧密
[2]。这样紧密的准社会关系与现实人际关系的相似度高,因而媒体人物可能利用准社会关系更简单地获取人们的信任,获得对受众更强的操控力,影响人们对事件的看法
[3]。医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的一部分,正处于青少年向成年人转变的重要时期,该时期的个体人格趋向成熟和完善,因而该时期的准社会关系可能会对其存在深远影响。
研究表明,共情与社交焦虑均可能对个体的准社会关系有一定影响,共情与社交焦虑也存在密切关系。共情(Empathy)是指个体识别他人情绪状态,设身处地理解他人而产生相应的情感反应和体验,并准确反馈给对方的能力
[4]。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 SA)是指个体在社交情境中感到不安、担忧等负性情绪体验,并存在一定回避行为,基本表现为个体处于社交情境中表现出不恰当认知和不良情绪反应,社交焦虑较高的个体往往会通过回避社交场合来减少不良社交体验
[5]。共情与社交焦虑关系密切,但二者的潜在机制尚未明晰。共情能力强的人能够敏锐地感知他人的需求与情感,设身处地理解和维护他人,一般认为这有助于处理社交中遇到的问题。但相应的,能敏锐地感知他人需求与情感的能力是把双刃剑,可能给个体带来社交压力,加剧社交焦虑。有研究显示,个体在他人身上感受到的高度共情唤醒和焦虑感,可能会导致他们自身已经存在的焦虑状态和焦虑唤醒加剧,从而增加焦虑症状
[6]。因此,个体可能会因为其共情能力水平,加剧其社交焦虑的程度,社交焦虑则是共情对准社会关系作用的潜力中介因素。准社会关系的“缺陷范式”认为准社会关系是对缺乏现实社交的补偿。研究显示,依恋焦虑的青少年可能与媒体人物形成强大的联系,满足自己的归属感需求
[7]。因此,社交焦虑的个体在现实人际关系中受挫后,有可能转向建立更为单向且可控性更强的准社会关系。
国内外对医学生准社会关系的现状探究较少,准社会关系作为一个在“互联网+”时代影响日益增大的新型人际关系,有必要探究其影响因素、心理机制,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促进策略。因此,本研究拟调查分析医学生准社会关系现状,分析医学生共情、社交焦虑与准社会关系的相关关系;探究医学生准社会关系的影响因素,为医学生改善人际关系、缓解人际关系压力、建立健康的准社会关系提供教育促进策略,也为学生自身、家长、学校、社会等改善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提供新思路。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以广东省某医学院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方便取样法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 194份,回收符合标准的有效问卷1 025份,有效率为85.85%。纳入标准:①为医学院校在读本科生;②理解并自愿参与本研究;③具备基本的理解能力、问卷填写能力。排除标准:①问卷填写数据异常者;②问卷填写时长异常者。
1.2 方法
1.2.1 人口学问卷
根据研究设计,对研究对象的性别、是否有喜爱的媒体人物、喜爱的媒体人物类型、是否加入粉丝社群或讨论组等方面进行调查。
1.2.2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是基于共情的多维理论建构编制的共情能力自评量表
[8]。该量表包括观点采择、想象、同情关心、个人痛苦四个因子,该量表可同时测量共情的产生过程和结果
[9]。该量表共22条项目,采用 5点计分,从不恰当到非常恰当,分别为0~4分。张凤凤等学者对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进行检验,确定了其良好的信效度
[1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其中观点采择的
α系数为0.75,想象的
α系数为0.56,同情关心的
α系数为0.60,个人痛苦的
α系数为0.82。
1.2.3 准社会互动量表-短版
准社会互动量表-短版是长版准社会互动量表的简化版
[11]。该量表包含10个单维度自陈式题目,采用5点计分量表,无反向计分题,得分越高则准社会关系强度越高。中文版的准社会互动系列量表已在中国人群中得到验证,并表现出良好信度
[12]。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1.2.4 交往焦虑量表
Leary运用临床经验法编制的交往焦虑量表,包含15个自陈式题目,采用五点计分。该量表能够独立于行为之外而测量人际交往的主观焦虑感受,题目包含能激起焦虑感受的日常社交情境
[13]。根据临床经验,一般认为测验分数超过60 分即具有临床意义。量表中国本土化的效果较为良好
[14]。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1.3 统计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 27.0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并使用PROCESS 4.1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介效应分析),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反映中介效应在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中所占比重。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9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0.38%,小于40.00%的临界标准,结果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医学生与媒体人物相关的人口学情况
本研究共收集了1 025名被试者,人口统计学分布情况详见
表1。结果显示,81.27%的被试者有喜爱的媒体人物,其中75.02%的被试者喜爱的是真实人物。36.29%的被试者加入喜爱的媒体人物的粉丝社群或讨论组。在购买相关产品方面,52.10%的被试者会购买喜爱的媒体人物的相关产品或周边。关于对喜爱媒体人物的关注程度,43.71%的被试者表示偶尔关注。61.27%的被试者认为喜爱的媒体人物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在一般及以上。
2.2.1 医学生共情、准社会关系和社交焦虑的性别差异
由
表2可以看出,本次参与调查的医学生中,男性170人,女性855人。不同性别的医学生在准社会关系总分[
t(1023)=2.971,
P=0.003,Cohen’s
d=0.239]、社交焦虑总分[
t(1023)=3.009,
P=0.003, Cohen’s
d=0.253]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的准社会关系和社交焦虑得分显著高于男性。
2.2.2 医学生准社会关系的其他人口统计学差异
如
表3所示,准社会关系在以下几个方面均呈现显著差异:是否拥有喜爱的媒体人物[
t(1023)=12.278,
P<0.001, Cohen’s d=0.951]、是否加入粉丝社群[
t(1023)=13.895,
P<0.001, Cohen’s
d=0.887]、是否购买周边产品[
t(1023)=17.698,
P<0.001, Cohen’s
d=1.107]、关注喜爱媒体人物的频率,以及媒体人物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喜欢真实媒体人物的学生和喜欢虚拟媒体人物的学生得分没有显著差异。比较分析显示,从不关注喜爱媒体人物的学生得分显著低于有时和经常关注媒体人物的学生;喜爱媒体人物对日常生活无影响的学生得分显著低于认为有一般或较大影响的学生。
2.3 高低准社会关系水平医学生在共情和社交焦虑的差异
将1 025人的样本按照准社会关系得分的前后27%,分为低准社会关系群体和高准社会关系群体,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如
表4显示,低准社会关系群体的共情得分和社交焦虑得分均显著低于高准社会关系群体[
t(552)=-1.972,
P=0.049, Cohen’s
d=0.168]、[
t(552)=-2.240,
P=0.025, Cohen’s
d=0.190]。
2.4 医学生共情和准社会关系、社交焦虑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
表5)显示,医学生的共情能力与准社会关系、社交焦虑均呈正相关(
r1=0.309,
r2=0.354,
r3=0.211, 均
P<0.01)。共情能力与是否加入社群、是否购买周边产品呈负相关(
r1=-0.062,
r2=-0.071, 均
P<0.05),与关注频率和日常影响呈正相关(
r1=0.144,
r2=0.139, 均
P<0.01)。准社会关系与性别、是否有喜欢的类型、是否加入社群、是否购买周边产品呈负相关(
r1=-0.089,
r2=-0.348,
r3=-0.393,
r4=-0.484 均
P<0.01),与关注频率和日常影响呈正相关(
r1=0.581,
r2=0.555, 均
P<0.01)。社交焦虑与性别、是否有喜欢的类型、是否购买周边产品呈负相关(
r1=-0.094,
r2=-0.081,
r3=-0.103, 均
P<0.01),与关注频率和日常影响呈正相关(
r1=0.141,
r2=0.104, 均
P<0.01)。
性别与喜欢的类型、是否购买产品周边呈正相关(r1=0.118, r2=0.155,均P<0.01),与关注频率和日常影响呈负相关(r1=-0.142, r2=-0.162, 均P<0.01)。是否有喜欢的媒体人物与是否加入社群呈正相关(r=0.243,P<0.01),与关注频率和日常影响呈负相关(r1=-0.344, r2=-0.305,均P<0.01)。喜欢的类型与产品周边呈负相关(r=-0.125,P<0.01)。是否加入社群与是否购买产品周边呈正相关(r=0.476,P<0.01),与关注频率和日常影响呈负相关(r1=-0.419, r2=-0.389,均P<0.01)。是否购买周边产品与关注频率和日常影响呈负相(r1=-0.479, r2=-0.473,均P<0.01)。关注频率与日常影响呈正相关(r=0.570,P<0.01)。
2.5 医学生共情和准社会关系、社交焦虑的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将共情为自变量,准社会关系为因变量,社交焦虑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PROCESS的Model 4,并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 000 次来检验医学生的社交焦虑在共情和准社会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和显著性。
表6结果显示,共情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
β=0.351,
P<0.001),社交焦虑显著正向预测准社会关系(
β=0.088,
P<0.001),共情显著正向预测准社会关系(
β=0.201,
P<0.001)。
Bootstrap分析证实,如
表7和
图1所示,共情显著影响准社会关系(
c=0.231,
P<0.001)。社交焦虑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31,占总效应13.42%,95%置信区间不含0),加入社交焦虑后,共情对准社会关系的影响仍然显著。结果表明,医学生的共情能够直接正向预测其社交焦虑,并且社交焦虑在共情与准社会关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 讨论
3.1 医学生的准社会关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医学生准社会关系水平中等偏上,这可能是基于网络新媒体平台的发展,平台提供了准社会关系发生发展的条件。本研究发现,准社会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原因可能是女生更能从建立和发展准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满足现实人际关系中无法满足的情感需求,以弥补现实人际关系中的缺失。本研究还发现,有喜爱媒体人物的医学生的准社会关系水平显著高于那些没有喜欢的媒体人物的医学生,这可能表明拥有喜爱的媒体人物是构建准社会关系的起点。此外,喜欢真实媒体人物的医学生和喜欢虚拟媒体人物的医学生,在准社会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受众对虚拟媒体人物产生了认可,感知到的真实感不亚于真实媒体人物。加入粉丝社群或讨论组的医学生在准社会关系得分上显著高于未加入的医学生,这可能由于加入粉丝社群或讨论组加强了个体对“我是该媒体人物的粉丝”的身份认同。购买媒体人物相关产品周边的医学生在准社会关系得分上显著高于未购买的医学生,这可能是周边产品成为了抽象情感的具体寄托物,增强了媒体人物的存在感与真实感。关注频率、日常影响与准社会关系三者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准社会关系程度的提升,受众会将媒体人物视为情感支柱和行为榜样,进而对日常生活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媒体人物对受众生活的影响力越大,受众对其的关注频率也会相应增加。
据此,受众与媒体人物的准社会关系建立的过程可能是:受众被某个媒体人物吸引,通过观看其作品等方式开始建立准社会关系,通过加入粉丝社群、购买周边等行为加深准社会关系;媒体人物对受众日常生活的影响,随着准社会关系水平的提高而增大,受众的关注频率也会随着继续增加,进一步提升准社会关系水平,形成循环。
3.2 医学生共情、准社会关系、社交焦虑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学生的共情总分与准社会关系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相一致,共情能够积极影响准社会关系
[15-18]。这可能是因为,共情能力有助于个体与媒体人物进行情感上和认知上的联结,不会因为与媒体人物隔着屏幕或媒体人物是虚拟的就无法进行联结,这使个体能识别媒体人物的情绪状态,能设身处地理解和共情媒体人物而产生相应的情感反应和体验,从而建立和发展准社会关系。
本研究中,共情总分与社交焦虑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共情有利于感知他人需求、换位思考,有助于处理社交问题,但也可能带来社交压力,如在双方交往时顾虑对方,不敢真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与情感,或者感受到对方的困境或不幸却无能为力,进而导致个体在现实社交中受挫。
本研究还发现,社交焦虑水平与准社会关系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这与Bérail等人的研究相一致
[19]。准社会关系的“缺陷范式”认为,准社会关系可作为个体现实人际关系的替代,现实人际关系中有困扰的个体,可以通过建立和发展准社会关系来弥补在现实人际关系中没有得到满足的情感需求。本研究中医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较高,即现实人际社交中有一定困难,因此有可能转向建立更为单向且可控性更强的准社会关系,使得准社会关系水平较高。
3.3 医学生社交焦虑在共情与准社会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模型分析表明,医学生共情正向预测准社会关系和社交焦虑,社交焦虑正向预测准社会关系,医学生社交焦虑在共情与准社会关系间起中介作用,符合研究假设。
个体共情能力可助其与媒体人物建立情感与认知联结,产生共情、理解对方,进而发展准社会关系。Gambin和Sharp的研究指出,共情能力可能加剧个体对现实人际社交对象的负面情感敏感度,唤醒并强化已有社交焦虑
[20]。准社会关系多呈现美好积极面,能弥补现实社交中未满足的情感、社会化及认同需求,并且准社会关系可以由单方面切断,使得个体具有相对较强的主动权和控制权,从而避免在现实人际社交中难以克服的社交困难,减轻社交焦虑。
综上,共情不仅有助于个体与媒体人物发生和发展准社会关系,还会通过加剧个体社交焦虑,使其情感需要、社会化需要,以及寻求自我和群体认同的需要在现实人际社交难得到满足,进而推动个体转向与媒体人物建立可控且更少负面情绪、更积极的准社会关系。
3.4 医学生准社会关系教育促进策略
“互联网+”时代兴起,网络新媒体平台赋予了每个人平等传播自己观点的权利,从而模糊了媒体人物和受众之间的边界,为准社会关系的发生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随着精神娱乐产品的丰富和细分,媒体人物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特殊和紧密,基于准社会关系和网络社交形成的“粉丝文化”逐渐成为网络流行文化的重要部分。研究发现,个体对网络社交的依赖可能会模糊他们对现实人际关系和准社会关系之间的认知界限,媒体人物因此更容易获取医学生的信任,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21]。本研究鼓励高准社会水平的医学生要重构自己对媒体人物的认知,把高准社会水平的依赖状态转化成欣赏。学会以自我陪伴来减少对外部虚拟陪伴的依赖,从而在现实中建立一个更充实、健康的情感生活。
4 结语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网络空间的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深化网络生态治理和网络文化建设,汇聚向上向善力量,以时代新风塑造和净化网络空间。本研究鼓励医学生在观看媒体人物相关内容时,进行深度共情、批判性思考,不仅关注娱乐性,更要理解媒体人物创作背后的情感、价值观。利用准社会关系进行“社交预演”,在粉丝社群中交流与表达观点,增强社交自信,降低现实社交焦虑,逐渐尝试将线上经验迁移至现实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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